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米斯金关上电梯门、打开公寓保护锁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30分之后了。她本想在苏格兰场等到达格利什和马辛厄姆从哈利威尔那里回来之后再走。但是达格利什提议她可以下班了，毕竟明早之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做了。如果达格利什是正确的，即博洛尼和哈利·麦克都是被谋杀的，那么接下来她和马辛厄姆就会经常性地每天工作16个小时，甚至是更久。她并不担心这种可能性，因为她早就熟悉了这种情况。她打开灯，把门反锁上，突然觉得她内心中希望达格利什是正确的这种想法非常奇怪，甚至应该遭受谴责。但马上她就用最常见的话语安抚了自己。博洛尼和哈利都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他们死而复生。如果保罗·博洛尼男爵不是亲手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那么这个案子不仅变得很重要，也变得非常吸引人。这不仅仅是从个人感受来讲，这个案子也将是她获得提拔的重要机会。一直以来，警界对于在C1设立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政治或者社会敏感度极高的重大案件这件事都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她可以马上报出好几个高层的名字，这些人看到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只是谋杀然后又自杀的普通悲剧一定不会感到遗憾。

她走进公寓，像往常一样充满满足感，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她在查尔斯·香农公寓刚住满两年。通过精心计算贷款买下这套公寓只是她出人头地计划的第一步，最终是要买下泰晤士河边一套经过改造的复式公寓——有着面向河流的宽敞窗户、没有吊顶的大房间，能够将泰晤士河两侧塔桥的远景尽收眼底。虽然现在仅仅是个开始，她依然为此感到喜悦，有时还要抑制住自己不会一刻不停地在屋里徘徊，抚摸墙体，触碰每一件家具，从而让自己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

公寓位于荷兰公园大道一个街区以外一座维多利亚式住宅楼的顶层，有一间狭长的客厅，阳台环绕着铁围栏，还有两间小小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独立的盥洗室。这房子建于19世纪60年代初，旨在于艺术与工艺运动逐渐兴起时为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提供工作室，门口的一些蓝色的纪念匾就证明了它曾拥有的历史意义。但是从建筑学上讲，这幢楼毫无优点。它的墙体由黄色的伦敦砖砌成，与周围具有摄政时期风雅的建筑形成鲜明对比，还格外高耸，外围如城墙，使得它像一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堡一样，与周围十分不协调。高耸的外墙被无数个比例极不协调的窗户分割开来，还横七竖八地装满了铁制逃生梯。屋顶有成排的烟囱顶，中间还冒出了各种电视天线，其中有很多早就已经作废了。

这是唯一让她感到像家的地方。她是个私生子，从小被外祖母带大，而她刚出生的时候，外祖母就已经快60岁了。她未婚的妈妈在她刚出生没几天就去世了，她印象里的她来自一张学校里的合影，有一张瘦削、严肃的面庞，站在学生群的第一排，那张脸上完全没有她自己所具备的那种坚韧的特性。她的外祖母从未谈起过她的父亲，她因此设想她的妈妈也从未披露过她父亲的身份。她也没有继承自己父亲的姓氏，但是这一点早就不会让她心烦了，也从未让她心烦过。在很小的时候，她难免幻想过自己的父亲会找到自己，但是后来，她完全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探寻自己的身世。她有一次在学校图书馆随意翻开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剧作，依稀记住的两句话后来成为她的人生哲学：

前程后事有何畏，

我命终始自由我。

她并没有选择把自己的公寓装潢成某种时代的风格。她对过去几乎毫无感觉——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摆脱过去，根据自己对秩序、安全感和成功的追求来打造自己的未来。所以几个月以来，她的家具就只有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和地板上的一张床垫，直到后来她攒够了钱，能买得起她喜欢的设计精美的简洁风现代家居：真皮的沙发、两把安乐椅、抛光的榆木餐桌、配套的四把椅子和覆盖整面墙的定制书架，专业设计的整洁厨房里只有必需的厨具和餐具，没有任何奢华的摆设。公寓是她的私人世界，警局里的同事严禁涉足，只有她的恋人可以来。但是艾伦第一次走进门的时候，尽管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心、任何威胁性，只是像往常一样提着一塑料袋子书，他这种温和的存在有那么一瞬间好像也成了一种危险的入侵。

她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威士忌，掺上水，然后打开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那扇小门的安全锁。室外的空气涌入，干净清爽。她关上门，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酒杯，身子倚在砖墙上，向东看去，鸟瞰整个伦敦。低矮的云层吸收了城市闪耀的灯光，像淡红色的彩色涂料一样，与浓烈的蓝黑色天空形成对比。一阵轻风吹过，拂动了荷兰公园大道两侧高大酸橙树的枝条，让50英尺之下一排排屋顶上脆弱、充满异国风情的电视天线随风晃动。南面那些荷兰公园里的树木在天空之下有如凝结的黑色团块，前方，圣约翰教堂的尖顶闪闪发光，就好像远处的一片海市蜃楼。这也是这种时刻的乐趣之一，看着那仿佛是在移动的尖塔，有时靠得太近，她感觉自己只要伸出一只手，就能触碰到那粗糙的石块；而有时又会像今晚这样，整座尖塔遥不可及，仿佛是远处的一个幻象。在她右下方的弧光灯之下，道路向西蜿蜒，油光闪闪，就好像一条熔化、炽热的熔岩流，承载着一群又一群的汽车、卡车和红色公交车，没有尽头。她知道这条路在古时候是罗马的一条通道，一直通向西方，远离伦狄尼姆 [3] 。路上刺耳的轰鸣声传到她耳边时已经非常微弱，就好像是远方卷起的轻轻海浪。

除了冬天天气最糟糕的时候，这是她一年四季每夜的日常活动。她会倒一杯威士忌——一般是金铃牌的，然后拿着杯子站出来沉思。她想，这更像是一个关在囚笼里的犯人在说服自己这座城市依然存在。但是她的小公寓并不是监狱，更像是对来之不易并努力维系的自由的一种证明。她从庄园逃出来，从外祖母那里逃出来，从那个战后建成的公寓第七层的一处比例失调、肮脏又吵闹的小公寓逃出来。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是以当地一位议员的名字命名的，他像大多数同类一样，拆掉了狭小的街区，建起12层的高层公寓，以此向所谓的公民自豪感和相对应的社会学理论致敬。她逃离了那里的大吼大叫、墙上的涂鸦、破旧的电梯、随地小便的臊臭味。她记得她逃出来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两年多之前——6月8日那天。她就站在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像是举行祭奠仪式一样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看着流动的灯光反射出来的弧形落在栏杆之间，大声说道：“去你的吧，该死的费尔韦瑟议员!欢迎你到来，自由!”

现在她切切实实地走上了正轨。如果她的新工作能大获成功，任何事情——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亚当·达格利什至少要选择一位女性加入自己的调查小组，这件事并不令人吃惊，但是他不是那种特意迎合女权主义的人，也不会专门讨好任何流行的主义。他之所以选中她，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位女性队员，是因为他了解她的档案，知道她可以做好工作，让他放心。她向窗外远眺伦敦，感到自己的血脉里涌动着强大又美好的自信，就像清晨的第一口空气。在她身下延展开来的这个世界让她感觉就像自己家里一样自在，这里也是隶属伦敦警察厅管辖范围之内，人口密集又喧哗的都市街区之一。她想象着这条路一直延伸到诺丁山大门的另一边，穿过海德公园，跨过蜿蜒的河流，越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高塔和大本钟，短暂地掠过伦敦金融城，然后来到东部郊区与埃塞克斯郡警局的交界处。她几乎知晓那一边界的每一毫厘。这就是她眼中的首都：被划分成了不同警区、街区、部门和分部。她仿佛回到了诺丁山，那坚韧、多元、极具都市特性的村庄，她刚离开基本培训学校的时候就被分到那里轮岗。她还能记起8年前那个酷热的8月夜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种声响、每一种色彩和每一种气味，就是在那一瞬间，她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是她宿命中要追求的职业。

在她鲜活的记忆里，那个最为酷热的8月之夜，她和特里·里德一起在诺丁山进行街头巡逻。一个男孩冲向他们，激动地尖叫着，喋喋不休地讲着什么，并用手指向附近的一处房屋。她又一次看到了当时的场景：吓坏了的邻居们聚在一起，站在楼梯底下，每张脸都浸满汗水，闪闪发光，沾满污垢的衬衣下是汗流浃背的身躯。空气中一股热气腾腾、没有洗澡的人的味道。在这些人的低声细语之外，楼上传来了一个刺耳的声音，正含糊不清地发出抗议。那个男孩说：“他手里有把刀子，小姐。乔治试着夺过刀来，但是他又威胁他。是不是啊，乔治？”

角落里的乔治脸色惨白、个子矮小，像一只鼬鼠一样蜷成一团：“是的，就是这样。”

“他现在挟持了玛贝尔和那个小孩。”

一个女人轻声说道：“耶稣保佑，他还挟持了个孩子啊。”

他们退到后面，好让她和特里通过。她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勒罗伊。”

“还有别的称呼吗？”

“普莱斯，勒罗伊·普莱斯。”

走廊漆黑一片，房间本身没有上锁，可能是因为之前把锁撞开了。房间里更加黑暗，窗户上钉着的一张毯子被扯破了一角，些微刺眼的光从外面漏了进来。她隐约能看到地板上沾满污垢的双人床垫和一张折叠桌，桌子两侧各有一把椅子。空气中有一股呕吐物的味道，还有汗味、啤酒和油腻的炸鱼薯条混在一起的味道。墙边蜷缩着一个女人，怀里抱了一个小孩。

她温柔地说：“没关系的，普莱斯先生。让我把刀子拿走吧，你并不想要伤害他们。她是你的孩子，你不想伤害他们任何人。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天气太热，你又受够了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受够了。”

她在自己从前居住的公寓以及巡逻的路上看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担负着的沮丧、无助和痛苦突然之间变得过于沉重，整个人的头脑里爆发出一阵狂乱的抗议。他确实是已经受够了：太多没有支付完、也无力支付的账单，太多的担忧、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沮丧，当然，还有太多的醉酒。她走到他身边，没有说话，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伸出手，接过刀子。她感受不到恐惧，只是害怕特里突然冲过来。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楼下的一群人一片死寂，外面的街道也陷入了一片怪异的寂静，即便是伦敦最嘈杂的街道也会有这样的片刻安宁。她只能听到自己平稳的呼吸和他急促、沙哑的呼吸。接着，他发出激动的抽泣声，扔掉刀子，整个人扑向了她。她扶住他，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轻声呢喃，一切都结束了。

她夸大了特里在这件事中发挥的作用，他也默许了她的这种说法。但是摩尔·格林从来不会放过令人兴奋的机会，也很渴望看到警察之间的内讧，她当时正好是楼下那群眼睛闪闪发光、急不可待的看客中的一员。到了第二周的周二，她携带大麻，被特里抓了个现行，可能特里当时的动作有点过分，但毕竟他还没完成每周给自己设定的逮捕计划。摩尔要么就是突然爆发出一股对女同胞的忠诚，要么就是憎恶所有的男人，特别是特里，于是她就给警局的警长讲了那场挟持人质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并没有人告诉凯特什么，但是大家都很明显地向她示意他们已经知道了真相，而她对此保持缄默也并没有损害到自己。她现在又突然在想那个男人、玛贝尔和孩子接下来怎么样了。她第一次发现，奇怪的是一旦事件结束，她写完了报告，就再也没想起过他们来。

她走进屋，关上门，拉上厚重的亚麻窗帘，然后去给艾伦打电话。他们本来计划着明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但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这个案子结案之前，做任何计划都毫无意义。像她之前每次爽约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他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她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从来不会大惊小怪。

他说：“那下周四约好的共进晚餐看来也不太可能了。”

“也许到时候我们就结案了，不过可能性很小。话是这么说，还是先约着吧，如果有安排的话我到时候再打电话取消。”

“好吧，祝你办案顺利。我希望不会变成‘爱的徒劳’。”

“那是什么？”

“抱歉。这是一部莎士比亚的剧作，里面有一位贵族就叫博洛尼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不同寻常，也很有意思。”

“他的死亡也不同寻常，非常有趣。下周四晚上见。”

“除非你到时候不得不取消约会。那就下周见了，凯特。”

她觉得自己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讥讽，但又说服自己那是疲惫造成的幻听。这是他第一次祝她办案顺利，但是他依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她想，他确实谨小慎微，和她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一样。还是说他压根就不在意？他放下听筒前，她赶忙说道：“那个贵族，最后他怎么样了？”

“他爱上了一个叫作罗莎琳德的女子，但是她让他去照顾病号。所以他就到医院去给病人们当了12个月的开心果。”

她想，从这里面可是几乎得不到什么灵感。她放下听筒，脸上挂着微笑。下周四的晚餐不能一起吃是件憾事，但是以后还会有其他的晚餐约会、会共度更多良宵的。她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来。他总是会来。

她怀疑自己遇见艾伦·斯库利的时机可能是刚刚好。她早期的性教育都是在高层公寓下的水泥地下通道和伦敦北区综合学校自行车棚后接受的，那种刺激、危险与厌恶融合在了一起，虽然给她上了人生很好的一课，但对于爱情却是一种很糟糕的预备工作。那些人里面的大部分男孩子都没有她聪明。如果他们长得帅气一点、又或者比较机灵幽默，可能还不算什么。到她18岁的时候，她饶有兴致、却又很沮丧地发现自己对男人的看法和常见的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一致——可以偶尔作为身体上和社交上的消遣，但是实在无关紧要，完全不允许其介入到人生重要又严肃的事业当中，这就包括了甲级考试、职业规划以及逃离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她发现自己可以享受性爱，但同时又对这种欢愉的来源充满鄙夷。她知道这样的态度没办法开展任何的恋爱关系，但是就在两年前，她遇到了艾伦。他的公寓在大英博物馆后的一条小巷子里，当时他遭遇了入室行窃，是她带着指纹鉴识人员和犯罪现场调查人员赶过去的。他告诉她，自己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家神学图书馆工作，业余收藏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布道书——这在她看来是个非常不同寻常的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两卷被偷走了。他们没能把书找回来，她从他回答问题时那种冷静、坚定的语气中听出来，他也没指望着还能找回那些书。他的公寓狭小、凌乱，不像是人住的地方，更像是囤放书籍的储藏室，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男人。她后来不得不再次回访，他们边喝咖啡边聊了大概一个钟头，然后他很自然地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去国家剧院看一场莎士比亚的戏剧。

那一晚过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一起上床了，他打消了她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想法，她曾以为知识分子对性爱都没有兴趣。他对此颇有兴趣，也长于此道。他们逐渐进入了一种舒适的恋爱关系，明显让彼此都非常满意，他们对对方的工作没有憎恶或者嫉妒的情绪，仅仅是把它当作陌生的领域，那些语言表达和惯有习俗完全不可理解，所以他们很少谈及。凯特知道他因为她对宗教多样而迷人的阐述——并不是单纯的缺乏宗教信仰——毫无兴趣，也知道尽管从未言明，他觉得她一直忽视了文学教育。如果她受到质询，倒是也能够引用愤怒的现代诗句，讲述着内城里失业的青年和在南非对黑人的征服，但是他觉得这些同多恩、莎士比亚、济慈或者艾略特相比只能算得上是廉价的替代品。从她的角度，她觉得他是个天真的人，缺乏在都市丛林生存的必备技能，对于他能够如此毫不在意地穿行在危机四伏的城市里感到惊奇。除了这场至今依然非常神秘、诡异的盗窃事件，他再没遇上过什么不顺的事情，就算遇见了，他也没有留意到。她觉得让他给自己推荐阅读书目很有意思，她也坚持着读完了那些他犹豫着推荐给她的书。目前她的床头书是伊丽莎白·鲍恩的小说。书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她们不菲的个人收入、在圣约翰林的优质房产、穿着统一制服的客厅女侍、不苟言笑的姨妈姑妈，最关键的是她们情感的细腻与敏锐程度，这些都让她为之惊叹。“她们的问题，就是家务活儿做得太少。”她对艾伦做出此番评价的时候，既是在说书里的角色，也是在讲作者本人。尽管如此，她发现自己还是想要继续读下去。

现在已经将近午夜。她过于兴奋，又过度疲惫，几乎不觉得饥饿，然而她还是觉得上床睡觉前应该稍微做一点东西吃，比如煎蛋卷之类的。但是在这之前，她打开了电话答录机。当电话里一响起来那个熟悉的声音时，愉悦感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负罪感、憎恶与沮丧的复杂情绪。来电话的是照顾她外祖母的社工。总共有三条留言，每条间隔两小时，那种靠专业素养维持的耐心逐渐变成了失望，最后变成了一种几乎是充满敌意的恼怒。她的外祖母受够了整日被困在七楼的公寓里，于是出门去邮局取自己的养老金，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的窗玻璃被砸碎了，门也有被撞开过的迹象。这是一个月以来第三次发生这种事故了。米斯金太太现在过于不安，完全不能出门。社工询问凯特能否一有时间就给当地的社会服务部门打电话，如果已经是17点30分之后，能否直接给她外祖母打电话，情况紧急。

她疲惫不堪地想：情况总是很紧急。现在这个点儿再打电话已经太晚了。但是这也没法等到早上。她不打电话外祖母就睡不着觉。电话才响了一声，外祖母就接了起来，她猜老太太一定一直都坐在电话机旁边干巴巴地等着。

“哦，你可总算打来了。真会挑时候。都快午夜零点了。梅森太太一直想要联系上你。”

“我知道。外祖母，你还好吗？”

“我当然不好了。见鬼，我很不好。你什么时候来？”

“我明天试着抽出点时间来，但是不太好办，我正在调查一个案子。”

“最好15点来。梅森太太说她15点的时候会过来看看。她特别想见你一次。再提醒你一次，是15点。”

“外祖母，那根本不可能。”

“那我该怎么去购物呢？我可告诉你，家里没人看着我是绝对不会出去的。”

“冰箱里的东西应该还能够你再吃四天的。”

“我不喜欢吃那种人造垃圾，我以前就跟你说过了。”

“你不能跟卡恩太太说一声吗？她一直都很热心，愿意帮忙。”

“不，我不能。她现在也不出门了，除非有她丈夫陪着。自从民族阵线那一伙人来这边之后就不出门了。况且，那样也不公平。她光是照顾好自己那一摊子事就已经够麻烦的了。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些孩子又把电梯折腾坏了。”

“外祖母，窗玻璃修好了吗？”

“哦，是的，他们来过，修好了窗户。”她外祖母的语气似乎表明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她又补充道，“你得把我从这个地方弄出去。”

“我正在努力，外祖母。有一所配备看护的单人公寓，你已经在这所公寓的名单上了，你知道的。”

“我可不需要什么该死的看护。我应该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待在一起。那就明天15点见。你最好是过来一趟，梅森太太想见你。”

她放下了电话。

凯特想：天哪，我现在可没法对付这一套，我才刚刚开始接手一个新案子。

她愤怒又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负责任，她已经尽力了。她给外祖母买了一台新的电冰箱，上层是个小冷柜，她每周日都会到访，把冰箱里塞满接下来一周要吃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她都会听到那熟悉的抱怨：“我可吃不了这些奇怪的东西。我想自己去买东西，我想离开这里。”

她花钱找人安了一部电话机，并教会外祖母如何使用，让她不要害怕。她和当地的权威机构联系过，安排一位养老院的护工每周都来清理一次公寓。如果她的外祖母能够承受这种打扰，她其实是很愿意亲自打扫的。她愿意忍受一切麻烦、花很多的钱，只要能够避免把外祖母带到查尔斯·香农公寓跟自己一起住。但是她也知道，老太太和社工已经达成一致，不停地迫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但她没有办法答应。她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艾伦的登门拜访、一个独立的画室以及自己的隐私和安宁，去承受一个老太太给生活带来的重重障碍，比如电视无休止的噪音、一片脏乱、老年人的体味、挫败感、埃里森·费尔韦瑟公寓残留的气味以及童年和过去处处可见的痕迹。现在，让外祖母搬过来显得比以往更加不现实。她刚刚和新的小分队接手第一个案子，她需要完全的自由。

她突然对马辛厄姆充满了嫉妒和憎恨。就算他也有一堆难对付、苛刻挑剔的亲戚，没人会指望他应付好一切。如果她确实需要请假离开工作，他就会第一个指出，当事情真正变得困难起来，你是没有办法指望一个女人能做成些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