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决定退出政界。”

上述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在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寄出的一封长信的末尾。收信人名叫鲁道夫·哈塞，是小镇格廷根[1]的一位年轻纳粹党成员。哈塞是弗布克的朋友，在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中表现积极。当时希特勒对于纳粹党内的背后诽谤和混乱局面深恶痛绝，于是在信中表示决定抽身退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直到他将来出狱有机会“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希特勒在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任何人均无权以他的名义发表意见”。

希特勒出人预料地宣布隐退，在被查禁的纳粹党内部和整个德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引起很大反响。在位于波罗的海沿岸（那里正在产生一些分裂派别）的汉堡和格赖斯瓦尔德等偏远地区，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希特勒所写的那封长信。有人质问，纳粹党乱成那样，希特勒怎么能够退出政坛呢？

他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希特勒给慕尼黑市的《民族信使报》2寄去了一份隐退声明。这家报纸在一定程度等于是填补了由纳粹党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留下的空缺。《民族信使报》在头版加框报道了希特勒退出纳粹党领导班底的决定并指出，希特勒“要求他以前的追随者不要去兰茨贝格监狱看望他。……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目前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力。……另外希特勒先生需要时间来撰写一部内容全面而充实的著作。”3

说得没错，希特勒正在写书。他不仅要在生活中摆脱纳粹党内那些喋喋不休、摇唇鼓舌的争吵者们，他还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来从事写作。现在除了评断在他的未来对手和继承者之间发生的争吵以外，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在向外面的每一个人表明，他们离开他根本就不行。”赫斯写道。4希特勒抽身隐退，纳粹党四分五裂，不再健全。正当他的对手们在内斗中耗尽了精力时，希特勒抽身隐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力量。躲避内斗混战有助于为以后无可争议地东山再起扫清道路。“（希特勒）认为车已出轨，无可救药。”弗布克后来在寄给哈塞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明白一旦重获自由，他必须从头做起。”5

眼下纳粹党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由别人解决的问题，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从事写作了。当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包括马可·波罗、马丁·路德·金和瓦尔特·罗利爵士等人在内的监狱里的回忆录作者庞大行列，我们无从知道。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时机已到，自己应该成为这样的作者。他要推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将备受压抑的激情以及数年来一直在宣扬的思想信念尽情地在书中宣泄表达出来，阐说旨意，亮明立场。

1920年接管纳粹党时，希特勒目中无人，傲慢地让该党创始人统统靠边站，而且要求拥有无限的执行权力。在追求一举成功的暴动梦想，模仿墨索里尼组织人马向柏林进军时，希特勒一直坚持自己的宏伟理想，直到最终使自己受伤，被捕入狱，自己的政党也遭到查禁。在巴伐利亚的法庭上，他同势力强大的德国司法机构展开较量，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他赢得了胜利，至少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希特勒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下一盘大棋。

对于写作《我的奋斗》而言也是如此。希特勒带着在受审期间表现出的那股野蛮狂热劲头投入写作计划之中。这也是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的一种需要。他不是在写一篇简单的政治文章，或者具有娱乐性的回忆录，也不是在写常见的政党纲领。他是在写一部希特勒版的《圣经》（尽管他本人从未这样说过），写一部确定人生大方向的思想意识指南，为一种新的世俗宗教写一部教义问答书。他的最新信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我的奋斗》便是其圣典经文。

《我的奋斗》分上下两卷，总篇幅近800页。希特勒不仅要在这部书中展望德国的政治前途，而且还要以半吊子的挥洒文笔，就想到的任何话题慷慨陈词。不论这些话题是婚姻的“唯一”目的（“增加保护物种与种族”），“适当的阅读方法”（“符合自己的生存境况”），还是同梅毒做斗争的重要性（“这是国家的任务”）等话题，统统加以阐说。过了几年之后希特勒表示，除了书中有关梅毒的部分内容着墨过多外，他不会对《我的奋斗》做任何改动。通过书中自传式的框架结构，他还精心地为自己树立了个人形象，把自己描绘成才能非凡，为了德国的利益去重新改造世界的人物——一位由命运选中，在最黑暗的时刻来领导国家（最终领导世界）的政治家兼哲学家。

希特勒声称，他的那部著作“不是写给陌生人的”，而是写给那些忠心耿耿、甘洒热血的“运动支持者”的。但是他也说过，他决定要为“所有的时期”制定基本的政治信条。这几乎不是在谈论党内文件。6相反，希特勒似乎在把他的话语刻在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即使希特勒是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写他那部论著，在他看来，其著书立说之举却具有《圣经》般的庄严气度。就像上帝的神圣话语从上天传来，将最后的智慧传授给信使摩西一样，希特勒正在将他在动乱年代的阅读、演讲内容写下来，集结成书。他既是上帝，又是信使。希特勒的思想大多来源于他人，但是他对于各位学说创始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尊敬。他在书中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传播神谕真理的《圣经》般至高无上的语气。

用《圣经》的话语来说，希特勒在打字机前度过的那四个月相当于他在荒原中度过的40天。就像耶稣（据《圣经》福音书记载）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献身精神走出沙漠，摆脱其魔鬼般的诱惑一样，希特勒则摆脱了内心世界中的流放，摆脱了由失败与嘲讽所造成的痛苦。他从此更加明确坚定地认清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使德国走出痛苦的深渊。当时希特勒是否预料到远离动荡的政坛，迫使自己思考、写作那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将会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目前尚不清楚。但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效果。

希特勒将自己的粗浅政治直觉改造成了连贯系统（即使还显得极为宽泛）的政治信条。与此同时，希特勒也把自己改造成了他本人政治信条最忠实的信徒。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文章《希特勒的思想》（The Mind of Adolf Hitler）7一文写道，希特勒“不择手段的系统化整合能力”源自他在兰兹贝格监狱关押期间“使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那段亲身经历”8。希特勒在要塞监狱牢房里一页又一页地写作《我的奋斗》（当时只称为“我的书”或“我的著作”）期间，也正是他的大部分思想意识确定成形的时候。希特勒表示“我对于从前仅凭直觉理解的许多事情终于有了明确清醒的认识”。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他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大有提高，“使我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水到渠成般的历史底蕴”。概括来说，他发现了一些“事实”可以支持自己的偏见，并使他相信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完全正确；他的自我信念不再“可能被任何因素所动摇”。在他的心目中，这便完成了他由一个鼓手——主要的宣传鼓动者，向领导者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希特勒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终成为一位不把德国掌控在手中就决不罢休的人物。这也是朝着自我合法化迈出的最后一步。在希特勒的履历中看不到这种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证明。

希特勒当时也在忙着塑造伟人形象，而他本就是伟人形象的匿名候选人。他非常强调“人格魅力”在政治变革中所具有的极大重要性。“人格魅力是无法替代的，”他写道，“那不是呆板训练的结果。那只能是承蒙上帝的恩惠天生具有的优点。”希特勒所说的“日耳曼民族体制”，需要一种合适的人格魅力。在这种民主体制中，“领导人是选出来的，但却拥有众人无条件服从的权威”。这便是元首负责制原则，它可使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便能掌控一切，无人敢于说三道四。

在实施写作计划的初始阶段，希特勒将写作重点放在了报仇雪恨方面。希特勒要向所有对手清算四年多里积累的各种仇怨。他要抨击曾经跟他作对的所有社团企业人物、左翼政治力量和政府官员。但是到了5月末，希特勒开始渐渐放弃报仇雪恨主题，形成一种自传式写作框架。他开始将思想意识融进自传叙述当中。贝艾尔和普洛金格指出，此时希特勒正处于“狂热偏激的党派领导人与思想意识理论家的交接面上”。后来希特勒渐渐地向理论家方面靠拢。9为了突出他本人的政治哲学家合理地位，希特勒不得不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加以粉饰，有时甚至是加以过度地美化，以适应他正在为自己树立的崭新形象。希特勒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奥地利小镇上。就连自己的出生地这一点在《我的奋斗》开篇第一句中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希特勒据此声称自己是顺应天意的天之骄子。希特勒几乎以与前五页开篇段落相同的语言写道：“命运居然把因河（Inn）河畔的布劳瑙选为我的出生地，今天在我看来这是天意。因为这个小镇就位于两个日耳曼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我们年轻一代已把竭尽所能统一这两个日耳曼国家视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历史学家克肖指出：“他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地相信自己与命运同行……此种信念便始于这一时期。”10

希特勒在叙述自己早年在维也纳的人生经历时，把它写成了一篇微型教育小说。那个时期他时运不济，给他留下深刻教训。结果使他不可避免地恨上了讲多种语言的立法机关（一伙打着手势的疯狂人物……声嘶力竭地喊着各种调门），恨上了多种族国家、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这部自传体著作已经契合了未来的政治路线。希特勒声称，他第一次看到身穿宽袖长袍的东方犹太人时（这是犹太人吗？这是德国人吗？）就发现自己拥有反犹太主义立场。这一发现带有一种阅历不深者在国外看花眼的味道。随后他又恍然大悟般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看来同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两样）“由犹太人把持着”。11根据希特勒的回顾，他在一处建筑工地上同工友们发生的严重分歧暴露出社会党人的专横无理。他们“使用……恐怖与暴力手段”，强迫他立刻离开建筑物，否则就把他扔下脚手架。12无论真实与否，这样叙事有助于增强讲故事的效果，而不是促使希特勒承认，他书中的一些思想就摘自他在维也纳肮脏不堪的平民区咖啡馆里阅读过的一些政治论文和免费报纸。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13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声称1914年，德国宣战时他“心情非常激动”，双膝跪在了地上。14因为这使他终于有机会为祖国而战（是为德国，而不是为奥地利）。同样，希特勒声称他决定洗心革面反对犹太人，而且言语之中听上去大有命中注定要这样做的意味。这只是结束回顾自身经历和德国1918年革命的一种最佳方式，其手法之高妙，连小说家也自叹弗如。

在监狱里，希特勒眼下具备近乎十全十美的条件来完成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卸去了纳粹党领导职务，前来探望的客人数量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10月1日——假释日期到来之前计划写完自己的著作。他在脑海里深入挖掘各种素材，在要塞监狱狭小的囚室空间里深居简出，静心写作，从广泛阅读过的世界史那散漫的知识结构中梳理筛选可用的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在脑海里闪现出来。他一路采择，左右权衡，把那些可以用的“马塞克石头”（他喜欢这样称说）拼装起来，自成一体。政治学者芭芭拉·岑普芬尼格认为，希特勒引用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具体来源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形而上学理论；卡尔·豪斯霍费尔和弗雷德里希·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亚瑟·德·戈比诺，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以及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心理学；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希特勒也援引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等阴谋论学说。他借用了后斯宾格勒时代提出的多种历史理论，比如反现代主义、反自由主义以及反资本主义理论；涉猎过晦涩神秘的宇宙理论，也吸收了有关“保守革命”的思想。希特勒是一位浮躁的通才，他认为只要将盗取来的思想文化成果重新拼装组合，新的理论体系就会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连贯性，体现出宗教信仰般的强大力量。“他引用过的理论学说几乎都不是原来的样子，”岑普芬尼格写道，“他只是摘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将其安放在他早已制定出的思想框架内。”15

他几乎从未说明哪种理论学说出自何人之手。如果表明他的思想理论来源，那就会削弱他那种上帝般话语之音的效力。希特勒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以无所不知的语气发表演讲。为何要在书中改变这一点呢？他在《我的奋斗》中解释说，只有运用得简练，“口头语言的魔力才会发挥到极致”。一个敌人，一个思想，一个解决办法（希特勒的敌人是犹太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他们斩尽杀绝）。16同样，在一本书中，如果对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复杂解释，或者进行比较阐述，只能削弱影响效果，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尽管希特勒所写的《我的奋斗》文笔散漫，时有离题轶事穿插其中，这本书还是为他以后的行动提供了清晰线索。数十年间《我的奋斗》被战后评论者斥责为充斥着“矫饰术语”17的大杂烩，“混乱平庸”18之作，对个人生平“肤浅得意的叙述”19之作。的确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把书中支离破碎的内容进行整合解读的人来说，希特勒的这本著作所表述的世界观使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均具有特定含义，而且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历史学家艾伯哈德·雅克尔写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在执掌大权以前能像希特勒那样，把自己在执掌大权以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准确地以书面文字的形式描述下来。”20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利用四年来的演讲内容，以及在法庭审判时他本人所做的冗长发言陈述，终于提出了一种政治信条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至少拥有一定的结构框架和逻辑性。这种政治信条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后来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热烈争论的话题。

希特勒的思想文化出发点具有预言启示论性质。他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德国面临着衰败局面。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成名作《西方的没落》，此书立刻成为畅销书，影响很大。在深受《西方的没落》书中悲观论点影响的社会氛围中，希特勒打出了“文化绝望政治”这张牌。历史学家弗里茨·施泰恩把当时流行的社会情绪描述为“文化绝望”。作家亚瑟·莫勒·凡·登布鲁克提出，德国应在东方共产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选择一条“特殊道路”。他为这条特殊道路发明了一个新名称：第三帝国。在他的建议影响下，当时那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为希特勒抛出的虚张声势的社会预言和拯救方略提供了理想的社会条件。施泰恩写道，他提出应该立刻“从悲观绝望状态飞越到乌托邦”。21在希特勒看来，只有采取激进措施才能止住崩溃的颓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摇摇欲坠，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受到了可怕战火中唯一赢家——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俄国革命表现为一场残酷的反常运动，仍自称为是一场世界革命。德国便是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列宁和托洛斯基公开将德国称为未来的胜利战果。托洛斯基引用过列宁在1918年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德国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注定要遭到失败。”22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威胁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操控；他们是“一群犹太作家和股市窃贼”。23马克思主义病毒已经通过社会民主党（最大的政治党派）和共产党人（尽管数量少得多，但在全国大选中仍占有10%的选票）感染了德国。敌人已经跨进了大门。

对抗上述破坏力量的唯一对手，在希特勒看来（他在书中也认为）就是团结统一、血统纯正、时刻准备战斗的国家。实际上，战斗是大自然在清理、成长与生存方面的当务之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斗争从来都是提高物种健康水平与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动因。”24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对种族的理解。只有纯正的种族，没有受到外界因素侵扰而退化的种族，才能奋起战斗，并且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提高民族（种族）意识，消除任何不纯正因素（即犹太人）。希特勒声称，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犹太人绝不会成为德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希特勒写道，他们声称只是一个“宗教群体”，那是“第一大谎言”。他们是一个种族，这种情况不会因地理因素所改变（比如世代生活在德国），不会因语言因素而改变（比如只讲德语），甚至也不会因宗教归属而改变（比如皈依基督教）。作为一个种族，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德国人永远是德国人）。对于希特勒而言，同犹太人做斗争是真正的宗教事业。他写道：“在抵制犹太人方面，我在替天行道。”25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上述分析大部分建立在对严肃科学过于简单的解释之上。希特勒把人类同动物及其毫不掩饰的交配习惯相提并论。他还提出了貌似有理的种族划分类别，比如“创造文化的种族”（雅利安人）、“维持文化的种族”（日本人）和“毁灭文化的种族”（犹太人）。这种划分的方式只是一种方便的排序方式，缺乏严肃的科学依据。但是对广大读者与听众而言，却很有说服力，别看它具有伪科学色彩。希特勒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总括起来最终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赞成开展三种大规模的行动：对西方开战，对俄罗斯开战，实行大屠杀。这一行动计划，希特勒一直坚持实施到最后。

岑普芬尼格写道，希特勒为了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可信性，他感到必须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对立面，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样复杂具体。例如，针对马克思强调人在战胜自然界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希特勒提出自然规律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可以左右种族差别，导致种族战争。针对马克思主义以永久和平为最终目标，纳粹主义主张永恒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而希特勒主义则主张通过万众一心的“民族共同体”消除阶级差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背离集体生活去创造个人私有财产是原罪；希特勒声称，背离由自然决定的种族分离是原罪，会导致种族混合和种族退化。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我的奋斗》则抬高人的意志力的地位，认为它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6

这些纷繁对立的思想冲突为希特勒在相对安静的要塞监狱二楼长时间的离群索居生活增添了活力。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夏季，希特勒开始减少在花园路面同其他囚犯相处的时间。吃过晚饭后，他也不再向他的追随者们朗读书稿段落。克里贝尔和韦伯对此都表示过不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解释说“同前几章的联系中断了”。赫斯给出的解释更加通俗：“他不想在晚上朗读书稿的原因是他想要在9点钟睡觉。朗读书稿会使他好几个小时都难以入睡。”27

与传言相反，赫斯并没有根据希特勒的口述记录书稿内容。多年后伊尔斯·普罗尔·赫斯（她已同赫斯结婚）透露说，希特勒自己“用两个指头”在他那台小打字机上打出了书稿。28但是让赫斯为他端茶倒水，向赫斯征求意见，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极为有利。在希特勒梳理思想、著书立说的过程中，赫斯成了希特勒的第一位读者，而且更经常地成为希特勒的第一位聆听者。希特勒的一些散文作品评论者称，希特勒的写作风格向来同他的演讲风格一样。因此，这一写作特点肯定促使希特勒在把书稿读给俯首倾听的赫斯时，自己也非常注意语句的听觉效果。虽然这样做也许并不足以保证文笔优美（对希特勒的文笔给予恶评的人很快便看出这一点），但却使希特勒写出的语句节奏鲜明，具有分寸感，整体布局也更有特点，那是一种长文布局。希特勒用他那台小型雷明顿打字机一页又一页机械地打印着书稿。虽然希特勒讲起话来一贯冗长啰唆，然而他却能在大规模集会上长时间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令人称奇。希特勒肯定认为同样的效果也会出现在他所写的著作当中。他认为人们会不厌其烦地阅读他所写的长篇大论。

希特勒当时已不再对饭后聚集起来的狱友们朗读自己的书稿，但是经常对赫斯朗读书稿。“他每写完一章内容，就直接来找我。”赫斯回忆道。相对来说赫斯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是希特勒希望拥有的、为自己详细记述言行的最佳人选。赫斯身材修长，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两眼深陷，英俊帅气，凡事考虑得周到体贴。不过有些人觉得他话语少得出奇，过于整洁，总是带着忌妒心理捍卫着自己同希特勒的亲密关系。赫斯是希特勒身边的少数核心成员之一，在私下里可用德语中的人称代词du相互问候。人称代词du在德语中是一种亲密称呼，只在同家人、孩子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说话时使用。29作为希特勒的禁卫军成员，赫斯负责将那些爱打探别人事情的好奇者挡在门外。赫斯所起的这一作用在后来的岁月里愈加重要，致使他于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成为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斯在监狱中自封的角色当然会引起其他囚犯不满。他们认为赫斯神经过敏，待人冷漠。汉夫施丹格尔去兰茨贝格监狱探望希特勒时注意到，赫斯“在我同希特勒交谈时不情愿地离开了希特勒的身边。……只想让希特勒听到他的看法，无法忍受希特勒了解别人的看法。因此他一贯从中作梗，干扰视听。”30

作为希特勒的一名忠实追随者，赫斯有时是深为希特勒的书稿所折服，陶醉其中。有一次读完书稿后，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信中说，他被书稿的“逻辑性，生动性以及丰富多彩的优美语言”深深地打动了；他不由得“在最后紧张心理得以宣泄缓解之时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刚刚听完他的一场演讲”。希特勒在发表演讲时常常以其典型的活力十足的表演来加强语言表达效果。赫斯后来回忆说：“他不断地显现出各种表情，打出各种手势来加强演讲效果。”他认为这种伴随着语言表达的现场表演是希特勒所具有的诸多魅力之一。“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完全保持自己的特色。他无法回避这一点！”甚至希特勒本人也对自己感到满意，沾沾自喜，“坐在（赫斯）房间里的一张柳条椅上，像个小孩子一样眉开眼笑，面露喜色”。赫斯将其表现称为“既有冷酷无情的一面，又有成熟的优越之处和无拘无束的孩子气一面”，非常奇特。31

希特勒所写的内容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情感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段幻想破灭的残酷经历。他同他的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和他在一起的狱友，毕竟都是那场输掉的战争中的残兵败将。在战斗前线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惨痛岁月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的政治力量源于他们自身的一种看法，即当年国内那些左翼卖国贼在军人的背后捅了一刀。他们在作战与武器方面受过共同训练，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手段带有赳赳武夫的特点和暴力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正值希特勒的人生成长期。因此希特勒经历过的公共事务领域基本上就是战场。后来希特勒只把政坛视为战场，而不是他所藐视的议会争论与妥协的舞台。32

在希特勒看来，政治就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变换了手段而已。斗争与战争对希特勒来说是自然常态，而不是特殊情况。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也将在永恒的斗争中衰落下去。”33希特勒后来讲过，如果说他对德国民众有何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他们“每隔15年至20年就经历一场战争”。34

希特勒在打印书稿时，常常重温着自己的战场经历。他生动地回忆起1914年奔赴战场时的情形，再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希特勒在向赫斯朗读书稿的过程中，又唤起了当年在战争初期那些令人忘乎所以的日子里许多德国士兵经历过的短暂狂喜感觉。希特勒当年奔赴战场时乘坐一列运载着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一团的列车，随部队一道前往莱茵河上游，往西开进已被鲜血染红的弗兰德斯地区田野。当希特勒让赫斯听他朗读书稿时，他已写完有关章节，其中的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均已修改过。赫斯在写给普罗尔的一封书信中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他谈到了……那次沿莱茵河出师的旅程……列车上满载着一个团的年轻志愿者，从尼德瓦尔德德意志帝国纪念碑旁驶过；阳光透过轻柔的雾霭照亮了纪念碑。小伙子们高唱《守卫莱茵河》。不久他们就遭遇到死神的呼啸迎接。一个团又一个团的德国青年向前猛冲。突然间，从战斗部队的右翼远远传来了《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一起唱了起来。前后相继传唱，直到整个前线官兵都在高声唱起这首歌。但是，第一阵枪弹开始射过正在纵声高唱的士兵，将这些德国优秀青年纷纷撂倒。然而歌声并没停止。也许年轻士兵们虽然也像其他人一样不知道如何作战，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赴死。保民官（这是赫斯给希特勒起的雅号）朗读书稿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间隔也越长。最后他放下了书稿，用手捂着头抽泣起来——“我不必多说，当时我也差一点失去克制。”赫斯在信中这样写道。35

希特勒奔赴战场的那次经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也写到了。其所用词语和语气，以及在情感上的感染力几乎同赫斯在信中所写的完全一样。显然希特勒这位老兵甘愿留下易于伤感的印象，但也要在书中营造一种他相信可以引起读者共鸣的情感氛围和悲情时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他必须歪曲事实也在所不惜。他把发生在九天里的事情写在一起，把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这种子虚乌有的情景也写了进去。36在自传色彩越来越明显的这部分书稿中，希特勒也不怕暴露自身的弱点。在描写完战场情景之后，希特勒很快便承认，由于当时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几乎使他丧失了给前线送信的坚强意志。据赫斯透露，当时希特勒承认，“那全是胆小鬼的行径。我公开承认，而且并不感到羞愧的是：我比有些人神经更为敏感。”这位好走极端的人又从感情脆弱者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心狠手毒之人。在和赫斯进行的同一次谈话中，希特勒突然开始愤怒地提到了战争创伤和国内战线的卖国行为。接着他恶狠狠地说道：“等我有了机会，我就要在第一天进行毫不留情的凶狠报复。”

有时希特勒利用赫斯表现出的无限耐心，漫无边际地扯起了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话题——汽车、修路、大规模修建联排房屋、摩天大楼技术。他甚至还谈到装甲战舰的一些细节，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前海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上将所犯下的一些错误。赫斯指出：“你总能感觉到他详细研究过这些事情。”37赫斯认为，希特勒的另一轮政治生涯即将来临。他对普罗尔说：“我每天都同他那个思想丰富的大脑打交道，所以我才对此深信不疑。”38

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4月150位，5月154位，6月94位），以及祝福者们送来的礼品可以轻易地打断希特勒专心致志的写作过程，更不用说他在特殊监禁状态下所享有的舒适条件和结下的狱友情谊了。在前来看望帮助希特勒的来访客人中，有希特勒的姐夫雷欧·劳巴尔和他的漂亮女儿吉莉·劳巴尔。当年16岁的吉莉是希特勒同母异父的姐姐安吉拉所生的女儿，因此也是希特勒的外甥女。黑姆里希称，7月里有一次吉莉前来探望希特勒时，他看见希特勒“热烈地”亲吻着她的嘴。黑姆里希写道，吉莉是令希特勒曾经动情的唯一女性。39多年后，外界舆论认为希特勒爱上了吉莉。最终吉莉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枪死在她所居住的希特勒公寓内。死因被断定为自杀。

在思想文化方面，赫斯绝不仅仅是希特勒身边俯首帖耳的仆人。赫斯是豪斯霍费尔的得意门生。豪斯霍费尔原是巴伐利亚陆军将军，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他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学理论，能够理解者寥寥无几。“给简单易懂的地理学披上了神秘的政治外衣”，一位美国大学教授这样写道。40但是豪斯霍费尔理论最有名、最简单的核心概念却易于理解，即“生存空间”。尽管“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已被另一位德国政治地理学者弗雷德里希·拉策尔在早些年间也使用过，而且19世纪各个流派的理论家也讨论过，但始终没有得到广泛普及应用。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鼓吹提倡的理念是：为了将来的生存，德国需要“土地与土壤”。1920年，他第一次在皇家啤酒馆发表演讲时所宣布的纳粹二十五点纲领（当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里即包含上述要求。正如希特勒不久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德国几乎肯定要“牺牲俄国的利益”才能在地理上有新的收获，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向东进军这个理念是德国一再重弹的老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600年前条顿骑士推行的德国对外扩张历史的怀旧复兴。不过希特勒从未使用过像“生存空间”这样动听简洁的概念。

希特勒通过赫斯的介绍同豪斯霍费尔见过面，但是他们从未真正取得相互信任。希特勒在青少年时就反感正规教育，成为军人后又认为经受一些艰难困苦，并在战争中磨炼几年，“抵得上30年大学教育”。41他从不掩饰对那些“大学牧师们”（他喜欢这样称呼大学教授）的轻蔑。而豪斯霍费尔则认为希特勒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很少愿意直接同他打交道。赫斯曾经在写给普罗尔的书信中表示，“我认为他（指豪斯霍费尔）不喜欢保民官。”42当赫斯让他们二人在兰茨贝格监狱见面时，他们见面的时间都很短暂，而且赫斯一直陪伴左右。43但是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豪斯霍费尔却认为希特勒的对外扩张政策具科学合法性（战后他险些作为主要战犯受到起诉，后自杀身亡）。

1924年7月初，豪斯霍费尔热衷提倡的迷人词语“生存空间”突然间在兰茨贝格监狱被广泛谈论着，但是尚不能得到充分理解。在希特勒身边的追随者当中时常开展热烈讨论。“克里贝尔和其他几个人在花园里拿地缘政治词语‘生存空间’取笑我，”赫斯在信中对普罗尔这样写道，“我对他们说，‘生存空间’是或多或少范围明确的一个区域，具有各种生物形态和影响。但是克里贝尔说自己太笨，理解不了。……当那位将军（指豪斯霍费尔）星期二来到这里时，我请求他为我们写一个更加准确的定义。”44据赫斯在信中披露，豪斯霍费尔最后给出的定义，几乎如同赫斯在信中说过的一样，也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装饰了一番。

但是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赫斯从中牵线搭桥，“生存空间”这个词语进入了希特勒充满标语口号意识的脑海，而且肯定像闪光灯一样在那里大放异彩。仅仅这一个词语便涵盖了长期以来他有关德国人口过剩、德国对外扩张以及俄国疆土等问题的全部思考内容。这个词语简直就是宣传鼓动家梦寐以求的金玉良言：含义积极，表述清晰不言自明，为未来明确指明了方向，比呆板的词语“土地与土壤”更有吸引力。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试问有谁不想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呢？同描述未来所拥有的土地的原有名称——“征服目标”相比，“生存空间”显然要高明得多。军事入侵被提升到自然法则的高度。希特勒也为自己的一个基本政策找到了光鲜亮丽的新名称。

希特勒开始不失时机地立刻用上了“生存空间”这个词语。7月里希特勒在撰写题目为《慕尼黑》的一章书稿时，为德国对外政策制定了“四条道路”，以解决德国每年净增人口90万，却无足够的土地养活国家快速增加的人口问题。有一次在研究一战前德国本应该采取何种殖民政策这样一个假定性问题时，希特勒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选择了在自己早期所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演讲中曾经暗示过的解决方案：从东方夺取大片土地。他声称，只有在俄国西部才能获得大量土地，因为那里人口稀少（希特勒断定，俄国的人均土地面积相当于德国人均土地面积的18倍）。45俄国西部后来被纳粹党称为无人空间。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但却同纳粹党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极为契合，即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生存空间的民族。因此答案显而易见：为德国人争取生存空间。这典型地反映出希特勒将事实过于简单化，以契合其理论的一贯做法。德国别无选择，只好去占领位于俄国边境与乌拉尔山脉之间广泛的半无人区，把德国的农业拓荒者迁到那里。那些倒霉绝望的俄国人由于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现代高效农业生产，只好沦为二等公民，或者成为农奴，或者被残酷的德国统治者，即新的优等民族斩尽杀绝。

这样一来，“生存空间”就成为希特勒书中一个很有影响的新概念，后来也成为支撑纳粹党领土野心与战争借口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由于受赫斯和豪斯霍费尔两个人的影响，希特勒在其扩张主义思想资源中又增加了一个既易于理解，又带有科学光彩和积极含义的新词语。在希特勒所写的18页纲要和此前完成的各个章节书稿当中从未出现过“生存空间”这个词语。但是从7月开始它却频繁地出现在希特勒的书稿中。46这在《我的奋斗》一书的写作以及希特勒未来理论的框架设置上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生存空间”也成为希特勒必然推论的一个方便支点：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不是真正“创造文化的民族”（这是希特勒喜欢用来称呼他所认可的那些民族的惯用词语）。雅利安人，特别是德国人是创造文化的民族。犹太人当然不是。他们只是“附着其民族肌体上的”寄生虫。希特勒认为，他们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没有生存空间。他无视历史事实，声称犹太人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他将犹太人贬斥为流浪者，“一直为他们的种族寻找新的滋养”。47犹太人定居后建立起了国中之国。由于他们生活在世界各地，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界限明确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在书中写道，即使是游牧民族“也有用自己的畜群确立的界限分明的生存空间，这一点不同于定居的农民”。希特勒声称，雅利安人“可能一开始还是游牧民族”。48

到了8月里，希特勒正忙于马拉松式的写作当中。为了避免外人打扰，他在《民族信使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我此前曾在报上刊文恳求大家不要去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探望我，可是仍然有许多外界朋友前来探望。……我必须在此郑重重申本人要求，只接受事先商定好的探望请求。”49莫里斯给一位联系人写信，请他理解希特勒没有回复其信件，因为希特勒正在“处理大量要务”。508月初赫斯写道：“保民官认为到下周他可以把书写完。我不相信。”51两周后，那时正在担任希特勒同德国北部纳粹党的联络员，以及“陆军元帅山”与步兵之间的联络官的弗布克写信给家乡斯德丁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现在很难找希特勒谈话，因为他正在一直不停地写书，不喜欢别人前来打扰。”52

然后就在8月里写书很忙的时候，希特勒的确抽时间找过弗布克，同他详细谈论几乎肯定要写进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制定纲领者（Programmatiker）同政治家（Politiker）的兼顾融合问题。53除去德文中的头韵之外，这两个单词可以更恰当地译为理论家（或者“政治哲学家”）和实用政治家。这两个词语多少有些不言而喻，但是希特勒像往常一样用数页篇幅来加以解释。他写道：“理论家务必为一场运动制定目标，而政治家则必须执行目标。一位以永恒真理为导向，另一位则以当前实际情况为导向。”理论家应该成为指引“好奇人性的北极星”，希特勒坚持这样认为。54在列举此类伟大人物时，希特勒提到腓特烈大帝、马丁·路德·金、理查德·瓦格纳，甚至包括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在内的“宗教创始人”。不言而喻，希特勒也把自己抬升到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

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将自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视为千年一遇的大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他写道，“有时实用政治家与政治哲学家可以合而为一。这两者结合得越紧密，面临的政治难题就越大。这样的人并不会不辞辛苦地去满足每个心胸狭窄的人都能明显看到的各种要求，他力争要实现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宏大目标。”这样的时刻，希特勒暗示道，已经到来了。

弗布克不可能知道，甚至连希特勒在8月中旬也不知道的是：《我的奋斗》一书中最能披露内情的章节已经写出，而且已被讨论过了。希特勒更为露骨地展现出那种极度膨胀的“自信”，替天行道的感觉，以及对全局万无一失、绝对正确的把握。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政治家才干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人均不具备他那种集实用才干与哲学才华于一身的非凡能力。

如果说在1924年有一个月份，一个关键的转折，一个准确的时刻，可以视为造就了世人皆知的希特勒，那就是此时此刻。从此以后希特勒“获得了那种无所畏惧的信念，那种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我们自身命运的自信，以后的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动摇”（希特勒语）。55

希特勒自称拥有哲学家、政治家双料才能，是后世的“哲学家国王”。这样便相当于在他构建的心理拱顶中嵌入了一块非常重要的拱心石。同他心目中那位于1804年称帝的英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实际上已自封为他那个时代的伟人。希特勒在这样“以剑触肩”之后，便自封为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独角戏，丝毫不受制于谋事顾问们的规劝谏言。元首神话也从中出笼，造就了一种唯我独尊、旁人不得谋政的独裁形式。希特勒借此一度统治德国，最终也毁了德国。

8月，希特勒在忙于赶写《我的奋斗》。第11章是希特勒有关种族与犹太人的长篇大论，题目是《民族与种族》。这一章内容也许是采用不同时期的三篇作品拼凑而成的。56例如，他对于“犹太人道路”的专横描述曾在早期演讲中出现过。但是在书中则由原来提出的三个基本阶段（“宫廷犹太人”、“民众犹太人”和“血腥犹太人”）变成了11个发展阶段，占用了18页篇幅。这一章内容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举足轻重，是希特勒种族理论的重要基础，最终导致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根据贝艾尔和普洛金格的分析，希特勒利用第11章内容千方百计耍花招。他首先阐述了狂热的反犹太主义立场，继而又炮制出详细的种族理论，从中表露他对于犹太人的仇恨。这两位学者写道，即使反犹主义思想出现在各种一般理论之前，“他也要在《我的奋斗》一书里使其看上去先后顺序正好相反”57。

在《民族与种族》这一章里，希特勒敞开心扉，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信念：“强者必须居于统治地位，不可与弱者混在一起。”希特勒认为永恒的斗争是促进民族与种族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提出各种理由为战争辩解，认为战争是一种使优劣分明的更新淘汰力量。希特勒写道：“那些想活下去的人，就让他们去战斗；那些不想在这个充满永恒斗争的世界上战斗的人不配活下去。”58希特勒还说：“所有那些不属于这个世界上优秀种族的人都是劣等人。”59这句话可以说是希特勒未来淘汰性优生学政策的前兆。

上述残忍的种族评说言论以及更为恶劣的言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到处都是。全书至少有600处语句、片段同仇恨犹太人有关。60然而希特勒在回顾维也纳岁月那一章里还声称，只是在经过长时间“内心灵魂斗争”之后，他才树立了反犹太主义立场。他甚至同赫斯也谈到了这一点。后来赫斯在写给他的朋友豪斯霍费尔的一封书信中描述了那次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希特勒是在经历艰苦的内心斗争之后，才形成了现在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这种立场，”赫斯写道，“他一直在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对。他说过，即使现在他对少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讲话时的方式，也不同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时的方式。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采取最为激进的立场。”

即便希特勒在这时仍然愿意对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缓和调整一下他那种反犹太主义立场，情况也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几周后，一位名叫库格勒的捷克纳粹党成员前来拜访希特勒。他问希特勒，被囚禁在监狱里写书是否已经对他同犹太人的威胁做斗争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啊，是的，”希特勒回答道，“实际上我已经改变了如何同犹太人做斗争的看法。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态度过于温和了！”他还说写书的过程向他表明，将来必须运用“最猛烈的武器”同犹太人做斗争，因为毕竟“犹太教是全世界的祸害”。61

希特勒从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转变为目光长远的政客，这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那年初春，纳粹支持者——去世界各地募集资金的库尔特·鲁德克在兰茨贝格监狱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针。……我们不会再以武装政变的形式去取得政权；我们要捂住鼻子进入德国议会，同那些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代表进行斗争。即使通过投票击败他们要比开枪打败他们花费更长的时间，至少最终结果可以得到他们的宪法保障。”62鲁德克将希特勒在行动方略上的变化称为“从名副其实的北方理想主义转变为很有吸引力的北方现实主义”。63这一时刻“真正标志着纳粹党的转折点”，鲁德克后来在1938年这样写道。64

对希特勒的一些追随者来说，上述新变化有害无益。不久希特勒便向弗布克保证他“仍然反对参加选举，但是他从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65忠心耿耿的弗布克将这种有些混乱不清的态度转告给了德国北部纳粹党组织的联络人。到了那年秋季，希特勒的态度变得更加明确，在《我的奋斗》第一卷最后几页里写进了他的最近指令：议会是个可怕的事物，但是我们必须加入议会，以便最终消灭它。“我们的运动反对议会。甚至我们参加议会机构也仅仅是为了最终消灭议会。”66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确实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希特勒写完《我的奋斗》第一卷后，自信心极度膨胀。他高度称赞技巧娴熟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运用“质实无华的语言”打动影响知识阶层和“下层民众”。“在1000名演讲者中，也许只有一位演讲者能够同时以某种形式对锁匠和大学教授发表演讲……使他们中间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67不难看出，希特勒心中装着何人。

希特勒自以为是唯一能够使德国复活振兴的人物。他的这种自信至少在兰茨贝格监狱颇有感染力。每当希特勒同犯人们在一起用餐或在花园中散步时，这些犯人（其中有些是年轻人）无不为希特勒雄辩的说服力所折服。年轻犯人保罗·希施贝格在自己23岁生日那天曾同希特勒一边喝茶，一边交谈了两个小时。后来他写道：“你简直无法相信阿道夫·希特勒能够爆发出多大的力量，多么令人振奋的激情，无法相信我们全都热爱他，尊敬他。”68即使是在举行暴动前早就同希特勒密切合作的赫斯也承认：“我只是在监狱里才真正了解了他。我现在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感觉，觉得自己正在同德国的‘未来领袖’并肩前行。”69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希特勒的救世主作风以及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大好事。有一位名叫汉斯·克吕格尔的犯人收到一封父亲写来的劝告信，告诫他不要听信希特勒的说教。“一旦你走出监狱有机会听一听别人怎么说，你就会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了。法院居然把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同你们关在一起，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应该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70

到8月末，希特勒认为他正在进入写书的最后阶段。“他正式要求我帮他校对书稿。”赫斯在8月初这样写道。71希特勒对于上面印有他本人姓名的书籍外观非常在意。他对赫斯说书页要饰有金边，甚至还吩咐赫斯帮他仔细挑选一下真皮书脊样本和封面颜色。希特勒仿佛看到写成的《我的奋斗》就摆放在他的眼前。

9月初，希特勒还有一个月的盼头。10月1日那天他将获得假释资格。他希望出狱，同时又担心一些法律方面的棘手问题，特别是有被驱逐到奥地利的危险。他希望《我的奋斗》立即出版。希特勒明白眼下他需要钱，但不仅仅是为了支付律师费用。因为他的心里已开始盘算起别的事情来了。

【注释】

[1] 或译哥廷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