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1916年的冬天到了，同盟国最渴望迅速结束大战。与一年前相比，同盟国此时面对着异常严峻的军事形势：奥匈帝国的军队已经崩溃，难以恢复元气；德军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被拖累得精疲力竭；艰难抵御布鲁西洛夫的进攻；奥斯曼帝国在北面和南面被打得一败涂地。国内的情况更糟糕。德国和奥地利出现衰败的迹象，许多城市陷入匮乏和绝望之中。不夸张地说，同盟国的儿童正在忍饥挨饿。

早在1916年10月，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就谋求美国总统介入大战，充当交战各方的调停者。这个计划后来证明行不通，伍德罗·威尔逊此时正身陷一场不知输赢的选举之中。此后，贝特曼给欧洲的中立国发去外交照会，宣称德国准备谈判。他虽没有提及任何让步，但也没有限制条件，他以相当威严的口气给德国最近的胜利做了注释，比如，德国征服了罗马尼亚。只有罗马教皇表示支持德国，而各协约国在几天内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俄国的杜马通过一份决议，声明只有“在战胜德国的军事力量之后”，和平才有可能。沙皇在给他的士兵的一封信中，以非常轻蔑的口吻把贝特曼的提议定性为“德国绝望的证据”。在伦敦，劳合·乔治说，英国“与其相信不可靠的诺言，不如相信可靠的军力”。协约国的领袖指出贝特曼的提议没有涉及比利时问题，这个问题对英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英国难以容忍德国永久控制比利时带来的安全威胁。贝特曼也意识到不涉及比利时问题将降低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德国领导层内部的分歧迫使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那些重要得难以忽视的德国将军和海军上将坚持比利时必须依附德国，甚至变成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鲁登道夫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他说：“比利时在战后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依附德国。”

威尔逊总统再次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口号是：“他是个能让我们远离战争的人。”当选后，他渴望成为世界和平的调解人。他发出一个外交照会，建议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为了形成讨论的基础，他请交战国说明战争的理由——解释为了获得什么而继续打仗。德国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国家。德国表示支持采取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澄清自己的清白，表示不仅愿意谈判而且愿意参加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体系防止战争。然而，柏林并未说明如何处理比利时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贝特曼不敢多说，因为公开鲁登道夫的强硬态度肯定会妨碍任何可能的谈判。

贝特曼的含蓄于事无补。协约国认为德国的立场只是一个空洞的姿势，因而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继续要求德国撤出比利时和法国。1月10日，协约国领袖加强了他们回复的力量，抱怨威尔逊暗中把“两个交战集团置于等同的地位”，他们认为，德国及其同盟实际上要对战争负全责。他们提出一系列要求，首先必须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黑山的原状态，此外，同盟国还要对战争进行赔偿。以同盟国的视角看，最具有威胁性的要求是“重组欧洲”。协约国的重组欧洲意味着，不仅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法国，而且要肢解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

接着，双方开始相互揭丑，双方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机会就此消失了。我们无法知道协约国其实不愿考虑军事胜利之外的选项，或者就是企图使开始谈判的基点最有利。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怕说出一些令敌人和本国国民解释为懦弱的话，双方阵营中强硬派决心赢得战争。比如，劳合·乔治知道自己的首相地位取决于保守党的支持，如果自己表现出想与德国折中的态度，保守党将造反。另外，协约国不仅蔑视贝特曼的外交照会，而且蔑视威尔逊的外交照会，协约国的蔑视态度使德国的保守派有了正当的理由反对进一步谋求和平的努力。

德国除了军事手段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这个观点越来越不证自明。但是，德国军事斗争的前途是黯淡的。几周前，鲁登道夫掌控了德军的最高指挥权，他此时已经对西线的战事有了判断。他在东线奋战了两年，因而对战场僵局有不同的看法。他不喜欢眼前西线的一切。“我们的处境极度困难，似乎没有出路，”他后来写道，“我们无法进攻，我们也不能梦想面前的敌人将崩溃。如果战争长时间持续，德国的失败不可避免。”德国受到攻击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协约国在1917年将发动东线和西线进攻。鲁登道夫认为，法金汉为了坚守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阵地，让太多德国人牺牲了生命。无论如何，如果德国保持防御地位，德国肯定无法维持长久，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鲁登道夫看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找到代价较低的防御方式，二是把战场推向敌占区。德军总参谋部派出最好的参谋研究寻找新防御方式。为了能找到对德国有利的新战场，长期困扰德国的潜艇战之争再次浮现。

截至1917年，欧洲的民众都受到大战的影响，而海上封锁使德国民众和奥匈民众所受苦难程度特别高。从大战开始到结束，法国人的生活受影响最小，生活质量比敌人和盟友都要高。法国政府从来没有严格控制食品生产和流通，原因很简单，法国不必施加控制：法国在战争期间的消费实际上呈上升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有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有利条件，一方面，运输货物的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的港口，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抑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把食品进口置于最高优先级作为手段之一。缺少煤是法国唯一涉及范围比较大的问题，原因是德国占领了法国产煤地区，但是，即使这个问题，后来也有所改善。法国也存在一些问题。从1914年起，法国征召四分之一的农民入伍，军队征用数千匹马，并把民用铁路变成军用铁路。但是，法国能较好地管理这些问题。到1917年的时候，法国人还有充足的黄油供应，价格也与大战开始时一样便宜。相反，在德国和奥地利，无论多么高的价格也买不到黄油，只有孕妇和婴儿才有极少的牛奶配额供应。

英国的情况较差。大战前，英国60%的卡路里消费需要进口，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令人绝望。英国建立了统一的食品管理机构，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特别是劳合·乔治担任首相后，食品管理变得更有力，所以，英国能对食品供需体系的所有方面都施加控制。然而，1916年仍然出现了食品短缺（那年的收成不好，外加德国的潜艇破坏），劳合·乔治在1917年初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业生产。英国一开始试图推行资源配额制度，施行结果证明无效，于是实施强制性的措施控制短缺原材料的分配。营养水平下降的结果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肺结核死亡率上升了25%，婴儿死亡率也上升了。卫生保健水平也变差了：数百名医生跟随英国远征军离开英国去欧洲大陆，英国国内许多病人和伤员得不到救治。

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大量农产品，美国农业因此而越发兴隆；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然而，由于需求大增，美国国内粮食的价格也大涨。不过，有一件事荒谬难解，虽然大战给美国带来富裕、繁荣的市场，但是几个东部城市在1916年至1917年冬天出现粮食抢劫骚乱。

沙皇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1917年，妇女每天要在工厂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要花费40小时排队为孩子们购买食物。城市里爆发骚乱和罢工——在1917年1月至2月间，有67. 6万工人参加彼得堡大罢工。1916年，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军队拒绝行动。截至1917年，俄国首都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东线的敌对阵营中，虽然德国和奥地利情况不如俄国那样已经接近爆炸的边缘，但是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而且问题不仅出现在城市中心。虽然这两个帝国都存在管理欠缺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物资短缺问题，长时间缺少生活必需品，而且从1917年开始呈蔓延趋势。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这两个帝国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现象。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1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夫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900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有几个因素使协约国发动的海上封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中央控制，甚至帝国各部分之间都无法协作；巴伐利亚不允许货物输送到德国的其他部分，匈牙利把剩余农产品卖到德国，而不与奥地利共享。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约7700吨）的肉，6000万磅（约2.7万吨）的面包，1.3亿磅（约5.9万吨）的马铃薯。1915年5月，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柏林则在5个月后出现。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从1914年至1917年，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78%（妇女的工资要低许多），非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52%。牟取暴利的行为非常普遍，社会上出现新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暴富招致公众的怨恨。

由于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1916年的收获季节变成一次灾难般的失败，大饥荒蔓延各地。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德国成年人的食谱非常可怜，有一种奇异的黑色“战争面包”，里头几乎没有谷物，没有肉的腊肠，每周配给三磅马铃薯和一个鸡蛋。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农作物歉收之后是1916年至1917年漫长、寒冷的冬天，历史上称为“甘蓝之冬”。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8万儿童在1916年死于饥饿。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坐在黑暗中最可怕，”一名德国妇女写下了经济封锁时的生活，“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早晨8点天才亮。甚至孩子们也睡不着觉。必须尽力哄他们，他们因饥饿而变得烦躁、忧郁。他们上床后，我们在寒冷中发抖，一半是因为饥饿，一半是没有衣服取暖，我们只能不断地想，不停地想。”一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因为没有肉吃，每个人都想养兔子。我们被带出课堂去帮助农民。我们喜欢这样，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上不了课了。所有的老师都去当兵了，农村的生活变得很阴沉。很多人都在说：‘战争打得时间太长了。’有些人变得很坦率直言。人们感到战争时间长，德国取胜的希望不大，因为德国国内的条件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在征服了罗马尼亚后，所获得的战利品也非常有限，可供德国和奥地利消费用的谷物仅仅增加了6%。在德国、奥地利，曾经较富裕的城市人拿着珠宝、真羊毛织物、真棉织物到农村换取任何还能找到的食物。在维也纳，大约有1万名妇女依靠卖淫维生。政府不断增加每周工作时间，挣不到足够钱养家的工人开始不断罢工，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暴力。妇女成群暴动抢劫商店和政府的粮食仓库。

就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下，德国的领导人在1917年1月9日召开了一个关于潜艇战的会议，这个会议给不同意见一个摊牌的机会。当然，德皇威廉参加了会议，他还是帝国的最高战争领袖，但是他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对自己缺少信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参加了会议，他俩刚从西线视察回来，他俩视察后的结论是维持西线僵局对德国最有利。参加会议的还有海军的领袖，其中有最著名的海军总参谋长亨宁·冯·霍尔岑多夫（Henning von Holtzendorff），他充满热情地坚持潜艇战是唯一能迫使英国屈服的办法。最后到场的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他直到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时刻才被邀请。

由于美国施压，德国自1915年9月就停止了无限制的潜艇作战，德国的潜艇舰队也处于停滞状态。贝特曼坚持要对潜艇战进行限制，虽然德皇支持贝特曼，但是，大多数德军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都愤怒地反对贝特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军们对潜艇战所做的估计，也随着时间而发生着改变。1915年初，海军上将们要求取消潜艇战限制，他们说这样做能在6个星期内使英国处于动乱之中。如今，虽然德国潜艇舰队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但霍尔岑多夫却说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伏英国。贝特曼对此感到惊骇，因为他仍然相信霍尔岑多夫的建议将导致美国参战，他畏惧美国参战的后果。德皇询问霍尔岑多夫的意见。“作为一个军官，我想告诉陛下，”这位海军上将回答道，“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在欧洲大陆登陆。”

大家都知道鲁登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两周前，他给贝特曼发电报表示潜艇战是“唯一能使战争尽快结束的办法”。他还说：“军事局势不允许我们拖延。”尽管德皇威廉有贝特曼类似的恐惧，但统治者再有权力也难以阻止手下军官的要求。实际上，整个德国都在叫嚷取消潜艇战限制。德国工业界、军队、大多数民众都在忍受英国海上封锁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他们不仅视潜艇战合乎道德和法律，而且认为在现实中是绝对必要的。德国议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反对限制潜艇战，贝特曼几乎是孤身一人在坚持限制潜艇战。

争执迅速得到解决。贝特曼以守本分的态度重新说明自己反对无限制潜艇战的理由。然后，他撤销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我没有能力批评军事专家的判断，他们断定战争无法在陆地上决出胜负，”他后来写道，“考虑到这个事实，也考虑到军事总部宣布已经准备好与美国作战的危险，我只能劝陛下听取军事顾问的建议。”贝特曼屈从后，德皇就失去了继续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基础。他移开了最后一个阻止无限制潜艇战的障碍——其实也是美国参战的最后障碍。德国历史致命的一页翻过去了。然而，还有比翻过一页历史书更致命的后果，控制德国政策的权力，已经从德皇及其文官政府的手中，转移到类似于鲁登道夫那样的军人手中。

从德国人的角度看，1月9日的决定是一场根本性的悲剧，这个决定有几个假设条件存在严重错误。霍尔岑多夫错误地评估了潜艇的效果，错误地评估了美国的军事潜力；他的评估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鲁登道夫则错误地评估了俄国还有能力在东线发动进攻。如果潜艇战的决定能再拖延几个月，俄国崩溃的事实将使发动潜艇战变得没有必要。德国使华盛顿感到气愤的主要原因将消失。

既然做出了决定，就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为了证明继续打仗将使英国像德国一样处于挨饿状态，德国似乎必须在1917年的收获季节到来前切断英国的进口渠道。这就意味着8月1日是行动的截止日期，按照霍尔岑多夫行动需要6个月的估计，无限制潜艇战必须在2月1日开始。这些估计听上去有道理，因为估计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基于这些估计推导出的结论简直就是一厢情愿。霍尔岑多夫估计，德国潜艇能在2月份到5月份之间的每个月中击沉60万吨货物运输，在其后的每个月中击沉40万吨货物运输。他相信这么大规模的损失将使中立国家失去向英国运输货物的信心，而英国继续维持战争的能力将就此消失。

霍尔岑多夫的预测在短期内是相当准确的。1月份，即使在允许美国商船通过而不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德国潜艇仍击沉大量船只，总共30万吨货物。取消潜艇攻击的限制于2月1日生效，那个月有50万吨货物被击沉，被击沉的一半以上是英国船只。其后几个月的情况是：3月份59.3万吨，4月份88.1万吨，5月份59.6万吨，6月份68.7万吨。

德国公众对开始潜艇战役感到欣喜，期盼这次战役能取得成功。但是，潜艇战役根本无法成功。英国人的生活变得比从前困难，但是其困难程度远低于德国和奥地利。英国的进口变缓，但是并没有停止。英国人和美国人把许多在大战开始时扣押的世界各地港口中的德国商船投入使用。随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击沉德国潜艇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同时躲避德国潜艇攻击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德国潜艇明显无法产生霍尔岑多夫承诺的回报。最后，事实并不像霍尔岑多夫所说的那样，美国参战绝非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虽然霍尔岑多夫犯下如此大的错误，但是仍保住了职位。尽管鲁登道夫曾用手中所有可能的政治手段支持霍尔岑多夫，但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成为德国事实上的独裁者。只有贝特曼被清洗掉了。

背景：消耗未来

在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催促下，德国议会在1916年批准了《辅助兵役法》，这部法律使全面战争概念提高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按照这部法律，德国17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都由政府任意使用。战争部可以将没有上战场的男子派往兵工厂，或进行农业生产，或坐办公室。一旦被分配了工作，他在不经批准的情况下就不能擅自离开。不服从的人有可能蹲几年监狱，并被罚款。

同时，由于这部法律肯定会产生大量便宜劳动力，于是政府大量增加订购军品。黑色火药生产定额翻倍，达到每月1.2万吨，轻型炮弹的生产定额也翻倍，达到每月3000箱。机关枪的生产增长了3倍到每月7000挺。步枪的生产提高到每月12.5万支。

这部兵役法的执行情况没有像鲁登道夫希望的那样好。他曾经建议将妇女纳入这部法律的适用范畴，特别要包括没有孩子的战争寡妇，他抱怨说这些寡妇闲混日子。他建议关闭学校和大学。他提这些建议时往往不考虑现实状况，比如，当时失业的妇女人数已经大大超越工作机会，再比如，当时所有健康的适龄男子都已经穿上军装了。实际上，德国议会批准的是一个有删节的文本。然而，即使是删节版，该法律中的条款也难以执行。最后，德国的官僚机构害怕这部法律，工人和工会痛恨它，它变得毫无效果，很快被抛弃了。

新生产定额经常做不到。但是，大战进入第3年后，交战国都在提高生产定额。他们把所有人、生产能力、几代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财富都投入到相互毁灭的努力中。大战时间越长，他们投入的越多。各国的实力都有所下降，壮年男子越来越少，而重要的矿产品更少，但是各国奋战到底的决心却变得越来越强劲。几乎任何看似有道理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不必顾忌会被指责走极端。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所需的钱从哪里来？交战双方究竟如何负担巨大、漫长的战争呢（德国、奥匈、土耳其、保加利亚是交战一方；另一方由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组成）？

简单地说，答案是所有国家都无法负担。所有的国家连想都不愿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之一，规模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进程，在这进程之中，所有的大国，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从繁荣的堡垒转变成贫困和债务的污水池。大战是走向毁灭之路，财政崩溃是众多毁灭的症状之一。

战争的发展趋势并非无法预见。19世纪，技术进步加速，各国军费大幅增长。未来的全面战争代价如何？这是欧洲各国政府最想知道的大问题。1898年，一个名叫伊凡·布洛克（Ivan Bloch）的俄国人写了一部长达6卷的研究著作《未来战争》，他在这部书中断言大国之间的战争意味着“不是打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让国家倒闭、社会组织崩溃”。他预言这类战争持续时间不会长，因为交战国在财力上无法支持。12年后，英国人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大幻觉》，他在这本书中预言，即使是战争的赢家也不可能从战争中获利。安吉尔说：“军事力量，根本无法帮助社会和经济，也无法帮助发动战争的国家变得繁荣。”这个警告似乎可信：当安吉尔的书出版发行时，所有的强国正每年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扩充陆军和海军。各国在大战前的4年和平期间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大部分增加军费开支所需的钱要靠借贷。只有英国能平衡其财政预算，因为英国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军队规模也比其他国家要小。

没有人能预见到工业化国家有能力连续打几年的仗，即使挥霍尽国家财富也不会垮台。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尔·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个非常机敏的人，但他也是在有了一年的战争经历后，才理解到全面战争不会导致全面的经济崩溃。他在1915年9月写道：“只要一个国家还有人和货品可供政府用钞票购买，如果人们愿意用钞票买东西，他们花钞票所带来的消费增量马上就会被价格上扬所阻止。”他的结论是：国家不会因害怕倒闭而停止打仗。只有等到国家的人力枯竭、自然资源耗尽、战斗意志消失后，国家才会停止战争。大战的发展历程完全证明了他的话正确。

大战开始后，交战国都抛弃有节制发行货币的伪装。早在1914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劝告战争办公室，不需要每次想买什么都先来找他批准。各国的情况基本一样：各国政府都不担心花钱多，而是担心军事领袖是否在做所有应该做的事去战胜敌人（这意味着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制定财政预算不再重要。

欧洲强国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偿付账单，也无法偿付借贷利息。截至1917年，德国政府的支出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76%；在大战前，这个数字仅为18%。税收只能负担8%的政府支出。同一年，英国的军费开支是国民生产总值的70%，税收是支出的四分之一。由于法国借贷沉重，其军事预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

各国维持信用的策略各有不同，但非常复杂难以描绘。欠发达的俄国和奥匈帝国遇到的问题特别严重。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解决方案就是向较有钱的同盟借贷。俄国从1914年10月就开始向盟友借贷。俄国最终欠英国5.68亿英镑，欠法国35亿法郎，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巨大的数目，约合十几亿美元。德国认为有必要对奥匈帝国慷慨一些，后来对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很慷慨。大战开始时，俄国政府放弃对酒业实施国家垄断，借以做出节俭、爱国、牺牲的姿态，但是其财政状况因此而更恶化。并且，这个举措的正面效果不佳，反面效果却不少：彼得堡的税收减少了四分之一、诱发出一个巨大的伏特加酒黑市、推高了通货膨胀。

没有一个国家企图通过增加税收来平衡支出、削减赤字。有时也采取提高税收的办法，但是，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吸收流向工人的工资降低通货膨胀，二是为信贷市场提供足够的资金。有时对暴利行业施加新税收，但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是赢得公众民心（社会各处都有公众受损而大亨收获壮观利润的情况发生）。税收实际上在减少，而不是增多。各国政府都试图限制工人获得较多的工资去购买越来越短缺的商品，同时帮助有钱人保持财产以备战后重建之用。

同盟国的财政状况首先出现恶化情况，实际上，从大战第一天起，同盟国就不仅失去了商业船队，还失去了海外投资和国际信用资源。所以，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和发行债券进行国内借款。轴心国的国内借款取得惊人的成功。德国一年发行两次战争债券。德国三分之二的战争花费依靠这种方法负担。

英国和法国比德国具有更大的能力把海外投资取回国内，因为海上封锁使得只有英国和法国能从美国购买和借贷。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英国和法国的财富也在自然的衰竭过程中。纽约和华盛顿开始怀疑英国和法国债务的风险。1916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警告属下银行不要购买外国国库债券，这里外国暗指英国和法国。英国的反应接近于恐慌，竟然用不向美国下订单的方式报复美国，并且要求法国采取类似的行动。截至1917年4月，英国每周在美国花费7500万美元，其美国账户透支3.58亿美元，而此时英国的还债能力是4.09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和8700万黄金。简单地说，英国此时离破产只有几周时间。

然而，这也是美国的危机。美国制造商和农场主已经过度依赖协约国的生意，美国的银行拥有太多的协约国债务。一旦英国和法国出现金融崩溃（先不用关心英国和法国彻底战败），美国经济将陷入灾难。美国想救协约国的原因不只是痛恨德国潜艇，从实际的商业利益看，美国不参战的危险实在太大了。

有人估计大战最终耗费了2080亿美元——那时一个有技术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只有几美元。英国最后的账单是438亿美元，法国是282亿美元，德国是470亿美元。三者的结果其实一样。所有交战国的财富都大幅缩水。

大战的最终后果可以用“蚀本”这个词来描述，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一个国家撤回资本投资。所有的欧洲强国都停止为真正的经济增长投资，而是把钱丢进熊熊燃烧着的战争大锅炉中。英国在1914年前是财富和商业的模范，战后则浸泡在债务中，其民用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欧洲在大战开始时位居世界经济和金融结构的巅峰，而欧洲大战结束后则变成一堆残骸。伊凡·布洛克曾认为世界各国没有能力负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他在这一点上错了。但是，他对大战后果的预见，是绝对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