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极力抬高阿拉曼战役的地位，当然是为了表明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苏联、美国一样起了重要作用，而他还有一个更加具体的目的，就是为英国（还有美国）一再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寻找说辞。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里，丘吉尔是最快做出反应的人。那天早上刚醒来，秘书就告诉他：“德国已经进攻苏联。”他只说了一句：“通知英国广播公司，今晚9时我将发表广播讲话。”他亲自准备讲稿，晚上8点47分定稿，9点开始对英国、对全世界广播。作为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许多讲话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天的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无疑是最深刻的：

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这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或者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将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

讲话还指出，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群岛的前奏”，“苏联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苏联战场事态的发展。当天上午他就让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召见苏联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1884-1975），通知他英国政府准备给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英国空军将积极进行空战，吸引东线一部分德国空军，从而减轻对苏军的压力。

不过，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也让英国人普遍松了一口气。6月27日，丘吉尔战时内阁重要成员威廉·比弗布鲁克男爵（William Maxwell Aitken，1st Baron Beaverbrook，1879—1964）会见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时便说，德国已经从法国撤走几乎所有空军，只留下少量梅塞施密特Bf 109战斗机（Messerschmitt Bf 109）和完全没有经验的飞行员，表明它已经不会主动空袭英国，留下少量飞机只是为了防备英国空军的空袭。在解决苏联问题之前，德国横渡海峡进攻英国的“海狮行动”（Unternehmen Seelöwe）也不可能付诸实施。

“二战”期间积极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比弗布鲁克出生在当时还是大英帝国自治领的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本名“William Maxwell Aitken”，1917年获封“第一代比弗布鲁克男爵”，所以通常只以他的爵名相称。鉴于空战的重要性，1940年5月丘吉尔专门设立了一个“飞机生产部”（Ministry of Aircraft Production），负责飞机（主要是军用飞机）的生产，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首任大臣。一年后改主1939年设立的“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负责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的供应。后来，“飞机生产部”也并入“供应部”，比弗布鲁克的职务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总装备都部长”。在当时形势下，军备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美国《时代杂志》曾经选他为封面人物。

这时英国人最担心的是苏联能抵抗多久。6月22日上午甫一知悉德国进攻苏联，丘吉尔就和他的几个重要阁僚讨论了这个问题，只有比弗布鲁克一个人表示乐观，表示“坚信俄国人的力量和他们的抵抗能力”，其他人都不看好苏联。被紧急召回商讨此事的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克里普斯（Richard Stafford Cripps，1889—1952）更描绘了一幅极其黯淡的画面，说俄国不可能经受住德国“闪电战”的打击，将遭到与法国同样的命运。他如此悲观是有原因的，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几天，他已经向伦敦报告过驻莫斯科各国外交官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一旦爆发，俄国能坚持的时间将不是以月而是以星期计。不少人估计，三四个星期以后基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就将落入德国人之手。时任帝国陆军参谋长的约翰·迪尔将军（John Greer Dill，1881—1944）稍微乐观一些，但也承认：“多于六或七个星期的估计是不恰当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丘吉尔也认为苏联的抵抗不可能长久，但他认为只要苏联能坚持到冬季到来，就能为英国人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为尔后抗御德国实施“海狮行动”做好准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几天，他对支援苏联表现出异常积极的态度。6月27日比弗布鲁克会见麦斯基，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减轻德国对苏联的压力”，具体计划是：

第一，皇家空军将加强对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的轰炸；

第二，派遣部分皇家海军舰队到摩尔曼斯克和佩特萨莫（摩尔曼斯克州最西北的一个区）地区参加对德海上作战；

第三，英军将在法国北部沿岸地区进行“大规模袭击”，哪怕只暂时占领勒阿弗尔、瑟堡等重要战略据点也是好的。

这是首次提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那不是苏联，而是英国主动提出来的。

随后，克里普斯返回莫斯科，6月29日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决定给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说到英国打算在法国实施登陆的事。和克里普斯一起到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也向苏联保证，英国将以一切可能的办法援助苏联，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了解苏联战场的详细情况。

然而，从1941年6月27日提出到1944年6月6日“兑现”，过去了几乎整整三年时间，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没有开辟。

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第一天，被炸毁在机场上的苏眹空军飞机

最初几天的战事似乎证明英国人以及整个外界对红军抵抗能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被打败，沦为第二个波兰或者第二个法国。斯大林不大可能步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 sław Eugeniusz Sikorski，1881—1943）后尘到第三国组织流亡政府，因为很难有哪个国家愿意接纳他，而他会不会像亨利·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那样投降，出现维希政权的“俄罗斯版”。俄罗斯丰富的矿产资源、粮食、木材（那时制造飞机还需大量使用木材），还有与西欧相比廉价得多的劳动力，都将为纳粹所用，后果将比法国投降更为严重。

行动第一天，德国空军报告说击毁苏联空军飞机1,489架，德军只损失35架。苏联空军显然毫无准备，绝大多数飞机是在机场上被炸毁的。但戈林对这个数字仍不满意，下令复查。出动侦察机对苏联机场拍照取证，仔细核查飞机残骸以后，证明那个数字确实是保守了，被炸毁的苏联飞机实际上在2,000架以上。战争头三天，德国报告说总共击毁3,100架苏联空军飞机。然而这个数字也还不对，根据后来苏联方面的材料，实际上是3,922架。德国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地面部队的进展同样顺利。德军北集群赫普纳指挥的第4坦克集团军第一天就越过尼曼河前进了80公里。第一周结束时，德军面对的苏军装甲部队已大部被歼，德军随即跨过道加瓦河（拉脱维亚语Daugava，俄语称Западная Двинá，西德维纳河），到达列宁格勒攻击距离之内。只是由于步兵跟不上，希特勒才命令装甲部队暂时停止前进。不过这也给了苏联红军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重新集结，部署力量。

德军中央集群两个坦克集团军分别突破苏军战线，到27日，5天时间便推进了320公里，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师，把苏军西方方面军大部分兵力包围在明斯克与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波兰东北部最大城市）之间。到6月29日，苏军损失超过40万人，其中战死约5万人，被俘29万人，受伤7万余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大将（1897—1941）随即被解除职务并被逮捕，7月22日被处决。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西方方面军绝大多数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和通信兵、炮兵、航空兵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第4集团军司令员和第14机械化军军长。他们的家属则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86号命令被判为叛国者，驱逐出境。这些人直到1956年才获得平反。

德军南集群同样让苏军遭受重大损失，完全处于被动。7月10日，红军老元帅谢苗·布琼尼（1883-1973）被任命为西南方向总指挥，统一指挥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1892—1941）领导的西南方面军和伊凡·图列涅夫（1892—1978）领导的南方方面军，总兵力达150万人。这时的布琼尼58岁，年纪还不算老，但他的军事思想已经“老”了。尽管乌克兰是他内战期间纵横驰骋的旧地，十分熟悉，有“地利”之便，但面对德军坦克和飞机，骑兵却已经威风不再。两个月后（9月13日）斯大林不得不免去他的职务。

图列涅夫是“二战”开始以后（1940年6月）苏联红军第一批获授大将军衔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人是格奧尔基·朱可夫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他指挥的南方方面军是在6月25日才由原来莫斯科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一些部队组建起来的，8月29日图列涅夫身负重伤，不得不由德米特里，利亚贝舍夫中将（1894—1985）接替。9月20日基尔波诺斯率部突围时被流弹击中身亡，成为“二战”苏军第一个阵亡的上将。同日阵亡的还有他的军事委员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坚科（1902—1941）、参谋长瓦西里·图皮科夫（1901—1941）和其他多名高级军官。

基尔波诺斯在那年2月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战争开始后改建为西南方面军。图皮科夫战争爆发前任苏联驻德大使馆武官，战争开始后回国，7月29日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布尔米斯坚科原来在地方上工作，到任更晚（8月20日）。他们还来不及熟悉自己的部队与任务就仓皇上阵了，类似情况在战争开始时的苏联并非个例。

尽管战争最初几天总体上说苏军表现很差，但也不乏“亮点”，布列斯特保卫战便是一个突出例子。布列斯特全名“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这里的布格河是指“西布格河”，是波苏边界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柏林－华沙－莫斯科铁路和公路进入苏联的第一站，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建有著名的布列斯特要塞。居民中犹太人占很大比例，根据沙俄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4.5万总人口中有3万是犹太人，1977至1983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便出生在这里。

1941年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发动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布列斯特在第一分钟就遭到炮火猛烈轰击，不少苏联守军在睡梦中就丧生或者受伤，但在最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开始顽强的抵抗。驻守布列斯特的苏军共约9,000人，主要是西方方面军第28军第6步兵师和第42步兵师的部队，还有一些边防警察、内务部人员以及要塞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重武器，也没有装甲部队，更谈不上空军配合。进攻布列斯特的德军是古德里安第2坦克集团军第12军，以第45步兵师（约17,000人）为主，还有第31、第34步兵师以及其他一些部队，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这是“二战”期间古德里安第二次进攻这个城市，不过上一次是从波兰人手里夺取，这一次对手换成了苏联。

德军计划在12小时内完成攻占任务，然而，苏军抵抗之顽强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布列斯特的平民（包括妇女）也投入了战斗，照顾伤员，为机枪装填弹夹、子弹带，还有一些人拿起伤亡士兵的枪械直接参加战斗。不少未成年人也尽了自己的力量，从被破坏的仓库里把弹药、食物送到前线士兵手中，搜集还能使用的枪支弹药，观察敌军动态，等等。

由于遭遇顽强抵抗，德军第一天就有281人战死。尽管动用了多种重型武器，包括1941年式15厘米口径“喷烟者迫击炮”（实际上是一种多管火箭炮）和火焰喷射器，激烈的战斗还是一直持续到29日。那一天德国空军进行了两轮猛烈轰炸，才算最终拔掉了这个“钉子”。

由于夺取布列斯特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德军最高统帅部要求负责指挥此役的德国第45步兵师师长弗里茨·施里佩尔（Fritz Schlieper，1905—1974）写出详细报告。报告副本保存在该师档案库里，1942年3月在奥廖尔州利夫内被苏军缴获。从报告知道苏联军民抵抗之顽强，甚至在只剩一个人的情况下仍然在废墟里向敌人射击。施里佩尔的报告是7月8日提交的，但在那以后残存的红军士兵仍然没有放弃战斗，德军记录最后一次遭到苏军射击是在7月23日。德军还在废墟墙壁上发现了红军士兵留下的遗言：“我们将死去，但我们不会离开要塞。”“我将死去，但我不会投降。永别了，祖囯！”遗言署明了日期“1941年7月20日”，但是没有留下名字。

战后布列斯特被苏联命名为英雄要塞，成为苏联“二战”12个“英雄城”之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墙外，为每一个“英雄城”立了一个石碑。1965年“二战”结束20周年的时候，苏联为这12个“英雄城”发行了纪念邮票。

战争初期苏军西方方面军的表现大概是最差的，损失最惨重，如前所说，方面军司令员等高级将领还因此被处死。但就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二天，6月23日，第10集团军便发动过一次反攻。6月24日，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又命令该集团军第6军、第6骑兵军以及第3集团军的第11机械化军发动反攻，以阻止德军在比亚韦斯托克附近包围苏军。7月6日，苏军第20集团军再次发动大规模反攻，有700辆坦克参加。虽然这几次反攻均告失败，从军事角度看都有不合时宜之嫌，但却让世人看到了苏联红军抵抗侵略的决心与勇气。德国人开始明白他们遇到了不同的对手，陆军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古德里安和其他德国将军留下的文字材料，都有不少关于苏军顽强抵抗、造成德军重大伤亡的记载。当时担任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君特·布鲁门特里特便说：“甚至在第一个战役中，俄罗斯军队的表现也与波兰人和西方盟军形成鲜明对比。即使被包围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顽强抵抗。”这里说的“第一个战役”，指的就是明斯克战役。哈尔德在8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越来越清楚，我们低估了俄罗斯巨人的力量，不仅是在经济和运输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军事上。开始时我们估计敌人有200个师，而现在已经确定的就达360个。十几个师被消灭了，俄罗斯就投入另外十几个师。对于这个广阔的战线，我们的力量太单薄，没有纵深，结果是敌人的不断反攻往往能够奏效。

德军南集群指挥官伦德施泰特后来也说：“进攻开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此前关于俄罗斯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7月5日，莫洛托夫在会见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时说，虽然战斗很激烈，但最近几天前线的形势已经稳定下来，这对英军在法国北部登陆以及参加北方地区战斗是十分有利的。3天后，7月8日，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

两周来的战斗已经充分证明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德国军队是无法战胜它的，现在是两强相遇。但是，德国的战争机器非常强大，而且几乎整个战争机器都用来对付苏联，所以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将德国兵力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从而稍稍减轻对苏联的压力，不仅是英国的义务，也是其直接利益之所在。

艾登赞成在法国北部登陆，主张对苏联进行最广泛的援助，他也表示将尽快向自己的政府提出在法国登陆的问题。但也就在这一天，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件（那是“二战”期间两人往来信件的开始），英国首相对苏联军队大加夸赞：

俄国军队正在对纳粹无端发动的残酷侵略进行如此顽强英勇的抵抗，……我们要在时间、地点和我们日益增长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战争越持久，我们当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然而，对于苏联最关心的英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问题，这封信却避而不谈。斯大林对此很不满意，对转交信件的克里普斯大使说，英国政府只是发表一些准备提供援助的空洞宣言，没有见到实际行动。

7月12日，英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两国政府对德战争中联合行动的协定，正文只有两条：

1. 双方政府相互保证，在当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

2. 双方政府还保证，在战争过程中，除非得到双方同意，既不与德国进行谈判，也不与德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是“二战”爆发后英国和苏联签署的第一个正式外交文件，虽然承诺“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但具体是哪些援助，怎么支持，文件都没有提到。

7月16日，古德里安指挥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攻占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已经越过整个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境内，从波苏边界到莫斯科，已经走完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距莫斯科还剩下约320公里。对于苏联，形势不能不说是非常严峻。7月18日，斯大林致信丘吉尔：

如果能够在西面（即法国北部）并且在北面（即北极地区）开辟一个对抗希特勒的战场，那么，苏联和英国的军事形势将大大改善。

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不但能够牵制希特勒在东欧的军队，也会使希特勒入侵英国成为不可能。开辟这一战场是符合英国军队以及英国南部全体人民愿望的。我充分理解开辟这样一个战场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尽管有困难，还是应该开辟这个战场，它不但有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而且有利于大不列颠本身。现在是开辟这个战场最适宜的时机，因为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调到东欧，并且还没有来得及巩固他在东欧占领的阵地。

在北面开辟一个战场就更容易做到。在英国方面，只需要海军和空军采取行动，无需派遣陆军和炮兵登陆。苏联的陆海空军将参加这一战斗。

第二天丘吉尔回答苏联驻英大使说：在法国北部，不管企图开辟多少个战场都是不现实的，他做出的唯一许诺是以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对德国进行轰炸，既不吝惜飞机，也不吝惜飞行员。英国军方也在给苏军的电报中表示，他们只能通过空中、海上和经济行动并通过加强在近东和远东的地位来削弱德国，间接地给苏联以帮助。“从军事观点看，除了我们已经做的事情以外，再不能对俄国陆军和空军的作战施加影响了。”

8月26日，英国外相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麦斯基时表示，“英国还没有准备进攻法国”，但“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会开始在利比亚的进攻”。三天后，丘吉尔本人也对苏联大使说他不认为目前有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还对1942年春季是否有可能开辟表示怀疑，表示英国打算1942年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实施重大战役，为此在近东集结了大量兵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表明英国对在欧洲大陆（具体说便是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一事，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对于英国的安全，是北非重要还是英国本土重要，应该是任何人都不难回答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本土丢了，英国能把自己的政府建到殖民地上去吗？不把大量兵力用于保卫本土而集结在北非，说明他们很清楚，德国已经深深陷在苏联战场，不可能再威胁英国本土的安全了。正是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让英国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安全，然而他们给苏联军民的回报却是自食其言，在盟友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施以援手。8月30日斯大林回电丘吉尔，不客气地指出：

实际上，英囯政府是在以自己的消极等待政策来帮助希特勒匪徒。希特勒正好希望各个击破对手——今天是俄国人，明天是英国人。

这时，战场形势对苏联来说已经空前严峻。在北面，从8月8日起，列宁格勒便被德军包围。在南面，也在8月8日这一天，乌克兰中部乌曼战役结束，德军南集群开始进攻基辅。在中路，斯摩棱斯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德军兵力最强的中央集群已经在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9月3日，斯大林再次致信丘吉尔，提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指出由于德国人深信“西方现在没有第二战场，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毫无顾忌地又调了36个精锐师和大量坦克、飞机到东线来”，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他要求英国“本年内在巴尔干地区或法国的某一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至40个师”，还希望英国加紧军事物资的援助。

由于情况紧急，那封信在交给英国驻苏大使的同时，还由苏联驻英大使在伦敦直接交给了英国政府。克里普斯大使收到信后表示，他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他将马上转交英国政府。还说自己会像过去一样，“建议组织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并且告诉苏联人，他决定立即返回英国，以便“用个人的影响来保证实现信中提到的措施”。他当天就给英国政府发了电报陈述他的看法，他认为形势严峻，斯大林信件所言并非夸张。他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在最后关头不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我们将长期地，也可能是永远地从俄国战场失去一切好处。

丘吉尔这样回答他的大使：

当您说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努力”时，我想您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空间、时间和地理条件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禀赋。

对在伦敦交给他信件的苏联大使，丘吉尔仍然坚持说进攻法国是不可能的，并且表示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也不现实：

英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飞机和坦克来开辟这样的战场。……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向你们提供任何重大的援助——不论是通过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提供你们所需要的各类武器。目前我们能提供的只是沧海一粟。

他同时给斯大林发了回信（斯大林9月6日收到）：

虽然我们不应当不去做出应有的努力，但实际上英国在西欧除了采取空中行动外，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去迫使德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军队从东线调往西欧。没有土耳其的协助，就没有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英国军队是否强大得足以在1942年侵入欧洲大陆，必须取决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

那封信还说，英国政府希望在1941年年底以前把自己在北非的军队扩充到75万人，到1942年夏季增加到100万人。

对这封信，9月13日斯大林回答道：

您在回信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说，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共同的敌人。

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就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主要成员中，也有人并不那样认为，最先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便说：

俄国人的抵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抵抗使德国军队调离了西欧，并暂时阻止了轴心国在其他战场可能发动的进攻。它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造成了近乎革命的形势，并为英国军队开放了两千英里长的海岸线。

“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会晤，比弗布鲁克都是主要陪同人员。而英国驻苏大使，无疑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驻外使节。当然英国驻美大使也很重要，但1941年12月丘吉尔访美，留下刚于11月18日晋升元帅的迪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时也是英国三军的代表，相当一部分驻美大使的任务就改由他承担了。比弗布鲁克和克里普斯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表达的态度，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是真诚的。然而，非常遗憾，那对丘吉尔也同样不起作用。附带说说，此后迪尔元帅一直留在华盛顿，直到1944年11月4日在那里病逝。

9月10日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9月19日基辅战役结束，纳粹德国开始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此役选择“台风行动”（Unternehmen Taifun）为代号，企图像“台风”那样一举摧垮苏联的抵抗。为此调集的军队和武器装备数量之庞大，大概是战争史上仅有的，到10月1日，兵力超过190万人，而苏军只有125万人。然而，就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英国仍然拒绝开辟第二战场，给它所称的盟友苏联以真正的援助。显然，丘吉尔已经确信，即使莫斯科失陷，苏联的抵抗也不会停止。不过，由于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没能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进入莫斯科。1942年1月德军被迫后撤，2月11日，丘吉尔不失时机地给斯大林写信表示祝贺：

贵国军队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我们大家的钦佩之情绝非言词可以形容。但我不禁要对俄国为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和祝贺。

丘吉尔的做法，不但在国际上广受批评，就在英国国内，人们也普遍感到不满。1942年2月刚被召回伦敦的克里普斯便发表一个著名的广播演说，呼吁给苏联以真正的军事援助。公众对那次演说反应极为强烈，这让他迅即成为英国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2月19日被任命为内阁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兼任下院领袖，尽管这时他并无政党背景——他原来是工党党员，但因主张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与共产党及部分自由党人、保守党人合作，1939年初被工党开除。下院领袖是内阁中负责下院事务的阁员，经常由首相本人兼任，克里普斯的前任便是丘吉尔自己。克里普斯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致3月初美联社从伦敦发回的报道预测他有可能取代丘吉尔成为首相。

丘吉尔对此玩弄了一点小伎俩，派他到印度去与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谈判有关事宜。后来印度独立，印巴分治，真纳被视为巴基斯坦“国父”。那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任务，丘吉尔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回到英国以后，克里普斯不再担任下院领袖并且退出战时内阁，改任飞机生产大臣，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克里普斯的演说在政界得到许多人响应。下院2月25日会议上就有议员发言说：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已经两年半了，此前还备战了一年。备战和作战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斯大林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时，我们早就应当开辟第二战场。

4月24日，比弗布鲁克在美国纽约发表演说，指出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才是对俄国的真正援助，也才是对反对法西斯共同事业的真正贡献：

自从去年10月访问俄国以后，我就赞成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我相信俄国的办法，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认为英国应当通过在西欧被德国占领的两千英里长的沿岸某地建立第二战场的办法，仿效这种策略。

5月10日，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承认“许多人都要求进攻欧洲大陆”，声称他“欢迎英国民族这种战斗的、进攻的精神”。他还说：“在美国，这种精神也得到同样坚决的支持。”这一次丘吉尔在说到英国人的情绪外还说到美国，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11日又对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美国参战后发生的第一件重要事情，便是1942年1月1日“四大国”（Big Four，亦译“四巨头”）和另外2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正式成立。“四大国”指的是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已久的中国、英国和苏联，还有刚刚加入反法西斯战线的美国。美国正式对德、意宣战以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英国之外便又涉及到美国。英国要想抗御德国，美国的支持、援助是最重要的，对于美国的人心所向，丘吉尔不能不有所顾忌。

1942年2月，美国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84.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尽快开辟第二战场。

3月10日，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呼吁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集中力量进攻西欧，以援助苏联红军。他指出，轴心国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各同盟国把自己的力量分散在各个地区，没有集中起来用在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而那样的地方就是西欧。在反对纳粹这一点上，李普曼是非常坚决的，因为他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尽管美国参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但从总统到普通民众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关键是打败德国。4月1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对于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西欧是最重要的战区，英国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应该在那里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因为：

选择这一战区可以赢得几个月时间。通往德国心脏的最短路程是经过法国。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建立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而那是确保地面战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这一地区可以应用英国大部分空军和陆军。

这些行动可以对俄国提供某种援助，并且可以让我们的人民立即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空军和陆军官兵将得到锻炼，从而获得作战经验。由于长期无事可做，他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了。

在西欧的进攻是对俄国极为重要的援助，而俄国能够继续对德作战是粉碎敌人的重要先决条件。

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在这一地区能够比在其他任何地区能集中更大的兵力，并且为他们提供必需的供应。计划动用兵力48个师（其中美军30个师，英军18个师）、5,800架飞机（其中美国空军3,250架，英国空军2,550架）。然而，计划进攻的时间不是苏联要求的1942年，而是1943年春天。不过，备忘录也提出在1942年9—10月间在法国北部将实施一次规模有限的打击，代号“重锤行动”（Operation Sledgehammer）。

白宫会议后罗斯福立即派他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和马歇尔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说明美国的计划。并于4月3日给丘吉尔写信：

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囯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歼灭的德国人和摧毁的德国武器装备比你我两囯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到达伦敦后，4月8日至14日霍普金斯、马歇尔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物会谈。12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回信，表示：“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制定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至于1942年实施有限打击的问题，则要根据苏德战场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在此期间，4月11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采取具体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并且认为1942年夏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延误，为此已经派霍普金斯去和英国人协商。还请他把一封信交给斯大林，建议苏联近期派外长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来华盛顿商量此事。

也就在4月，美国底特律三万汽车工人向罗斯福总统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400多名教会著名人士呼吁美、英两国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趁德国忙于俄国战场之机把战争转移到德国本土。28日费城举行盛大海员集会，口号就是“立即进攻西欧”。

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苏联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总参谋部费多尔，伊萨耶夫少将到美国商讨有关事宜。在到美国之前，5月20日他们先到了伦敦，与丘吉尔及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士会谈。会谈中丘吉尔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准备以最大的兵力进攻欧洲大陆。英国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将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但说及具体时间，就表示不能确定，他说：

1943年我们将拥有大量的船只，那时我们将能够在敌人沿岸地区五个或者六个地点，在从北角到巴荣那的任何地方实施登陆。……我们共同的计划是在1943年用150万美国和英国兵力在欧洲大陆登陆。

5月26日，莫洛托夫和艾登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及战后互助合作同盟条约》，共8条，比此前（1941年7月12日）签订的那个只有2条的条约详细了许多，但仍然失之笼统而不具体，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三天后莫洛托夫一行到达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军方要员会谈。在一次美方只有总统和霍普金斯参加的会谈中，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他和许多美国人看法不同，认为“必须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因此，准备在1942年尽一切努力来减轻苏联对希特勒战争的负担”。还告诉苏联外长：到年底美国将有400万陆军和60万海军。但是，“要想保证进攻欧洲战役的胜利，只能在1943年进行”。当晚霍普金斯拜会莫洛托夫，解释说：罗斯福是“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热心的拥护者，可是美国将军们似乎认为1942年苏联战场的态势是稳定的，因而看不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回答道，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拖延到1943年，对苏联孕育着危险，对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是危险的。由于英、美两国所说1942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输力量不足，苏联表示愿意大幅度减少两国对苏联的援助，从原定的410万吨（其中武器180万吨，汽车、钢铁等其他物资23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但就是这样，仍然没能让两国答应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11日，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次日发表莫洛托夫访美公报，称：“在会谈过程中，对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谅解。”接着，在苏、英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里也写进了苏、美公报那段话。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同意发表那样的公报是“旨在把敌人引入歧途”。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则说那是由于美国政府采纳了它，英国不想“以互相矛盾的公报帮助敌人”。

由于担心在与莫洛托夫会谈后美国会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支持苏联，通常乘军舰出访的丘吉尔6月18日破例乘飞机赶往华盛顿，亲自说服罗斯福。但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征得陆军参谋部同意后给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

完全有根据说，希特勒唯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这一战场的开辟，便是支持俄国和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最好保证。

两国军事领导人会谈时，马歇尔和美国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1956）都反对英国提出的北非战役计划，认为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减少向其他战场调派兵力而应在欧洲集中力量。马歇尔指出，北非战役即使获胜，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引开俄国战场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尽管“二战”期间丘吉尔的主要军事顾问、参谋长会议秘书哈斯汀斯·伊斯梅将军（Hastings Lionel Ismay，1887—1965）起草的一份文件也说：“1942年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行动产生更大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收获。”即便阻力重重，丘吉尔最终还是说服了罗斯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西欧引向了北非。

值得注意的是，历时25天（5月26日至6月21日）的加查拉战役（Battle of Gazala）刚好在丘吉尔这次访美期间以英军大败结束，9万轴心国军队打败了11万英军，利比亚东北部重要港口托卜鲁克失守，英军损失5万人（其中3.5万人投降），这是1942年2月8日至15日新加坡战役之后英军的第二次惨败。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希特勒便将隆美尔晋升为元帅。纵观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战绩最佳的其实就是这一次，而此役从规模到战绩，与苏联战场上的战役都无法相比。而且，参加加查拉战役的轴心国军队和北非其他战役一样，都以意大利军队为主，共3个军（第20摩托化步兵军、第10军和第21军），而德军只有一个军，即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对于英国，加查拉之败自然是个坏消息，但却帮助了丘吉尔，让美国人开始关注北非这个他们原来不主张开辟战场的地方。

附带提一下新加坡战役，该战役3.6万日本军队打败了8.5万英军，两军伤亡数字相近（日军4,485人，英军5,000人），但却有8万名英军在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1966，中文名字“白思华”）率领下投降。和帕西瓦尔一起成为战俘的还有指挥印度第3军的刘易斯·希斯中将（Lewis Macclesfield Heath，1885—1954）和指挥英军第18步兵师的默顿·贝克维斯-史密斯少将（Merton Beckwith-Smith，1890—1942）。

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持英国国旗者）在白旗引导下前往日军山下奉文中将（1885—1946）司令部签字投降。

利比亚战场的失利使丘吉尔在英国国内广受批评，7月1—2日下院甚至讨论过对内阁的不信任问题。现在这位首相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够轻易取得而又能够有效安抚舆论的胜利。7月8日他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在1942年发动条件尚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会妨碍1943年的大规模行动，他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场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是真正的第二战场。”罗斯福当即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到伦敦，7月20日开始和英国人协商。美国将军们仍然反对分散兵力的做法，认为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瑟堡是最适合的登陆地点。第一，它能鼓舞苏联人，因为它将实际体现盟国从东线引开德军的意图；第二，将为1943年盟军战役提供一个出发据点。

意见相左，协商陷入僵局。丘吉尔召开内阁会议，让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汇报与美国人协商的情况，内阁成员一致反对1942年在法国作战。丘吉尔把这个情况通报美国代表，美国代表随即报告了罗斯福。罗斯福对这一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随即同意1942年不在法国而在北非作战。7月25日，英美两军参谋长决定于1942年在北非实施代号“火炬”的行动。

这时已经不是战时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告诉苏联驻英大使：首相“实际上始终是第二战场的反对者，他一度稍许改变态度，也仅仅是迫于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告知英国将终止取道北方海路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因为英国不能冒着让自己的舰只被击沉的危险。

对英美两国这样的决定苏联会做何反应，舆论又会作何反应，可想而知。罗斯福不得不考虑怎样向苏联人解释。7月22日他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表白自己：“始终坚持在法国登陆，但丘吉尔反对这样做。”7月23日，法国流亡政府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也在伦敦对马歇尔等几位美国将军说：“从盟国的战略观点看，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7月31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希望亲自和他会晤，并且说将考虑在9月的第一周派遣船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援助物资。苏联当天就向他发出访苏邀请，8月12日，丘吉尔在布鲁克等人陪同下到达莫斯科。同机前来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后来（194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丘吉尔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解释说，英美两国仔细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在9月（最后一个有好天气的月份）实施在法国北部的战役，但准备在1943年发动几个大战役，并且说“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8月14日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说道：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举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了道路。

英国人所说“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的“火炬行动”是英美两国计划在法属西北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战役”，以美军7个师、英军5个师攻占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沿岸地带。这个计划后来的确实施了，只是时间略有推迟（1942年11月8日—16日）。那确实是“二战”中英美两军对轴心国的第一次“大战役”，美国“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等人都是在那次战役中首次亮相的，英军指挥官有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康宁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1883—1963）、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斯·安德森（Kenneth Arthur Noel Anderson，1891—1959）等人。盟军共10.7万人，对手是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6万守军，没有意大利军队，德国也只有恩斯特·卡尔斯上尉（Ernst Kals，1905—1979）指挥的两艘潜艇在摩洛哥以西的大西洋海域活动，并于11月12日击沉3艘美国货船，总吨位约3.6万吨。这个“大战役”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和苏联战场上众多战役一比便很清楚。维希法国军队自然无心为德国卖命，有的观望，有的投降，有的倒戈，只有少部分军队抵抗，英美盟军仅付出很小代价（479人阵亡，720人受伤）便大获全胜，维希法国军队有1,346人阵亡，1,997受伤。确如丘吉尔所愿，是一场轻易取得而又可大做文章的胜利，它是否确如英国人所说“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也不言自明。

这次对苏联的访问，丘吉尔的最大收获恐怕就是深信即使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继续战斗。他给罗斯福通报访苏情况的信中提到：“整个会谈期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将停止战斗，我个人感觉斯大林满怀信心，他将获胜。”

也就在丘吉尔访问苏联的8月，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社论说：

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西欧和德国本土，……必须把第二战场看成不仅是减轻俄国压力的一种手段，也是英美进行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

英国《泰晤士报》9月10日社论说：

一个盟国在进行殊死斗争，而其他盟囯仍然处于准备阶段，……尽管对此可以用某些挫折来做部分解释，但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一种耻辱。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和军队关心的是要洗掉这一耻辱。

另一家创刊于1827年、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2009年以后称London Evening Standard）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对这一问题迫切性的认识，应当压倒其他一切感情。历史对我们的评判，不是根据我们在自己的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准备给予何种程度的援助，而是根据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提供这种援助。

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谈及近来英苏两国由于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困难。他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公报，只是因为那已经写进了苏美两国公报，英国人除了仿效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还告诉苏联大使，丘吉尔首相认为，“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人”，“干扰德国人”，在公报里讲点有关第二战场的话是有益的。英国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本国和美国舆论的压力，四天后英国驻苏大使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转达艾登的意见，希望苏联报刊不要再刊登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否则可能会造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让“希特勒非常高兴”。莫洛托夫应允苏联报刊不再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不能不转载英、美两国报刊的文章。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无视他们本国的舆论，苏联政府却不能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英美两国舆论真诚地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履行诺言，给盟友以真正的援助，还提醒大使注意：“让希特勒最感到高兴的，并不是他在报刊上读到了什么，而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个事实。”

希特勒当然不会看不到第二战场一直没有开辟这个事实，而且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所言，尤其是他们的所行，已经足以让他确信，至少在1942年不会有第二战场，1939年他入侵波兰时出现过的“西线无战事”局面不但已经重演而且会延续下去，德国不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辉煌曾经让他误以为很快就能解决苏联问题，开始考虑从东线撤回一部分军队以重新进攻英国，现在他再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集兵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样就有了1942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

苏联虽然在1941—1942冬季战争中保住了首都莫斯科，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与德军相比，苏军官兵素质本来就差得很多，在大量官兵伤亡、被俘之后，新补充的兵员更是训练不足，新提拔的指挥员要想在短时间内称职也不容易做到。要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仍然需要时日，武器、装备供应受到的影响自然不小。加之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完全落入敌人之手，俄罗斯南部也有不少地方失陷，对军需、民生都造成极大困难。

1942年春夏战事，却是从苏联错误发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5月12—30日）开始的。是役，德军重创由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试图夺回哈尔科夫的苏军，此后铁木辛哥即没再获重用。接着德军B集群发动沃罗涅日战役（6月28日—7月24日），占领了莫斯科以南450公里顿河上重要的战略城市沃罗涅日，从那里沿顿河南下直逼斯大林格勒。到8月10日，德军已经把顿河西岸的大部分苏军清除，23日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二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由此开始。

也就在沃罗涅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德军Α集群攻占了临近顿河入海口（亚速海）的重要城市、库班和高加索地区的门户罗斯托夫，从那里南下，8月3日攻占斯塔夫罗波尔，10日攻占石油城迈科普。由于来不及撤走，苏联不得不把所有油井和石油设施炸毁，以免被德国人利用。12日，德军攻占克拉斯诺达尔，25日攻占莫兹多克，9月11日攻占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直到9月末，德军攻势才被阻止。

就在苏联军民极其困难的1942年夏天，英美两国却中断了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原因是要把运输船队用于北非。虽然9月曾派出一支船队，但很快就停了下来，英美通知苏联到1943年1月物资援助依然不可能恢复。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目前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盟国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把他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都用于苏联战场。但是，苏联军民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取得最后胜利。他说的不是空话，因为红军已经为反攻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过了不到两周，11月19日，苏军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发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攻。经过两个多月苦战，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消息传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一年前莫斯科战役结束时一样，丘吉尔又及时发来了贺信，称“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斯福也来信祝贺，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般的战斗和苏联军队取得的成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他还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的荣誉状，称赞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

在对俄国关系中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俄国成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就能更快结束，（美国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就会小些。

简言之，美国希望尽快在欧洲打败纳粹德国，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只有中国在亚洲大陆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战争初期英军便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投降，太平洋战场完全由美国独力支撑。

但是，会前刚从伦敦回来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领导人，英国人虽然口头上同意“霸王行动”，内心却是不赞成的。果然，会上丘吉尔不能公开反对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便采取为那个行动设置种种先决条件的办法尽量拖延。他坚持把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置于优先地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阻挡在多瑙河以东。会后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虽然都再次重申要开辟第二战场，但又一次回避了最具体的问题——日期。

说到“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关系，有两个美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1940年5月被罗斯福总统邀请住进白宫，此后整个“二战”期间都住在那里，与罗斯福朝夕相见，以致被戏称为“影子总统”。罗斯福与同盟国领导人的所有会见都有他陪同，有些会见美国方面只有两人参加，那便是总统和他。整个“二战”期间，他始终是罗斯福最倚重的人，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顾问。霍普金斯没有正式职务，这让他更适宜做一些正式外交官不大好做的事情。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负责这件事的就是霍普金斯。当时纳粹德国还没有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以受援国主要是英国。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霍普金斯就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代表罗斯福总统表示要尽力对苏联提供援助，“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回国后他建议把苏联也列入援助对象，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对“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维护起了积极作用。

雅尔塔会议前在索契，中间侧身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便是哈里·霍普金斯

第二个应该说一说的是亨利·史汀生。1867年出生的他，“二战”开始时已经年逾古稀，早在1911—1913年就担任美国战争部长，1929—1933年又担任国务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1940年总统罗斯福请他这位共和党人出任战争部长。

这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英、美两国国内，人们也普遍相信即使英美继续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打败纳粹德国，从而开始考虑战后问题。还在7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索尔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1891—1968）采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便说，美国社会舆论开始对战后问题感兴趣，因此他非常想知道苏联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集体安全问题的想法。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关心的还是现在仍在进行的战争，因为战争还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危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这再一次证明了安全的重要性，只有集体努力才能实现安全。

除普遍相信苏联将打败纳粹德国外，社会舆论还对英、美两国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普遍表示不满。1943年9月，英、美两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英国各行业工会，还有职工大会第75届年度大会，都呼吁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1890—1960）发表演说，指出英国政府“指望苏联和德国在战争中相互削弱，从而为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统治扫清道路”。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底特律等城市也都发生群众集会、游行，要求英、美两国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和苏联红军一起在1943年打败希特勒德国。

针对丘吉尔等西方领导人对意大利战事的宣传，英、美两国一些报纸指出，与苏联取得的重大胜利相比，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9月4日，1852年创刊且很有影响的《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说，意大利南部距轴心国要害甚远，就算盟军能够进抵罗马，也不可能对德国实施毁灭性的打击，明确指出：“这一战场不是第二战场。”9月2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文章，指出：

他们（指俄国人）去年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指出，这能缩短战争期限，也能加强他们自身的抵抗，而英美两国的官方反应至少是令人失望的。现在，俄国人不需要请求直接的援助。他们正在取得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往往意想不到的胜利。……（开辟）第二战场与其说是为了帮助俄国人，不如说是帮助我们自己。

1943年10月19—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三国军方也参加了讨论。英、美两国建议讨论德国问题，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奧地利、土耳其、波兰的态度，战后普遍安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苏联则把开辟第二战场看作是必须讨论的问题，提醒他们注意丘吉尔和罗斯福6月3日给斯大林的信里说过，进攻法国北部的战役打算在1944年春季举行。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斯大林，说丘吉尔认为“不能冒在意大利失败的风险”，因而他“不能完全相信”进攻法国的计划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进行。也就是说，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从1942年推延到1943年，再推延到1944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还将继续被推延。

会议结束时（10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各国与会者，对这次会见最感满意的无疑就是美国囯务卿赫尔了，因为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在打败德国以后参加对日作战。他在发回华盛顿的电报中指出，苏联这样决定是“坚定的，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不要求任何交换条件”。赫尔把苏联这个承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在给罗斯福发电报时，忙中出错，一半用了陆军密码，一半用了海军密码。

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十月革命26周年纪念日，苏联领导人照例要发表讲话。这一次，与24周年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式上的讲话及25周年的讲话都大不一样，他给苏联军民提出的任务是：

1. 从法西斯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协助他们恢复、重建自己的国家；

2. 给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完全的权利和自由，让他们能够自行解决国家的制度问题；

3. 严厉惩办战争罪犯；

4. 建立必要条件，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可能性；

5. 确保欧洲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合作。

这明确告诉世人，尽管战争仍在继续而且仍将十分艰苦，苏联战场仍然是最主要的战场（从10月1日到11月10日，希特勒又从法国调来5个师，从德国国内和意大利各调来2个师，从希腊和挪威各调来1个师，总共调了11个师到苏联战场），苏联对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已经充满信心，并且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对战后欧洲重建问题的态度。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前一天（11月6日），苏联红军收复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现在，战后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在苏联之外中国也是抗击法西斯的一个主要力量，罗斯福策划召开一次“四大国”（美、苏、英、中）首脑会议。但斯大林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只好分两步走，先举行没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再举行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这样就有了1943年11月22—26日代号“六分仪”的开罗会议和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

这时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都认为，不能再让英国人把自己拖在地中海了，那会让苏联解放整个欧洲。他们认为应该由美国攻占柏林，只让苏联占领柏林以东的部分。因此，“霸王行动”应该是英、美两军对德作战的最主要的任务，所有资源都应该为确保它的顺利实施使用和分配。进攻开始的日期，应该为原定的1944年5月1日。丘吉尔虽然也说“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应该加速进行，但仍坚持他一贯的主张，说那应该在“地中海政策的范围内进行”。就这样，开罗会议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都达成了重要共识，但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分歧却更明显了。

由于与斯大林会晤的日期将临，英、美两国只好把分歧带到德黑兰。丘吉尔在开罗对罗斯福没能做到的事，在德黑兰对斯大林自然也难做到。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上，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而且谁都看得出来，那主要是英、美两国的分歧，因为还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派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便已发回报告说，苏联人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兴趣明显减少了，他们相信没有那个战场，红军也能攻占柏林，彻底打败纳粹德国。罗斯福说：

如果不进行地中海战役，盟国就能按期实施“霸王行动”。而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将势必推迟“霸王行动”。

丘吉尔说：

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在地中海地区无所事事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因此，我们不能保证，5月1日这个日期能够准确地得到遵守。确定这个日期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能仅仅为了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而牺牲地中海战役。

第二天上午，三国军方领导人会谈，参加者苏联是伏罗希洛夫，美国是马歇尔，英国是布鲁克。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情况一样，仍然只有布鲁克坚持哪怕牺牲“霸王行动”也要进行地中海战役。

下午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三国军方领导人汇报了他们上午讨论的情况。斯大林突然提出任命谁来指挥“霸王行动”的问题，并且说：“苏联不想参与这件事，只想知道谁将负责准备、也负责实施这个行动。”丘吉尔当即回答说，过两个星期就将确定人选，并且会把结果通知苏联。

罗斯福再次提出行动日期问题：

如果同意实施“霸王行动”，那就需要商定这一行动的日期。它可以在5月第一周或者稍晚进行。

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说可以在5月10日、15日或者20日进行。还说，为了不让德国人把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苏联将在“霸王行动”开始前发动几次大规模进攻，以把德军牵制在东线。这是一大转折，以前苏联希望开辟第二战场是指望能从东线引走部分德军，减轻自己的压力，现在反过来了，愿意把德军牵制在东线以减轻英美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

德黑兰会议结束不到两周，12月7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就交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封信，通知他英、美两国已经确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霸王行动”。哈里曼还说，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行动由美国人来指挥，达成这样的结果很不容易。对此，苏联方面当然可以理解。同一天苏联也收到丘吉尔类似内容的信，这一次他没有食言，不到两周就确定了人选并且把结果通知了苏联。然而，如果以为丘吉尔就此改变了他一贯的主张，那对他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就太不了解了。12月25日他致电罗斯福，请求同意将56艘原计划用于“霸王行动”的舰船留在地中海，以便在意大利再发动一次进攻。为顾全大局，两天后罗斯福回信表示同意，但指出“霸王行动”仍然是英、美两军最主要的任务，并且要按照在开罗和德黑兰商定的日期实施。接着丘吉尔又提出把“霸王行动”推迟三或四周，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回答说：“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影响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才不过一个多月。”苏联则表示对所有能够打击德军的行动都支持，这样就有了1944年1月22日英、美军队代号“招牌行动”的意大利安齐奥之战。遗憾的是登陆战进展并不顺利，安齐奥北距罗马仅56公里，直到6月初希特勒命令德军统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宣布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撤出全部德军，6月5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马克·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1896—1984）指挥的美军才进入罗马。

按照原来制定的计划，为配合“霸王行动”，盟军还要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发动另一个进攻。1944年2月，蒙哥马利建议艾森豪威尔放弃那个行动：“但愿我们能够进行两个真正的大战役，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法国西北部。”因为，“意大利战场的胜利能为我们提供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夺取维也纳的绝好机会，而在法国南部发动那个配合行动，会削弱意大利战场盟军的力量。”后来法国南部的行动果然取消了，但没能动摇美国人把“霸王行动”当作首要任务的决心。

1944年2月2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提出，为了对德国一些重要战略目标以“穿梭飞行”方式实施更有效的轰炸，希望苏联同意每天让120~360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在苏联控制区机场降落，加装油料、炸弹后返程途中再次实施轰炸。斯大林当即答应，说最初阶段每天可接受150~200架飞机，具体实施方案委托双方军事专家去研究制定。4月10日英、美两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通知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定于5月31日进行，但根据天气和潮汐情况，也可能提前或者推后两三天。

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世人普遍熟悉的了，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拖延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到7月下旬，诺曼底战役胜利结束，双方人员损失基本相当，盟军伤亡约12万人，德军伤亡约11万人。大致与此同时（6月22日—8月14日），苏联红军发动的“巴格拉季昂行动”也大获全胜，那是德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伤、亡、被俘人数大大超过苏军，也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的损失。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从兵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优势已经完全转移到苏联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