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铁骰子转起来，我们只能求上帝保佑。

——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所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当然也有可能蒙受永恒的羞耻。

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战刚开始时，他已经67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担任德军首领已经快到第9个年头了。做总参谋长时间这么长，说明他不仅负责打赢战争，还必须负责策划战争——战争的计划复杂得难以想象，其中包括1.1万列火车的运行时刻表。这些困难都必须由他肩扛。毛奇打仗没有一点儿拿破仑那样的热情。他在整个七月危机中，总是告诫别人要克制。俄国开始战争动员后，他转变了态度，变成了一个坚决拥护军事行动的人，但是，他的动机并不是渴望征服，也不是期待胜利，驱动他的实际上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德国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中相当普遍。受这种恐惧折磨的人认为，德国正在被迅速强大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德国等到几年后再与敌人对决，德国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甚至能不能生存都是一个问题。毛奇并不认为德国的胜利会又迅捷又容易，他曾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争斗，参战国绝不会在其国民体力和意志崩溃前投降，即使德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战争也会将德国人民推至筋疲力尽的边缘。”

毛奇的这种预见性，是与他的悲观本性相一致的。他以善于描绘暗淡前景而闻名，就连德皇也曾嘲弄过他。他的悲观主义甚至延伸至贬低自己的能力上。1905年，在听说自己有可能超过一些更有能力和经验的同行而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之后，他对当时的首相说：“我这个人太喜欢沉思，过于小心谨慎。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因太尽责而不适合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伟大指挥员所需要的“敢于冒一切风险”的气量。他对自己的总结没有错：他不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崇拜美学的知识分子，他比一般的普鲁士将军更文明。“艺术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需要。”他曾如此坦诚地说。他能这么说，说明他的价值观已经远离普鲁士容克贵族崇尚武力的传统。然而，他对未来的预见是正确的。他对前途的暗淡预见不仅是他性情的反映，也是他敏锐洞察力的体现。他能深刻地领会20世纪战争的严酷现实。

然而，对前途异常悲观的毛奇却固执地将自己和整个国家捆绑到以闪电战方式战胜法国的战略上。他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战略的渊源是极度秘密的施利芬计划，其始作俑者为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是毛奇的前任总参谋长。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法国、俄国建立起的协约关系。一旦德国爆发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德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施利芬在1905年自己退休前完成了这份计划。这份计划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假设：即使奥匈帝国与德国并肩战斗，德国也无法赢得一场与法、俄的长期战争；俄国无法迅速完成战争动员；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力，入侵俄国谋求速胜将陷入与拿破仑1812年夺取莫斯科之后的类似失望之中。这些假设能导致一个结论：德国必须先在俄国能发动攻击前就压垮法国，然而再移师向东，压垮俄国。

毛奇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后，采用了施利芬计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了大量修改。经毛奇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最终失败了，因为没有能按照施利芬的规定在40天内使巴黎落入德国人之手。因此，历史书把毛奇说成是傻子或懦夫。施利芬的历史地位则完全不同，他被称为伟大的战略家，一位打开光荣之门钥匙的创造者，是无能的毛奇浪费了那把光荣的钥匙。这种说法非常不公平，毛奇的历史地位值得商榷。既然毛奇继承了施利芬计划，他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不允许修改施利芬计划是荒谬的，不能修改的军事计划就变成了宗教信条。施利芬计划移交给毛奇时，俄国已经持续衰弱了好几代人。俄国被日本击败，国内兴起了革命，这些都动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施利芬假定俄国不能很快地有效组织起一支能战斗的军队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1914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俄国已经连续5年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陆军和海军建设。俄国从1913年开始执行一个被称为“总体规划”的计划，规定沙皇军队每年增加58.5万人，服役期3年。截至1914年，有140万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几百万的后备役人员，随时能参加战争动员，总兵力足够组建150个师。俄国的工业化也进步很快，法国的资本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铁路系统，直接威胁德国。法国的实力也有较大的提高，民族自信也同时高涨。如果毛奇不考虑俄国有可能在德国攻占巴黎前就能攻占柏林，那毛奇才是一个傻瓜。

毛奇的同名叔叔，就是那个在半个世纪前带领德国战胜奥地利和法国的总设计师，他的看法与施利芬的也不相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到，如果德国被迫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德国就应该在西线采取防卫战略，在东线进行有限度的进攻，只求将俄国赶出波兰，让敌人把兵力消耗在撞击德国的铜墙铁壁上。他相信这样的战争不会有完全的胜利，而是依赖迫使精疲力竭的敌人坐下来谈判而了结战争。德国应该力求实现这样的战争。早在1879年，他就说：“我们在西线要注意利用莱茵河和堡垒带来的优势进行防卫。在东线，我们应该利用所有必要的武装力量发动宏大的攻击。”在施利芬掌权之前，德国一直坚守着老毛奇制定的这个军事信条。施利芬是个生活俭朴的人，喜欢孤独，除了军事历史和军事战略外几乎没有其他兴趣。他上台后逐渐放弃了老毛奇的想法。

然而，新战略的可行性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施利芬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退休后曾写下大量解释性文字，继续与德军参谋部的将军们交流。在这些文字中，他说明自己的计划不一定成功。施利芬把赌注放在过于沉重的右翼上，右翼占用了与法国交战兵力的近90%。这样集中的兵力要像拳头一样打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三个中立国家，然后才能打击到法国。军队的运动很像沿着顺时针方向滚动一个大轮子，先是向西部滚动，接着向南部滚动，然后进入法国，这个滚动的大轮子要压垮沿路上的一切阻碍，巴黎将先被包围，然后被占领。此后，这个大轮子将转回东部，从背后消灭残留的法国军队。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大胆得让人感到窒息，但也充满了困难，包括许多非军事困难。从最狭义的军事观点看，入侵三个中立国家是明智的：德国这样可以绕道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平原，避免正面攻击法国在跨度大、丘陵多的边境线上建立起的坚固堡垒。然而，从总体战略和国际政策角度看，这个方案极度危险。因为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入侵中立国将导致英国参战的可能性。即使施利芬考虑到英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肯定认为其危险性是可接受的。英国军队的规模在施利芬任总参谋长时期非常小（俾斯麦曾说过一则笑话：如果英国军队入侵德国，我们就逮捕他们）。如果德国可以按施利芬的计划完成战争，英国这个因素几乎不必加以考虑。

法军总参谋部也非常留意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是通向敌人心脏的一条通道。但是，法军总参谋部缺少自主权；相反，施利芬和小毛奇却有，他俩制订计划时不必要向他人请示。法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个波拿巴帝国，受了不少罪，于是共和制下的法国对军人保持着警惕，不愿把制定战略的权力交给军人。在大战前夜的1913年，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曾研究过借道比利时攻击德国的计划，但不得不把这个计划向法国政府通报。此时，法国和英国正在联手制订共同的行动计划，法国急于将英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于是，巴黎政府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想法，英国严厉地制止了法国。英国总参谋部里的一些对法国友好的参谋说，任何这类举动都将破坏英国将来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所以，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停止在这个方面的所有计划及工作。

德国实际上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修正。自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后，在续任首相之中没有人敢质疑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更不用说挑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在自我辩护词中写道：“如果文官试图阻碍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作战计划，而且该计划被描绘成绝对有必要，那么文官将必须承担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失败，文官的谨慎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由于贝特曼政府的胆小怕事，即使他们发现军方的计划导致可怕的政治风险，他们也没敢去干预军方。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俾斯麦制造的政府机器有缺陷，俾斯麦走后，德国政府就没有了俾斯麦的强大手腕和杰出智慧去制衡权力，于是德国政府变得无力应付20世纪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异常孤独的施利芬有一个假说，德国的敌人不仅企图打败德国，而且企图毁灭德国，因此德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只有处于极度痛苦的人才能构想出施利芬那些极端手段。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铁路和公路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夺取这些目标，才能拯救德国；不夺取这些目标，将增加德国的危险。施利芬写道：“如果我们让中立的圣洁蒙蔽了双眼，在贝尔福至蒙梅迪（Belfort–Montmedy）一线发动攻击（对面是法国的堡垒阵地），顷刻间，信奉现实主义原则的敌人就会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比利时、卢森堡的南部穿过，从我们的右翼包抄过来，最终包围我们。”当然，这个“不道德”的敌人就是法国。施利芬的主导原则是：如果德国拒绝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法国将高兴地抓住机会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

入侵比利时、荷兰的代价，施利芬有些考虑，但担忧不多；他的大部分考虑放在如何让入侵计划更加切实可行上。德军右翼的外缘在扫向巴黎的过程中，将在40天内跨越200英里（约320公里）的敌人领土，必须打败沿途遇见的所有敌人。步兵只能用脚走完这段路途，每个士兵背负70多磅（32多千克）的装备，可以想象士兵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受到多一份的沉重。如果马拉的大炮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数十万大军所需的大量粮食、饲料、补给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大军前进过程中的秩序无法维持，整个战役就会陷入混乱，在敌人的炮火下崩溃。

施利芬估计他的计划需要90个师的兵力来执行（德国在1905年时有60个师）。他推断出一个结论，即使德军右翼确实想办法抵达巴黎，由于沿路过于艰辛，德军的实力将耗尽，机动性也会大减，难以再挥师向东打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而最后这一场东线大战役才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所在。他在酝酿作战计划时曾写道：“在德国人抵达索姆河（Somme）或瓦兹河（Oise）之前，他们将像前辈征服者一样发现自己由于缺少兵力而难以完成大业。”他退休后依然不停地用类似的问题折磨自己。据说，1913年1月，奄奄一息的施利芬，在死前有过一次极为短暂的清醒，他挣扎着说道：“那肯定是一场搏斗。必须保持右翼强大！”

年轻的毛奇，有与施利芬相似的一面，带着一股书生气，喜欢自省；也有不同于施利芬的一面，除军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兴趣（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大提琴演奏家，跟随妻子练习神秘的宗教仪式，把歌德有关机动性的著作介绍给普鲁士人而受到好评）。他不仅继承了施利芬计划，而且复制了施利芬的妄想。1911年，他决定不入侵荷兰，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明智。一方面，德国为了进攻法国，根本没时间去打败荷兰。另一方面，德军无力在向巴黎进发的过程中，同时抵御来自北面的攻击，并且保持不败。另外，毛奇又说，德国需要中立的荷兰作为自己的“气管”，源源不断地获取给养。他这样说，说明他开始怀疑整个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一个只需要6周就结束的战役，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气管。

在毛奇对施利芬的原计划所做的修改中，有一处改动最令人费解，他使施利芬的右翼变得非常拥挤——有50多万士兵及其武器装备拥挤在一个从荷兰南部至阿登森林之间的12英里（约19公里）宽的通道中。这将导致道路和铁路的短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部队和给养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运输很长的距离。所以，德国军队不能迂回进攻，只能一直向前攻击并摧毁比利时在列日建造的坚固堡垒群。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要求立刻攻入比利时：如果比利时有时间组织在列日的防务，毛奇的战略将彻底失败。毛奇曾说：“没有列日在手，不可能执行施利芬计划。必须马上占领列日的堡垒群……占领列日是我们前进的必要条件。”

毛奇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认识，德国不应该将兵力过度集中在右翼发动进攻。他在策划施利芬计划的几年中，把右翼与左翼的兵力对比由原施利芬计划中的7倍，调整为3倍。在1914年版的计划中，毛奇将55个师的兵力放在梅茨（Metz）的北面，梅茨这座城市周围修建了大量的防御堡垒，地理位置处于巴黎的正东面。毛奇还将23个师的兵力放在较南面的地区进行防守。当年施利芬因为手中的兵力较少，所以安排59个师在北面，只留9个师给其左翼。毛奇的这个改变，曾引发许多争议，但毛奇这样做是明智的。与俄国的情况类似，法国在1910年后已经强大得令人敬畏，远远不是施利芬时代的那个懦弱的法国。法国变强大了，军队训练改善了，装备改善了，换了较好的领导，总之更加专业。法国已经有能力发动攻击。毛奇和他的幕僚判断，法国的攻击力量将放置在比利时南部，也就是德军较弱的左翼。如果法国攻入德国，他们将能转向北部，截断德军右翼与大本营的联系，从而实现法国的速胜。

总体上看，毛奇因缺少自己热衷的方案，或者说缺少能使自己更有信心的其他方案，而接受了施利芬的方案。没有证据表明毛奇曾打算放弃施利芬的方案。例如，他从来没有全面地权衡过他叔叔老毛奇的方案。按照老毛奇的方案，德军应该在西线处于守势（至少守一段时间），让想打仗的法国先发动进攻，这个方案实际上能为德国带来巨大的战略优势。1913年，毛奇决定放弃他的助手制定的备用方案。按照这个备用方案，德军将攻击力量放在俄国方面。所以，毛奇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除了施利芬计划外，手中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毛奇之所以如此自断退路，也许是因为毛奇无力看清欧洲复杂多变的局势（比如，一个较肯定的后果是：如果是法国先发制人，英国将不会参战；但只要德国先发制人，英国一定会参战）。也许存在另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他被一种在1914年前开始在欧洲战争策划人员之中流行的狂热思潮感染了，法国受这种狂热思潮感染的程度最严重，德国和其他国家稍轻一些。这种狂热思潮就是所谓的“攻势邪教”——相信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动对敌人的进攻，而且是不计后果的进攻。这个军事教条来自参与过普法战争的人的亲身经验总结，许多在1914年时资格最老的将军在普法战争中都是刚入伍的战士。在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将战争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普鲁士，战争结果对法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也许，毛奇的战略思维中融入了“攻势邪教”的军事教条。还有另一个同样有可能的原因，谁也没有想出比毛奇修改后的施利芬计划还要好的方案。即使是毛奇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同意这个观点。

在战争爆发后的30天内，德国军队从和平时期的76.1万人飙升到200多万人。这一大群人，被组织成87个步兵师，每个师大约有1.8万人，外加11个骑兵师。这些师又被编制成8个野战集团军（Field Army），每个野战集团军由一个全职将军统领。其中的7个被部署在德国西边的边境线上，最后那个被派往遥远的东普鲁士，责任是阻挡俄国抛掷过来的任何东西。东普鲁士的南方是奥匈帝国，这两块地区被俄国占据的波兰分割开来，奥匈帝国动员了130万兵力，总共有47个步兵师，外加11个骑兵师，统帅是康拉德。再南边一些是塞尔维亚，有25.5万人，分成12个半师，这些塞尔维亚军队作风强硬，很有作战经验，能疯狂般地投入战斗。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对立的是俄国，其军力达到350万人，分成114个步兵师、36个骑兵师。考虑到俄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俄国军队有继续增大的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俄国压路机”，其规模令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策划人员不寒而栗。在西边，法国在战争动员30天后有180万人入伍，分成97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

即使没有英国和比利时的介入，德国和奥地利在东线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西线，德国与法国的兵力基本相当。在德军攻占巴黎的道路上，等待他们的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与之对抗的军事集团，德国与法国不仅军队规模相当，而且战斗力也相当——此时的法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大军队，指挥这支军队的是一群正在秘密谋划着速战速胜的法国将军。

背景：1914年的巴黎

大战爆发震撼了世界，巴黎所受到的震撼要远远大于柏林、布达佩斯、彼得堡、维也纳所受到的震撼。七月危机都快结束了，法国人仍然很少关注大战的进展。法国人和法国报纸都在关注一个女人，她叫汉瑞雅荻·卡约（Henriette Caillaux）。

这女人与大战并非完全无关。在众多有关1914年的假设分析中，有一种能引发人们好奇心的可能性，虽说遥远不确定，但其真实性毋庸置疑，这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卡约夫人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前101天没有开6枪，大战也许能避免。

卡约夫人是法国前任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的妻子，实际上是第二任妻子，而卡约则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瑟夫·卡约在1914年初正在努力再次竞选法国总理。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建立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关系。让·饶勒斯才华横溢，有一股超凡的魅力，他俩联手有希望取代法国当政者，这些当政者一年前颁布了一项旨在改善法国应战能力的措施，但这项措施在法国引发轩然大波。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和一些军队的领导人要求，每一个应征入伍的军人必须服役3年，而不是从前的2年（法国那时要求80%的适龄男子入伍，而这个数字在德国是56%）。1911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控制权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双方摊牌，这次摊牌引发了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修改服役期限的措施就是对国民情绪的反应，普恩加来两年后也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法国总统（面对摊牌，德国后来退让了，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个事件反映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此不再懦弱）。这项措施的支持者认为，除非法国维护其军事大国的地位，否则俄国将不愿与法国结盟，于是法国只能单独与德国对抗。饶勒斯则坚持不懈地呼吁：欧洲的军备竞赛是一种疯狂；一场全面战争将毁灭包括获胜者在内的所有人；欧洲唯一的共和国法国与极其古老、过时的沙皇俄国结盟极其荒谬；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是没有可能达成一种相互理解。虽然卡约本人并没有公开申明要废止兵役延长措施，但一些保守分子认为他一旦有机会肯定那样做。所以，这些保守分子尽全力把卡约变成法国作家兼政治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曾说的“法国最恨的人”。

一场法国全国性的选举将在初夏举行。这次选举将选出新一届的众议院，而众议院决定下一届总理（法国总理与英国首相对等，但几乎每年都换人，主要原因是法国政治派别纵横捭阖，导致政府更迭。法国总统则不同，有6年的固定在位期，与英国的君主地位相当）。因而，这次选举变成3年服役期的问题的全民公决，其结果将影响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平衡中的地位。

约瑟夫·卡约是总统普恩加来阵营的主要对手，说他是个极有吸引力的人，他不够格，但他确实很有趣。他接受过会计培训，曾是财务审计员。他做审计时小心翼翼的程度只有献身于会计事业的人才能达到。父亲把他引入政界后，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工作和丰富的预算、税收、财政知识（法国众议院里没有这样的人才），竟爬入法国内阁之中。最初，他任财政部长，由于他有过人的财政管理技能，他连续担任该职位多年。逐渐地，他的傲慢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家财万贯，处事公正，做事无懈可击，这些特点帮助他躲过别人无数次咆哮般的指责。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维持着上流中产阶级特有的僵硬和滑稽。到1914年的时候，卡约已经变成法国政治派别中的极“左”分子，这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更加荒谬的是，这个上流中产阶级中的极“左”分子，竟还能成为法国政府最高领导者的竞争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在财政方面的专长，再加上他长时间不断的努力。他曾对法国的税收系统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发现法国距离一个现代国家有明显不足，这使他很生气。他建议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这个想法让保守派极度厌恶他，法国的保守派显然不愿失去各种免税的特权。但是，卡约因此而赢得许多被称为激进派的新朋友（他们实际并不十分激进，而是中偏左），这使得他有条件成为总理。

卡约在任期中遭遇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他非常坚决、有效地与德国人谈判。他以最低的价格为法国要到了摩洛哥做殖民地，同时保证德国不付诸武力。当然，他的政敌指责他向德国压力屈服。在他的任期内，约瑟夫·霞飞将军成为法军的总参谋长，这意味着法国在大战爆发前一年有了一位强调提升军事训练、改善武器装备、按能力和表现提拔军人的指挥官。即使他怀疑延长服役期，但是他从来没有挑战法国应该在军事上强大的理念。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使法国更强大。让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军营里多待一年，导致法国要在军营和其他辅助设施上花费更多的钱，而且也不能为法国增加可动员的士兵数量。卡约要求将钱投资在大炮上（法国确实缺少大炮），还要将钱投入发明飞机。

约瑟夫·卡约还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地方。他是个胆大包天的色鬼，而他的这个特点却被掩盖在他无与伦比的时髦外表之下，隐藏于冰冷、古怪的公众角色之中。他人到中年才结婚。他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离婚女人，他俩做情人已经多年。不久，他又与另一个已婚女人有了恋情，这个女人就是汉瑞雅荻·克拉勒蒂。他俩的关系并不轻率。克服了一些困难之后，他俩分别离婚后又结婚。

法国1914年的选举中涌动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卡约税收建议的仇恨；保守派坚信国家的前途维系于延长服役时间；与俄国结盟产生诸多问题；卡约竟接受饶勒斯和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作家莫里斯·巴雷斯写道：“卡约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能使饶勒斯的和平主义梦想从天空降落到大地上，他也能使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和全民兄弟会的理论变成现实。”

选举相当有生气。卡约的胜利渐渐隐现，他的对手们开始放弃法国政治中最后一点点克制的传统。保守派的报纸无情地攻击他。卡约轻蔑地不予理睬，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对任何新的指责都沉着自若地表明无辜，然后不再加以答复。他正驶向胜利，一旦获胜，他将重新评估国家政策，普恩加来也将辞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私生活被搬上政治舞台，一切由此而改变。

卡约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因被抛弃而有复仇心的女人，她向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提供了卡约在1901年给她的信件，她那时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卡约和她维持着情人关系。卡尔梅特一直在恶毒地攻击卡约，现在有卡约的情书，便立刻向他的读者承诺公开其中的一封作为“幕间幽默短剧”。这封信其实不包含任何性方面的丑闻；卡约在这封信中夸口自己要在表面上假装为个人所得税抗争，而在暗中用尽办法不让它被议会通过。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卡约是否在搞两面派（当然，他也许就是为了打动情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卡约在信中签名时写下“你的小约瑟夫”。这种签字，写给一个已婚女人很不合适，但是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令人不可容忍的结尾。

然而，卡约的第二任妻子很不高兴。尽管她自己也经历过风流韵事、离婚、再婚，汉瑞雅荻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她痛恨政治，痛恨政治家滥用权力曝光自己的丈夫。后来，她在公开场合发现人们嘲笑她，原因是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背叛自己阶级的那个人。她告诉丈夫周围发生的事，抱怨自己吃不好、睡不好，可是丈夫卡约却不以为意。

公开卡约的私人信件之所以吓坏了汉瑞雅荻，是因为她害怕她与卡约的爱情信件也有可能被报纸曝光，那时她还是别人的妻子。有传闻说，她的一些信件也被交给了费加罗报。

3月16日下午，汉瑞雅荻穿上优雅的服装，让自己的司机拉她到巴黎的枪械商店，买下一把小勃朗宁手枪。卖枪人带她到地下室，教会了她如何开枪。出了枪械商店，她把枪藏在身上，然后直奔费加罗报社。她的到来引发一阵惊恐，她要求见编辑卡尔梅特。不巧，卡尔梅特外出，她需要等上几小时他才能回来。后来，卡尔梅特终于出现在报社办公楼的后门，有人告诉他有拜访者，并劝阻他不要见客。卡尔梅特以骑士的风度回答说：“绝不拒绝女士。”汉瑞雅荻走进他的办公室，便问他是否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见他。他说不知道。他给了她一把椅子坐。这时，她掏出手枪，扣动扳机，一连射出6发子弹。卡尔梅特身中4发而死。后来，汉瑞雅荻在法庭做证时说，她当时只想吓唬一下他，她在开枪前就闭上了眼睛，并且是朝着地板开枪。实际上，卡尔梅特看到枪时就瘫倒在地，他将自己置于她的手枪子弹射击线上。卡尔梅特是不幸的，但他的不幸使汉瑞雅荻变得更不幸。费加罗报的工作人员跑进办公室，汉瑞雅荻立刻缴械投降，但她傲慢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别碰我！”她严厉地说，“我是夫人。”后来，警察要带她去监狱，她拒绝进警车。她说她有一辆合乎她身份的车，她要坐那辆车。警察同意了。

这个故事里有谋杀，有性欲，甚至有挑逗人的大胆猜想，汉瑞雅荻的谋杀动机是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性丑闻没有被揭露？难怪它成为法国几年以来最吸引人的故事。在1914年的春夏，巴黎的报纸被这个故事垄断。最终，这个故事迫使卡约退出政坛：他宣布从内阁辞职，并且永不再参与政治。

虽然有这个丑闻的帮助，但总统普恩加来和保守派仍然遭遇大选的灾难。卡约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分子获得大胜利。按照法国政界的规矩，卡约本应出任法国总理，但由于卡约如今出了事，法国总理一职只好另选他人。卡约退出竞选，就没有人能威胁普恩加来的统治。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普恩加来采取了不可思议的手段，他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阻止有可能反对延长服役期的候选人接替卡约留下的空缺，从而致使法国在这两周内处于无政府状态。最后，普恩加来勉强同意任命雷内·维维安尼为总理。维维安尼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一个正在上升之中的政治新星，他曾反对延长服役期，但后来承诺不再反对。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他表现出感情脆弱的一面（后来他疯了，无法继续工作）。在如何处理七月危机这个问题上，他甘愿服从总统普恩加来的指导。

汉瑞雅荻的法庭审讯从7月初开始，这是一次最典型的媒体杂耍，发疯似的媒体和公众竟将遥远的巴尔干发生的危机看作沉闷的、没有意义的事件，不断地利用汉瑞雅荻的故事制造出更新的感情骚动（一名法官要求与另一名法官决斗）。此后，普恩加来带着维维安尼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普恩加来在漫长的海洋旅行中对新总理加以指导，帮助维维安尼理解军事准备和同俄国结盟的重要性。

即使没有汉瑞雅荻的案子，也没有远航俄国的出访，法国人在七月危机中的被动态度也肯定对普恩加来有利。这位法国总统是法国政治数十年以来真正的高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律师，而且是法国最年轻的律师。他在26岁的时候成为法国众议院里最年轻的议员，40岁时成为总理。1913年，他52岁，被选举为总统，是法国历史上截至当时最年轻的总统。1914年，霞飞将军说了一席让普恩加来日后难以忘怀的话：“法国现在已经强大得能打败德国了，但条件有几个，塞尔维亚要能拖住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军队，俄国要与德国对垒，英国要站在法国一边。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法国必须在外交危机中保持与英国一致。法国改变危机进程的唯一方法，就是阻碍俄国进行快速的战争动员。”如果卡约还是总理，他一定会这样做。沙皇在战争动员问题上犹豫不决，这让卡约有成功的希望。

严重的国际危机最终在7月29日星期三突然闯入巴黎。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陪审团判定卡约夫人无罪，法国的报纸从精神恍惚中苏醒过来，发现欧洲已经临近战争的边缘。在7月29日那一天，沙皇尼古拉，先是发布命令启动全面战争动员，后又暂时取消动员令。应该感谢诡计多端的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帕雷奥洛格，他让巴黎几乎不知道彼得堡的情况，也让俄国认为法国没有理由不支持战争动员。星期五前，俄国的全面战争动员已经进行，而巴黎的报纸却只字不提。此时的巴黎报纸则刊登着德国正在进行秘密战争动员的不实报道。霞飞将军要求法国进行战争动员。

卡约出局了，战争正在迫近。此时，在法国具有影响力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他坚信战争能被制止，并且如果给他权力，他将全力去制止战争。这个人就是让·饶勒斯，一个有巨大天赋的人，他本有机会在11小时内使形势发生逆转，这个速度以今天的标准看都是极其迅速的。

让·饶勒斯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或者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形象在1914年夏季显得格外突出。他与卡约一样，非常招惹人恨，不过他被人恨有最高尚的理由：他把一生投入到争取民主与和平的事业中，不仅是在法国，也包括整个欧洲。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这对一个深信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事，因为法国社会当时根本不给予社会主义者任何政治上的尊敬。任何认识他并有交往史的人，都会把他描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一个有才气但又不自私的人；他很不在乎自己的外表，蓄着胡须，脾气暴躁；他不十分在乎自己的成功或失败，但热情地追求自己要构建一个更好、更理智的愿景。

他出生在乡下，家庭地位卑微，后来受人帮助来到巴黎求学，在最好的学校中成绩优秀。他曾从事学术工作，后来才投身政治，在此期间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工业社会不公平，所以参加了社会党，很快变成党的主要领导。他是一个实际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教条。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他视这些主义浪费本可以用来实现更好目标的珍贵资源。但是，他不反对民族主义，在他的设想中，欧洲应该是由一些自治的民主国家组成，大家共同谋求富裕，即使是穷人和弱者也能分享社会的富裕。他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毫无意义。他要求限制资本家、银行家、地主、教堂的权利，保护家庭小企业、家庭农场。他反对教会或教士参与政治事务，不过他也反对他的同志要求禁止大学讲授天主教的建议。总之，他反对大国之间的秘密同盟，即使是法国也不能例外。他预见全面战争是一场灾难，他写得极其清楚，凡是读过他文字的人或听过他说话的人都感到震惊。人们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由于他一贯的诚实表现和平等态度，法国各“左派”派系都拥护他的领导，在法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使社会党成为一个重要力量。7月末的法国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认为饶勒斯是一个危险人物，另一大阵营愿意服从他的领导。面对歇斯底里的人群，他总是呼吁人们克制，要求人们深思熟虑。他希望人们能泰然地找到远离战争的途径。“危险是巨大的，只要我们保持清晰的思路和强大的愿望，危险是可以被克服的，”他在7月31日星期五自己最后一次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不仅要有英雄主义的行动，还要有英雄主义的耐性。”

与此同时，法国保守派却语调平静。“我们不愿煽动任何政治谋杀，”《法国行动报》在7月23日写下这句后来成为饶勒斯敌人的典型腔调的话，“让饶勒斯先生心绪不宁得发抖。饶勒斯先生很可能将遭受卡约夫人的命运，这是因为他的话有可能刺激起某些狂热者想试着改变难以改变的秩序中的某些可改变的东西。”另一份报纸对读者说：“在战争前夜，当一个将军派遣一个下士带着一小队士兵把饶勒斯推到靠墙站着，并让士兵向饶勒斯脑袋里灌输一些他需要的铅弹，你说那些士兵敢不执行军人的基本职责吗？”

让·饶勒斯于7月31日晚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他去布鲁塞尔是为了跟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他在会上做了讲演。刚回到巴黎，他就带着几个助手来到法国外交部，他们与外交部副部长亚伯·法瑞（Abel Ferry）开了一个会，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采取措施阻止俄国战争动员。此时，法国政府不仅知道俄国已经进行战争动员，还通过驻德国大使知道柏林警告如果俄国不逆转战争动员进程则德国也要进行战争动员。总理维维安尼在与总统普恩加来商讨后，承诺在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给德国一个回复。法瑞对饶勒斯说：“太晚了，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值得要做了。”

饶勒斯生气地说：“我们将继续反对战争，直到最后。”

“不必了，”法瑞回答，“没有什么是你可以继续做的。有人会在这条街道的拐角处刺杀你。”

两小时后，29岁的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在蒙马特街闲逛，他受过良好教育，处于失业状态。他看见一群人走进“新月”（du Croissant）咖啡店。饶勒斯也在这群人之中，并坐在一个靠窗的席位上。维兰在窗外徘徊了一小时，饶勒斯一边吃饭一边与他的报纸编辑交谈，他们正在商量星期六的报纸要登出的内容。维兰被周围人群的歇斯底里激怒了，他正计划一件大事，准备去德国刺杀德皇。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展示爱国精神的机会，这个机会允许他不出国就能为法国出一把力。

咖啡店里，邻桌的一个男人站起来，走向饶勒斯的桌子，此人是饶勒斯一位随从人员的朋友，他想给让饶勒斯看一看自己刚出生女儿的照片。

“让我看看。”饶勒斯说。他微笑着看着照片，问孩子的年龄，说着祝贺的话。就在这个时刻，维兰在窗外开了两枪，子弹射入饶勒斯的后脑。饶勒斯在警察到来前就死了。第二天，法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如今失去了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人，都纷纷转而去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