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端呈羽冠状的镶有花瓷砖的大壁炉里，有几段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但因为这个客厅太大，又加室外狂风咆哮，仍然使刚刚到达南昌的宋美龄感到寒冷。她脱去镶有雪白柔毛滚边的披风之后，只穿一袭锦绣长袍，虽然风姿绰约体态娴雅轻盈，委实也穿得太少了。这是长久没有住人的宽敞的客厅，温热的炉火反而使室内弥漫着潮气。厚重的窗帘，在室外冰冷的气流冲击下微微颤抖。

她吩咐秘书在壁炉里加柴，几分钟后，室内温度似有所提高。她坐在一张靠壁炉的宽大的长沙发上，腿上裹着毛毯，望着窗外的景物，静默地沉思。

她和最亲密的顾问端纳由南京来南昌之后，才知道红军已经渡过湘江的消息，并且知道了原因。

蒋介石迎接她到住处之后，便去开军事会议了。她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这种模糊的不安已经具体化为内在的恐惧。

她想起临川（抚州）之夜。

那是一年前，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离湘沪抗日战场之后，分批开抵闽西南，参加反共内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认识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便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并与中共中央达成军事和边界协定，于1933年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公开反蒋，11月20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介石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似地骂了一声：“娘希匹，都是该杀的叛徒！”他的面孔由于痛恨引起的痉挛而扭歪了。过了大约二十秒钟，他在一阵狂风乍起般的感情激荡之后，抬起头来，用发热病似的两眼盯着宋美龄说：

“我必须先解决他们！不然，我们的第五次围剿就完了！……背叛，背叛，可恨的背叛！”

“达令，我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宋美龄靠近蒋介石坐下来，把丰润纤巧的手放在丈夫抖颤的手背上。她心里虽然比丈夫更为焦虑不安，但她不能不克制自己，以便给丈夫以最大的宽慰，“一个十九路军，总不会比冯、阎联军更难对付吧？”

“我担心他们和共匪携起手来！”蒋介石的担忧立即感染了宋美龄，但她想不出任何主意。

“愿上帝保佑我们！”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蒋介石完成了由震惊到愤怒，由愤怒到沮丧，由沮丧到自慰，由自慰到权衡的心理过程。他站起来在室内转圈，他的胸中弥漫着炮火硝烟，数不清的军阀混战的场景在他脑屏上映现出来。

窗外狂风呼啸，但不很冷。蒋介石去翻放在紫檀条茶几上的台历。这一天是夏历十月初五，明天便是小雪了。他忽然狂烈地翻着台历，而后静止下来，脸上卷过一阵阵凶恶的阴云。初冬的阳光照到拉开的红丝绒窗帘上，呈现出紫血般的沉红。他因疲倦而憔悴的脸颊深蕴着倨傲和冷酷，似乎在平复无法忍受的创伤。

宋美龄怀着惶恐不安，从背后观察着丈夫的一切细微的变动。她美丽的眼睛里涌聚着难以尽述的感情。她把他视为“一代风云英杰”，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人与他匹敌。她把他的一切征战，不管是对新军阀的还是对共产党的，都视为“险功奇勋”！违背家庭的意愿，割舍了原来的恋人，而跟他结合，不正是基于这一点吗？她急切地希望她眼前这个人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她，这位十六岁就进了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美丽女士便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她在后来，给她美国女同学的信中，描述过这一刻的心情，她写道：

……一想到我国面临的灾难，我心痛万分。旱灾涝灾造成了饥荒，匪徒们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煽动。现在无耻的军阀为满足私欲又挑起了血腥的战争……

宋美龄轻轻地站起来，但她拿不定主意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正在踌躇与悯然间，蒋介石猛然转过身来：“让圣母玛利亚祝福我们吧！”他拉着宋美龄的手，走到拉斐尔画的西斯廷圣母像前，默默地画了十字。

“兵贵神速！必须灭火于初燃，我就到抚州去督战。”

“你何必亲临前线？”

“从东征陈炯明起，我就习惯了，越接近前线，看得越清楚。”

“我陪你一起去！”

他们到达抚州（临川），下榻于并不豪华但很便于安全警卫的乡绅庄园。临川城的守备部队是总预备队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由于蒋介石在临川，特别加了小心，日夜不安，亲自出巡，生怕部下玩忽职守。上下均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

九十八师二九四旅旅长方靖，乘装甲车去前线视察部队。不知蒋在临川，回旅部时，装甲车驶至临川近郊，夜间与城防部队发生了误会，开始了枪战。

此时，临川虽然离火线尚远，城防部队却想当然地认为不是红军突袭，就是自己的部队哗变。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深夜惊醒披衣而起时，他嘴里喊的就是几个字：“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由于深夜惊起，宋美龄中了风寒，第二天便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高山峻岭，百感交集。她斜倚在床上，腿上盖着黄色军毯，向秘书口授她的冒险经过。而后寄给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女友。但是，她的记述，说得很不准确。当时她用英语叙述寄到美国，重新再译成汉语后文笔便失去了流畅，而且跟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差距了，但也可从中看到一部分当时的气氛：

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正如你大概知道的那样，在江西打击共匪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一起在江西前线。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我想到上个月在江西抚州，也就是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在打击那里的共匪的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黯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已经绝望，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彻底消灭敌人已在眼前，所以他们已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地设法杀害我们。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当我们不能肯定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我毫不感到惊怕。我的脑子里只想到两件事：第一，关于我们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万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开枪自杀，因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体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获，便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枝头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宋美龄的记述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也不懂军事术语，当时也无人向委员长的夫人去谈论事情经过真相。显然，她把她丈夫描绘成一个营长了。当时，抚州离火线还在百里之外，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拥有最精锐的部队。发生一次误会战斗，绝轮不到蒋介石亲自派出“密探”，行营司令部和侍从室紧紧跟随，也用不着蒋介石亲自焚烧文件，更用不着蒋介石把警卫部队都派上前线，只留下一个小卫队供他组织警戒线。而且把装甲车写成卡车，甚至误谈在除夕之时山野里有李树花开，也反映了一向养尊处优的阔小姐和贵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闯出这场祸来，差一点被枪毙的二九四旅旅长、后来的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在八十五岁时回忆了这段经历，看来比较接近真实。他在《六见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心想，与友军发生冲突，责任已是不小，侍从室的人出现，说明蒋介石在临川，这惊“驾”的罪过，更是非同小可，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时，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也称卫队长）宣铁吾找来了，他一见面就吐舌摇头：“哎呀，老兄你怎么搞的嘛，竟闯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啊！”说着，把军帽摘下来扔在桌子上。虽是数九隆冬天气，他的头顶上却在冒热气。

我急得直甩手，“我做梦哩！要知道委员长在临川，我宁愿绕十万八千里的大弯，决不会从临川经过啊！”

宣铁吾一边拭汗一边舒展着双腿，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城里城外来回跑了好几趟了。他告诉我：“老先生（侍从官们对蒋介石这么称呼）正在视察十三师。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州造反，本来要去浦城督战的，十三师师长万耀煌请求说：‘十三师官兵都渴望聆听委员长教诲，请委座对部队训了话再走，所以耽误了一天。却碰巧发生了这件事。刚才你们装甲车上的子弹都飞到城里来了，老先生以为兵变，蒋夫人直叫快把手枪给她。如果是兵变，她就自杀，决不受辱。哎呀，这祸闯大了……’

我听了惊得跌坐在椅子上，半晌才说出话来：“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怎么打起来的。装甲车驶至七里岗，突然遭到袭击，士兵们说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吗？”宣铁吾拍着大腿说：“唉，那是新开到的保定补充旅啊，他们说哨兵命令你们停车，你们不停，他们才开枪。”

我气得跳起来说：“天晓得，我们在封闭的装甲车内，马达的响声又那么大，而且在夜间，哪里听得见看得清呢？”

由于方靖是黄埔军校四期生，在蒋介石面前喊了几声“校长，校长，学生有下情报告”，才免了死罪交军法处惩办。由于顾祝同和陈诚力保，先撤职查办以示惩戒，而后再官复原职。

宋美龄坐在沙发椅上，面对熊熊炉火，对于临川之夜的回忆，在脑海里映现了几个片段就闪过去了。蒋介石那惨痛而怨恨的喊声，却在她耳畔震响不止：“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宋美龄不懂军事，却知道红军渡过了湘江，都是各地方实力派自保图存不为党国（也就是蒋介石）尽力的结果，这不是一种更隐晦更深刻的背叛吗？

她安静地坐着，只觉得心烦意乱，心房凄楚得发胀。她仰望着西斯廷圣母像，深感灵魂的孤独和寂寞。

恬静、纯洁、优雅、安详、美丽的圣母在光耀明丽的天空中，从拉开的天幕间清晰地走向人间，她迈着轻盈坚定的脚步踏在温柔的彩云上。美丽的面容表现出巨大的内在力量，既表现了对婴孩的抚爱，同时又带有几分对婴儿未来命运的担忧。

有一次，蒋介石问她：为什么叫西斯廷圣母？那个身着沉重法衣的老头是谁？那右下方虔诚沉默的女人又是谁？

她带着精通基督教会的骄矜解释说：文艺复兴时代，许多艺术大师都画过很多圣母像：达·芬奇画过贝努瓦圣母和岩间圣母；拉斐尔画过德拉·赛吉圣母、格兰杜卡圣母。可是，以他的西斯廷圣母最为杰出，因为这幅圣母像是挂在意大利一个叫皮雅琴察小城的西斯廷教堂里。如果叫西斯廷教堂里的圣母像就明白了。那个用手指着人间大地的老头叫西克斯特，那个虔诚的女人叫圣瓦尔瓦拉，圣母怀中的婴儿用好奇的天真无邪的眼睛瞩望着陌生的人间。

现在，圣母脸上那不屈不挠的坚强神情和对上帝所创造的功绩的伟大的感知，对宋美龄的郁闷难抒的心情丝毫不起作用。她忽然想起，应该叫端纳来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