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6年间，返回的国民党一方面宽容了许多有名的汉奸的过去，另一方面采取了将之前沦陷区的人口视为汉奸和傀儡的做法。这些政策打击最重的是知识阶层。而从大后方返回的官员和其他人采取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更伤害了大片原沦陷区同胞的感情。

即使国民党领袖考虑到该行动的政治代价，他们大概也不会理睬由这一行动引起的不满，认为无足轻重。共产党不敢如此态度傲慢，而是尽力有意识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由于意识到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不够稳定，共产党领袖再次努力，将城市中拥护他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联盟。这样做的结果是取得了解放后最初时期最为成功的政治成就。

士兵和官僚

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宣布，所有被怀疑犯下战争罪的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员均被逮捕，彻底调查和根据法律严肃处罚。战争罪包括：谋杀和用暴力夺取或毁坏人民的财产；杀死或伤害战俘；销毁武器和弹药；毁坏通信设施、档案、电报、文件等等；毁坏粮食；破坏公共设施、工厂设备、银行、文化遗迹和所有公有财产。[80]

除了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以外，所有人——只要自己愿意，都被欢迎加入新政权的公共服务系统中来。共产党规定所有这些人需要接受政治再教育，就像返回的国民党在1945—1946年对学生和老师所做的那样。然而，参加并完成了改造课程的人，共产党不再把污点加诸他们身上。国民党投降的部队被整编进人民解放军中，就像内战中那样。战俘可以选择回家或加入共产党军队。官员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改造和训练后，一般也能得到这种选择权。到1948年10月，差不多有80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这种方式加入人民解放军。[81]

1949年1月，傅作义不战而降把北平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之后，和议的条款极其宽大，并广泛传播，希望引起其他人的效仿。不过，共产党把政治干部派到所有前国民党军队中，以确保重编是真正的政治上的革旧鼎新，而不仅仅是换一下旗帜和军队标志这么简单。干部负责向官员和普通军人教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在官员和部队之间建立一套新型的指挥关系；在官兵中形成与人民关系的新意识。

选择回到原籍而不是在人民解放军中当兵的官员，允许他们回乡。他们可以得到三个月的军饷、回家的路费以及在解放区内一路免费的食宿。还会颁发给每个回乡者一份档案，承认他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贵效劳”。甚至这些人也得到了保证，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将来想加入人民解放军，将受到欢迎。[82]

相同的政策也适用于文职人员，虽然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1949年3月，华北政府主席董必武将这作为战争结束恢复生产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83]因此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到政治改造项目中来。在上海，从6月13日起，该项目在国民党市政人员中开展起来。课程一般持续一个月。学员参加的讲座概括说明了党的主要原则和政策。然后将他们分成小组讨论和辩论。到了12月，5万上海的公务员结束了训练课程。[84]

这一时期的重点考虑是个人的专门知识及技能，而不是政治倾向。在各个地方，党特别欢迎的就是技术过硬的人。典型的就是1948年8月1日中共东北局的一则指示，论及了从国民党接收的国营企业其职员待遇的问题。只要技术人员忠于职守，哪怕他们“意识形态上不同意共产主义”也可留用。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那些在过去真的压迫过工人的人员除外。考虑到很多国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为了保住工作，被迫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指示强调不能仅仅因为加入了这些组织而歧视他们。[85]

学生和知识分子

共产党处理最成功的就是与学生团体的关系。结果是，共产党能够从学生团体这一能量和热情的主要源头中汲取改革所需的东西。这一团体在整个内战时期都留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它们可能不会选择让共产党治理中国。这些学生不完全符合党的胃口，这可以从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完成后，党不断努力地想管教他们看出来。但即使在那时，新政权也试图避免摆出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居高临下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欢迎他们的效力，分配给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岗位。

这不是说党在对待年轻或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像前面所说的，共产党自己承认，对乡村的教师和城市的技术人员，他们曾经犯下过错误。但是打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是1948年反“左”倾运动的组成部分。到了人民解放军开始占领中国最大的那些城市的时候（这里集中了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人口），任何残留的冒险主义倾向都被清除了。

这一温和政策的理论依据在第六章中已经概述过了。1948年10月的一篇新华社社论解释了更急切的实际考虑。它指出，军事胜利创造了新的需要，需要大量政治上进步、有能力的人员来填补常规干部的空缺。因此党曾决定广泛建立短期学校和培训班。这些课堂将吸收年轻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政治训练后，将他们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岗位上。然而，可以预计到，这样短期的学校无法满足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需要。党于是号召现有的常规中学，让他们尝试为这些新任务培养大量学生。[86]

第一阶段：加入革命

在北平城郊的燕京大学，学校950名学生中的500名响应第一次号召，参与城市的解放。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几个星期，大学临近区域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学生把这段时间花在准备他们新的任务上。来自清华、燕京、北师大和北大的2300名左右的学生一开始被动员起来做这项工作。他们组成宣传队以及文艺队，向中学生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任务，还上演文艺演出，让工厂工人一饱眼福。在街头巷尾，大学生宣传队与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合作，对路过行人解说新政权的纲领和政策。[87]

3月1日到6日，第四次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醒与会代表——他们的同学为革命所执行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他们也可以做。在抗日战争期间，几千名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干部的中坚力量。在延安，中学生和教师组织起医疗队，跟随军队走了几千英里的路。在华东解放区，学生被予以运输食品的责任，在苏北，他们组成了武装教育旅。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和佳木斯，学生为人民解放军组织了输血队；在很多东北的工业区，学生进入工厂，组织工人，为他们开办夜校。[88]

为革命服务的机会似乎数不胜数，北平的学生给出了相应的回应。他们中的几千名参加了在北平地区新成立的四个干部培训中心的入学考试。在四所培训中心中，华北大学（原延安时期的抗日大学），有着最严格的入学要求。它通过考试在被推荐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中选取合格者，参加五到六个月的培训课程。华北军事政治大学对六个月训练课程的入学要求也同样非常严格。只有18—28岁之间，至少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入学考试。这一机构由人民解放军来管理，它的目标是培养出广大领域，如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干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样通过考试选拔学员，但是接受各层次教育程度包括小学毕业生的申请者。[89]

最后几乎只要申请就能被录取，培训期为六周，由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讲授培训课程。反响是如此激烈，在2月26日到3月2日这五天内，2500名学生、技术员，甚至一些大学教授都报名参加服务团考试。[90]到了3月中旬，有3000人通过了考试，他们大多是当地大学和中学学生。3月12日，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政委罗荣桓和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在庄严的入学典礼上为第一批受训学生作了讲话。这批学生大多来自北平主要大学。[91]一个月以后，另一个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开学仪式上，司令员林彪发表讲话，欢迎2600名申请成功者加入服务团。[92]南下服务团还在天津设立了一个训练营，显然和北平的一样成功，招入了许多志愿者。[93]

三所大学开始在2月中旬招收学生，差不多有3万名当地学生、政府公职人员、店员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参加了入学考试。将近一半的人被录取了。第一期课程大致如下：华北大学，5500人；华北军政大学，1700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8300人。成功申请者中，大约有60%为学生。[94]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天津还开设了分支机构。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也在天津成立，计划在4月1日注册，录取约2000名学生。[95]

考虑到北平所有的大学生人口此时只有2万人，所以这些数字还是很大的。到了3月中旬，北平主要的学院和大学正式开学。但是一位观察者说，除了工程学和自然科学学院可能不受影响外，其他院系都不可能正常开课，因为许多学生参加了干部培训计划，或在北平从事组织或宣传活动。[96]

在共产党军队向南行军的同时，干部招募活动也跟着他们一起迁移。在上海—南京地区，该活动在6月中旬由官方发起。当时，华东军政大学已经成立了两个培训中心，一个在南京，另一个在苏州，并开始为计划中7月开课的第一期课程招收学生。[97]

在上海，学联召集了1000名学生代表，他们中的很多是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来自上海的大学、学院和中学。这次会议于6月16日召开，号召代表在下个星期开始动员他们的同学为新的人民政府服务。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宣布了要达成的指标：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需要6000—8000名学生；华东军政大学5000名；600名将成为贸易劳工会干部；400名将成为人民政府外事处干部；100名负责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建议招募在年满18岁的人中间进行。他还建议工科、医科、农科和理科的学生继续留在学校，以便完成学业，未来为国家服务。[98]

第二天，服务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张鼎丞对上海年轻知识分子的劝导拉开了上海服务团招募运动的序幕。他敦促他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南下远征”，将革命带到全国。根据张所说，服务团的任务首先是通过宣传和教育工作动员群众支持军队，其次是参与军事活动结束后的接收工作。[99]在几天内，超过1000名学生志愿加入服务军，包括来自复旦大学的400名学生和来自暨南大学的200名学生。[100]

上海服务团的志愿者，就像北平和天津的志愿者一样，只接受了最基础的训练。在五到六个星期内，主要学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中共关于与国民党和谈的八点宣言、人民解放军在城市中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之后，学员被派往南方，配合推进的解放军部队。[101]9月，服务团的超过2500名年轻知识分子从上海到达了福州。一些人被送到其他城镇工作，但大多数仍留在福州，分到福建省政府下属的金融、经济、教育、文化和公安各机构，也有的分到青年团和当地人民革命大学。[102]

一支农村服务队也建立了起来。大约1万名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年轻成员”被解放军部队和当地政府组织起来，参加了在省委领导下的浙江农村服务队。这支服务队于8月初成立，他们将开展社会改革，组织贫农和雇农进行土改，总体上消灭农村的反革命势力。同时成立的还有苏南农业服务队，训练中心在无锡和苏州。[103]

这些匆忙之间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据一些党员和老干部所知，对党的原则缺乏“坚定的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因此受到这些党员和老干部的公开怀疑。党试图再将两种训练项目区别开，一种为普通知识分子而设，另一种则针对干部。[104]对于后者，干部工作会议、培训计划和整风运动在方法上都是相似的，已经在其他地方详细描述过了。[105]为普通知识分子开设的初级教育计划免除了干部必须经历的激烈批评和自我反省。政治课程以讲座和讨论为主，涉及时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共产党政策。为期六个星期的南下服务团训练课程大体是这一类型的，虽然年轻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常常担任了干部的角色。

为了平息由此引起的不安，党的领导辩解道，加入服务团，与组织工人等其他任务一样，本身是一种政治训练的形式。一篇社论评论道：“这样，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与行动上的摇摆就能得到医治。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任务因而在改造知识分子中具有深远的意义。”[106]

当然，以上做法较另一种改造方案，即公开歧视他们为不稳定分子（这是很多人对他们的看法），要有效得多。专栏作家不会不就这点与国民党进行比较。在过去，他们强调，很多想在公共事业单位中谋职的人被迫加入国民党或青年团。而在1949年，共产党可以诚实地宣称：对于那些希望服务人民的大学和中学毕业生来说，这样的障碍是不存在的。最后，党因为寻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受到好评，虽然这个解决方案是片面而暂时的，但毕竟解决了与学术界有很大关系的另一个问题。就像之前提到的，找不到工作是学生在内战时期最为担心的事情，而战争更恶化了这一情况。在那一时期，大学生中流行一种说法：“毕业即失业。”所以下面的话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在我们的新解放区，情况完全不一样。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如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正在发展，到处都需要人才。干部缺口很大，我们的毕业生有很多服务的机会。”[107]

第二阶段：重归学校　对那些不想积极参加革命事业的人，党号召市学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他们发起暑期学校政治学习计划。[108]对象主要是普通学生，而不是积极分子。根据一位作家的记载，过去在新解放区首先关注的是最积极的分子。所以这一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群众”政治教育的初步尝试，被认为具有实验性质。[109]

在北平，约1.2万名学生加入进来。约1万人（其中大多是中学生）加入了青年暑期学校。另外1900名加入了大学和中学学生暑期学习班，差不多一半的参与者是普通大学和中学学生，而另一半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这一计划是青年团训练课程和群众训练课程的结合体。

据说学生的热情高涨。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加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对革命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学习负担相对较轻。它对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历史发展、教育与政治事务的关系以及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只提供了入门介绍。另外，很多著名的革命家，比如彭真、薄一波、艾思奇为学生作讲座。他们避免长篇的理论讨论，而采取了革命故事和战争故事这些更适合于大众的形式。戏剧、电影、体育和郊游丰富了北平暑期学校计划的内容，据课程结束时的说法，该计划非常成功。[110]

一夏天用心良苦的讲座和社会活动，当然只是开头。在1949年下半年和1950年初，先后写成了几十篇文章和小册子，用来帮助学联领导和青年团干部教育学生。学习资料总是以正面肯定开头，谈到知识分子对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党需要他们的才能和支持来建设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弱点主要是旧社会的遗留，是能够被克服的。为此，这些弱点被一一罗列并加以分析：害怕阶级斗争；缺少实践知识；向来认为体力劳动低人一等；抱有这样的看法和倾向——教育主要是获取财富的一条途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性；不加约束的行为；无法在逆境中坚持；对党和它的工作的了解不足；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缺少凝聚力。

这些普遍的弱点为新社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他们既忠于自己的地主或富农家庭，又希望与党一起工作，建设新中国，因而十分矛盾。一些人为他父母所遭受的待遇对党有怨恨，其他人由于阶级出身感到党猜忌他们。有的人同时感到怨恨和害怕。当政策不允许年轻人在本地工作时（在那里，他们的家庭背景会造成利益冲突），上述矛盾被激化了。东北规定暂时禁止知识分子干部在区级和村级任职，这引起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愉快。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因为经济困难或设施的不足只能辍学以及普遍的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当然它们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虽然新政权做了努力，但不可能在所有地方立刻解决这些问题。[111]

最后，学校自身内部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一些教师过于保守，似乎认为政治革命一旦结束，他们可以像过去一样，以同样的方式重新教同样的学科。几千名教师和教授参加了暑期学习班，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要素。可是，有关教学方法、课本和学校课程表的改革还不能立即开展，这引起了更为进步的学生的不耐烦和不满意。

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缺乏自律。从对这个特别问题的再三强调来看，它应该是1949年度第一学期的主要问题。学校的新领导发现他们与曾坐在相同位置上的国民党当权者一样，面临着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处境。这部分得归咎于共产党：他们在解放后立即发表声明，给予学生和老师“参加革命活动的权利和自由。”[112]然而，在解放前和解放时的那种“激情的学生运动”完成使命后，不能再允许它们无限制地继续下去。

一位批评者提到，在解放后最初几个月，学生积极地协助新政府的工作。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参加干部学校，到新解放区工作。他们听取报告，召开讨论会，学习革命理论，实行思想改造。这次的学生运动与解放军最后的进军相配合，激发了全国的精神，帮助确立了新的革命秩序，加快了学生自身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所有新解放的城市和城镇首先经历了这一激动和热情的阶段，并借此达到了许多目的。但是等到那个阶段过去，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回到他们的学习中去。[113]

可是那个秋天，在几乎所有新解放的城市，都有学生拒绝按时上课，他们一本书都不翻，忽略了老师的存在。[114]在北京一所中学，正常情况下课堂有60名学生，但是往往露面的只有十二三名。在另一所中学，学生故意在上课时间安排会议。有的学生只参加他们认为重要的课程，比如政治学习和数理化，他们的态度是：既然已经解放了，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说了算。[115]青年工作干部很少行动起来，遏制这样的无政府行为。相反地，学生干部（学校的青年团支部和党支部的成员、学生会骨干）经常忙于参加会议，以至于无暇学习。[116]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学生试图通过仿效工厂工人的劳动竞赛发动学习竞赛运动来改革学习方法。教育当局试图劝阻这样的做法。他们指出生产和学习是两码事，不是说学得越多越快就是学得越好。[117]但是等到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局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学生反对考试的情绪高涨。在过去，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的教育系统将考试和分数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现在，这成了学生反对考试的部分原因。所以，在1950年1月，学校领导号召学生会和青年团开始一场“复习运动”。它的目的是让学生做好考试的准备，并解释考试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下的重要性。[118]

总结

共产党在接收时期的“成就”中并不是完全不掺杂一点杂质的，而且“成就”也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相似的时段可以进行比较，才凸显了这份“成就”——这一时期依旧让公众记忆犹新，也标志着城市人群对国民党的支持开始减退。

谈到纪律和秩序，共产党军政人员的行为都堪称表率——或者至少在他们从相对不为人知的东北走到公众视野中的时候是这样表现的。开始，共产党军队似乎犯下了与国民党相同的错误。然而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错误造成太大损失之前就采取行动加以改正。甚至那些对共产党的事业没有特殊好感的人也对士兵和干部在1949年进入中国最大城市时的行为赞赏有加。这样的纪律，佐以护厂运动，似乎还保证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不受接收时期各种各样的破坏。

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刚解放不久，共产党的确着手或想要去解决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中国民党在接收日伪区时所忽视的问题，当初正是因为这样的忽视，国民党受到了各方的诟病。虽然共产党统治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从来没有达到国民党统治时的极高点，但稳定市场的努力直到几个月后才显露出明显的效果。共产党的接收，就像国民党在四年前一样，以经济混乱和货币不稳定为特点，这些足以破坏公众对新政权的信心。

在国民党的例子中，它的麻烦很大程度是由于它自己愚蠢的政策和行为以及内战时期持续的经济处理不当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困难很大程度是由于留给它的问题过于庞大，只有少部分是因为它自己的行为和缺少经验造成的。但是这些已经足够在工商业圈子里引发担忧和不确定了。同样引起这种情绪的还有共产党接收后的一个月内似乎在所有地方都爆发的劳动者骚乱。

然而，政府对必需商品的控制越来越有效，因而可以实现强迫性的节衣缩食，帮助城市度过1949—1950年之交萧条的冬天。就这样，新政权能够将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有害影响最小化。到了春天，已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将会终止。在共产党获得统治权的第一年，货币缓慢而明确地趋于稳定，生产也恢复了，这些都显著地表明了共产党对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有一套秘诀，并且能够执行这套秘诀。

政治上，接收时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种拥护力量组织成一个最广泛的联盟。这一工作还延伸至以下人群，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文职机构成员和知识阶层。用这种方法，共产党在政权交替时期从一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们向着国民党直到它垮台——获得了正面支持。共产党没有谴责他们是机会分子，而是欢迎他们的合作，一起维持国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复经济以及扩充乘胜进军的人民解放军队伍。

在学生团体中——他们至少在言语上反对过国民党——共产党能够利用好这一能量和激情之源进行改革。共产党暂时忽略了他们不信奉共产主义的“弱点”，给予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为负责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共产党就这样获得了几千名紧缺的活跃分子，补充了它的常备干部队伍。同时，新招的职员接受了在职训练，因而了解了新秩序的目标和历史，该训练对他们来说就像任何政治再教育课程一样有效。

1945年，国民党官方认定知识阶层的一大部分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不明不白，因而疏远了这些人。还有，国民党领袖一心扑在打击共产党上，其他一概不理会。他们在与知识阶层打交道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态度，结果丢掉了残存的一点支持。相比之下，共产党通过避免立即要求知识分子完全信奉自己那一套来善加利用属于自己的那份好感。结果，在他们的努力下，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进来，而若放在从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会选择为这份事业效力的。

[1]《保护国家的财产》，载于《东北日报》，收入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27—29页。

[2]《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由中共东北局于1948年6月1日发布，出处同上，第2页。

[3]见第八章提到的吉林的情况，参见此处。

[4]营口可能是这些例外中的一个。一位观察家对共产党在2月末的接管不吝赞扬。他特别提到军队的纪律：他们总是拒绝几乎最小的礼物。明朗（音）：《记共军统治下的营口》，《时代批评》，1948年8月15日。营口随后被政府军收复，但是在年底之前又被共产党占领。

[5]参见此处。

[6]《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6—9页。

[7]同上，第45—46页。

[8]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39—41页。

[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26日。

[10]《中国建设》，1948年12月5日，引用于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87页。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顺利接收济南的一个原因是充分的准备。在发起总攻击的三个月前，该市未来的管理者就聚集在附近的一个城镇研究党的城市政策和组建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各部门，制定了章程，任命了人员，讨论了工作，那些未在该城市居住过的人学习了城市的布局。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248—249页。

[11]上海《新闻报》，1949年4月4日。

[12]引自林恩·兰德曼（Lynn Landman）和阿摩司（Amos）合著的《红色中国概况》，第108—109页。

[13]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6日。

[14]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22日。

[15]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109页，引用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的话。

[1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0和24日。

[1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4月21日。

[18]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1月24、25、30日和2月2日。

[1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5日。

[20]上海《立报》，1949年2月3日。叶渚沛曾经是国家资源委员会重庆炼铜厂厂长。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来到解放区。

[21]参见此处。

[22]参见此处。

[23]参见此处。

[24]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编：《解放后上海工运资料》，第4—6页。

[25]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第86—100页；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11—213页。

[26]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12—222页；《解放后上海》，第1—15页。

[27]《解放后上海》，第1页。

[28]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石家庄——1947年11月26日；济南——1948年10月14日、15日、16日、21日和11月19日；长春——1948年10月20日、22日、25日；北平——1949年2月3日、4日、11日；天津——1949年2月8日。也可见明朗，第23页（参见此处）；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249、255页；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60页。

[2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1月26日和2月19日；博迪：《北京日记》，第53页。

[30]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1日。

[3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

[32]上海《商报》，1949年6月15日。

[3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7日。

[34]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2和13日。

[35]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0日和14日。

[36]商品储蓄单位于2月下旬在天津应用，于4月1日在北平应用。在北平，商品储蓄单位依照面粉、玉米粉和棉布的市场价格来定。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6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上海《商报》，1949年6月10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49页。

[3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10日；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58—59页。

[38]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8日、13日和14日；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2日。

[3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40]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的30家大公司开办了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6.83万名会员。一个月之后，据报道称有71家这样的合作社。根据天津的一次合作社组织运动公布的数据，到4月底该市拥有224家合作社，会员35.6万人（整个城市的人口少于200万）。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8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79页。

[41]国民党控制下最后18个月的通货膨胀有一个衡量尺度，即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汇率：

1948年1月　17.9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1200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1949年5月　2300元金圆券

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14、317、319页。

[42]博迪：《北京日记》，第27页（“附录：天津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布迪教授住在北平，认为如果可以得到北京的可比数值，很有可能结果相差不多。总体来说不断攀升的物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有的时候涨势会暂停一段时间，就像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天津发生的那样。在解放后第一个月，食品价格猛涨之后，天津军管会向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众出售。面粉暂时从1400人民币跌到1100元每袋。玉米粉从12元人民币跌到9.50每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9日）。

[43]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4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

[4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8日。

[4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8日。

[47]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3月13日，引自李侃如的《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期（1971年7月—9月），第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在重组以后的名字。所有报纸在1949年后都进行了重组。

[4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4日。

[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1日。

[50]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51]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3日。

[52]参见此处。

[53]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54]参见此处。

[55]李侃如，第512—517页（参见此处）。刘少奇在这段时期的两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发表，见他的《五个材料》。因为当时的版本难以取得，红卫兵出版的版本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56]参见此处。

[57]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8月7日。

[58]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8日。

[59]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9日。

[60]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9日。

[6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9月11日。

[62]副市长潘汉年1949年12月5日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解放日报》，12月15日。

[63]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月31日。

[64]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61—67页。

[65]参见此处。

[66]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5日。

[67]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18日。

[6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8日和13日；也可见副市长潘汉年的报告，参见此处。

[69]上海《大公报》，1949年9月19日。

[70]参见此处。

[71]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

[72]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和24日；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月5日。

[73]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17日。

[74]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9月12日。

[75]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副市长潘汉年报告，参见此处。

[76]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11月17日。

[77]选自副市长曾山9月12日在2000名模范工人大会上的演讲。该会议由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召开，讨论新货币的发行。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9月13日。

[78]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11月17日。

[79]被陈毅市长在就职演说中引用，参见此处。

[80]《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见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第10—11页。

[81]毛泽东，1948年10月10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71页（第1344页）。

[82]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0和3月1日。

[8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6日。

[84]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1日和20日；潘汉年副市长的报告，参见此处。

[8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7日。然而，指示全文确实声明，虽然将给予国民党和三青团员工作，他们“在短期内”不得委以重要职责。参见此处；同见《新工商政策》，第179页。

[86]《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的重大政治任务》，1948年10月14日，载于《知识分子与教育问题》，第18页。

[8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13日。赖朴吾、齐兰畦夫妇：《亲历中国革命》，第38—54页。

[88]《解放区学运报告纪要》，载于《中国学生大团结》，第17—18页。这篇报告由李秀贞在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作出。

[8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7日；上海，《新闻报》，1949年4月4日。

[90]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9日。

[91]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4日。

[92]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10日。

[9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8日、21日。

[9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8日。

[9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7日。

[96]上海《新闻报》，1949年4月4日。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130页）报道，当3月初复课时，2483名清华学生中只有1804位来上课。他认为大多数没来上课的学生跟着人民解放方军南下了。北平大学生的总人数，可参见此处。

[97]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3日。

[98]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6月17日。

[99]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9日。

[100]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0日。

[10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7月19日。

[102]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10月25日。

[103]上海《解放日报》和《大公报》，1949年8月16日。

[104]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

[105]关于整风和工作会议，见韩丁：《翻身》，第319—416页。关于在华北大学的干部训练课程，见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第253—273页。

[106]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24日。

[107]《毕业以后》，载于《中国青年》第9期，收入青年出版社编的《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52页。在天津，估计有1000名找不到工作或无法继续学业的年轻人，向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联合报名处天津办公室申请参加入学考试（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2日）。

[108]《暑假快到了》，载于《中国青年》第9期；《关于暑期学习》，出处同上，第14期。两篇文章都收入《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54—57页。

[109]许立群：《北京市暑期的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72页。

[110]同上，第71—75页。

[111]可参见下列事例：（1）冯文彬：《与工农群众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这是一个作于1949年3月2日第十四届全中国学生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重印于《中国学生大团结》，第5—10页；（2）成仿吾：《关于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新华日报资料室编《论知识分子：学习丛书》，第6—10页；（3）薛暮桥：《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同上，第18—22页；（4）陈毅：《关于知识分子参加解放区学习与工作问题》，同上，第28—32页。

[112]上海《大公报》，1949年7月22日。

[113]蒋南翔：《论开展学校中的新民主主义学习》，见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20页。

[114]《在学校开学前的几句话》，载《中国青年》第17期，收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1—2页。

[115]《应纠正学习上散漫现象》，载于《中国青年》第8期，收入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44—45页。

[116]《开会不要太多》，载于《中国青年》第8期，收入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46页。

[117]《学习竞赛不宜提倡》，载于《中国青年》第32期，收入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63—64页。

[118]《要不要考试》，载于《中国青年》第31期，收入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第48页；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月4日和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