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希特勒在世俗享乐方面尚有个人弱点的话（除了爱吃甜食以外），那就是喜爱豪华汽车。早在进入政界初期，希特勒就渴望乘坐豪华汽车在慕尼黑市里到处转悠，让他既感到舒适自在，又很体面风光（这两样享受当时对他来说并不多见）。那些刚刚问世不久的怪物般豪华汽车安有凸出的前灯，配备着向后折叠的敞开式车篷，坐在上面颇能彰显出地位身份。别看希特勒有时在政治上态度保守，又反对现代艺术（比如他谴责大城市中的“金融专制”，仇视当代艺术），这位纳粹领导人却迷上了高科技产品，喜爱便于校准的豪华旅游车。1由于对汽车非常着迷，激发了希特勒修建大型高速公路，制造“国民汽车”（后被称为大众汽车，Volkswagen）的兴趣。

希特勒自己并不开车。他说自己学过开车，但是从未亲自开过车，因为他担心敌人会制造交通事故使他难堪。不过希特勒倒是一位自得其乐的乘客，喜欢乘坐汽车在市内观光，或者前往他喜爱的阿尔卑斯山区游玩。据希特勒本人透露，他可是一位令人不快的“后座上的司机”，不停地指手画脚，吩咐他的司机加速或减速，不停地炫耀自己对于技术细节非常在行。希特勒非常喜爱由卡尔·本茨和戈特列布·戴姆勒那样的企业家生产设计的高级汽车。卡尔·本茨称自己生产的汽车为“奔驰”汽车；而戈特列布·戴姆勒则以一位富有客户女儿的名字将自己生产的汽车命名为“梅赛德斯”汽车。（1927年本茨与戴姆勒联手成立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在政治生涯最重要的夜晚，即1923年啤酒馆暴动那天晚上，希特勒乘坐一辆大型红色梅赛德斯汽车抵达市民啤酒馆。然而自从暴动失败，除了乘坐一位医生的汽车被送到慕尼黑市外普希·汉夫施丹格尔的别墅，希特勒还未坐过汽车，只坐过警车。

到1924年9月中旬，希特勒仍在兰茨贝格监狱里苦熬，盼望着10月1日那天获得假释。然而，他能否出狱尚未最后确定。外界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将他继续关押在监狱里，或者将他驱逐到奥地利。警方与检察官非常清楚希特勒很有可能再次作乱，因此希望他不再出现在大街上和啤酒馆里。于是没过多久，他们便发起一场活动，力图取消希特勒获得假释的机会。希特勒心里明白，他的处境可能会变得岌岌可险。因此几个月来，他一直处心积虑地同典狱长莱波尔德及其手下的看守们保持良好关系，希望能够获得“表现良好”的积极评价。但是由于他非常渴望拥有一辆新车，致使他犯下一个少有的错误，差一点葬送了他的希望和各项计划。

9月12日星期五那天，希特勒将慕尼黑的奔驰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召到了监狱里。韦林的“奔驰车库”（这是大家对他的代理商的称呼）位于舍林大街《人民观察家报》报社附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希特勒和韦林在兰茨贝格监狱会客室里见面，精美的奔驰汽车广告宣传画册就摆放在他们面前。这简直就是现代世界汽车展厅里的情景。如果说略有差异，也只是窗户上安装着铁栅栏，客户手里没有现金。希特勒只有一部书稿，一大堆希望和肆意妄为的胆量。他对汽车经销商韦林说，他面临的问题是在40马力和50马力汽车之间做出选择。希特勒在犹豫不定时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果很快使他苦恼不已。

就在韦林要走出监狱时，希特勒坐下来打印出一封信交给了他。希特勒用那台打印《我的奋斗》的打字机打出一份要求降价购买一辆豪华汽车的客户申请。希特勒在用信件同汽车经销商讨价还价。让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那款奔驰汽车标价2.6万马克。2希特勒开始思考选择哪一种车型：“实际上我认为奔驰11/40可以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唯一使我担心的是它的转速每分钟比奔驰16/50快300转。”希特勒放心不下的是，小功率汽车开起来容易发热，需要经常更换。他抱怨说：“要是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辆新车，那我可换不起。”同各地的买主一样，希特勒也想哭穷讲价：“就算10月1日那天我能出狱，那也要等到12月中旬我才能靠我写的那本书赚些钱。没办法，我必须找个地方贷款，或者他们替我预付车钱。所以，几千马克可不是个小数目。另外我还要支付法庭审判费用，这已经使我不寒而栗了。……如果你能帮忙询问一下我能否打折买车，我将不胜感激。”

希特勒希望韦林亲自去一趟设在莱茵河畔工业城市曼海姆市的奔驰公司总部。希特勒知道韦林在周一要去那里办事或旅游。只有公司总部才有权决定是否可以给予这位著名的纳粹党人减价优惠待遇。希特勒打算在周一开会前将他的那份减价购车申请交到韦林手里。希特勒购车心切，采取了一种应急手段：他把那份书信交给了前来探监的克里贝尔上校的儿子沃尔夫拉姆·克里贝尔。希特勒写的那封书信如果能在周一上午邮到慕尼黑，就可以在同一天送到韦林手里。这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决定。将一封书信交给一位要离开的探监者手里是公然的偷带物品行为。这样做违反了下述审查条例：每一份进出监狱的邮件必须经过检查、审阅（许多写给希特勒的信件已被审查员没收，其中包括一首诗。诗中写有这样一行语句：“我们要冲破监狱的牢笼。”）。由于违反了监狱审查条例，希特勒有可能使一年来的模范行为，以及在打字机前付出的数月辛苦努力前功尽弃，徒劳无益。如果希特勒被迫继续留在狱中服完整整五年监禁徒刑，那么他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就会云消雾散。在一个仍然苦苦寻找摆脱世界大战灾难出路的国家里，他只会被当作昙花一现的极端主义人物而闻名于世。监狱外面的纳粹运动已经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如果希特勒继续脱离纳粹党，那么在当时已经开始抑制通货膨胀并寻求政治支撑的德国就会稳步前进，纳粹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注定只能担当跑龙套般的次要角色。

起初，希特勒邮寄的信件未被察觉。就在邮寄信件的当天，即9月15日，典狱长莱波尔德要向巴伐利亚法院发送一份有关那位明星犯人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状态报告。“他现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莱波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不遗余力地遵守监狱各项条例。”莱波尔德心里没有忘记希特勒起初进行绝食和狂呼乱叫时的表现。于是他写道，希特勒“毫无疑问比以前变得成熟、冷静了”。不仅如此，希特勒出狱后也能表现得平安无事，因为他“绝不想报复那些在1923年11月里挫败他的暴动计划的对立（政治）阵营官员们”。几个月来，希特勒同典狱长莱波尔德的多次面对面会晤产生了明星效应。莱波尔德同以前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慑服于希特勒的强大气势，为希特勒所倾倒。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对希特勒的政治表现和政治意图表示钦佩。监狱外面力图阻止希特勒假释的呼声不断高涨。9月23日，慕尼黑警察局副局长向法院发出了措辞尖刻的警告：如果希特勒出狱，他有可能很快重操旧业，故伎重演。如果他在政坛上继续存在，就有可能拯救目前仍被查禁、濒临崩溃的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团体。“他对于国家的内部与外部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那份警告声明上写道。警方认为，如果这位领导人令人遗憾地被释放出狱，“那么应该将这位民族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驱逐到奥地利”。

警方的狱中表现报告摆在了桌子上，距希特勒可能被假释的时间只剩下一周了。这时又有一人站出来强烈反对假释希特勒。这个人就是曾经在法庭审判上起诉希特勒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不仅反对假释希特勒，而且也反对假释韦伯和克里贝尔。“这些被告根本不会放弃犯罪意图。”施滕格莱因写道。他列举了在暴动期间他们犯下的暴力绑架和偷窃等犯罪行为。这位检察官甚至还谈到了1922年希特勒袭击政治领导人奥托·巴勒斯蒂特的犯罪行为。希特勒当年被判了三个月监禁，但是只服刑一个月便被假释出狱，然后蓄意发动政变，违反了缓刑条例。施滕格莱因这位检察官还认为，希特勒还同罗姆上尉近一时期试图非法建立“前线战士联盟”这一准军事组织的行动有牵连。

就在施滕格莱因接二连三地展开批评攻势的时候，他也了解到了希特勒以及韦伯、克里贝尔托人捎带信件的情况。他火冒三丈，要求典狱长做出解释。后者迅速展开调查后提出了一份报告，表明近几个月来韦伯和克里贝尔一直在托人偷带信件，而希特勒只有一次违反条例。尽管他们的案件还没有了结，法院于9月25日没有理睬警方与检察官提出的意见，同意假释希特勒、克里贝尔和韦伯，10月1日那天开始生效。

施滕格莱因手下的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试图阻止假释上述三人。施滕格莱因的律师们周末加班（几乎肯定是由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牵头）写出了一份要提交给法院的申诉长文。这份申述材料首先提到了被偷带出去的信件（共有九例）3，然后又抓住希特勒秘密参与组建罗姆领导的非法组织“前线战士联盟”的把柄不放。在罗姆公寓里缴获的文件表明，罗姆“按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在外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希特勒帮助起草了那个准军事新组织的纲领。就连拼命挣扎要跳出自己为自己挖的坑的典狱长莱波尔德，也开始忙着回手填坑了。“如果能让我的职员早点知道警方怀疑我们那里的犯人暗中要建立非法组织，我们就会更加严厉地督视往来信件。”事后他这样说道。4不过，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收到了预期效果：它阻止了希特勒在10月1日那天被假释。当时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正在仔细考虑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有关希特勒可能被驱逐的幕后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巴伐利亚政府专门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奥地利，要求奥地利政府同意把希特勒遣送回国。但是奥地利总理伊格纳茨·赛珀尔予以回绝，即使把希特勒推过边境，他也不会接受希特勒。奥地利总理的推论思路是：既然希特勒以前在德国军队中作战，他已不再是奥地利人了。尽管这一看法在法律上未必行得通，但却断绝了驱逐希特勒的任何希望。谨慎的奥地利人抢占了巴伐利亚人的先机，有效地赶在他们的巴伐利亚表兄弟把希特勒驱回之前，把希特勒从其故乡驱逐了出去。赫斯写道，消息传到兰茨贝格监狱后，希特勒“大喜过望”。当天夜晚，他们两人饮酒庆贺。

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驳回施滕格莱因的申诉，把希特勒的案子交给下级法院审理。最高法院迅速驳回警方与检察官令人胆寒（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警告后，又把球抛给了曾经做出有利于希特勒裁决的法院。要再过两个月后司法部门的车轮才能转动起来。希特勒暂时处于没有着落的状态。

监狱里弥漫着悲伤焦虑的情绪。初秋的雨水和雾气笼罩着兰茨贝格监狱，使牢房和过道变得又冷又湿，过堂风时常吹起。此时，户外散步和园艺活动已经停止。战友加兄弟的那股吵吵闹闹的劲头不见了。有人提前释放的希望破灭了。复兴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也无从谈起。希特勒手下的那些大多为年轻人的突击队员最后不得不面对现实。兰茨贝格监狱的墙壁和铁窗根本无法撼动，即使有些人偶尔想摇动一下把他们关在牢房里的铁栅栏也无济于事。“压抑的忧郁氛围，令人心烦意乱的厌倦情绪，以及沉闷的无聊感觉向我们袭来，统统压在狱友的心头。”卡伦巴赫这样写道。

据卡伦巴赫披露，“监狱精神病”当时在四处蔓延。“我们开始感到内心空虚，筋疲力尽。”有些人长时间沉默不语，也有人高声争吵，险些动粗斗殴，直到最后被其他犯人拉开。监狱看守黑姆里希也提到犯人们“明显地平静下来，令人紧张不安”。有位名叫弗罗施的犯人（其名字的意思是“青蛙”，所以他的绰号叫“小青蛙”）行为开始出现异常，表现为梦游，在浴缸里像小孩子一样拍得水花四溅。有人猜测他疯了。

即使那些狂热的骑兵也开始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目的产生了怀疑。许多人从家里得到了坏消息，因为家中能够养家糊口的人已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当中有些人名誉受到损害，被视为关进监狱的愚蠢激进分子。有些人的妻子被迫去当女佣人，勉强维持生活。她们连火车票都买不起，无法到兰茨贝格监狱探望自己的丈夫。希特勒的一些步兵也许同样有着一位犯人刚刚来到兰茨贝格监狱时，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那些感情：“‘希特勒这样，希特勒那样’，‘我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我争取到了那个’——这就是我成天从这里的同志们口中听到的内容。……我受够了。……那是我最后一次同政治有牵连了。那些在外面成天高呼‘嗨尔！’的人可以用头撞墙了，与我无关。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出去时，我只关心工作、老婆和家庭。”其他犯人甚至开始对希特勒这位大人物本身表现出疑虑。“我没有任何怀疑，”在卡伦巴赫讲述的往事中有位犯人这样说道，“可是，嘿，即使是大老板也会犯错误，对吧？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前途渺茫，吉凶难测。

即使在赫斯所写的书信中也不再洋溢着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不再提及私下里阅读书稿的情形。他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赫斯说他曾和希特勒“闹得很不开心”。更使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莫里斯自然站在主人一边。虽然W（韦伯）和K（克里贝尔）不了解情况，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们跳出来为那位‘从业者’辩护（他也许是优秀的建筑师和建造者，但是他对技术一窍不通，却总是因为技术上的缘故当面责备我）。”这些话就赫斯而言，有些尖酸刻薄，因为就在不久前他比任何人都要奉承巴结希特勒，而且后来又成为希特勒在掌管第三帝国方面极受信任的密友。目前尚不清楚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赫斯写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

希特勒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假释做出进一步裁定的时候，还面临着另一件暂时没有着落的事情：《我的奋斗》一书的出版情况。到10月16日，希特勒已经写完书中那篇纪念在1923年11月9日暴动行动中阵亡的16名追随者的献辞，并且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这些阵亡追随者的姓名全部列出。还有唯一一位不幸身亡的旁观者，也被希特勒纳入“烈士”名单，作为纳粹支持者被载入史册。在献辞那一页上署名，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写完他那部约为370页的书稿。他正在计划写第二卷。有一部分书稿已经送到了希特勒的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手里。但是阿曼却遇到了麻烦：手里没钱。

阿曼后来写道，“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去出版那本书。5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图书市场已经崩溃，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此外，存有政治偏见的出版商，尤其是那些右翼出版商，特别依赖大规模集会来宣传推销自己的出版物。发生啤酒馆暴动以后，纳粹党以及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均遭到查禁，大规模集会也不再举行。出版商尤利乌斯·勒曼写道：“无数出版公司倒闭，许多报纸纷纷停办。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销声匿迹，因为可以销售这种出版物的大规模集会已经不再举行了。”6

在要塞监狱二楼，唯一一件可用来摆脱秋季抑郁情绪的东西又是由希特勒那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天使——海伦娜·贝希施泰因赠送的。这一回所赠礼物是一架留声机，还有许多唱片。“先听了一些轻柔的乐曲，然后又听了一些使人精神振奋的军队进行曲！”赫斯在寄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华尔兹舞曲一遍又一遍地响起，仿佛人们在翩翩起舞。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唱着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如果闭上眼睛，暂时可以忘记身在何处。”7

兰茨贝格监狱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法院的假释裁定结果。此时，有人向社会党报《慕尼黑邮报》透露风声，说兰茨贝格监狱的犯人生活安逸，而且有可能还在监狱里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这家报纸猛烈抨击兰茨贝格监狱及其典狱长“丑态毕露，把兰茨贝格监狱办成了纳粹暴徒的政治堡垒”。8面对这家报纸的无情抨击，莱波尔德采取了防守姿态，再次称赞希特勒表现良好。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与埃哈德迅速予以反击，发表另一份声明，揭露希特勒将信件托人偷带给汽车经销商韦林，以此证明所谓希特勒表现良好纯属作秀。莱波尔德再次出面证实希特勒“自我控制能力强，举止文明”，将他称为“其他在押犯人的榜样”。9

接下来，突然之间，希特勒的政治违法行为以及托人偷带信件的冒险行为被搁置在一旁。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做出最后裁决：立即假释希特勒。希特勒将自由地重返政坛。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转告给了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命令。毫无疑问，施滕格莱因极为懊恼地起草了一份电报，拍发给了兰茨贝格监狱典狱长莱波尔德：“最高法院驳回了州检察官的反对意见。……要求通知希特勒立即释放。”10

当天晚上近10点钟，莱波尔德出现在要塞监狱七号牢房。希特勒后来回忆说：“经过一番旁敲侧击，犹豫不决之后，他对我说：‘你自由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11希特勒于第二天，即1924年12月20日被释放出狱，离圣诞节只有五天。希特勒那年的牢狱生活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被释放出狱的消息不仅迅速传遍要塞监狱，而且还传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支持者那里。还没等希特勒本人有所动作，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和安东·德雷克斯勒就驱车前往监狱去迎接希特勒。上午10点左右抵达监狱。他们在会客室里见到希特勒后，当场宣布打算要带他们的领导人直接拜访鲁登道夫，着手研究政治大事。希特勒一口回绝。希特勒“甚至都不会考虑要去”，赫斯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他非常生气！他首先需要休息，别无他求。”

尽管一时发火，但是一看到他的追随者们，甚至还有鲁登道夫那样的潜在领导权竞争对手，你拥我挤，争相第一个向归来的英雄问候致意，希特勒一定感到莫大的快慰。“他面临的竞争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赫斯说道。12希特勒绝不让步。关于鲁登道夫，他曾对赫斯说过：“我希望他的名字从这场运动中消失，因为他会使我更加难以争取工人群众。”13希特勒没有坐乘两位自告奋勇的司机施特拉塞尔和德雷克斯勒开来的汽车。他让一位同政界无关的朋友阿道夫·米勒开车来接他。米勒是《人民观察家报》的合作印刷商，他的印刷厂也位于舍林大街上。同米勒一道而来的是希特勒身边一直很受欢迎的人物，摄影师海恩里希·霍夫曼。霍夫曼以前曾经同希特勒的保镖发生过冲突，后来很快成为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

中午，希特勒向他的同党一一告别。据卡伦巴赫披露，他们全都深受感动。希特勒甚至声称，许多监狱工作人员眼含热泪，并排站在城堡似的监狱前门那里向他告别。希特勒说：“当我离开时，大家都哭了，包括‘法典说明官’、医生和看守们，但是我没有哭！我们已经把他们全都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中来了！”14

在监狱记录中，莱波尔德记下了希特勒刑期的剩余服刑时间：3年，333天，21小时50分钟。假释到1928年10月1日。如果希特勒被迫在监狱度过这些服刑时日，他将在1928年返回德国。那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将变得更加牢固。

希特勒在午夜12点15分正式获得自由。当时，那位汽车经销商雅各布·韦林是否已经给予希特勒优惠价格，让他打折购买那款他在托人偷带去的信件中表示渴望拥有的漂亮奔驰汽车，尚不得而知。不过当天开来接他们的那辆汽车几乎也一样漂亮气派。米勒和霍夫曼乘坐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前来迎接希特勒。这辆车配用折叠式车篷，辐条轮和白色侧壁轮胎，正是希特勒渴望购买的那种汽车（只是他想要一辆灰色汽车）。就在他们要坐上那辆舒适的旅游汽车的时候，霍夫曼一再要求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照一张离别纪念相（典狱长莱波尔德禁止在监狱前面照相）。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在带有巨大拱顶的兰茨贝格旧城门外停了下来。那扇旧城门看上去好像城堡的入门，甚至也像监狱的入口。希特勒站在街道上停着的那辆闪闪发亮的黑色汽车旁边，一只手扶着车门框。他表情严肃，看上去志向坚定。他心里肯定明白，这就是他获得重生的时刻。在13个月里，他躲过了枪林弹雨般的攻击——至少有一颗真正的子弹——终于又获得了第二次机会。

即使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希特勒也显得有些古怪。他那两条腿在束带的战壕风衣下面好像木棍一样向外凸出着。在结束了一年监狱生活、重获自由的当天，希特勒没有穿外裤，只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袜。在战壕风衣下面，他肯定穿着那条巴伐利亚皮裤，尽管当时已是12月份。照相场面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赶快走吧，霍夫曼，”希特勒说，“这天太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