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统一制度
赢政称皇帝、禁谥法,废分封、设郡县,封泰山、禅梁父,从政治制度、组织制度上证明了秦政权的合法性,也证明了皇位奉天承运的正当性,以此神化、圣化自己的权威,巩固大秦帝国的统治。同时,秦始皇在文化和经济政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秦始皇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采用小篆来统一中国文字。但是我们发现_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从出土的秦朝简牍中,看到的更多是秦隶。这是为什么呢?
统一文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这一大事件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二是秦始皇采用什么方式来统一文字?三是该如何看待秦始皇统一文字?
第一,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文字?主要原因是,被兼并的六国文字字形不一,影响交流,这成为秦朝政令贯彻全国的一大障碍。大秦帝国建立之后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保证政令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得到贯彻执行,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保障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六国文字混乱,具体表现为:战国数百年间周天子因自身衰落,无暇顾及规范文字,其他各国君王也没有工夫统一文字。在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下,文字得不到规范,异体字频现,简化字横行。
例如在六国文字中,“马”字的字形就各不相同。
即使在一国之内,同一字的字形也有很多不一致的情况。书写上的不统一,成为书面交流的最大障碍。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的措施,“马”。
字统一规范为“□”。
再如“安”字,六国的字形如下:
统一文字以后,“安”字规范为“□”。
除了便于交流之外,统一文字还是政令统一的需要。保证政令统一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当务之急。偌大一个帝国,如果不能保证政令统一,那可是天大的问题。在诸侯割据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异形,写法千变万化,也缺乏一定的体系与结构规律,随意性很强。秦并天下之后,领土空前扩张,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统治,必须保证政令通畅,而当时字形各异的六国文字给政令的推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如果秦始皇的诏令下达到地方后,地方官员都看不明白的话,岂不贻误了国家大事?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也确实发生过诏书到达桂林而当地一般民众却读不懂的事情。因此,政令统一是加强权力控制的头等大事。这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
秦始皇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秦国三十五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天下的大业,在建立大秦帝国之后,秦始皇的一系列作为都是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
第二,秦始皇怎样实现文字的统一呢?他从两方面来进行。首先,要实现文字统一,必须先设定一个全国性的标准。其次,通过政令废止与标准不符的六国文字,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关于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形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记载得非常明确:“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全国性统一文字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小篆,具体措施则是废除“不与秦文合者”。
据此可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的过程中,有三个人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丞相李斯,二是中车府令赵高,三是太史令胡毋敬。丞相总管国家基本政务,李斯不但主张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而且明确提出废除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六国文字,并撰写了《仓颉篇》七章,作为小篆的范本。赵高是中车府令,此职位主要管理皇帝的车马,官阶不高,但是深得秦始皇信任。而且,在秦国官职中加有“中”字的官吏应当是可以出入宫廷的。所以,当时赵高可以自由出入宫闱。太史令是史官,也是皇帝的近臣。出于职业原因,史官对文字统一的要求也许会更加迫切。
然而,有些学者声称,秦始皇不仅用秦小篆统一中国文字,还使用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理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秦朝出土的简牍上往往不是秦国小篆,而是具有隶书体式的古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秦始皇到底是用何种字体统一文字的呢?是文献记载的小篆,还是出土文献中的隶书?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需首先了解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和隶书是两种不同的书写体式,小篆笔画复杂,整齐协调,写出来的字像图画一样漂亮,但是书写麻烦。而隶书笔画比小篆简洁,主要是将小篆的圆转笔画改为方折笔画,书写效果略微宽扁,讲究“蚕头燕尾”。那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时,他究竟是采取了小篆还是隶书作为统一的标准呢?
根据汉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解读,秦始皇是用秦国小篆作为统一天下文字的标准。我也认为,秦始皇统一文字用的不是隶书,而是小篆。我的依据是什么呢?
第一,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文字制定了三部字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令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又令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李斯、赵高、胡毋敬均用小篆来进行这三部字书的写作。
第二,当时各地的刻石均为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五次巡游全国,在各处留下众多的刻石。而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部分这些刻石的临本或摹本,如泰山、峄山、芝罘、琅琊台、会稽等的刻石,在泰山刻石中还有留存至今的实物,这些刻石文字均为小篆。刻石是秦始皇五次大巡游的重要活动之一,内容无非是记载秦始皇兼并六国等丰功伟绩,所用的小篆必定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文字。
第三,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序》的记载。《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之作、奠基之作,因此,许慎对于统一文字所持的说法,一定有他的文献依据。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出土秦简中竟然有那么多用隶书书写的文字呢?
有两种可能:一是秦始皇将隶书作为统一文字的书体之一,二是秦始皇用秦国小篆进行统一文字最后没有获得成功。而上述列举的三点足以证明第一种可能不成立,那么,只能是第二种可能。
中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大致是,殷商通用甲骨文,西周、东周通用大篆,战国时期盛行小篆,汉代流行隶书。在这些文字书体中,大篆是一种使用较为混乱的书体。
李斯建议用秦国文字统一天下文字,这当然是以战胜者的姿态统一天下。但是,有一个前提,即秦国文字是否是当时天下最先进的文字。实际上,秦国小篆并非如此。
文字的功能在于交流,因此,文字的形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实用性。
一种不具备实用性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不便于书写。既然文字重在交流,那么,天下百姓在使用文字时,便常常会创造出书写简便的字体。
这种来自民间的创造有利有弊,积极的一面是为文字书体的演变提供了巨大的能量,而消极的一面则是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算不上先进。但是,秦国在军事、经济方面力量的强大,却是其他六国遥不可及的。所以,最终由文化并不发达的秦国统一中国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常发生。隋朝一统天下、蒙元铁骑征服,都是文化弱军事强者的胜利。尽管秦国能凭借军事手段统一天下,然而从文化发展层面来看,秦国文化与被灭掉的六国文化还是有差距的,齐文化、楚文化都比秦文化先进。因此,秦国的文字也并不是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字,因为它不够简便、实用。
秦始皇统一文字采用的正是秦国小篆。小篆华美、整齐,观赏性很强,但是,小篆的最大缺点是不便书写。战国时代有许多纵横家,他们往往一天之内就要书写几千字的文章以说服君王,若用小篆来书写,显然无法完成。
当时,使用得最多的应当是从大篆发展出来的更为简便的书体——隶书。
我们今天看到的秦简中大量存在的隶书,便是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失败的一个明证,它从一方面说明了简便易写的隶书代替了秦始皇强制推行的小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秦简中大量使用隶书就断定秦始皇是用隶书统一文字的,这是有违史实的。
提到隶书,问题颇多:一是什么是隶书?二是谁创造了隶书?三是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四是如何评价用小篆而不用隶书统一文字的利弊?
先说第一点,什么是隶书?
隶书的“隶”,意思是“隶属”,隶书是隶属于某一种文字的简便书体。既然西周、东周使用的都是大篆,那么,隶书应当是隶属于大篆的一种简便书体,当然这是古隶书。换句话说,隶书是大篆的手写体。在用大篆勒石刻碑之前,需要起草相关的文字,而不假思索就直接勒石刻碑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应当是在不易保存的材料诸如木简、竹简之类上起草碑文文字。
再说第二点,谁创造了隶书?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时期的程邈创造了隶书。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西晋书论家卫恒的《四体书势》。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犯罪入狱。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用不便于书写的篆书写字,就对篆书作了修改,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改动后的新字体,很是欣赏,不仅赦免了程邈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在官狱中推行。程邈原来的身份是个徒隶,因此起初新字体专供隶役使用,便把这一书体称为隶书(或日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日邈所定乃隶字也——《四体书势》)。
卫恒的隶书之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但是,这一说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同时也不符合文字书体创造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文字的书体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出来,它应当是无数书写者共同创造的产物,唯此,才可能得到众多书写者的认同,发挥其交流思想的作用。从实际上讲,有现存出土文献佐证。今存秦武王二年(前309)的青川木牍是秦武王时期的相国甘茂在平蜀之后,公开发布的有关土地管理的文告。在青川木牍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用隶书书写的文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秦国的官方文书已在使用秦隶。青川木牍的书写时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早了八十年。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八十年前的官方文告中,就已经存在古隶书字体。由此可见,隶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期程邈一个人创造的。秦隶的真正创造者应该是秦国的无名文吏,他们在长期书写过程中痛感小篆的不便,出于工作的实际需要,他们从简化大篆开始,再到简化小篆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秦代隶书。
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用隶书统一文字?
六国文字错杂,秦始皇建立大秦帝国后确实需要将其统一,这不仅方便政令通行,而且对文字本身的规范化也极为有利。隶书书写便捷,秦隶也早已存在。从理论上讲,用隶书来统一天下文字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秦始皇却采用了小篆统一天下文字。小篆华美、漂亮、整齐,然而,小篆的最大不足是不便于书写。秦始皇的举措只能说明他对形式华美的小篆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他并不懂得文字规范从简、从俗的两大基本原则。我们从中可窥见秦始皇追求形式唯美的心理倾向。
第四,对秦始皇用小篆统一文字的评价。
秦始皇统一文字功不可没。虽然,他统一文字的主观动机是为了加强统治,便于政令执行;但是,文字的统一在客观上为统一思想以及促进文化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这对于一个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维护中国统一的无形文化力量。
中国是一个方言众多的国家,而方言是影响交流与沟通的一大障碍。尽管各地方言迥异,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措施,使书面语言、书写形式获得了整齐划一的规范,成为跨越时空限制、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并且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股重要因素。这是必须首先予以肯定的。
但是,秦始皇没有使用当时已经广泛流传,而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隶书统一文字,而是采用了华丽但不便书写的小篆,以至于他费尽心力推行的小篆在秦国并未被广泛采用。造成这样的局面,或许有秦国国祚短暂的因素在内,然而,文字的流行有它自身的强大力量,简便实用才是文字的生命力所在。小篆不符合这一标准,因此,尽管依靠着秦始皇个人的威严,凭借着大秦帝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小篆得以在全国强制推行使用,但小篆的难写难认最终使它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文字之一,代之而起的是隶书。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在《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里书写的秦代小篆的标准字体。不过,“泰山刻石”(存十字)、“琅琊台刻石”(存八十六字)还为我们保存着李斯亲自书写的秦代小篆的原貌,让我们有机会一睹秦始皇用来统一天下文字的小篆的风采。
“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登泰山而立,由李斯所书。石高四尺五寸,四面镌刻,其中三面为秦始皇诏书,另一面是秦二世元年(前209)诏与从臣姓名。一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此石原在泰山顶玉女池上,之后移置泰山下的岱庙,历经战乱,现只存十字。传世者尚有拓本,存一百三十六字a再看留存至今的汉碑、汉简,特别是大量出土的汉简,发现出现最多的不是秦始皇强力推行的小篆,而是易写易认的汉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隶书才是真正统一了中国文字的书体,秦始皇“书同文”的诏令真正得到施行是在汉代。一种先进的书体一旦形成,它就拥有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比如晋代形成的楷书,历经一千多年,至今仍然是我们汉字书写的主要书体。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书写工具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主要书写工具是毛笔。在秦简、汉简上,使用毛笔这种柔软的书写工具很容易写出“蚕头燕尾”的隶书。在一定程度上,书写工具的发展决定了书体的演变,而书体的简便实用又决定了何种书体能够统一中国的文字。
从大体上看,秦始皇“书同文”的措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他采用小篆作为“书同文”的国家标准,则并不可取,再加之秦朝国祚短暂,因此,成效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大。
统一货币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经济领域推行的重大举措。
战国时期,不仅各国互相攻伐,而且各国的货币也不尽相同。当时通行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形态。一是布币,形状像农具中镈(bo,博),主要流通于三晋,即韩、赵、魏。二是刀币,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三国。三是圆钱,主要通行于秦、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四是郢爰与铜贝,只通行于楚国。各国自铸货币,甚至私人铸币。当时货币的不统一使秦始皇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仍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
战国时期流行的货币主要是铜币与金币两大类,形状各异。
统一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政治统治。六国货币庞杂即是六国政治纷乱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了建立与政治统一相匹配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实现统一。
秦始皇采取了两种统一货币的主要途径:
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
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明“半两”二字。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史记,平准书》)。
秦始皇用行政手段强行统一货币,这一举措使战国币制的混乱局面立刻得到了有效控制与规范。秦始皇统一货币所获得的成效远比他统一文字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统一货币的措施更合乎规律。六国的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形体不一(刀形、布形)、价值不一,秦国“内方外圆”的货币比六国的货币更方便携带,流通起来也更为便利。“秦半两”为五铢钱的出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秦半两”影响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货币形态。
秦始皇采用“内方外圆”的圆形货币作为秦代的统一货币形态,这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契合。中国古代一直崇尚“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先秦诸子一直认为,天道为“圆”,地道为“方”。秦币的“内方外圆”恰好符合这一哲学思想,而且非常实用。“内方”便于穿串,“外圆”不易磨损。
一钱之中,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又具备了易于携带、便于使用的特点,它的通行便是必然的了。
此外,在战国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经济区,这些经济区是和战国七雄诸国共时而存的。各国的经济区之间由于交换的需要,已经将货币的统一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秦始皇统一货币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这一举措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在经济上成就的另一件太事。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
度量衡分别是三种单位。“度”是计量长短的器具,“量”是、测量体积的器具,“衡”则是计算重量的器具。
先说“度”。在传世至今的四件战国铜尺中,洛阳金村铜尺长23.1厘米,安徽寿县楚国铜尺长22.5厘米,长沙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22.7厘米、22.3厘米。这四件铜尺的长度相差最少为0.3厘米,最多为0.8厘米;两件楚国铜尺的长度也不一样。可见,战国分裂局面造成的度量衡混乱之大。
再说“量”。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而齐国姜氏政权的定制是:“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左传·昭公三年》)。”其意是说,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田氏卿族为了夺取姜氏的齐国政权,收买民心,改变量制——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可见,各国都有自己“量”的标准。
最后说“衡”。赵国的衡制以钎、镒为单位。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据楚墓出土的砝码测量,楚制一斤平均值是260.798克。
度量衡的混乱带来两大弊病:一是商品交换因为难以换算而无法顺利进行;二是赋税收入不均。秦国在商鞅变法之时,就已经制定了度量衡单位。
在现在的上海博物馆里,藏有商鞅变法时颁发到重泉的标准升,这方升的表面还刻有铭文。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以秦制为基础,颁发诏书,统一全国度量衡。同时,把秦始皇的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
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
统一文字与度量衡,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大秦帝国的统治。在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的同时,秦始皇还制定了车辆的标准轨距。如此一来,车辆的轮子便可以适合全国所有道路的车辙。在中国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的侵蚀之害,因此,这项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在秦始皇从文化、经济等方面大力推行统一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对领土的强力控制。那么,秦始皇在这一方面又实施了哪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