1924年2月26日，一个飘雪的星期二，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叛国罪审判在慕尼黑开始了。

律师、记者和陪审团抵达了国防军原陆军学校，看到那里的情况酷似军事包围一样。为预防民族主义准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暴力袭击，或者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审判庭大楼四周部署了一支由头戴钢盔的国防军士兵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署组成的分遣队。这座粗陋不堪的黑砖建筑物被临时征用为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同时也用作羁押希特勒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临时监狱。2有位亲临审判现场的目击者称，“那天出奇地冷”，要靠跺脚、往手套里吹呵气取暖。士兵们在钢丝网和坦克障碍物围成的警戒线后巡逻。慕尼黑当地一些爱打趣的民众将这种军事封锁地段称为“占领区”——这是拿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区一事来开玩笑。还有一些人将陆军学校形容为戒备森严的“罗马城堡”。3

这幢古老建筑曾经是19世纪巴伐利亚州一所军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国防军军校大楼。检查哨要求每一个亲临审判现场的人必须在这幢古老建筑前面两次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武器检查。这里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说：“那些一提到审判就无比兴奋的妇女们，完全没有想到所有人必须接受一次搜身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法庭。她们的头发、帽子、钱包、袖套甚至袜子都被一一检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匕首、手榴弹、炸弹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帽针等违禁品。”4

《纽约时报》并不是报道此次审判的唯一一家外国媒体。据一家瑞士报纸报道，除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巴黎时报》外，还有将近50名外国记者到场。“那些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慕尼黑。”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坏消息。“毫无疑问，外国人读到或者了解到的关于此次审判的所有情况都被用来攻击整个德国。”慕尼黑一位专栏作家哀叹道。5

当然，德国记者数量最多。当时的军事法庭由以前的军官食堂改建而成，共有120个观察员座席，记者挤占了其中60席。然而这远远不够。在大厅下面，又增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室，里面挤满了换班的同事、秘书和信差。一名德国记者抱怨说，法庭官员仅仅安装了五条电话线，并将这些线路都据为己有。“对于报纸及其广大读者来说，什么可用的资源都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信差们要身手敏捷、满怀热情地将报纸复印件由法庭送到记者室。当天有关审判现场的不同版本新闻报道及时地刊登在慕尼黑、柏林，以及其他地区快速发行的报纸上。

国防军军校坐落于布鲁腾堡大街上。它之所以被选为多年来慕尼黑最为轰动的法庭审判场所，是因为这里远离拥挤的慕尼黑市区，更易于包围或守卫。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学校空无一人。由于该学校500名军官学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希特勒组织的暴动行动，国防军高级指挥官冯·泽克特将军6关闭了慕尼黑的军校，把学校迁到了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在那里，军官学员会安分一些。7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曾经心甘情愿受希特勒控制的军校，现在已经将希特勒牢牢地控制住。此刻希特勒正被羁押在一个军官学员房间里，等待着影响他余生的法庭审判。

他将与另外九名暴动者共同接受审判，包括战争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等人都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陆军学校二楼。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人一个单人房间，饭菜到时候就会端到大厅中间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每天还可以在军校院内的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与希特勒、鲁登道夫、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接受审判的被告包括罗姆上尉、恩斯特·波纳、威廉·弗里克、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以及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纳等人。其中一位被告，慕尼黑警察局前局长总长波纳旧疾复发，差点无法接受审判。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又收到了大量礼物。昔日他身边的兄弟——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带着4岁的儿子埃贡前来探视他。希特勒让这位兴高采烈的小男孩随便挑拣那些杂乱堆放在房间里的糖果和糕点。8

此时距希特勒发动暴动惨败已近四个月。从理论上讲，他面临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民法庭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实他有罪或清白。这位主要被告愿意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将法庭对于他的审判改编成一出与德国未来以及拯救祖国息息相关的道德剧。他要在挤满了记者的法庭上将自己推销给他曾拥有过的最多观众。到那时为止，他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默默无闻。

观众都急切地想听他发表演讲。“左翼民主新闻界也充满期待，”斯图加特市的民族主义报纸《南德意志报》这样报道说，“期待着上演一出民族主义力量的自我毁灭戏剧，以便在下一次选举到来之前加强共和党人的软弱实力。”有消息透露说，审判开始后希特勒将要发表长达几个小时的开庭演讲。“一切准备就绪，随时满足所有新闻媒体、电影界人士以及摄影师追求轰动效应的渴望。”该报这样写道，“现在可以开始了。”9

首先被告要穿过陆军学校二楼大厅。鲁登道夫前面开路，希特勒与他的随从被告们离开西侧他们居住的舒适10房间，“庆典游行般地”走了将近300步，抵达大楼东侧。经过改造的军官食堂就在那里。11鲁登道夫每天从慕尼黑市郊别墅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汽车来到审判法庭。每当专车开进陆军学校操场上时，都有人向他欢呼致意。被告队伍走过时，记者室里的报社记者全都被关了一级禁闭。12狭长的走廊里，每一扇门都紧闭着，由一位带着钢盔或传统式德国尖顶头盔的士兵把守。13希特勒就像发动暴动或者刚刚抵达兰茨贝格监狱那天一样，又穿上了那件已经成为他革命者标志的外套——一件双排扣的大衣，上面别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在发动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礼服使他看上去像“一位孤独的小个子服务员”，特别滑稽可笑。然而此刻的希特勒将会像明星演员一样闪亮登场——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新改建的法庭看上去好像是法官专用室的一部分，长52英尺，宽38英尺。14经过重新装修的餐厅天花板的大梁上吊着造型简洁的水晶吊灯。四周包裹着深绿色布面的法官长凳摆放在法庭一端。通过高窗射进来的自然光使得新安装的用电设备尤为显眼。有位现场目击者注意到，在2月微弱的阳光照耀下，法庭里“泛着红光”。15大家唯一抱怨的是房间里塞进了太多的椅子，室内有时非常闷热。

希特勒像一只饿兽走进了法庭。他两只眼睛飞快地“来回转着，环顾四周”。16他看到了现场的那些律师、记者和观众。一位记者注意到：“他要比照片上看起来矮一些。”17鲁登道夫看上去平静矜持，一语不发，阔步走向了被告席。对于其他被告来说，这就像是一次周末家庭聚会。朋友之间互相致敬，打着招呼，握手微笑。观众席位上基本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18纳粹党人及其盟友受到了宽容对待。而此前那些在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上被起诉的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却受到了粗暴对待，两者对比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党主办的《慕尼黑邮报》愤怒地指出，在对希特勒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之间都在热烈地交谈，直到后来乖巧地请他们就座。没见到看守人员的踪影”。这家报纸写道，就在两个月前16位社会党人被带到了人民法庭。“他们进来和离开时都被铐上手铐和脚镣……每一位被告两边各站有一位看守……不允许他们彼此交流……甚至那些服刑期限已满的人在被带出法庭时仍然戴着镣铐……法庭就是这样对待社会党人的。”

开庭审判日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大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有24个证人席位留给了慕尼黑的精英，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杰出的司法人员。19显而易见，人人都想亲临现场看一看在陆军军校里上演的巅峰对决，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希特勒发表演讲。很多人都希望法庭成为希特勒出色表现的一个完美现场。

这次对决表演由法官的到来拉开帷幕。三名陪审员，也被称作“非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还有两位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由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引领着走入法庭。20奈德哈德秃顶，留着尖尖的灰白色山羊胡子，头戴高高的软呢礼帽，身穿黑色大衣，面无表情。他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门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希特勒大权在握论功行赏时，对他委以重任。人民法庭的有关记录显示，这位法官对左翼人士苛刻，对右翼人士宽容。例如，奈德哈德曾经为阿科·瓦利伯爵（1919年从背后行刺库尔特·艾斯纳）的判刑减刑。他根据宽松的“要塞监狱逮捕”的有关规定，将阿科·瓦利伯爵从死刑减至终身监禁。奈德哈德认为，减刑是正当的，因为这位谋杀犯有着“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1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是因为“巴伐利亚人民对于阿科·瓦利伯爵日益憎恶”。奈德哈德表示，政治谋杀犯并不是真正的谋杀犯，尤其是当受害者在民意测评中表现得很差时（艾斯纳在不久前的选举中支持率不足3%）。希特勒很幸运，奈德哈德也是1922年裁定他提前假释的那位法官（“太难了！”22）。当年希特勒残酷殴打巴伐利亚州联盟者领导奥托·巴勒斯蒂特，因违反治安条例，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只服刑一个月就被奈德哈德假释出狱了。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知道他们在法官那里很有优势。尽管也有其他法官出席审判，然而头戴传统大法官高帽、身穿法袍的奈德哈德才是掌控局面的人（在审判结束之前，很多人都说希特勒是掌控局面的人）。

起诉过程中原告方有备而来，对希特勒以及其九位同谋展开了一场激烈攻势。当巴伐利亚州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手握39页的文件，起身代表政府进行陈述时，希特勒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汉斯·埃哈德曾经与希特勒在监狱里交谈了五个小时，并且没有带速记员。埃哈德根据对大量参与者及目击者的采访及口供情况，小心谨慎地再现了暴动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埃哈德带领法庭回顾了1923年11月8日、9日两天令人痛苦的暴动过程。他为现场听众一一讲述导致政变及其拙劣执行过程的各种会晤与对抗场面，解析了堆积如山的证词和当事人的回忆情况，使那些计划得很不周密的往事重新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希特勒拔枪射向啤酒馆天花板，宣告新政府成立；扣押人质，袭击军事机构；从两家印刷厂盗用数十亿马克。最后他采用孤注一掷的“宣传进军”行动，组织队伍通过慕尼黑市中心到达音乐厅广场，并在那里血淋淋地结束了一切。“最后，”埃哈德平静地说道，“巴伐利亚州警察坚守岗位，不得不动用武器。”

接下来，就是埃哈德陈述的中心要点——对希特勒审判的评论。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位检察官说，那次暴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人造成的。埃哈德断定，“希特勒是整个事件的灵魂人物”。

从表面上看，埃哈德的陈述是在谴责。然而他的陈述却为希特勒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提供了最为理想的铺垫。希特勒不仅仅犯有叛国罪，不仅仅玩弄过恶毒的政治把戏，不仅仅妄称自己有权掌管德国，他还成了灵魂人物，是整个纳粹事业的精神支柱、核心中枢与思想文化上的主心骨。尽管克里贝尔、韦伯和其他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就事态发展而言，希特勒的确没有浪得虚名。即使是极力鼓吹自己的鲁登道夫也无法成为这一事业的灵魂，而希特勒却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希特勒一直不断试图使自己远离其他纯粹的政客，将自己的任务更多看作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他觉得自己与拿破仑、腓特烈大帝以及圣徒般的理查德·瓦格纳更加亲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合心意的极高赞词，无可超越。希特勒的整个政治奋斗目标直到当时（以及不远的将来，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万物中心，德国未来的X因素。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在公开的法庭里，在全世界新闻界面前被称为这场对决表演的灵魂人物更加光彩的呢？希特勒肯定是欣喜若狂了。

在希特勒发言之前，原告方提议整个审判应该秘密进行。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认为，开庭有必要进行秘密审判，以防止将暴动准备的细节，尤其是国防军参与准备进军柏林的细节透露给公众，尤其是透露给法国等外国媒体。毕竟这些措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被告方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希望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事情尽可能让广大公众都知道，以便施加公众支持的压力。希特勒知道，他即将发表的辩白演讲是他在德国政界重新树立信任的重要机会。在有关秘密审判的机密会议中，被告方律师称，这次审判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大课堂。“这次审判的起因是11月8日和9日发生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如果没有给予双方同样的机会在公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将是严重的不公正行为。”23（实质上，他所强调的是希特勒的观点应该得到充分表达。）奈德哈德法官采取了折中办法来解决这一争议。经长时间商讨后，他裁定将某些话题限制在闭门庭审中讨论。他表示证人和被告方将知道何时把有关材料留给闭门审判。这种做法听起来就像让狐狸去看守鸡笼，因为政变参与者和执政三强都参与到这次利益博弈中。这样的决定对于希特勒来讲再理想不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风格和民粹主义风格尽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闭门审判时，将最能把他们有罪的参与暴动策划的细节揭露出来。2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德哈德早在开庭之前就险些让希特勒想要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位法官明确表示，没有必要去听证人的证词，仅仅根据被告的供述就可以做出判决。奈德哈德后来改变了态度，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件幸事。奈德哈德后来写道，他决定允许被告做出充分的长时间陈述，因为被告不同于原告，他们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去“为他们的名誉辩护”。25毕竟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如纳粹党本身以及韦伯领导的高地联盟一样，已经在暴动后被查禁。奈德哈德认为，由于被告方出版物被查禁，“被告方已经无法在公众面前针对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说法为自己辩护”。由于这些言论“在被告看来……与事实不符并且会影响公众的观点，对他们不利”，所以奈德哈德认为，希特勒以及他的同党应该尝试去影响公众舆论，而似乎法庭审判与大众情绪相关。

令人震惊的是，奈德哈德竟然将个人“痛苦”和政治压力作为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理由。“由于被告方无法影响公众观点，被告的心里充满痛苦，已经到了近乎无法抑制的程度，”这位法官写道，“如果要进行审判，就要给被告方机会，让他们在广阔的公众视野中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情绪。”26

使人忧虑的是，奈德哈德将公众意见作为审判要素合法化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奈德哈德很清楚，公众情绪的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

在审判第一天，下午两点半，希特勒从设置在拥挤的法庭前排的小小被告席上站了起来（共有10个这样的被告席）。近四个月来他远离了巡回演讲，多少周来一直没有将嗓门拔高到发表演讲的程度，也没有日日夜夜的慷慨陈词和恐吓发言。希特勒必须在没有预热的“冷启动”情况下，迅速抓住机会，在此时此刻充分地展示自己。他曾挟持一半巴伐利亚政府人员作为人质，并直接造成手下15人死亡，他也曾经凭借滔滔不绝的演讲甚至嘶吼而生存。然而自8月以来他就未曾在公众场合发表过讲话。这一回，他就要当庭开讲了。“希特勒先生，我请你就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如何卷入这场纷争的过程做一陈述。”奈德哈德法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希特勒身穿一身双排扣黑色长礼服，胸前佩戴着战争勋章，在法庭上站得笔直，充分显示出自己5英尺9英寸的身高。“庭上，请允许我做如下陈述。”他一开口颇具律师风范，并在后面的审判中一直保持着对奈德哈德独有的礼貌态度。希特勒颇有气势地陈述出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个人自传式开场白，指出他已在德国军队服役了“四年半”，获得的评价是“非常优秀”。然后他又反问道，为什么一个受训“盲目服从长官”的人却卷入了“公共生活中的最大冲突，也就是与所谓宪法的冲突”？他为什么被控犯有叛国罪？

在接连炮轰他所憎恶的魏玛政府后，希特勒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开始大发议论，解答问题。他那种漫无边际、感情用事的冗长陈述不禁使人想起了他从前的多次政治演讲，只不过这次陈述用时更长。据当时媒体报道，希特勒的法庭陈述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不过法庭记录显示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27据一位现场目击者称，一开始，即便这位老练的蛊惑人心者发言时“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运用各种手势动作，穿插讲述逸闻趣事、历史典故以及个人亲身经历，让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他那如复发潮水般的愤怒、激情和自以为是的演讲风格（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希特勒式滔滔不绝的演讲风格）似乎让听众一直听得入迷，深深折服。事后，奈德哈德法官因没有及时打断希特勒的发言，没有让希特勒仅仅围着既定话题发表陈述而受到批评。对此他摊开双手无力地答道：“根本无法去阻止他那种口若悬河般的陈述。”28

希特勒发言时的确口若悬河，他将纳粹党的历史讲成了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一段经典的苦难人生开端。“那年我刚过16岁，不得不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谋生。”他陈述道。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那个年龄的希特勒靠花家里的钱生活，18岁之后才离开家，21岁后才开始自己独立谋生。29）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这种说法却让他将话题轻松地转到了政治上：“17岁那年我去了维也纳，在那里了解到三个重要问题。”他解释说，那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指犹太人；他总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群体）和背信弃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句话中，他将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种邪恶势力，其最终目标，他认为，就是“推翻整个现代国家”。他将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的最大敌人”。希特勒表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其结果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来到了维也纳。五年后离开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陈述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在前几分钟的陈述中抛出了其政治主张中的主要信条。他计划在政治舞台上设立一个巨大目标，然后发起进攻。他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种族划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战，自我标榜为正式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他在维也纳穷街陋巷上的一个学徒店里获得了一个毕业证书）。然而自我标榜为“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反犹太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其恶劣的含义，而且当时德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响广泛并引发公开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预言德国的未来灾难并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要么允许这种民族毒药，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蔓延，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这种“民族毒药”（指犹太教）的解药不是“冷静的分析”，他说道，而是一种“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够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在这个寒冷冬季来到老陆军学校观看烟火的人们并未失望。对原上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叛国罪的审判显然枯燥乏味。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它并不会遵循正规的法律途径。希特勒，这个啤酒馆里的政治煽动者，绝不会让德国数年来最重大的诉讼过程操控在律师和法官手中。这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尽管希特勒还有九名同党共犯，包括鲁登道夫将军，但这仍是对他一个人的审判。“对于希特勒来说，审判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延续的政治宣传。”历史学家恩斯特·多伊尔莱因这样写道，呼应着克劳斯威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是变换了手段而已。31

现在希特勒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卖力地表演。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通过慕尼黑报纸，最终他都可以影响一批新的听众，而这些人平时绝不会参加他组织的喧闹的群众性集会。在那个尚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年代，通过德国大量报纸的密集报道，他发表的言论还可能传播到永远不可能直接听到他讲话的民众那里，即传播到巴伐利亚州之外的德国民众那里。这样影响更大。柏林最有声望的官方报纸《柏林日报》，相当于那时的德国版《纽约时报》，在开庭审判第一天的第一版最上端刊出大字通栏标题：“慕尼黑叛国罪审判今日开庭”。32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算不上丢人现眼的事情。

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开场演讲，尽管有些东拉西扯，还是以其特定内容和演讲风格使在场的众人听得全神贯注。“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受人尊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报道。这家高雅严肃的报纸并非那位纳粹领导人的盟友，它以促进新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为己任，而且赞同《凡尔赛和约》。这家犹太人拥有的日报却让其新闻记者尽量展现希特勒在法庭上的表演伎俩，并向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解说希特勒所用手法的魔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备感沉痛，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食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位来自高雅文化、崇高理想世界的游客去了一趟贫民窟，发现穿插表演比期待的还要好。

希特勒整个下午都在讲个不停，其目标就是要把他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纳粹运动确立为一种中坚力量，防止德国陷入他所说的“迦太基结局”（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线上，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残忍地夷为平地）般的混乱境地。“如果德国人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意识不到政治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榈叶就可以解决，而必须靠刀剑来解决，那么我们就输定啦。”他指出，建立纳粹党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拯救德国”。纳粹运动为德国的救赎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大脑和拳头。”大脑在希特勒的梦想宫殿里就是宣传鼓动——这是一个通用概念，对于他来说包罗万象。从他的演讲到墙上贴的海报，从穿过市区的游行到音乐、口号以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们所穿的制服等，尽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从观众席后面，而不是从讲台后走进大厅的把戏）。宣传鼓动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装手段，最适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脑工作的人去干。

拳头则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双手完成任务。希特勒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表演讲的法庭听众面前挥动着手臂，将“我们的纳粹党突击队”形容为“挥舞拳头的男人”。他们的目的，希特勒坚决宣称，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保护纳粹党和他们的聚会免受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织的类似“会场保卫队”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这等于是口头上恬不知耻地赞同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事实上也是对后来多年街头混战的一次准确预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战斗姿态慷慨陈词。他声称“种族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德国面对的“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只有依靠能够唤起民族热情的人物”。这种具有热血情怀的人，当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绝谦虚。”希特勒曾这样说过。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执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仅仅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一些人试图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说：‘当然，接管是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施加压力过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们不是动用武力……这是政变，但不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历来理解的那种政变，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变。’”

此时，希特勒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意图。执政三雄被晒在那里，显得十分狼狈。最后希特勒做了个总结：“我只有一点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关政变的洛索式特别想法……如果泽克特今天去看望（总统）艾伯特先生，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艾伯特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那样我们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会动用武力，但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决的。门就在那里。然后你可以说：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

暴动期间，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在市民啤酒馆里与希特勒握手并参加他的“革命”时，难道他们是在演戏吗？希特勒描绘出令人信服的场面，以说明对他新招募的同谋者所能发挥的作用胸有成竹。“卡尔握住了我的双手，”他回忆道，“我像信任兄弟一样信任他……我会像一条狗那样对他忠诚。”希特勒陈述道，洛索和塞瑟尔当时“眼含着热泪”发誓效忠鲁登道夫。

希特勒在漫无边际的陈述中，力求破坏对他起诉的合法性。他指出：“叛国罪是唯一一种只有在失败时才实行惩罚的罪行。”仿佛他在陈述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足以让法律废除。希特勒有意识地展示大丈夫的勇气，对暴动承担“全部责任”，从而突出强调他是整个行动过程的灵魂人物，同时他又否认自己犯罪。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的共犯陆军上校克里贝尔对于此事承担任何责任的权利，独自顶起了牺牲自我的光环。他以强词夺理的逻辑说道：“对于这件事情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1918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希特勒以戏剧般造势的演讲风格谨慎地粉饰陈词，描绘着他以及他领导的纳粹运动未来的殉道苦难（如果万一到了那种境地）。“我们的牢房将会变成指引年轻德国精神的灯塔。”他说。34简而言之，你可以把我们送走，但是我们还会回来。我们还年轻（希特勒那年34岁。）。

最终，希特勒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令他不安的驱逐出境问题。他在一开场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生平，随后又提到了他在西线战场度过的战争岁月，最后又提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把自己罩在了德国国旗之下，尽管他的国籍是奥地利。“从早年时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奥地利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说罢，希特勒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漫长下午。此刻夜幕终于降临了。除了新闻记者的信差之外，没有人离开这个拥挤的法庭。希特勒肯定十分疲惫，但却心花怒放。希特勒可以在自己精湛的表演中得到莫大满足。在演讲中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坚信不疑的确切信念、澎湃的激情以及恰到好处的讽刺语气。尽管希特勒的观点有些杂乱，前后缺乏连贯统一，然而对于许多在场听众来说却令人信服，立场鲜明。他对于几个同谋高官毫不留情的抨击取得了预期效果。“希特勒披露的有关暴动准备阶段的很多内幕……听起来至少主观上令人信服，”《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我们清楚地看到希特勒暴动计划的出笼与统治巴伐利亚的那些人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用人问题……以及付诸行动的勇气。”35

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已经失去了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的地位。眼下流言四起，都说他们有可能被捕。36一天之内，慕尼黑街上就有位工人操着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问道：“卡尔被抓起来了吗？”在审判法庭遭到那位傲慢的纳粹党人猛烈轰击之后，倒霉的前执政三雄变成了更多人的嘲讽对象。在慕尼黑市区的奥古斯丁啤酒馆里，学生们一边晃动着啤酒杯，一边唱着新编成的小调：“卡尔是个骗——子儿，是个骗——子儿，是个骗——案——案——案——子儿！”接连好几个晚上，有位名叫维斯·菲德尔的当地喜剧演员在皇家啤酒馆对面的小剧场里为爆满的观众表演幽默小曲，赞美那几位“一心想要拯救祖国的德国人”。37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希特勒的表演所倾倒。就像在暴动前曾经评价过希特勒那样，上层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那些最有档次的高端报纸专栏作者们，在希特勒发表法庭演讲后均倾向于将他看作粗野的乡巴佬。“希特勒天生就是无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卡尔·米施博士在柏林高雅的《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上这样写道，“他自学成才，集现代教育的各种学识于一身，知道如何以一种神赋的狡猾与技巧灵活运用这些学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可以是论点与对立面。他在演讲中能有效地运用对比、对仗以及三个排比押韵的语句。……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三种，有时会更多。……他的词汇量很少。……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唯一的、绝对的，无一例外，具有原则意义……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38

但是，对于那些不太挑剔的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位很有眼力的人，也愿意采取行动，既有拳头又有大脑，文武双全，能够用犀利的语言直戳对手的弱点。因此他是扮演受苦受难的德国普通民众密友的最佳人选。“真了不起啊，这个希特勒！”审判中，一位陪审员对新闻记者汉斯·冯·修尔森耳语道。39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