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是为盖罗尔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军队制定的。

——路易斯·利奥泰

2月24日，法国城市阿拉斯（Arras）附近，英军发现一件异常奇怪的事，对面的德军阵地正在遭受炮火的轰击，炮火来自德军的炮兵阵地。英军派出的侦察小组发现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战壕里看不见德军士兵，德军的战壕被遗弃了。德军很明显是在用炮火摧毁阵地上剩下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最非凡、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战术动作开始了。西线战斗已经打了两年半，双方绝望地紧贴在一起恐怕失去每一码贫瘠的土地，可如今德国人却突然后撤了。德军撤退的规模在一开始时并不清晰，比如，在阿拉斯的德军防线只是移动了很小的一个距离，所以当地的英军认为眼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德军在进行小规模调整。但是，几周后，德国在从阿拉斯到圣康坦（St. Quentin）之间70英里（约113公里）的战线上后撤了20英里（约32公里）。德军安静地、自发地放弃了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大约1000平方英里（约2600平方公里）的法国领土。这是一块浸透着德国人鲜血的土地。这是一块法金汉在位时命令德军士兵不惜生命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次撤退是鲁登道夫的决定，它充满了危险。如果英军和法军对正在撤退之中还没有抵达新防御线的德军发动攻击的话，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次撤退任务的艰巨性令人难以置信；鲁登道夫的计划不仅是撤退，而且要建立一个比被放弃的防线更加强固的新防线。37万人（德国后备役、德国平民、俄国俘虏）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建筑新防线，他们挖掘战壕，深造可用于隐藏人和武器的地下室，建造钢筋水泥堡垒，竖起巨大的六角形带锋利刃的铁丝网路障。在东面，有17万工人组装好所需的材料，然后输送给建筑防线的人员。这个建筑项目使用1200列火车，运送了钢铁、水泥等众多建筑材料。除了阿拉斯迷惑人的炮击外，大部分工作是秘密进行的。

这次撤退行动的代号是“阿贝利希”（Alberich），取自德国神话中的矮子国国王。这条新防线，协约国称之为“兴登堡防线”。建筑这个新防线的决定，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取代法金汉成为德军联合司令官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再次展示出鲁登道夫的大局观念。他在视察了凡尔登和索姆河前线后形成一个结论：德军已经无法发动进攻，太多的德国人力被浪费掉了，当前的防御方针必须扔弃。

“决定撤退非常痛苦，”鲁登道夫后来写道，“这意味着承认自己软弱，提高敌人的士气，打击自己的士气。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必须撤退，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柏林没有巨大的影响力，做出撤退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他俩是东线的征服者，人们把他们视为拯救者，在文职政府里没有人敢与他们对抗，就连德皇也不敢与他们对抗。在一系列的危机中，他们总是能按自己的意图来处理危机，如果依靠其他手段无法获得别人认同，他们就以辞职相威胁。1916年底，鲁登道夫要求动员全体平民参战，他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满足，但他获得大部分他想要的。那些还没有为军工服务的产业，都被迫为军工生产。军队也进行了重组：鲁登道夫在1916年秋季创立了31个新步兵师，在1917年1月又创立了13个新步兵师；他的主要办法是缩小现有步兵师规模，装备更多的机关枪和大炮。1899年出生的男孩被提前拉入军队。军训报告说，这些男孩的营养不良状况异常惊人。

如果撤退能成功，其带来的好处将是实质性的。新战线从阿拉斯向南延伸，通过苏瓦松（Soissons）和舍曼代达姆（Chemin des Dames，法文原意是“贵妇小径”，因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喜欢这里的一条由绳索修成的路），形成一个90英里（约145公里）长的大凸出阵地，战略要地努瓦永（Noyon）也被包括其中，从努瓦永到巴黎行军只需几天的工夫。兴登堡防线比原先的防线短了25英里（约40公里），释放出13个师的兵力、50个重型大炮组（大约是一个集团军的军力）。这些兵力可以派遣到其他战场。这次撤退包含了至关紧要的考虑，因为德军的兵力自1916年变得十分困难。1917年初，德军在西线有250万人，分成大约134个步兵师。对面的协约国有400万人，分成大约175个步兵师（由于英国远征军继续扩张，到年底时还有实质性增长）。德军兵力处于劣势的危险逐月增加。

鲁登道夫利用建立新防线这个机会，在崭新的工事上形成一种新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新计划中，已经没有传统的防御线。按照当时的规矩，防御线都是连续的。鲁登道夫的新防线由大量覆盖着伪装的小型钢筋水泥碉堡组成，这些碉堡像棋盘整齐排列，能相互支援，碉堡内有机关枪小组把守。只要条件允许，碉堡都修筑在向上的山坡上，这样碉堡里的守军能向下观察，攻击敌人。碉堡的周围还放置着很高的锋利铁丝网，铁丝网的布局引导进攻者进入较窄的致命通道中，这种布局在索姆河战役中出现过，但当时是偶然形成的。碉堡中的士兵，不必像过去阵地上的士兵那样坚守阵地直至战死，他们只要有效地削弱进攻者的攻势后就可以退却。那种命令士兵用血肉之躯组成不可移动的阵地的残忍老教条已经被废弃了。新防线的用意就是要做到灵活防守、少消耗人的生命。

新防御体系中第一道真正的防御线离后方相当的远，大约在碉堡群后1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这样敌人的迫击炮和轻型炮火就轰击不到了。第二道防御线再往后1英里（约1.6公里）远，后备部队所处的地方比第二道防御线还要接近后方，这样敌人的大多数炮火就难以造成威胁。一旦前方出现机会，后备部队可以随着发动反攻。于是，新防御体系很有弹性，其设计目标是把敌人吸引进几英里深的屠杀带，此时的后备部队已经全无传统后备的含义，而是一支打击力量，一旦发动进攻的敌人出现力量衰竭的情况，后备部队马上出动最大限度地攻击敌人的弱点。

这就是鲁登道夫为西线制订的1917年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许多优点，但是存在一个短期风险——协约国有可能在德军撤退中发动进攻。这个风险很大，所以鲁登道夫也有些迟疑，最后还是命运干预才催促鲁登道夫下定决心。

2月初，德国人截取了一份从意大利外交部给彼得堡的电报，解码后才知道这是一份重要电报。这份电报给了德国人一个坏消息，不过这个坏消息并非意料之外：英国人和法国人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攻，比索姆河战役还要大，有100多个步兵师参战。但是，这份电报也告诉德国人一个好消息，一个确实很好的消息，这次大进攻不会在4月份之前展开，这给德国人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不仅能完成建筑新防御工事的任务，还能完成调兵遣将的任务。德国人甚至有时间培训士兵如何使用新的防御体系。2月4日，鲁登道夫命令开始撤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实际上是5天后才真正开始。

兴登堡战线成形后，人们发现“战壕战”这个词太粗陋，难以与可怕的兴登堡战线相配。兴登堡战线以战壕开始，但是战壕里没有士兵把守。战壕有10英尺（约3米）深，12英尺（约3. 5米）宽，是坦克的陷阱，是步兵可怕的障碍。战壕后，大约有5行带刺的铁丝网，每行铁丝网都有5英尺（约1.5米）厚，两个人那么高，行间距有20码（约18米）。其后是碉堡，每个碉堡中有两挺机关枪。在碉堡之后，就是第一道防线，它给予进攻之敌火力打击，这道防线比碉堡要危险多了，因为它由地下的蜂窝状的暗室、暗道组成，上面覆盖着7码（约6.5米）厚的泥土，大炮也难以将其摧毁。再往后，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不到的向后倾斜的山坡上有两排大炮。至此，防御战的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这样的防线几乎没有弱点。这个设计表现出鲁登道夫的惊人之处，他有宏大的抱负，充沛的精力，隐藏着巨大的野心。这个设计还反映出他的特征，他胆敢让整个德意志帝国服从他的意志。

英国、法国把进攻拖延到4月，直接为德国实现其新防线提供了条件。

协约国1917年的战争计划的策划过程与1916年的策划过程类似：在霞飞尚蒂伊的城堡中汇集大量协约国军队的高层指挥官，这些将军们渴望恢复攻势干掉德国人。这次会议于11月15日召开，英国、法国、俄国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同意同时展开进攻。他们还同意进攻从5月份开始，这样风雪不会影响东线的作战，意大利军队也容易跨越阿尔卑斯山。法国将军罗伯特·尼韦勒此时已经是巴黎的公众人物，凡尔登战役最后阶段的英雄，他提出舍曼代达姆进攻计划，时间是2月份，但他的计划被众人搁置在一边。

这次战争策划会议又重复了前一次会议的失败，究竟英国军队应该在何处发动进攻，指挥官们没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像过去一样，黑格想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击，地点就在伊普尔老战场，目标还是夺取比利时的海港（皇家海军的心爱目标，具有不可争辩的战略价值）。霞飞再一次要求英国的重心向南移，接近或者就在索姆河老战场。霞飞的意见再一次胜出，原因还是法国承诺提供大部分进攻的兵力。不过，会议还是存在一些细节争执，这些细节将会拖到未来才做决定。将军们基本上对会议结果满意，即使是黑格也感到乐观。当时还担任战争大臣的劳合·乔治到达尚蒂伊的时候，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会议已经形成决定。劳合·乔治已经嬗变成英国最坚决的好战者，拥护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战争胜利。但是，他此时对西线的伤亡情况感到惊骇，他认为这么高的伤亡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值得，他非常不满意。当他发现军界人士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有别于过去打仗方式的新建议时，他变得狂怒不已。他认为这些人还是在紧紧地抱着“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的遗产”。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可作为。

在年终前的6周时间里，局势发生惊人的变化。劳合·乔治成为英国的首相。霞飞倒下了，罗伯特·尼韦勒取而代之。突然，尚蒂伊会议的决定不再有重要意义了。

2月5日，协约国领袖在新年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罗马开会。黑格和尼韦勒都没有参加。他俩正在分别准备下一次的进攻计划，黑格仍然寄希望于佛兰德斯，尼韦勒则集中精力攻击舍曼代达姆，不愿让佛兰德斯来分神。劳合·乔治想利用这次会议减少西线战场的血腥程度。皇家总参谋长罗伯逊将军陪同劳合·乔治一起来到罗马。劳合·乔治在会上提议1917年应该优先在意大利发动打击，目标是消灭剩余的奥匈军队，逼迫维也纳退出战争。这个提议使罗伯逊将军感到吃惊和生气。这个建议原先由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路易吉·卡多尔纳提出，确实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劳合·乔治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就是要让新一轮的索姆河攻势、伊普尔攻势在短期内变为不可能。从时间上看，意大利战役比尼韦勒计划的攻势要早。尼韦勒想在舍曼代达姆发动攻势，并要求英军在阿拉斯提前发动一次佯攻。意大利战役则不同，主要依靠意大利步兵，英国和法国只需贡献大量的炮火就行了。

卡多尔纳发现英国将军极力反对他的计划，于是他变卦了。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对意大利人的计划也不热情，这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尼韦勒绝不会同意。不久前，白里安刚努力免去霞飞的职务，如果他漠视他自己委任的法军新总司令的意愿，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地位肯定就难保了。虽然劳合·乔治最近刚升官，但他暂时还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虽已经是首相，但没有几个有权力的朋友。许多自由党的阁员都对他不满，因为是他勾结他人促成阿斯奎斯的倒台，而保守党也一直认为有理由把他视为敌人，许多人认为他的政府只能掌权几个月。至此，劳合·乔治希望发动意大利战役的企图失败了，没有人支持他。离开罗马的时候，他有挫败感，满腹牢骚。

回国途中，劳合·乔治在巴黎停留了一下。在巴黎，尼韦勒去迎接他。尼韦勒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姿势漂亮、略带奉承的举手礼。尼韦勒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他之所以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崛起，一方面是因为他胆大妄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交政治朋友的能力。此时，尼韦勒正用花言巧语哄着劳合·乔治开心，因为他早已听惯了英国将军对他的侮辱之词（黑格背后叫他“杂种狗”）。尼韦勒与来自威尔士的劳合·乔治之间有一些特殊的缘分。尼韦勒，不信天主教，是新教徒，而且他从来不隐藏自己对同胞中天主教徒的蔑视。他的这个特点很吸引法国的共和党人，英国人现在也受到吸引。他操着一口没有口音的英语（他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法军高级将领中就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才。尼韦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他脑壳的形状很让劳合·乔治满意，劳合·乔治信奉颅相学，这门学问是一门伪科学，其核心想法是人脑壳的形状能透露他的性格和命运。劳合·乔治研究了尼韦勒脑壳的形状，从中看见了胜利的影子。

尼韦勒解释了他的舍曼代达姆计划。进攻将分多路展开，进攻目标是兰斯附近的德国防线，他极有信心地宣布，这次进攻将在24或48小时内结束大战。法军承担主要进攻任务（劳合·乔治对此高兴），英军则起辅助进攻的作用。这次进攻将沿用在凡尔登战役后期曾创造出辉煌战绩的战术（劳合·乔治并不知道该战术的成功是因为德军放弃凡尔登，而且当时的作战规模也相当小）。对德国的致命打击，由一支突击部队完成（尼韦勒称之为大规模机动部队），该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共27个师的兵力。尼韦勒极力保证说，这次进攻不会也不可能变成另一次凡尔登惨剧或者索姆河惨剧。他给出一个承诺，如果不知何故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两天的进攻没见胜利，他将停止进攻。

尼韦勒说服了劳合·乔治。劳合·乔治邀请尼韦勒去伦敦与英国战时内阁在1月15日开会。尼韦勒再次证明他有一种无法抵御的能力，他说服了因遭受1916年至1917年失败而狐疑不决的英国战时内阁。唯一的困难是确定时间。尼韦勒希望越快越好，最好2月份就开始。黑格则建议在5月份开始，原因是他的佛兰德斯计划被拒绝了。最后双方折中：尼韦勒的进攻被批准在4月1日展开，这个日期被记入史册。两周后，鲁登道夫获悉这个日期，于是他下命令将兴登堡防线投入使用。

协约国的领袖于2月26日在法国北部港市加来开会，会议要求黑格在4月份之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全力配合尼韦勒。从黑格在会议结束后写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劳合·乔治曾断然拒绝了法国人提出的一项建议。“法国人提出一个烂计划，让英国人听命于法军总司令，”黑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感谢上帝，劳合·乔治也认为不妥。”不过，这件事值得做一些解释。黑格在战后曾宣称，劳合·乔治曾建议把英国远征军置于尼韦勒的指挥之下。但是，黑格、罗伯逊等其他英国将军拒不同意，并威胁辞职或上军事法庭，劳合·乔治不得不撤销自己的建议。虽然进攻地点不是佛兰德斯，而是在阿拉斯，但黑格仍然控制所有战术问题。他被授予一种特殊权力，如果与尼韦勒意见不合，他可以直接向伦敦申诉。离开加来时，他获得一项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尼韦勒的计划不能获得快速突破，就将被停止，英国远征军将能自由地恢复准备佛兰德斯的进攻。

尼韦勒信心十足。他把自己的指挥部搬进一座属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豪华城堡。他甚至把自己的酒窖也搬进城堡。他像大元帅那样做出各种任命，其中包括在凡尔登战役中跟随着自己的嫡系（“屠夫”曼京也在其中）。他不喜欢的人只能靠边站。福煦被流放到处于休眠状态的瑞士战场。

贝当、卡斯特劳等人变成无人理睬。除了尼韦勒外，别人都不重要。此时的尼韦勒，因为高傲而正处于极度的孤立状态，他继续为他几周后就要开始的拿破仑式的打击进行着各种安排。

就在此时，冒出一个严重问题：几个法国最有资历的指挥官确信尼韦勒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许可以把黑格及其手下将军的不积极态度视为酸腐的葡萄而抛弃，但是贝当、福煦、弗兰谢·德斯佩雷都争辩说尼韦勒计划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去迎接一场灾难，甚至阿尔弗雷·米歇勒（Alfred Micheler）将军也有同感（他被任命为尼韦勒大规模机动部队的指挥官）。没有人听这些法国将军的话：劳合·乔治不听，法国总统不听，法国总理也不听。

1916年底，加利埃尼的门生、法国最聪明的殖民地军人路易斯·利奥泰（Louis Lyautey）被从摩洛哥召回，做一次短暂的战争部长视察。当他了解到尼韦勒正在着手进行的计划时，这位法国未来的陆军大元帅表示怀疑，他大声叫道：“这个计划是为盖罗尔施泰因公爵夫人的军队制定的。”盖罗尔施泰因，是滑稽歌剧中虚构出来的国家。但是，还是没有人听取他的意见。3月份，保罗·潘勒维（Paul Painleve）成为战争部长（白里安政府垮台了，原因是利奥泰拒绝与其他政府官员分享军事秘密），他使劲想说服尼韦勒将进攻规模减小、降低期望、削减风险。在能做决策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劝告。

背景：情感和理智

1917年，士气成为关键的问题，不仅前方的士气重要，后方的士气也很重要。随着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越来越多，社会感到难以负担。在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热情都很高，可是如今已经没有人还能保持热情，因为人们感到为战争而牺牲生命和忍饥挨饿换不来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士兵要求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父母要求自己的儿子回家；如果不能，他们要求知道儿子为什么而死。所有人都要求归还自己失去的美好生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政府都采取多种手段应付。各国政府都加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力度。各国政府都更加强调宣传工作，鼓励那些虽然不满现实但还没有开始反对政府的人提高其对政府的忠诚度。自1914年8月开战以来，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改进其控制、操纵信息的能力，使之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先进、覆盖越来越大的范围。这种努力逐渐变成政府必不可少的功能。

宣传做得越成功，战争就越不容易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好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人类和德意志。”英国作家卢迪亚·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宣称。柏林的作家也用类似的语言评论英国。各国的宣传都在说，这场战争无法用政治办法解决，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必须采取以恶制恶的手段，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在这场战斗中处于危险之中。相信了这样的宣传后，没有人相信这场战争能依靠妥协的办法换来和平。

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使欧洲各国政府有能力控制舆论，也使欧洲各国有能力打一场世界大战。在所有交战国中，特别是最发达的交战国中，工业化把数百万传统的农业人口带入高速发展的城市。于是，为了使劳动大军有文化，就有了教育城市人口的需要，这需要大幅削减了报纸的成本。社会上出现大量有阅读需要的公众，也就出现了吸引公众的新办法。伦敦在1914年的时候有16家报纸，最大的一家每天能卖出100万份报纸。德国有4000种报纸，这些报纸中的一半是日报，订阅量惊人。

报纸的读者并不一定获得最高质量的信息，但是他们获得的信息是他们的祖辈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现代生活的压力和机会使读者出现政治倾向。人们理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自己有关，他们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随着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从前更黑暗、更艰苦，政府感到必须花费更大力气说服他们忍耐。

宣传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大战之初，爱国主义的狂潮不可避免地横扫各国的民众，人们听到和读到的尽是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自己国家伟大的军队马上就要取得胜利，自己国家参战有高尚的理由，敌人的丑恶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几乎没有必要，因为许多报纸的老板就跟疯了一样。只有极少数报纸老板持有怀疑态度，并找到合适的途径表达出来。曼彻斯特的《卫报》是少数中的特例，这份报纸说：“英国参加一场危险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使英国损失所有我们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将一无所获。”后来，这样的少数派也消失了。

英国公众面对大战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大战前的20年里，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并且崛起为一个海军强国，德国的进步激起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竭尽全力地叫喊。那个时代也有一个类似当今的鲁珀特·默多克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他的贵族名字更有名，叫诺斯克里夫男爵）。他拥有几家报纸，定位于不同的公众群。他在自己所拥有的报纸上警告读者德国的威胁。有许多与他竞争的报纸反对他，其中的一个抱怨道：“一种不以事实为基础的反德国心态。”大战爆发后，记者不许接近前线，诺斯克里夫和他的竞争对手都没有抱怨必须依赖官方的信息来源去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看不出抱怨的理由。许多人认为他们有责任不告诉公众事实，但是必须保持公众的士气高涨。

1914年8月，英国建立出版局（由温斯顿·丘吉尔建立，他总是以最广泛的眼光看待自己可能的责任），其任务就是决定什么可以出版发行，什么不可以出版发行。此后不久，英国通过一部法律《王国防卫法案》，它规定出版发行“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敌人有用的”任何东西是非法的。与此同时，英国建立秘密战争宣传局，其任务是帮助外交部向中立国示好。在英国国内，宣传机制相对简单。国内宣传不突出操纵国内舆论的任务，而把工作重点放在防止公开一些有损英国人胜利信心的信息，或者防止公布有损英国远征军形象的信息。由于公众中没有多少人质疑战争的动机，所以国内的宣传相对简单。

大战之初，法国政府把管理战争新闻的任务留给霞飞和他的参谋们。这个简单的新闻体系在大战的前半程效果不错，就如英国一般，其原因也很简单：报纸满足于从军方获得信息，公众之中很少有人愿意质疑或抱怨。德国进入大战的时候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新闻宣传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针对德国国内，而是瞄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当英国切掉了德国与西半球的电缆联系后，德国宣传攻势被削弱了。从大战一开始，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没有有效的体系塑造本国民众的意见。随着战争不断拖延，德国有许多问题呈现恶化的趋势，舆论控制问题也是其中之一，但舆论控制问题的恶化趋势部分原因与德国社会的一些独有特征有关。容克精英既不喜欢也害怕城市大众，除了只想获得他们的默许和服从之外，其他一概不想要。容克精英不允许公众的意见有影响力。

在大战的头两年里，这3个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虽说严格，但也比较容易维持（取缔不与政府合作的出版物），主要目标是向人民保证战争肯定能打赢，同时把敌人描绘成魔鬼的化身。他们使用的方法很直观，让我们当代人觉得有些滑稽。德国的新闻都有一个固定情节，把德国描绘成正在与一群魔鬼搏斗，这群魔鬼正肆无忌惮地想用阴谋毁灭德国。英国和法国采取本质相同的剧本，剧本的内容是英法为了保护文明正在与企图统治世界的匈奴后裔做斗争；甚至协约国报纸上暴行类的新闻与轴心国的同类新闻有对应关系。英法的新闻报道说德国人为了使法国青年永远不能当兵竟砍去他们的双手，还说德国人强奸幼女、用刺刀挑婴儿。德国公众被告知，俄国人在东普鲁士的湖里下毒药，并切除俘虏的肢体，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挖出俘虏的眼睛。撒谎就如同流行病，许多报纸把俄国压迫犹太人的老照片找了出来，借以证明德国人正在掠夺比利时。即使了解事实的官员也不能免于患撒谎流行病。劳合·乔治在担任首相之前就对公众说：“德国的新哲学就是要毁灭基督教。”

当战争进入第3年后，新闻审查制度又发生改变，而且是向更坏的方向发展。由于罢工和抗议在英国出现蔓延的趋势，英国政府十分警觉，开始把和平主义者和有良知的反对者作为谴责的对象。如果和平主义领导人（许多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前比较沉默）胆敢在工人集会时讲演，英国政府就逮捕他们。随着工人越来越处于不安的状态（英国军需品生产在1917年5月曾陷入暂时停顿之中），英、法、德都试图掩盖真正的原因：生活成本上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缺乏食物。在这3个国家中，罢工是叛国罪，政府增加力度迫使公众顺从。

1917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合·乔治自2月份建立信息部，对公众所能获得的信息加紧控制。4个月后，他建立国家战争目标委员会，让前任首相阿斯奎斯担任其主席。这个具有古怪名字的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不是去制定英国的战争目标（英国有意将战争目标变得相当模糊，避免内部政治分歧公开），也不是回应德国的宣传，而是消除国内的不满情绪。英国政府为这个委员会分配了前所未有的24万英镑活动经费，工作重点放在用德国暴行的可怕故事（一般是编造出的）笼罩住工人骚动的新闻。这个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要说服工人们相信，与野蛮的敌人谈判不可能有和平。

法国在外交部下建立了一个主管宣传的机构，但它的目标是国内民众。它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德国人的暴行上，放在宣传这场大战是为了保护正义和自由而进行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上，放在描述这场斗争的精神实质上。鲁登道夫使出类似的招数回应，他发起一个名叫“爱国教育”的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提醒越来越气馁的德国民众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为了拯救文明就必须战斗。鲁登道夫说：“在实际政治事件出现之前，必须进行良好的宣传工作。它应该像一个领跑者一样去塑造公众的意见，而又不留下任何操纵的痕迹。在政治任务变成行动之前，人们必须相信其必要性和道德动力。”鲁登道夫正在演化成一个彻底的现代意义上的将军，一个创新者，一个不仅知道战场战术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公共关系的军人。

所有宣传的后果都是可悲的。宣传家们使战争的赌注超过理智的限度，他们迫使失败的一方感到自己遭受到可怕的、无法补偿的、不公正的待遇。同时，赢得战争的一方几乎无法理智地对待被自己打败的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