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机器人结下不解之缘的时间，就写作而言是在1939年5月10日，然而身为科幻迷的我，在更早之前就爱上了机器人。

毕竟，机器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科幻题材，早在1939年已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神话传说中，就有不少机械所制造的人类。至于“robot”这个名词，最早则是出现于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所写的剧本《RUR》，这出舞台剧于1921年在捷克首映，而剧本很快就翻译成许多种外语。

RUR的意思是“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中的罗森是一位英国工业家，他为了让人类能够过着充满创造性的悠闲生活，因而制造了一批人造人来为人类服务（“robot”就是衍生自捷克文的“奴工”一词）。虽说罗森的立意良好，事实并未照他的计划发展，那些机器人叛变了，人类因此自取灭亡。

这种想象中的新科技，会在1921那个年头被视为大灾难的根源，或许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别忘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人类才见识过战车、飞机和毒气的威力——借用“星际大战三部曲”的说法，那正是“原力的黑暗面”。

相较于《科学怪人》这个更有名的故事，《RUR》注入了较浓的悲观色彩，前者虽然也有人造人的情节，而且这个举动同样导致不幸，相对而言规模却小得多。由于这两部经典作品的影响，在1920和193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作者经常将机器人描写成危险的装置，照例一定会毁掉它的创造者。这类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一个寓意，那就是“有些事物人类不该知道”。

不过，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见解，我无法接受“如果知识代表危险，无知就是解决之道”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解决之道似乎是善用人类的智慧才对。人类不该拒绝面对危险，而应当学习如何化险为夷。

毕竟，早在某一群灵长类变成人类之初，这样的问题已经是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任何一项新科技都有可能带来危险，打从一开始，火就是一种危险的科技，而语言又何尝不是（且危险性犹有过之），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可是如果没有这两项科技，人类就不是人类了。

总之，当时我虽然不太清楚自己对机器人故事有何不满，内心却一直在期待更精彩的作品。不久我终于等到了，那是刊登于《惊奇故事》1938年12月号的一个短篇《海伦・奥洛》，作者是莱斯特・德尔雷（Lester del Rey），他以极富同情心的笔调来描写一个机器人。我相信那只是他所发表的第二个故事，但从此以后，我就是个至死不渝的德尔雷迷了（请大家千万别告诉他，他一定还不知道）。

而几乎同一时间，在1939年1月号的《惊异故事》中，因多・班德（Eando Binder）在短篇小说《我，机器人》里也创造了一个引人同情的机器人。虽然相较之下，这个故事的内容贫乏得多，但我再度大受感动。不知不觉间，我开始有了想要创作机器人故事的念头，而且决心要把我的机器人写得人见人爱。在1939年5月10日这一天，我终于动笔了，前后总共写了两周，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写作的速度还相当慢。

这个故事被我命名为《小机》，主角是个机器人保姆，虽然它和所照顾的女孩感情很好，女孩的妈妈却怕它怕得要死。然而，弗雷德・波尔（Fred Pohl，当年他和我一样才十九岁，此后我们的岁数也年年相同）比我来得聪明，他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告诉我，由于情节和《海伦・奥洛》太接近了，大权独揽的《惊奇》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不可能刊登。他说得很对，后来坎贝尔正是以这个理由退稿。

没想到几个月后，弗雷德成为两家新杂志的编辑，而他竟然在1940年3月25日买下了《小机》，并将它刊登于1940年9月号的《超级科幻小说》，不过题目改成了《奇异的玩伴》。（弗雷德有个可怕的恶习，就是喜欢乱改别人的题目，而且几乎总是改得更糟。后来，这个故事在别处发表过许多次，一律使用我原来的题目。）

然而在那个时代，除非是将作品卖给坎贝尔，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会感到遗憾。所以不久之后，我便试着创作另一个机器人短篇。不过，这回我先和坎贝尔讨论了自己的构想，以确定本篇完成之后，他退稿的唯一原因就是写得不够好。然后，我才正式动笔写出《理性》这个故事，大意是说一个机器人有了宗教信仰。

坎贝尔于1940年11月22日接受了这篇小说，并于次年四月刊登在他所主编的《惊奇》。这是我卖给他的第三个作品，但却是他第一次照单全收，没有要求我作任何修改。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于是很快又写了我的第三个机器人短篇，主角是个拥有读心术的机器人，题目叫做《骗子！》。坎贝尔同样爽快地接受了，将它刊登于1941年5月号，换句话说，连续两期《惊奇》都有我的机器人小说。

但我并未打算就此停手，我心中有一系列的故事要写。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1940年12月23日，当我和坎贝尔讨论读心机器人这个构想的时候，两人不知不觉谈起了规范机器人行为的规则。在我看来，机器人应该是具有内设安全机制的工业产品，于是我们开始替这些安全机制设想白话的版本——这就是“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前身。

后来，我在第四个机器人短篇《转圈圈》中，首次写出三大法则的确定内容，并在故事里直接引用。这个短篇发表于1942年3月号的《惊奇》，其中“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在该刊第一百页首次出现。我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这也是“机器人学”这个名词在人类历史上首度亮相。

在1940年代结束之前，我又卖了四个机器人短篇给《惊奇》，分别是《抓兔子》、《逃避》（坎贝尔改成了《矛盾的逃避》，因为两年前他刊登了一篇同样叫做《逃避》的故事）、《证据》和《可避免的冲突》，分别发表于1944年2月号、1945年8月号、1946年9月号以及1950年6月号。

自1950年起，几家大型出版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双日公司）开始出版精装的科幻小说。1950年1月，双日公司出版了我自己的第一本书——长篇科幻小说《苍穹一粟》，与此同时，我已在埋首撰写自己的第二部长篇。

那阵子，我的经纪人刚好是弗列德・普尔，他自然而然想到，或许我的机器人故事也可以出一本书。虽然当时双日公司对短篇小说集没什么兴趣，但另一家非常小的格言出版社态度则不同。

于是，1950年6月8日，我将这个选集交给了格言出版社，暂订的书名是《心灵与钢铁》。结果，出版商摇了摇头。

“改为《我，机器人》吧。”他说。

“不行。”我说，“十年前，因多・班德的短篇小说就用过这个题目。”

“管他的！”出版商答道（不过这几个字是经过我删节之后的版本），结果，我怀着相当不安的心情，勉强被他说服了。《我，机器人》成为我的第二本书，在1950年的年尾问世。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惊奇》所发表的八个机器人短篇，但次序经过了调整，好让前因后果更为合理。除此之外，我还把那篇《小机》也收在里面，因为虽然它被坎贝尔退稿，我仍旧很喜欢这个故事。

其实在1940年代，我另外还写过三个机器人短篇，它们或是遭到坎贝尔退稿，或是他根本没看过，但由于和其他故事构成的主线欠缺直接关联，我并未将它们收录于《我，机器人》。后来，在该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我又写了好些机器人短篇，最后它们连同上述三篇，全部毫无遗漏地收录于另一个选集中——书名是《机器人短篇全集》，由双日公司于1982年出版。

《我，机器人》的出版并未造成什么轰动，但是年复一年，它的销售量即使不大，至少一直很稳定。而在五年之内，这本书又陆续推出军用平装本、平价精装本、英国版和德文版（这是我的书第一次译成外文）。到了1956年，“新美国文库”甚至也替它出了平装本。

唯一的问题是，格言出版社长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从未提供一份清楚的销售报表给我，稿酬就更别提了。（我的“基地三部曲”也交给了格言出版社，所以遭到同样的命运。）

1961年，双日公司在获悉格言出版社的困境之后，赶紧设法接手《我，机器人》以及“基地三部曲”。从那时开始，这几本书的销售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我，机器人》自问世以来，始终未曾绝版过，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而在1981年，我甚至卖出了电影版权，可惜目前为止尚未开拍。此外据我所知，它被翻译成了十八种语言，包括俄文和希伯来文在内。

但我的故事好像讲得太快了。

再回到1952年吧，当时《我，机器人》尚未脱离苦海，只是格言出版社的丛书之一，而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成就感。

当时，好些新的一流科幻杂志出现了，科幻文坛又来到“百家争鸣”的时期。例如1949年创刊的《奇幻与科幻杂志》，以及1950年的《银河科幻》都是代表。约翰・坎贝尔因而丧失了独霸的地位，1940年代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种环境下，我开始为《银河》的主编侯瑞斯・高德（Horace Gold）供稿，而这也令我松了一口气。前后曾有八年的时间，我一律只投稿给坎贝尔，不禁觉得自己是他的专属作家，万一坎贝尔哪天出了意外，我也就完了。好在，和高德的密切合作解除了我这方面的焦虑。高德甚至连载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繁星若尘》，不过他将书名改成《太暴星》，我觉得很糟糕。

我新认识的编辑其实不只高德一人，例如我还把一个机器人短篇卖给了霍华德・布朗尼（Howard Browne），那阵子他正任职于想转型为高格调杂志的《惊异》。后来，这篇《保证满意》发表于该刊的1951年4月号。

不过，这件事只能算是例外。整体而言，当时我已不打算再写机器人的故事。《我，机器人》的出版似乎自然而然为我这方面的文学生涯画上了句点，而我也已经开始朝其他方向发展了。

然而，高德帮我连载完那部长篇之后，非常希望再接再厉，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刚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星空暗流》已交由坎贝尔连载。

于是，1952年4月19日，高德找我讨论接下来能再为《银河》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他建议写个机器人的故事，我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在此之前，我写的机器人都是短篇，而我根本不确定能否以机器人为题材，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你当然没问题，”高德说，“要不要写一个人口过剩的世界，机器人逐渐取代了人力。”

“太灰色了。”我说，“我不觉得自己会想处理这么沉重的社会议题。”

“那就保持你的风格。你喜欢推理故事，就在里面安排一桩谋杀案，然后让一名侦探和一个机器人合作办案，如果侦探束手无策，机器人就会取而代之。”

这句话激起了火花。坎贝尔常常说，所谓的“科幻推理”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名词，因为作者可以投机取巧，利用新科技替侦探解决疑难杂症，而读者也就上当了。

因此，我决心写一个不会欺骗读者的正统推理故事——但同时也要是标准的科幻小说。结果我写出了《钢穴》，随即在1953年10月号至12月号的《银河》分三期连载完毕。次年，双日公司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为我的第十一本书。

毫无疑问，《钢穴》是我那时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不但比之前的每一本书都要畅销，就连读者的来函也变得更为亲切了，而（最佳的证明是）双日公司对我眉开眼笑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过去，他们在签约之前，一律要求我提供大纲并试写几章，但从此以后，我只要表示想写一本新书，合约就会立刻送来。

事实上，由于《钢穴》太过成功，令我无可避免地想要写个续集。要不是当时我刚投入科普的创作，而且觉得其乐无穷，我想自己一定会马上动笔。由于这个缘故，我直到1955年10月，才真正开始撰写《裸阳》这个故事。

然而一旦开动，一切便很顺利。就许多方面而言，它和前一本书起着互相平衡的作用：《钢穴》的时空背景是未来的地球，那是个人类太多而机器人太少的世界；《裸阳》的故事则发生在索拉利，那个世界恰恰相反，人类太少而机器人太多。此外，虽然我的小说通常欠缺男欢女爱，这回我却刻意用轻描淡写的笔法，在《裸阳》中引进一段爱情故事。

我对这个续集极为满意，而且在我内心深处，甚至认为它比《钢穴》更精彩，问题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当时我和坎贝尔已经有些疏远，因为他开始涉猎一种称为“戴尼提”的伪科学，而且竟然对飞碟、心灵力学等等的怪力乱神越来越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受过他太多的恩惠，因而对于自己将重心转移到高德身上（我最近的两个作品都交给他连载）我感到相当内疚。好在高德从未参与《裸阳》的写作计划，它的归宿当然可以完全由我决定。

因此之故，我将这部小说投给了坎贝尔，他立刻接受了，分成三部分连载于《惊奇》的1956年10月号至12月号，而且照例没有更动我的书名。次年，也就是1957年，双日公司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成了我的第十二本书。

即使没有青出于蓝，《裸阳》的表现也绝对不输《钢穴》，于是双日公司立刻指出，我可不能到此为止。正如我的“基地三部曲”那样，我应该再写一本，凑成另一个三部曲。

我完全同意，而且心中很快就有了粗略的构想，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做《无限的边界》。

1958年7月，我们全家安排了一个长达三周的假期，住在麻州马什菲尔德的海滨度假小屋。我原本打算利用这个空当，把这本新书写出七八成来。故事预定发生在奥罗拉，其中的“人类／机器人比”相当合理，既不像《钢穴》那样前者远远超过后者，也不像《裸阳》那种刚好相反的情形。而且，我决定对其中的爱情部分更加着墨。

看来是万事俱备——结果还是出了问题。这么说吧，进入1950年代之后，我对“非小说文类”的写作越来越感兴趣，于是生平头一遭，写小说时竟擦不出火花。我勉强写了四章，就再也写不下去，最后只好放弃。我检讨了一下，认为那是由于我在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自己无法处理男女之爱，也无法将人类和机器人的比例调整到旗鼓相当的地步。

其后的二十五个年头，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钢穴》和《裸阳》始终没有绝版，更没有消失。比方说，这两本书曾合并为《机器人小说》重新出版，也曾经和其他几个机器人短篇组成一大册的《机器人续集》。此外，还有好几种平装本陆续问世。

因此，在这二十五年间，读者都不难找到这两本书，而且（我假设）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我再写一本续集，而在科幻大会之类的场合，他们更是当面质问我。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难回避的一个要求（唯一能相提并论的，就是要求我写第四本基地小说的呼声）。

而每当被问到我是否有这个打算，我总是回答：“会的——总有一天——所以祈祷我长命百岁吧。”

虽然我也觉得应该写，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肯定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主题，也就越来越含泪相信自己永远写不出第三本机器人小说。

然而，1983年3月某一天，我还是将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第三册交给了双日公司。这本书叫做《曙光中的机器人》，内容和1958年那个半途夭折的尝试毫无关系。1983年10月，它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艾萨克・阿西莫夫

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