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势力的崛起

苏联完成撤军的当天，一位阿訇在喀布尔市中心大清真寺的殿堂里，面对神坛，默默祈祷：“我祈求和平，我们阿富汗的每一个家庭几乎都有人在战争中伤亡。现在，苏军撤走了，战争不应再继续下去了，早日恢复和平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心愿，愿真主保佑我们。”

破碎的家园等待重建，人们企盼和平，苏军的撤离是这一切的最佳契机。然而，现实并没有让饱受战争苦难的阿富汗人民如愿，战争远远没有离开阿富汗。

面对游击队的进攻，1989年2月18日，纳吉布拉宣布：阿富汗全面进入战时状态，解除非人民民主党籍的7名政府部长和1名部长顾问的职务。2月19日，阿富汗成立了一个以纳吉布拉为首的二十人国防委员会，负责保护阿富汗“免遭外国干涉”。2月20日，纳吉布拉沙解除总理沙尔克的职务，由自己兼任总理。随后，他又亲自走向街头，对全体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员和所有阿富汗民众进行战备动员，提出“全民参战，保卫家园”的口号，大力扩充军备，充实加强正规军，一支人数可观的民防队伍也迅速被建立起来。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到2月27日，驻喀布尔的四十多个外交使团中已有三十五个撤离或仅留看守人员。

经过多方扩充，纳吉布拉宣称人民民主党政权拥有正规军、警察和保安部队12.7万人，以及忠于政府的部族武装和民兵17万人。苏联计划通过加强喀布尔政权的实力，迫使阿富汗游击队接受苏联的善后安排，在阿富汗保持一个亲苏的政府。

1989年3月6日清晨，也就是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后的第22天，一颗炸弹在贾拉拉巴德城南轰然爆炸。阿富汗游击队开始全力围攻贾拉拉巴德，从而拉开了阿富汗迄今尚未结束的长年冲突的序幕。

此时的阿富汗游击队已拥有约20万人的总兵力，仍不断得到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不遗余力的武器援助，军事实力大增。阿富汗游击队控制了阿富汗境内的5座省城，切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包围了许多大城市。仅在喀布尔周围，游击队就有3万之众；在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周围，游击队兵力有1万多人。阿富汗游击队坚决反对纳吉布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参加政府，要求喀布尔政权交出全部权力。

然而，阿富汗游击队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复杂，根本不能形成合力。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穆斯林逊尼派抵抗力量组成的“七党联盟”——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最为人熟知，但总部设在伊朗德黑兰的8个穆斯林什叶派抵抗力量组成的“八党联盟”实力同样不能小觑。各派内部也是派中有派，争执不休。喀布尔的政府雇员拉希德面对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不禁感慨道：“我们面临的局面是，抵抗组织和人民民主党都拥有20万人的武装，双方都在外国的帮助下装满了自己的军火库。抵抗组织要人民民主党交权，而人民民主党则主张各派政治势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权力。他们是否能够妥协呢？我是一个穆斯林，只能说因沙安拉——愿真主保佑！”

1989年2月初，“七党联盟”主席穆贾迪迪与“八党联盟”签订协议，规定后者在行将建立的协商议会和临时政府中分别占有100个（总计526个）和7个席位。然而，由于原教旨主义派的反对，“七党联盟”最终决定只给“八党联盟”80个议员席位并取消原定的内阁名额；于是，“八党联盟”拒绝参加协商议会，“七党联盟”即于2月23日选出了自己独家控制的临时政府。贾拉拉巴德之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争夺贾拉拉巴德之战是阿富汗全面内战的开始。这既意味着阿富汗游击队与喀布尔政权之间的战斗，也意味着游击队内部各派系之间冲突的激化。贾拉拉巴德是阿富汗的第三大城市，位于巴基斯坦与喀布尔之间，是通往喀布尔的要冲，战略地位显而易见。苏联撤军后，该城一直被“七党联盟”的游击队包围着。阿富汗游击队原计划于1989年3月7日发起总攻，但希克马蒂亚尔的游击队武装提前数日赶到城南，居然无视联合作战计划，在其他游击队进行整编部署之际，独自提前向贾拉拉巴德发起了进攻。

一次进攻便引爆了阿富汗内战的火药桶，贾拉拉巴德城南的爆炸声催促着其他游击队顾不得等待命令，也相继投入战斗。希克马蒂亚尔乐观地估计，阿富汗政府军会望风而降。“两个月内，总统府就要换主人了。”他如此自信是有理由的。过去的8年中，阿富汗主要与强大的苏军交战，区区几千名阿富汗政府军完全不被放在眼中，况且贾拉拉巴德的城防工事有一多半没修好，许多碉堡只修了墙却没建顶盖。而从巴基斯坦出发的阿富汗游击队有2.5万人之多，他们还获得了美国提供的反坦克装备和迫击炮，配备大量丰田皮卡和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而且他们距巴基斯坦境内的后勤基地也不远，进可攻退可守。

尽管整个作战部署被打乱，但阿富汗游击队凭借着3比1的绝对优势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频频向贾拉拉巴德发起攻击。游击队旗开得胜，攻占了该城南方边境公路边17个哨所中的12个，所有通向城内的道路都被封锁。部署在城市外围的阿富汗政府军第11步兵师非死即降，师长巴拉克扎伊少将也被游击队的间谍暗杀。之后，阿富汗游击队不断向城内倾泻炮弹和火箭弹。阿富汗政府军士兵龟缩在工事里，用大口径火炮不停地向游击队轰击。天空中不时出现阿富汗政府军银灰色的苏-27战机，呼啸着冲向游击队，扔下的集束炸弹像爆米花似的在阿富汗游击队的阵地上爆炸。

兵力的巨大差距让阿富汗政府军无法抵挡住游击队的攻势。局势危急，阿富汗总统纳吉布拉居然拿出了令世界惊奇的魄力，迅速改组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三大武装系统，确定了自己的垂直指挥关系。他还接受仍继续工作的苏军总参谋部驻阿作战指挥组组长瓦连尼科夫大将的建议，组建战略预备队，充当填补战场缺口的“撒手锏”。与此同时，纳吉布拉不顾苏联顾问的抗议，以近乎抢劫的姿态征用驻阿富汗苏军未及运走的军事装备。事实上，纳吉布拉敢这么干，就是抓住了苏联仍需要其抵抗阿富汗游击队的心理。

就在贾拉拉巴德战役最激烈的时候，纳吉布拉把政府军扩编到了30余万，全部装备与苏军一样的武器。不过，接下来的局面变得滑稽起来：苏联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多，阿富汗政府军的装备程度却越来越低。原因是适合操作精密武器的人手不够，许多武器只能闲置在仓库里，甚至露天堆放。即便如此，阿富汗人的索取依然没有止境。阿富汗国防部长塔奈和国家安全部长亚库比一起前往莫斯科，提出高达12亿卢布的武器援助要求。戈尔巴乔夫居然全都答应了下来。

整个阿富汗在惊恐中进入1989年。1月12日至15日的贾拉拉巴德外围战，以阿富汗政府军的大败告终，贾拉拉巴德与喀布尔的陆地联系完全中断。代理城防司令贾马利打电话给纳吉布拉：“如果48小时内得不到援助，我们将炸毁武器库，然后向敌人投降。”

纳吉布拉也马上向苏联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如果莫斯科还需要我们，那么至少要帮我们把部队送进贾拉拉巴德，那里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斯大林格勒’！”

苏联终于还是为阿政府军提供了援助。从1月17日至24日，苏联航空兵向贾拉拉巴德密集运送了3000吨面粉，外加2500吨军火和20套大型军事器材，运来的援兵更是不计其数。到2月15日，也就是最后一名苏军离开阿富汗之时，阿富汗政府军在贾拉拉巴德前线已集结了近8000人，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战线。尤其是在2月初的一次战斗中，阿富汗政府军主动出击，夺回了被游击队占领的拉格曼谷地出口。游击队从巴基斯坦获得补给的通道受到了威胁。

尽管阿富汗政府军一度勇敢起来，但时间一长，内部不合、片面保存实力的顽疾却再度发作。当时尚在城里的苏联顾问加列耶夫发现，区区8000人的阿富汗政府军却分成正规军、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三大系统，经常出现属于不同系统的20—30人驻守同一地段，另一处阵地却空无一人的情况。为了守住城市，加列耶夫做出了巨大努力。他请求阿富汗空军和远程炮兵的帮助，先用密集的轰炸和炮击将处于进攻准备阶段的游击队击溃，同时抓住时间空当全力加固工事和运送物资。由于陆地交通被切断，守军所需的弹药、燃料和食品全部依靠空投。阿富汗政府军曾试图打通陆路通道，但援兵始终被游击队远远地挡在城外。

据当时身处贾拉拉巴德的苏联记者弗拉基米尔·斯诺格里洛夫回忆，阿富汗政府军“像男子汉一样”拼死抵住游击队一轮接一轮的猛攻。尽管陷入重围，政府军将领们也不顾危险，与士兵一起守在战壕里。

游击队方面虽然也不断得到武器支援，但这些习惯游击的武装分子对攻坚战完全没有经验，往往在密集火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各游击队之间缺乏配合和联系，几次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误伤”事件。有的游击队攻进机场后却遭到其他游击队的炮击。攻城受挫的阿富汗游击队转而在多个省展开无差别袭扰，尤其是马苏德领导的游击队完全切断了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在南萨兰戈的部分通道，试图牵制住阿富汗政府军的机动兵力，将贾拉拉巴德守军困死。

随着贾拉拉巴德战场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美国向苏联发出照会，指责其暗中军援纳吉布拉，威胁要暂停对苏联的粮食贷款。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指示苏联国防部在2月中旬停止供应武器，阿富汗政府军不得不启用之前储备的三个月应急物资。消耗储备无法持久，尤其是前线的阿富汗政府军官兵根本不讲武器开火程序和弹药消耗定额，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敌人对着我们倾泻炮弹，我们还有什么定额可讲？”这一论调使弹药消耗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3月10日下午，贾拉拉巴德的旧城区和机场先后被阿富汗游击队攻占。纳吉布拉呼吁苏联立即恢复援助，尤其是加强贾拉拉巴德方向的防御力量。3月12日，苏联决定恢复军援，责成国防部组建6支车队，每队由100辆军用卡车组成，还动用运输机建立从塔什干到喀布尔的空中走廊，紧急调运军火，特别是几千套“什米尔”单兵云爆弹送抵贾拉拉巴德，顿时让那里的形势发生逆转。在阿富汗政府军精锐部队的反击下，游击队夺取的阵地不断丢失。3月12日，阿富汗游击队被迫放弃城中阵地，撤出城区，在外围继续包围贾拉拉巴德。

3月15日，阿富汗政府军动用苏联帮助组建的一个“飞毛腿-B”战术导弹营，对游击队基地和聚集地实施“斩首”。从没见过这种场面的阿富汗游击队员把来袭导弹当成演出，兴奋地观看导弹在天空中划出的弹道。最初的快乐过后，他们清醒过来——导弹会要了自己的命。阿富汗政府军的守城兵力渐渐增加到1.5万人，并在武器质量和兵员数量占优势的情况下开始发动反击。3月底，阿富汗政府军逐渐掌握了战场节奏。突入城内的游击队被逐渐肃清。来自空军的苏-17轰炸机和苏联民航的安-12、伊尔-76运输机的支援，让阿富汗政府军能够以火力优势粉碎游击队的集团进攻。

4月初，贾拉拉巴德战役基本宣告结束。阿富汗政府军守住了阵地，4500余名阿富汗游击队员阵亡。纳吉布拉趁机展开宣传攻势，宣布政府军从4月6日起停火，共度穆斯林斋月。他还约见了几个省的部落长老和宗教人士，阐明苏联撤军后游击队应停止“圣战”了，号召阿富汗全体民众支持民族和解政策。其实喀布尔政权内部已是众叛亲离，叛逃内讧时有发生。不过，在抵抗力量方面，各游击队组织也已经因宗教、政见和党派之争陷于严重的分裂境地。

抵抗运动内部的分歧不仅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而且导致了各派间的火并。1989年7月，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据称伏击了来参加军事会议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游击队人员，打死30人，其中7人为指挥官。其后，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斗，死亡人数达300人之多。由于在伏击事件上受到其他六党的谴责，伊斯兰党于8月断绝了与它们的联系，希克马蒂亚尔也于年底辞去了临时政府外长的职务。之后，临时政府曾呼吁伊斯兰党重返“七党联盟”，遭到后者的拒绝。

抵抗运动中的种种派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内潜在矛盾的表面化。对本身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地位感到不满的阿富汗各个阶层、民族，都企图借助抗苏战争的契机来宣泄自己的愤懑，用行动来争取在未来阿富汗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考虑到阿富汗各地区间社会经济联系的薄弱和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鞭长莫及，中下阶层及宗教、民族少数派的崛起意味着阿富汗内部分裂因素的增长。一些西方人士甚至公开预言，阿富汗将会四分五裂：东南部普什图人地区将并入巴基斯坦，北部少数民族地区将分别与前苏联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合并，西部则将并入伊朗。这一前景当然是国际社会不希望见到的。

苏联撤军后喀布尔政权的继续存在和抵抗运动内部的火拼使国际社会感到震惊。美国开始考虑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1989年6月，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访美期间，双方确认继续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同时提出应通过政治方式鼓励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平的、不结盟的政府，以取代喀布尔现政权。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求纳吉布拉把政权拱手让给“七党联盟”的临时政府。事实上，美国对“七党联盟”的运作方式也日益感到不满。

1989年9月3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和巴基斯坦决定改变援助阿富汗游击队的方式，以鼓励抵抗运动中“不同的地区权力中心群体的增长”。9月8日，一名美国驻意大利高级外交官会晤了隐居罗马的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显示了美国政策的微妙变化。苏联也想尽办法要维持一个对苏友好的阿富汗政府。1989年12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也去罗马拜会了前国王查希尔，希望他出任阿富汗国家元首。就这样，在国际大潮和国内军事进攻失利的影响下，阿富汗游击队也开始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巩固内部团结。

1990年6月16日，以伊朗为基地的“八党联盟”与另一个抵抗组织合并为“伊斯兰统一党”。这背后的推手自然是伊朗政府，伊朗此举旨在促进什叶和逊尼两派组织的联合，为一个新的阿富汗联合政府打下基础。6月下旬至7月中旬，“伊斯兰统一党”代表团与“七党联盟”在白沙瓦举行了为期三周的会谈。由于在大选时间和临时政府内阁部长名额分配问题上分歧太大，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

面对外部形势，喀布尔政权也没有停止动作。1990年6月26日，在喀布尔召开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纳吉布拉在大会上做报告，他承认人民民主党执政后由于对国内社会和国际形势缺乏全面了解，推行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政策，犯了错误。他承认苏军进入阿富汗不符合阿富汗民族的利益，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痛苦的一页。这次大会上，纳吉布拉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改组为“祖国党”，他继续当选为祖国党主席。这次大会上，与会代表有60％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党的“伊斯兰化”和主张捍卫“四月革命”成果的两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辩论。纳吉布拉的全国和解政策在全党尤其是在“旗帜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纳吉布拉为了安抚党内反对派，强调自己不会放弃“四月革命”后取得的成果，相反会竭力维护它，不会放弃一党专政，或者去和“反动的毛拉们”合作。

不过这些都无济于事，喀布尔政权正在走向崩溃，因为苏联渐渐无力继续向纳吉布拉提供支持了。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初，苏联外交部还曾强硬地表示——苏联不会对威胁阿富汗独立的活动或在那个国家发生的杀戮坐视不顾。但苏联不久就发现，自己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苏军从阿富汗撤退完毕后，苏联国内对阿富汗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89年12月24日，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一天宣布：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定，是由前领导层内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组成的小圈子在违背苏联宪法的情况下做出的，应该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人民代表大会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阿富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阿富汗战争动摇了苏联的根基，所谓“剧变”开始了。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改头换面，成为苏联总统。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修改党章，废除一党制，叶利钦宣布退出共产党。在整个1990年，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1991年2月，叶利钦要求废除有名无实的苏维埃联盟。7月，叶利钦就任俄罗斯总统，并取缔了共产党。8月19日，苏联发生政变。12月21日，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停止存在”。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当晚，镰刀锤头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标志着有74年历史的苏联已不复存在。

从阿富汗撤退的苏军，竟然是回国为苏联送葬的。

随着苏联的轰然倒下，在内战中苦苦支撑了三年的喀布尔政权显然已是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1990年夏天，阿富汗政府军处于防御态势。至1991年年初，阿富汗政府仅能控制全国10％的地区。在莫斯科，只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张继续援助纳吉布拉政府。克留奇科夫在1991年“8·19事件”失败后被逮捕，谢瓦尔德纳泽也在1990年5月辞去苏联外长职务，苏联领导层不再有任何亲纳吉布拉的人。

1991年末，美苏经过多次谈判一致同意，自1992年1月1日起，双方同步停止对纳吉布拉政权和抵抗力量的军事援助。这份貌似公允的协议实际上只对阿富汗游击队有利，因为当时沙特阿拉伯、埃及乃至伊朗都在援助阿富汗游击队，而纳吉布拉政权只能从苏联得到支持。终止军援的声明一经发布，喀布尔顿时陷入恐慌。

事实上，苏联在“8·19事件”后，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根本无暇顾及纳吉布拉。随后苏联解体，叶利钦也不愿意继续援助纳吉布拉政府，他认为这是“苏联的遗物”。1991年秋天，纳吉布拉写信给谢瓦尔德纳泽：“我并不想成为总统，是你说服了我，说坚持就可以了，并承诺给予支持。现在，你抛弃了我和阿富汗共和国的命运。”

与此同时，美国却从未遵守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仍继续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援助。喀布尔政权的经济援助则被完全切断，阿富汗食品与燃料短缺，人民怨声载道。加之执政的祖国党分裂，反纳吉布拉的势力急剧扩大，甚至与游击队联系。在伊朗、巴基斯坦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阿富汗游击队加强进攻，接连攻下几个省，对喀布尔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此外，联合国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计划也是纳吉布拉下台的催化剂，阿富汗政府军斗志瓦解。内外交困下，1992年3月18日，纳吉布拉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同意交权。1992年4月7日，他宣布已准备提前交权，将不等待在联合国主持下向阿富汗游击队交权的日程安排。

国防部副部长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是纳吉布拉手下的实力派将领，深受纳吉布拉的新任。4月16日，阿富汗游击队战地司令马苏德与杜斯塔姆达成秘密协议，杜斯塔姆放马苏德通过了喀布尔外围防线。危急中，纳布吉拉用飞机将家属送到了印度新德里。他正式宣布，卸去阿富汗总统职务，由4名副总统和4名高级将领组成联合委员会接管权力，杜斯塔姆任委员会领导人。委员会无力控制局势，很快陷入瘫痪状态。阿富汗出现了实际上的权力真空，马苏德和伊斯兰统一党游击队希克马蒂亚尔两派力量迅速对首都喀布尔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印度大使馆的安排下，纳吉布拉准备乘飞机流亡国外。他在赴机场途中被杜斯塔姆控制下的喀布尔当局民兵截回，只好躲进联合国驻喀布尔的办事处避难。拦截纳吉布拉出逃，被视为杜斯塔姆向阿富汗游击队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七党联盟”知道纳吉布拉在国际上有一些声望，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将联合国办事处包围。

1992年4月24日，马苏德和伊斯兰统一党游击队希克马蒂亚尔两派开始向城内发起进攻。喀布尔市区各处响起了炮击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很快，马苏德的部队控制了总统府、喀布尔机场、国家电台、电视台。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则占据了内政部、国防部大楼等要地。当天晚上，马苏德的发言人在阿富汗国家电视台宣布：“前政府已经垮台。根据阿富汗游击队委员会主席穆贾迪迪的指令，一个由‘圣战者’领导人马苏德为首的战斗人员委员会已主持工作，接管了首都的治安工作。所有军事力量都必须置于‘圣战者’组织领导下，共同维持喀布尔秩序和保护人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维护喀布尔的和平与安宁。”

喀布尔的市民还没有来得及庆祝新政权的诞生，希克马蒂亚尔通过无线电台宣布，他拒绝接受新成立的游击队临时委员会，同时要求已归顺马苏德政权的前阿富汗政府军喀布尔卫戍部队向伊斯兰统一党游击队投降，否则将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推翻前政权的战斗刚刚结束，游击队内部争权夺利的狼烟又升起。卫戍部队拒绝再次投降，希克马蒂亚尔如约开战，喀布尔市区再度战火纷飞。

双方动用大炮互相轰击，喀布尔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第一次陷入大规模炮战。激烈的战斗中，马苏德的部队略占上风。以政治派系而论，马苏德属于“七党联盟”中由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如此，拉巴尼的发言权日益增大，他成为新政权临时领导委员会的最主要成员。1992年6月28日，拉巴尼接替穆贾迪迪，出任“阿富汗伊斯兰国”第二任临时总统。

拉巴尼的地位上升，让局面更加不可调和。从1992年4月底到1992年年底，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3次向喀布尔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更多派系卷进了喀布尔的巷战，伊斯兰促进会武装、马苏德的部队以及与之结盟的杜斯塔姆武装与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之间，前“七党联盟”主席萨亚夫的部队与什叶派联盟之间均多次发生恶战；交战各方使用了坦克、重炮、火箭炮、飞机等重型武器，居民纷纷逃离喀布尔，首都喀布尔成为一座“鬼城”。

看似永不停息的冲突中，阿富汗进行了“选举”。1992年12月29日，拉巴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在决策委员会上当选为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任期两年。这场“竞选”引起了阿富汗国内多数党派的不满，战火被推到高潮。1993年1月19日，马苏德的部队为了避免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用火箭弹袭击喀布尔市区，决定主动出击，将希克马蒂亚尔的势力赶出郊区。但事不遂人愿，在郊外经过数日殊死相争，马苏德的部队不仅没有把希克马蒂亚尔武装赶走，反而损失了大量兵员和一些坦克之类的重装备，被迫向城中退却。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月上旬，始终不分胜负。

在国际舆论和巴基斯坦特使古尔的调停下，阿富汗各派于1993年2月13日宣布暂时停火，结束了这场历时近一个月、伤亡7000人的血腥战役。停火协定签订了，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993年4月，阿富汗各派签署《伊斯兰堡协议》，确定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总理。但希克马蒂亚尔害怕遭到忠于拉巴尼的部队暗算，一直拒绝到任。1992年底过渡政府成立后，杜斯塔姆拒绝接受国防部副部长一职，而是控制着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中心的北方基地，成为阿富汗北方最大的政治、军事组织领袖。善变的他背叛了马苏德，选择与两年前的敌人希克马蒂亚尔合作。1994年初，希克马蒂亚尔联合杜斯塔姆，在喀布尔附近发动了一场推翻总统拉巴尼的未遂政变。随后，希克马蒂亚尔和杜斯塔姆以及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伊斯兰联盟结成了四党反政府联盟。就这样，阿富汗境内的激战再度开始。1994年8月，战斗更是达到高潮。

就在这些乌合之众为了苏联留下的残羹冷炙而混战不堪的时候，1994年10月，一支叫作“塔利班”的武装悄然崛起了。

“塔利班”（即“Taliban”），这个词是“talib”的复数，意为“伊斯兰信仰的学生”或“宗教学生”，也有人将其意译为“神学士”。塔利班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始人奥马尔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毛拉·奥马尔，人称“阿米尔·乌尔·莫米宁”（“信众的长官”之意），塔利班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1959年他出生在阿富汗坎大哈省诺德赫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是无地的雇农，都笃信伊斯兰教，很小时他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由于家境贫寒，奥马尔13岁之前甚至没有穿过鞋。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奥马尔举家迁移到阿富汗中部的乌鲁兹甘省。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奥马尔积极投身阿富汗伊斯兰革命党领袖迈哈迈德领导的反苏游击队，成为一名出色的RPG火箭筒射手。在战斗中，奥马尔身先士卒，表现勇猛，多次击毁苏军坦克，曾先后四次负伤，并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眼。如此，奥马尔以“独眼将军”的形象而闻名，还被提升为游击队副司令，但他当时还不算是显赫人物。在“圣战”的岁月里，他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本·拉登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奥马尔回到家乡，开设了一家伊斯兰宗教学校，自任校长。1994年春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奥马尔的一位邻居向这位年轻而虔诚的毛拉求助，告诉他当地两名少女被一名部落军阀的手下诱拐，在营地中被剃发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侮辱。义愤之下，奥马尔率领匆忙召集的30名学生，不顾手中只有16支步枪，敌众我寡，发动了一次奇袭，结果大获全胜，成功解救出了那两名少女。此后，奥马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当地巧取豪夺的部落军阀的攻击，并反复声明自己索要的唯一回报即是民众追随他，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伊斯兰社会体系。

1994年8月，奥马尔从坎大哈附近的难民营中的伊斯兰宗教学校里征招学生，组建了最初只有800余人的“塔利班”。奥马尔高喊铲除军阀、重建国家、反对腐败、恢复商业的口号，此举很得民心。1994年12月，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缴获了苏制坦克、装甲车、大量轻武器以及苏联占领时代遗留下的6架米格-21战斗机和6架运输直升机。总数超过1.2万名在巴基斯坦边境难民营伊斯兰宗教学校中就读的阿富汗年轻人，以及巴基斯坦年青一代伊斯兰激进分子，争先恐后穿越边境前往坎大哈省参加这场突然兴起的“圣战”。阿富汗南方很多军阀也纷纷投奔到奥马尔的麾下。在他的领导下，塔利班逐渐发展成为阿富汗各派中最强大的一支势力，兵力达到5万多人。塔利班的骨干成员多来自宗教学校和受过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所以一度被外界认为是代表普什图族的利益。

在随后的3个月时间里，有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记录下了自己在阿富汗目睹的情境：“1995年3月，我亲眼看到了阿富汗历史改变的一幕。在坎大哈通向赫拉特、横贯‘死亡沙漠’的公路上，挤满了装载塔利班战士的丰田皮卡。他们怀抱着AK-47冲锋枪和RPG火箭筒，以及成箱的弹药、袋装小麦拥挤在一起，大多数看起来非常年轻，在14—24岁之间。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数学、历史、地理或者生物等现代教育能够给予的知识，只能用最平实粗浅的语言来解释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伊斯兰法律。”

就这样，塔利班在短时间内控制了阿富汗31个省份中的12个。1996年2月，超过1200名来自阿富汗各地的毛拉与其他宗教领袖聚集在坎大哈。他们开了两个星期的大协商会议（普什图语称作“大舒拉”），会上一致推举奥马尔为“埃米尔”。奥马尔成为领袖，除了政治军事才能之外，更多是因为他虔诚地笃信伊斯兰教。在万众欢呼中，他披上了克尔卡-伊-穆巴拉克（即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前文章节中有所提及），从而宣布他不仅是全体阿富汗人的最高领袖，更是全体穆斯林社团的导师。

1996年5月至6月间，塔利班发动了代号为“进军喀布尔”的战役，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全境近40％的领土。塔利班乘胜向喀布尔发起全面攻击，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奥马尔指派6名来自坎大哈省、从未涉足现代化城市的毛拉组成喀布尔最高管理委员会，宣布在喀布尔施行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伊斯兰法统治：所有妇女被禁止从事任何工作，这意味着几乎全部小学、医疗卫生机构和相当一部分公共事业的瘫痪。几十所女性教育机构被强制关闭，将近7000名学生被强行驱赶回家。电视、电影、录像厅、音乐以及包括博彩、棋类和足球等任何娱乐消遣迅速从喀布尔市民的生活中消失了，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战士在街头巡逻，逮捕那些胆敢不穿全套黑色长袍的妇女和敢于剃须的男子。窃贼的处罚是断手断脚，酗酒者将被判处鞭刑，而犯有“通奸罪”者则被乱石打死。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下场最为凄惨的当属前总统纳吉布拉。从1992年到1996年，纳吉布拉一直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并等待联合国通过谈判寻求到印度流亡的安全通道。穆贾迪迪、拉巴尼、马苏德等领导人多次表示，愿意赦免纳吉布拉和喀布尔政权的官员。塔利班即将攻入喀布尔时，马苏德曾两次为纳吉布拉提供离开的机会。尽管他们是政敌，但马苏德从幼年时便认识纳吉布拉，两人曾住在同一个街区。纳吉布拉拒绝了，他相信塔利班。普什图人喜欢纳吉布拉，同为普什图人的塔利班应该会饶他一命，也不会伤害他。就在纳吉布拉落入塔利班之手的前一天，有人找到纳吉布拉，劝说他一同逃离喀布尔。纳吉布拉拒绝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而在塔利班看来，纳吉布拉这个“屠夫”必须严惩。当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古尔丁正在喀布尔，他希望能帮纳吉布拉离开喀布尔。古尔丁带着阿拉伯文版的《联合国宪章》面见塔利班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尊重人权，不要滥杀。塔利班领导人研究了《联合国宪章》，终究没有理会他的建议。

1996年9月27日当天，塔利班士兵找到了纳吉布拉的藏身之处，咆哮着冲进去将纳吉布拉抓住，并根据塔利班理解的伊斯兰教义进行了审判，判决纳吉布拉死刑。塔利班士兵先在众人面前将纳吉布拉口中塞满钞票，再把纳吉布拉的生殖器割下，然后把惨叫不止的纳吉布拉拴在一辆吉普车下，围着总统府拖了好几圈。直到纳吉布拉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才最后用乱枪结果了他的性命。接着他的尸体被悬挂在城市广场的灯柱上示众。一周后，纳吉布拉腐烂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进了臭水沟。他的兄弟也以同样方式遭到处决。

塔利班借残酷处死纳吉布拉向阿富汗公众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最初，塔利班以纳吉布拉兄弟的“罪行”为由，拒绝按“伊斯兰仪式”安葬他们。几经交涉，纳吉布拉兄弟的尸体后来被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驻帕克蒂亚省的派出机构，转交阿赫马德扎伊部落以传统仪式安葬。塔利班处决纳吉布拉遭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谴责，联合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残暴行径，并称这样的谋杀将进一步动摇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则以缺席判处拉巴尼、马苏德、杜斯塔姆死刑作为强硬回应。一贯支持纳吉布拉的印度公开谴责这一暴行，并开始支持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以遏制塔利班势力的扩张。处决纳吉布拉成为导致塔利班政权和国际社会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之一。

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以总统拉巴尼为首的原政府迁往阿富汗北部。1996年10月，拉巴尼召集成立“保卫祖国最高委员会”，由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和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及一些小党派组成了“反塔利班联盟”。由于拉巴尼和马苏德的势力集中在阿富汗东北部，杜斯塔姆势力范围在西北部，哈利利势力范围在中北部，所以人们从地理概念上称之为“北方联盟”。

在北方联盟中，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主要由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组成，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主要由乌孜别克族组成，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主要由哈扎拉族组成。北方联盟中多属伊斯兰教中的温和派，与原教旨激进派的、“代表普什图族利益”的塔利班正成对照。1997年6月，北方联盟成立“拯救阿富汗伊斯兰联合阵线”政府，以马扎里沙里夫为临时首都，任命拉巴尼为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从那时起，北方联盟承袭了阿富汗伊斯兰国驻世界各国的使馆和联合国席位。

北方联盟成立初期，在总体实力上与塔利班旗鼓相当，据守在喀布尔北部地区，拥有大约4万兵力。北方联盟控制着阿富汗约30％的领土，包括巴达赫尚省、卡比萨省、塔哈尔省，以及帕尔旺省、库纳尔省、努尔斯坦省、拉格曼省和昆都士省的一部分。但由于北方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塔利班的进攻而成立的，各派之间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内部派系林立，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对抗塔利班的进攻。在1998年夏季战役中，北方联盟遭到惨败，马扎里沙里夫落入塔利班之手。2000年9月，塔利班攻克北方联盟的新临时首都塔洛甘，并切断了北方联盟与塔吉克斯坦间的主要后勤补给线。杜斯塔姆、哈利利等领导人流亡国外，仅剩马苏德一支武装孤军奋战，据守在巴达赫尚省、潘杰希尔山谷及阿富汗中部一小块土地上，占阿富汗国土面积的不到10％。

塔利班的目标是在阿富汗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一切按照1400年前的伊斯兰教义行事。1998年8月，当塔利班占领北方重镇马扎里沙夫后，一场针对乌孜别克族和哈扎拉族的报复性屠杀随即展开。奥马尔亲自下令，允许士兵在进入该城后可以横行无忌两小时，使暴行整整蔓延了两天。1998年7月20日，塔利班勒令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撤离喀布尔，立刻使得120万严重依赖外来食品、医疗援助的喀布尔市民陷入恐慌。绝望的妇女和儿童手持空空如也的水桶和食品篮，向路上不时驶过的塔利班武装皮卡车求援，得到的回答却是：“真主总会想到办法抚养他们的子民。”

可惜的是，塔利班用来代替真主“抚养”阿富汗人民的东西，居然是鸦片。毒品和走私，成为塔利班开动战争机器的两大经济支柱。

塔利班当然也想发展正当经济，但收拾20年战乱留下的烂摊子谈何容易。他们曾试图吸引外资，开发阿富汗的石油和天然气，但不息的内战与严酷的伊斯兰教法，使投资者望而却步；另外，忙于打击北方联盟也使塔利班无法集中精力顾及经济重建。于是，毒品和走私成为塔利班的经济命脉。

虽然《古兰经》明确规定伊斯兰教徒不能制造、服用麻醉药剂，但塔利班的指挥官们相信，相对于大麻，鸦片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前者毒害穆斯林，后者的使用者是异教徒。在塔利班领导层的眼中，对鸦片这种特殊货物课以伊斯兰税并不违背教义，而税额一直高达20％。

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最大的鸦片生产国。由于生活困苦，种罂粟有利可图，很多阿富汗农民改种罂粟。鸦片使得每个阿富汗农户可以在一个季度内获得大约1500美元的收入。1998年，阿富汗生产了2100吨鸦片，1999年阿富汗生产了4600吨鸦片。在20世纪90年代末，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的3倍，其中96％的鸦片产自塔利班控制的地区。

就这样，塔利班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商。据说塔利班在赫拉特建立了示范农场，阿富汗农民在那里学习提炼海洛因的最佳方法。在塔利班的庇护下，毒品交易商经营着阿富汗唯一的银行系统，该系统为阿富汗农民种植鸦片提供贷款。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把打击毒品与联合国对塔利班政权的承认挂钩，他曾威胁说：“即使‘阿富汗伊斯兰国’得不到联合国的承认，塔利班政府和人民也不会害怕经济问题。”

1996年9月攻下喀布尔后，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正式名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实行严格的政教合一体制。塔利班政权仅被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三个国家承认是代表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其中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最为重要。为获取抗衡印度的战略纵深、扩大对中亚的影响，巴基斯坦在战略谋划、后勤补给等方面曾大力扶植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国内，塔利班甚至有个绰号——“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和内政部长供养的孩子”。

反对塔利班政权的国际力量，包括伊朗、俄罗斯、印度和全体中亚国家。它们支持北方联盟，其中伊朗仍然明确承认被塔利班推翻的拉巴尼政权。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北方联盟在1998年夏天进行了顽强抵抗，虽然失去了马扎里沙里夫，却顶住了塔利班的夏季攻势。对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1998年底如此评论：“阿富汗已成为新的区域‘大竞争’舞台，交战各派不能就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达成协议，既是外界持续不断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原因，也是这种干涉的后果。”

但是阿富汗内战久拖不决与巴基斯坦的战略意图相悖。1999年10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上将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由于内外交困和担心无法完全控制塔利班，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官员不再在战场上担任塔利班的军事顾问，1999年12月中旬，穆沙拉夫关闭了阿富汗在巴基斯坦的几家银行。与此同时，沙特也放弃了对塔利班的支持，撤走了驻塔利班的大使。而伊朗、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则加强了对北方联盟的军事援助。

塔利班完全被外部世界孤立了。此时，塔利班唯一的“朋友”，就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的前身，正是1986年拉登在美国的支持下设立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圣战者训练营。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拉登和他的追随者返回了沙特阿拉伯的家乡。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面对危机，沙特阿拉伯决定向美国寻求帮助。拉登向沙特王室进言，坚决反对美军进驻；他甚至提出，由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建立一支强大武装，来保卫伊斯兰祖国。但是拉登的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沙特政府同意美军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设立军事基地。

此举令拉登十分不满。为此，33岁的拉登给沙特国王法赫德写了一封“愤怒的信”，指责沙特阿拉伯背叛了伊斯兰教义，让西方人进来是“引狼入室”。如此，拉登无法再在沙特继续立足。他前往苏丹，重建圣战者训练营，基地组织在那里初具雏形。从苏丹开始，拉登频频对美国展开恐怖袭击。1992年12月，拉登策划了针对驻索马里美军的也门旅馆爆炸案。1993年2月，拉登第一次袭击美国本土，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停车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致使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拉登第一次被锁定在美国政府的恐怖分子通缉令上，为此美国甚至对苏丹发动了空中打击，F-16战机摧毁了几处圣战者训练营，这却未能威胁到拉登本人的安全。

拉登的恐怖事业在继续。1993年6月，他策划暗杀亲美的约旦王储阿卜杜勒未遂；995年1月，暗杀教皇保罗二世未遂；1995年6月，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未遂；1995年11月，基地组织实施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军基地爆炸案，5人死亡；1996年，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美国空军基地军人公寓发生爆炸案，同样是拉登所为。美国持续对相关国家施压，坚持必须将拉登绳之以法。1994年4月，沙特阿拉伯剥夺了拉登的公民资格；1996年5月，苏丹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要求拉登限期离境。拉登选择返回阿富汗，那里是他“伊斯兰圣战”事业的起点，也是“圣战”最后的避风港。而同样拥有伊斯兰极端信仰的塔利班也欢迎拉登的到来。如前文所言，当时塔利班才刚刚崛起。

1996年5月，拉登率领他的众多追随者连同家眷，回到阿富汗；他首先定居在贾拉拉巴德，发布了第一份针对美国的“圣战宣言”。1997年，拉登正式移居坎大哈，与塔利班建立了联盟。

拉登为塔利班做了许多事：当塔利班缺乏军事经验的时候，拉登说服不少阿富汗地方军阀倒戈投奔塔利班；当塔利班与北方联盟发生激战的时候，拉登的训练营为塔利班提供了大量有经验的阿拉伯“圣战者”；当塔利班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时候，拉登出资为坎大哈修建了一些道路、供水基础设施。拉登与奥马尔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在坎大哈市中心的赫拉特大街上，拉登把自己的家建在奥马尔家附近，拉登常常到奥马尔家中的清真寺一起做祈祷；奥马尔发誓，无论如何都不会出卖拉登。

有了塔利班的庇护，拉登在阿富汗再度建立起十几处圣战者训练营，来自全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到那里接受训练，准备投入摧毁美国的“圣战”。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手持介绍信，从世界各地长途跋涉进入阿富汗。这些介绍信都是阿富汗以外的恐怖组织和激进组织领导人写给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以确保受训者绝对可靠。受训者进入训练营时，需要宣誓效忠“圣战”事业，效忠基地组织。宣誓内容一般是这样的：“我叫某某，我当着真主的面发誓，我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消灭异教徒的事业。在真主的指引下，我将在某某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这些杀人行动。”然后，宣誓者接受一个内部名字，在宣誓书上签署姓名，最后发誓说：“我的真主给了我完成这一誓言的力量。”

从90年代中期起，先后有2万多人在这些训练营接受了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学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义，学习使用轻武器、反坦克和防空训练、基本爆破训练等。训练营在事实上充当了塔利班的“军校”，受训者投入前方为塔利班作战，大大加强了塔利班的军事力量。

在阿富汗，拉登的“圣战”事业风生水起。1998年2月，他组织了“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拉登宣称：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

1998年夏天，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生爆炸，爆炸地点是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不久之后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也发生了爆炸。两起袭击造成2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死伤者中有不少美国人。很快，身穿迷彩服，包着头巾，背后靠着一支AKS-74U步枪的拉登出现在互联网上，他宣布这是针对美国的“圣战”。拉登开始正式进入美国大众的视野，美国媒体不解地质问美国政府：“这个曾在阿富汗反对苏联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为什么在拿过我们的援助后，又反过来袭击我们？”

美国政府迅速为拉登开出了500万美元的悬赏，并向阿富汗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训练营地的空中打击，用“战斧”巡航导弹轰击了阿富汗境内的训练营地，拉登依旧安然无恙。美国不肯罢休，继续通过政治手段施压，要求塔利班交出拉登，自然遭到拒绝。199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塔利班实施全面制裁，直至奥马尔答应交出拉登为止。

拉登的行动在继续。2000年10月12日，美国海军第5舰队“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湾遭遇一艘载有大量炸药的橡皮艇的撞击，舰身被炸穿，船上有17名美军人员丧生。网络视频与录像带很快公布，这又是基地组织所为。

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不断，塔利班同样没有停止在阿富汗境内的行动。2000年底，塔利班不理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各国非政府组织的反对，颁令说阿富汗境内的世界第三大佛像——巴米扬大佛雕像是崇拜偶像的行为，为伊斯兰教所不容。而奥马尔早已发表公告，声称要“摧毁一切形式的偶像”，所以，塔利班决定摧毁有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大佛。2001年3月12日，巴米扬大佛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坦克炮猛烈轰击后，被炸药摧毁。破坏行动期间，塔利班的信息部长昆德拉图拉赫·贾马尔感叹：“破坏工作并非如人们所想般容易，你不能以炮轰推倒那些佛像，因为它们是凿入山崖内的，它们牢牢地连接山岭。”

为了对付拉登，美国人想到了退守潘杰希尔谷地的马苏德，但是在美国人那里，“潘杰希尔的雄狮”马苏德一向记录不佳。马苏德同样有些许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主张在阿富汗实行较严格的伊斯兰国家制度。由于民族和信仰，马苏德似乎有亲伊朗的倾向。马苏德一直说波斯语，每天除了祈祷外，他喜欢研读波斯古诗和伊斯兰教义。90年代中期，当马苏德的部队和塔利班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美国和英国的缉毒机构一直指控他和他的手下涉嫌走私海洛因。美国五角大楼和克林顿政府将马苏德视为“恶棍暴徒的指挥官”，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认为马苏德这个反苏年代的盟友已经“沾染了污点”。然而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将马苏德称为“捉拿拉登的最后一线希望”。马苏德虽说有缺点，可拉登对美国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就这样，从1999年底起，马苏德加强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2000年，马苏德决定扩大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了秘密军事援助。但是这些援助离马苏德要求的相去甚远，而且临近2000年11月美国大选，美国人根本顾不上马苏德。2001年初，乔治·沃克·布什成为新任美国总统，马苏德亲自写信给新任副总统切尼，要求美国新政府检讨对阿富汗的政策。马苏德告诉他的顾问们，他知道自己是打不败塔利班的，只要他们还能获得拉登的资助。他现在只想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挤压塔利班。他相信，这最终一定会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美国方面同样进行了努力。2000年，马苏德应邀访问法国，以“自由战士”的形象在欧洲议会发表了演讲。在巴黎，马苏德与美国代表会面。美国代表向马苏德保证，尽管由于政策的因素进展缓慢，但美国一定会支持他。马苏德也告诉美国人，他只能防守阿富汗北部，仅此而已。不过，美国人一定要支持他，不然的话就他就支撑不住了。马苏德说：“如果布什总统不支持我们的话，这些恐怖分子一定会毁了美国和欧洲的，而且会很快。”

此时的美国人想不到，仅仅一年后，马苏德的警告就变成了现实。

2001年9月初，马苏德接到一项请求，两名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记者准备采访他。马苏德答应了这项请求，同意与记者会面。9月9日早晨，马苏德接受这两名阿拉伯记者的采访。当一名记者面对马苏德打开摄像机时，隐藏在摄像机内的炸弹发生爆炸。这是一场预谋好的自杀性暗杀行动，纷飞的弹片划开了马苏德的胸膛，马苏德当场死去。数小时后，马苏德的情报助理打电话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无法解释马苏德的情况。美国人问：“马苏德呢？”马苏德的助手回答说：“他在冰箱里了！”显然，他不会用英语表述“停尸房”。

“潘杰希尔的雄狮”没有死在与苏联人的战斗中，却成为一场暗杀阴谋的牺牲品。直到一周后，北方联盟才公布马苏德的确切死讯，其职务由副手穆罕默德·法西姆接替。事实上，马苏德倒在了胜利的前夜。只要再多活上几个月，他就能看到塔利班的崩溃和北方联盟的胜利了。直到今天，外界都坚信这次暗杀幕后的策划者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马苏德遇刺身亡的消息并没有占据多少报纸的头版。在他死后两天，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发生了。这件事深深影响了整个世界，没有人清楚其影响将持续多少年。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