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因为他此时已经年逾六十，宋美龄与其私人相处甚洽而不引起疑忌。她视端纳如兄长，亲切地叫他“端”。在庆祝端纳六十寿辰举行的家宴上，宋美龄送给端纳四句评语：

坦诚温良，知识深广。

谦然自守，不求显扬。

端纳性格温和如水，为人淡泊，他曾自己宣称：“我视名利如浮云。”

在宋美龄看来，端纳不仅和蔼可亲，而且坦直诚笃，可以与他推心置腹、把袂共语，视为投契的良朋益友。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祖籍英格兰（许多史料说他是英国人），1902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八年，升任为经理。1905年兼任《纽约捷报》驻港通讯员及《远东》杂志主笔，那年他才三十一岁。其间曾任两广总督张人俊的名誉顾问。辛亥革命后，曾一度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1911年至1919年先后任上海《远东时报》编辑、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通讯员、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

他深邃的眼睛，无时不在审视神州时局的兴衰更替，无时不在观察华夏上空的风云变幻。

英国，也需要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战略性见解。

他以记者的敏锐嗅觉，1915年最先发表了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原文。1920年起担任北京政府顾问。1928年后任张学良的私人顾问，陪同张少帅游历了欧洲六国。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把他从张学良手里强行要了过来。

端纳对蒋介石政权所存在的问题是直言不讳的。他曾指责宋美龄从不深入实际了解真实情况，他指责蒋介石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微。

在他看来，蒋介石只熟悉军阀，在对付军阀和管理自己的军队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他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他完全依靠下属向他汇报情况，自己呆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这是很危险的。

端纳还认为，毛泽东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问题和愿望，并相信农民的潜力，取得了农民的支持。

在端纳看来，孙中山虽然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他不了解军阀，所以在依靠军阀时，老吃军阀的亏。蒋介石则不同，他熟悉军阀并打败他们，但不等于征服他们。这些各据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仍各自为政，独霸一域，对蒋介石的中央政权阳奉阴违、明顶暗抗，伺机谋叛。蒋介石的不完全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

毛泽东则不同，他深深地扎根在农民之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便是深厚的立国根基。不用说有了共产主义的引导，即使没有共产党领导，历代的农民暴动照样能推翻许多封建王朝。

所以，端纳坦率地批评蒋介石、宋美龄对中国的了解太狭隘，建议他们到各省去看一看。

蒋介石开始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把握了军权政权，就能统治天下。端纳坦直地与他争辩说，委员长如果不像毛泽东一样同样了解他的人民，并取得人民的支持，那么他是不能进行一场有效的反共运动的，更不能指望统一全国。

端纳的理由是充分的。许多外国的所谓“中国通”，想不通掌握了上百万装备精良并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蒋介石，为什么在一、二、三、四次围剿中，竟然被装备、数量、训练等均处劣势的“共匪”所打败。

端纳却懂得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地向宋美龄讲过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还讲过“阿喀琉斯的脚踵”。

熟读《圣经》的宋美龄当然知道这两个神话故事的含意：安泰的长处是他紧贴着母亲大地便有着无穷无尽不可战胜的力量。而阿喀琉斯的脚因为没有在冥河水中浸过，所以最易受到伤害。

端纳终于说服了宋美龄，而后又说服了蒋介石，所以蒋介石也想做安泰，也想像阿喀琉斯那样，到冥河里去浸一浸，以使自己力大无穷而又不被刀剑所伤。他带上宋美龄出发了，作了一次大西北之行。有外国研究者认为这次旅行不仅长途而且危险。

但是，蒋介石毕竟不是来自人民的安泰，他也绝不会在冥河中浸湿自己的鞋，反人民的人要依靠人民，那不等于炉中求冰、缘木求鱼吗？非不愿也是不能也。

魏征云：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长途旅行，并不是深入人民，更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端纳这样记述了蒋介石“深入”人民的故事：

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人将国旗当作围裙围在臀部。那个人见到这些陌生人怒不可遏的样子很惊讶，他平静地解释道，他是个屠夫，碰巧这块布正好就在手边，而且又是红底的，血溅上去也不大显。蒋大发脾气，示意将此人就地立即处以绞刑。端纳插嘴说：绞死一个屠夫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恢复国旗的地位，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发一通脾气只能收到局部的效果，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全国举行强制性的升旗仪式。这个屠夫的无知不能怪他本人，而要怪政府……蒋看到了要害，因此便发布命令，从此以后，每天早晨和晚上，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军人、官员和各组织机构，围在旗杆周围，向代表中国的国旗敬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根本不可能理解人民，既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更谈不上共同的感情，但宋美龄在所到之处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讲，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吸引到自己身边。

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这样评价宋美龄：

宋美龄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她却引起外国人的极大注意。不管她走到哪里，她就向外国传教士和妇女俱乐部发表讲话。她本来已经是上海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现在，她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女交际家了。她将外国的太太们、教会团体和传教士们集合到自己身边。传教士们只要能对朝廷扩大影响，自然是很高兴的，不管如何虚假，他们开始把美龄看成是基督教的旗手……美龄之所以像魔术似地变成一位地道的宣传家，是出于端纳这位长期以来一直参与中国事务的干涉者的建议……

端纳在五分钟之内便来到了宋美龄的客厅。他穿着一身精工裁制的花呢西装，一头不算茂密的灰白色鬈发。两道浓眉下，一双深陷的褐色的眼睛显得和善而机警。他第一眼就看出宋美龄满脸哀伤和愁思，这是难以测度的深沉的忧戚。

这位深谙心理学的枢密顾问，并不给宋美龄以廉价的同情和宽慰，那会使她产生不真实感。他采用的方法是循循善诱的回忆：

“这是胜利中的挫折，大幸中的不幸，共军渡过湘江，终是漏网之鱼，元气大伤。委员长已经饬令各方部队追堵围剿，以使共军不可能落地生根，只是增加了追剿的时日，多付一些代价就是了……”

宋美龄让秘书送来不加糖的咖啡，亲自端给端纳。等候秘书离去之后，端纳继续说：

“回想过去，委员长自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经过了无数坎坷和磨难，不都是化险为夷了吗？挫折，并不都是坏事，创业总是艰难的。培根说过，‘奇迹总是在厄运中出现。’”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敌人太多了。”宋美龄忽然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委屈和伤心，“连我二姐也反对他，子文也不理解他，不支持他……”宋美龄的眼泪迅速地涌满了眼眶，低头唏嘘。

端纳知道宋美龄提的是近年发生的两件事：

1933年底，宋子文认为蒋介石为了第五次围剿所提出的军事预算过高，特别认为把大批金钱拨给各地方实力派收买他们剿共很不明智。宋子文力主削减开支，以减轻国家债务。蒋介石则坚持国家安全高于一切。双方各不让步。蒋介石在盛怒之中，举手打了宋子文耳光，宋子文愤而辞职，去了国外。蒋介石只好以孔祥熙来代替他。

1934年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发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对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委员长的敌人的确太多了！”端纳沉思着说。他盯视着逐渐熄灭下去的炉火，想到去加柴，“共产党的手段的确很高明，他在委员长大军围攻时，提出抗日的主张，这就使委员长处在两难的境地。去打日本吧，必然使共产党猛烈发展，实现他们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如果不打日本先打共军，必然丧失人心，因为目前国人关心的并不是共产与不共产，而是不当亡国奴！”

“那么，日寇在上海进攻时，共匪借机攻打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这不是扯住委员长的抗日的后腿吗？他们一边讲抗日，一边打抗日的中央军，”宋美龄由于委屈而变得愤恨了，“可是，怎么没有人责备共产党呢？”

“因为委员长握有中央政权，人们自然把抗日重任放在他的肩上！”端纳解释着，然后思索如何使蒋介石解脱此困境的良策，“啊，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

端纳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将他多年的思维活动条理出来，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这种复杂性，可以说世界少有。

端纳的排列组合，是从国民党新军阀长达四年的混战开始的。他以政治家的精明、记者的敏锐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各派势力作过解剖。新军阀混战的四年，给国民党两大真正的敌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而共产党也借机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长达四年的混战中，蒋介石首先开始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7年，国民党由汪精卫、蒋介石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发起的“宁汉之争”。当时，雄心勃勃的唐生智以拥汪为号召（端纳注道：拥别人是假，为自己是真），组织“东征军”沿江而下，直逼芜湖，威胁南京，此时，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地盘正剑拔弩张。蒋介石面临着两面受敌的危境。他深知三方在交手时应采取的策略，立即宣布下野，抽身东渡，把擂台让给桂、唐去打。于是唐生智的“东征军”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为了各自的利益动起干戈，等他们打个两败俱伤之后，蒋再出来收拾残局。

此时，蒋已深谙政治斗争绝无道义可言，只有利益原则，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共御外侮是兄弟，阋于墙内是仇敌；昼长必然夜短，利此必然害彼；两雄不能并立，两辩不能相屈。他引桂、唐两军互为鹬蚌。

结果唐生智兵败出走，李宗仁成了武汉的新的统治者。

原来桂、唐两敌，现在火并后变成桂系一个，桂唐结怨。蒋介石便从日本西渡回国，在反桂基础上又与汪精卫合作，通过汪拉拢唐生智，又通过谭延闿拉拢鲁涤平，通过贺耀祖拉拢叶开鑫，把原来的仇敌变为朋友。

端纳在纸上画了个很有趣的公式，以证明蒋介石手段的高超：

唐、桂两军击蒋，

蒋、唐两军击桂。

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其狡诈亦不下于蒋，抢先与唐和平谈判，也像蒋介石一样，消除了蒋、唐两军夹击的危局。

1928年1月，北洋军阀与国民革命军仍旧在津浦线上进行拉锯战。在暂时解决了内部冲突之后，国民党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二次北伐”，完成国家统一。蒋介石回南京后复任总司令。为了完成北伐，必须调动各派兵力。若要调动各派兵力，必须进行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老滑头，谁也不愿为别人火中取栗。蒋介石早已看透，人人都打着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心目中真正信仰的上帝是他们本身的利益。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四中全会举行了“五巨头”的政治权力分赃，他总司令自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另外成立四个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在军事上恢复了四个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阎、李分任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济深保留了第八路军总指挥）。

这种不是由于信仰而是由于利益的权力分配和联合，本身已经构成了极为敏感的潜在危机，日后貌似突然的破裂，其实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蒋介石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冯、阎、李也都明白这一点。但蒋介石比其他派系有利的条件是他在中央，势力最大，玩弄权术的手腕当然也是上乘。

奉军在北伐军攻击下向关外撤退，张作霖也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平，专列行至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定时炸弹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蒋介石派方本仁参加张作霖丧礼并同张学良谈判易帜。张学良表示推行三民主义，决定服从国民政府。这时，北伐军事业已完成，全国统一指顾可期。

1928年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和李宗仁到达北平，在西山碧云寺举行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文武百官祭奠孙中山灵柩大典，祭告“统一大业完成”。

7月11日蒋介石召集四总司令在北平市郊小汤山举行谈话会，重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提出了《军事整理案》。

当时端纳看着蒋介石的《军事整理案》，忍不住拍案叫绝，认为他比宋太祖厉害，可以说集机诈权术之大成。

当时蒋介石提出全国有兵一百六十万，每年军费开支达三万八千万元，占国家税收百分之七十五，他提出全国兵额不得超过五十万，军费不得超过税收百分之五十。但裁谁的兵呢？他先鼓动冯玉祥提出一个裁兵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具体方案是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杂牌部队编八个师。

这种只对蒋、冯有利的“裁人不裁己”的方案，自然不被晋系、桂系所接受。于是他又鼓动阎锡山提出一个只对蒋、晋有利而不利冯、桂的方案。蒋让冯、桂、晋三方互相攻讦而得出有利于己的方案，后来在全国划为八个编遣区：中央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蒋系）、第二编遣区（冯系）、第三编遣区（晋系）、第四编遣区（桂系）、第五编遣区（东北军）、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方军）。

端纳详细地列表，展示出中国各系军阀的全景图。他发现，在八个编遣区中，蒋拥有四个区（中央、海军、一区、四区）的编遣权，然后把年轻有为但易上当的张少帅握在手中，那么就剩下桂、冯、阎三系，各自唱独角戏了。他可以站在中央——具有凝聚力的地位上，拉彼打此，也可以拉此倒彼，始终站在以中央对地方以多数对少数的有利地位……

端纳那时还是张学良的私人顾问。他分析了各派势力及其领导者，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抗衡，他佩服蒋介石的意志与手段。除蒋介石外，他把当时中国军政舞台上的要人排列了一个百人名单：从国民党元老，到后起的实力派，他找不出一个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来。

端纳知道，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政客式的傀儡。“拳头硬的是大哥”，端纳在笔记本上写着这句极为普通又极为深刻的中国民谚。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虽然都有相当的军力，却没有一个能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相比。至于都在寻求自保的川、康、滇、黔各地方实力派，即使做梦也不敢想到入主中原。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军力还处在萌发状态，端纳没法看到它的潜力。端纳对蒋介石的推崇，促成他规劝张学良附蒋，蒋介石也由此充分信任端纳，视之如至爱亲朋。

蒋介石志在削弱地方实力派，必然遭到这些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这就种下了战乱的根苗。他在1928年双十节登上国民党主席宝座之后，便着手改组行政院，谭延闿由国府主席退居行政院长，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把握有军权的最大实力派都调到中央来，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任何统治者都要这样干，不然就无法达到统一。但宋太祖可以，蒋介石却做不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谁也不愿意交出兵权而任人宰割。

蒋介石自度单凭自己军力不能制服群雄，便采取联甲制乙、联丙制丁的策略个个击破。

端纳是中国通，却不是军事家，他当时无法想象蒋介石如何对付这些各有利益、各有主张、各有野心、各有盟友、各有权术、各有根基、各有地盘的、软硬不吃的、铁钩抓不住的琉璃球。他怀着棋迷观棋的强烈好奇心和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责任感，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蒋介石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张学良和阎锡山是他北方的同盟者，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则是他南方的“假想敌”，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冯玉祥。冯的势力由西而东横亘在中国腹地——从青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直到山东。冯、蒋虽然义结金兰，为了各自利益也不妨刀枪相向。蒋只能各个击破，准备先对冯开刀。

此时，桂系却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白崇禧没有参加南京的编遣会，他借督师滦州之机，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两次面商，公开是相约两军合力消灭滦东的直、鲁两军残部，幕后却是鼓动杨宇霆在沈阳发动一次政变，取张少帅以代之。张学良先下手为强，把杨宇霆打死在帅府老虎厅里，白崇禧闻之大惊，立即称病入院。不久，桂系又在湖南兴风作浪：突袭长沙，罢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以何健代之。

湘局变化，使桂系南北连接起来：它以两湖为核心，北接平津，南达两广，从中国南北两端又画了一道直线。冯玉祥横贯东西，李宗仁、白崇禧直穿南北，蒋介石自然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感。在盛怒之下蒋改讨冯为伐桂，史称国民党的“第二次西征”。

端纳那时认为，如果在蒋下令讨桂之时，冯、阎联合助桂，蒋介石取胜的可能性就很小。但那时，冯、阎却在观望，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它的有趣，因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蒋介石比冯、阎高明，就在于他对此必然比冯、阎看得更透。

蒋军溯江而上直扑武汉，桂军的李明瑞、杨腾辉、何健纷纷倒戈，而夏威、胡宗铎、陶钧这桂系三大将，一枪不放弃武汉西逃。此时冯、阎却忘记了危险，滋长了野心。自阎锡山和平接收平津以来，桂系却渗入长城之外滦河流域，使阎不免如鲠在喉，如桂系失败，他可以独霸北方。冯玉祥早已屯兵豫南，从辉县百泉村的窗口，虎视眈眈盯着武汉，桂系败走，他可以捷足而登，蒋在诸多许诺后请他出兵讨桂时，他派石友三部由南阳进占襄樊，派韩复榘由信阳进占广水，却没有想到蒋介石借他臂助之力抢先进占武汉，冯的欲望落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玉祥上了蒋介石的当之后，决计反蒋，于是发生了蒋、冯第一次军事冲突。接着在粤、桂战争之后，又发生了蒋、冯第二次军事冲突，随后又是张（发奎）桂联军反蒋，而后又发生蒋、唐（生智）之战，蒋、石（友三）之战，再后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

端纳对这些战争进行过详细的探求，最后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利同则合，利异则争，今天我跟你反对他，明天我跟他反对你，后天你和他反对我，全无信义可言，也无正义可言，只有利害关系”。

“端，”宋美龄感到她的枢密顾问沉思默想的时间过长了。端纳的话使她感到欣慰，却没有消除她的忧虑，她凝视着他在窗外阳光映射下变成古铜色的脸，这张鼻梁高挺表情始终温和愉快的脸，曾不止一次地在她恹闷欲绝时，鼓舞起她的信心，“你认为委员长应该怎样才能摆脱他的困境呢？”

“我不是军事家，不能预言胜败。人生，是一盘很有趣的棋，你要学会不因一时受挫而懊丧，也不因一时胜利而得意。基督教的教义很难解释中国的实际，你对中国的了解恐怕不如你对美国了解得多。你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哲学，不然就很难治理中国……这次共军渡过湘江，进入边沿地区，也许并不是坏事，这样，可以促使各地方势力拼命与共产党作战，打个两败俱伤，中央军就可以开进去收拾残局。这就应了中国的古成语：一箭可以双雕……”

宋美龄的思想有了转机，眼前豁亮。她虽然没有研究过古典哲学，“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典故她还是知道的。西渡湘江的共军，不正是塞翁所失之马？她吃惊地发现，原来视之为千难万险的境地，转念一想竟然可变为制胜的坦途了。她不相信会这么顺利，她想用提问的方法，让端纳给她提供更充分的根据：

“我总觉得委员长的处境艰难，朋友太少，敌人太多……各个地方实力派都存野心异志，他需要解脱困境，消除背叛的良策。”

“但是，你说的各地方实力派，虽然是异己的力量，却不是真正的敌人。今天打得你死我活，明天就可以握手为友，委员长的最大的策略就是不让这些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对己，而使自己永远处在居中央而令诸侯的地位……委员长的真正敌人有两个，外忧是日本帝国主义，内患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消除内患才能解除外忧，这就是委员长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说到底嘛，”宋美龄有所领悟地说，“真正的敌人是共产党人。”她的心里忽然开了一条缝，似乎多日的忧虑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一个敌人还不好对付？她不合文法地把话打住了，蓦然站起，走到圣母像前，脸上除了表现出往常祈祷时的虔诚之外，还流露出无限的感激与欣慰：“上帝保佑！”

这时门外传来兴奋的报告声。

“有什么事嘛？”宋美龄结束了虔诚的祈祷，带着愠色转身问侍卫副官。

“委员长请夫人和顾问去礼堂看电影。”

“什么？什么电影？委座不是正在开会吗？”

“是白崇禧从前线送来的资料片，刚刚从机场取回来。”

“资料片？”宋美龄第一次听说，而且委员长竟然中止了会议去看，想来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军事资料她是从来不看的。

“是湘江之战的战况实录，片名叫《七千俘虏》！”

“噢，健生起了个不错的片名。”端纳不由得夸奖着，关切地提醒宋美龄说，“礼堂里没有生火，恐怕很冷。”

“那有什么关系？”宋美龄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声调说，“前方将士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我们坐在礼堂里还怕冷吗？”

蒋介石在礼堂做放映的准备时，披阅了白崇禧随影片附来的信札：

蒋委员长钧鉴：自共军西窜以来，我军即枕戈待旦，遵命驱驰，先则有萧克所部二万余人以为先驱自赣入湘继则入桂，于9月20日自道县、洪水关、永安关等地窜入广西之灌阳、新圩、文市及全县之石塘，经兴安之界首续由资源、龙胜绕湘桂边境之绥宁通道经黔东入川。我广西主力部队与地方民团奋力痛击，屡次战果已达上闻。

俟11月下旬，朱、毛率部蜂拥入湘，意在沿萧克之旧道西窜。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两个军共十五个团，即使配合各地民团，亦无法与共军之兵势相比，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决定沿恭城、灌阳、兴安之线占领侧面阵地，置重点于右翼，拟乘其长驱入境之际，拦腰痛击，战果奇佳。仅文市、成水一战，即俘虏共军七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为纪念此次大捷，特摄《七千俘虏》之影片奉上。

此外，我各地民团与民众合作，厉行空室清野政策，共军所经过约六十公里正面找不到颗粒粮食，饿毙者不下万余。

检讨此役，如湘军刘建绪之部队能努力合作，战果则更大。当刘部甫入全州，为尽地主之谊，我们特备酒肉款待，望其饱食之后努力协同作战。职部特派飞机侦察刘部行动，驾驶员回来极为愤慨，说“他们不在剿共，而在‘抗日’……”他们架着枪晒太阳，任凭共军渡过湘江，为保实力，贻害党国，实为至憾。敢布腹心，惟希明察。

蒋介石把白崇禧的信看了两遍，喜忧参半。忧者，不管湘军、桂军都在作假；喜者，他们为了推诿责任互相攻讦，可以分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