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历史上的转折点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西方一些人却想方设法试图“淡化”它，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本书的英文是The Second World War，即“第二次世界大战”，顾名思义，它是一部全景记述“二战”的作品。但在记述1942至1943年5月战争进程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中，洋洋45章竟无一章以斯大林格勒为标题。当然，书中也曾提到那场战役，但只占4页篇幅，据说还是因为协助他写作的一位助手坚持才加进去的，而记述由轴心国司令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的阿拉曼战役却用了15页。漓江出版社1991年以《不需要的战争》为名出版该书“精选本”，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途岛战役与阿拉曼战役组合为一章，以“扭转失败：中途岛、阿拉曼、斯大林格勒”为题，目的便是要强调阿拉曼战役的重要，选编者的确领会了原作者的意图。

相比两次战役的双方兵力、武器装备和伤亡人数，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差甚远。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指的是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抵达斯大林格勒城郊开始攻城，一直到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历时五个多月的战争。而英军获胜的阿拉曼战役实际上是指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3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历时仅11天。此前第一次阿拉曼战役（1942年7月1日至31日）打成消耗战，以转入僵持状态结束，谈不上胜负。

1942年春，俄罗斯大地解冻便于部队作战以后，希特勒确信英美不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他可以全力投入苏联战场，于是发起以“蓝色行动”（Unternehmen Blau或Fall Blau）为代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主要进攻方向在苏联南部，那里是苏联主要的小麦、玉米、油料、甜菜等农作物产区，更重要的是那里的石油等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二战”爆发时，战争已经离不开石油，而石油一直是希特勒的“阿喀琉斯之踵”。德国是一个包括石油、铁矿石在内大多数矿产资源都很贫乏的国家，严重依靠进口。铁矿石主要进口自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Kiruna），那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石油战前主要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1938年，德国消耗的石油尚有约三分之一产自国内，到1941年末国内石油资源便已消耗殆尽，而且也不可能再从美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进口，主要来源只剩下罗马尼亚。迫于形势，德国不得不大力发展合成汽油工业。濒临里海的巴库是苏联最重要的石油产地，1942年产量为2,400万吨，占苏联总产量的80%；高加索地区邻近黑海的迈科普和邻近里海的格罗兹尼也是重要石油产地，占苏联总产量的10%。德国若夺取这些油田，既可以满足德国的需要，又可以截断苏联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华西列夫斯基在其于1973年出版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写道，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基里尔·梅列茨科夫（1897—1968）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期间，曾经对纳粹德国可能发动的入侵进行讨论，以制订抗击计划。斯大林认为德国会把主力放在西南部，首先夺取苏联最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不会把主力放在东普鲁士与苏联边界。他没有想到后来希特勒会兵分三路从北到南全线同时发动进攻，并且中路投入兵力最多最强，和拿破仑一样把夺取莫斯科当作主要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了一个也许是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即使夺取了莫斯科，苏联也有能力继续抵抗下去，而一旦失去富饶的工业区、原料产地和农业区，尤其是失去巴库和高加索的石油，那就无异于陷入灭顶之灾。反过来，对于具有强大工业基础和雄厚科学技术实力的德国，得到它们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和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中指挥主力“中央集群”（Heeresgruppe Mitte）的费多尔·冯·博克元帅（Bock，Fedor von，1880—1945），被希特勒认为是最能打仗的人，这一次他又被任命为“南集群”司令官。但是，行动开始不久希特勒就和他发生了分歧，7月9日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将“南集群”一分为二：右路（南翼）是西格蒙特·李斯特元帅（Siegmund Wilhelm List，1880—1971）指挥的“Α集群”（Heeresgruppe A），由德国第1坦克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组成，共4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高加索和巴库的油田；左路（北翼）是马克西米利安·冯·崴席斯将军（Maximilian von Weichs，1881—1954）指挥的“B集群”（Heeresgruppe Β），由德国第2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4坦克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组成，共7个集团军，任务是夺取斯大林格勒，沿伏尔加河掩护“A集群”的侧翼。此外还有空军和罗马尼亚黑海海军舰队配合，担任空中支援任务的是空军第4集团军，由空4军和空8军组成，飞机总数为2,690架。

希特勒调集那么大兵力来夺取斯大林格勒，显然不是偶然的。只要看一眼地图，便可明白那座城市的重要性。伏尔加河和顿河，是连接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两条水运大动脉，伏尔加河从北往南偏西方向流，在斯大林格勒折转向东南，注入里海；顿河则从西北向东南流，在顿河畔的卡拉奇折转向西南，注入亚述海。斯大林格勒与卡拉奇相距仅80公里，是两条大河相距最近的地方，战后开凿的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就在它南侧。通往苏联南部的公路、铁路也都经过斯大林格勒，所以它又是陆路交通的枢纽。占领了斯大林格勒，就截断了苏联南部整个战略大通道。此外，斯大林格勒还是苏联重要工业城市，战争开始后拖拉机厂成为一个重要的坦克生产工厂。

除了斯大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战斗，1942年12月12日至23日为解救被围德军而在外围实施、一度进展到距被围部队仅40公里地方的“冬季风暴行动”（Unternehmen Wintergewitter），也应该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内。为实施那次行动，希特勒专门组建了由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指挥的“顿河集群”（Heeresgruppe Don），除了从苏联战场其他地方调来部队，还远从德国本土以及法国调来一些部队，包括一个装备重型“虎式坦克”的坦克营。要知道，德国1942年底才开始生产这种坦克，到1943年春每月只能生产25辆。然而苏联红军“围城打援”，曼施坦因没能完成任务，被围的德国第6集团军及其他轴心国军队也就没能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最后时刻保卢斯决定投降，因为德军实已无力抗争。

斯大林格勒战役通常被分成两个阶段。1942年8月23日到11月19—20日的近三个月是第一阶段，从德军进攻、苏军防守到两军相峙。此后进入第二阶段，11月19—20日苏军三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位于其北的顿河方面军，位于其西北的东南方面军）同时展开反攻，22日攻克卡拉奇，完成对德军的包围。此后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1943年2月2日保卢斯率部投降。苏联方面原来估计被包围敌军应该有8万5千至9万人，后来才知道竟有30万人之多。投降队伍里除前一天刚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的保卢斯以外，还有22名将军。这是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所给的数字，西方的数字则是24名，例如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写道：“这时（2月2日），9.1万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一次俘虏那么多将军，实属罕见。然而，这还只是最后阶段被包围歼灭的数字，如果从1942年8月23日德军攻城开始计算，“狭义”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总的损失要超过84万。苏军损失自然更大，达到约113万，其中阵亡和失踪近48万，还有约4万平民死亡。如果把整个“B集群”为攻占斯大林格勒而进行的战斗都计算在内，德军损失就要突破百万了，希特勒德国确实是元气大伤。

从1942年8月下旬德军攻入城内到1943年2月2日被围部队全部投降，五个多月时间里两军展开了战争史上规模空前、也惨烈空前的巷战。这和苏军第62集团军的“紧贴”战术有关，双方纠缠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战线，德军的火力优势、尤其是“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就发挥不了作用。有资料说德军一度占领斯大林格勒全城的90%，其实确切些说应该是巷战弥散到全城的90%，因为大多数地方都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个地方很难说是在谁手里，不少地方易手多少次难以算计。“巷战”的说法也已不确切，因为战已经主要不是在街巷上进行，双方不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而是逐楼、逐层、逐个房间、逐个楼梯间、逐个地下室地争夺，德军戏称的“老鼠战”（Rattenkrieg）倒很符合实际情况：“夺取了厨房，还得夺取客厅和卧室”。

由于当时整个德国战争行动都服从于“蓝色行动”的需要，德国空军把苏联战场上80%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从而使配合“B集群”作战的德国空军第4集团军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作战单位，德国空军对地面的攻击规模空前，仅对伏尔加河对岸一个面宽不足1,000米的苏军阵地，就先后投入超过1,208架次“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攻击。第6集团军迸攻到斯大林格勒城郊的8月23日那一天，出动超过1,000架飞机把城市炸成一片火海，10月14日一天更是出动2,000架次轰炸机投下600吨炸弹。但德国空军的损失也不小，到11月初，可用的轰炸机已经从480架减少到232架，有经验的飞行员损失近千人。

第6集团军被包围以后，尽管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德国空军还是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中补给与人员撤离行动，总共撤离3万余人（其中伤员24,760人，后勤、技术支持等非战斗人员5,150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德国的运输机还只能算中型飞机，用得最多的容克斯Ju 52型三引擎运输机一次只能运送18名士兵，或者12名伤员。由于已经损失了苏联战场上四分之三的运输机，不得不把许多轰炸机改作运输机使用，其结果，在损失274架运输机之外又损失了165架用于运输的轰炸机。在此期间，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前线空军的油料供给，不但减少了国内飞行员的训练飞行，还减少了其他战场飞机出动的次数。这便影响到阿拉曼战场，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几乎没有得到德国空军的支援，他的参谋长弗里茨·拜尔莱茵（Fritz Bayerlein，1899—1970）就说：“希特勒需要把他拿到手的每一架飞机都用于苏联前线”。

斯大林格勒市中心俯瞰全城的马马耶夫岗（Мамаев курган，军用地图上标为“102.0高地”），作为控制整个城市的制高点，是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双方炮火不知道把它“犁”了多少遍，战后发现那里每平方米土地炮弹等金属碎片竟达500至1,250片。后来苏联把那个山冈建为纪念地，中心是巨型塑像“祖国母亲在召唤”。塑像本身高52米，所持之剑长33米，总高度85米。从山冈下到塑像前共200级台阶，象征斯大林格勒战役浴血奋战的200天（从1942年7月德军“B集群”发动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的战斗算起）。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苏两军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德军第6集团军和苏军第62集团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二者都参与了战役全过程，而且是城市巷战的主力，它们的历程具有代表性。保卢斯指挥的第6集团军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团军级单位，比德国一般集团军大两倍；苏军第62集团军则是二战期间新组建的队伍。1942年5月苏联“大本营”组建总预备队，其中第7预备集团军后来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更名为第62集团军。由于表现突出，战役结束后（1943年4月）改称第8近卫集团军（即荣获列宁勋章的第8近卫集团军）。

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形成鲜明对比，阿拉曼战役轴心国军队以装备落后、战斗力不强的意大利军队为主，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Deutsches Afrikakorps）只有区区3个师，这个兵力与斯大林格勒战场完全不能相比。此外，当时在北非的德军名义上还受意军指挥，不过德军统帅部对隆美尔有指示：“不投入对德国无意义的战斗。”德意两军实际上处于一种微妙的合作状态。

1945年7月12日，蒙哥马利（前排右二）与朱可夫（前排左二）、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

阿拉曼战役中指挥英军（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一战成名，后来晋升元帅并被封为“阿拉曼子爵”，与苏联的格奥尔基·朱可夫（1896—1974）、美国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一起，被看作“二战”盟军最著名的三位统帅。

尽管阿拉曼战役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蒙哥马利仍不愧为“二战”中英国最杰出的将领，而他最应该为人们记住的恐怕是那直到今天似乎仍可作为对一些人提醒的名言：

战争法则第一页第一条：不要向莫斯科进军！

阿拉曼战役也以坦克战闻名，但双方坦克都以较老的型号为主。蒙哥马利的“坐骑”便是美国1941至1942年12月生产的“格兰特坦克”（Grant）。

“格兰特坦克”高大笨重，重27吨，用51毫米厚的钢板做装甲。车身高3.12米，两侧有车门，进出方便，但目标大，容易被击中。公路上最高时速42公里，野地时速仅26公里。主炮侧置，虽然口径较大（75毫米），但炮筒短，而且只能向前方射击。副炮置于车顶旋转炮塔内，虽然可以向各个方向射击，但口径只有37毫米。鉴于实战中表现不佳，1943年美国便不再生产，改而生产“谢尔曼坦克”（Medium Tank M4 Sherman），它得名于美国内战中的著名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重30吨，装甲厚63毫米，高2.74米，火炮口径75毫米，最高时速40~48公里。

阿拉曼战役英军司令官蒙哥马利乘用的美国“格兰特坦克”，现陈列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格兰特坦克”是一种中型坦克，得名于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总司令、后来连任两届美国总统（1869—1877年）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这种坦克美国总共生产了6,258辆，其中的2,855辆根据《租借法案》给了英国，而它首次投入战斗便是在1942年的北非；另有1,386辆给了苏联，红军战士对它评价不高，给它起了一个诨名“БМ-6”，意思是“六人集体坟墓”，因为这种坦克可以容纳六个人。

意大利坦克就更差了，它原来只有L3/33、L3/35两种“小坦克”。意大利坦克型号以分数形式表示，分子中的字母表示车型（L轻型、M中型、P重型，相当于英语heavy的意大利语词是pesante），其后的数字表示车重（吨）。分母表示开始生产的年份，如33即1933年。L3/33实际上仅重2.7吨，L3/35也才3.2吨，都只装备机枪而没有火炮。意大利第一种中型坦克是1939年开始生产的M11/39，火炮口径仅37毫米，而且横向转动范围仅15度。总共生产了100辆，其中72辆投入北非战场。后来改进的M13/40型是意大利军队使用得最多的型号，重13.5吨，火炮口径47毫米。车速很慢，公路上行驶最高也只达每小时32公里。这两种坦克以及1942年开始生产的M15/42型（重15.5吨，总共只生产了118辆），按一般标准都只能算轻型坦克。二战期间意大利生产的唯一重型坦克是P26/40型，重26吨，也只相当于一般的中型坦克。那时其他国家的坦克装甲都已经改用焊接技术连接，而包括P26/40型在内的意大利坦克还使用铆钉连接。

两个战役更不能相比的是它们对战争全局的影响，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次要战场上局部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才是主战场上事关“二战”全局的转折点。说阿拉曼只是一个次要战场，是因为北非对纳粹德国并不重要，希特勒是为了帮他那志大才疏的伙伴墨索里尼一把才出兵北非的。从19世纪末开始，意大利就一直想称霸地中海地区。1940年9月，意大利借德军、法国战役大败英法军队之机，派兵进攻英国殖民地埃及，10月又进攻希腊。但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实在差得出奇，很快就被希腊军队打败。接着，英军又打败了进攻埃及的意大利军队，并攻占了与埃及相邻的意大利北非殖民地昔兰尼加（Cyrenaica），即利比亚东部。“二战”期间丘吉尔所说的英军，包括大量殖民地军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但高级指挥官通常都是英国人。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支援，希特勒派出的德国远征军1941年2月到达利比亚。起初仅为团级规模，后来扩建成第5轻装师（5. leichte Division），隆美尔任师长。在“师”（Division）前面加了形容词“轻”（leicht），意思与人们熟悉的“加强营”、“加强连”正好相反，指其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没有达到通常“师”的规格。这个师名为“坦克师”，其实所属部队只有一个坦克团。后来虽然扩大、发展成“德国非洲军”，主要力量也仅为第15坦克师和由第5轻装师改编成的第21坦克师。“非洲军”只是一个“军”，不是“集团军”，更远非“集群”，而且它并不是原来就成建制的部队，而是由先后派往北非的一些小部队拼凑起来的。装备的坦克也多数是比较老的“Panzer Ⅱ”轻型坦克（重7.2吨，火炮口径仅20毫米）和“Panzer Ⅲ”中型坦克（重23吨，火炮口径37或50毫米），新的只有“Panzer Ⅳ”中型坦克（重25吨，火炮口径75毫米），没有“二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豹式”（Panther，重44.8吨，火炮口径75毫米）和“虎式”坦克（Tiger I，重57吨，火炮口径88毫米），因为那两种坦克是专为对付苏联T-34坦克设计制造的。

阿拉曼战役不但不能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也不能和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战役相比。那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全部被击沉，而美国海军只损失了一艘约克城号（USS Yorktown，CV-5）。日本海军丧失了主动进攻能力，太平洋战场形势就此逆转。

丘吉尔抬高阿拉曼战役地位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大捧德军统帅隆美尔，给他送上“沙漠之狐”的称号。丘吉尔是用捧高对手的办法表明自己更高明。所以在炮制“隆美尔神话”上，丘吉尔与希特勒这两个对手却是配合默契。隆美尔是希特勒提拔最快的德军军官，1940年法国战役他还只是少将，1942年6月22日便晋升为元帅。

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47岁生日那一天，第一次有德军将领晋升元帅，获此殊荣的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别格（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1878—1946）。

1938年2月4日，纳粹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成为第三帝国第二个获授元帅军衔的人。

1940年法国战役大获全胜，7月19日希特勒一次就下令晋升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1880—1945）等12名将军为元帅，同时将戈林晋升为新设的“帝国元帅”。到此时为止，获该军衔的再无别人。

1940年10月31日，授予84岁高龄的原奥匈帝国陆军元帅爱德华·冯·柏姆-厄尔默利男爵（Eduard Freiherr von Böhm-Ermolli，1856—1941）荣誉元帅军衔。

希特勒派隆美尔去北非战场，为快速提拔他创造了条件，因为在那里他是“独当一面”。在法国战役中，隆美尔只是德军10个坦克师长中的一个，他指挥的第7坦克师隶属第15坦克军，军长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1938年就担任第15摩托化军中将军长。法国战役结束后，1940年7月19日，他与另外14名将领一起晋升大将，其中包括另外两位著名坦克将军海因兹·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和埃里希·赫普纳（Erich Höpner，1886—1944）。古德里安是“二战”最著名的坦克将军之一，1938年2月4日，德国组建第一个坦克军，军长就由他担任。从波兰到法国再到苏联，在历次重大战役中他都担负重要任务。1944年7月20日谋刺希特勒事件以后，还担任了德国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赫普纳也是德国装甲部队创建人之一，1938年担任第16坦克军中将军长。

这三个人论资历、名望，都远在隆美尔之上，后来都指挥过“坦克集团军”。那是以坦克部队为主，多兵种混合编制的集团军级单位，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时古德里安指挥的第2坦克集团军，便由3个坦克军（Panzerkorps）、1个步兵军组成，另外还配备了1个“赫尔曼·戈林防空团”。库尔斯克战役中，霍特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由19个师组成，其中9个是坦克师或坦克掷弹兵师，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如果到了苏联战场，隆美尔大概很难超越他在法国战役的顶头上司霍特，也不容易超越其他几位坦克将军。他们在苏联战场上打过的大仗、硬仗、恶仗，更是隆美尔不能相比的。但直到1945年“二战”结朿，他们也没能晋升元帅，赫普纳且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谋剌希特勒事件被捕，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8月8日在柏林城北鳊鱼湖监狱（Plötzensee Prison）被施以绞刑。

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前线视察，希特勒的左侧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隆美尔。

隆美尔晋升得这么快，显然另有原因。原来，“二战”不少德军高级将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加入纳粹党，对纳粹的态度有所保留，而隆美尔不同，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民受到太阳的指引与领导，这一切或许是上天注定。”隆美尔把希特勒比作“太阳”，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在给友人的信里，末尾也总不忘加上一句毫不相干的“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纳粹对希特勒的致敬语）1936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期间，军衔还只是中校的隆美尔担任“元首卫队”指挥官，第二年10月晋升上校。1939年德军进攻波兰时，隆美尔仍然负责希特勒的警卫工作，在“元首”身旁形影不离，他在前一个月（8月1日）刚晋升少将。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听说我快速晋升是因为元首在帮我说话，你该知道我对此有多么高兴，我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行动能获得元首的肯定。”

1940年法国战役开始前，隆美尔要求上前线，“一战”期间他是在步兵服役，曾经在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n Gebirgsbataillon）担任连长，陆军人事部门准备任命他为山地师师长。山地师是欧洲一些国家一种较为特殊的步兵部队，担负山地、沙漠以及特殊气候条件下的作战任务。但隆美尔希望去指挥装甲部队，为此求助于希特勒。虽然陆军方面仍然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元首的旨意让他做了新组建的第7坦克师师长。2月27日他怀着感恩的心情向希特勒辞行，获赠了一本《我的奋斗》，希特勒还亲笔题词：“给有着愉快相处回忆的隆美尔将军”。法国战役期间，对这个自己“钦点”的坦克师长希特勒关注有加，在他授意下，5月26日隆美尔成为第一个获授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师长。6月2日希特勒召见德军高级将领，被召见的都是集团军司令官和军长，135名师长中只有一人获此殊荣，那就是隆美尔。

对于隆美尔在法国战场上的表现，希特勒和纳粹党高官评价甚高，而军中同僚、部下则多有保留。法国战役结束不久，1940年夏，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炮制了一部宣传德军辉煌战果的电影《西线的胜利》，隆美尔应邀参加摄制，在影片中频频露面，俨然银幕上的大明星。他的一个主要参谋人员弗里德里希·冯·麦伦廷（Friedrich Wilhelm von Mellenthin，1904—1997），参加过波兰、法国、北非、苏联以及战争末期西线几乎所有重大战事，战后写了一部内容详实，被军事界评为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回忆录《坦克战》（Panzerschlachten）。在那部回忆录中，麦伦廷对隆美尔的评价就不高，说他主观武断，常常不听取参谋人员的意见。看来，隆美尔与参谋人员的关系颇有一点像希特勒与普鲁士将军们的关系。普鲁士军人是把军事当作一门专业看待的，重视的是客观实际和军事规律，而希特勒常常不顾客观情况而凭主观意愿行事。

为了取得胜利，隆美尔往往不顾部队伤亡，这在德军指挥官中很少见。法国战役中，德军共投入135个师，平均每个师阵亡、失踪363人（德军一个步兵师人数约1.8万人，装甲师少一点）。一般情况下装甲师伤亡都比步兵师少，而隆美尔的装甲师阵亡、失踪人数竟达924人。“二战”期间德军伤亡明显少于对手，这既得益于德军装备优良、士兵训练严格、司令官指挥得当，也与它保持了普鲁士军队爱护士兵、十分注意保护下级的传统有关。在形势不利的时候，指挥官通常会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甚至撤退，“二战”期间不少德军高级将领因此被希特勒撤职。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空军头号“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Erich Alfred Hartmann，1922—1993），他总共击落敌机352架，却从未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空战中长机的任务是攻击，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保障其安全，一般情况下僚机比长机容易受到敌机攻击，哈特曼没让一名僚机飞行员丧生，实非易事。

作战中隆美尔往往不依常理出牌，而那并非偶然。他自恃与元首关系不一般，颇有点“胆大妄为”。隆美尔曾为渡河抢夺友邻第5坦克师的架桥器材，还拒不归还。他又常有违反上级命令之举，5月17日甚至无视Α集群司令官卡尔·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1953）停止前进的命令，为求战功继续追击。尽管伦德施泰特那道命令是得到希特勒批准发出的，事后希特勒对违令的隆美尔也没有追究。德军高级将领不少人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按照普鲁士传统，非常重视军事专业训练，基本上都是参谋学校出身，做过各级参谋军官，不少人还有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历。隆美尔则不同，他出生在普通市民家庭，父亲、祖父都是中学数学教师，他没有上过参谋学校，是由元首近侍“外放”，直接担任军事主官的。同僚们对他只夸说自己而不大提及友邻部队、尤其是空军的贡献的做法也不无微词。要知道，与进攻波兰时相比，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陆军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已经有很大提高，地面部队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以后，往往在15至20分钟内战斗机掩护下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会飞临战场，呼啸着扑向目标。

1942年6月22日，隆美尔晋升元帅，他对此事反应如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欣喜若狂，另一种说法则是表现平静，表示宁可多要一个师的兵力。鉴于那时德军在北非的处境，希望多得兵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那时的德国，苏联战场已经不啻一个深陷其中拔不出来的泥潭，希特勒还抽得出兵力支援他吗？

1944年，发生刺杀希特勒未遂的“7·20事件”以后，在对德国军队进行大清查过程中发现隆美尔也涉嫌卷入，这不能不让希特勒极其恼怒。就在刺杀事件的前三天（7月17日），隆美尔驱车前往诺曼底前线途中遭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扫射受伤，这时正在家疗养。10月14日，从柏林德军总部来了两位将军，威廉·布尔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1895—1945）和恩斯特·麦塞尔（Ernst Maisel，1896—1978），向他传达德军“荣誉法庭”负责人、主管军队清查工作的威廉·凯特尔元帅（Wilhelm Bodewin Gustav Keitel，1882—1946）的话，说元首对他一直格外器重，他的背叛不能不让元首极为痛心，但还是决定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要么被捕并被送上“人民法庭”接受审判，要么私下自行了断。若选择前者，不但隆美尔自己会被处死，他的家人和有关幕僚也将受到牵连；若选择后者，将让他作为英雄享有国葬荣誉，家人也会得到政府发放的抚恤金。考虑了几分钟，隆美尔便表示选择后者，带着元帅权杖，随两位将军乘车驶离村子。途中，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德国官方宣称他死于心脏病或伤情恶化，希特勒下令于10月18日举行盛大国葬，并指派伦德施泰特元帅代表他出席。伦德斯泰特在悼词中指出：隆美尔在战争初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这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称赞他在法国与北非的勇气与成就，还着重指出：“他的心属于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