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帝国内部的叛乱（前428〜前427年）

雅典的“新政治家”

伯里克利的去世使雅典政坛发生了很大变化。修昔底德写道，“那些曾经追随他的人，互相之间实力均衡”（2.65.10），所以无法提供战时必需的统一、连贯的领导。在过去，将军都是贵族。但是，一群新的政治家渐渐崛起了，他们的家族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致富。这样的人至少与贵族地主同等富裕，常常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才干不逊于之前的贵族们。

现在出现了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领导人分别是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克里埃涅图斯之子克里昂。修昔底德和他之后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个人的秉性迥然不同：尼基阿斯虔诚、正派、保守，是一位绅士；克里昂则是伯里克利的长期反对者、主战派、蛊惑民心的政客和粗俗之徒。其实两人都来自“新人”阶级，没有贵族血统。尼基阿斯通过将奴隶出租给阿提卡银矿做工而发财；克里昂的父亲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制革厂。尼基阿斯和克里昂都没有显赫的身世，我们除了他们的父亲之外，对他们更早的家族成员一无所知。

尽管很少有两个人在性格、品质和对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如此截然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没有如一般描写的那么夸张。他们都不主张与斯巴达谈判，并且都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岁月里努力打赢战争。在前425年之前，没有文献记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在前428年，他们的立场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必须保护好雅典的殖民帝国，雅典人必须振作起来，把战争打下去；必须开源节流，设计出新战略来继续发动攻势，最终赢得战争。两人有足够的动机去达成合作，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没有合作。

莱斯博斯岛的阴谋

前428年5月中旬前后，斯巴达人再次入侵阿提卡，在大肆破坏了一个月之后撤退了。但对雅典来说，这个喘息之机很短暂，因为莱斯博斯岛上发生了一起阴谋，威胁着雅典的帝国基业，乃至它的生存。提洛同盟变成雅典帝国的时候，只有两个重要岛国保全了自治权，它们是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米蒂利尼在雅典的盟邦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因为它由寡头政权统治。另外，莱斯博斯岛的各城镇也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们向雅典同盟提供船只，而不是金钱，来作为贡礼。尽管享有这个有利地位，但米蒂利尼人甚至在战前就考虑退出雅典同盟。由于伯罗奔尼撒人拒绝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联盟，所以只得罢手。伯罗奔尼撒人的拒绝发生在和平时期，但在战时，莱斯博斯岛若是变节，一定会受到雅典敌人的欢迎。

阴谋的主使是米蒂利尼，它反叛雅典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主宰全岛。此时发动叛乱，时机最佳。世人皆知，雅典遭到了瘟疫的惨重打击，缺少人力和金钱；叛乱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变节，使雅典愈发虚弱。阴谋要想成功，依赖于得到雅典敌人的帮助。在前428年，这种帮助似乎是必然会到来的，因为玻俄提亚人和斯巴达人都参与了此项阴谋。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伯罗奔尼撒人集会上，米蒂利尼人发表了演讲，请求援助。他们声称自己反叛雅典的主要动机是，他们担心雅典人将来会剥夺他们的自治地位，将他们变为和雅典其他盟邦（希俄斯岛除外）一样的臣属。他们掩盖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即在米蒂利尼的领导下，统一莱斯博斯岛上的城邦，而雅典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一般来讲，雅典人总是反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较大的政治实体，所以一般会努力将它们分割成更小的实体。莱斯博斯岛上有一个民主制城邦米西姆纳敌视米蒂利尼，所以米蒂利尼一旦反叛，雅典人肯定会出兵干预。

但米蒂利尼人还是开始建造城墙、封锁港口、扩充海军，并从黑海地区获取粮食和雇佣兵弓箭手。不过在他们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他们的企图已经被泄露了出去，敌视他们的邻国与一些代表雅典人利益的米蒂利尼人合作，匆匆向雅典发出警报。这些亲雅典的米蒂利尼人可能是民主派，敌视寡头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行动。反叛者的计划既已泄露，他们不得不在万事倶备之前就开始行动。

雅典的反应

6月，雅典派出舰队，实施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事行动。为了节约资源，这次雅典只出动了40艘战船，而不是前431年的100艘。在得知米蒂利尼人正在企图统一莱斯博斯岛之后，舰队改为开赴莱斯博斯岛。他们原打算趁着一次宗教节日的时机奇袭叛军，但在民主制的雅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一项政策决定都必须在普尼克斯山上的公民大会做出。一名信使预先向米蒂利尼人发出了警报。雅典舰队抵达莱斯博斯岛，命令叛军交出船只并拆毁他们的城墙，遭到拒绝后雅典人发动了进攻。

尽管米蒂利尼人的补给物资和雇佣兵弓箭手尚未到位，尽管他们的防御工事还没有竣工，而且与伯罗奔尼撒人和玻俄提亚人的联盟还没有正式缔结，雅典人还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舰队和预备队的相对劣势，并担心“他们不够强大，无法与整个莱斯博斯岛对抗”（3.5.4）。米蒂利尼人“若有可能，希望先除掉雅典人的战船”（3.4.2），同时等待自己的盟军，于是便请求休战。为了拖延时间，他们还向雅典派去了一个使团，承诺如果雅典人将舰队撤走，他们就对雅典保持忠诚。他们没有提及自己对全岛的武力统一，此时这项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所以，米蒂利尼人实质上是在请求雅典认可他们对莱斯博斯岛的主宰，并以未来对雅典保持忠诚作为条件。雅典人当然不会将米西姆纳拱手让给米蒂利尼。如果雅典不保护米西姆纳，它就失去了对各盟邦施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米蒂利尼人知道雅典人一定会拒绝，因此同时还秘密派使者去找斯巴达人，寻求斯巴达盟友的援助。

米蒂利尼向伯罗奔尼撒人求援

7月，两个米蒂利尼使团先后前往斯巴达，时间相隔一周，但都没有成功。斯巴达人仅仅建议米蒂利尼人在奥林匹亚节日的伯罗奔尼撒联盟集会上陈述自己的故事。斯巴达拒绝进一步参与这场冲突的一个原因是，米蒂利尼反叛的主意最初是玻俄提亚提出的，不是斯巴达的想法；另一个原因是，斯巴达认识到，若要援助米蒂利尼，就需要一支规模庞大且代价不菲的舰队，并在海上作战。被弗尔米奥打败的可耻记忆一定使斯巴达人对海战非常冷淡。

8月，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伯罗奔尼撒联盟在位于奥林匹亚的宙斯圣所召开了会议。米蒂利尼发言人的任务是说服伯罗奔尼撒联盟，告诉联盟干预米蒂利尼局势对捍卫希腊人自由的伟大事业，以及伯罗奔尼撒联盟自己的利益都有利，而不仅仅是符合米蒂利尼人的私利。他谈到了雅典人对其盟邦自治权的侵犯；除非米蒂利尼的反叛成功，雅典人必将奴役米蒂利尼。他指出，此次反叛的时机非常合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遇，因为雅典人由于瘟疫和资金消耗而元气大伤。他们的一部分舰队正在绕着你们的海岸航行（弗尔米奥的儿子阿索皮乌斯于7月起航，开始了此次远征），其他部分舰队正在对付我们。如果你们在今年夏天海陆并进、发动进攻，他们不大可能还有任何船只可供调用。他们要么不抵抗，要么从你们的领土和我们的领土撤走舰队。”（3.13.3-4）米蒂利尼人的最后一个论点是，决定战争结局的不是阿提卡，而是雅典的海外帝国，因为那里是雅典的军费来源。

如果你们全力支持我们，你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盟邦：它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你们最需要的就是海军。你们将雅典人的盟邦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就能更轻松地打败雅典人；因为在你们援助我们之后，大家都会更勇敢，更敢于反叛雅典。因此，你们也能避免受到不支持反叛雅典人士的指责。如果你们更公开地表现出自己的解放者角色，就肯定能胜利。（3.13.5-7）

伯罗奔尼撒联盟立即接纳了米蒂利尼人，斯巴达人命令各盟邦在科林斯地峡集结，准备入侵阿提卡。斯巴达人自己则准备将他们的船只从陆路拖过地峡，进入萨龙湾，以便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但是，各盟邦“集结的动作很迟缓，因为他们正在收割庄稼，不愿意打仗”（3.15.2）。

在这场危机中，雅典人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决心和精神让他们保全了自由，开辟出了一个大帝国。尽管他们有40艘战船正在封锁莱斯博斯岛，但还是投入了100艘三列桨座战船的舰队，像战争第一年那样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这种展现自信和力量的大胆行为让雅典的资源几乎到了告罄的边缘。除了通常的来自下层阶级的桨手外，这一次他们还动用了一般仅作为重步兵作战的中层阶级；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还强征了常住雅典的外邦人担当桨手。这些船员的素质比不上弗尔米奥麾下的将士，但斯巴达人还是会因为前429年的失败而心惊胆寒。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处随意登陆，以展示自己的力量，让斯巴达人相信，米蒂利尼人夸大了雅典的弱势。于是斯巴达人放弃了进攻，回家了。米蒂利尼人和他们在莱斯博斯岛上的支持者不得不再一次独自面对雅典人。

没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他们未能攻占米西姆纳，只能满足于加强对臣属城邦安提萨、皮拉和爱里苏斯的控制，于是莱斯博斯岛的形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斯巴达的退却让雅典人决定施加更大压力，他们派遣帕基斯将军率领1000名重步兵前往米蒂利尼。帕基斯在米蒂利尼周围建造了一堵围墙，从海陆两面将它封锁起来。围城和封锁不仅能保护米西姆纳，或许还能迫使米蒂利尼投降。

米蒂利尼围城战于这年初冬正式开始，它对雅典资源的消耗超过了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时所做的预估。到前428/前427年冬天，可用的储备资金已经不到1000塔兰同。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一点喘息之机也没有了。

于是，雅典人采纳了两项伯里克利当初公开宣布的计划中未曾包含的特别措施。前428年夏末，他们要求各盟邦缴纳更多贡金。在正常缴纳贡金期限的前几个月，他们就派了12艘战船去收缴新评估出来的税金。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收缴了多少钱，但雅典人在卡里亚遇到了抵抗，吕西克利斯将军为了收缴新税而丧命。

即便提高赋税和加强收缴工作，也满足不了雅典的财政需求。随着米蒂利尼围城战的展开，雅典对金钱的需求飙升起来。于是，雅典人决定采取一项绝望的方案：“由于围城战需要资金，他们自己首次征收了直接税，税额为200塔兰同。”（3.19.1）不管修昔底德说的“首次”是历史上首次，还是本次战争期间首次，雅典都很久没有征收过直接税了。现代的纳税人或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自文明诞生以来的大多数人都会难以理解；但希腊各城邦的公民憎恨直接税，认为它侵犯了个人自主权，并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毕竟他们的自由就建立在财产之上。新的征税对有产阶级（包括自耕农，而自耕农是陆军重步兵的主干）的打击特别大，直接税的负担完全落在他们肩上。

向盟邦增加税收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可能引发叛乱，从而破坏雅典力量的根基；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则会降低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不足为奇的是，伯里克利在公开讨论雅典资源时从来没有提及这些应急手段，但我们没有理由说，前428年的这两项措施完全是克里昂及其派系的主意。雅典在海陆两面面临危机，帝国内部也存在叛乱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鼓舞雅典人做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一定主要是雅典的将军们，包括尼基阿斯和帕基斯等人。他们和克里昂及其支持者一样清楚地认识到，雅典的安全取决于尽快镇压米蒂利尼叛乱，防止它扩散到帝国全境、耗尽雅典的国库资源。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政党政治或阶级斗争，而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目的是应对紧急情况。

在这期间，斯巴达人也没有忽略莱斯博斯岛上的局势发展。冬末，他们秘密地将一名斯巴达使者萨莱苏斯派往米蒂利尼，去告诉当地的叛乱者，原计划于前428年展开的两栖作战将于前427年实施。斯巴达人将入侵阿提卡，并派遣40艘战船前往米蒂利尼（指挥官是斯巴达人阿尔基达斯）。这个好消息让米蒂利尼叛军大受鼓舞，他们决心坚守下去；萨莱苏斯将留在米蒂利尼，负责协调岛上的行动。

冬天快要过去了，雅典人面临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他们必须镇压一个强大盟邦的叛乱，同时他们自己的土地也面临着入侵的危险。他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像波提狄亚围城战那样漫长的战争可能最终会耗尽他们的储备资金、剥夺他们的防御能力。

斯巴达在海洋和陆地的行动

前427年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的目标是向雅典人施压，以阻止他们向米蒂利尼派出更大规模的舰队。伯罗奔尼撒大军悉数出动，但阿希达穆斯二世第一次没有指挥作战，他可能已经时日无多。他的儿子阿基斯二世可能被认为缺乏经验，于是流亡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的弟弟克里昂米尼负责指挥事务。与此同时，斯巴达人派遣海军司令阿尔基达斯率领42艘三列桨座战船开赴莱斯博斯岛，希望雅典人会忙于防卫自己的土地而顾不上拦截阿尔基达斯舰队。

斯巴达主战派素来相信只要入侵阿提卡，同时派海军攻击爱琴海地区，必将引发雅典盟邦的普遍反叛，最终摧毁雅典帝国，但一直没有好的时机。前440年的萨摩斯岛叛乱可能是个好机会，但科林斯人不同意向雅典开战，于是机会被浪费了。现在，时机终于到了。

从时长和造成破坏的程度来看，此次入侵阿提卡的行动仅次于前430年那次。之前几次入侵未曾触及的东西，这次全被摧毁；上次入侵之后又种植的农作物全被铲除。在海上，由于伯罗奔尼撒海军不能指望从雅典海军中杀出一条路，所以成功取决于速度。但是，阿尔基达斯在“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航行途中浪费了时间，在航行的余下时间里也是慢悠悠地行进”（3.29.1）。即便如此，在抵达提洛岛之前，他还是避开了雅典舰队。这耽搁是致命的，因为他到达伊卡洛斯岛和米科诺斯岛时得知，米蒂利尼已经投降了。

为了决定下一步行动，伯罗奔尼撒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便到了这个阶段，如果他们勇敢、果断地行动，仍然能够取得很大成就。勇敢的厄利斯人指挥官泰乌提阿普鲁斯提议立即进攻米蒂利尼，他确信雅典人刚刚得胜必然轻敌，伯罗奔尼撒人能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谨慎的阿尔基达斯拒绝了他的建议。伊奥尼亚流亡者提出了更好的建议。他们敦促斯巴达人用舰队去支持目前臣服于雅典的伊奥尼亚各城邦反叛。他们的计划是，阿尔基达斯应当占领小亚细亚沿海的一座城市，然后以它为基地，煽动伊奥尼亚城邦的普遍叛乱。曾于前440年支持萨摩斯岛叛乱者的波斯总督皮苏特尼斯或许会再一次支持雅典的敌人。如果叛乱成功，那么雅典人会在最脆弱的时候丧失从该地区获取的收入。即便不能完全成功，叛乱也会迫使雅典人抽调兵力去封锁伊奥尼亚的叛乱城邦。最理想的结果是，将斯巴达联盟、造反的雅典附庸国和波斯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样的组合将来必然能够打败雅典。

伊奥尼亚人希望借助斯巴达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反叛，他们的建议非常好。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小亚细亚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船只时，“没有逃跑，而以为那是雅典人。因为他们绝对想不到，在雅典统治大海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船竟然能接近伊奥尼亚”（3.32.2）。有了这样一支舰队的支持，肯定至少有一座城邦会反叛雅典。这样的行动在打破雅典在海上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更多的城邦会加入叛乱，波斯总督也许会抓住机会，将雅典人逐出亚洲。

但是，阿尔基达斯不愿意听取这样的建议。“之前他到得太晚，没来得及挽救米蒂利尼，因此现在他脑子里的头等大事是尽快返回伯罗奔尼撒半岛。”（3.31.2）他害怕被雅典舰队拦截，于是火速返航。他担心在小亚细亚抓的俘虏会拖累自己，于是将大部分俘虏处决了。在以弗所，亲斯巴达的萨摩斯人警告他，屠杀战俘的行为与斯巴达解放希腊人的宣传相悖，会让那些原本对斯巴达有好感的希腊人疏远斯巴达。阿尔基达斯做了让步，释放了还活着的俘虏，但此事已经严重损害了斯巴达的声誉。帕基斯得知斯巴达舰队的位置后，一直追踪到帕特摩斯岛，然后才放弃追击。阿尔基达斯安全返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正如修昔底德后来所说的：“对雅典人来说，斯巴达人是最容易对付的民族。”（8.96.5）

米蒂利尼的命运

伯罗奔尼撒舰队未能及时赶到，于是米蒂利尼的叛军注定要灭亡了。围困使城内存粮迅速耗尽，被派到当地鼓舞叛军士气的斯巴达人萨莱苏斯筹划发动一次铤而走险的袭击，以突破雅典军队的包围圈。要想取得成功，他就需要更多的重步兵，而米蒂利尼人拿不出这么多重步兵来，于是萨莱苏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向下层阶级的人提供重步兵装备。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同意了这个计划，这说明他们相信平民百姓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但新兵得到武器之后，就要求将存粮也分发给全体公民；他们威胁说，如果寡头政府不同意，他们就会把城市交给雅典，并与雅典单独媾和，不管上层阶级的死活。

我们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表明，米蒂利尼政府能否满足这个要求，以及满足了这个要求之后平民是否就会保持忠诚。说不定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不可能分发给全体公民。不管怎样，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向帕基斯投降了，并且相当于无条件投降：雅典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置米蒂利尼人”（3.28.1）。帕基斯承诺，允许米蒂利尼人派遣使者去雅典，协商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在此之前不会监禁、奴役或杀害任何米蒂利尼人。

雅典军队进城后，与斯巴达人比较亲近的米蒂利尼寡头派心惊胆战，逃到了神祇祭坛前避难。帕基斯向恳求他饶命的人保证，他不会伤害他们，并将他们送往附近的忒涅多斯岛保护起来。随后，他控制了莱斯博斯岛上其他曾反叛雅典的城市，并捕获了藏匿起来的萨莱苏斯，将他和忒涅多斯岛上亲斯巴达的米蒂利尼人，以及“在他看来对叛乱负有责任的所有人”（3.35.1）押往雅典。

前427年夏季，雅典人召开大会来商讨如何处置米蒂利尼。要理解此时雅典人的情绪，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当时的处境。在战争的第四年，他们已经被入侵和瘟疫打击得元气大伤，原先的战略已经破产，现在还没有设计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米蒂利尼的叛乱和斯巴达舰队渗入伊奥尼亚预示着雅典面临的可怕灾难。在普尼克斯山上开会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忧心忡忡，并且对那些威胁他们生存的人十分愤怒。

在这些情绪的推动下，他们很快决定不审判萨莱苏斯，直接将他处死，尽管萨莱苏斯提议由他说服斯巴达人放弃对普拉蒂亚的围攻，以换取他的性命。但如何处置米蒂利尼，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修昔底德没有记载此次会议的细节，也没有记录会上的演讲，但告诉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会议进程。米蒂利尼的使者，既有寡头派也有民主派，可能先发了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两派就谁应当为叛乱负责的问题争执不下。寡头派相信雅典人不会消灭全体米蒂利尼人，于是坚持说所有米蒂利尼人都应对叛乱负责；民主派则说责任完全在寡头派身上，是他们强迫普通民众参加叛乱。

克里昂提议处死米蒂利尼所有的成年男子，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这成了辩论的焦点。他的主要反对者是攸克拉底斯之子狄奥多图斯，如果不是因为此事，我们对这个人简直一无所知。公民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分裂成了不同派系。以狄奥多图斯为代表的温和派奉行伯里克利的审慎政策，而以克里昂为领导人的派系则更激进。但是，所有雅典人都很愤怒，因为米蒂利尼人享有特权地位，却忘恩负义地犯上作乱；他们的叛乱持续很久，且早有预谋；最重要的是，这次叛乱将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带到了伊奥尼亚海岸。在这种气氛下，克里昂的提议得以通过，成为法律。于是，一艘三列桨座战船被派去命令帕基斯立即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

关于米蒂利尼的辩论：克里昂与狄奥多图斯的对抗

但是，雅典人很快就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一些雅典人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可怕。米蒂利尼使者及其在雅典的朋友——无疑包括狄奥多图斯和其他温和派——利用这种情绪转变，说服了将军们（我们知道，所有将军都是温和派），并要求在次日召开特别会议，重新商讨如何处置米蒂利尼的问题。

在修昔底德对此次会议的记载中，克里昂首次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登场，被描述为“公民当中最凶暴好斗的人，在那时也是对群众影响最大的人”（3.36.6）。克里昂指出，米蒂利尼人的叛乱是不值得辩护的，无法预见的好运气（像惯常那样）变成了恣意妄为的暴力活动；公正的裁决就是迅速而严酷的惩罚。他坚持认为，不应当将普通民众和寡头统治者区分开，因为他们全都参加了叛乱。此外，克里昂还相信，若对米蒂利尼心慈手软，只会鼓励更多叛乱，而不加区分的严刑峻法则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原本就不应当给予米蒂利尼人和其他人不同的待遇，否则他们就不会膨胀到今天这种傲慢的程度。一般来讲，人的天性就是鄙视奉承却仰慕坚定的手腕。”（3.39.5）他的意思是，雅典人早就应当剥夺米蒂利尼的自治权，而没有这么做只是雅典人过去的许多错误之一。“考虑一下你们的盟邦吧。如果对那些被敌人强迫而反叛的盟邦，和那些主动造反的盟邦，施加同样的惩罚，那么谁都会抓住一点小事就开始兴风作浪。毕竟一旦成功就能获得自由，就算失败了，后果也不是不能挽回的。”（3.39.7）

如果雅典人继续奉行软弱、错误的宽大怜悯政策，“各邦会前赴后继地起来造反，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将受到威胁。就算我们成功地将叛军镇压下去、收复城邦，它也已经被摧毁了，我们丧失了它未来的赋税，毕竟那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无法镇压叛乱者，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的敌人之外，还会增添新的敌人，我们用来与现在的敌人作战的时间将不得不被用于镇压我们曾经的盟友”（3.39.8）。克里昂的演讲相当于对伯里克利及温和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全面攻击。他的建议是以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来震慑叛乱者，至少在战时要杀一儆百。

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分別代表着两个极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人发言。其他“表达了各自意见”（3.36.6）的人一定谈到了正义和仁慈，因为克里昂的演讲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观点，而且召开第二次会议就是为了审视一些雅典人的态度，即对米蒂利尼的惩罚“太残忍、太过分”（3.36.4）。

克里昂的态度是假如大家否决了他建议的严酷惩罚，而改为接受温和的惩罚，就至少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的软弱，或是腐败，甚至是叛国。于是，狄奥多图斯精明地敦促雅典人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去支持他的提议，而不是为了宽大仁慈。狄奥多图斯真诚地希望对米蒂利尼网开一面，但他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捍卫温和的帝国主义政策，将其继续执行下去。他提出，因为叛乱者总是期望成功，所以任何惩罚的威胁都无法阻止叛乱。而当前较为温和的政策能鼓励叛乱者“与雅典达成协议，将来向雅典缴纳罚金和贡金”（3.46.2）。若采纳克里昂的严刑峻法路线，只会让叛乱者“在遭到围攻时死战到底”，使雅典“花费大量金钱去攻打不肯投降的顽敌，并丧失未来的赋税……即我们对抗敌人的力量源泉”（3.46.2-3）。

狄奥多图斯还指出，“如今所有城邦的人民对雅典都很友好，不会跟随寡头统治者一起反叛雅典；若是被强迫造反，也会对叛乱者抱有敌意。因此雅典人打仗的时候，敌邦的大多数民众其实是雅典的盟友”（3.47.2）。有证据表明，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是下层阶级的民众对雅典也并不友好；但他感兴趣的不是确定真相，而是明确自己的政策。他继续指出，在叛乱者中，雅典人应当责怪尽可能少的人，因为若是将普通百姓与煽动叛乱的贵族一并处死，只会鼓励民众在将来的叛乱中反对雅典。“即便民众是有罪的，你们也应当假装事实并非如此，免得唯一仍然对你们友好的群体也转而敌视你们。”（3.47.4）

在狄奥多图斯看来，米蒂利尼是个孤例，所以克里昂提议的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不仅令人反感，而且最终效果也会适得其反。狄奥多图斯的建议是，仅仅将帕基斯送到雅典的那些人定罪。然而这个建议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人道，因为帕基斯逮捕的“罪责最深者”有一千多人，差不多相当于莱斯博斯岛上各叛乱城镇全体男性公民的十分之一。

最后，公民大会举手表决的时候，两种建议的支持者数量几乎持平，但狄奥多图斯的建议最后通过了。克里昂立刻提议将“有罪”的一千多人处死，也通过了。这些莱斯博斯人没有得到正常审判的机会，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受审，也没有单个受审。公民大会仅仅根据帕基斯的意见就推断他们有罪。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决定是否对犯人处以死刑时，雅典人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数是接近的。这是雅典人对叛乱臣属的最严厉惩罚，但不管恐惧、挫败和苦难让他们多么愤怒和冷酷，他们仍然不肯接受克里昂提出的更残暴的计划。

在第一次会议后被派往莱斯博斯岛去传达处死米蒂利尼全体男子命令的那艘船已经航行了整整一天，第二艘船立刻被派去撤销前一道命令。在雅典的米蒂利尼使者为第二艘船的桨手们提供饮食，并承诺他们若是抢先抵达莱斯博斯岛，必有重赏。在救人善举和得到赏赐的催动下，水手们迅速起航，甚至拒绝按照常规停船吃饭和休息。第一艘船上的人并不着急去完成可怕的任务，但他们还是先抵达了米蒂利尼。修昔底德以非常戏剧性的口吻讲述了故事的剩余部分：“帕基斯刚刚读完命令，正要实施，第二艘船就赶到了，阻止了大屠杀。米蒂利尼就这样虎口逃生。”（3.49.4）

1. 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地区，是雅典同盟的成员国。 ​​​​​​​​​

2. 伊奥尼亚指的是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南海岸的一个地区，此外还包括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等近海岛屿。得名自聚居于此的伊奥尼亚部族（希腊人四大部族之一，雅典人也属于伊奥尼亚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