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且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划分成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是还没有遇见万得福的时期，后一个部分是遇上万得福之后的时期。就一个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而言，这两个部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日常生活不就是那种早起刷牙洗脸，用黑人牙膏或固龄玉牙膏、美琪药皂或美答您洗面乳……之类有差异却没意义的琐碎事物的累积吗？

我在考上大学中文系以前的生活比这种状况还要差一级，因为我是没养成刷牙洗脸的习惯的那种人，连牙膏和肥皂都没法算进日常生活里去。可老天爷赏面子，给了我一副又白又齐的牙齿和一张肤质细嫩的脸皮，无论我怎么脏、怎么邋遢，旁人都看不出来。万得福第一眼看见我的时候就曾经这么说：“呔！这位白面书生往哪里去？要不要买一副春联回家张贴张贴？”

那时我已经是个中文系的大学生，自然看不起在菜市场里推部洋铁皮车叫卖春联的小商贩—他们的一笔书法字简直同广告看板上那些不颜不柳的鬼符没什么两样。我哼了一鼻子，根本没理他。

倒是走在我身后一步之遥的小五“噗哧”笑了，道：人家喊你呢，‘白面书生’！”

我只道给他俩吃了豆腐，当然不痛快，一面加紧脚步朝菜市口走着，一面低声骂道：“再屁一句你就一个人找去罢！他妈的。”

小五是个识趣的马子。其实她恐怕是我所认识的马子里唯一识趣的了。她知道那天不能得罪我—得罪了我她就找不着彭师父，找不着彭师父就找不着孙小六，找不着孙小六她回家就要给孙老虎骂一个臭头—总之，得罪了我她没半点好处。我回头睨她一眼，她登时抿住嘴，只一双眼睛的眼梢还残着笑。却是那万得福远远扔过来一句：“你老大哥没教你不能这么跟小姑娘说话么？”

我老大哥？我老大哥怎么认识这么个卖春联的糟老头子？正狐疑着，小五抢上几步一手腕挎住我的肘子，道：“老疯子！不理他了。”

那一天我连万得福的长相都没看清楚，便给小五连拖带拽地冲出了双和市场。

彭师父那天根本不在他的武馆里。他老婆—邻居街坊都喊彭师母的—正在武馆院子里摘韭菜。她说正月葱、二月韭是人间极品，眼前是腊月，将就着吃也是好的，反正到了台湾来怎么样都是将就，怎么将就也就怎么都好了。我们听她说完了每回见面都得照例说一遍的言语，才抽个冷子问了声：“小六来过了么？”

“三五天没见人了。”彭师母道，“说是年前不会再来，开了年也不一定来得了。”

“糟糕！又来这一套。”小五喃喃念了声，两道眉毛皱连成一道，叹了口大气。

“台湾就这么巴掌大个地方，他能上哪儿去？”彭师母随手递给我一把韭菜，接着道，“回家给你娘包饺子—我说小五，别瞎操心了，过几天还不就回来了？”

我扭头望了望小五，见她正觑眯着一对眸子打量院子里的各种手植青菜，登时那眸子便滴得出盈盈满满的苍翠之色来。那是一个让我永世难忘的神情—她就那么水灵灵瞪着半园极为寻常的青菜叶子，照说应该为孙小六的失踪而操着心。可是不，不是那种操心，你甚至不觉得她脑子里正在想着她弟弟。我看得出那神情—我已经二十岁了，她也二十岁了，二十岁的男生看二十岁的女生一眼能看出很多东西—她那神情里有很多东西，就没有操心。我当时说不上来，日后见识的女人多了—比方说有一个叫红莲的—就知道她们在用那种水灵灵的瞳光似乎十分专注地看着什么，还外带叹一口大气的时刻，其实满心只有一个念头：说得文气绉绉一些，那念头就叫向往；说得简单平白一些，就是想着另一种生活，羡慕着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的一个状态。

自从四五年前小五在植物园里卸下我的小拇指关节，又马上给接回去的那一次之后，她这是第一次找上我、央求我，虽说我还是想摸摸她那一对奶帮子什么的，可毕竟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是个体面人物了，答应要帮她一个小忙，便不该存什么坏心思了。眼前明明是要帮她找孙小六，只看她这模样，我却又有了别样的想法。

可以称之为一种皮下给通上电流的那感觉，我的小肚子到胸膛之间豁地发起烧来，立时想起刚读过的《诗经》里有那么两句：“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仿佛被小五那神情漾了一下，连带地漾出来下面这一连串的感觉：也许她本来就不急着找她弟弟的—反正打从孙小六出娘胎以来，每过几年就会忽然间没来由地消失一阵，过个一年半载人又忽然间没由来地回来了。这事原本吓得他一家人全都六神无主了，孙妈妈还闹过一回自杀，孙老虎报过两回派出所，结果孙小六就有办法儿傻不愣登地回家叫门，一打照面谁也不认识这孩子了。他居然在外头还长大了。第一次那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孙小六两岁，等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孙小六突然就回来了。第二次则是我和他被植物园驻警抓去按指模、录前科之后不久—当时我还真以为他给关进去了—那年孙小六不过七八岁，我则大约是刚念上高中的光景。我还记得，就因为小五不让我摸，我也只能拿欺负孙小六这种小把戏来泄愤。结果孙小六又没头没脑失踪了大半年，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忽然跟我说：“张哥我以后说让你找不着就让你找不着，绝不盖你。”“盖”是那些年里小鬼头流行的词儿，意思就是欺骗、唬弄、吹嘘。孙小六确实没盖我。日后我—其实不只我，咱们全村的大孩子，甚至我相信这世上自凡是见过像他这么孬蛋的人—只要是动起手脚准备欺负他，他就有办法在一眨眼之间脚底抹油，溜它个不知去向。

有了第二次，孙家显然准备了还有第三次，却总不成把孙小六用链子锁上、笼子关上，于是这看管保护之责便落在了小五的肩上。孙老虎警告小五：万一孙小六又没了，他就把她的屁股打成两半儿。小五把话同我说了，我说人的屁股原先就分成两半儿，不信你摸摸我的。小五说你嘴贱。

我嘴是贱，可情思却是炽烈、真实又纯洁的。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我还没亲过女孩子的嘴，也还没抱过女孩子的腰；现在我成天想着这个。不管街头巷尾哪个女孩子多看我一眼，我就想他妈这是“有女怀春”，我总不好意思不给她“吉士诱之”一下子—一般说来，这只在空谈瞎想白做梦的程度。可眼前的小五那神情大是不同—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不像是替孙小六或者她那眼见要捱揍的屁股担心；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像是等着我上前搂住她，说：“我带你一起走了算了。你爸找不着我们，谁也找不着我们。我们就去过另一种生活。”

我想“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不过我是大学生了，大学生在我们那个年代偏就有那么一点自我高贵感，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舍不得说；只要不说，就显得这自我比旁的什么都高贵了起来。所以我便直愣愣盯着小五，屁话没说，鼻血却差一点儿流出来。彭师母倒似乎瞄了个仔细，一面递了另一把韭菜给小五，一面道：“说什么找小六？我看你们俩魂不守舍、魄不附体的，有什么大不好说的体己话儿，还不趁着旁人不在便说了罢！待歇儿人一多，嘴一杂，可不就要懊悔了？”

“是他说—”小五斜棱棱瞅我一记，嘴唇儿一噘，嘟囔道，“是他说找着彭师父就找到小六了。”说时脸一红，扭身朝外走，边走边跟自己的脚尖说，“彭师父不在我就回去了。师母再见。”

我想跟出去，又觉得这么做很不够体面，一时之间上下半身好像分了家—两条腿杵着、两只胳臂却不自由主地摆了起来。就在这一刻，彭师母冲我挤了挤眼子，说了段让我好一阵忘不了的话：“脚巴丫子长在人家腿上，要找彭师父人家不会自己来？要由你带着才来得了么？不明白人家心里想什么，就由你带着走到天边儿，你能带人家找着什么来？”

我记得，乍听之下只觉那又是彭师母经常使用的一种绕口令式的语法，街坊邻居都说彭师母把什么话都能讲得像绕口令似的，其实是一种毛病—她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长过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的脑子，后来还中过三次风，有好几年记不住任何人和事，最糟糕的是到了四十岁那年开始越活越回去—所谓越活越回去就是和现实的世界渐渐失去联系，经常退回她三十九岁以前的生活之中。据说从我进了大学那年开始，彭师母只合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了。情况好的时候还能稍稍应付一下简单生活的应对进退，情况坏的时候便只彭师父知道她说什么的时候想着的是几十年前的什么事，因为只有彭师父知道那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可是彭师母那几句话似乎隐隐透露出一些让人越想越有意思的意思—不明白人家心里想什么，就由你带着走到天边儿，你能带人家找着什么来？

也许这是彭师母自己忽然又回到她当姑娘家的时候迸出来的言语，也许是她操之过急地想要把小五和我当成一对花前月下的小儿女来看待。无论如何，却把我给吓了一跳：我哪里想过真要把小五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又哪里知道过小五想到什么地方去呢？说得下三滥一点：纯粹只是我有那么饱饱满满的两丸子管油，想找个马子给它放一家伙，非常之肉体的。可是经彭师母这么一颠倒，犹之乎我这是要往小五家下聘的阵仗—这可不成。我大学还没念完呢。

当时是一九七七年，第三度失踪的孙小六只有十二岁。等他再度现身的时候人已经长高了半个头，下巴和脖梗之间生了喉结，嘴唇上方稀稀疏疏长着几茎鼠须—我看见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猜想他底下一定也长出毛来，恐怕也有了管油了。他则眉开眼笑地说：听说张哥要娶我姊啊？”

“娶你妈个头！”我没好声气地说道，同时横眉斜眼又打量了他一阵，“这回你又多久没回家了？”

“一年多了。”他抬手抓抓后脑勺，仿佛他后脑勺上有个开关，不抓一抓说不出话来。

“干吗去了？”老实说，这是顺嘴一问，我根本不关心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你走的那天警察在抓鸭蛋教，都以为你也给抓进去了。”

孙小六苦苦一笑，又抓抓后脑勺，还摇了摇头。意思似乎是说：没得说。

在我们所居住的西藏路、中华路这一带，当时总共有三大块老旧的居民住宅，六个日式建筑平房的公教宿舍，四个改建成四层楼公寓的眷村。几乎每个以里、村为衔的区域都时而会有三五个或七八个少年郎失踪一个时期的情形。所谓失踪，那是对外人而言；家人却非常清楚，少年郎是给关进观护所里去了。情况严重些的还不只观护所—一般人称那种情况叫“交付管训”。对街坊邻居交代起来，家人通常会说，孩子到南部亲戚家读书去了。没有谁相信，也没有谁拆穿；因为谁家不会出那么点儿事呢？

可孙老虎算是背了黑锅。他课子甚严，从不假辞色。他的大儿子学名就叫大一，二儿子叫大二，往下大不起来，一路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下来。五男一女，除了大一、大二练过几套拳法，早早就送到南部读幼校、官校去了—他们还真是“去南部读书”的—之外别说没有人混太保，连拳也没学上。据说都是因为小六在两岁那年突然失踪，孙妈妈闹自杀，好容易救回一条命来，人却变得有些痴痴呆呆。之后孙老虎绝口不提拳术之事，只日日早出晚归开他的计程车。有一回到了下半夜碰上三个劫车的恶客，孙老虎真人不露相，硬是让人家抢走了两千多块钱不说，连肋条骨都给打断了一根。即令如此低头做人、哈腰处世，无奈孙老虎长相凶恶，认得的人又总说他会武功，就连系裤子的皮带里都说藏着软钢刀。是以孙小六七岁那年失踪之后不久，村子里就谣传他当了小扒手，失风被捕，送进一个什么教养机构里去了。

这一回孙妈妈没闹自杀，逢人就解释：孙小六是叫拍花贼给拍了去，恐怕凶多吉少了。村人皆以为孙妈妈此举无异是做贼的喊捉贼—试想，哪儿有一个孩子两岁时给人拍了去，过一年又无缘无故给人拍回来了？再者，就算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还会发生第二次呢？

大约也就在那段时间里，孙大一和孙大二给送进了军校，小三、小四则接连被扔进修车场和钟表店当学徒。孙老虎对外人没说半句解释的话，只在那年我考高中放榜的当天，他把计程车开到我家大门口，说是在收音机里听见报了我的名字。他执意要免费载我们一家三口去贴榜的某大学门口看个榜，荣耀荣耀。在路上，他对家父、家母说：“我父亲十八岁生我，一丁单传，他老人家催着我早早成家、养儿育女；我十六岁结婚，一口气生养了六口，却没一个成材的。还是张大哥、张大嫂福德深厚，培育出这么个好儿子。”

家父、家母闻言谦逊了几句，且特意表白他们的儿子考上的也不是第一志愿，论出息还早得很。我心想，我得罪谁了？可孙老虎接下来却说了番怪话：“一个家里没个读书人不成。我老大、老二现成是投了军，小三、小四做了匠，小六合着是半个傻子。只小五聪明伶俐，可惜是个女的—如今我只能巴望她嫁一个读书人，改换改换咱们孙家的家风。”

“小五手又巧，人又标致，”家母接着称道，“一定许得了好人家。”

孙老虎乐了，扭头朝我大腿拍了一巴掌：“那敢情好。”

他那一掌拍下来，我的腿疼了一个星期，从此谁说孙老虎是孬蛋我都不信。

等孙小六第三次失踪回家，我才又见识到孙老虎的功夫—不只是他的功夫，还有孙小六的功夫；也不只是他们父子的功夫，还有小五。小五身上有的不只是功夫，还有比功夫更恐怖千万倍的力量—一般人称那种力量叫爱情。

这事要从我和孙小六在村子外的小理发店门口不期而遇说起。他生出了喉结、胡须（以及我猜想一定已经发出芽来的阴毛），身高蹿到了一百六十左右，嬉皮笑脸地问我是不是要娶他姊，却不肯说那一年多他去了什么地方。

“你爸知道你上哪儿去了吗？”我绕个弯问他。

“我还没回家咧。”

“等他看见你会把你屁股打成四半儿。”我说。

那是个天气刚刚放晴的星期六，我回来只是讨一笔下礼拜的生活费，就准备溜回学校宿舍去的，不料给家母硬逼着去理发，说是留发不给钱，要钱不留发。我只好照办。洗头的时候我还在想：不知道孙老虎会不会出手教训孙小六？越想我越觉得不可错过，于是打定主意：回学校的事可以缓一缓，孙老虎揍人的场面却决计不可错过。

偏偏这天孙老虎回家特别晚。到了夜里一点多，他那辆跟蒸汽火车头差不多响的老裕隆才吞吞吐吐停进村子口。我听见他甩上车门，往隔壁的隔壁郭家门口的大叶黄金葛上淋淋落落撒了泡尿，开锁进公寓大门。这我才翻身下床，悄悄从后门跷出去，翻过刘家和郭家之间用破门板围成的园子墙。孙家在郭家二楼，可是从郭家加盖出来的厨房平顶上可以蹲着觑见孙家客厅里的一切动静。我才蹲稳身，便听孙老虎端地发出一声恶吼—人家果然名叫老虎！

“你小子又犯了毛病！居然还真敢回来！”说时孙老虎将上衣衬衫朝两边一扒，扣子玎玎全给崩飞了，有一枚打上电视机，那荧光屏应声给击了个粉碎。孙老虎衬衫里没穿汗衫，胸前两块既不像奶子、也不像槌头的硬丘非但像气球般鼓了起来，上头还闪烁着一层油光—坦白说，除了缺两撇小胡子，简直就和一个叫陈星的香港打仔一模一样—不，比陈星看起来还要丑恶几分。我吓得眨了几下眼，没觑清楚孙小六是怎么个反应，却见孙老虎左脚向前递了个垫步、右脚后发先至、跨足一个长弓，右掌同时朝前由外向里劈出。可奇怪的是，他劈的是空气—这也就是说，孙小六在他老子一掌劈出的刹那之间便蒸发掉了。

孙老虎看来比我还要吃惊。他虎瞪着两颗栗子大的眼珠，嘴巴也咧得塞得下自己的拳头，怔了半晌，像是对自己劈出去的掌子说了话：“小六！你打哪儿练的这个？”说罢一侧身，我才看见他那偌大的一个身躯后头瑟瑟缩缩站着个又瘦又小的影子。

“爸—我、我没练什么。爸—”

“放你娘的狗臭屁！”孙老虎说着身形一低，冲左又横劈一掌—这一掌和先前那一掌正相反，是个掌心向下，自内而外的势道。可同样的，掌到处孙小六又不见了。

在我视角之外的右边，孙妈妈和小五齐声喊了个“爸”字。孙妈妈紧接着哭了一嗓子，站前两步，刚够让我瞧见她平伸双手，像我们小时候玩老鹰抓小鸡那母鸡的姿势，拦住孙老虎—不消说，孙小六已经藏到她或者小五身后去了。

可这时孙老虎似乎不像先前那么恼怒了，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珠子也显得长了些、扁了些，只嘴里还止不住呼吐着气息，像是跟孙妈妈或者他自己说道：不对！全不对！老彭身上没有这一路的功夫，他哪里学的？什么不好学学这些丧门败家的东西？”

“我没学什么功夫，爸—”

“他没学什么功夫，你听见了，爸—”孙妈妈一向跟着孩子喊孙老虎“爸”，我那还不懂事的时候老以为孙妈妈也是孙老虎的女儿。

“刚才他躲过我两掌，用的是同一套身法，源出咱们老北京自然六合门下—漫说我不会，就算他爷爷在世的时节也不一定会。这小子明明在外头混了事，死鸭子嘴硬还说没学什么功夫。你知道他认识了什么荒唐人？干下了什么糊涂事？这一去一年三个月又十天，他妈的用脚都走到兰州了。”一口气说到这里，孙老虎不进反退，一屁股倒回一张垫了个小五给绣的大花椅垫的破藤椅上，又叹口气，话似乎是对孙小六说的，眼睛却盯着自己的裤裆：“头两回我们只当你小，玩儿野了，走丢了，只怪做父母的上辈子欠人情，报在今世。这回你小子他妈不回来则已，回来了要是没个交代—”说着又一记飞身上前，硬叫孙妈妈挺胸脯给撞个正着，夫妻俩成角抵之势，杵在地上顶成一个大大的“人”字。说时迟、那时快，小五一手牵起孙小六，另只手兜空画个圈儿，双腿已经凌空飘起—正是一种“飘起”的姿势—起得快、飞得慢，在空中犹似在水里一样绞着腿，但是空出来的一只手却以极惊人的速度猛可拉开窗扇，一霎时间姊弟俩早就越过我的头顶，端端落在郭家加盖出来的厨房顶上。孙小六一见我就笑，小五则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偷眼睇了睇屋里，继之一摇头，俯身抄住我腋下，使劲往上一提，我便双脚离地，像一片轻盈的花瓣儿那样盘盘旋旋跟着她飞出七八公尺远—在此之前，我从未能这样亲近小五的身体，也从来不知道她身上搽了和明星花露水有些相像、却又很不一样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可偏在这非常短暂的一两秒钟里，我没来得及想到该摸她一把。当时我吓得就差没尿湿裤子，满脑子仿佛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念头，在我自己的耳鼓深处大喊：完蛋！我要摔死了。”

可我没摔死。小五兀自落地站定之后，我和孙小六才软绵绵地踉跄几步。小五随即低低喊了声：“再跑！”我们似也没什么别的主意，只好跟着她往村子旁边的莒光新城建筑工地里跑。那是十二幢各有十二层高楼所组成的新式大厦型公寓。当时建筑体已告完工，只等着泥浆干透，便要拆板模，整内壁了。也正因为工程到了中后期，满地都是各种工匠白天收工之后懒得带走的工具、器械和看起来不知是等着要使用还是已经废弃了的材料。小五直如生了双夜眼似的一径带我们通过这些，直上迷宫的深处。

那是在紧挨着我们村子旁边的第四幢大厦的顶楼，周围还没砌上短墙，一步踏空就有直通阴曹地府的危险。可是站在那上头—套句小学生的话说—感觉很快乐。

风是从四面八方不定哪儿兜着圈子朝人身上吹的，有时吹上右脸，有时吹上左脸，不一忽儿从胯下吹上来，转眼间又打后背心搡人一把。不是我说，要是小五没带我们上来，我从来不会知道高处的风有那么热闹。叫那风一吹，有大半天我们谁也没说话。本来我还想问孙小六的什么也猛地就忘了。

他姊弟俩想什么我不知道，可我记得我想的是离家出走这件事。这么站在离家直距不超过八十公尺的十二楼顶上，穿过灰蓝色的夜空看自己的家，很让人平白添加一点惆怅的甚至怜悯的感觉。我几乎可以从我家的窗户里透出来的一丁点微光知道这房子里正发生着什么—在一扇透着黄光的窗户里家母已经睡熟了。她是那种落枕就着、离枕就醒、中间一个梦不做、做了也记不起来的人。隔壁透白光的房间里一定还正襟危坐写他的战争史的则是家父。他在“国防部”史编局搞中国历代战争史搞了二十多年，白天上班就写字、晚上下班就画图，一画起战争地图来的时候他比家母还不容易叫醒。

我从几十公尺外的高楼上望着这两扇窗户，蓦地感到一阵非常没有头绪、没有来历的酸楚。仿佛生来二十一年之间，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生活，也第一次朦朦胧胧地发现自己不想待在那改建过的四层楼公寓房子里的原因—我根本不应该属于那一黄一白两扇窗户里面的世界—我想过的是另一种其实我还不曾接触、也无从想像的生活。

眷村拆迁改建之前，我们一家，还有孙老虎以及另外一百多户“国防部”文武职官的人家都住在这城市的另一头。孙小六第一次失踪那年，孙老虎以少校军阶离职—好像原因就是孙妈妈闹自杀。可部里还许他保有眷舍，另外给了他一个在家静修的闲差，听说这是“总统府”里有孙小六他爷爷以前结下的老关系在的缘故。总之，当时我们这些孩子一听说全村都要搬到四层楼的公寓里去住，简直觉得做人也升了一等。我和小五经常搭十二路公车到南机场，再沿着日后铺成西藏路的大水沟边走一程，来到新村舍的工地。在处处有回音缭绕的空屋子里大声喊着：这是我家，这是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

过了十年十一年，我站在另一幢高楼顶上看着低矮而且在夜暗中益形老旧的自己的家，想起从前那样兴奋的、幼稚的、充满尖锐童音的呼喊，竟然觉得十分十分之羞赧。我深深知道：之所以羞赧，并不是因为四楼公寓老旧了多少，而是我们村子里这些老老小小从来也永远不可能因为换了幢房子而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来也永远不可能拥有另一种生活。孙老虎还是当街撒尿，孙妈妈遇事就拿脑袋顶人，家父每天带着古人的部队在白纸上行军布阵，家母从不记得她做过什么梦。而小五，除了钩帽子织毛衣缝布鞋之外，还是缝布鞋织毛衣钩帽子。我则暗暗祷告上天下地各路神明佛祖：让我的大学一辈子读不完，让我一辈子住在宿舍里—哪怕像只老鼠。

就在那个时刻，小五悄悄从身后走过来，往我脖子上围了圈毛茸茸的物事。我怔了一下，才低头看清楚：那是先前围在她自己脖子上的一条毛线围巾。“都五月了，还是凉。”小五在我背后低声嘀咕，“本来就是给你打的，你老待在学校里不回家，回家又一溜烟不见人，一拖拖到现在，看你也围不上几天了。”

我没搭腔，却想着这女人几分钟之前还高来高去像个飞贼似的，这一会儿给我来这一套，简直消受不起。她却径自幽幽地说了下去：

“要上家来不会早一点？不会按门铃？干嘛鬼鬼祟祟跟小偷一样？”

这下可好，误会大了，她还以为我是找她去的。连忙我扭回身，扯下脖子上的围巾，道：是我的模型飞机掉在郭家厨房顶上了，我去找—”

“一肚子谎话。”小五瞪我一眼，却忽然咧嘴笑了，道，“不跟你计较。来，听小六说他遇见个神仙的事—小六！跟你张哥说。”

“什么神仙哪？谁说是神仙啦？”孙小六虾腰蹲在地上，脑袋埋在两个膝头之间，正在玩儿着地上的半截钢筋—也许不是钢筋，是一条有指头般粗细、弯成一圈一圈的电缆之类的东西。一边玩儿着，他一边抬起头，冲小五恨恨地说道：“叫你不要讲你偏要讲，讲什么讲啊？不讲会死啊！”

姊弟俩接着斗上好半天的嘴，我听得十分无趣—那种斗嘴的话就是你成天价从村头听到村尾，从东家听到西家，老哥老弟老姊老妹叽哩哇啦吱吱喳喳二十四小时停不下来的，经不起思考，经不起研究，甚至经不起在耳朵里多回荡一秒钟的废话。说废话的人乐之不疲，我可再也不是听得下废话的那种人。我已经见识了你们孙家的绝世神功，可以了，不必再见识这些废话了。于是—像只老鼠那样—我悄悄向旁边蹑了几步，准备找个空儿溜下楼去。可偏在这个时候，孙小六告了饶，一阵“好啦好啦”之后，半是无奈、又半是兴奋地说：“‘面具爷爷’叫我五月六号回家，说五月六号是阴历三月三十，这天下午我到离家东南三百三十步会碰见个小白脸，还说这小白脸应该娶我姊才对。结果我就碰见你啦！”

“见鬼了你！”我说，“这‘面具爷爷’又是什么人？”

我话才出口，旁边的小五陡地蹿到我面前，手起一掌抬得老高，却停下了，没往我脸上甩过来。她就那么扬着掌子，一双圆轱辘儿的大眼珠子瞪得比孙老虎不小。盯我盯了半晌，才放下手臂，趁势一把抢过那条围巾去，道：“下回再到我们家后窗来我把你当小偷踹下去！”说完，她把围巾扔在地上，用脚踩了几下，再抬脚尖一撩—那围巾就像是条穿了虹彩装的小龙或小蛇一般冲天飞起几丈之高，又扭着身子在那么高、那么黑、那么清清冷冷的夜空里跳起圆圈舞来。风很强，风吹在那么一条飘来荡去的围巾上尤其显得强，那围巾在风里仿佛就是不肯轻易坠下，忽一下子又朝上弹开，忽一下子又往旁边闪浮。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看着它掉落街心—那儿正有一群做夜工的家伙—而我身后的小五姊弟俩已经不见了。

我四下踅了几步，没看见人，却险些儿给什么绊倒。弯腰一打量，才发现那正是刚才孙小六在手上玩弄的东西—它果然还是钢筋，而不是什么电缆—使我感到浑身竖起汗毛、长出一大片又一大片鸡皮疙瘩的是，那些钢筋原来不过是白天工地里的建筑工用剩的废料，一截一截，从两三寸到尺把长的都有，每一根都应该是直的，只有孙小六玩过的那一堆，总数在七八个左右，分别给弯成了一圈一圈有如马蹄铁的形状。这还不算，孙小六还把那七八根钢筋像种萝卜一般，硬生生给种进顶楼地面的水泥里，一字排开，宽足一尺，每一截露出地面约一寸左右，种进水泥里的怕还不少过一寸。而孙小六在玩着这无聊的游戏的时候，居然像往蛋糕上插蜡烛那样，未曾发出什么声响。

我哪里还敢待在原处？抢忙镇定精神，睁大瞳孔，朝黑不溜秋的四下里寻着楼梯，连跳带跌下了楼—这十二层楼上去得轻便，下来得沉重，有一片刻我甚至猜想死后下地狱的鬼物们大约都经历过这么一段。事后我每次回想起这天夜里，总觉得下楼梯时的恐怖掺合了别样的、复杂的、当时我并不敢承认的成分，那是一种自知辜负了小五，便怕她当即如鬼魅一般自阒暗之中缠祟过来的心情。我以一句掉以轻心的话回避了、也抹煞了我并不愿意拥有、也不甘心承担，更不打算付出的情感。

我缓缓跨越莒光新城和村子之间尚未铺盖柏油的上石路面，经过那群正在将电话线路埋进地下的工人—他们所围成的一个小圆圈的中心有一盏发出惨白亮光的电灯，那光明使我稍稍放松了一点，好像我这个人在经历过一场诡异的、鬼魅的仪式之后突然又回到了人世一样。我心里则一直念着：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这样莽撞、这样草率、这样让人招架不住……偏在这一刻，一只手又猛地拍上了我的肩头。

“先生！这是不是你的？”

是那群埋设电话线的工人里的一个，他的手上捧着刚才给小五踢下楼来的那条围巾。没等我答话—或者是看我一副答不出话来的模样—那人一歪嘴笑了：“我看你从那上面下来。”

我接过围巾，闻到那上面还残留着的香味，有一种被冤枉了想哭的感觉—但是当时我太年轻，不知道那感觉其实并不是什么被冤枉不被冤枉，而是我完全欠缺被人爱上的信心。如果还要往里挖深一点，我更该承认：二十一岁时候身为大学生的我，打从心底不想要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混来一身功夫却连高中都没念过的女人爱上。那时我只想追求另一种生活，也相信每个人都不该陷溺于已然如此的生活，于是我过于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