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雅典登场（前433〜前432年）
前433年9月，雅典公民大会在普尼克斯山召开，听取克基拉和科林斯双方使者的申诉。在公民大会上，各方的观点都得到了表达、聆听和讨论。不管发生怎样的战争，将要参战的就是这些雅典公民，如今他们对局势做了辩论，并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策略。
克基拉人面临一个艰巨任务。他们和雅典之前不曾有过友谊，而且雅典在此次争端中没有任何利益纠葛。雅典凭什么与克基拉结盟呢？如果与克基拉结盟，雅典就至少需要与科林斯交战，还可能与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交恶。克基拉人争辩说，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提议的与雅典结盟也是合法的，因为《三十年和约》明确允许雅典与中立国结盟。但和大多数人一样，雅典人更关心安全和利益问题。克基拉人在这些方面也打算满足他们：“我们的海军力量仅次于你们。”（1.33.1-2）换句话说，这支力量可以与雅典海军联合，巩固雅典人的势力范围。
但是，克基拉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恐惧。他们辩称，雅典人需要与克基拉人结盟，因为此时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了：“斯巴达人害怕你们，所以渴望战争；而科林斯人对斯巴达有很大影响力，所以是你们的敌人。”（1.33.3）因此，出于最务实的考虑，雅典应当接受克基拉为盟友：“希腊有三支值得一提的舰队，你们的、我们的和科林斯的。”“如果科林斯先控制了我们的舰队，那么两支舰队就合二为一了，你们就将不得不同时与克基拉舰队和伯罗奔尼撒舰队作战；如果你们接受我们，你我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们。”（1.36.3）
科林斯发言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毕竟科林斯侵略了埃比达姆诺斯，并且拒绝了每一项和平提议，甚至不肯听从自己盟邦的意见。他们最有利的论据是质疑雅典与克基拉结盟的合法性。从技术上讲，《三十年和约》确实允许缔结这样的联盟，因为克基拉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但科林斯人辩称，这样的联盟违背了和约的精神，也违背常识：“尽管和约里说，任何一个中立国可以自愿加入任一阵营，但此条款的本意不是允许中立国为了伤害其中一方而加入另一方。”（1.40.2）当年参加和约谈判或者宣誓批准和约的人绝不会允许一个与斯巴达联盟交战的中立国与雅典结盟。科林斯人以一个简单的威胁强调了这项原则：“如果你们与他们联手，那么我们在对他们复仇时，就必须将你们也视为敌人。”（1.40.3）
科林斯人驳斥克基拉人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他们还提醒雅典人，科林斯过去可是帮过雅典的忙，尤其在萨摩斯叛乱期间，是他们劝说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不要乘人之危地攻击雅典。科林斯人相信，在萨摩斯叛乱期间，他们已经确认了两大联盟关系的关键准则，这也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原则：任何一方不得干涉另外一方的势力范围。“请不要与克基拉人结盟反对我们的意愿，也不要帮助他们作恶。按照我们的请求行事，才是恰当的行为，也最符合你们自己的利益。”（1.43.3-4）
但科林斯人的论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克基拉不是科林斯的盟邦，而萨摩斯岛是雅典的盟邦，这两件事情不能简单地类比。对和约的最宽泛阐释也不会禁止雅典人援助一个遭到科林斯攻击的中立国。雅典若接受克基拉的结盟建议，是完全合法的。但在更深层次上，科林斯人是正确的：如果两大联盟都去帮助互相交战的中立国，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雅典人自前445年以来的一举一动，以及在整个危机期间的表现都明确地证明，他们希望避免战争。但是，克基拉给他们出了一个独特的难题。如果克基拉被打败，它的舰队落入伯罗奔尼撒联盟手中，那么就会出现一支足够强大、有能力挑战雅典海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舰队。而雅典及其殖民帝国的力量、繁荣，乃至生存，都依赖于海上霸权。尽管雅典人面临如此巨大的威胁——几乎是一夜之间，力量平衡就可能发生致命的变化——但科林斯人似乎确信，雅典一定会拒绝与克基拉结盟，或许甚至会与科林斯联手对付克基拉（科林斯人厚着脸皮向雅典提出了这个建议）。科林斯人为什么犯下如此大错？对他们来说，克基拉仅仅是个地区事务。科林斯人追逐着自己的狭隘利益，并且长期被一个小国（克基拉）羞辱，因而怒火中烧，所以低估了自己的行动对整个国际体系力量平衡的影响。科林斯人没有努力去确认在他们攻打克基拉的时候，雅典人会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对危险置若罔闻，一头猛冲上去，寄希望于时事会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坐在山坡上开会的雅典人现在面临着最艰难的抉择。公民大会的绝大多数辩论都是在一天之内进行的，但关于是否与克基拉结盟的辩论却持续了很长时间，需要第二次开会。第一天，大家的意见倾向于拒绝与克基拉结盟。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夜也是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的。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新计划：不与克基拉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symmachia，希腊通常的联盟形式），而仅缔结防御性同盟（epimachia），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此类同盟关系。富有创新精神的伯里克利很可能是这个主意的发起人。在整个危机期间，他表现出了影响雅典政策的强大能量。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正是伯里克利“说服人们去援助正在与科林斯人交战的克基拉人，并与这样一个拥有海军的强大岛国结盟”（Pericles 29.1）。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投票决定与克基拉结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伯罗奔尼撒人迟早必有一战。但是，很多反对与克基拉结盟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判断。他们一定会问，雅典还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这威胁是否存在也成问题，那么雅典为什么要为了克基拉而冒打仗的风险？雅典人的行动说明，他们的政策目标不是备战，而是通过威慑防止战争：在两条道路（要么拒绝克基拉人，于是克基拉舰队有可能落入伯罗奔尼撒人之手；要么与克基拉缔结攻击性同盟，那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受欢迎的冲突）之间，雅典人选择了中间道路。
因此，防御性同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目的是促使科林斯人恢复理智。为了尽到新同盟的义务，雅典人派遣了10艘战船开赴克基拉。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参战并打败科林斯人，他们可以从自己庞大的海军中轻松抽调200艘战船。再加上克基拉人的战船，就足以迫使科林斯人放弃作战计划，或者大败科林斯人、歼灭科林斯舰队，并彻底消除科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因此，雅典人派去的区区10艘战船是象征意义的，而没有多少军事价值，目的是让世人看到，雅典是在非常认真地威慑科林斯人，阻止它的行动。雅典人挑选客蒙之子拉刻代蒙尼厄斯作为舰队指挥官之一也绝非偶然，这显然是要消除斯巴达人的疑心。拉刻代蒙尼厄斯是一位有名的骑兵指挥官，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任何海战经验。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斯巴达”的意思，表明了他父亲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导国家的亲密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雅典10艘战船的指挥官们接到了这样的命令：除非科林斯舰队驶向克基拉岛本土或其领地之一，并企图登陆，否则不得与其交战。“发布这样的命令，就是为了不违反和约。”（1.45.3）这种命令对任何海军指挥官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在混乱的海战中，谁能说得准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谨小慎微、耐心等待，就可能无法及时干预；若对敌人的佯动做出快速反应，或者误解敌人的意图，就可能导致没有必要的冲突。
用现代语言讲，这就是“最低限度威慑”政策。雅典舰队的出现表明雅典决心阻止海军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但这支舰队规模如此之小，说明雅典人并不打算重创或消灭科林斯势力。如果雅典人的计划奏效，科林斯人就会开船回家，危机就算解除了。如果科林斯人果真打算交战，雅典人仍然有希望置身事外。或许克基拉人没有雅典人的援助也能打败科林斯，就像在琉基姆尼那样。一些雅典人还希望“让克基拉和科林斯互相厮杀、消耗力量，如果雅典将来需要和它们交战，就会轻松许多”（1.44.2）。不管怎么样，雅典人都可以避免冲突。
西波塔战役
前433年9月，科林斯舰队与克基拉舰队终于在西波塔群岛交战。实力薄弱的雅典舰队（10艘战船）不足以威慑科林斯人。相信自己的行动在将来某个时间可能造成不愉快后果，以及敌人排山倒海的力量极可能对自己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二者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在之前的琉基姆尼战役中，科林斯的每一个盟邦都出兵援助它；但在西波塔（见地图8），只有两个盟邦——厄利斯和墨伽拉——支援科林斯。其他盟邦可能因为科林斯之前的失败而退缩不前，或者被克基拉与雅典的新联盟吓倒。也有可能是斯巴达采取措施，让它的盟邦不要卷入冲突。科林斯舰队以150艘战船（其中90艘是他们自己的，60艘是殖民地和盟邦提供的）攻击克基拉的110艘战船，而雅典人暂且在一旁观望。
但是，眼看克基拉人很快就要溃败了，雅典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雅典人不得不和科林斯人互相厮杀起来。”（1.49.7）
克基拉和雅典的舰队开始准备防御克基拉岛时，已经发动了最后总攻的科林斯人却突然退去了。第二支雅典舰队突然出现在海平线上。激战正酣时，科林斯人误以为这是一支兵力远胜于自己的庞大舰队的先遣部分，可以轻松地打垮自己，于是退出了战斗。克基拉得救了。
事实上，赶到的雅典战船仅有20艘，是几天前被派来增援之前的10艘战船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第一批10艘战船起航后，伯里克利的政敌批评了他的计划：“他派去10艘战船，对克基拉人没有多少帮助，但给了敌人极大的口实。”（Pericles 29.3）此种策略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也只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但战争之神是变幻莫测的，勇敢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智预测的更好的结果。谁能预想到，第二批20艘战船在海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并且与处在克基拉外海的舰队没有任何通信联系，竟能恰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挽救了克基拉，使其免于被科林斯征服？次日，在得到30艘完好无损的雅典战船的支援后，克基拉人向敌人发起挑战，但科林斯人不肯迎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人会将第一天的小规模交锋视为针对科林斯战争的开端，并抓住这个机会摧毁科林斯舰队。而雅典人也放任科林斯舰队驶离。双方都小心地避免承担破坏和约的责任。科林斯意识到，若是没有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支持，它是打不赢雅典的。但是，斯巴达人已经努力使科林斯保持克制，因此如果科林斯人被指责为破坏和约的罪魁祸首，就不能指望得到斯巴达人的支持了。而且，雅典也小心地避免给斯巴达一个参战的借口。
在作战层面，雅典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克基拉及其舰队得以挽救。但在战略层面，“最低限度威慑”政策失败了，因为雅典人的到来并没有威慑住科林斯人，令其不敢作战，雅典人的干预也未能消灭科林斯人的战斗力。科林斯人倍感挫折，甚至更加恼火，现在下定决心要把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拖进战争，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向敌人报仇雪恨。
波提狄亚
雅典人现在认识到他们必须备战，至少要与科林斯对抗。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努力避免将伯罗奔尼撒联盟卷进来。在西波塔战役之前，雅典人就已经中止了他们宏大的建筑工程，以节约财力，为战争做准备。西波塔战役之后，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巩固自己在希腊西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据点。次年冬天，他们向爱琴海北部的城市波提狄亚（见地图9）发出了最后通牒。波提狄亚是雅典同盟的成员，但同时也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并且与其母邦的关系十分紧密。雅典人知道科林斯人在准备复仇，因此担心科林斯人与敌视雅典的马其顿国王联手，并在波提狄亚掀起叛乱（马其顿领土距离波提狄亚不远）。叛乱的火焰可能从波提狄亚蔓延到其他国家，并在雅典帝国内部造成严重问题。
波提狄亚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挑衅行为，雅典人却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面向大海的城墙，送走科林斯每年派来的行政长官，并向雅典交出一定数量的人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消除科林斯对波提狄亚的影响，并使其处于雅典控制之下。这一次，我们仍然应当将雅典的策略理解为对严重问题的外交回应，是两难之间的温和解决方案。如果雅典对波提狄亚坐视不管，它可能叛变；而如果派遣军队去控制波提狄亚，虽然能让雅典牢牢掌控它，却可能激怒伯罗奔尼撒联盟。然而，雅典的最后通牒作为一种温和的解决方案，向波提狄亚的潜在叛乱者发出了强有力的讯息，并且仍然属于帝国内部的管理，是《三十年和约》明确允许的。
不足为奇的是，波提狄亚人拒绝了雅典的要求。辩论持续了整个冬天，最后雅典人命令一支此前被派往马其顿的远征军的指挥官“从波提狄亚人那里强行扣押人质、拆除其城墙，并对附近的其他城市予以严密监视，以防其兴风作浪”（1.57.6）。雅典人的疑心被证明是很有道理的。波提狄亚人在科林斯人的支持下，已经秘密地请求斯巴达援助他们的叛乱。斯巴达监察官的回复是，假如波提狄亚人发动叛乱，斯巴达将入侵阿提卡，以示支持。斯巴达的政策为何发生了这番逆转？
墨伽拉禁运
在前433〜前432年冬季（具体时间与雅典向波提狄亚发出最后通牒接近，但无法确定是在它之前还是之后），雅典人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墨伽拉人使用雅典帝国的港口和雅典的阿哥拉。现代世界有时用经济禁运作为外交武器，这是除了战争之外的一种强制手段。但在古代世界，之前的和平时期里还不曾有过贸易禁运。
这肯定也是伯里克利的发明，因为当时的人们责怪这道禁令导致了战争爆发，并怪罪发布禁令的伯里克利，尽管他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为禁令辩护，即便在似乎战争与和平完全取决于禁令的时候也不嘴软。雅典领导人为什么要实施禁运？他和大多数雅典公民为什么又批准并坚持禁运？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行为，或者是旨在刻意挑起战争；或者是向伯罗奔尼撒联盟示威，激怒斯巴达人，促使其违反和约；或者它甚至是战争的第一场行动。雅典官方对禁运的解释是，墨伽拉人耕种了雅典人认为的神圣土地，侵犯了两国边境，并且藏匿逃亡奴隶。
但只要仔细审视一番，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人的上述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古人的抱怨也仅仅是借口而已。对墨伽拉实施禁运的真正目的是稍稍加大外交压力，确保曾在琉基姆尼和西波塔两场海战中支持科林斯的墨伽拉受到惩罚，从而防止科林斯的盟邦加入冲突。科林斯人要想取胜，就必须说服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国家，尤其是斯巴达，站到他们那边。在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战争的时候，墨伽拉出兵援助科林斯，并参加了琉基姆尼和西波塔海战，这既让雅典恼怒，也违抗了斯巴达的意愿。假以时日，这些国家有可能会与科林斯人联手，在另一场冲突中对抗雅典；如果有足够多的盟邦走了这一步，斯巴达人就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否则他们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自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这一次，雅典人的行动仍然算得上中间道路。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能鼓励墨伽拉和其他国家去帮助科林斯。如果武力进攻墨伽拉，就违背了和约，会促使斯巴达向雅典开战。相比之下，禁运不会让墨伽拉屈服，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害。禁运会给大多数墨伽拉人造成一些不便，并对那些通过与雅典及其殖民帝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人——其中肯定有一些就是统治墨伽拉的寡头议事会的成员——造成损害。这种惩罚也许能说服墨伽拉，将来不要再来瞎搅和；同时对其他的贸易国发出警告：即便在和平时期，雅典也可以对其施加报复。
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也是有风险的。墨伽拉人肯定会向斯巴达人抱怨，斯巴达人或许会援助他们。不过，斯巴达人也可能拒绝援助他们，因为禁运并没有违反和约（和约里不曾提到贸易或经济关系）。另外，伯里克利与斯巴达目前的唯一一位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有私交（另一位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于前445年被流放）。伯里克利知道，阿希达穆斯二世是主和派。伯里克利希望，斯巴达领导人能够理解他的和平用意与禁运的有限目标，并帮助其他斯巴达人理解这些。伯里克利对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自雅典与克基拉结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些斯巴达人胸中激起的怒火。
埃比达姆诺斯城（Epidamnus），即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城市都拉斯（Durrёs）。罗马人称之为狄拉奇乌姆（Dyrrachium），恺撒曾在此大战庞培。中世纪长期被威尼斯人控制，意大利语称之为杜拉佐（Durazzo）。
伊利里亚地区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大约包括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等地。此时期的伊利里亚人不属于希腊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