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抉择（前432年）

斯巴达选择战争

斯巴达监察官向波提狄亚人做出的入侵阿提卡的承诺是秘密的，而且没有得到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批准。波提狄亚人于前432年发动叛乱时，斯巴达人没有兑现承诺。他们的国王和大多数公民都还没有做好发动战争的心理准备，但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派系急于改变民意。

被派去阻止波提狄亚叛乱的雅典军队兵力不足，而且到得太晚，没有发挥多少作用。科林斯人不敢派遣正式的远征军去援助波提狄亚叛军，因为那样做就正式违反了和约。他们的办法是组织了一支“志愿军”，由一名科林斯将军指挥。这支部队包括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雇佣兵。与此同时，雅典人与马其顿媾和，以便将自己在马其顿作战的兵力抽回，用于镇压波提狄亚，并从雅典派出了增援部队。到前432年夏季，强大的陆军和战船包围了波提狄亚，开始攻城。这场围攻持续两年多，并造成极大的经济开销。

波提狄亚遭到攻打，墨伽拉人愤怒地抗议雅典人的禁运，于是科林斯不再是唯一一个反对雅典的国家。它们鼓励所有对雅典心怀不满的国家向斯巴达人施加压力。最后，前432年7月，斯巴达监察官召开了公民大会，邀请所有对雅典有怨言的盟邦来斯巴达畅所欲言。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次盟邦受邀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言的情况，因为除此之外都只是斯巴达联盟聚集起来开会。斯巴达人诉诸如此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们在前432年夏季仍然非常不愿意打仗。

墨伽拉人是此次会议上最怒气冲冲的参与者，科林斯人则是最有成效的。他们努力让斯巴达人相信，斯巴达谨慎避免冲突的传统政策在活力十足的雅典面前是灾难性的；另外，他们对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民族的性格做了区分，以支撑自己的论点。

他们（雅典人）具有革命性，能够快速制订计划并实施；而你们（斯巴达人）墨守成规，不曾有过任何创新发明，而且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总是半途而废。他们的勇敢大胆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冒险到了愚蠢的地步，在危险中还乐观向上；而你们的习惯是做事不超过自己的力量范围，对自己最有把握的判断也不信任，悲观地以为自己遇到任何危险都会完蛋……

只有对他们来说，想要什么，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他们制订计划之后，会特别迅速地执行。就这样，他们一生都冒着风险……因为他们认为，与痛苦的活动相比，安宁的和平更不堪忍受。……他们的本性就是自己不愿意安享和平，也不肯让别人安生。（1.70.2-9）

不管这些慷慨陈词多么有效，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方面比较的确是夸大其词的。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像科林斯人描述的那样迟钝、懒惰，怎么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伟大联盟？又怎么可能以盟主身份领导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呢？另外，雅典完全遵守了《三十年和约》的条款和精神。科林斯人自己其实也承认这一点，毕竟在萨摩斯叛乱的时候是科林斯人约束了自己的盟邦。雅典在近一年中令人不安的行为显然是对科林斯近期行动的反应，科林斯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

科林斯人以威胁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也会让我们当中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1.71.4）。这个威胁是空洞无力的——因为没有其他联盟可以转投——但由于斯巴达的安全和生活方式依赖于联盟的完整性，所以哪怕是关于背叛的一点点暗示都会让斯巴达大为警醒。

下一位发言者是雅典使团的一名成员。据修昔底德说，此人“碰巧在斯巴达，因为他之前在处理别的事务”（1.72.1）。我们不知道“别的事务”究竟是什么，这显然只是个让雅典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借口。伯里克利和雅典人不愿意派遣一名官方发言人去斯巴达回答大家的抱怨，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斯巴达有权批判雅典人的行为，而和约规定分歧应当由仲裁解决。但他们希望阻止斯巴达听信其盟邦的论点，还希望阐明雅典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力量的，并向大家证明雅典的力量是何等强大、多么令人生畏。雅典使者指出，雅典帝国的扩张是出于恐惧、荣耀及合理的自身利益要求，斯巴达人应当很理解这些东西。他的语调不卑不亢，没有安抚对方的意思，而是非常公事公办。他发言结束时，坚持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和约：一切分歧都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如果斯巴达人拒绝仲裁，“你们带着大家走向战争，我们将努力向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复仇”（1.78.5）。

雅典使者的发言是故意挑衅，刻意要激怒斯巴达人，促使其违背誓言、开启战争吗？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以为获得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安抚怒火，用一团和气的方式解释分歧并做出让步。但有的时候，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威慑对方，展现己方的力量、自信与决心。这种策略如果能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比如为斯巴达人提供仲裁选项，就会特别有效。至少最可靠的同时代亲历者告诉我们，此时雅典人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想明确地展示自己城市的力量，使那些年纪较长的人记起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并且告诉年纪较轻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雅典人认为，听了他们的论点后，斯巴达人会倾向于和平，而非战争。”（1.72.1）

考虑到斯巴达国王一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很有影响力，雅典人的策略似乎特别合理。前432年，斯巴达唯一一位掌权的国王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他是伯里克利的私人朋友，“一个以睿智和审慎闻名的人”（1.79.2），他很快就会表达对武装冲突的反对。外邦人发言之后，斯巴达人全都离开了会场。尽管公民大会敌视雅典，并自信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打败雅典，但阿希达穆斯二世不敢苟同。他坚持认为，雅典的实力比斯巴达习惯面对的那种力量要强，而且性质完全不同。雅典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是一个海洋帝国，拥有制海权，它能够打一场斯巴达人闻所未闻的战争。阿希达穆斯二世告诉大家，他担心“这场战争会一直打到我们儿女的时代”（1.81.6）。不能简单地提议接受雅典人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斯巴达人应当姑且满足于发表正式的投诉；与此同时，他们应当为谈判破裂的局面做准备，准备迎接实际上可能发生的那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从蛮族（主要指波斯人）和其他希腊人那里寻求船只支援。如果雅典人妥协，斯巴达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雅典人不妥协，那么两三年之后，在斯巴达人准备更充分的时候再开战也不迟。

不足为奇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科林斯人、其他怨恨雅典城邦的人以及急于采取行动的斯巴达人的反对。他们相信，要挽救波提狄亚，务必火速行动起来。尤其是科林斯人想要的不是解决纠纷，而是自由行动、一劳永逸地消灭克基拉；他们还想向雅典人复仇，甚至打算消灭雅典帝国，斯巴达的主战派也同意这个目标。将过去五十年里的一些事件，如克基拉、波提狄亚和墨伽拉的事件综合起来考虑，大多数斯巴达人似乎相信科林斯人描述的画面：雅典人的傲慢令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实力日益增长，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

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发出的简短而直言不讳的回应非常有代表性：

我不理解雅典人的长篇大论。他们自吹自擂，但也不否认，他们损害了我们的盟邦和伯罗奔尼撒的利益……其他人或许有很多金钱、船只和马匹，但我们拥有优秀的盟友，我们不能把盟友出卖给雅典人。我们也不应当屈服于法庭或言辞的裁判，因为伤害我们的不是言辞。我们应当调动全部力量，快速向敌人复仇。我们受到了极大冤屈，任何人都不要说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斟酌；那些打算伤害我们的人倒是要多花点时间，好好想想。那么，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强大，不要背叛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1.86.1-5）

监察官声称无法判断辩论中哪一方的呼声更高，但“希望通过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使斯巴达人更加渴望战争”，于是要求分组表决。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这实际上是要求开战的表决。

斯巴达人此时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不能指望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和挑衅。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打一场可能会非常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着独特优势的强大敌人？正常情况下非常保守、主张和平的斯巴达多数派（在谨慎而德高望重的阿希达穆斯二世的领导下）被什么打败了？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投票选择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盟邦的论点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担心雅典人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已经落在了雅典人手里”（1.88）。他对战争起因的一般解释是：“我认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过很少被人提及——是雅典人实力的壮大，这让斯巴达人心生恐惧，迫使他们选择战争。”（1.23.6）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

但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斯巴达人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个确实致力于避免战争。过了很久之后，武装冲突才正式爆发，而且斯巴达人继续努力进行谈判，这说明在辩论的激情消退之后，阿希达穆斯二世谨慎而冷静的论点产生了效果，斯巴达人的情绪恢复为惯常的保守。或许还有机会避免战争。

雅典选择战争

斯巴达的第一个使团可能于8月底抵达雅典。他们要求雅典人“祛除女神的诅咒”，这指的是两个世纪前伯里克利母系家族一位成员犯下的渎神罪行。人们普遍将伯里克利与其母亲的家族联系起来。斯巴达人希望世人会因此事责怪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给雅典带来了麻烦，借此打击伯里克利的公信力，因为“作为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和国家领袖，他事事反对斯巴达人，不允许雅典人妥协，并不断驱使他们奔向战争”（1.126.3）。伯里克利的确始终反对在没有仲裁的情况下向外国妥协；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投票决定参战后，伯里克利拒绝继续与其进行谈判，认为这只不过是打击雅典人决心的策略而已。

伯里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应，要求斯巴达人为不是一桩，而是两桩宗教罪行赎罪、驱逐责任人。第一桩渎神罪行是，斯巴达人曾杀害躲避在神庙中的黑劳士。这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斯巴达人尽管打着“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号，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残暴地统治着数量极多的希腊人。第二桩渎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对自己的希腊同胞施以暴政，最后叛变，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达人还派遣了其他使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后执着于一个要求——“他们公开地、非常明确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就不会有战争。”（1.139.1）这与斯巴达之前的激进立场相比，是很大的让步，显然说明在投票决定参战之后，斯巴达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普鲁塔克说，阿希达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盟邦的投诉，平息他们的怒气”（Pericles 29.5），但国王和他的政敌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达的局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力量显然足够强大，能够继续与雅典谈判，但他的政敌也能持续地要求雅典在不经过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因此，国王和他的政敌达成的妥协是，仍然拒绝接受仲裁，但将对雅典的要求减少到一条。

如此的让步事实上是背叛了科林斯的利益，并且斯巴达支持墨伽拉人而拒绝接受仲裁，展现了自己作为联盟领袖的力量和值得信赖，于是孤立了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威胁要脱离联盟，那么阿希达穆斯二世和大多数斯巴达人都丝毫不会担心。斯巴达人现在是冒着一定的风险，非常努力地避免战争。但是，决定大局的将是雅典。

斯巴达人的提议说服了很多雅典人。他们质疑雅典仅仅为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而开战是否明智，因为对墨伽拉实施禁运原本仅仅是战术上的策略，肯定不值得为之作战。但伯里克利仍然很坚定，坚持要求根据和约进行仲裁，但他也不能忽视要求他回复斯巴达人的压力。他做出的回应是，向墨伽拉和斯巴达发出了正式文书，作为对雅典行动的辩护。“这道文书是由伯里克利提议的，包含了对禁运政策的合理、人道的辩解。”普鲁塔克这样写道（Pericles 30.3）。伯里克利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撤销禁运，是由于雅典的一部晦涩的法律禁止他拆除铭刻着禁运法令文本的石板。斯巴达人反驳道：“那么不要把它拆掉，把它翻过来挡住文字就行了，因为没有法律禁止那么做。”（Pericles 30.1-3）但伯里克利固执己见，而且大多数雅典人都支持他。

最后，斯巴达人发出了一道通牒：“斯巴达人渴求和平，而且只要你给希腊人自治权，就会有和平。”（1.139.3）这等于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国。伯里克利希望雅典公民大会的讨论聚焦于这个显然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但他的政敌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和平条件。雅典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给出一个答复”。发言的人很多，有人辩称战争是有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墨伽拉禁运不应当阻碍和平，因此应当撤销禁运”（1.139.3-4）。

伯里克利为其政策所做的辩护表面上是以一个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为基础，但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道理。斯巴达人始终不肯按照和约要求接受仲裁，而是企图通过威胁或武力来占据上风。“他们希望用战争，而不是商讨，来解决纠纷。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请求，而是命令我们了。……只有断然地、明确地拒绝这些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1.140.2，5）伯里克利愿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如果斯巴达人接受仲裁，那么伯里克利就不得不接受仲裁结果。但他绝不能容忍斯巴达直接干涉雅典帝国的利益（比如在波提狄亚和埃吉那岛的利益），也不能忍受斯巴达影响雅典人的商业和帝国政策（如墨伽拉禁运）。如果在这些方面妥协，就等于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和对其帝国的控制需要得到斯巴达的许可。如果雅典人现在受到威胁就让步，那么就放弃了自己与斯巴达的平等地位，将来斯巴达会变本加厉地讹诈雅典。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仔细阐明了这种危险：

诸位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投入战争。他们特别要求我们撤销墨伽拉禁运，声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诸位不要前思后想，不要顾虑，不要责备自己为了小事而打仗。因为这“小事”能够确认和考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现在让步，他们会马上要求你们做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胆战心惊地做出了第一个让步。（1.140.5）

很多斯巴达人，以及一些雅典人，一定很难理解，雅典为什么要因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而投入战争。雅典这么做算是师出有名吗？目前的纠纷实际上只对当事人双方（雅典和墨伽拉）显得重要。如果雅典满足了斯巴达的唯一一条不可磋商的要求（结束墨伽拉禁运），实际上也不会对雅典造成什么物质上或战略上的影响。如果雅典人撤销了墨伽拉禁运，危机说不定就避免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可能使和平得以延续。斯巴达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科林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冷淡或者引发一场严重的对立，使斯巴达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许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但长期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国家极有可能会满足于现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斯巴达有一个至少有五十年历史的派系，始终嫉妒和猜忌雅典人，并且对雅典帝国深怀敌意。雅典人的让步或许能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下心来，但斯巴达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考虑是伯里克利最为重视的，但他的决定也建立在他设计的战略基础之上。战略与战术不同，不仅仅是军事计划。各民族和领袖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会运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战略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同的战略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将决定是否会爆发战争。前432/前431年的危机中，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的战略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希腊各城邦通常的作战方式是，一个步兵方阵开进敌境，与敌人的步兵方阵交锋。两军厮杀一番，使问题争端在一天之内解决。由于斯巴达的陆军实力比雅典强得多，所以斯巴达人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以惯常的方式作战，斯巴达必胜无疑。大多数斯巴达人也毫不怀疑，战争的打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斯巴达人确信，假如雅典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那么只要对雅典领土加以袭掠和破坏，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必然会促使雅典人前来决战或者投降。在战争开始时，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都确信，这种简单的攻势战略必然能带来快速的、无疑的胜利。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将要打一场漫长、艰难、代价高昂而且前途未卜的战争（雅典人和阿希达穆斯二世都努力劝说斯巴达人，战争的确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的行动或许就不同了。

但是，伯里克利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正是由于雅典力量的特殊性质和宏大规模，这种战略才能奏效。雅典的海军使雅典人能够主宰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为雅典人提供金钱，他们可以用金钱来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以及通过贸易和收购来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尽管阿提卡的土地和庄稼很容易遭到破坏，但伯里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的港口、海军基地的长墙，于是雅典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当时希腊的攻城战术还很落后，这些长墙只要有人防守就几乎是不可攻破的，所以雅典人可以撤退到墙内，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斯巴达人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更不可能打败他们。

伯里克利在世的时候，雅典一直执行他的这种战略。它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包含有限的进攻性元素。他相信，“如果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他们就能胜利”（2.65.7）。因此，雅典人应当拒绝在陆地上交战，放弃自己的乡村，撤到城墙之内。不管斯巴达人怎么破坏他们的田地，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将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发动一系列袭掠，这不是为了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而仅仅是骚扰敌人，令其苦恼，让他们尝尝滋味，知道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话，能够给他们造成怎样的打击。海军袭掠的目标既是向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证明，他们没有力量打败雅典；也是从心理上拖垮敌人，而不是用武力或物资优势打败敌人。斯巴达联盟是个松散的组织，其内部存在着天然裂痕，比如在代价高昂的争斗中，那些较脆弱的沿海国家和较安全的内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浮现出来。伯罗奔尼撒人很快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赢不了的，于是两国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斯巴达的主战派会丧失公信力，自前446/前4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较为理智的派系就会掌权。然后，雅典就能期望一个更稳定的和平年代。由于敌人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取胜，这样的和平会更可靠。

这个计划比步兵方阵对抗的传统战法更适合雅典，但它的确有着严重缺陷，而且雅典人依赖于这个计划，也是伯里克利的威慑外交策略失败的原因之一。它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在根本上难以令人信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伯里克利的确能够说服雅典人采纳他的计划，并且在他担任雅典领导人期间，始终坚持这个计划，但很少有斯巴达人，甚至很少有希腊人，在亲眼看到它实施之前相信它是可行的。比如，敌人会在城墙下羞辱雅典人，漫骂他们是懦夫。雅典人不得不忍耐这些。忍受这种屈辱意味着违背了整个希腊文化理念，因为英雄的希腊传统将英勇作战奉为希腊美德的巅峰。而且，大多数雅典人居住在乡村，他们将不得不躲在城墙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摧毁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果树和葡萄藤、洗劫和焚烧他们的家园。任何有哪怕是一点点反抗机会的希腊人都不会愿意干瞪眼看着。就在十多年前，雅典人还选择了出城作战，而不是允许敌人如此放肆。

伯里克利计划的第二个缺陷是，很难说服雅典人以此种战略投入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让雅典人坚持这种战略。斯巴达人入侵的时候，雅典人“沮丧而愤怒，因为他们不得不拋弃一直属于他们的家园和神庙、古老城邦的祖先遗物，并且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就等同于每个人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2.16.2）。在入侵者逼近城市的时候，许多雅典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坚持要求出城应战，狂怒地反对伯里克利，“因为他不率领他们出城作战，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有苦难都怪罪于他”（2.21.3）。最后，伯里克利不得不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因为他害怕，一旦群众聚集起来，就会酿成大错，被愤怒冲昏头脑，感情用事，而不是用他们的理智”（2.22.1）。

除了伯里克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劝服雅典人，让他们采纳这样的计划并坚持下去。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如果危机快速平息下去，但在他死后复燃，那么这种战略就不可能实施了；而如果不使用这种战略，雅典必败无疑。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外交政策上才愈发固执。

伯里克利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缺陷。乍看上去，它的手段似乎特别合适：因为雅典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所以它的战略也应当是防御性的。但由于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所以防御性的计划并不合适。威慑的目的是让敌人非常害怕，不敢打仗，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并不能让斯巴达人恐惧。例如，如果雅典人拒绝正面交锋，那么斯巴达人唯一的成本就是进驻阿提卡一个月左右并开展大规模破坏行动的开销。如果雅典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除非他们在那里建造要塞并长期驻守，否则就无法造成多少破坏。如果他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造要塞，就会被敌人包围并因断粮而屈服。如果他们在海岸上建造要塞，就可能被孤立起来，无法对敌境造成任何破坏。而斯巴达人要对付他们并不困难，代价也不大。更有洞察力的人或许能预见到，假以时日，雅典人至少可以通过袭掠沿海国家并阻滞其贸易活动，对其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而斯巴达无力保护它们。因此，斯巴达对联盟的领导权会受到损害，有的国家也许会叛变，这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很少有人拥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竟有这样的前景。

如果雅典人能设计出这样的计划（袭掠沿海国家并破坏其贸易，打击斯巴达的领导权）并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他们或许就根本不会选择战争了，但伯里克利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他的威慑外交策略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令人信服的进攻性威胁，因此有着很大缺陷，必然会失败。

如果伯里克利相信自己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攻势来威慑敌人，进而避免战争，那么他或许就不会对墨伽拉实施禁运，或者在斯巴达人要求他撤销禁运的时候就满足他们，并接受未来出现麻烦的风险。但伯里克利确信自己的防御性战略一定会胜利，所以他坚定不移。他说服了雅典人，在给斯巴达人的最终回复中使用了他自己的措辞：“雅典人绝不接受别人的颐指气使，但他们愿意根据和约，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1.145.1）

1. 埃吉那岛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迫加入雅典同盟。它秘密地与科林斯人一道抱怨自己受到雅典的虐待，并煽动其他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的仇恨。但我们不知道埃吉那对雅典不满的具体原因。（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