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博洛尼夫人坐在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三楼的客厅里，一动不动，凝望着窗台悬铃树顶的树枝，就好像在看远处看不到的风景。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像一个装得太满的玻璃杯，只有她才能端得稳。一次震动、一次颤抖或是一次小小的失控，水就有可能全洒出来，造成可怕的混乱，最终只能导致死亡。很奇怪，她想，她对于惊吓的物理反应应该和雨果死的时候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在她能感受到的悲恸之上，又增加了一种一样强烈、一样全新的悲恸，就和当初她第一次听到他的死讯时一样。她身体上的症状也是一样的：极度口渴；整个身体都干枯了，皱缩在一起；她的嘴里又干又苦，就好像被自己的呼吸感染了病毒。玛蒂给她煮了一壶又一壶的浓咖啡，她直接把滚烫的黑咖啡咽下，完全没有意识到加了太多的糖。之后，她说：“我想吃一点东西，一些咸的东西。凤尾鱼烤面包吧。”她想：我就像一个胸中满溢悲伤的女人，屈从于古怪的幻想。

但是一切已经结束了。玛蒂本来想在她的肩头围上一条披肩，但是她耸耸肩表示不需要，然后要求独自待着。她想：在这具身体、这种痛苦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我将再次触碰到那个世界。我会活下去的，我必须要活下去。七年，最多十年，我只需要这么久。现在她等待着，积蓄着精力，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无数访客中的第一批。但他是她自己召唤来的客人。有些事情必须对他讲，而且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

刚过11点，她听到门铃响了，然后传来电梯的吱嘎声，以及格栅门关闭时发出的轻微哐当声。客厅的门打开了，斯蒂芬·兰帕特静静地走了进来。

对她而言，站起来迎接他似乎很重要，但是关节炎使她的臀部在用力的时候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她知道自己抓着拐杖头的手在微微颤抖。他马上来到她身边，说：“哦，不用了。您完全没有必要起身。”

他的一只手稳稳地抓住她的胳膊，并热切地帮助她坐回到椅子里。她不喜欢太随意的身体接触，熟人和陌生人因为她的身体不便就自认为有权利触碰她，就好像她的身体变成了一种令人嫌弃的阻碍，被轻轻地来回推搡，直到各就其位仿佛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她想要甩掉他坚定而带有占有欲的紧抓，但是又忍住了。但她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肌肉，它们在他的触碰下紧紧绷起，她知道他也没有无视这种本能的反感。他把她重新安放好之后，自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上，优雅又带有一种专业的从容。他们中间隔了一张低矮的小桌。一圈擦亮磨光的红木树立起他的权威地位，那是力量与柔弱、年轻与衰老、医生与其附属病人之间的地位差异。只不过她并不是他的病人。他说：“我相信您正在等着进行髋关节置换。”当然，这是芭芭拉告诉他的，但是他不会率先提及她的名字。

“是的，我已经在骨科医院排号了。”

“请原谅我的直接，但是为什么不去私立医院呢？您这不是在忍受不必要的痛苦吗？”

她想，对于慰问来访而言，这几乎就是毫无礼貌、不合时宜的评论，或者说这就是他在面对她的悲恸与坚忍时所使用的应对方法？只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才有自信，并且能够以权威的口吻讲话？

她说：“我更愿意被当作一名享受国民医疗服务的病人。我喜欢享受自己的特权，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刚好不需要。”

他温柔地笑了，就像在哄孩子。“这看起来有点自讨苦吃。”

“可能吧。但是我叫你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征求你的专家意见的。”

“况且作为一名产科医生，我也不足以提供这样的意见。厄休拉夫人，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您难道不应该请自己的医生来吗，或者是一位挚友？您应该找人来陪着您，在这种时刻您不应该是孤身一人。”

“如果我需要咖啡、酒精或者御寒之物这些寻常的安慰，有玛蒂在就够了。人活到82岁，就算有几个想见的人，也都已经逝去了。我比两个儿子活得都长，这是人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我不得不承受这一切，但是我没必要时刻谈起这些。”她本来还可以加上一句“更不可能和你谈起这些了”，但是她觉得这些话不用说出来就已经在这气氛中了。

有一瞬间，他保持沉默，似乎是在考虑这些字句，接受这里面暗含的道理。然后他说：“当然，如果不是您打电话来，我可能会晚些前来拜访。只是我不确定您这么快就想接待访客。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一定是在芭芭拉刚打过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信，并且让他手下的护士送过来，而这名护士因为值完夜班急着回家，都没有亲自递交信件，只是把信塞进了信箱。他使用了所有最显而易见的形容词，并不需要翻词典来审定什么是最适宜的回复。毕竟谋杀令人悚然，是可怕、糟糕、令人难以置信又令人愤慨的。但是在这封为满足社交礼仪而仓促写就的信函里，却少了一些这样的说服力。而且他理应晓得不该让秘书把这封信打出来的。但是她想，这些都见怪不怪了。拂开那处心积虑获取的职场成就、威信声望、正统教养，就露出了这人的本来面目：野心勃勃，还有些粗俗，只有在会获得回报时才会体恤人心。但是她也知道，这些结论大部分是因为偏见，而有偏见是很危险的。要是想让此次会面按照她预期中的走向发展，她就必须谨慎小心，尽可能不流露出任何不满。况且去批判那封信也有些不公平。过去三年里，他都在忙着给那位被谋杀的丈夫戴绿帽子，要给他的母亲写信吊唁实在已经超过了他有限的社交词汇所及。

她已经将近三个月没见到他了，因此再次为他的英俊所动。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年轻人，个头很高，看起来有些笨手笨脚，头上是浓密的黑发。但是现在，这个来回晃荡的高个儿因为成功而变得自如起来。他轻松自如地展示着自己的身高，灰色的眼睛中含有一种最基本的警惕。他非常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眼睛的魅力。他的头发中已经夹杂了灰色，但是依然浓密且不规整，即便是精致的修剪也没能完全将其平顺。这也增添了几分他的魅力，暗示出一种未经驯顺的个性，这在传统的英俊绅士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

他探过身去，专注地注视着她，灰色的双眼饱含同情，十分温柔。她发现自己非常憎恶他这种招之即来的专业关怀。但是他做得很好，她几乎预料到他会说：“我们已经尽了全力，所有人力所能及的努力我们都尽到了。”然后，她告诉自己，这种关切也许是真的。她必须抑制住自己，不要总是看轻他，把他僵化成通俗小说里那种英俊又经验丰富的勾引者。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人会是那么单一的样子。毕竟，他也是一位公认的优秀妇科医生。他工作努力，很熟悉自己的专业。

雨果还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时候，斯蒂芬·兰帕特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她很喜欢他，到现在依然有几分当时那种喜爱，尽管她也由此心生恨意，不愿承认，但依然怀有当年的记忆，那些在港口草地上沐浴在阳光中的漫步，在雨果房间里的聚餐和欢笑，都带有多年的希望与对未来的许诺。他出身于中低产阶级家庭，是个聪明、英俊又野心勃勃的男孩，通过自己的长相和机敏加入渴望的团队，非常擅长隐藏蠢蠢欲动的野心。雨果是生来就有特权的那类人，他的母亲是伯爵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位男爵，也是一位出众的军人，拥有博洛尼这个名号的继承权，并且是家族遗产的继承人。她第一次开始琢磨，他憎恶的是不是不仅雨果一人，而是他全家？而之后的背叛举动是否是多年前的嫉妒扎根的结果？她说：“有两件事我们必须讨论一下，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能也不再有别的机会。也许我应该事先声明，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谴责我儿媳妇的不忠行为。我没有资格去批评任何人的私生活。”

那双灰色的眼眸变得更加谨慎。他说：“您是多么睿智啊，少有人能做到如此。”

“但是我的儿子被谋杀了。就算警方现在不知道，他们迟早也要知道这件事的。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说：“恕我冒昧，但是您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芭芭拉今天早上打电话的时候只告诉我警察发现了保罗的尸体和另外一个流浪汉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喉咙上都有割痕。”

“他们被割断了喉咙。两个人都是。而且他们通知消息的时候是那么小心翼翼，我由此设想凶器应该是保罗的一把剃刀。我猜想保罗是有可能自杀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如果承受了足够的痛苦，都能做出这种事。但是他不可能去杀掉那个流浪汉。我的儿子是被谋杀的，这就意味着警察会尽职尽责去发现某些事实。”

他冷静地问道：“什么事实，厄休拉夫人？”

“你和芭芭拉是情人关系。”

他在双膝上合十的双手紧握起来，然后又放松下来。他还是能够正面迎上她的目光。

“我知道了，是保罗还是芭芭拉告诉你这件事的？”

“他们都没有说。但是我和我的儿媳妇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也已经有四年了。我是个女人，也许我腿脚不便，但是我眼睛还不花，脑子也没痴呆。”

“她怎么样了，厄休拉夫人？”

“我不知道。但是在你离开之前，我建议你自己去搞清楚。我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只见到过我的儿媳妇三分钟。很明显，她太过痛苦，没有办法和访客交谈。而且看起来我应该也属于访客之列。”

“这样要求我公平吗？有时候别人的痛苦要比自己的更难以承受，难以面对。”

“特别是在自己的痛苦并没有同样强烈的时候？”

他探身向前，平静地说：“我不觉得我们有权利做这样的设想。芭芭拉的感受也许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保罗毕竟是她的丈夫。她关心、在意他，也许比我们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刻。这对于她，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听着，我们有必要现在谈话吗？我们都还没有缓过来。”

“我们必须现在谈，而且时间不多了。一旦警察们完成在教堂里的各种必要工作，总警司亚当·达格利什就会过来找我。他应该也会想要和芭芭拉谈一谈。在适当的时间，更有可能早些，而不是晚些，他们会找到你。我必须要知道你都会告诉他们些什么。”

“这个亚当·达格利什，他不是个诗人吗？这对于警察来说可是个奇怪的爱好。”

“如果他查案也和他写诗一样好，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不要因为你在上流社会的报纸上读到的那些报道就低估这些警察。”

他说：“我不会低估警方，但我也没有任何理由要畏惧他们。我知道他们对某些犯罪行为毫不手软，同时还恪守中产阶级的那些道德标准。但您应该不会想说他们怀疑我割断了保罗的喉咙，就因为我和他的妻子上床吧？他们也许会和社会现实有所脱节，但是应该不会那么落伍吧。”

她想：这才像回事，这才是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她冷静地说：“我不是说他们会怀疑你。我确信你会为昨晚提供一份令人满意的不在场证明。但是如果你们都不对你们的情人关系有所隐瞒的话，可能会减少带来的麻烦。我自己就不想在这件事上撒谎。当然了，我不会主动提供这条信息，但是他们有可能会问起来。”

“那他们为什么会问起这件事呢，厄休拉夫人？”

“因为达格利什总警司会和政治保安处的人联络。不管任期有多短暂，我的儿子毕竟曾是政府里的一位大臣。你觉得那些本职工作就是发现并记录下大臣们潜在丑闻的人怎么会不知道一位大臣，特别是一位在那个部门就职的大臣的私生活？不然你觉得我们是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呢？”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她面前缓缓踱步。他说：“我想我本来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果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会想到这一点。保罗的死确实让人震惊。我想我的头脑还没有恢复正常运转。”

“那我建议它最好尽快开始工作。你和芭芭拉必须统一口径。最好你们都同意讲实话。我的理解是，你一开始把芭芭拉介绍给雨果的时候，她就是你的情人，雨果死后，她嫁给保罗之后也一直是如此。”

他停下脚步，转向她。“相信我，厄休拉夫人，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并不是您想的那样。”

“你是说她和你都颇有风范地决定暂时不进行私下接触，至少在蜜月之前都没有偷情过？”

他走到她面前站住，低头看向她。

“我想有些事我得说出来，但恐怕这些事……不怎么有绅士风度。”这个词现在恐怕已经毫无意义，她这样想着，但却没有说出来。1914年之前，一个人可以这样讲，也不会显得虚伪或者可笑，但是现在不行了。那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整个世界都永远逝去了，都被践踏入了佛兰德的泥土里。她说：“我儿子的喉咙都被割断了。考虑到这种凶残行径，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需要考虑风度或者伪装的问题了。当然，这是有关芭芭拉的事。”

“是的，如果你还不理解，那么有些事情你应该要明白。我也许是她的情人，但是她并不爱我。她当然也不想嫁给我。她和我在一起就和同其他任何男人在一起一样满意。那是因为我懂得她的需求，并且不会提出要求，不会提出太多要求。我们总是会提一些条件的。当然了，我能多爱一个人，就有多爱她。这对于她而言也是必要的。而且她和我在一起有安全感。但是她不会为了嫁给我而抛弃一个完美的好丈夫以及相应的头衔。她不会离婚，更不会与人共同策划谋杀。如果你和她要继续生活在一起，你就必须相信这一点。”

她说：“这很坦诚。你们彼此看起来很配。”

他接受了这嘲讽背后的微妙的侮辱。“哦是的，”他伤感地说，“我们适合彼此。”他又补充道，“我怀疑她甚至不怎么觉得内疚。也许有些奇怪，但至少还没有我那么内疚。其实很难严肃对待通奸这种事情，特别是当你并没有因为偷情而感到欢愉时。”

“你这方一定是筋疲力尽，也不怎么心满意足。我钦佩你所做出的自我牺牲。”

他的微笑似乎在追忆往昔，遮遮掩掩的。“她是那么美。这是种毋庸置疑的美，不是吗？并不取决于她是否健康，是否开心，是否疲惫，也不取决于她穿了什么。那种美总是存在。您总不能因为我的尝试就责备我。”

“不对，”她说，“我能，并且我也确实责备你。”

但是她知道自己并没有完全讲实话。究其一生，她都受到男人和女人美丽外表的欺骗。她也是以此为生的。1918年，她的兄弟和未婚夫都被杀了，她这位伯爵的女儿为了显示对传统的蔑视而登上了舞台，她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她苦涩地想着这些事实，她并没有什么戏剧天赋。她对于自己的情人总是随意但又本能地要求他们相貌英俊，对她的女性朋友的容貌从不嫉妒，甚至在这方面相当宽容。令他们更吃惊的是，32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亨利·博洛尼爵士，很明显是因为他身上一些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特质，并且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她现在想起了她的儿媳妇，就像她许多次看到的她那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大厅的玻璃前。芭芭拉每经过一面镜子，都无法不驻足，平静地凝望反射出的自己，享受那自恋的一瞬间。她想要看到什么？是眼角的第一道松弛，瞳孔渐渐暗淡的蓝，干枯皱褶的皮肤，还是脖子上的第一道皱纹？这一切都展示出了这种过于珍视的完美是多么容易转瞬即逝。

他仍然在不安地踱步，依然在说话。

“芭芭拉喜欢那种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的感觉。在性行为方面尤为如是。注意力，她毋庸置疑得到了具体且强烈的注意力。她需要被男人渴望。她并不是真的很想让他们触碰到她。如果她觉得我参与了谋害保罗这件事，她绝对不会感谢我的。我不认为她会原谅我，更不会因此保护我。我很抱歉，我太直白了。但是我想这些话不得不说。”

“是的，确实有必要说出来。那么她会保护谁呢？”

“可能会是她的兄弟吧，但是我料想不会保护很久，更不会自己冒着风险去保护对方。他们本来就没有特别亲近过。”

她冷冰冰地说：“这个时候不需要她表示这种对亲人的忠诚。多米尼克·斯维恩昨天一整晚都在这座房子里，和玛蒂待在一起。”

“这是他的说法还是她的？”

“你是在指控他在我儿子的死亡事件中插了一手吗？”

“当然不是。这个想法太荒谬了。而且如果是玛蒂说他和她在一起，我毫不怀疑。我们都知道玛蒂是公正的典范。您刚才问我芭芭拉有没有想要保护的人，我再想不到别人了。”

他已经停下了脚步，又坐回到了她的对面。

他说：“说说您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您说我们有两件事情需要讨论。”

“是的，我想要确定芭芭拉怀的孩子是否是我的孙子，而不是你的私生子。”

他的肩膀变得僵直。有一瞬间，可能只有一秒钟，他僵硬地坐着，低头望向自己紧扣在一起的双手。在沉默中，她能听到旅行钟的嘀嗒声。然后他抬起头来。他依旧冷静，但是她觉得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哦，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不可能的。我三年前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我不适合做父亲，也不想因为生父确认诉讼而让自己难堪。如果您想要证据，我可以给您提供那位外科医生的名字。这也许要比等到孩子出生再带他去验血要简单得多。”

“他？”

“哦，是的，是个男孩。芭芭拉做了羊膜穿刺。您的儿子想要一位继承人，他也得到了一位继承者。您不知道吗？”

她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样做对胎儿而言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吗，特别是还在孕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专家和最新的技术就没关系。我知道她身边有专家。不，不是我，我不是那种傻瓜。”

她问：“保罗死之前知道孩子的事吗？”

“芭芭拉还没有说，我想他不知道。毕竟她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

“怀孕的事吗？肯定不知道。”

“不是，我是说孩子的性别。昨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但是保罗也许已经猜到了怀孕这件事。毕竟他又回到了那座教堂，大概就是去向他的上帝寻求更多、更好的指示吧。”

她突然感受到了无比强烈的愤慨，有一瞬间甚至气得说不出话来。当她能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发颤，就像一位无力的老妪。但至少她的字字句句仍然带刺。她说：“当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你就从来都无法抗拒那种诱惑，非要把粗鄙的话和你自以为是的聪明话掺在一起。不管我儿子在那座教堂里遭遇了什么——我也不想假装我搞明白了一切——最终他就是因此而死的。下一次你忍不住想要沉浸在你的小聪明里时，最好记住这一点。”

他的声音也变得低沉，像钢铁一样冰冷。“我很抱歉。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场谈话是个错误。我们两个都太震惊，还没有恢复理智。现在，请原谅，我得在警方突然拜访芭芭拉之前见见她。我想她现在是一个人待着吧？”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安东尼·法雷尔马上就会过来。我一听到这个噩耗马上就给他的私人地址送了信，但是他得从温彻斯特赶过来。”

“那个家庭律师吗？警察来的时候让他待在这里——这样不会看起来很可疑吗？就好像是在做必要的防范措施。”

“他不仅是我们的律师，也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我们两个人都想让他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很高兴你能赶在他来之前去见她。告诉她要如实回答达格利什的问题，但是不要主动提供信息，任何信息都不要。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警方会对这种常见的偷情行为大惊小怪。但是就算他们已经有所耳闻，也不会指望她能够主动透露。太过于坦诚和极不坦诚看起来一样可疑。”

他问：“警方宣布噩耗的时候你跟她在一起吗？”

“并不是警方告诉她的，是我。在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这么做。首先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女警察告诉我的，然后我一个人去见芭芭拉。她表现得非常恰如其分。芭芭拉总能知道自己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才是最恰当的。而且她也是一个好演员。她本该如此，毕竟她已经演练过很多回了。哦，还有一件事。告诉她不要透露有关孩子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这就是您希望的，也是您觉得明智的做法的话，好的。但是提到怀孕的事情也许会有帮助。他们会对她特别温柔。”

“他们会很温和的。他们可不会派个傻子来。”

他们交谈的方式就像一伙并不怎么和睦的同党，因为同一个不可言说的阴谋联合在一起。她感到一阵冰冷的厌恶感，这种感情的外在表现就是泛上一阵恶心，然后又是一阵将她席卷的乏力，将束手无策的她困在椅子里。很快，她就注意到他来到了她身边，五指温柔又坚定地按在她的手腕上。她知道自己应该憎恶他的触碰，但是现在这给了她抚慰。她靠回到椅背上，双目紧闭，在他的手指之下，她的脉搏重新有力地跳动起来。他说：“厄休拉夫人，您真的该找您的医生看看了。马尔科姆·汉考克是吗？让我给他打个电话。”

她摇了摇头。“我没事，我现在还没办法再去和另一个人打交道。警察来之前我得一个人待着。”她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这样承认自己的虚弱，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时刻对他这样的人坦承这件事。他走到门边。当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时，她说：“还有一件事，你对特蕾莎·诺兰有多少了解？”

他转过身，严肃地看着她。“不比您知道得多，我想，可能知道得更少。她只在彭布罗克产妇疗养院工作过四个礼拜，我几乎都没正眼看过她。她照顾过您，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了超过六个礼拜。她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怀孕了。”

“那黛安娜·特拉弗斯呢？”

“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她非常不明智地胡吃海塞，又喝了太多酒，然后掉进了泰晤士河里。您想必知道，我和芭芭拉在她溺死之前就已经离开黑天鹅餐厅了。”他沉默了一瞬，然后严肃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帕特诺斯特评论报》上面那篇荒唐的文章。厄休拉夫人，我能给您提点儿建议吗？保罗被谋杀，如果确实是被谋杀，是件很简单的事。他让别人进了教堂，一个贼、另一个流浪汉或者一个变态，就是这个人杀了他。不要把他的死复杂化，上天知道，这种老套的、意外的悲剧就已经够可怕的了。就算没有这些，警方要忙的也够多的了。”

“这两件事都是毫不相干的吗？”

他没有回答，而是说：“莎拉知道这件事了吗？”

“还没有。我今天早上试着给她的公寓打电话，但是没有人接电话。她也许是出去取报纸了。你走了以后我马上再试着联系她。”

“你想让我过去看看吗？毕竟她是保罗的女儿。这对她来说会是一个很可怕的打击。她不应该从警察口中或者电视新闻里知道真相。”

“她不会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亲自过去。”

“但是由谁来给您开车呢？周三哈利维尔不是休息吗？”

“还可以乘出租车。”

她讨厌他看起来要掌控全局的样子，就像当初在牛津一样，狡猾地将自己不动声色地融入这个家庭。然而她又一次责备自己，不应该如此不公。他从来就没有缺少过这种善意。他说：“在警察对她发动攻势之前，她应该有准备的时间。”

准备什么的时间？她暗想。装出一副她确确实实非常在意的样子？她没有回复。突然，她着急着想要让他离开，她拼尽全力才没有开口命令他滚出去。她反而是伸出了手。他弯下腰，将这只手放入自己的掌心，然后抬起来贴近嘴唇。这一举动过于戏剧化，并且荒唐而不合时宜，让她感到不安，却不觉得怎么恶心。他离开之后，她发现自己低头凝望着自己戴着戒指的干瘦手指，凝望他曾短暂亲吻过的长满老年斑的指关节。这是在向一位面对人生最后悲剧时充满尊严和勇气的老妇人致以敬意吗？又或者说这是更为微妙的一个举动、一种宣誓，表示无论怎样他们毕竟是同盟，他明白她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并也将此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