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活人的那一方。

——亨利·菲利浦·贝当

4月底，德国人将零碎的部队凑集在一起，组成一支新的东线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为了组织起新集团军，德军进行了机构重组，每个师原有12营，重组后变成只有9个营。为了弥补人力的减少，每个师都多配备了机关枪。第十一集团军的指挥权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这个人面相凶恶，是坦南堡战役的主要人物。法金汉重用他，是因为他对兴登堡、鲁登道夫不友好。

法金汉所面临的问题与伦敦当初所面临的问题类似：如何使用这支新集团军？绝对不可能留给兴登堡。派遣去西线也不可能，德皇威廉反对这个想法。尽管德皇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他仍然是战争的最高指挥，拥有制定战略的权力。西线一直都没有令人期待的战果，所以德皇威廉觉得只有在东线才能决出战争的胜负。

法金汉必须在东线做点什么，但他非常不愿在兴登堡担任指挥官的北部战区发动进攻。利用简单的排除法，他的注意力瞄上东南部战区，奥地利人在这个地区遇到巨大的困难。虽然法金汉有许多非常强悍的政敌，但他此时有了一个新盟友——皇储威廉王子。皇储威廉有比较强的个人能力，此时已经锻炼成为一个老练的指挥官，他建议法金汉不仅要消除人们的怀疑情绪，而且还要准备发动法金汉期待已久的西线攻势。皇子的想法虽说简单，但十分合理。德国的基本目标不是彻底打败俄国，这个目标不现实，俄国有巨大的人力，而且东线战场太广阔。实际上，德国的基本目标是沉重打击俄国，使得德国在1916年有机会把精力转向西线。

康拉德从维也纳发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引起了法金汉的注意，在报告中，康拉德提出一个突破俄军防线的机会，虽然俄军防线暂时处于安宁状态下，但是，如果在加利西亚的戈尔利采（Gorlice）和塔尔努夫（Tarnow）之间发动进攻，就能打乱俄国恢复其喀尔巴阡山脉攻势的既定计划。然而，康拉德此时极度缺乏部队和炮弹，所以他告诉德国人他需要至少4个德国师的援兵。虽然法金汉一直对东线缺少热情，但他给康拉德的回答令人大吃一惊。法金汉告诉康拉德，援兵不是4个师，而是4个军，是康拉德原始要求的两倍，这4个军都来自马肯森新组建的部队。康拉德在形式上仍然对整个战役负责，但被要求必须答应一个条件——没有法金汉的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法金汉不在，必须获得马肯森的同意。马肯森和已经在南部战区与康拉德合作的亚历山大·冯·林辛根将军一起向法金汉报告，而不是向德军北部战区的两位战争大功臣报告。

为了不引起俄国人的注意，马肯森要求部队行动要保守秘密，部队花了10天抵达预定位置，在离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30英里（约48公里）处埋伏下来。法金汉本人亲自来到东线指挥战斗部署，兴登堡、鲁登道夫成为局外人。为了不让他俩直接参与即将来临的战役，法金汉要求他俩展开一次牵制性的进攻，将尽可能多的俄国人从加利西亚引走。鲁登道夫对牵制性的进攻不感兴趣，只想着征服，他拿法金汉的要求当作理由，派遣大量骑兵去俄国人控制的波罗的海北部海岸一个叫作库尔兰（Courland）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偏远，此时战火还从未涉及过。这个行动没有产生法金汉所要求的调动俄国的效果，因为俄国人不重视那个地方所以不愿做出强烈反应。

5月2日，南部战区的进攻开始。在这次进攻中，康拉德及其部队只能扮演配角。首先是猛烈的弹幕轰击，战斗进展非常顺利，完全不像西线的任何战斗。在4小时里，德奥联军的1500门大炮，向俄国第三集团军把守的28英里（约45公里）宽的战线一共发射了70万发炮弹、榴霰弹、毒气弹。这支俄国军队虽然缺少大炮和步枪，却有强大的防御工事。把守阵地的5个半师有大约6万名俄国士兵，由于参与喀尔巴阡山脉冬季的战役，部队消耗严重，而且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个明显劣势比缺少枪炮还要严重。炮击结束后，马肯森的10个师和康拉德的8个师发动进攻，俄国第三集团军溃退。不到24小时，俄军被迫后撤到戈尔利采之后。马肯森和康拉德在48小时里前进了80英里（约130公里），塔尔努夫在战役开始后的第5天陷落。仅一周时间，有14万俄国士兵被俘，200门大炮被缴获。后来，有两个俄国集团军前来救援，但是救援行动因缺少协调而充当了德国大炮的牺牲品。第三集团军指挥官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Dimitriev）将军乞求同意他把部队通过加利西亚撤退到圣河一线，因为他的部队此时还能做这件事。这样的撤退将放弃俄国普热梅希尔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大公爵尼古拉不能接受放弃他所赢得的东西，拒绝了迪米特里耶夫的乞求，并命令其坚守阵地。其实，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下，坚守阵地已经不可能。

冬天结束了，各地的战斗都在升温。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战役开始后一周，霞飞和弗伦奇在伊普尔的南面阿图瓦地区（此处的战斗从来没有彻底停止过）发动一次巨大的攻势，他俩期望获得伟大的战绩——霞飞说：“在3个月内结束大战。”德军防线逐渐变薄、变弱的事实已经不是秘密。考虑到德军的状况，霞飞和弗伦奇有信心，期盼已久的伟大突破就在眼前。

5月9日，血腥、混乱的第二次阿图瓦战役爆发。炮轰只持续了46分钟（由于缺少炮弹而不得不缩短），黑格手下新成立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3个军向只有两个团兵力把守的两段防线发动攻击。德国人修筑了几条并排的防御工线，掩体上用木头加固，木头上再覆盖装满泥土的沙袋，这种掩体能抵御炸弹的轰击。英国发射的炮弹中只有8%是炸弹，而榴霰弹的投放量也明显不足，就连战壕前带刺铁丝网都未能摧毁。

弹幕轰击之后，德国守军丝毫无损，他们的机关枪的位置极佳，能直接扫射英军进攻士兵的侧翼。英军进攻的目标是奥博岭（Aubers Ridge），它的位置处于德军第一道防线之后。如果英军占领这道山脊，就沿着山脊向东南运动，然后与法军会合一处。根据计划，法军此后要向兰斯挺进。兰斯地处杜埃平原（Douai plain），附近有被摧毁的比利时纳慕尔堡垒，最后则是霞飞希望的最终胜利。

英军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就达到11600人，包括450多名军官。由于几乎没有攻下任何敌人阵地，英军停止进攻。这次停止是暂时的，随后在5月16日、18日又有三个师的兵力被投入进攻，英国又增添了1.7万人伤亡，还是没有攻下任何敌人阵地。

最初，法军的进攻有较大的进展，部分原因是法军在步兵进攻前有6天的炮轰。1200门大炮向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倾泻了70万发炮弹。在步兵发起攻击前4小时，炮手发射出足够多的炮弹使每一码的距离内有18次爆炸；法军的大部分大炮是75毫米野战炮，炮弹轨迹较低，不适合轰击战壕，但累积效应有很大的破坏力。法军的两翼受到德军机关枪的扫射，但中心部队很快向敌人阵地前进了3英里（约5公里）。连续三天，法军的中心部队继续前进，占领了德军的三道防线。

此后，大雨倾盆，大地变成一块巨大的黏泥，部队难以前进。最后，法军进攻所获得的胜利演变成严重的损失，让人感叹也许还不如像英军那样一开始就遇到阻力。法军的进攻没有获得突破，只是压迫德军战线产生一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弯曲。法军最终发现德军的最后防线是炮兵阵地前的机关枪网。像往常一样，战斗持续着，法军和英军的进攻被德军的反攻压制，伤亡不断上升，几乎没有战果可言，直到最后一线希望消散。当战役在6月18日结束时，法军损失了10万多人，而德军不到5万。

霞飞仍然没有被吓到。他又开始制订新作战计划，秋天继续在阿图瓦发动攻击，而且要同时在香巴尼展开一次更大的进攻，借以彻底覆没德军的反扑能力。如果仅从兵力大小看，霞飞的计划是合理的：截至初夏，英国和法国在西线的兵力超过德国50万人。约翰·弗伦奇与霞飞一样充满信心，渴望发动更多的进攻。

但是，阿图瓦战役的代价至高，震撼了那些无法漠视现实的人。虽然霞飞向法国人保证德国人的损失异常巨大，但是法国人的生命像急流一般流逝走的事实震动了整个法国。巴黎政府处于深深的不安之中，霞飞手下的将军们更加如此，变得难以驾驭，微贱的法国兵开始表现出不愿继续参加自杀式的无效进攻。霞飞还是法国的拯救者，但是他脚下的大地却不如往昔那样坚实。

与此同时，亨利·菲利浦·贝当的声望却在快速上升，他在不到一年前还只是上校官阶，正在准备回乡下退休。是他领导下的军团取得了阿图瓦战役早期的所有战果，他的先头部队抵达了维米岭（Vimy Ridge）的顶峰，但后来被及时赶到的德国后备部队击退。贝当作事讲究先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然后再求高效执行。虽然他在这次战役中的成功是有限的、临时的，但是他的工作特点是他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他是一个纪律严明的人，但是他又是法军高级将领中最关心士兵生活条件的指挥官，他愿意与士兵一起分担危险（当他的部队受到轰炸时，他会不畏危险地投入战斗）。他在和平时期由于蔑视“攻势邪教”而仕途受损，但他的智慧随着大战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在严酷的战斗中，他变成职业军人的模板和判断力的标准。无论如何，他指挥的部队取得真正的战果，所以他在阿图瓦战役后立刻被提升为法国第二集团军指挥官。

像往常一样，贝当在为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所做的总结报告中，直言不讳地宣布大战不会因为打几次伟大的、光彩夺目的胜仗而结束。他说这场大战是消耗战，需要把伤亡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最后的胜利属于还有活人的那一方。”他说。实际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法金汉，而不是霞飞、弗伦奇、黑格。他在构想如何结合炮兵和步兵作战方面比自己的法国同事更具有现代意识，接近德国人的思考。他说，大炮夺取敌人的阵地，步兵的任务是占领已经被大炮征服了的阵地。

伦敦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基钦纳，这位被视为与霞飞一样有影响力的英国标志性人物，此时也被面前这种可怕的新式战争搞得相当困惑，比霞飞更愿意承认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应对之策。在私下场合，他正逐渐失去过去特有的刚强自信，这种自信过去一直是他公众形象中最核心的成分之一。他对加里波利战役已经失去了信心，那里的战况很糟，英法在加里波利登陆后受困于海滩上，土耳其夏天传染的痢疾和苍蝇引发的瘟疫严重侵袭士兵的健康。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此时让汉密尔顿撤退有可能再损失数万名士兵的生命。他坚信英国必将胜利（他害怕战败的后果，因为埃及的穆斯林将受到鼓励而起来反抗）。所以，他准备以最大的代价去获得胜利。5月初，协约国内部讨论是否使用地中海的协约国舰队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歌利亚号”战列舰在达达尼尔海峡被击沉后这项计划被搁置。达达尼尔特遣舰队的皇冠——巨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已经撤退到安全水域。3天后，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在听说丘吉尔还在向达达尼尔海峡派遣更多的战舰后，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他在给当时的反对党英国保守党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称丘吉尔是“一个真正的危险”。在信中，他还警告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正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国家灾难！”5月25日，德国潜艇抵达爱琴海，用水雷击沉“胜利号”战列舰。一天后，又击沉“宏伟号”，随后剩下的6艘英国战列舰从达达尼尔海峡水域撤走。至此，英军已经没有能力利用海军力量攻击海峡了。

基钦纳仍然对西线的前途心存疑虑，但他越来越不敢表露疑虑。他是因为有巨大的个人威望才被任命为英国战争大臣的，但他的威望已经严重枯萎了，至少在那些内阁成员的眼里是如此，他手中的权力正在消失。基钦纳最适合做总督，去管理帝国的边远属地，不适合妥协和协调政党间的平衡，他的政治技巧自大战开始一直没见改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诡秘、专制、不愿合作、不愿分权。“我感到反感，”他在实际尝到英国内阁政治的滋味后说，“因为我必须向23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绅士透露军事秘密。”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许多大臣都非常不喜欢他，怨恨他，甚至英国保守党也有同感。

5月中旬，第二次阿图瓦战役的流血达到高潮，黑格的奥博岭进攻变成一场灾难，基钦纳取消了一项向西线增兵的计划。约翰·弗伦奇在听说有3个师的兵力被送往加里波利后，几乎被气疯了，发电报责难基钦纳，电报宣称他的炮弹库存太低，如果不立刻供应炮弹，就不能恢复进攻。基钦纳给出了答复，答复令弗伦奇大吃一惊。基钦纳命令弗伦奇交出2万发炮弹并运送到加里波利。这表明英国远征军内部有人打小报告。也许是过度气愤的缘故，弗伦奇并没有注意到电报承诺被调走的炮弹24小时内将会得到补充，怨恨的他决定向基钦纳宣战。他决定向自己的老朋友查尔斯·雷平顿（Charles Repington）寻求帮助，查尔斯是他的前战友，现任伦敦《泰晤士报》军事记者。他告诉查尔斯，英国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炮弹，而缺少炮弹是基钦纳的错误所致。几天后，伦敦的报纸上出现一系列指责基钦纳的文章，这些文章产生了耸人听闻的效果。加上费希尔的辞职，让人感觉到伦敦政府处于混乱之中。当两名被派遣去解释弗伦奇的抱怨的参谋官抵达伦敦时，局势变得更糟糕。这两名参谋官发现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和劳合·乔治是最耐心的听众。最近，劳合·乔治越来越坦率地批评基钦纳垄断英国军事的决策权。

劳合·乔治一直是英国政坛最耀眼的明星，此时正逐渐成为具有主导性作用的人物。他在拜访首相阿斯奎斯时警告说，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军备生产，他将揭露更多政府管理失误的丑闻。阿斯奎斯最善于保护自己，迅速做出反应。英国政府解体了，于是有了新一届的联合内阁，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战时联合内阁。阿斯奎斯保留其职位，保守党成为内阁重要力量，劳合·乔治变成还留在内阁的自由党阁员的领袖。英国议会通过军需品法案，建立军需部，从而将基钦纳手中控制军备的权力拿走。首相开始命令基钦纳定期对已经完成的工作和未来工作计划提交详细报告，这实际上剥夺了基钦纳喜欢的秘密运作的自由。后来，决定战争策略的权力也从基钦纳手中移交给皇家总参谋长，这是对基钦纳最后的羞辱。

劳合·乔治成为新的军需大臣，他立刻采取迅捷的行动。他宣布不许武器工业的工人罢工，急剧地增加重型大炮和炮弹的产量。为了解决交战国所面临的问题，他采取行动控制武器制造商牟取暴利的行为。

弗伦奇发动新闻战役，希望除掉基钦纳。但是基钦纳熬过了这一关，只是权力被削减了一些。唯一被毁掉的政治家是弗伦奇喜欢并崇拜的温斯顿·丘吉尔。保守党有老账要与丘吉尔算，十年前，丘吉尔抛弃保守党加入自由党。保守党加入联合内阁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许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一职。阿斯奎斯绝不会为了保护他人而舍弃自己，所以丘吉尔出局了。他含泪离开海军部，感觉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基钦纳保住了头衔，他仍然有权决定志愿者部队的去向，这些志愿者此时已经受训完毕，可以上战场了。虽然他本来不认为增兵西线能取得更多战果，但是，由于他的地位被削弱了，他最终只好同意把大部分志愿者部队送往西线。他仍然向加里波利投入兵力，虽然在加里波利取得胜利非常困难，但是他必须立刻在那里取得战果。事实上，汉密尔顿告诉基钦纳，英军为了控制半岛需要多少兵力。基钦纳则根据汉密尔顿的需要派遣部队去加里波利。

英国和法国的春季攻势也影响了法金汉，其受影响程度明显不及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丘吉尔所受到的大。他明白第二次阿图瓦战役是侥幸脱险——如果自己所需要的后备部队没有碰巧离顶峰不远，贝当就将成功占领顶峰了。毫无疑问，协约国几个月后将会再次发动进攻。这个预感使他对德国在西线的劣势感到焦虑，他急于把部队从东线调回西线，更加不愿答应鲁登道夫一直在鼓吹的拿破仑式的大计划。他害怕自己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因过度深人俄国腹地而毁灭，这种恐惧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恐惧中的他无法与兴登堡、鲁登道夫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

西线在整个夏天都比较安静——这是一种相对的“安静”，每天只有数百人在各种小型战斗中丧生。一名叫杰克·麦肯哲的士兵在7月3日给苏格兰的妻子写信，形容了貌似平静的前线。“我们替换第四营来这里，为了占领这里的战壕，我们损失了许多人，这些战壕就是一个大停尸所，有些地方极度恶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战壕挖深，然后修复破损的部分。四周到处是尸体，德国人占领这些战壕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的损失很严重。必须把德国人的尸体埋在战壕里，到处是人的大腿、胳膊，我们需要适当地掩埋这些残破肢体。我们后面的地上躺着许多喀麦隆人、德国人，他们是在5月17日被打死的。我们晚上出去把他们埋了，这是一份极讨厌的工作，尸体都分解了，但是任务必须完成。”麦肯哲（1916年战死）感谢妻子用邮件寄来的食品和衣服，对最近寄来的短裤都是白色的感到遗憾。最后，他说：“十分感谢寄来的东西，都很不错。”

与西线相反，东线的夏天是一场漫长的危机。5月10日，俄国第三集团军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战役中损失惨重，最终获准退却到圣河（San River），然后在那里站住脚。德国人迅猛追击，于5月16日再次攻破俄军的新防线（第三集团军的装备很差，俄国人把在年初攻占普热梅希尔缴获的大量军需品卖给当地的商人）。德国人很快跨越圣河，不过此后的攻势开始减弱，主要原因是道路条件恶劣供应跟不上。俄国人发动一次针对康拉德的反击，开始时是成功的，俘虏了大量康拉德的士兵。但是，这个成功比不上德国人的胜利。俄国人的反攻仅一个星期后就停止了。俄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先向加里波利派兵，此时宣布无法兑现这个承诺。俄军此时正在东南面处于混乱的撤退之中，波兰的俄军也受到威胁，俄军仅在5月份里就损失了40万人（10个月总共损失了大约400万人）。在南面，由于俄军撤退的速度不够快，差点就被德军追杀。

彼得堡政府由于害怕未来的灾难性后果，重新燃起吸引意大利参战的兴趣。意大利总理萨兰德拉打算把赌注押在同盟国失败上，他判断此时是获得协约国最大让步的最佳时刻，于是将意大利变成参与签署伦敦协定的一方。为了回报他承诺意大利能在30天后参战，他获得了几乎所有他想要的东西。然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意大利国内的有影响力的团体反对战争，其中包括天主教会和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同意。当他们听说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后，马上进行抗议，意大利政府垮台。萨兰德拉所做的交易似乎随他而去。但是，意大利国内发生了一次典型的法西斯式政变，预示着墨索里尼时代的来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匈宣战。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向德国宣战，愚蠢地认为避免与德国宣战将减少麻烦。

德军最高领导层认为在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之间发动攻势大获凯旋，但这个结论也引发进一步的争论。法金汉希望马肯森的部队抵达圣河后便停止，但是康拉德说服马肯森继续前进。康拉德一听说意大利宣战的消息，马上要求对意大利北部平原发动攻击。法金汉想要征服塞尔维亚——德国非常需要一条从巴尔干到土耳其的陆路通道。6月3日，包括德皇在内的所有德军主要人物都在德军总部开会。法金汉警告英军的援兵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抵达欧洲大陆，他说如今是调遣4个师的兵力去西线的时候了。康拉德敦促大家考虑他的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没有人严肃地考虑他的计划。鲁登道夫展示他的最新大计划：从北部出发（他指挥的地区）包围整个俄军。法金汉进行了争辩，他认为德军没有足够兵力完成如此大的军事行动。鲁登道夫说，任何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都不能有长久的战果——只能击退俄军，而不能消灭俄军的战争能力。

德皇再次选择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中庸之策。马肯森部队将获得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增援（他俩一定会异常激愤）。获得增援的马肯森部队与奥匈的部队一起恢复戈尔利采和塔尔努夫的进攻。剩下的奥匈军队将向南挺进，不对意大利发动攻击，而是准备防御意大利的进攻。

两周后，马肯森采取行动，行动又是惊人的成功。德军在6月22日占领莱姆堡（Lemberg），接着跨越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俄军后撤回到布格河（Bug River）。俄国人被彻底赶出加利西亚，放弃了自开战以来夺取的所有地盘，俄军很可能已经失去了防御能力。在遥远北面的库尔兰，鲁登道夫的牵制性行动开始威胁到俄国波罗的海的城市。俄国人感觉到库尔兰战役的危险，害怕德军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彼得堡。沙皇访问了大公爵尼古拉的总部，大公爵汇报了他的军队所遭受的所有灾难，悲恸欲绝。“可怜的尼古拉，是在我的私人房间里告诉我这些情况的，他哭泣起来，询问我是否想取代他，”沙皇给他妻子的信里写道，沙皇很有可能是在想让她不要对大公爵过于敌对，“他不断感谢我能来，因为这样他能获得我给予的支持。”莫斯科爆发暴乱。有德国人名字的房屋和企业被洗劫，并被摧毁，但愤怒不只限于德国人。红场出现大规模游行，暴乱的人群提出要求：废除沙皇、把德裔的沙皇皇后送入女修道院、吊死拉斯普廷。罗曼诺夫王朝分崩离析的过程开始了。

即使现在德国将军们也不能在战略上达成一致。东线的领导在6月底开了一次会。鲁登道夫带来了新的计划，新计划比上一次被拒绝的计划还要野心勃勃。这个计划是霍夫曼的构想，鲁登道夫与他手下的四位司令官整整争论了一夜，最后四位负责执行的司令官都同意了后，鲁登道夫才接受该计划。新计划要求北方的德军向东运动，切断关键铁路线，然后向南回转，包围波兰境内的俄军。被包围的俄军要么投降，要么被歼灭。这个计划赢得了鲁登道夫的心，他变得非常积极。他命令霍夫曼在北部总部等待德皇批准计划的电话。这个电话比预期的时间晚了几小时，狂怒的鲁登道夫在电话里告诉霍夫曼一个坏消息，法金汉再次拒绝了新计划，德皇支持提出的一个较保守的进攻计划。

法金汉没有提出新的作战计划，而是建议停战并与俄国人开始和谈。虽然德皇不愿讨论这个方案，但同意法金汉的一个说法。法金汉说：“俄国人能退回他们巨大的国土上，我们却不能永远在追歼他们。”于是出现一个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三路进攻，虽说不如鲁登道夫的计划宏大，但有一个大目标：迫使俄国人退出波兰。

俄国控制下的波兰，像一个朝南的楔子陷入东普鲁士和哈布斯堡之间，有三面暴露在外。7月12日，新战役开始，一个德国集团军从南面向华沙的东面进发，另一个集团军攻击华沙的西面，马肯森朝着卢布林（Lublin）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向北移动。俄国驻波兰的司令官感到形势不妙，建议撤退，但是大公爵尼古拉不同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类似当初他反对第三集团军撤退的理由。他的理由是政治的，而不是军事的。一些在彼得堡（为了擦除德意志精神的污垢，此时改名叫彼得格勒）的人害怕俄国失去波兰后将失去为获取君士坦丁堡的筹码，因而英国和法国有可能取得加里波利的胜利。他们也害怕意大利得势，如果俄国继续后退，而意大利打败奥匈帝国（很有希望），那么意大利将进入巴尔干。俄国人在波兰修建了强大的堡垒，花巨资更新了大炮，补充了足够的弹药和各种军需品，条件比其他战场要强许多；大公爵尼古拉坚信俄军能坚守，忽略了列日和纳慕尔的教训。

德军向波兰进军在开始的时候速度较慢。重点不是步兵进攻，而是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每天都发射数万发炮弹，给予俄国以毁灭性的打击。进攻的速度逐渐加快。俄军抛弃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华沙处于危机之中，这座城市被俄国人占领已经有100年了。市民和农夫向四处逃命，抛弃所有财产，几乎无处藏身。“他们处于绝望之中，痛苦地抗争着，”一名俄国士兵写道，“晚上8点，我再次行军。我们上路了。天很黑。什么声音那么嘈杂？上帝，前面的路上发生了什么？路被车堵死了，到处是小孩子、生活用品。牛在吼，狗在吠。穷人们正在逃跑，上帝都不知他们要去哪里，反正是为了逃避战乱。但是，老马拉不动重物；四处充满了马嘶、人喊。我们不忍心穿越而去。这是一幅伤心的景象，我们从泥里拉出一辆又一辆的推车，让人们走上大路，走上桥，走过纳雷夫河。我同情他们，特别是小孩，坐在车里，睡在妈妈的怀里。他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我想起了我的家庭，我感到伤心，泪水流过我的脸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德国人在东线的战果都是巨大的。俄军的抵抗力量破碎了。但是，兴登堡、鲁登道夫、霍夫曼轻视所获得的一切。德军仅仅是迫使俄军后撤。俄军并没有被消灭。

法国人和英国人十分担忧。必须有大动作才能逆转战局——俄国已经临近进行单独和谈的边缘。霞飞和弗伦奇相信有一件事能达到目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要大得足以抵消东线的失败。另一些人认为，加里波利必须有一个胜利的结局。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两个目标都必须达到，基钦纳持这个观点。

背景：大屠杀

在君士坦丁堡，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满怀希望地投入到大战之中，他们希望夺回失去的土地，向宿敌复仇（首先是俄国），复兴帝国的荣耀，然而这些希望很快变成恐惧。1914年12月，恩维尔·帕夏亲自带领军队入侵高加索，目的是将俄国人赶出这个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的地区，但战果很糟糕，有大约10万土耳其人阵亡。接着，协约国攻击加里波利，土耳其人意识到君士坦丁堡正受到威胁。大战已经6个月了，那个由苏莱曼大帝及其祖先建立的伟大帝国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土耳其遭受欧洲人的羞辱已经有一个世纪了，自1912年土耳其被从巴尔干半岛驱赶出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使土耳其人的领导层更趋颓废。在大战爆发前的一代人中，有许多民族主义土耳其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断地宣传一个主张，只有排除异己才能救奥斯曼帝国，即清除非穆斯林元素。到1915年春天的时候，这个主张变成国家政策。土耳其政府开始20世纪第一次真正的大屠杀，在近代世界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灭绝整个民族。灭绝目标是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在失去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后，亚美尼亚成为帝国内唯一信奉基督教的民族。

亚美尼亚人一直都不顺利。在古代，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上最强大的独立帝国。公元4世纪的时候，亚美尼亚成为第一个正式把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帝国。在14和15世纪的时候，土耳其人向北开拓，加上拜占庭帝国坍塌，亚美尼亚像其他巴尔干基督教王国一样变成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由于俄国人开始向南开拓，亚美尼亚深陷于土耳其人与俄国人的争斗之中。到了19世纪，亚美尼亚被分裂，有150万人在土耳其人管辖之下，另有100万人生活在被俄国人吞并的土地上。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国土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夺，亚美尼亚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给亚美尼亚人带来巨大灾难。俄国为自己的扩展寻找理由，声称自己是被土耳其人压迫的基督徒的捍卫者和解放者。一直对非穆斯林民族采取野蛮管理的土耳其人做出反应，决定把亚美尼亚视为有敌意的异族人。土耳其人将亚美尼亚人的税负提高到让人破产的水平，并鼓励库尔德人用武力从亚美尼亚人那里夺取利益。这些政策自然引发亚美尼亚出现极端分子要求自治，这反过来又导致土耳其人进一步镇压。

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君士坦丁堡当局以残暴的手段对付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国际社会谴责这一行径，美国红十字协会把救助重点也放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君士坦丁堡认为这是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政府实施野蛮镇压，即使以奥斯曼帝国的标准看也显过度。数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许多人被赶出家园，许多乡镇被夷为平地。

在1908年上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中间，有一些人想把奥斯曼帝国变成一个多文化的联合体，尊重不同宗教、民族的权利。然而，这些人受到排挤，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控制了政府，他们把亚美尼亚人视为仇恨的对象。在一次针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变失败后，亚美尼亚人成为替罪羊。在亚达那，有1.5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包括大量耸人听闻的强奸妇女、伤害人体、毁坏财产事件。

巴尔干战事致使许多穆斯林进入土耳其，许多人被送到亚美尼亚（基督徒没有法定权利，是库尔德人首领的附庸），这些迁入的穆斯林被赋予一种奇怪的特许权，他们可以拿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杀死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有10万亚美尼亚人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很自然，亚美尼亚人的忠诚变成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在俄国一侧的亚美尼亚人参加沙皇的军队，他们鼓励对面的同族兄弟反抗那个完全不值得效忠的政体。1914年12月，一个由俄国人指挥的亚美尼亚师跨过边境杀死了12万非亚美尼亚人（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

至此，青年土耳其党人找到了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理由。最初，他们的行动是无害的，亚美尼亚人被缴械，被分配去做苦力，让这些亚美尼亚士兵在疲惫和饥俄中死去。在消灭了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亚美尼亚人后，他们派军队进入一直是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平原地带。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他们把年龄在12岁以上的男性亚美尼亚人汇集在一起枪杀，或大量砍死。妇女被强奸并致残。没有被杀的亚美尼亚人被变卖成奴隶。数万人被带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逃遁。在路上，许多人因暴晒、饥饿、疲惫而死亡，还有许多人被库尔德护卫杀死。这样的屠杀程序遍布整个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数千罪犯被释放出来组织成死亡小组，任务就是看见亚美尼亚人就杀，重点是杀那些有可能成为反抗领袖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宗教人士、政治领导人。土耳其官员拿走最好的劫掠来的财物；死亡小组和暴民拿走剩余之物。

截至1915年，大约有5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而且屠杀还在继续。1916年，向叙利亚迁徙亚美尼亚人的过程中有屠杀发生。稍后，俄军撤出高加索后，原来受俄军保护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土耳其人的劫掠对象。最后一次震撼人的屠杀发生在1922年，新一届的土耳其政府占领了士麦那，放火焚烧这座城市，系统地屠杀数万名亚美尼亚、希腊居民。

屠杀凶手竟没有受到惩罚。在大战后的几年里，美国发现与其纠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所犯的过错，还不如与中东的穆斯林谈论丰厚的石油条款。一名美国专员在伊斯坦布尔说：“亚美尼亚人就像犹太人；他们没有民族精神，缺少道德特征。”他的这番话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待大屠杀的态度。

后继的土耳其政府在21世纪继续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并且起诉任何敢于涉及这个话题的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