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勇气永远战胜不了炮火。

——夏尔·戴高乐

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开始了。一队德国骑兵侵入卢森堡，目标是占领卢森堡的铁路系统。就在这一天，德国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要求不得阻止德国军队前进。比利时年轻的国王艾伯特（King Albert）拒绝了。艾伯特的军队很小，有7个师大约11.7万人能上战场。为了阻止德国入侵，比利时军队开始炸毁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桥梁和铁路。列日（Liege）这个很小的交通枢纽城市，突然变成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城市。列日的防御阵地赫然耸立在默兹河岸的绝壁上，控制着施利芬计划中德军右翼向西进发时必须通过的狭窄通道。德军必须尽快攻占列日的防御阵地，否则德军的前进步伐在出发点就会被阻塞，整个进攻计划也将报废。

列日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它是由12个巨型堡垒环绕而形成的特殊城市，它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城市。每个堡垒都有装甲炮塔，配有8或9门大炮，用水泥加固，能抵御世界上最重型的大炮的直接攻击。年迈的杰勒德·莱曼将军（General Gerard Leman）是列日的指挥官，他手下有8000士兵隐蔽在堡垒中，外加一个由2.4万步兵、500名骑兵、72门野战炮组成的机动步兵师。德军根据作战计划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特种攻坚部队，这支部队自带野战炮，士兵都接受过特殊培训，他们蹲伏在边境线附近，攻击目标就是列日的堡垒。8月4日，这支部队的前锋从南边进入列日，但发现守军的兵力大大超过预计，于是发动一次夜晚攻击，守军用猛烈的炮火把他们击退。他们立刻组织反击，反击又被击退。德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地位。

国王艾伯特要求莱曼将军死守列日（意味着不许撤退和投降，只能战死）。当德国骑兵出现在列日北面时，莱曼将军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德军包围。为了防止他的机动部队也被包围，他命令机动部队加入比利时的主力部队。这一举动使比利时四分之一的兵力免遭德军的围歼，但也有代价：此举使莱曼无法有足够的兵力把德军阻止于一定距离之外，处于这个距离之外的德军大炮不能发挥其最大的破坏力。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地位卑微的德国军官登场了，更确切地说是登上了世界大舞台，此人就是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他迅速成为围攻列日的英雄，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德国军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注意他名字中没有“冯”字，这说明他不是德意志容克贵族）。他刚被提升为少将，身材魁梧，长着双下巴，49岁。他当时的职务是临时性的，任务是担任列日攻坚部队和正在边境集结之中的德国第二集团军之间的协调员。让鲁登道夫干这份临时工作是有好理由的：几年前，当他还是毛奇的重要幕僚的时候，他就制订了摧毁列日堡垒的计划（为了使制订的计划较周密准确，他专门去比利时度假，为的就是要亲自勘察列日的堡垒）。德军与法军不同，参谋人员按惯例要被送到战场实地去观察所制订计划的实施，帮助部队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计划，从实战中学习作战计划。但是，鲁登道夫的天性不许他只做观察员。他命令一队骑兵去列日北面露面，诱使莱曼将军错误地把大部分军队调离列日。他发现一个旅的指挥官阵亡，于是立刻开始指挥这个旅的战斗。他命令把榴弹炮的位置前移，这使榴弹炮能直接轰击比利时的防线，并带着队伍夺下一块高地，利用这块高地，德军能清晰地观察到城区和比利时军方的大本营。

鲁登道夫发现列日守军大本营附近没有活动的迹象（莱曼将军转移到一个较偏僻的堡垒中），于是迅速冲向大本营。他用剑柄圆头连续重击大门，高声要求大本营内的守兵投降。尽管大本营内守兵人数不少，但竟顺从了他的要求。于是，德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大本营。丢失了大本营的列日堡垒群，虽然各堡垒还完整无缺，但堡垒之间失去了联络和相互支持。完成了这个重要工作后，他立刻返回德国督促将更多、更大型的炮火及时运抵前线。

此时，毛奇的七个西线集团军正在德国的北部偏南边境线的德国一侧或者说是荷兰的南部集结。试着想象一个巨大的钟表，巴黎是钟表的中心。德军的集团军布置在表盘上部偏右的部分，位置大约在1点钟和3点钟之间。最北面的集团军的位置在列日的东北方向，由亚历山大·冯·克卢克（Alexander von Kluck）将军指挥。克卢克为人强硬、好斗、易怒，起家的时候仅是平民，后因其突出贡献获得贵族称号。他此时已经68岁了，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步兵。与其他德军高官不同，他从来没有在总部干过。他的第一集团军有30多万人，负责德军右翼最外缘，所以，当他按计划向西移动穿越比利时后再向西南包围巴黎的过程中要走最远的距离。最后，他要从背后攻击法国的防线，与位置在大表盘上2点钟和3点钟位置的德军形成对压态势，像虎钳一样压垮法军。

德军集团军都以数字为编号。南面毗邻克卢克的是卡尔·冯·比洛（Karl von Bulow）将军领导的第二集团军（按照施利芬计划，德军的巨轮转向后，他则在克卢克的东面）。比洛是普鲁士高级贵族之一，年纪也有60多岁了。接着是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最后一个是第七集团军。在这七个集团军中，前三个组成右翼，虽然没有像施利芬原计划的那么大，但也有令人恐惧的75万人。这次战争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当年惠灵顿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时候只有6万人。

德军的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并排向前开进。他们的左侧由其他德国军队保护。他们的右翼则暴露在外，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克卢克将包抄侧翼同样暴露在外的法军的左翼。克卢克的基本任务就是包围巴黎，一路上不能恋战，要一直赶路。如果因局势发展允许他对法军的左翼发动攻击，就可以尽可能地削弱法军。但是，这类的打击只能是克卢克的次要任务。克卢克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巴黎。

组成德军左翼的第六和第七集团军，不准备发动进攻，他们的角色是阻止法军可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攻击，其作战目标不是战胜法军，而是既防止法军突破又不让法军退守巴黎。在德军右翼的三个集团军与左翼的两个集团军中间是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德皇威廉的大儿子皇储威廉（Crown Prince Wilhelm）。这两个集团军的作用是联络右翼和左翼，使德军在整体上无间隙可供法军利用。它们还是德军右翼运动时形成的巨大转轮的轮轴部分，不需要快速运动。它们是德军完整军事计划中起定位作用的锚，是德军发力时的支点。当克卢克抵达巴黎后，挥师返回，把法国人驱赶入这两个集团军早已布置好的杀人机器中。

法国的霞飞将军，把自己的100多万兵力分成五个集团军，这五个集团军也同德军类似，一线排开，用数字编号，第一集团军在最右边，驻扎在瑞士北面。第二集团军紧邻第一集团军的北面，第三集团军又在第二集团军之北，五个集团军向西北方向延伸，最后一个集团军放在克卢克的出发点和巴黎之间的中点上。霞飞的第一、二、三集团军向东面对阿尔萨斯和洛林，其背后是一条由几个超级据点构成的防线（凡尔登、图尔、埃皮纳勒、贝尔福），这些超级据点由法国人建造，地处瑞士和比利时之间。第四、五集团军没有类似的据点依靠。第五集团军的司令官查尔斯·朗勒扎克（Charles Lanrezac）是霞飞的好朋友、老下级。第五集团军的位置有问题，它是法国防线的终点，就像克卢克是德国防线的终点一样，但左侧就像许多战术家说的那样“悬在空中”。德军可以迂回到其左侧或背后发动攻击。不过，战争刚开始的几天，这种可能性非常低，霞飞认为不值得考虑。

当时，朗勒扎克和霞飞没有什么好办法知道德军的动向。1914年夏天，空中侦察作为军用航空的分支，正处于发展初期。本来骑兵是军队的耳目，但是在战争动员完成之前，骑兵也难以发挥其正常作用。双方的指挥官只能凭借经验推测，做推测所需的信息或来自间谍，或来自俘虏。除了获取情报困难外，还有几个具体因素使情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军队的规模巨大；战场的地理空间非常巨大；前线有数十万军队等待调遣，而指挥部却离前线非常遥远，几乎难以拉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在战场上，单独行动的集团军如同瞎子一般。一个集团军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所面临的危险其实很大。大规模的步兵运动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东西，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怪物，其身体是一条长长的毛毛虫，行动缓慢笨拙，其头部是一个患有近视眼病的老虎（这个比喻并非完全不合适）。虎头最具摧毁力，能随时摧毁任何拦住去路的敌人。集团军司令官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保证用集团军的虎头去撞击敌人。虎牙可以是拿着武装的士兵，可以是举着大刀的士兵，可以是握着随手捡来的能产生破坏性的器具的士兵。虎头可以去攻击敌人，也可以根据局势需要去阻止敌人的进攻。

集团军在前进中将暴露自身弱点，弱点就是虎头后面像长长的毛毛虫一样的身体［在1914年的那个年代，一个军由两个师组成，大约有3万人，行军时其长度能达到15英里（约24公里）］。如果想在战场上取得大胜，就必须躲避敌人的虎头，或错过敌人的虎头，用自己的头部冲击敌人的身体。这就是攻击敌人的“侧翼”，如果虎头的攻击力足够大，敌人的身体就会顷刻间被撕开，敌人的虎头便会脱离身体，成为丧失力量的残部。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包围敌人、切断敌人供给线，也能有类似的效果。所以，毛奇和霞飞都将自己的集团军安排在一条没有间断的战线上，各集团军之间相互保护侧翼。然而，如果某一方的战线的端点没有保护措施，战斗随时可能爆发。

霞飞希望采取攻势，他在这点上与毛奇一样。霞飞的总体作战计划于1913年获得批准，他的计划反映了法国政府禁止法军入侵中立国家的要求。该计划假定德国也不会进入比利时和卢森堡，因而他的计划假定双方主要交火地点应该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边境线上，换句话说，战场应该是在凡尔登（Verdun）以北与贝尔福（Belfort）以南。霞飞有5个集团军的兵力，足够发动全线的进攻，所以他觉得没有理由担心朗勒扎克的左翼，那个方向应该归卢森堡负责把守。

霞飞此时还没有确定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甚至还可以不发动进攻，这是个优势。与毛奇不同，霞飞可以选择——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他可以改变作战计划，也可以改变部队部署。在战场上具有这种能力是很重要的，局势发展很快证明了这点：德军进入卢森堡，后来又攻击列日，霞飞命令第四、第五集团军向北转移。他判断德军将从东北方向过来，通过卢森堡的阿登高地森林直指法国城市色当，所以他的左翼应该北上迎敌。

朗勒扎克并不赞同霞飞的判断。当德军猛烈攻击列日的消息传到朗勒扎克耳朵里的时候，他认为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德军正在清除西进的道路。早在7月30日法国宣战前，他就告诉霞飞自己的忧虑，如果德军趁着他的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南部或正向东移动加入法军的攻势的时候借机向西运动，那么他根本无法设想其后果。“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他警告，“第五集团军将无法防止德军对法军左翼的包围。”对朗勒扎克的这番警告，霞飞未加评论。他很可能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周后，德军继续集中兵力攻打列日，朗勒扎克再次提出诉求。“这次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正在策划一个途经比利时更大的包围圈。我请求允许第五集团军向北移动。”朗勒扎克说得没错，但霞飞并没有被说服。霞飞还是顽固地认为，列日发生的战况，只是德军想把他吸引走的假象。他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用右翼发动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攻击上，夺回这两块被德国抢走的地盘是极大的胜利象征。不过，他还是采取了一个慎重措施，派遣一队骑兵去侦察比利时。这个具有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获得德军活动的证据——这不奇怪，因为德军还没有攻下列日——霞飞感到自己可以放心地去执行原计划。他命令第一集团军在8月7日跨越边境进入阿尔萨斯；这一天，鲁登道夫攻下了列日堡垒的大本营。又一周过去了，德军右翼的行动方向已经毫无疑问，霞飞才在给朗勒扎克警告的回复中说：“我不反对你的建议。”不过，他好像有些隐约的恼怒，又补充了一句，“你说的威胁仅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我们还不能肯定它一定会发生。”于是，朗勒扎克开始向北进发。朗勒扎克并不知道此时已经太迟了，他的集团军已经难逃被翼侧包围的结局，他早先的恐惧不幸将成为现实。

就在这个时候，德军已经把两种决定列日命运的武器拖入比利时，这是两种魔鬼般的新大炮：一种是从奥地利借来的305毫米斯柯达突击迫击炮，另一种是难以置信的420毫米榴弹炮，设计制造这种炮的厂家是克虏伯钢铁公司。这两种炮从来就没有在战斗中用过。那种较重型榴弹炮足有75吨重，必须分拆成五个部分用铁轨才能运输，放置在混凝土基础上才能开始工作。它每小时能发射10发2200磅（约1吨）炮弹，每发炮弹有加固的弹头，而且具有延时保险丝使得炮弹能穿透目标后再爆炸。它的射程有9英里（约15公里），弹道飞行轨迹非常高，炮弹几乎是垂直落下。操纵这种大炮需要用电力，因而必须让操作大炮的200名戴着头部保护材料的炮兵，在引爆之前跑到300码（约275米）远开外。如果把这种炮对准目标将其发射炮弹的仰角和方向锁定后，此后每一轮发射都会击中目标，它就能恶魔般地摧毁目标，能炸碎列日最坚固的堡垒，并将堡垒内部的人化为蒸气。这种武器最适合恐怖战争的开场戏。

这些巨型大炮在8月10日运抵列日。不过，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安装到位。此时，霞飞在南面已经夺下几座城池，德军发动反击。8月11日，霞飞的攻击被迫停止。8月12日，奥地利陆军元帅康拉德派遣46万军队攻入塞尔维亚，发动他渴望已久的惩罚塞尔维亚之战，他的军队很快穿越平原地带进入塞尔维亚东部的山地。

8月13日，列日东南角上的绍德方丹堡垒（Fort Chaudfontaine）在遭受几次粉碎性打击后宣布投降，408名守军只有76人活着从堡垒中走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另有两个堡垒在遭受类似的打击后，守军宣布投降。8月15日，隆鑫堡垒（Fort Locin），第23发420毫米炮弹炸坏了堡垒外壳，堡垒中弹药库引发了大爆炸，这座堡垒就此消失了。德军占领堡垒后，在废墟中发现莱曼将军。德军要带他走，他睁开了眼睛。“我请你们做证，”他对一位德国军官说，“你发现我时，我正处于昏迷状态。”虽然列日还有几座堡垒没投降或还没被摧毁，但德军前进的步伐已经不受干扰。毛奇的几个集团军已经准备停当，道路也被打通畅了，德军的右翼几乎按时完成了施利芬计划的要求。德国工程师迅速修复被比利时破坏的铁路，火车开始一列接着一列地进出，运载着军事攻击所需的海量的供给。每天有多达500列火车跨越莱茵河；最初的16天，每天有2150列火车通过科隆铁路桥，大约每10分钟一列。仅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每天就需要550吨的食品，他名下的8.4万匹马每天需要840吨饲料。

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快，战争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没有人能预见这种不同寻常的局势，局势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料。为了响应法国政府呼吁开辟第二战线的要求，俄国在8月16日以英雄主义的速度仓促地派遣俄国的第一集团军侵入东普鲁士，这个举动后来证明太仓促，竟然演化为一场悲剧。俄国的进攻，比德国预想的要快多了。很显然，更多的俄国军队将随后到达，毛奇可能在西线还没有决定胜负之前，就遭遇东线的灾难。同一天，塞尔维亚人发动反击，打乱了奥地利人的阵脚。突然之间，每天都有大事发生。

8月17日：德军和俄军在东普鲁士的斯塔鲁普仑（Stallponen）遭遇，战斗不分胜负；德军被迫后撤，原计划没能按时完成，但是带回了3000名俄军战俘。

8月18日：霞飞扩大在其东线的攻击，他派遣第二集团军进入洛林。这次进军较顺利，原因是毛奇命令德国第六集团军后撤。毛奇有自己的洛林计划：引法军前进到第五集团军的北面和第七集团军的南面时，他将发动两翼夹攻，一举歼灭法国人。如果这个陷阱成功，德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他可以不再需要施利芬计划中的右翼。奥地利人再次攻击塞尔维亚人，遭受严重失败。俄国四个集团军进入加利西亚，这块土地原属波兰，后被奥地利夺得（当时已经没有波兰这个国家，它被俄国、德国、奥地利瓜分）。由于康拉德决心全力攻击塞尔维亚，奥地利几乎没有提防俄国有可能入侵。

8月19日：法军继续深入洛林。

8月20日：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Crown 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是德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官，并同时担任德军第六集团军临时司令官，他发现法军已经出现过度扩张的征兆，其攻击的强度开始减弱。他实在难以忍受眼前猎物的诱惑，（“我们不能再要求我们巴伐利亚的士兵后撤，”他抱怨道，“因为士兵们拥有超越面前敌人的优越感。”）终于命令反击，反击的结果异常成功，造成法军巨大伤亡，驱赶法军退回边境线法国一方的城市南锡（Nancy）。后来，南锡也快被放弃了。当时担任军长的费迪南德·福煦（Ferdinand Foch）来拯救南锡，他重新组织了法军的防御，并发动反攻。福煦是大战中涌现出的新英雄，随着战争的发展，他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一周里，他的女婿和他唯一的儿子都战死沙场）。鲁普雷希特的成功反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的反击既没有消灭法军第六集团军，也没有占领任何有战略价值的阵地。相反，法军被推出毛奇设下的圈套，回到法国的堡垒防线中。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利用新技术改进了堡垒的防卫性能，使曾经摧毁列日堡垒的巨型大炮也变得无能为力，霞飞利用堡垒的作用很快从右翼调来军队补充了处于危险之中的左翼。德国失去了一次取得突破进展的机会，但鲁普雷希特不这样看。为了捞取更多的优势，他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在命令）毛奇给他更多的军队。毛奇同意了。此时，毛奇再次背离了施利芬计划中集中优势兵力打右翼的原则。

同一天，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入侵，从一次失败演变成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溃退：奥地利军队死伤达到5.5万人，其中6000人被杀死，剩下的部队逃窜过边境线。德军和俄军再次在东普鲁士爆发冲突，这次是在一个叫贡宾（Gumbinnen）的地方，战斗非常血腥，胜负难分。德军后撤，俄军未追击。德军第八集团军指挥官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Max von Prittwitz）打电话告诉毛奇，他的部队遭遇挫折，要求撤出东普鲁士。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无论是从战术角度看，还是从战略角度看，或是从士气角度看，结论都是一场灾难。东普鲁士是普鲁士容克贵族精英的世袭故土，是德军将领的发源地。把容克的农场留给狂暴寡恩的哥萨克人，这个想法实在令人惊骇。然而，鲁普雷希特再一次向毛奇施压，毛奇没有反对普里特维茨，理由是自己离东普鲁士太远而缺少可靠信息。他没有置疑普里特维茨的决定，没有告诉普里特维茨是应该坚守还是应该出击。

德军在比利时继续勇往直前。在完成了列日的任务后，巨型大炮被转移到西面的纳慕尔（Namur）。纳慕尔有9座与列日的堡垒一样坚固的堡垒，是6条铁路的交会点。德军对纳慕尔进行了连续5天的炮轰，守军投降。然而，德军在纳慕尔留下一个遗憾：德军没能切断比利时军队与外界的联系并将其彻底消灭，而让一部分比利时军队溜到海港城市安特卫普（Antwerp）。为了防止比利时人反扑，切断自己的联络线，克卢克不得不从总兵力中抽调出两个军的兵力加以防范。当然，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也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派遣军队去纳慕尔，丧失了利用纳慕尔的堡垒阻止德军前进的机会。如果能提供足够的兵力，纳慕尔之战有可能成功。不久之后，机会失去了，朗勒扎克被迫在空旷的田野里寻找阻击德军前进的方法。

德军占领布鲁塞尔后，停下前进的步伐，举行阅兵仪式。这是自普法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此后，德军继续西进，但向南部偏转，目标是巴黎。一路上，德军留下大量杀戮的痕迹，在抹去政治宣传的夸张之后，世人还是发现了德军滥杀无辜的事实，这些事实让德国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受到玷污，德国的敌人则利用这些事实作为理由证明反对德国的战争就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战争，这些漫长的争论最终促使美国加入反对德国的战争。德军毁灭城镇。他们抓平民做人质，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们杀死许多人质，而且是用机关枪屠杀。他们甚至杀死牧师（说这些牧师是游击队领导）。他们毁坏文化城市卢维思中特别精美的中世纪大学和图书馆。

德军的暴行是永远得不到饶恕的。不过，他们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一言以蔽之，渊源复杂。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游击队给德军带来大量伤亡，当时法国牧师劝说许多人参加游击队。德军决心避免类似的伤亡。他们在比利时遇到游击队时，竟用恶毒的手段拼命打击游击队。德国报纸添油加醋描绘德军士兵如何被比利时居民致残甚至被杀害。德国士兵能读到报纸上的这些故事，他们又气又怕，致使他们发动一轮接着一轮的新暴力。德军的高级军官的思维仍旧被一个老念头顽固地地占据着，这个念头也是驱使他们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动机，这个念头就是：德国正在做生死挣扎，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我们在比利时的推进确实很残忍，”毛奇评论道，“但是我们是在为生存而竞争，那些挡道的人不得不自己承担后果。”

敌人将要到来的消息驱赶着平民向各个方向逃逸，无论是比利时还是法国，无论是德国西南还是东普鲁士，无论是塞尔维亚还是波兰。道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他们带着家畜和任何拿得走的财产，他们驾着马车推着手推车。遇到军队要经过，他们就躲到田野或树林里避让。

8月的中旬就要过去了，欧洲关注的重点是军队的成败，而不是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残暴和痛苦。8月21日，局势发展快得似乎要达到顶点。第二个俄国集团军进入东普鲁士，连续占领德国的城镇。俄国人的计划很明显：两个俄国集团军合围一个德国集团军，用兵力优势消灭德军。如果能做到这点，通往柏林的大道就通畅了，德国只能从长长的西线抽调军队来解救自己。东普鲁士的消息使德皇威廉的精神有些错乱。他走到总部外面的花园中不安地踱来踱去，他在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然后让随从的陆军、海军首领也坐下来。这两个人拉过来另一把长椅坐下，他俩显然是为了表示自己对皇帝的恭顺。“难道你们现在就开始蔑视与我坐在一起吗？”德皇大叫起来。面对战争的压力，他开始表现出早期的焦虑不安。

8月21日，霞飞在发动新攻势，他派遣法军防线中居中路的第三、第四集团军向北进入阿登高地。此时，霞飞认识到德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在阿登高地，所以判断德军在阿登高地的兵力不可能太强。霞飞的情报部门估计，西线德军的总兵力有68个师。然而，西线德军实际上有78个师、10个骑兵师、14个民兵旅。情报部门还有另一个错误估计，他们认为，德国像法国一样嫌弃新动员的后备部队太嫩不适合前线作战。因此，霞飞判断左侧的德军是足够强大的，因为法军攻击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击退。他判断右侧的德军也是强大的，因为德军竟能穿越比利时。基于这两个判断，他推断中部的德军肯定兵力薄弱。他认为，如果法军猛攻比利时的东南部，就有可能突破德军右翼的侧面，从而切断德军的供应和增援。

攻击阿登高地的14个法国师与14个德国师头碰头撞上了，德军在丛林密布的山丘之上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装备了足够的机关枪和火炮。法军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击的力度随着伤亡越来越令人吃惊地大而逐渐衰弱，最后不得不停止。爆发在罗西尼奥尔（Rossignol）的战斗最惨烈：1.4万名殖民地特种兵发动对当地德军的攻击，三分之一的士兵中弹身亡。如果朗勒扎克在战前没有向霞飞提出警告和诉求，霞飞就不会勉强允许他驻留在较远的西部，那么他的第五集团军本来有可能也被派遣加入罗西尼奥尔的战斗。

此时，法军中只有第五集团军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了。从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看，朗勒扎克自始至终是正确的：德军的主攻力量放在他的北面，在基本上没有受到阻力的情况下穿越了比利时。朗勒扎克命令自己的左翼从沙勒罗瓦（Charleroi）出发，经过75英里（约120公里）的转移后抵达桑布尔河（Samber）对岸。此时，他并不知道德军在何处，也没有获得霞飞的任何指令，所以他做了一件在1914年期间法国军官中非常不流行的动作：他命令部队进入防御状态。他的这个选择有很高的回报价值。第二天，比洛的德军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从东面攻击了他的部队。这其实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朗勒扎克是法国战线的最左端，但他遭遇的并不是德军的最右端克卢克的人马，而是克卢克左侧的德军部队。朗勒扎克向北移动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他还没有捕捉到德军右翼的最外边缘。此时，法国所有的五个集团军都被锁定在交战状态，六个德国集团军也被锁定在交战状态。克卢克的集团军却在朗勒扎克触摸不到的更西北的地方前进，几乎遇不到任何抵抗。

至此，霞飞所发动的所有进攻被打败了，法军不得不回撤，许多部队都处于混乱之中。法军在战争第一个月的伤亡人数是26万，其中7.5万人阵亡（仅8月22日一天就死了2.7万人）。死亡人数中的10%是正规军的军官和后备役军官。法军中的信奉“攻势邪教”的教徒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一位年轻的法军上尉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伤痛终于让他清醒了，他说道：“我在那个时刻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勇气永远战胜不了炮火。”

德军右翼的主要任务是运动。除右翼外，德军倾向于依靠炮火的力量，等待法军先进攻。这样做，德军处于守势，但是伤亡总数较小。德军西线在8月里只死了1.8万人，比法军和英国要少多了。

克卢克，连同他左边的比洛，他俩的集团军并肩向西南的瑞士进发，而且是按照计划的时间表进发。施利芬计划就要实现了。未来的舞台是为克卢克设计的，他将绕过朗勒扎克，直接向巴黎奔袭。

至少在8月23日之前，克卢克是顺利的。突然，克卢克撞到一大群藏在战壕里的英国步枪手。那应该是一次战栗。克卢克当时不知道英国军队就在附近，他甚至不知道有相当规模的英国军队在一天前就进入了法国准备上阵。

背景：1914年的伦敦

对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来说，德英两军在8月23日的不期而遇算不上什么大事，顶多是一次恶意骚扰而已。虽说英国远征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都经历过英国殖民地战争的锻炼，但他们因人数不多，根本无法阻止像大河一样奔流向前的克卢克的军队。

对法国人来说，特别是政治家和将军来说，英国能参战简直是梦想成真。几年以来，法国人的国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梦而积极努力。英国参战的意义深远，如果这场战争是长期的，法国便能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站在一边。

在英国，有人赞成战争，也有人反对战争。不过，双方似乎都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因为战争离现实太遥远了。英国绝对不可能跟随着柏林、巴黎、彼得堡、维也纳一道跌入1914年7月的灾难之中。

自危机之初，爱德华·格雷的外交部就身陷其中，但英国努力维持和平。为了和平，英国外交部一直保持着异常公正的姿态，绝不用自己的意见刺激公众。英国公众和伦敦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国内的爱尔兰问题上，这个问题是大英帝国的心腹大患。

爱尔兰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已经不属于英国的一部分，也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像苏格兰、威尔士一样成为联合王国的成员。英国议会里有爱尔兰的代表。他们的数目相当大，不仅能影响政策的制定，而且还可以利用众议院内部的激烈分歧操纵英国政府的生死。但是，爱尔兰的天主教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种权力还不够。他们辩解说，现实中的爱尔兰其实与几个世纪前一样，还在遭受英国人的欺负，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他们要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政府——也就是爱尔兰自治。但是，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人（Ulstermen）不同意，他们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在两个半世纪前从苏格兰移民来的新教教徒。在那个时代，信奉天主教是一种罪行。如果爱尔兰自治，阿尔斯特人将屈服于罗马的教皇。于是，就有了联邦主义者，他们誓死反对爱尔兰自治。

截至1914年夏季，英国自由党已经在位8年多了，公众支持度呈逐年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公众越来越讨厌自由党引发的斗争、危机、争议，越来越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英国保守党相比，英国自由党的政府是个倡导改革的政府，他们推动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如果英国政府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支持，自由党的政府就会垮台，新一届政府就会取而代之。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只有在获得30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议员的支持后，才能维持在众议院的多数支持。

自由党政府想要的这种支持，必须付出一个代价，那就是爱尔兰自治。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意识到自己对现政府的重要意义，要求立等可取的回报。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内阁知道，要么满足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要么被别人取代。所以，英国政府推动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保守党拼命反对这个法案，联邦主义者拼命支持保守党。各方折中似乎不大可能，所以形势变得十分危险。有人把武器走私入北爱尔兰，联邦主义者把成千上万的阿尔斯特人组织成民兵，声称宁可武装暴动也不做爱尔兰自治下的软弱少数民族。

随着爱尔兰自治法案临近通过，局势越来越紧张，英国军界的许多领导都是英国爱尔兰联邦主义者，他们都反对阿斯奎斯的政府，这就使局势更加危险。当人们意识到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需要军事镇压联邦主义者时，危机更加激化得就像沸腾的开水。春天，英国战争部宣布，家在爱尔兰的英国军官不能参加镇压新教叛乱。其余的军官必须执行任何上级交给的任务。如果有谁不能接受这项政策，必须申明其反对态度，并将被解职。

这个政策引发了卡勒兵变（Curragh Mutiny）。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宣布支持联邦主义者，他们说联邦主义者的唯一罪行就是忠于大英帝国，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叛徒的做法实在是一种侮辱，他们宁可自己辞职也不参与对联邦主义者的战争。英军在爱尔兰卡勒军事基地里驻扎着一个骑兵旅，这个旅有70名高级军官，其中有57人参与兵变。

局势有恶化的倾向。战争部大臣为了缓和局势，向公众保证不会采取武力镇压新教徒。英国首相拒绝接受这样的保证，英国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听到英国首相的话后宣布辞去皇家总参谋长一职。许多高级官员跟着辞职。英王感到有必要干预，此后对立阵营的领袖才开始谨慎地从混乱的局势中后撤。到5月底的时候，有了一个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尽管民族主义者反对，但是英国必须瓜分爱尔兰。爱尔兰的北方要属于大英帝国。斐迪南大公遇刺后的几周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被爱尔兰问题困扰着。就在维也纳向塞尔维亚提交最后通牒的前一天，英王乔治正在白金汉宫召开瓜分爱尔兰的会议，但这次会议以失败告终。7月26日，也就是法国和德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前6天，英国军队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开枪镇压示威者。英国内战在即。

与此同时，英国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英国正在缓慢地被拖入危机。伦敦的长期外交政策是维护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其目标就是保证没有任何国家或同盟能有实力威胁英国的安全。法国曾经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这段时间一直都把法国当作敌人。拿破仑衰败后，俄国变得非常突出，英国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两国之间在19世纪50年代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而法国站在英国一边。普鲁士一直是英国的同盟。1870年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兴起，加之法国继续衰落，普鲁士与英国的关系也发生改变。突然，诸侯割据各自为战，软弱无力的德意志变成威胁欧洲均势的主要不安全力量。伦敦越来越担心德国海军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威胁，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公海舰队。与其他威胁相比，英国海军所受威胁更能在许多英国人的思维中埋下一个顽固的信念，英国的下一场战争肯定是要与德国打，更进一步讲，为了防止德国统治欧洲，英国必须防止德国制伏法国。

这种思维在英军总部里很流行，在联邦主义军官中就更加流行，这些军官相信如果英国能参加一场欧洲战争，爱尔兰自治法案肯定夭折（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英军的参谋人员已经秘密会见法军同行，研究如何联合对德开战问题（阿斯奎斯允许军方这样做，但人们并不感谢他）。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将军是英军派往巴黎的主要军事协调人，他是一个极端联邦主义分子。他曾自夸自己对阿尔斯特人的忠诚要超越对英国的忠诚。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把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称为“醉汉”，把阿斯奎斯的内阁称为“肮脏的内阁”。亨利·威尔逊所使用的语言，代表了英国军界流行的极端思潮。

经过威尔逊与法国人的多次交流，一个英国远征军进入法国作战的详细计划逐渐形成。然而，在阿斯奎斯的内阁中，只有少数几个“帝国主义者”才被允许了解这个计划的一些细节。如果有内阁成员想了解这个计划，格雷就想办法说服他们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英国没有承诺做什么。初夏的时候，有德国报纸说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权威人士正在与俄国秘密谈判，阿斯奎斯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开始怀疑格雷的说法。格雷则公开否定根本没有类似的谈判，但是他实际上是在撒谎。斐迪南大公7月遇刺后，格雷陷入极度困难的境界。他之所以同意与俄国人谈判，是因为他害怕俄国退出协约国。他推测，如果俄国发现英国没有兴趣在战争中提供支持，俄国有可能抛弃与法国的协约同盟关系。一些有影响力的俄国人认为，罗曼诺夫王朝与共和体制的法国建立同盟关系实属荒谬。这些俄国人还认为，与英国结盟也没有意义，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正在阻碍俄国向南扩张。与这些俄国人相仿，许多英国人蔑视与强制、独裁的彼得堡朝廷建立同盟关系。英国与俄国于1907年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从伦敦的角度看，是一个为大英帝国减压的措施，这个帝国已经大得连皇家海军都护卫不过来了。这个协议保证了一种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交换：英国对俄国在欧洲大陆的所作所为友好；作为交换，俄国不威胁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波斯、阿富汗。

阿斯奎斯政府的工作重点，逐渐地从爱尔兰问题转移到不断恶化的欧洲危机上来。内阁成员的意见有分歧，大多数人反对介入战争，可是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大多数阁员反战动机各有不同。有一些阁员相信英国应该与德国结盟，不应该与俄国和法国结盟，他们认为反德国倾向是一种帝国主义者的偏见，肯定导致混乱。另一些阁员警告打败德国将给英国带来不利，欧洲的均势被打破，沙皇俄国将主导欧洲。还有一些阁员根本就不相信任何参战的理由，英国没有理由救法国，打仗所需的人力、物力损失远远超过战后的利益。

7月25日，星期六，英国内阁召开一次有关参战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果清楚表明多数阁员持反战态度，他们宁可辞职也不同意宣战。如果这样的辞职发生，阿斯奎斯政府就将寿终正寝。有可能取代阿斯奎斯政府的是一个保守党的政府，最有可能任首相的是沉默寡言的极端联邦主义分子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新政府将推翻自由党在爱尔兰和英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此前所做的和计划要做的。同时，新政府一定会参战，因为保守党需要战争，现任阁员都将失去内阁工作。内阁的多数派中有几个最吵闹的阁员，即使是他们也不愿推翻现政府。

有人说，是英国内阁中的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积极主张参战。这个说法不公平。不过，这样说温斯顿·丘吉尔，还是比较合适的。他为人精力旺盛，爱冒险。他当时是海军大臣，对英国皇家海军负责。他曾承认说，一想到战争的美好前景，他就激动得发抖。阿斯奎斯和格雷则较冷静。他俩都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无论胜者或负者，都将遭受灾难。不过，他俩也认为，让德国打垮法国是一种更恐怖的灾难。俄国的意义在于保护法国。如果战争结果让俄国更强大，那才是一件令人悔恨的事。

在如此复杂的局势里寻找解决方案的大部分责任重重地落在爱德华·格雷爵士肩上。他面临两个困境。第一个是当前面临的困境：他需要利用大英帝国的影响力阻止战争，但同时又不能超越内阁多数派所能容忍的程度而触发内阁辞职。

在这一点上，他失败了，当然，失败不是他的错。由于阁员之间分歧太大，他的干预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变化。他的另一个困境是：他需要说服英国下院与内阁同意一条原则，如果欧洲强国开战，英国需要出兵干预，但英国下院与内阁在八月底时仍然反对战争。在这点上，他成功了。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也不全是他的功劳，有许多因素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帮助他成功的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它好像是凭空跳了出来（实际上是德皇威廉引发的），最终逆转了反对意见。

1914年，52岁的格雷，是大英帝国在顶峰时期英国绅士的样板。他为人安静、优雅，相当聪明，有贵族气质，受过良好教育，每个周末必须去自己的乡村庄园度假。他还有一个信念，英国人在道德伦理方面，必须比欧洲人高出一截，所以他为大英帝国的利益服务就是为人类的文明服务。他的生活是孤独的，妻子在1906年乘坐自己的小马车在一条乡村公路上翻车身亡，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工作。可是，工作也越来越难，因为他的视力正在逐渐衰退。

阿斯奎斯首相非常乐于把困难的外交工作交给格雷去做。阿斯奎斯在1914年时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谨慎而狡猾的中产阶级律师。他进入英国议会已经有30多年，领导自由党政府走过了风风雨雨的6年。他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也希望能继续执政，但他想不劳而获。这表现为他从不因工作放弃社交的快乐，比如，不放弃晚上打桥牌，不放弃追求性感女人。继续执政需要处理几件困难的事，需要把越来越脆弱的自由党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这意味着必须把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与暴躁的威尔士改革者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捏合在一起，还意味着必须把和平主义者与极度好战的丘吉尔捏合在一起。想在1914年7月处理好这些困难的事，需要极高的技巧。

从7月25日（星期六）起，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内阁的态度很明确，任何企图让大多数阁员支持法国的动议只能导致政府垮台。阿斯奎斯和格雷只能坚守等待。到了星期一，格雷曾提出开一个由英、法、德、意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奥地利与塞尔维亚间的冲突，他的这项建议被认为太幼稚而没有获得认同。1913年，在伦敦开过一次旨在解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会议，会后奥地利、匈牙利、德国认为该会议彻底不令人满意。各欧洲强国都利用伦敦会议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从而破坏了再次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星期三，多数内阁成员提出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若是爆发战争，英国将宣布中立。格雷告诉阁员，他不能去兑现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被批准，他就辞职。在阿斯奎斯表示支持格雷后，内阁多数派才住手不坚持。一切都悬而未决。社会各方面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特别是格雷承受了更多的压力。那个痛恨阿斯奎斯的威尔逊将军，要求马上进行战争动员。法国人则用尽全力说服英国支持他们，而德国大使林克瑙斯基则哀求格雷保持中立，竭尽全力说服格雷相信，德国既不想要战争，也不打算对英国的利益抱有敌意。如果德国能了解阿斯奎斯和格雷在英国内阁里的态度，也许情况会大有不同，但是，英国内阁会议是保密的。

威尔逊将军开始强调英国政府有道德义务与法国站在一起，理由是英国和法国已经花费好几年的时间证明英国必须与法国站在一起，他的情绪激动得近乎疯狂。他指出，法国同意将海军转移到地中海，把法国北部的大海给英国海军管理，这充分证明法国对英国的信任。内阁中那些反战的部长非常生气，因为这与他们以前所获得的答复不符。部长们曾多次表示担心与法国一起策划战争将把英国拖入战争，而部长们被告知他们的担心没有根据。

沙皇尼古拉于星期四批准战争动员。格雷为了维护自己的声名极力要求俄国人将战争动员延后进行，但他和英国驻俄国大使对俄国政府的影响力不高，远远不如法国驻俄国大使帕雷奥洛格，此人一直在催促俄国采取行动。就在这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告诉格雷，他相信英国能制止战争，条件就是向德国提出警告，一旦开战，英国准备支持法国。格雷此时仍然坚持公正原则，以难以想象的虚弱口气做出答复，他说自己非常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改变现状。与此同时，他在没有内阁批准的情况下，悄悄地采取行动。由于他知道德国驻英国大使林克瑙斯基理解英德两国开战的恐怖后果，所以他对林克瑙斯基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那就意味着也跟英国开战。

星期五，所有人都感到选择越来越少，可是内阁的多数派还是反对战争。格雷要求林克瑙斯基接受自己提出的“贝尔格莱德终点站”方案。针对这个方案，德皇威廉赞同，但维也纳反对，所以也无法实施。后来，绝望中的德皇威廉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他通过林克瑙斯基告诉格雷，如果英国保持中立，德国保证在战争获胜后恢复法国和比利时的边境线。

德国在此时提及比利时问题，立刻引发了新的爆炸性戏剧效果。即使反战的阁员也马上看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内阁授权格雷向法国和德国要求给予比利时中立地位和自治权。德国没能就这个问题给出答复，这说明德国确有阴谋。

因此，在几小时里，由于新的局势变化，英国出兵干涉就已成定局。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英国是否应该出兵干涉，而是如何使英国公众支持战争。宣传的重点要放在道义上，英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允许自己曾承诺保护的中立国遭受侵略，特别是国家虽小但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公众应该不费力就能理解这点。

在大战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德国和法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英国内阁有8位阁员赞成，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则应该参战。另外11位阁员反对战争。丘吉尔、格雷、阿斯奎斯支持参战。在反对战争的一边，最著名的人物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他虽然反对战争，但非常谨慎地标榜自己不是反战的领袖，因为那样他就会损害未来操纵局势的空间。尽管反对战争的阁员占了大多数，但是有几位的态度开始松动。阿斯奎斯和格雷灵巧地动摇了反战派的阵脚，他俩用谎言误导那些反战派阁员相信，英国在未来战争中的角色很有限，只限于出动海军，因而风险和代价都较低。此后，反战派的势力减弱。只有极少数反战派阁员还相信靠辞职能改变局势。

有几个老资格的反战派阁员看出问题不简单，有人在放诱饵引众人上钩。约翰·莫雷勋爵（Lord John Morley）是自由党内的一位资深斗士，他后来和另几位阁员一起采取辞职的办法反对战争。他曾说：“突然在比利时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不是因为违背条约导致的愤慨，而是看出比利时可以是为法国出兵干预的借口，是英国派遣远征军的借口。”这个充满怨恨的观点，在几年后获得一位女士的支持。她叫弗兰西斯·史蒂文森·劳合·乔治，她曾是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兼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目睹了劳合·乔治在八月危机期间如何操纵阁员，从而谋求宣战一事。40年后，她写道：“劳合·乔治在危机一开始就主意已定，他知道英国肯定参战，德国入侵比利时是老天爷给英国参战的借口。这实在是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

8月2日，星期日，局势平稳。阿斯奎斯在给自己的年轻情人的信中写道：“我以为，在议会下院里，我们党有近八成的议员都赞成，无论代价如何，绝对不出兵干涉。”然而，就在他写信的时候，德军正进入卢森堡，对法国发动小规模的攻击。晚上，柏林向比利时提交最后通牒，笨拙地宣布德国需要在法国入侵比利时前进入比利时境内，要求比利时不能阻碍德军的行动。与此同时，法国则向后撤出在边境的军队，想尽办法让英国和全世界看到，德国是侵略者。

星期一早上，比利时国王艾伯特拒绝了德国在最后通牒中的要求。稍后，德国对法国宣战。格雷走到英国下院的讲台上，全欧洲的眼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在一个小时的讲演中，他谈到英国政府是如何努力避免战争，谈到比利时的悲剧也是英国的威胁，谈到自己确信英国必须做出反应否则就会丧失荣誉。他的论证主要放在道德层面，巧妙地避免谈论较实际的欧洲大陆力量均衡的话题。

有些人并没有被说服。“只有少数自由党人对他的讲演欢呼。”一位下院议员写下自己的观察。但是，保守党“高兴得大声叫喊”。无论如何，格雷赢得下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英国大部分公众也支持他。留待回答的问题是：德国人仅仅是路过比利时，还是要进入比利时的心脏地区？比利时人会抵抗吗（德国承诺补偿德军途经比利时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星期二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大量德军穿越边境进入比利时境内，向列日进军。艾伯特国王宣布，他和他的国家准备战斗。

完了。午夜前，英国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少数几个内阁成员辞职，他们也知道，其实没有英国人关心他们的辞职了。那个只有英国海军会介入战争的谎言早已被人们忘记。英国军队在正好100年后再一次准备去西欧作战。

当劳合·乔治骑马通过伦敦的街道时，人群发出欢呼声。这个著名的反帝国主义者在不违反自己原则的条件下，依靠耍花招保住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不是我的拥护者，”他对随从人员说，“我从来不想接受战争狂热者的欢呼。”

“很奇怪，”阿斯奎斯写道，“怎么我们进出下院都受到流浪者和度假者的夹道欢迎呢？我从来没有在街道上如此受欢迎。在这个黑暗、危险的年代里获得这样的成功，我没有感到一丝快乐。我真憎恶这样的轻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