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_经济和金融

经济和金融

共产党准备工作的又一方面是囤积粮食和其他必要食品。这些商品在战斗结束后就尽可能快地运到城市，以帮助稳定价格，养活人口和提供救济。这些粮食还用来作为实物薪酬支付给招募来的帮助军队清理战争废墟的平民。有些城市顺利地将大量的粮食和基本食物运进城里，完成了任务。这些城市包括石家庄、营口、济南、长春、北京、天津和上海。[28]

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

国民党遗留给共产党的最严重的城市问题当然是通货膨胀。为了成功稳定价格，食物的充足供给和工厂的不受损害作为前提条件当然非常重要，但仅仅如此还不够。

商业上的第一个命令是将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1945年，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用了几个月才收回了原沦陷区的所有伪币。1949年，北平于1月22日和平解放。但是直到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前，仍由原有人员维持治安和管理。到了2月3日，新货币的汇率公布。货币转换于2月23日完成，从那天起禁止金圆券在北京流通。汇率定在10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工人、教师、学生和穷人被允许以优惠的比率：3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兑换货币，这一特许权在共产党到达上海的时候被免除，因为它为投机创造了机会。在1月15日被共产党占领的天津，货币转换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在上海，在城市被解放的两周内，货币转换完成，国民党货币被禁用。[29]

然而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并不比过去对旧货币多。金、银、外汇市场继续交易旺盛。价格和工资经常用银圆而不是用新的人民币计算。投机行为也相应活跃起来，实际上在人民币刚出现的几天内就因为投机贬值了。在上海，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银圆的价格从人民币660元上升到1800元，每两黄金的价格从人民币3.9万元上升到11万元。商品价格随着金银价格的上涨而攀升。[30]

根据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所说，那里零售价格在一星期内的增长率等于解放区前一整年的增长率。[31]重新组建的上海商会天天宣称一些“无形的罪恶”还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包括：对储蓄缺乏热情、习惯于看重商品不看重货币、投入时间精力搞投机和谋取暴利、对生产不感兴趣。[32]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军管会主要依靠劝诫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不成功，于是它们禁止金银和外汇的流通、交易和用作计算价格的标准。虽然市面上的交易禁止了，还是允许人们持有金银和外汇，定期存于人民银行的账户中。这些金、银和外汇按照当天官方汇率以人民币的形式见票即付。

一位官员指出公众一定认为对共产党的规定和法令，就像对国民党的一样，不必太当真。在北平，禁令在2月28日宣布。3月2日，军管会开始逮捕兑换货币的人。这些人忽略了——据一家无线电广播谨慎的说法——军管会的“建议”。到了3月4日，116名货币交易者被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作了登记并答应不再交易银圆后很快被释放了。[33]

在上海，货币置换过程比北方城市实行得还要快，于是令人民币成为唯一交易媒介的工作在开展时比北方多了几分戏剧化。在6月10日的早上，人民解放军军队在股票交易大楼周围围上了警戒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城市内投机金银的中心。他们逮捕了2113人。在教育后，1863人在24小时被释放。剩下的，被认为罪行更严重的250人被羁押。在这些人里，有几个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者。[34]

同一时间，新政权还开始动员群众支持拒银运动，要求工人、国营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拒绝接受和使用银圆。6月9日，上海学联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学生支持拒银运动。来自100所大学和中学的6400名学生与会。几百名学生宣传队很快来到街上教育商人和钱贩子，并对每个过路人宣传新的金融规定。[35]

软硬兼施后，共产党通过平价——也就是商品储蓄单位刺激经济，从而丰富了打击投机的手段。它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储蓄不受最坏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就消除了投资金银的主要动机。在新的系统下，以人民币形式存入的储蓄被转换成商品单位的储蓄，每一单位代表以下商品市价的总额：一品脱米，一英尺布，一斤煤，一盎司食用油。当取出存款时，款项按取款时这些商品现行价格加上利息支付。[36]最后，所有政府银行的贷款同样以商品单位的形式计算，所有公职人员和很多其他人的工资也按该形式计算。

另外一个鼓励储蓄并吸收购买力的方法是政府债券的出售。推销活动开始于东北，后来向南移。公众前不久目睹了国民党的债券贬值为不值钱的废纸，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不敢贸然支持这一项目。每个城市都成立了认购委员会，一场声势浩大的推销活动开始了，主要针对工商界。与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的债券发行不同，这次新政权第一次发行债券最后被认购一空。[37]

每个城市在接收后的几个月内，商人和实业家，特别是前者，还成为沉重的累进税的主要对象。法令写得很清楚，让人没有空子可钻。很多人抗议，但是共产党很坚决。他们宣称在过去，农民承受着战争主要的开支，现在城市也必须做出贡献。然而，农村还是继续贡献着它那一份，税率在新解放区定在收成的13%，老解放区定在20%。

最后，为了阻止商人的囤积居奇和价格操纵——这些曾经在国民党经济中给城市消费者增加了困苦——新政权试图确保政府控制的生产区稳定供应必需商品。除了对一些必需品的定量供应之外，新的市政府还囤积基础必需品，如大米、小米、盐、油和煤。当价格显示强烈波动的时候，将它们投放市场以稳定价格。[38]这是通过市贸易公司来完成的，而市贸易公司是政府大区贸易机构网络的一部分。它们还从事常规的零售以及负责向消费者合作社提供货品。

例如，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华北贸易公司开始在北平出售粮食、煤和布，价格稍低于市价。贸易公司开起了它自己的门市部，还委托一些私营商人以固定的价格出售国家供给的商品。允许商人继续以市价出售他们自己的商品。[39]然而事实证明，私人代理系统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国家贸易公司越来越依靠消费者合作社，将它作为政府供应商品的专营店。虽然这些合作社的质量总是被报纸诟病，它们的数量却在迅速增长着。它们的组织方式像老解放区一样，面向个别工厂、作坊、政府机关等的雇员，对外人或普通大众不开放。[40]

因此一解放，共产党就在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内做了，或至少尝试去做一些事情。国民党在接收沦陷区时因为忽略没做而遭到批评的事不外乎这些。到了1949年，共产党保卫城市经济基础设施的努力似乎达到了想要的结果。基本的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在战斗结束之后都尽可能快地恢复了。货币置换过程做得干脆利索，新的当权者立即开始对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几个源头进行控制。转换成新货币之后，所有在形式上构成竞争的兑换都被禁止了。通过逮捕主犯、定下相当现实的汇率以及为公众提供一种替代的投资方式，买卖金银和外汇的黑市得到控制。另外，共产党开始收税，对一些必需商品开始了定量供应，并采取措施使得必需商品稳定地流入城市，以控制的价格出售。

经济马上对这些努力做出反应，但是反应不明显，并且不均衡。在共产党统治的前几个月，物价继续上涨，但比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个月的增长率要小。[41]在天津，1949年1月25日到8月23日之间，批发价格的平均周增长率在11.38%，而工人生活花费的平均周增长率在9.51%。国民党在天津统治的最后月份，1948年8月24日到1949年1月11日，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6.03%到31.2%。[42]然而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的食物价格猛涨，天津的情况也是一样。据记载，上海的米价增长了6倍，一个商品储蓄单位的价格从100元人民币上升到7月19日的894元人民币，在8月1日上涨到967元人民币。[43]

劳工的持续骚动

虽然官方强调工商业的复兴，发生的扰乱却常常抵消掉那些能有效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的努力。天津当局宣称到了1949年2月中，约有90%的城市的企业重新开门。[44]但是接下来的报道显示它们很难继续开下去。

下面是除了生产成本的继续上升外的又一现状，生产成本的上升也加剧了以下状况——在共产党管理下激增的劳资纠纷为工商业抛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纠纷与1945年发生在张家口，后来发生在东北各城市的纠纷形式相同。新的当权者，要么因为不愿意，要么因为无能为力采取其他做法，任凭工人的骚动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发放生活津贴、增加遣散费和更好的待遇。这就是在1949年春天被占领的城市的情况，一整年前，党的领导第一次将相同的劳工骚动斥为“左”倾错误。

在共产党进城后不久，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天津办公室开办了一个工人咨询办公室。到2月初，办公室回复了2000多条问询，很多都是关于工资报酬以及劳资双方发生纠纷时资方的权利问题。[45]给出什么样的回答没有公开。但是这些和其他相关类型的劳资纠纷在接下来两个月有所增加。3月的某星期，新华社称6家私有的天津工厂在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善了工作条件后，生产力得到了提升。[46]恰恰在同一个星期，一家当地报纸报道由于劳资纠纷和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关闭企业的数量在增加。[47]该报道由中国人民银行经济顾问千家驹执笔。他后来写到，一些天津的企业家依靠逐渐变卖他们的工业资产以满足工人对于涨薪的要求。[48]

在北平，劳工争端的问题如此突出，城市的10个区级政府召集来自很多不同企业的劳工和管理人员代表（包括面粉厂、铁厂、火柴厂、理发店以及三轮车与黄包车公司）开了一系列会议。政府代表宣布工资纠纷必须根据“劳资兼顾”的原则来解决。领导们还重申了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提醒在座各位该政策不包括清算斗争。[49]

根据上海市新市长陈毅将军之后的一则报告，仅上海一地在7月份就出现了2000多起劳资纠纷。[50]工人把之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年中劳工骚动时的策略都使了出来。他们参加罢工、消极怠工、静坐示威，还有各种对雇主的骚扰。《大美晚报》的伦德尔·古德被他的几个雇员锁在办公室里，直到他答应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才被放出来。从此他对共产党的管理不再抱有热情。不管雇主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上海的工人都要求提升工资、贷款、端午节奖金和增加遣散费。上海的新政权很少对其进行干涉，虽然北平和天津已经采用了新的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

像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劳工骚动，是贯穿内战时期大多数时候经济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我们虽然不是完全清楚这是否是共产党的一个动机，但他们也许有意识地不在解放每个主要城市之后立即对劳工的要求严加约束，以免疏远连国民党都要试图抚慰的劳工。共产党自己在关于国统区劳工运动的主要政策声明中以及通过他们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都曾鼓励工人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与工人现在提出的要求没什么区别。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解释的情况下，马上宣布工人必须停止争取利益很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认为解放理所应当带来这些利益。革命的口号很明确地鼓励劳动者有这样的反应。

这一情况当然同样与共产党管制劳动者要求的能力有关。张家口的经验和在东北反“左”倾运动都说明了，要想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满足至少三个条件：（1）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证供应低价的必需商品；（2）由愿意并能够解释和实行党的政策的积极分子担当干部；（3）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劳工主力中的壮大。由于大部分城市在接收前后的经济混乱，当时严重缺少干部，挑选新干部时缺少甄别，对所有新来者的训练不充分，因此想要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立即让所有地区都充分满足前面提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这突出显示了在农村和在城市的反“左”倾运动的基本差别。在农村，党中央有意将土改运动推向过激以摧毁上层集团统治者和平均地权，直到达成了目标才会实行反“左”倾运动，这就代表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功完成了。另一方面，在城市，党显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容忍解放后短时期内工人的过激行为。由于在中国主要城市劳工运动相对发达，而共产党来到大城市后还未准备好，无法马上实行它的保护资本家生产不被城市无产阶级的要求所破坏的政策。

信任危机和其他问题

由于一些原因，上海在接收时期的经济混乱比别的地方要严重。早在1949年2月，《大公报》报道：大部分机器制造厂关门；由于缺少小麦，只有10%的城市面粉厂在运营；因为工资、电费和其他制造成本的上升，棉厂、纸厂和各种日常必需品的制造商在亏本销售它们的商品。[51]

到了5月，共产党军队抵达的时候，上海的工商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与他们在天津的同事不同，上海的新领导班子不能在解放后的一个月内宣称90%的城市企业恢复运行。6月21日，《大公报》报道，上海有半数以上的工厂和商店依旧关门停业。剩下的虽处于营业状态，但大多数开工率有限。机器制造处于崩溃的边缘，纺织业的制造费用比出售价格还高。顾客很少。猛涨的食品价格又造成广泛的劳工骚动。

像千家驹说的那样，上海实业家遇到的困难在很多方面与解放后天津的实业家经历的困难相似。在两个案例中，基本问题是原材料的短缺，攀升的劳工费用和市场营销的困难。天津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周边的农村已经先于城市得到了解放，土改已经实施，新货币已经替换了旧货币。所以在占领天津后，与邻近农村地区的沟通渠道很快重新建立起来，而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52]

上海经济困境在那个夏天如此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始于6月份的破坏性空袭。国民党军队造成了一些破坏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上个月在他们匆忙撤退的时候来不及进行这种破坏。同样在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城市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7月，上海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此期间的雨水泛滥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另外，长江、黄河和华南的很多河流发大水，淹没了广大的内陆地区，更进一步助长了上海的灾难。

然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客观环境”上。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来自新经济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并不局限于上海甚至华东地区。共产党大方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学习和实验。但是他们的实验造成时进时停的印象，没能加强公众对共产党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汇率——一种对大众，另一种则对工人、学生和穷人，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得不取消。在共产党来到北平后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资的做法，但是这也被很快证明不实际，不久即废止。工人必须到商人那里去把工资换得现金，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操纵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

国家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难，但是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商人抱怨的特别回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用物物交换来进行外贸。这被认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弃。

像这样的经历，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劳动力不安定以及对国民党经济处置失当的记忆，显然已经足够破坏公众对新货币以及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了。对于新建立在商品单位保值基础上的储蓄系统，人们并没有趋之若鹜。[53]政府的胜利债券经过反复“劝说”才被认购。上海市长陈毅，后来在1949年夏天表达了大众的感受，他承认：“一部分公众中流行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海上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切断，他们认为贸易和工业没有未来。”[54]

六大任务运动

对这暗淡无光的前景，共产党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在华东，它开始于官方在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刘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间访问天津标志着天津进入了同样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谈到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义。千在接受一个上海记者的采访中声称，刘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间，清楚说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此以后，私有业主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抛开了无动于衷和悲观情绪，换上了更积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56]

在上海，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运动已初具规模。该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递给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个任务是：

1．积极支持解放福建和台湾的人民解放军。

2．疏散人口。目标是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以缓解失业问题。该计划还要求将一些工厂转入内陆地区，离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锁切断了这些物资的供给。

3．重新调整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国原材料的现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得当的工会团结劳动力。

4．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南行时快速跳过的苏南的农村。

5．发展上海与内陆地区的沟通，鼓励城乡间日用物资和商品的流动。

6．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所有党、政、军、民各单位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抵制浪费。[57]

劳工和生产　虽然在大纲正文中没有出现，六大任务运动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劳工动乱。[58]上海军管会相应地在8月19日颁布了两套规定，试图根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劳工问题。一套规定关于停产以及工人的雇佣和辞退问题。管理人员可以向市政府请愿，获得允许停止生产（原来这是被禁止的），根据生产要求雇佣和辞退职员，也可以开除能力差和不满意的工人和职员。而管理者应承担的责任有：要尽可能快地恢复生产；不能因为工人加入工会或政治活动开除工人；向解雇职员支付不少于一个月工资，但不多于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第二套规定处理的是在私企中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假如涉事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任一方可以要求市劳动局调停。当这样的调停正在进行中时，管理人员不得关闭企业或减少给职员的薪水或待遇。同样地，工人不得罢工、消极怠工以及做出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如果调停失败了，劳动局可以成立仲裁委员会，将劳资双方的代表包括在内。最后，如果仲裁也失败了，劳资纠纷可以呈递人民法院，其决定应被履行。[59]

资方被告知不要担心劳资纠纷，现在是他们回去为个人利益和国家福祉工作的时候。工人被劝告目前接受资方“合理的剥削”，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任何工资和收益上的大幅改善。

新规定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会机构，的确最后使上海劳工阵线得到平息。随着党在工人之中开展了组织和教育工作，让劳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也变得更容易了，就像在大通纺织印染厂那样。该厂工资多于最低基本工资的职员同意接受减薪，帮助公司渡过难关。[60]到了9月中旬，很多职员和工人据说“自动”要求减薪，以帮助他们的工厂继续生产。[61]三个月之后，市领导已能宣布自8月以来，劳资纠纷的数目“持续减少”。感到地位更稳固的工人开始带头与管理者合作，发展生产。[62]

9月份淞沪警备司令部向它麾下的所有部队发出一份指示，由此产生了介绍党的政策的最新颖的方法之一。指示要求这些部队发动一场运动，促进军队和工人的相互教育。根据一则报道称，7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军曾经被指派到一些工厂执勤。驻扎在工厂的军队和工人之间产生了相当的摩擦。军队无法理解工人怎么会被称为受剥削者，他们显然比社会上很多人都穿得好，生活费高。工人一边，他们发现农民士兵土里土气的，也很难跟他们对话，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说的是上海人不熟知的方言。

与9月指示一致的，召开了军队—工人的联欢会和讨论会，在这些场合，士兵讲战争故事而工人述说国民党的压迫。军队干部视察工厂，以获得对现代生产方法更清楚的了解和增加对工人的尊敬。士兵帮助工人办班，很多上海工厂都有这样的课堂。士兵还帮助组织巡逻队，教工人队员如何开枪，执行警卫任务。最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组织了11支工作队，给他们分配的任务是协助已有的工会组织和教育工人。据报道，到了年末，这些队伍已帮助发展了11900名新的工会成员，招募了4462人入巡逻队，吸收了831名年轻工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3]

就这样，上海当局为解决他们的主要困难提供了基础。然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生产本身。就像已经说过的，目标是减少当地企业对外国原材料的依赖，提供大多数人口买得起的必需商品。一些高质量的商品将被保留下来用于出口，来换取急需的原材料和机器。上海电力公司全部改用煤，因为燃油的来路被海上封锁切断了。到了1949年秋，通过开采内陆的矿藏和重新恢复交通，新的当局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煤来满足上海的需要了。

对于占据上海工业产出一半以上的纺织产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棉花的获取。如果要马上恢复生产，共产党别无选择，只有暂时依赖外国进口。在1949年，大量的进口棉花从美国运来，并在天津和香港转运。[64]同时，政府尽可能购入国产棉花，通过恢复的铁路运输运往上海。[65]

难民、乞丐和小偷　在接收时期所宣布的目标：将工厂转移到内陆地区，似乎并没有得到严肃地执行。分散难民人口也并不成功。8月5日，中共华东局发表了《关于把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参加生产的指示》。虽然这一指示是专为上海发表的，但也号召苏南及浙江的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区遵照指示精神，拟定相似的计划来疏散多出来的人口。

至于上海，它要承担起动员难民回乡并安排运输的任务。同时，山东、苏北和皖北的当地领导要负责接收回乡者，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工作。这些区域的各县政府和农会将派代表来上海，协助动员运动。动员运动将包括宣传和教育工作，减轻地主和富农的紧张情绪。这些人之前因为害怕土改逃离了农村。党现在的态度是“不计前嫌”，欢迎所有人回来。对于一切拒绝离开城市的人，将削减或彻底取消救济津贴。[66]

上海军管会立即建立了一个中转中心，用来解决离去难民和途经上海回乡的民众的食物和交通问题。[67]根据当时的报道，有10万名地主和富农难民留在城里，还有17万“无业游民”。这两类人是被安排最先离开的。另外，计划还准备令约65万“贫民”返回原籍。[68]

然而，由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6个工作站所做的调查显示，9月中期，还有454147名难民在上海。该调查还发现，从9月初起，难民以平均每天100人的增长率进入城市，有的还是二次进城。造成新的进城潮的原因是苏北、皖北和鲁中的一些地方发洪水和因此造成的歉收。这也许是上海领导人为了回乡运动寻求当地帮助却很难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69]

副市长潘汉年后来宣布，在9月到11月间，只有7000名难民离开了城市，而同一时期却有15万名新难民涌进城里。[70]到了12月中旬，难民回乡运动已是一个公认的失败之举。市政府关注的只是让难民生存下去，有时候甚至连这都难以实现。《大公报》发表社论，很痛心地发现依然有难民死在街头，这在解放前上海冬天的早晨曾经是常常发生的。回忆起老解放区的口号“不让一个人冻死或饿死”，报纸宣称上海的市民应该自己对救济计划的成功负责，不能万事都靠政府。政府当时正在城市各处建立一些救济中心，[71]还成立了华东生产和救济委员会，试图处理更加基础的问题。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动员一切物力，支持发展农村自己的灌溉、生产和救济计划。

冬季救济和难民遣返计划的另一个方面，就像12月初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概括的那样，是对乞丐、扒手和小偷的改造。依照这些决议，公安局开始于12月12日晚，在上海的街头逮捕这样的人。几天之内，超过5000人（包括其家属）被收押，随后被送到保育所、妇女培训中心和残疾人培训中心。他们中被认为可以工作的3700人立即被编入改造和培训计划，这个计划与第八章中提到的张家口推行的计划本质上相似。

一开始，被关押的人有骚动，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将被送去东北强制劳动以及去打台湾战争。当主管官员解释东北重建需要的是专家和技术人员，而不是一无所长的人和流浪汉，而且人民解放军有能力解放台湾，用不着他们帮忙之后，秩序才恢复。该计划的制定者期望将上海的乞丐和扒手改造成诚实的工人，就像东北和华北已经实现的那样。[72]

缩减行政开支　六个任务中另一个很快遇到困难的是压缩公共开支。在8月中，华东局发表了《所有政府机关和部队中的重建与经济方案》的五点计划。这一计划适用于三个城市：南京、上海和杭州以及华东区的其他省份和地区。该方案要求：所有政府和军事部门压缩财政支出；清点从国民党政府接收来的所有物资和资金；要求国营企业自给自足；提倡“生产性劳动”。

压缩财政支出通过以下方法实现：节约使用汽油、水和电；反对各种形式的自我放纵——一些初到城市的农村干部染上了这样的恶习；减少一些职员的工资；将所有公务员的大米配额减少2—4盎司，事实上是取消了过长江之前不久批准的食物配额的增加。

为了让国营企业如邮政、电报和铁路自给自足，要求经理编制和公开收支明细账目，以便让公众对涨价做好准备；动员工人参与节约物资和增加效率的竞赛运动；构建一个系统，使得一个部门的利润能够用来弥补另一个部门的损失；学会不依赖国库或银行的津贴和贷款经营。

然而最重要的节约措施是裁减冗员。在南京、杭州和上海，取消了所有从国民党政府接收过来的不必要的部门和办公室。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如果他们具备特殊的技能，就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假如不具备技能就发放一个月的遣散费将他们解雇。“完全没用”，通过朋友和亲属的关系才获得位置的，解雇时没有遣散费。共产党军事和政府部门的一些进了城的干部被派往农村，填补紧急的人员空缺。在各省和农村地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接到指示，要求取消或合并任何多余的办公室和部门，辞退或转置所有老弱、病残和不必要的人员。[73]

解雇的人员数目没有公布。但是在9月10日，一名上海市委的成员称，在一些行政部门和公有企业，裁员运动在实行中“没有顾及政府制定的原则”。结果，很多前公职人员现在发现自己沦为了解雇人员。于是他宣布了一组新的规定，明确要求找不到其他工作的解雇的人员复职。如果找不到他们能做的工作，比如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就属于这一情况，要保证他们有维持生存的收入。[74]新的规定实行了，解雇的职员又复职了。至少在上海，新政府对他们所接收的国民党官僚机构的精减就这样结束了。市政府只能宣称，重新召回解聘职员的行动显示了它的责任感和对他们福祉的关心。[75]

印钞机的重新开动

开始有报道显示，八九月间，价格螺旋上涨趋于平缓。[76]9月11日，人民银行发行了面值为500元和1000元的新钞，之前最高面额为100元。根据上海的一位副市长曾山的说法，新钞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新货币流通区域的快速扩张。但是还有其他原因。秋天的收成很快就要上市了，因为通货膨胀，流通货币的数量不足以对它们进行支付。政府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如棉花和其他商品，以供给城市市场，用来重建交通设施的急需投资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后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得不取消关于精减人员的命令，所以无法按计划减少这方面的开支。[77]

到了10月份，价格恢复了上扬的曲线，新钞的发行，像在国民党时期经常发生的那样，使公众进一步丧失了对政府稳定货币能力的信心。新的上扬趋势不只出现在上海，举国皆然，并在整个10月和11月得到延续。在上海，华东财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宣称新一波的动荡虽然来势较强，但只是暂时的。他将这归于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使其成为必然的外部条件：其中一个条件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为了完成全国解放的延长战线的军事战役。他还提及原材料、电力和器材的短缺，上海的工业无法补足这些缺口。另外，在华东，周边新解放地区的农民对新货币依旧有戒心。结果是，新货币在那些地区稍微流通一下又回到了城市，增加了闲置资本的积累。在城市，黑市又死灰复燃，更恶化了局面。[78]

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12月5日召开，试图重树公众信心。陈毅在开幕致辞中是这样说的：

遗憾的是有些人不但没有区别7月与10月价格的上涨之间的差别，而且没有区别人民政府与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差别，也不愿区别我们胜利之后必然会有的暂时困难与国民党在灭亡前夕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难。

会上发言者回顾了新政权自8月第一次会议以来取得的成绩，指出8月和9月政府的反通货膨胀的努力成效显著，物价上涨得到控制。发言者强调发生在7月和发生在10月、11月的价格上涨是不同的。一系列新的问题取代了首先出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会像首先出现的问题那样被克服。7月，国民党封锁刚开始，政府还没有想出一套计划来避免它最有害的后果。与内陆的沟通还没有完全恢复，必需商品的储备很少，工商业依旧处在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如果人民与政府合作来克服它们，加大货币发行量所反映的新问题将只是暂时的。解放区的扩张很快就要完成了，随着新革命秩序的确立，税收和资金来源都会增加。生产企业已收到了追加的投资。交通的持续发展将保证城乡地区物资和商品的交换，中苏贸易的发展也将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和物资的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