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俄国需要一个替罪羊才能得救，我就是那个受害者。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8月9日，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加里波利东方的天空上的时候，英国第三十二旅的士兵正蹲伏在提基堆岭（Tekke Tepe Ridge）顶峰下准备出击，占领这个顶峰后便能控制整个加里波利半岛。这个旅的士兵虽然受过很好的训练，但缺少实战经验，都是大战开始时自愿入伍的。50小时之前，他们刚在加里波利登陆。这是一支非常疲惫的部队，一整夜都在翻越顽石陡峭的山峰。伟大的胜利近在咫尺，来自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士兵试图攻占这个制高点已经有3个月了。前一天下午的航空侦察发现，这个顶峰无人把守。还有一个极好的消息，在他们背后，3英里（约5公里）远的苏弗拉湾（Suvla Bay）的海滩上，有2万刚登陆装备精良的英国兵。这些兵力足够拿下这个山岭，一旦山岭到手，便能解救自7月份就深陷旁边海滩上的澳新兵团，还能切断土耳其军队增援半岛地势较低部分的通道，与赫勒海角的英军、法军一起压垮土耳其军队。

随着黎明前的黑暗退成灰色，周围的景物依稀可见，出发的命令下达了。士兵们手握步枪，默默地向顶峰进发。爬着爬着，突然，他们的头顶天际轮廓线上闪现出不知从何处钻出来的人影，人影的背景是光亮的天空，人影轮廓十分清晰。很快，那些人影变成挥舞着刺刀并开枪射击的土耳其人，他们就像狂泻的洪流一样冲下来。英军此时已经无法进行防御；没有逃跑的英国人被冲倒，然后被杀死。土耳其人继续追杀剩余的英国人，一直追到海滩。英国人不知道，其实追杀他们的土耳其人也刚刚抵达。这些土耳其人经过36小时强行军后才抵达顶峰，穆斯塔法·凯末尔命令他们立刻投人战斗，而凯末尔本人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澳新湾进行拼死的决斗。所以，这些土耳其人只是提早了几分钟从山顶向下发动进攻。

8月6日，有4个师的兵力在苏弗拉湾登陆，增援加里波利战役。在之前的5月份，基钦纳询问加里波利战况，汉密尔顿提出必须增兵才能打破僵局。这4个师的兵力，就是基钦纳为此目的派遣的。在伦敦，人们对是否应该送4个师的兵力有分歧，随着自由党政府垮台，新一届联合政府上台，意见分歧变得更大。后来，基钦纳威胁说，如果不派遣4个师的兵力，他就辞职，反对派才变得宽厚起来。从那个时刻起，局势发展似乎要求英军在欧洲和加里波利必须取得胜利。英军在赫勒海角和澳新湾发动一次接着一次的进攻，希望取得突破，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土耳其人已经可以独立地发动反攻，滩头阵地变成有多种疾病流行、散发着臭味的深渊。

在欧洲战场，实际战况表明意大利并没有准备好，部队装备不佳，士兵训练不足，指挥官无能。所以，意大利军队既不能取得协约国所希望的战场效果，也不能让同盟国害怕。意军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率领60万大军进入伊松佐河（Isonzo River）北面介于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之间的地带，意大利的兵力大大超过奥地利守军。意军在6月份发动攻击，损失1.5万人。7月再次发动攻击，又损失4.2万人。意军的攻击毫无战果可言。在年底前，意军又发动了两次攻击，还是没有攻占任何有价值的土地，损失11.6万人。

意大利人失利，俄国人受挫，东线令人沮丧。这些局势的新发展引起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关注。保加利亚似乎想加入同盟国；罗马尼亚和希腊不倾向加入协约国。8月4日，俄军退出华沙，英国和法国害怕俄国放弃努力，几乎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霞飞正在计划一次新的进攻，但必须等到秋天，而且英国有可能无法提供助攻。虽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协约国似乎除了加里波利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发动进攻扭转战局的了。

英军为8月6日的袭击提供了最好的条件，诸如充足的兵力、良好的武器，海军、空军支援，等等。袭击的主要任务是夜晚在苏弗拉湾登陆，这次精心策划的登陆行动震惊了土耳其防御部队。德国指挥官桑德斯事先知道要有一次新的进攻即将到来，但不知道在何处。行动开始的时候，汉密尔顿命令已经在赫勒海角登陆的3.5万英军和已经在澳新湾登陆的5.7万澳新军团先发动攻击，将土耳其人牵制住。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汉密尔顿下命令不许海军在登陆前炮轰苏弗拉湾。

让大量毫无作战经验的士兵，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登上一片生疏的海滩，行动的困难性可想而知，但这次登陆却顺利得超乎人们的想象。8月7日早晨，有大约2万名士兵登陆成功，几乎没有遇到阻力，部队没有伤亡。登陆部队向内陆运动2英里（约3公里），设立好防御周界。大量的弹药和军用品在海滩上堆积起来。在苏弗拉湾和提基堆岭之间只有大约1500名土耳其人，他们手里只有步枪。这实际上就是选择此地登陆的关键原因。这些土耳其守军遇到攻击后逃窜，许多人丢下武器。最近的增援点需要至少一天的路程。剩下的工作就是派遣一定的兵力行军几英里，占领提基堆岭，建立起几个防御点。这几英里的路非常崎岖，到处是加里波利特有的顽石和密布的沟壑，但是，部队却有可能在当天中午前抵达。

登陆的第一天，登陆部队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十分混乱，军官们没有给予士兵清晰的命令。此时，汉密尔顿在几英里外的利姆诺斯岛上他的总部里。登陆行动的指挥官是61岁的中将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爵士（Sir Frederick Stopford），汉密尔顿点名要他，基钦纳亲自批准，才把他从西线调遣来，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他非常满意登陆行动的进展，认为在大炮运到岸上之前没有什么好做，于是停留在位于军舰上的他的总部里。

8月8日，在早晨快结束的时候，汉密尔顿发现斯托普福德还是没有采取行动占领制高点，急得几乎快疯了，决定亲自去苏弗拉湾。由于没有船供他使用登陆，他等了很长时间。等到他抵达岸上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一名高级军官告诉他一个荒谬的消息，说此时已经没有可派遣向内陆进发的部队，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行。汉密尔顿的空中侦察员告诉他一个新情况，虽然提基堆岭目前无人把守，但一支土耳其部队正在从北麓攀登。汉密尔顿坚持第二天行动太晚了，这时第三十二旅突然变得能向内陆进发了。但是，攀爬山岭的行动必须在黑暗中进行了。由于地形复杂，这个旅在行动中迷失了几次方向，花费了7小时才抵达提基堆岭主峰之下，将近黎明时分，正准备做最后攀登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部队赶到，英军失败了。

提基堆岭战斗之后两天，在澳新湾、赫勒海角两地爆发激战（凯末尔再次拯救土耳其，桑德斯任命凯末尔为该地区部队的指挥官）。又过了一天，凯末尔在朱努克山发动进攻，希望把澳新兵团驱赶走，他此时仍然不曾睡觉，为了还能在战场上奔走指挥战斗，他让一名医生跟着他随时提供刺激药品，在战斗中，他的腕关节被子弹射穿。这是最后的关键时刻，如果澳新军团能守住朱努克山，提基堆岭的失败还能被补偿。但是，澳新军团被赶跑了，第二次对加里波利的进攻实际上已经结束。倒霉的斯托普福德在8月12日、15日、21日发动多次进攻，最后一次进攻的规模是在整个加里波利战役中最大的。在这次进攻中，英国第二十九师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这个师自4月份以来就肩负着英国的厚望。这些蹩脚的进攻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战果，英军成功地将苏弗拉湾与澳新湾连接在一起。但是，英军没有能夺取被土耳其占据的制高点。双方进入僵持阶段。汉密尔顿给伦敦发电报报告苏弗拉湾的失败，并声称他需要9.5万兵力才能获得战场主动。他在8月份的伤亡人数高达5.5万人，仅在苏弗拉湾就伤亡了8000人。

当汉密尔顿令人失望的电报传到目的地时，基钦纳正好在法国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中的最后一场，这一系列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决定西线的战略。7月6日，法国北部海港城市加来，西线战略会议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人不仅有军界高级将领，还有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法国战争部长米勒兰（Millerand）。这次会议不仅暴露出长期存在战略优先级分歧，而且还清晰地显示出有分歧的领域正在增加。霞飞介绍了他的秋季攻势。基钦纳以近乎嘲笑的方式反对该方案。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也表示反对，贝尔福是英国前任首相，不久前接替丘吉尔成为英国海军大臣。第二天，基钦纳和文官们离开会议现场。霞飞和弗伦奇在尚蒂伊（Chantilly）见面，私下同意不顾政治家们的反对继续秋季战役的准备工作。7月17日，又开了一个较大型的会议，许多英国和法国将军们参加，黑格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黑格研究了霞飞、福煦、弗伦奇让他发动进攻的地区，他表示不愿在那里发动攻击，因为那个地区太开阔、太暴露。此外，他认为自己的炮火也不够充足。霞飞不改初衷。

8月中旬，基钦纳回到法国，不仅是为了最终确定秋季攻势的细节，而且为了讨论如何应对东线日益增长的危机。华沙陷落后整个波兰落入德国人之手，而且德国人继续在东线进攻，这表明俄军正处于崩溃之中。俄军撤退不仅引发令人吃惊的混乱，也引发大量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在俄国，犹太人被限制在波兰东部犹太人生活区里已经有几代人的时间了，他们不许从事农业和知识性产业。1914年底，俄国人声称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而把50万犹太人驱逐出家门，让他们体验一下欧洲中部冬天的温柔和慈悲。1915年1月，又有8万居住在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的犹太人被沙皇的哥萨克骑兵赶到街上，哥萨克人不许犹太人用小推车将自己的财产带走。

尼古拉·努什克维奇将军（Nikolai Yanushkevich）指挥俄军撤出波兰，他是俄国战争大臣弗拉基米尔·苏克霍姆利诺夫的亲信，苏克霍姆利诺夫以腐败著称，是沙皇的大红人。努什克维奇是在大战开始后不久被任命为大公爵尼古拉的总参谋长的，大公爵尼古拉当时并不同意，但沙皇强迫大公爵尼古拉同意。努什克维奇在所有战区采取“焦土政策”，将所有犹太人和异教徒驱赶走。粮仓被摧毁；机器被搬上大车运走。有400万头牲畜被毫无理由地屠宰，导致俄国出现肉食短缺问题，甚至延续到战后。难民深受饥饿、霍乱、斑疹、伤寒侵袭。死亡的人数至今不明。

东线战争的规模大得令人吃惊。德军在占领华沙后不久，又占领了拥有众多堡垒的城市新格鲁吉耶夫斯克（Novo Georgievsk），俘虏9万俄国士兵、30名俄国将军，缴获700门大炮。几天后，德军攻克同等重要的城市科夫罗（Kovno），缴获1300门大炮。至此，德军已经俘虏了70多万俄国士兵，奥地利手中的俘虏规模与德国相当，德军、奥军继续向东挺进。俄军总参谋部对如此多的士兵投降感到惊慌，颁布严刑峻法。投降的士兵家属不能获得政府补贴，而投降士兵本人战后将会被送到西伯利亚。

东线的战报传到西线，英军中最接近法军最高指挥层的亨利·威尔逊将军开始利用这些战报为他的法国朋友谋求好处。威尔逊为人专横，喜欢操纵他人。他警告伦敦当局说，如果不全力支持法国的下一次攻势，霞飞和米勒兰将倒台，这将导致法国想单独与德国进行和谈。基钦纳果然转变态度，告诉汉密尔顿不要希望加里波利能获得更多的军队。基钦纳还给英国远征军发出清晰的秋季进攻的命令。他说：“英国必须最大限度地支持霞飞的攻势。即使我们将遭受沉重损失，我们仍然要提供支持。”基钦纳说这番话背后的考虑是惊人的。他即使在私下场合也不曾说新攻势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他的目标不是要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是把协约国捆绑在一起。8月底，基钦纳的恐惧略有缓解，因为沙皇尼古拉解除了大公爵尼古拉俄军总司令一职。沙皇的新任命让大臣们感到惊骇，他自己将担任俄军总司令一职。沙皇尼古拉以温柔的方式将自己的堂兄革职，他在革职信中写道：“担任总司令一职是上帝赋予他的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与军队一起分享困难和辛苦保护俄国不受敌人的冲击。”大公爵尼古拉在听到被革职的消息时表达得十分简练：“赞美上帝！皇帝把我从一份我不适合做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沙皇尼古拉自告奋勇担任俄军总司令，这展示出他的本质特征：有勇气，无私，但极度愚蠢。那个夏天，他曾做出过几个重要决定，亲自担任俄军总司令的决定，很有可能是这几个决定中最糟糕的一个。6月底，他最终决定勇敢地面对无能的战争大臣苏克霍姆利诺夫。苏克霍姆利诺夫有个不能饶恕的弱点，他为了讨好女人竟可以置战场最紧急的情况于不顾（炮兵司令找他要炮弹，理由是如果没有炮弹俄国就不得不和谈，苏克霍姆利诺夫说：“闭嘴，见鬼去吧！”）他任命有能力、精力充沛的阿列克谢·波利瓦诺夫（Alexei Polivanov）为新的战争大臣。获得任命后，波利瓦诺夫立刻着手改革，他彻底改善了供应体系，建立起一些专业委员会管理军需品、食品、燃料、运输、难民，开始与俄国立法机构杜马进行建设性交流。沙皇尼古拉还任命了其他几个新人，都获得好评。但是，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不喜欢，她认为解决俄国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让沙皇尼古拉变得更加独裁，不能容忍改革和自由。“你将为俄国历史和自己的皇位写下光辉的一页。”她写信给自己的丈夫，要求他不要理会一些大臣的建议，这些大臣规劝沙皇不宜担任总司令一职。她内心有一个乖戾的想法，这些大臣不仅怀疑沙皇做决定的智力，并且怀疑沙皇作为独裁者的权威。她认为这些人都是皇位的敌人，应该被免职。

亚历山德拉的记忆力特别好，她从来不忘别人的过错，很容易恨上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忘记大公爵尼古拉所犯的一次过错。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公爵尼古拉不同意在俄国建立军事独裁，这使得沙皇不得不同意建立宪法和国民议会，从而削弱了俄国的独裁统治。由于大公爵尼古拉支持这两个措施，所以他就成为沙皇皇位的敌人。至少亚历山德拉有这样想法。亚历山德拉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大公爵的做法实际上是救了俄国。

沙皇尼古拉知道做俄军总司令的后果，如果俄国军队遭遇不幸，他将受到别人的直接指责。“或许俄国需要一个替罪羊才能得救，”他向法国大使帕雷奥洛格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说，“我就是那个受害者。这是上帝的意志。”不过，尼古拉并不理解他的做法引发的一个新问题，由于他自己常常不在首都，人们就更加相信俄国实际上被亚历山德拉及其挚爱拉斯普廷所控制。尽管如此，英国和法国欢迎俄军总司令的变更，因为这表明尼古拉将更加专注于战争。英国人和法国人非常高兴沙皇任命有经验、有能力的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eyev）将军为总参谋长。德国人也欢迎俄国的人事变动。德国人非常尊重大公爵尼古拉的个人能力，为什么德国人会有这样的判断，这问题很难回答。

像往常一样，东线的胜利没有给德国人带来多少真正的安慰。9月中旬，俄军在放弃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后，接着又放弃了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最后退入普里皮亚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这片地图上未标明的沼泽既遥远又危险。法金汉不同意跟随俄军进入这片沼泽，命令东线各部队停止进攻。他开始从东线调走几个军到西线，同时说服保加利亚参加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理睬法金汉的命令；他俩后来解释说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法金汉的意思。

8月31日，康拉德命令手下混乱不堪的军队发动一场新进攻，目标是包围俄军25个师，他希望再打败俄军，并驱赶他们进入乌克兰。他显然是想复制德国人的胜利，然而他的计划不过是一种周期性的幻觉而已。这次行动开局良好，但结局很坏。一个奥地利集团军占领了卢斯克（Lutsk），一支躲藏在沼泽地草丛中的俄国军队突然向这个奥地利集团军的侧翼发动攻击。从此，这个奥地利集团军遭受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法金汉不得不派遣两个准备攻击塞尔维亚的德国师前往救助康拉德。康拉德在9月份一共损失了30万兵力。与此同时，鲁登道夫继续他的库尔兰战役，占领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a）。虽然战场离彼得格勒还有几百英里远，但彼得格勒却处于恐慌之中，许多人准备逃跑。占领维尔纽斯的代价极高，有5.5万德军士兵阵亡，鲁登道夫放弃占领俄国城市里加的计划，转而集中精力休整部队、治理被占领的土地。

马克斯·霍夫曼，这个毫无疑问最有才气的将军，此时变得非常沮丧。他除了不断谴责法金汉没有支持东线的决定，还开始评判鲁登道夫。他指责鲁登道夫对维尔纽斯的攻击过于直接，造成伤亡太大。他对兴登堡也有一番看法，他认为兴登堡是一个被动的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不值得受重视。“总之，兴登堡不再对军事感兴趣，”霍夫曼回忆这段时间时写道，“他就知道打猎，早晚各来5分钟时间，看一看进展。他不再对军事有一点儿兴趣。”鲁登道夫的一名参谋曾吐露说：“兴登堡已经变成一个丑角。”这位年老的英雄花费大量的时间给自己画肖像并给自己的妻子写信。

在鲁登道夫与法金汉之间，1915年的胜利未能冷却他俩的相互仇恨。他俩在考那斯举行的庆功会上见面了，法金汉利用这次机会对鲁登道夫交叉射击。

“你现在相信我的计划的正确性了吧？”法金汉质问鲁登道夫。

“恰恰相反。”鲁登道夫回答。俄国还没有投降。俄国还没有和谈。现在不应该自满。有人听到法金汉说，战争结束后要在军事法庭上控告鲁登道夫。

9月25日，霞飞发动秋季攻势，西线爆发新一轮的腥风血雨。这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霞飞在3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发动进攻。第二次香巴尼战役的战场在凡尔登西面，前线有36英里（约58公里）长，自东向西展开，27个法国师向7个德国师发动攻击，法军的后面是900门重炮和1600门轻型野战炮，这些大炮是霞飞从附近的防御堡垒中抽调来的。第三次阿图瓦战役由费迪南德·福煦指挥，17个法国师向只有2个德国师把守的南北向阵地发动攻击。在稍北一点的卢斯（Loos），英军拥有绝对优势兵力：6个英国师对阵1个德国师。英军这次进攻，比春季发动的进攻规模要大。进攻的目标是努瓦永的德军突出阵地（Noyon salient），从而切断连接德军战线两端的铁路线，迫使德军全线撤退。

然而，德国人早在春季就已经显示出巨大的防御能力，他们能抵御兵力超过自己的敌人。整个夏天，虽然敌人炮火轰击不断，他们仍然暗中修建新的防线，这些新防线都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外，并配有垂直的战壕和地道将这些新防线连接起来。德军配有重炮，技术娴熟。德国人还学会了如何合理地安排机关枪的位置，使那些逃脱大炮轰击的进攻者处于机关枪的射程内。知道了这些情况，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英国方面对秋季攻势缺少乐观态度。虽然基钦纳不相信秋季攻势能成功，但他坚持英国必须全面参与，驱动他的动机有可能是害怕拒绝合作的后果，他知道人们正在谈论将所有协约国军队置于一人之下的方案，他担心如果自己不支持秋季攻势，自己有可能会失去那个职位。约翰·弗伦奇一直渴望进攻，但此时变得小心谨慎。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增加三分之一的兵力，他难以取胜。他还指出，他的士兵将要进攻的阵地由于缺少炮火掩护，因而十分危险。但是，他也有一些政治方面的考虑，所以不愿过于强烈地反对秋季攻势：他相信，只要有霞飞和福煦的支持，他就不会被英国政府剥夺指挥权，他的前途仍然依赖于法国方面的支持。亨利·罗林森将军指挥一个英军军团打前锋，他在战前预言说：“我们的损失将惨重，不会走很远。”法国将军贝当指挥香巴尼战役，对整个攻势抱有类似的怀疑态度。

黑格是唯一持有乐观态度的指挥官，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他当初反对霞飞的计划。他当时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看到英国远征军只有117门重炮，而进攻却有5英里（约8公里）宽，他的每英里大炮数目比霞飞计划放在香巴尼前线的每英里大炮数要少一半，他像弗伦奇一样感到自己缺少炮火掩护。他后来态度有转变，是因为他被允许在进攻前释放氯气。他幻想着自己能在一个高塔上看着他的部队冲过德军防线的情景，这个念头鼓舞了他。

黑格高昂的精神因英王乔治五世来访而遭受短暂的挫折。英王来到英国远征军总部，从一名英军将军那里借了一匹马骑。英军舍伍德森林人团的一名下士记录下士兵们那天排列好等待检阅的情况：“国王骑马走过前三排（或许是四排），然后跨过马路去检阅另一边，国王与军官们不断交谈。上级给我们下达了指令，在检阅结束的时候，我们脱帽举到刺刀尖的高度，然后挥舞和欢呼。所以，我们山呼‘万岁’。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马暴跳起来，国王摔下马来。他似乎在地上打滑，但我们此时再次山呼‘万岁’。这个场面很丢脸，我们看见许多高官都从马上跳下来去帮助国王。最后，国王在帮助下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下匆忙地骑着马跑了。”

法军在发动步兵进攻前，足足进行了4个昼夜的大炮轰击。这样的大炮轰击有一个优点，能摧毁德军的第一条防线和守卫部队。不过，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让德军知道有大的进攻要来了。步兵攻击的那个早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英国发动进攻的地段出现问题，风向不合适，黑格不敢决定是否释放毒气。黑格的士兵蜷缩在战壕中。有人回忆道：“有人在哭，有人在祈祷。”士兵们一边等待命令，一边喝朗姆酒，他们喝干了手中所有的酒。大约早晨5点50分，风向似乎变得合适了，黑格发出命令，然后爬上高塔。突然，风向又变了。毒气反向飘往英国士兵。毒气散尽后，没有被毒倒的英军士兵开始发动进攻。像北面和东面的法国士兵一样，英国士兵的进攻进展很快。

此后，各地的战斗接连出现失误，而且失误的方式新鲜得离奇古怪。在香巴尼战场，法国人越过被炮火摧毁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快速度提前抵达德军第二道防线。当法军士兵刚进入德军第二道防线的战壕，法军炮击的炮弹正好落在法军士兵的头上。没被自家炮弹炸死的法军士兵为活命赶快逃跑。当法军再次组织起进攻时，机会早已消失。德军的后备部队赶到，并带来机关枪，很快地占领法军放弃的阵地。德军增援部队中有法金汉从东线急速调来的两个军。法金汉本人也在场，他看到眼前的局面正是他所担忧的兵力短缺问题，于是他立刻采取行动恢复德军的防御线。稍早，当法军发动猛烈攻击时，他抵达德国第三集团军总部，不料竟发现其参谋长正准备下命令撤退。法金汉当场解除那参谋长的职务，命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守阵地，等待他盼望即将到达的增援部队。

阿图瓦的战况也出现类似情况。法军首先取得极好的战绩，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占领了维米岭顶峰，可是受阻于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最后被德军击退。霞飞一直认为，取得香巴尼的胜利是关键，而阿图瓦的重要性不高，于是他开始玩起阴谋诡计。此时，英军正在卢斯发动进攻，目的是策应法军在阿图瓦的战斗。霞飞要求英军继续在卢斯的进攻，但是他暗中却让法军停止在阿图瓦的进攻，因为他判断法军在阿图瓦难以取得任何战果。所以，他一方面停止了阿图瓦的进攻，而另一方面却假装向英国表示法军正继续在阿图瓦作战。然而，即使是在单独作战，英军的表现仍然是很好的。像法军一样，英军顺利通过了被炮火研磨成粉的德军第一道防线。与法军不同，虽然英军攻破了德军第二道防线，但伤亡惨重。前方的战场已经没有敌人，如果后备部队能跟随上来，长期渴望的攻入德军腹地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弗伦奇把英国远征军的后备部队安排在背后10英里（约16公里）远的地方，而黑格违背军事常规没有从自己的部队中留出一部分做后备部队。调动后备部队上前线花费了几小时；当后备部队到达时，德军已经弥补了防御线的漏洞，机关枪又开始了扫射。当英军再次发动进攻时，结果是一次对英军最不公平的大屠杀：仅在数小时内就有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伤亡。在英军最后撤退的时候，德军停止了射击，让英军安静地离去。一名德国人在写这段历史时说：“德国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一名英国士兵写道：“从战场上回来我一天都失魂落魄。我不敢相信眼睛看到的情景。如果你能想象一群羊躺在田里睡觉，英国士兵的尸体就密到那个程度。有些人还活着，他们呻吟着，要水喝，拉我们的腿。一个肌肉发达的家伙抱住我的双膝。‘水，水！’他哭叫着。我记得我水壶里还剩下一点水，于是准备把我的水壶的软木塞打开，后面的人立刻推我：‘快走，快走，我们再不走就落入两军阵地之间的无人地带了。’同情不得不服从于纪律，所以我走开了。”

霞飞继续在香巴尼猛攻，一直猛攻到11月份还不住手，后来贝当开始不执行他的命令。最后，第二次香巴尼战役法军的伤亡人数是14.3万人，德军伤亡人数是8.5万人（包括2万战俘）。英军在卢斯和阿图瓦的进攻中损失6.1万人（2名将军、28名营级军官），德军5.6万人，法军4.8万人。法国再一次被打晕了。然而，霞飞在告诉巴黎报界时说，总体上看，他的损失不如德国人多，所以他的战役胜利了。实际上，德军的兵力远不如协约国，但给协约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在秋季攻势过程中，德国人用事实说明，协约国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派遣到加里波利或其他战场。霞飞和弗伦奇一直想说明这一点，但他俩的说服工作做得不如德国人好。对那些了解实际战况的人来说，霞飞的信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他熬过了这一关。

约翰·弗伦奇没有能熬过这一关。在卢斯战役还在进行之中，黑格就开始向众多身居要职的朋友抱怨弗伦奇。黑格说自己没有取胜是因为弗伦奇的无能。“只要附近再有一个师的后备兵力，”他后来声称，“我们就能走过敌人的阵地。”实际上，黑格自己也有失误——自己不准备后备部队，这是他在卢斯战役中犯的错误之一。但是，弗伦奇在拼命为自己做辩护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愚蠢地伪造战役中所发布命令的记录。黑格知道了这件事后，通报给英王乔治，英王乔治命令首相干预此事。阿斯奎斯给弗伦奇一个辞职的机会，他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力量，同意辞职。黑格从而获得自大战开始以来就不断争取的职位，几乎没有人对黑格获得任命感到吃惊。弗伦奇回到英格兰，被授予伊普尔子爵。

就在西线的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东线疲惫不堪的士兵停顿下来准备过冬，人们的注意力回到巴尔干和爱琴海，具有关联性的事件接连发生，频率很高。还在夏天的时候，保加利亚是双方竞价争抢的对象，很像早先意大利被拉进战争的过程。保加利亚政府与意大利政府很相似，主要考虑哪一方能帮助自己从邻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其在9月初的态度是参加轴心国一方。在西线秋季攻势前，德国和保加利亚有较明显的意图，要一起去攻击塞尔维亚。加里波利登陆失利后，塞尔维亚的陷落将危及协约国在欧洲东南角落最后的一个小落脚点。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拼命想把保加利亚拉回来，提出了许多优惠条件。由于塞尔维亚是英国的同盟，格雷无法像德国那样能把塞尔维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夺取的土地还给保加利亚。此时局势严峻，如果不能保护塞尔维亚，俄国人将进一步陷入士气低落的状态，希腊和罗马尼亚也有可能随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要保护塞尔维亚，就等于要派兵去塞尔维亚。由于俄国被赶出加利西亚，去塞尔维亚只有一条道路：通过希腊中北部港市萨洛尼卡，它曾经是爱琴海进攻计划中攻击达达尼尔海峡方案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9月底，法国有几个师的兵力开赴萨洛尼卡，其中有一个师是从加里波利战场撤退下来的。指挥法军的是莫里斯·萨瑞尔（Maurice Sarrail）将军，他刚从西线被替换下来，但他利用有力的政治关系迫使法国政府为他在别的战场寻找一个职位。英国不愿法国独占巴尔干，命令第十师从苏弗拉湾赶赴萨洛尼卡。此时还有希望说服俄国派兵前往，但是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在10月3日宣布俄国不可能出兵，他的解释难以反驳，因为是赤裸裸的客观事实：俄国以每个月23.5万人的速度损失兵力；大战开始前储备的职业军队都消耗殆尽；许多集团军都受到重创。

10月5日，萨瑞尔带领几个法国师、英国师在萨洛尼卡登陆。两天后，马肯森带领德国部队和奥匈部队从北面进入塞尔维亚。又过了两天，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从东面进入塞尔维亚，其中的一个集团军向马肯森方向挤压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个切断连接萨洛尼卡和塞尔维亚的铁路线。萨瑞尔在前进中发现自己被阻断。塞尔维亚军队陷入从两个方向挤压过来拥有明显兵力优势之敌人的包围，决定向大海中退却。大量平民跟随军队退却；整个国家处于逃跑之中。大量疲惫不堪、缺少食品、缺少日用品的人群希望跨越阿尔巴尼亚的雪山，一些阿尔巴尼亚部落向他们发动攻击，渴望清算多年恩怨老债。“我记得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名塞尔维亚军官米洛拉德·马科维奇（Milorad Markovic）在回忆录中写道，“马和人坠入山崖；阿尔巴尼亚人发动攻击；抓女人和小孩。一名医生不给一名负伤的军官敷药；士兵推开受伤的同志或军官。私人物品被抛弃；饥饿；抓着马尾巴涉水过河；老人、妇女、小孩爬岩石；路上看见快死的人；路边有一个被打碎的人脑壳；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尸体，被抢劫过，剥光了衣服，被砍得血肉模糊；士兵、警察、平民、妇女、囚犯。瓦拉斯塔的表兄，光着身子穿外套大衣，戴着手铐，发抖，发着狂。士兵们像鬼怪，极瘦，惨白，疲惫，深陷的眼睛，头发和胡子很长，衣服成碎布，几乎裸体，光着脚。像鬼一样地向人要面包，用木棍当拐杖，脚面有伤，摇晃着走。混乱；女人穿着军服；绝望的母亲太疲惫而走不动了。”马科维奇活下来，后来生了一个名叫米里亚娜的女儿。这个女孩后来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结婚，此人是塞尔维亚的强人。90年后，他因引发新一轮巴尔干暴行而被投入战争罪法庭。

塞尔维亚在这场灾难中损失了20万士兵。有15万士兵抵达亚得里亚海岸，只有一半人还能继续服兵役，英国军舰将他们转移到科孚岛（Corfu）上的一个凄凉的兵营中。

遭遇了许多不幸之后，萨瑞尔还是没能阻止德国人征服塞尔维亚，这些失败导致法国政府垮台。总理维维安尼被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取代。战争部长米勒兰被约瑟夫·加利埃尼取代，他是霞飞一年前拯救法国时的幕后英雄。霞飞曾是加利埃尼的下属，是加利埃尼推荐他成为法国的总司令的，而他竟在马恩河战役前后因为嫉妒加利埃尼而弃之不理。批评霞飞的人越来越多，都希望加利埃尼能解除霞飞的职务。加利埃尼再次为霞飞辩护并保护他。

10月11日，基钦纳给汉密尔顿打电报，询问如果从加里波利海滩撤退将会有多少伤亡。汉密尔顿给出答复，他说大约有一半的还留在半岛上的英国、法国士兵将会伤亡。汉密尔顿被解除了职务，他在大战中的角色就此完结。格雷答应把塞浦路斯给希腊，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希腊政府被加里波利、塞尔维亚的悲惨事件所吓坏，拒绝了格雷的建议。

11月中旬，基钦纳抵达加里波利，他做了一次简短的巡视，最后总结说应该撤出半岛。他回到伦敦后，发现阿斯奎斯利用他离开伦敦的机会进一步削减了他的权力。阿斯奎斯重组了战争策略委员会，成员数目被减少为5人，基钦纳不在其中。曾做过军士的威廉·罗伯逊将军被从法国召回，成为皇家总参谋长、战争委员会作战总顾问，政府对战争的指令通过他传递到英国远征军。基钦纳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向阿斯奎斯提出辞职，阿斯奎斯拒绝了。基钦纳仍然有做挂名首脑的价值，可供宣传战争之用的符号。

温斯顿·丘吉尔也没能进入战争委员会。他自从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以来，除了一个名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的官位外，没有具有实权的职务。他既生气又痛苦，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参加西线军队做了一名少校（他希望成为一个旅的将军）。他绝不是一般的战场军官，去法国时带着仆人，带着自己的马夫和牡马，行李多得像一座小山，一个自带加热器的澡盆。有一辆豪华轿车接送他，住在城堡的豪华套间里。然而，他在新年1月份的实战中证明自己是一名有能力的营指挥官。

年底前还有一出好戏要演：必须从加里波利撤退，但不能有大伤亡，否则政治上不能支持。11月23日，战争委员会批准了由汉密尔顿的继任者提出的撤军计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这次不光彩的撤退却变成协约国自马恩河战役以来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每天晚上，皇家海军以恒定的、秘密的方式把海滩上的士兵在夜幕的掩蔽下分批撤出，竟没有让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察觉到。撤退的时间越长，留下的部队兵力就越显薄弱，就越容易被消灭。1916年1月7日，留在赫勒海角的协约国士兵只有1.9万人了，李曼·冯·桑德斯将军发动了一次进攻。

加里波利惨败竟以最奇怪的方式结束。面对英军的步枪和机关枪，土耳其士兵在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拒绝发动进攻。即使受到军官们的威胁，或者受到军官们的猛推、掌击，土耳其士兵就是不前进。也许，原因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在场；他的健康崩溃了，在12月份离开了战场。也许，土耳其人是受够了。“我21岁了，”一名土耳其中尉在11月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头发变灰了。我的胡子变白了。我的脸起了皱纹。我的身体在腐烂。我不能再忍受这份艰苦，不想被剥夺得更多。”

这次兵变后36小时，最后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安全地回到海上。这次战役夺走了8.7万土耳其人的生命（土耳其官方数字，一般认为此数目太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死亡了4.6万人（被杀、因伤而亡、因病而亡）。双方总伤亡人数大约是50万。

1915年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