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不！……不能这样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法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查尔斯·曼京将军

鲁登道夫被迫承认德国无法在西线取得胜利。尽管如此，他却坚持认为他有能力不让盟军取得胜利。他坚信德国在大战结束时，不仅能捞到比利时的一部分土地，而且还能获得法国的隆维-布里埃盆地。福煦对鲁登道夫的顽固感到大为惊异。8月28日，福煦说：“即使是现在，那个男人也有可能逃脱，但条件是他必须下决心抛弃自己的累赘。”

人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鲁登道夫的幻想而已。英军已经准备好发动对阿拉斯的进攻，福煦要求美军提供几个师的兵力协助英军。潘兴不同意。潘兴在法国军官中的名声不佳，法国军官经常形容他不老练、不敏感。此时，潘兴正想着把兵力集中在自己的前沿阵地，实现自己的作战目标。福煦对此很愤怒。贝当充当争执的协调人，帮助双方达成一个协议，法军将帮助潘兴发动圣米耶勒的进攻。圣米耶勒的进攻有三个目标：把德军驱赶出那个突出阵地；截断突出阵地后面的铁路线；逼近隆维-布里埃盆地。此时离发动进攻的日子只有5天了。盟国第一次感到有可能在冬天到来前结束大战，于是尽全力加快进攻的步伐。

盟国在阿拉斯的推进，加拿大部队打前锋，结果盟国取得了胜利，加拿大部队突破了所有预定目标。这表明德军的防线非常容易被突破，面对这个局面，鲁登道夫不得不同意后撤到兴登堡防线，他终于屈服了，终于放弃了这一年来的种种收获。然而，他的这个决定太迟了，德军难以进行有秩序的后撤。仅在英军的正面阵地，德军在两周的撤退中损失了11.5万人，大炮损失了470门，遗弃了大量无法弥补的储备。

大战出现了一种新形势，盟军连续对德军实施沉重打击，但德军的抵抗却越来越乏力。虽然澳新军团和加拿大军团的兵力并不很多，却完成了许多次打击任务。在经历了四年的艰苦搏斗后，澳新军团和加拿大军变得非常善战，以至于黑格不断派遣他们充当盟军的破城锤，去打碎德军的防线。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澳、新、加的士兵是最好的战士，是交战双方所有部队中最善战的。究其原因，约翰·莫纳什发挥了很大作用，莫纳什的同事，加拿大人阿瑟·柯里（Arthur Currie）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像莫纳什一样，柯里的出身背景是他有别于其他英国远征军将领的重要原因。他来自英属哥伦比亚，是个农家男孩，想成为律师，但遵循父亲死时的承诺做了教师。后来，他干起了保险业，再后来从事房地产投机。他21岁时加入加拿大卫戍部队炮兵，做普通炮手，这种部队一般在周末活动。他能力强，又和蔼可亲，很快获得提升，25岁时获得委任，一年后成为上尉，33岁时成为中校，指挥一个团。

布尔战争爆发后，柯里渴望参战，但因健康原因而没能参加，他感到异常失望。大战爆发后，他渴望参战。那个时候，委任他当加拿大四个旅之一的旅长与让他充当加拿大士兵之间，并无很大区别。然而，他从此麻烦不断。1914年初，房地产泡沫破裂，他欠下很大一笔债。他借用军费躲避破产，险些被指控为挪用军费罪，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算熬过这一关。战后，债主们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他。1917年，他寄出1万美元给债主们，并写道：“在过去三年里，我晚上思考的最后一件事和早晨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欠的债。”

尽管如此，柯里仍然是英国远征军中最受尊重的指挥官。1915年4月，在一个名叫圣朱利安的村庄，他的旅果敢地阻止了德军的进攻，从而使英军避免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遭受灾难。一年后，他指挥的加拿大第一师夺取维米岭，这是一次卓越的胜利，引得亨利·霍恩将军宣布这次战斗是“英军的骄傲和奇迹”。1917年6月，就在英军准备提拔他成为加拿大军团第一位加拿大籍指挥官时，加拿大国内的政客抱怨这个决定没有与他们商量，并提出了其他人选。这些政客鼓动柯里的债主要求全额偿还债务。柯里的提职变成“临时性的”，很可能要被废除。他永远是英国远征军将领中的怪物，而澳大利亚人莫纳什与他相比则有一种一个绅士派头的优雅。柯里的儿子回忆说：“他骂人的本领极高。没有理由，他不发誓。但是，他放纵骂人时，能连续骂几分钟不停。”

有两件事帮助了柯里，并且帮助他获得骑士爵位。第一件是他手下的两个军官借给他6000美元帮助他还债。第二件是没有人敢解雇他，因为他手下的士兵发誓用抗议行动阻止。在大战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截至1918年夏天，他的部队保持着完好的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所有的战役目标，他的部队都实现了，从来没有被赶出过阵地，没有丢失过一支枪。

9月初，最令鲁登道夫头痛的不是加拿大人，也不是澳新军团，而是在凡尔登附近集结的大量美国人。他判断美军将发动进攻，感到有必要暂时忘记一下不惜代价坚守所有阵地的原则，于是发布命令放弃大小约为200平方英里（约520平方公里）、纵深13英里（约21公里）的圣米耶勒突出部。鲁登道夫及时后撤，潘兴很失望，他本来计划于9月7日进攻圣米耶勒，但由于法军大炮难以进入炮位而不得不推延。潘兴不仅希望占领圣米耶勒突出部，而且希望消灭德军守卫部队。他有足够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100万美国士兵，11万法国士兵，3000门大炮，绝对的制空权，充足的弹药。

美军于9月12日发起进攻，在进行了4小时的弹幕炮击后，步兵开始冲锋，未遇到德军的战壕阻击，却遇到一小股殿后部队，正掩护8个疲惫不堪、建制残缺的德国师撤退。整个突出部仅在一天内就被美军占领。有1.5万德国士兵主动向美军投降，美军缴获了450门大炮。潘兴和参谋们立即开始做新进攻准备，目标是默兹河附近的高地和阿尔贡森林。等待美军的是一个纵深有12英里（约19公里）的防御体系，其坚固程度与兴登堡防线类似。但是，潘兴有82万人可以投入战斗，其中60万美国人。他还有3000门大炮，弹药多得足以让大炮长时间高速炮击而热得炮管熔化。潘兴命令参谋们必须在14天内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德国的世界正在坍塌。虽然德斯佩雷领导下的由塞尔维亚、英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组成的东方军团正遭受疟疾和流感的侵袭，但这支部队仍然向保加利亚人和德国人在萨洛尼卡郊区修建的强大战壕阵地发动进攻。防守部队已经成功地坚守阵地几天了，似乎这次进攻萨洛尼卡的努力又将失败。但是，防守萨洛尼卡的保加利亚人和德国人缺少弹药和军需品，因而自信心开始动摇。保加利亚人计划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撤退，目的是把进攻者引入埋伏圈中。这是一个致命错误：保加利亚人刚离开防御工事，德斯佩雷的飞机便开始发动攻击。保加利亚人的有计划后撤变成一次溃退。此时，保加利亚士兵对毫无结果的漫长战争感到厌恶，对国王决定投靠轴心国也感到不满，于是拒绝继续战斗。德斯佩雷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能对匈牙利内陆发动进攻的战略要地。德军赶来增援，但德国人施救的意愿不强烈。鲁登道夫后来悲叹道：“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响应每一次的呼救。保加利亚人必须为自己做一点事，否则我们也会失败。”9月25日，保加利亚人要求停火；停火要求5天后被接受。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带领一支盟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打败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开始向大马士革撤退。土耳其人无法前来救助保加利亚，因为他们必须先保护君士坦丁堡。于是，巴尔干半岛的战事结束了。

9月28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在位于斯帕的德军总部开会，会上他俩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承认德国不仅失去了巴尔干半岛，而且也失去了这场战争。几天后，兴登堡写下自白，他不得不承认德国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在马其顿战场的失败和东线暴露于威胁之下。那些被疾病侵蚀而变得懒散的萨洛尼卡园丁，竟然成为击败德国的功臣。这样的笑话在漫长的大战历史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在这种形势下，鲁登道夫已经是山穷水尽，他给各集团军指挥官一条充满绝望的信件。他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对他的用词感到舒服），西线绝对不许再有撤退。他再次要求寸土必争，即使没有机会也要争。他告诉参谋们他听到的一个流言，法军内部正在流行肺炎瘟疫。他后来回忆当时听得这条流言时的感觉说：“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然而，这个流言是假的。

英军和法军发动对兴登堡防线的进攻，俘虏数以千计，缴获的大炮数以百计。美军和法军在40英里（约65公里）宽的战线上发动对默兹河和阿尔贡的进攻。战斗从来没有如此的血腥——在8月28日至9月26日之间，英国伤亡高达18万人；美军有2.6万人阵亡，9.5万人负伤。不过，盟国能忍受这样严重的损失，因为令人满意的结果好像就在眼前了。显然，德国难以经得起如此沉重的不断打击而不崩溃。一名英国军士在家信中写道：“我曾经见到过许多战俘，他们之中有的来自索姆河战役、蒙斯战役、麦西尼斯岭战役。他们的表情带着强烈的挑战情绪；他们的眼睛好像在说：‘你们赢了我；但是，我们还有许多人在继续战斗，最终我们要消灭你们。’现在，德国士兵已经变成可怜的乌合之众。疲惫的躯体上的疲惫精神。从他们身上能看出失败的征兆。”

大战的故事结尾，与其说是沙场搏斗，不如说是政治博弈。战场上的战斗继续着，规模仍然宏大，盟国拥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在德军剩余军队中，有几个最好的部队继续抵抗，他们抵抗意志之强超乎人们的想象，但是，他们显然是在为一个错误的理想去牺牲自己。此时，盟国在西线有600万人，随着盟国的大炮和坦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加之莫纳什的战术广泛获得使用，西线开始不需要如此多的士兵。消灭德国人的力量已经不是士兵的身体，而是大炮、坦克、飞机。法军有40%的兵力是在为大炮服务，实际人数大约是100万人。法军在1914年只有300门大炮，而现在则有6000门中型和重型大炮。在9月28、29日这两天里，加拿大人最终突破了兴登堡防线，他们一共发射了94万发炮弹。10月初，每24小时能炮击1.2万吨炮弹。法国的75毫米野战炮每天能发射28万发炮弹。每个德国兵，每时每刻都要生活在布鲁赫米勒发明的弹幕炮击下。

突破德军防线的机会越来越多。例如，10月5日，黑格手下的四个集团军在多个地段突破兴登堡防线。但是，英军的突破并没有演变成德军的溃退。虽然德军缺少食物、弹药，从来没有休假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使德军的核心部队停止抗争，他们绝不轻易放弃阵地，而且还沉重地杀伤进攻的盟军士兵，甚至在关键地点发动反击。在有些阵地上，只剩下德军军官和机关枪，但阵地依然岿然不动。实际上，英军、法军、美军的伤亡率比德军要高。

一个美国海军陆战营攻占了香巴尼附近的一座山峰，清扫战场发现部队伤亡率高达90%。一名参加进攻的士兵写下自己的回忆：“经历了几年的战斗，这个地区变得黢黑，树木成为没有树枝的木桩，插在好像被搅拌过的泥土中……大地光秃秃的，像患麻风病似的……茫茫一片大大小小的弹坑，没有一寸土地没被蹂躏过。”虽然美军觉得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德军已经毫无胜利的可能，但是战斗的激烈程度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这个海军陆战营还留下一段生动的战场描述：“榴霰弹像藏红花一样在阵地上爆炸开花，把死人和肢体抛向天空。榴霰弹里的小球和锯齿状的金属片溅洒在地上，就如同一层薄薄的冰雹；当炸弹戳入地面的时候，地面向中心塌陷，接着翻腾起来，摇晃着稳定下来，然后又有炸弹落下来。高效炸弹随着榴霰弹落下，爆炸的地方竖起泥土的喷泉，黑色的浓烟混杂着魔鬼的黄色滚动着。尘土和浓烟形成肮脏的黑暗烟云伴随着人数越来越少的部队，烟云中有红色的闪光和死亡的号叫。左边的寂静山脊突然被机关枪和步枪惊醒，马克西姆重机枪和毛瑟枪射出的镀镍子弹高速飞过来，发出咝咝的叫声，击倒那些没有被炸弹击倒的士兵。随着我们营向前冲锋，身后倒下越来越多的棕色身影。新鲜的血腥味钻进鼻孔。”

秋天的大雨减缓了盟国的攻势。复杂的地理环境增加了进攻的困难。德军剩余的防御工事仍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美军发动进攻的地段上。还有一个问题是盟国军队的规模太大，部署如此之多的士兵和大炮有困难，提供给养有困难，提供运输有困难。为了解决遗留的问题，潘兴暂停了阿尔贡地区的进攻长达一周的时间。

鲁登道夫在萨洛尼卡失利后，立刻与海军上将保罗·冯·欣策见面，欣策此时取代被迫辞职的库尔曼成为外交大臣。鲁登道夫向欣策承认战败，他此前也曾向兴登堡做出过类似的承认，并且略述了德国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欣策吃惊地发现鲁登道夫想在几天的时间里实现停火。让欣策更吃惊的是，鲁登道夫还期待盟国允许他把德军撤回德国境内休整，重新修建防御工事，有权随时恢复进攻。他俩似乎不能平静地交换意见，交谈中，情绪激动的鲁登道夫曾瘫倒在地板上。

欣策的目标是拯救德国和霍亨索伦王朝。为此，欣策先与鲁登道夫商量，双方同意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为基础实现停火。在这个基础上，欣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他提出了一个他称之为“从上至下革命”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是改造德国的政治体制，向盟国证明德国的领导层是进步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这个改造过程将由德皇威廉负责实现。然而，这个计划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因为这个计划所建议的最大变化只是允许德国议会派代表进入内阁。做出这样的改革安排，主要是为了获取鲁登道夫的认同，接着再获取德皇威廉的认同。虽然这个计划带来的变化非常温和，但保守派讨厌这个计划，他们认为这个计划违背了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首相赫特林，虽然他本人不是普鲁士人，却拒绝接受欣策的计划，并宣布辞职。9月27日，德皇威廉签署议会政体宣言，据一名军官说，这位自称是“忽然心碎了的老人”正在尽一切努力抢救自己遗产中的一件东西，按照德皇的说法，这件东西除了他爸爸不反对外，他其余的祖先都认为是一件可憎的事物。德皇的签字提供了一个最充分的证据，说明德国领导人已经对当前的局势感到绝望。但是，德皇此举还有另一个可悲的动机，考虑到灾难即将来临，于是他想让议会中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分子与他一起去分担未来的谴责。

欣策为了证明德皇所签署的宣言不是一句空话，他坚持自己必须与赫特林一起辞职。德皇和鲁登道夫都劝阻他，但他执意辞职。局势迅速变得清晰起来。9月30日，鲁登道夫手下的一名少校参谋，被派去柏林向德国议会通报西线的战况。这名少校所说的事实与德国议会代表（包括公众在内）以前所获得的消息完全矛盾，这给政府和军队的信誉以沉重打击。3天后，有帝国杰出保皇自由派美名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接替赫特林为德国首相，受命安排和平谈判。虽然马克斯健康不佳，却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此外，他实际上还是德国政治体制内一位对改革者抱有同情心的人，让他出面就是向盟国证明，柏林已经有了一个能够实现民主的政府。但是，盟国只把他视为德皇威廉的亲戚、巴登王室成员。所以，德国选择马克斯亲王出面被误读了，但是，这个误读并不是马克斯的错误，而是德国的敌人没有看出他与过去的那些德国领袖有什么不同。

马克斯亲王在就职的第一天便签署了欣策草拟的给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照会。这份外交照会要求立刻停火，接受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提出的和平条件。威尔逊马上给予回复，回复的态度是坚定的，但带着几乎是友好的口气，敦促德国切实接受“十四点”，并且愿意撤出所有侵占的领土。马克斯的政府受到鼓舞，暗示同意。此时已经是10月的第二周，盟国军队在西线遭遇短暂阻碍。美军终于清除了阿尔贡地区的德军（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年轻旅指挥官表现得异常勇敢，常常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但美军在艰苦、漫长的战斗中遭受沉重伤亡，等待他们的是东面更加坚固的德军防线。鲁登道夫好像抓住了一根新救命稻草。他开始谈论缩短战线的举措，他坚信这样德国就能熬过即将来临的冬天，消耗盟国的兵力，从而榨取对德国有利的条件。

威尔逊在国内遇到压力。美国公众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媒体宣传和爱国讲演的影响下，已经充满了反对德国的爱国热情，整个国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议会议员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精心设计自己的措辞。总统受到严厉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回复德国要求的态度过于温和，他领导下的政党在议会两院中只有微弱多数，定于11月5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他的对手共和党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的事件，所有人，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向他施加压力，迫使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10月12日，一名年轻的德国潜艇指挥官发射了两枚鱼雷钻进定期地来往于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汽船“伦斯特号”的船体内。船上470人几乎都死了，死者中有135名妇女和儿童。战争再次复现过去的时刻。就好像是“路西塔尼亚号”又回来了，实际上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更严重。所有的盟国都抓住这次机会提高了和平谈判的条件，大战的前途变得更加不确定。威尔逊从国内政治中抽身而出，向柏林送出一个新外交照会。他不仅要求德国必须停止潜艇战，而且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他指出德国战争精英拥有独裁权力，他们利用独裁威胁整个世界。他宣称有权批准停火协议的不是他本人，也不是各盟国政府，而是前线的指挥官。他用这种说法摆脱了责任。

东线发生了一些事件，使鲁登道夫坚守西线的要求变得毫无意义。匈牙利将自己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宣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皇帝卡尔极力想从帝国的残骸中抢救出什么东西，宣布将帝国转化为联邦，所有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委员会，甚至包括像鲁塞尼亚这样的卑微小民族。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他的帝国分裂成各自为政的许多部分。残余的军队也分裂了。那些诸如克罗地亚人、捷克人、马札尔人等非奥地利人组成的部队都回家乡了。通往中欧的大路对着弗兰谢·德斯佩雷的东方之军打开了大门。罗马尼亚是德国石油的供应国，没有罗马尼亚的石油，德国将难以继续作战，德斯佩雷的目标就是占领罗马尼亚。

10月17日，德国战争委员会开会，德皇威廉、兴登堡、鲁登道夫都出席了，还包括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鲁登道夫几乎失去理智，他不仅坚持必须坚守阵地（那天晚上传来英军再次突破德军防线的消息），而且他还威胁说只要允许别的将军发表不同意见他就要辞职。他要求继续开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潜艇战，目的就是为了挑战威尔逊。德皇发现自己与鲁登道夫有共同语言。马克斯亲王不同意。他采取鲁登道夫的技巧，威胁如果德国不接受威尔逊的条件他就辞职。他是那一天的推动力，但是，他把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看得太重了，德国不允许他走得太快。他的第一次努力，就与鲁登道夫产生隔阂。

此时，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仍然是北方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提出一个警告（他没有寄给鲁登道夫，而是寄给了马克斯亲王，他这个举动的意义很大），他说如果再不停火，敌人将入侵德国。威廉·格罗纳将军在大战开始时是德国铁路的头目，后来又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此时与鲁登道夫有不同意见，他发现至少有20万至150万士兵（当时已经无法跟踪调查每一个士兵）失踪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开了小差。

战场继续血流成河——在10月份，法军被杀、负伤、失踪的人数达到13.3万人。不过，进攻的总是盟国军队，德军总是陷入更深重的混乱之中。德军已经没有新兵供补充，几乎没有后备部队。相反，盟国则变得兵力充沛，甚至把澳新兵团从前线撤下。莫纳什的部队已经接近突破点。他此时养成一个把左手放进口袋里的习惯，因为他的左手不停地战栗。

10月22日，弗兰茨·冯·希佩尔（Franz von Hipper）被任命为德国公海舰队的指挥官，他制订了第十九号作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他的舰队将出海向英国、美国舰队发动自杀式袭击。3艘无畏级战舰的船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基尔发动兵变，然后在桅杆上挂起革命的红旗。基尔的卫戍部队也加入起义，起义迅速蔓延，曾令德皇骄傲的舰队从此失去作战能力。

10月23日，准备自两周后参加议会选举的威尔逊给德国发去第三个外交照会，此举令德国异常吃惊。这位美国总统宣称：“如果与美国打交道的仍然是德国的战争操纵者和帝王独裁者，美国则不准备进行和平谈判，而要求德国投降。”威尔逊的苛刻要求促使鲁登道夫向德军各部队发出一个新的指令，兴登堡在这份新指令上签了字。鲁登道夫的指令说：“我们的敌人用虚假的语言欺骗我们，为的是突破我们的防御力。士兵们，威尔逊只能迫使我们把抵抗力发挥到极致。”

鲁登道夫从军队总部前往柏林，目的就是结束马克斯亲王与华盛顿的对话。刚抵达柏林，他就发现人们对他发出的指令感到愤怒。公众此时渴望和平，他的指令引发了公众的愤慨。德国议会的大部分议员也反对他，马克斯亲王也反对他，甚至一些军界人事也反对他。许多战场指挥员表示抗议，鲁登道夫不得不收回他的指令，这是对他的一个新羞辱。有人甚至说，如果德皇导致德国无法获得和平，那么德皇就应该离开。

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传来灾难性的消息。在意大利，包括3个英国师、2个法国师在内的总共有56个师兵力的盟军部队发动被称为维托里奥-威尼托战役，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在大战结束前多占领一些土地。奥地利人不但没有抵抗，反而叛变了，有50万人投降，绝望的将军们向的里雅斯特（Trieste）发电报，要求停火。

身在柏林的鲁登道夫，开始谈论调动德国全部力量，实现瓦格纳式的英雄主义搏斗，直至死亡。德国代理首相听到了鲁登道夫激昂的演说，用辛辣的语言回答道：“我就是一名普通公民，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10月26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秘密会见德皇。鲁登道夫知道无法继续保留自己的职位，于是冷静地提交辞呈。德皇愿意给他一个新机会，去担任集团军指挥官，他拒绝了，并要求解除军籍。德皇同意了。兴登堡也要求解除军籍。德皇只说了三个字：“你留下。”兴登堡鞠躬顺从了。从此，鲁登道夫把兴登堡的顺从看作不可原谅的背叛。

当鲁登道夫辞职的消息在德国电影院里广播出来后，观众们欢呼雀跃。鲁登道夫觉得整个德国对他抱有敌意，于是伪装逃离了德国。后来，他去了瑞典。

10月27日，德国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第四封外交照会。这实际上是一份投降协议书，可怜巴巴地说：“德国期望实现按照总统先生意见勾勒出的和平正义的停火。”换句话说，德国人此时愿意接受美国总统提出的和平条件，但接受的条件是这些和平条件应该与“十四点”建议相匹配。连续9天，威尔逊总统没有给予回答。就在德国等待答复这几天，美国人占领了法国城市色当，切断了德国占据的法国连通南北的铁路线。土耳其和奥地利投降了，甚至巴伐利亚也在单独谋求和平。德国各省会城市都爆发革命。慕尼黑宣布成立共和国，国王逃跑了，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10月28日，盟军的军事指挥官会聚一堂，研究给予德国的和平条件。大家在会上争论得很厉害。黑格开出的和平条件最轻，他只希望德国从比利时、法国退出，并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贝当的和平条件比较严厉，他要求德国撤出莱茵河以东、阿尔萨斯-洛林以北地区，这意味着德国需要拿出一部分本国领土给盟国。潘兴的条件更严厉，包括了许多别人从来没有提出的惩罚性条件。

局势有了新变化：英国和法国看到美国越来越具有支配力，害怕和平最终被美国人决定，所以希望尽快结束大战。这种恐惧心理并非绝对没有道理，威尔逊曾背着协约国与德国人单独交换意见。有一些严重的问题使盟国处于分裂状态。劳合·乔治与威尔逊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些问题包括战后的贸易规则如何、海洋自由的准则如何、如何处置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上提出“十四点”建议，在讨论的时候，文件的复印件还没有送到会场，将军们不知道总统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

11月1日，人们要求德皇威廉退位，但他拒绝了。他计划带领军队回到德国国内镇压各地的起义。格罗纳将军接替鲁登道夫的军需部长一职，他询问西线最有资质的德军将军是否愿意跟随德皇回国镇压百姓。格罗纳心里很清楚前线将军们的回答将是什么。格罗纳是一位又能干又正直的人，后来曾与希特勒作对，两次拯救幼嫩的德国的民主体制。有39位将军给格罗纳做出答复，其中有1人说要去镇压，15人说有可能，23人说不。格罗纳获得这个结果后，告诉兴登堡局势变得不安定，于是德皇威廉决定退位。威廉跨过边境去了荷兰，荷兰女王同意收留他。

11月8日，由天主教中央党的马蒂亚斯·厄兹伯格（Matthias Erzberger）带领的德国代表团抵达盟国在贡比涅的总部。柏林政府此时处境危险，共产主义者有可能发动内战而夺取政权，于是柏林政府指示厄兹伯格去接受盟国开出的任何停战条件。福煦明确指出没有谈判的余地，并提出盟军指挥官同意的停战30天的条件，其中包括德国必须在14天内撤到莱茵河东岸，否定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回撤到1914年8月1日的东部边境线，交出5000门大炮、3000门迫击炮、3万挺机关枪、2000架飞机，放弃德国在非洲的属地。盟国的海上封锁还将继续，这个消息让来自极度缺乏食物国家的代表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德国有3天的时间做决定，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盟国最终还是允许修改了一些条款：盟国也害怕共产主义分子在德国发动革命，于是减少了必须交出的机关枪数目，借以帮助德国政府维护秩序。厄兹伯格领导的代表团签署了协议。后来，厄兹伯格被刺杀，因为有人认为他背叛了祖国。

大战结束了。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的早晨11点钟生效。盟国内部不是每一个人都高兴。当曼京听到停战条件时，他惊叫道：“不不不！我们必须攻入德国的心脏。停战协议应该在那里签署。德国人不会承认他们失败了。不能这样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法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背景：命运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很难说停战之后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和平。

死了大约有950万人：同盟国死了400万，协约国比同盟国多死100多万人。各国的死亡人数如下：俄国180万人，法国140万人，土耳其80万人，英国72.3万人，意大利57.8万人，美国11.4万人（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比美国多死两倍人）。

德国死了200万人，奥匈帝国死了100万人。大战整整持续了52个月，德国每小时死55个人，每天死1330人。哈布斯堡帝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亡。

这些死亡数目不包括负伤的1500万人，不包括多达900万的战俘，也不包括数百万计死于各种非命的平民。

停战并没有阻止杀戮。欧洲的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有太多的问题有待解决，有太多年轻人除了打仗以外不会做任何事，他们无家可归。

俄国很快滑入大规模的内战中，内战持续了几年，死于内战的人数比死于大战的人还要多，美国和欧洲的军队被牵连进来，但共产党最终牢牢掌握了政权。停战生效几周后，柏林爆发类似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革命被血腥镇压了，施暴者不是德国政府，而是由不愿放下武器的复员军人组成的半军事组织“自由军团”。共产党政府曾短时间控制了布达佩斯和慕尼黑。在新成立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爆发争夺领土的武装冲突。在特兰西瓦尼亚、乌克兰、高加索内部有武装冲突。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线上也有武装冲突。美国国务卿兰辛在1919年4月写道：“中欧燃烧着无政府主义的烈火。人民看不到希望。”

无人能控制混乱的形势，赢得了战争的士兵们想回家，没有兴趣再打仗。一支驻扎在英国福克斯通的部队在听说要被送往俄国打仗时，他们发动了叛乱。法国海军在黑海的舰员也为了类似的原因发动叛乱。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大战的胜利者们于1919年1月来到巴黎，考虑如何对世界进行重组。有数十个国家被邀请来巴黎参加会议，但是真正的决策权只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这一点从会议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清楚。首先，会议的进程由10人委员会主导，这10人是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的政府领导或外交官。后来，即使这个10人小团体也显得太大，不能保守秘密，10人中的外交官被排除在外。日本只对亚洲和太平洋感兴趣。意大利代表愤恨地离开会议，原因是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没有获得满足。最终，巴黎会议由3个人主宰：乔治·克里孟梭、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

列宁领导的莫斯科政府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盟国非常害怕这个列宁领导的新政权，所以拒绝承认它。此外，盟国那时仍然支持反对列宁的白俄政权。德国没有参加这次巴黎会议，因为被判定为是一个不合法的国家，这违背了历史传统（比如，拿破仑被打败后，法国在维也纳谈判中发挥突出作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似乎对局势也没有什么影响。有的国家消失了，但一夜之间也冒出许多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匈牙利、立陶宛、波兰、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形成的南斯拉夫。另外还有一些即将形成的国家：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中东的黎巴嫩、叙利亚。这些国家只能像局外人一样等待着世界强国决定他们的命运（常常相互发动打斗）。

参加巴黎和会的诸强国暗藏着自己的意图。大战结束，英国已经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比利时，得救了；德国海军的威胁，消除了；在中东，英军取得惊人的战果；俄国垮台了，英国摆脱了一个老竞争对手。劳合·乔治领导的联合政府在12月份举行的大选中获得相当令人满意的胜利，他在巴黎和会上的目标并不多，其一是要保护大英帝国的战利品，其二是要欧洲大陆恢复某种力量均势，其三是要满足公众惩罚德国的欲望。4年的艰辛战争生活和白热化的反德宣传使英国公众渴望报复德国，但是公众的这种态度又必须与英国另一方面的需要相平衡，德国不仅在未来可以成为抵御共产主义俄国的缓冲器，也能成为英国未来的商业伙伴。

克里孟梭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虽然德国被打败，但是仍然比法国大，有更多的人口，而且法国还失去了俄国这个具有平衡能力的盟友。克里孟梭希望要么分裂德国，要么永久地摧毁德国的国力，使德国永远不再是一个威胁。克里孟梭的这个愿望其实也是整个法国的愿望。

威尔逊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幻想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他觉得自己没有旧大陆人常有的世俗偏见和种种私欲。他来到巴黎不仅渴望终止大战，而且渴望建立国际联盟去终止所有的战争，通过实现“十四点”（他自己后来也逐渐失去兴趣）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但是，他与盟国秘密地重新勾画世界版图，这明显与他“十四点”的第一条要求“公开缔结和平条约、公开达成协议”不符。他提倡各民族有自决权，他的这个教条与现实之间存在深深的对立。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在匆忙地吞并各自周边的领土而毫不顾忌当地民众的意愿。美国籍的爱尔兰人对威尔逊拒绝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感到极度愤慨，其他一些民族也有被出卖的感受。

最终，威尔逊为了保持对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放弃推动“十四点”。他变得与克里孟梭一样对德国充满了报复心理，并指责那些质疑他的国际联盟理念的美国人是在讨好德国。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意大利和日本并没有在大战中做出很大贡献（日本几乎没有贡献），却比其他国家在巴黎和会中获利要多。日本离开巴黎和会的时候，不仅表现出不高兴，而且显示出有离异倾向。意大利甚至获得了比1915年伦敦协议更多的领土（尽管威尔逊抱怨美国并没有同意那份协议，不应该受限于它，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阿尔卑斯山附近一块有数百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了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想获得克罗地亚的阜姆，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意大利的代表异常愤慨，整理行装回罗马了。维也纳控制意大利的时间长达几个世纪。现在，哈布斯堡王朝消失了，奥地利变成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家，这个地处内陆的贫困国家，由于感到孤立无助而情愿与德国合并。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意大利感到自己第一次变得比较强大，邻居中没有值得害怕的危险国家。意大利看不出必须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也不愿受委屈。其年轻的民主政治被战争时期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为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铺平了道路。

日本在大战期间向西方出售工业品和原材料而变得昌盛。德国战败，日本获得德国在北太平洋上的属地，控制了中国的山东省（中国抗议，但无效），继续对亚洲大陆抱有极大的野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霸占的领土获得批准，但日本还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包括一个不允许种族歧视的“平等”条款。日本并没有期望把这个条款定为强制性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努力，他们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威尔逊不愿支持日本（美国排斥亚洲移民，西方国家也将维持对亚洲人的态度），澳大利亚人也基于类似的理由反对日本的请求。被西方拒绝后，日本人决定与西方决裂。此时，日本已经主导亚洲大陆，日本人不愿受制于人，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追逐新目标之前谋求曾经的盟友的批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很像意大利人。

土耳其人默默地接受了帝国的损失，但法国打破了土耳其人的沉默。法国政府为了强化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要求把爱琴海港口城市士麦那（Smyrna）给予希腊。法国的提议触发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愤怒，在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加里波利英雄的带领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崛起，土耳其人发动对希腊的战争，直到占领了士麦那港才住手。在南方，英国和法国对如何分配中东土地有分歧。英国拿走了巴勒斯坦，根据贝尔福宣言，英国允许欧洲的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爆发了起义，被英国镇压了，英国将库尔德人、伊斯兰逊尼派教徒、伊斯兰什叶派教徒扔在一起，建立一个叫伊拉克的新王国。法国被允许占领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过，英国对法国获得叙利亚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这些事件是未来几代人的祸根。然而，它们又都是另一个大问题下的小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德国。克里孟梭建议分裂德国，在巴伐利亚和莱茵河地区出现分裂分子活动迹象，但是，劳合·乔治不支持克里孟梭。克里孟梭又建议把莱茵河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型国家，这个国家实际上则是法国的傀儡。这个建议也没有获得支持。就在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对德国的海上禁运还在继续着，饥饿和疾病继续折磨德国人，导致大量完全没有必要的死亡，也许死亡人数高达25万，许多死者仅是孩子。未来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此时负责欧洲救济计划，恳求允许他把食品运往德国，但被拒绝了，甚至威尔逊也拒绝了胡佛。那些没有死去的德国人的内心留下深深的仇恨，他们的仇恨并非毫无道理。

复杂问题层出不穷。盟国拒绝履行11月制定的停火协议，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他俩既不喜欢也不尊重威尔逊）高兴地协助美国总统一起抛弃了“十四点”。赔偿问题变成争论的核心。英国和法国希望美国在大战结束后不要提还贷款一事。威尔逊拒绝了。于是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开始把德国的战争赔款当作自己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俩要求德国赔偿一笔巨大的款项，德国不仅要赔偿比利时和法国的财产损失，还要赔偿盟国的战争费用，包括给老兵的养老金。赔偿金到底是多少？何时开始赔偿？这类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难有一致意见。劳合·乔治担心压迫德国过度，会导致德国倒向共产主义。克里孟梭害怕德国报复，如果德国经济不被抽干的话，德国定会再次苏醒。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希望把德皇威廉推上战争法庭，但是荷兰女王拒绝把德皇交出来，这件事成为当时的一则趣闻。威尔逊原先提倡不求战争胜负的和平，此时则认为德国不值得给予这样的待遇。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都没有考虑到德国的前途问题。在柏林的帝国政体被铲除之后，各国应该欢迎新的魏玛共和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这本应该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

魏玛政府直到5月才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巴黎。代表团到达巴黎后，被限制在铁丝网后，不许任何人与他们见面。6月7日，德国代表被召集起来与盟国见面，盟国向他们介绍了被称为凡尔赛条约的东西。凡尔赛条约规定：

德国承认大战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德国独自承担。

德国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凡尔赛条约中有建立国际联盟的内容）。

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这两个省不许进行公民表决。

德国将交出少量领土给比利时。

法国占领德国煤资源富饶的萨尔地区15年。到期后，归属问题由公民表决结果确定。

盟国占领德国莱茵河西岸15年。

奥地利和德国不许结盟。

苏台德区作为奖励割给捷克斯洛伐克（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德意志人）。

德国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割给新国家波兰，建立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分割开来。

割让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地区给波兰。

割让什勒斯威格的北部给丹麦。

德国军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万志愿兵，解散总参谋部，解散空军，炸毁所有潜艇，只能留6艘战舰，其余战舰都炸毁。

德国必须赔偿，赔偿额和时间不定。这是克里孟梭的意思。他希望让德国无力赔偿或者不愿赔偿，由于德国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法国将永久占据莱茵河，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也许最终会选择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当德国代表团的团长看到条约的内容后，他给出了一个总结性意见：“德国否认这个条约。”

严酷的条约使德国内部相互争斗的派别团结起来。魏玛共和国的官员抱怨德国是在“十四点”的条件下宣布停战的，现在盟国忽略了停战条款，背离威尔逊的理念，这等于是欺骗了德国，背叛了德国。但是，此时的德国人深陷饥饿之中，无法保护自己。面对盟国入侵的威胁，德国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条约。

就像俄国人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的感受一样，德国人感到凡尔赛条约是一种强迫，没有道德义务必须遵守。盟国还做了一件具有破坏性的事，他们只同魏玛共和国政府打交道，将德国军队排除在外。当停火开始的时候，德国军队还占领着大片被征服的领土，德国军队认为懦弱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都是叛徒，他们在德军的后背发动袭击。德国人没有理由不蔑视新政府。

就在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几个大战之初出场的重要角色已经死去了。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和5个孩子，在西伯利亚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那位在1914年7月曾阻止维也纳进入战争的人，被共产党人刺杀，此时的匈牙利正处于分裂之中。加夫里若·普林希普，那位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刺客，在1918年4月因肺结核病死在监狱里。他除了后悔因不小心杀死了大公的妻子外，心中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其他人也没有多活多久。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的儿子死于战场，他于1921年死去，当时已经退休。

亨利·威尔逊离开英国军队后成为代表阿尔斯特的议员，他被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杀死在自家门口。

卡尔一世，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后来废除皇位，但他拒绝退位，在流放中患肺炎而亡，只有35岁。

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国际联盟概念被美国参议院拒绝，于1921年离开白宫，当时身体状况不佳，于1924年死去。

列宁与威尔逊一样在1924年死去，死因是脑溢血。

许多老战士缓慢逝去。

罗伯特·尼韦勒在北非结束职业生涯，后来杳无音信。

威廉·罗伯逊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指挥莱茵河占领军，被授予陆军大元帅军阶，并获得准男爵，后来退休。

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在1924年前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福煦获得法国陆军大元帅军阶，拥有众多荣誉。他像霞飞和法金汉一样自动退出世界舞台。

路易吉·卡多尔纳，虽然遭受卡波雷托战败的耻辱，但墨索里尼恢复了他的名誉，并且在1924年授予他陆军元帅军阶。

弗朗茨·康拉德移居德国，像其他人一样在人生的暮气中投入为自己写回忆录中，他的作品历史价值不高。

道格拉斯·黑格在大战结束后获得伯爵头衔，议会投票给予他10万英镑的礼物。不过，由于他深陷争议之中，劳合·乔治也非常恨他，所以他没能成为皇家总参谋长。他把余生投入为老兵筹集资金的工作中，于1928年死去。

约翰·莫纳什，才华横溢的澳新军团指挥官，在欧洲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监督他的部队撤回国内，并为老兵建立一个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在民用经济中找到工作。战后，他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偶像，有一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同样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军团指挥官阿瑟·柯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战后经历。追随他去欧洲的人生阴影，又随着他回到祖国。加拿大的政客们用侮辱人的冷淡迎接他的归来。有一名记者写文章指控他在帕斯尚尔战役中浪费士兵的生命，他随即提出诉讼。后来，原告被判有罪，柯里被一大群高兴的老兵推上一辆马车，游街庆贺。麦吉尔大学聘请他为副校长。此后，他的英名却销声匿迹，十分不可理解。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麦克米兰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典》之中，这是一部巨型的辞典，给予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和克罗地亚的安特·特伦比奇相当大的篇幅。柯里也没有被收录在834页的《哈珀军事传记百科全书》之中。

在一战的高级将领中，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战后成为真正的主要角色。他称自己是阿塔图尔克（国父），在1924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并开始把土耳其变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主义国家。

德皇威廉安静地生活在荷兰的一个小庄园里，不断地在地图上插大头针，借以标志出德军在一次虚幻的新战争中取得的进展。他于1940年死去。

德皇威廉的表兄英王乔治五世，比威廉早死了四年，乔治晚年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的大儿子王位继承人拒绝断绝与一名离过婚的美国妇女华里丝·辛普森脱离关系，这让他颜面尽失。

乔治·克里孟梭在1917年成为法国总理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所有政府首脑里，他也许拥有最丰富的战后生活。他竞选1920年的法国总统，但失败了。当时法国的政治家们憎恶他在大战的最后一年里实施独断统治，并且垄断和平谈判进程。竞选失败后，他辞去总理职位。此后，他周游世界，去印度打老虎，写书，到美国旅行并警告美国不关心欧洲事务。他88岁时死去。他对德国的痛恨从来没有衰减过。

有些大战中的人物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1922年，劳合·乔治失去首相的职位，原因是保守党决心不与他合作而独立地掌握政权。他的自由党从此枯萎，而工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反对党。他待在英国议会中足有20年之久，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基础的边缘人物，处境令人感到悲哀。他后来再没有做过官。

埃里希·鲁登道夫被流放到瑞典，回国后，他与德国政治中最黑暗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他参与了1920年、1923年推翻魏玛共和国的行动（第二次与阿道夫·希特勒有关联）。他在1925年竞选总统失败。他与妻子玛格丽特离婚。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次邪教礼拜仪式中鼓励他消灭德国的基督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换言之，包括几乎全部德国人口。此时的鲁登道夫，不仅脱离了任何进步的东西，而且还脱离了纳粹和容克军官。他死于1937年，死去的前几个月，理智似乎又回到他身上，他警告纳粹独裁的危险，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

利昂·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有才华、最具活力的人，在列宁死后的数年里，他与约瑟夫·斯大林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最后以他失败告终。1927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共产党。1928年，他被驱逐出苏联，并被流放到中亚。斯大林的间谍穷追不舍，他曾去过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他抵达墨西哥。4年后，他被谋杀，一把斧子砍入他的后脑勺。

大战结束后，保罗·冯·兴登堡退休了，他此时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看不起新共和国，但是，他仍然同意在1925年竞争总统。由于他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英雄，他当选了总统。1932年，他80多岁了，比在大战期间更像一个被动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但是他还是参加了连任选举，因为德国已经没有别人能与希特勒竞争了。他再次当选。一年后，他的助手们劝他任命希特勒为首相，他的助手们向他保证，一旦希特勒进入政府机构，政府就能容易地控制希特勒。当纳粹党人开始用恐怖手段夺取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还活着——如果我们把那叫活着。

亨利·菲利浦·贝当的故事更令人感到忧郁。他在大战开始时的军阶仅是一个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是，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被授予法国陆军大元帅称号，是法军的总司令。1918年的他已经60多岁，但尊贵的地位却一个接着一个来找他。不幸的是，1940年，贝当84岁，德国侵入法国，德国人让他组建一个政府。后来，德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的法国国土，贝当提出停战。他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政府所在地是法国城市维希。他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非常难以评价——他曾主持维希政府，但他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出面，那么纳粹党人会干更多的暴行；他曾利用主持政府工作的机会多次阻止德国占领军的行动。但是，法国解放后，他被法国新政府审判，被判为死刑。他的好友戴高乐把死刑改变为无期徒刑。1951年，他死于法国在大西洋海岸边的监狱中，那年他95岁。

大战中涌现的另一位年轻领导人似乎也活得过于长久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事业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的10年中繁荣起来。他从1919年至1921年是内阁大臣，从1921年至1922年是殖民地事务部大臣，从1924年至1929年是财政大臣。在此不断迁升的过程中，他离开自由党，回到保守党，但保守党蔑视他，因为他曾脱离过保守党，所以保守党从内心深处不信任他。1929年以后，他陷入一种他称之为“政治荒原”的状态——他不断警告人们纳粹党人正在重整军备，但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话。

然而，那应该是一个不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