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我在不知不觉间竟然睡着了。劳累的身体终于达到极限，不再听从我的意志了。

等我醒来时，艾莉森已经起床了。楼下飘来早饭的香气，我能闻出有咖啡、培根，还有一般在周日才会做的薄饼。今天是周五，“美味薄饼日”提前了两天。

我吃力地撑着疲惫而酸痛的身体爬起来，拖着脚步来到窗前。卧室里的窗台非常宽大，艾莉森把它布置得很温馨。她在这里摆上了枕头，让人可以随时靠坐在窗边，望着潺潺的河流，惬意地休息一下。约克河在此处的河道超过了一英里宽，我们家就坐落在河水的南岸，恰好在切萨皮克湾[1]河口的上游。从这里，能看到约克河的北岸，但看得并不真切，只是朦朦胧胧、如梦似幻。往常，我很喜爱这样的风景。而如今，一切都显得丑陋可憎，就连那闪耀在碧空中的太阳，也叫我心生愤懑。现实于我是如此灰暗，而世间万物竟还是美丽如旧！

我转身走进浴室。慢慢地，洗澡。机械地，刮脸。迟疑地，穿衣。我好想像婴儿一样蜷缩起来，找个地方躲着。然而，我只能不停地强迫自己克服惰性，做该做的事情。

危机发生后的第三天，是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第一天，你会完全处于震惊之中。第二天，你会总结情况、考虑对策。可是，等到了第三天，你的世界也许依然是支离破碎的，但你这才发现，不论自己的生活怎样糟糕，太阳都照常升起，地球都照样转动。

艾莉森总是先我一步看清状况，这次也不例外，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当我下楼来到厨房时，她正在忙着洗碗。

“我给你留了一些吃的。”说着，她朝灶台点头示意了一下，那里放着一盘吃的，外面用锡纸包着保温。

“谢谢。”我说，但是却没有动弹。

“快把它吃了，”她命令道，“你需要补充能量。”

她抬起头看向我，顶着黑眼圈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她的坚强令我十分惊讶。当我阴沉颓废的时候，她却已经振作起来了，为了我，为了萨姆，也为了爱玛。毫无疑问，她总是家里最坚强的人。剥下虚张声势的外壳，褪去光鲜亮丽的假面，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人。而她，却是实实在在的铁娘子。

我还记得与她初见时的情景。当时，我们都是大二的学生。她正昂首挺胸、大步流星地从学生活动中心前走过，长长的金发摇曳在身后，浑身都散发着青春蓬勃的朝气。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活泼而优雅。阳光从她的身后洒下，将她笼罩在一片灿烂的光芒中，仿佛整个太阳系都在为我们的相遇而祈祷、祝福。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闪过：哇，那是谁？

我一反常态地鼓起勇气，径直走到她面前，问她晚上有没有时间。我知道，我的人生一刻都不能没有她了。虽然在初遇时，我就已经见识到了她那非凡动人的美丽外表，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她身上真正的美好之处是她那颗坚强善良的内心。有时，回首往昔，我不禁惊叹，年仅二十岁的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居然凭借了不起的直觉爱上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人。

“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我说。她正在把碗碟装进洗碗机。

“嗯。”她随口答应了一声，手上依然在不停地忙活着。

“我是说真的。”我说。

我还想再说点儿什么，想对她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讲讲我是如何钦佩她的坚强，告诉她我有多么欣赏她的无私。我也想跟她说，我在思考我们的关系和在一起的经历，我想到了我们事业刚起步时的艰难岁月，想到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甜蜜而悠闲的周末，想到了孩子们还在襁褓中时，每天都显得那么漫长，我们累得快要趴下了。还有，我想到了现在正经历的一切。然而，不知怎地，我没法把这些想法都组织成语言，也没法在脑海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于艾莉森，她仍然在忙着做家务，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我去看看萨姆，”我说，“然后再回来吃饭。”

“好。”她嘟囔着应了一声，我起身离开了厨房。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萨姆会如何面对这一切。没有了爱玛，他早上该怎么起床？如果他一时忘了，还等着爱玛叫他，那该怎么办？

我在起居室里找到了他，他正在用玩具汽车模拟一场赛车比赛，嘴里一边学着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一边还做着比赛实况解说。爱玛熊在一旁的沙发扶手上当观众。

“好孩子，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挺好的。”他说。

“睡得好吗？”我又问，因为我知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大表现就是睡眠问题。

“还行。”他简单地答道。跟他妈妈一样，他也没有抬头看我。

我看了他一会儿，他似乎玩儿得很满足。

“我爱你，儿子。”

“我也爱你，爸爸。”

我觉得这样已经不错了，暂时也没法奢求更多。于是便返回厨房，端过艾莉森给我留的早饭，在餐桌边坐下。

“我已经给我的学校打过电话了，”艾莉森一边擦着厨房的柜子，一边说，“咱们俩得有一个人陪着萨姆，你显然是不行。我跟学校说要休一次长假。我不想以生病为借口，天天打电话临时请假。毕竟，他们也得计划一下，我不在的时候，要如何分配工作。”

“好。”我说。

“我还给孩子们的学校也打了电话，说双胞胎生病还没好。靠这个借口，至少能撑过这周。下周一，我再给他们打电话，就说我们打算自己在家教孩子学习。要想不引起怀疑，恐怕只有这一个办法了。我们不能让萨姆一个人去上学。”

“嗯，没错。”我说。

“还有，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有一家位于威廉斯堡[2]的实验室可以帮我们做DNA和指纹鉴定。如果我们肯多付点儿钱，他们能做加急鉴定，大约三周内就能收到结果。我打算把贾斯蒂娜的一些私人物品寄过去，让他们帮忙跟纸箱里的东西比对一下。当然，我只给他们信封、三明治包装袋之类的东西，绝不会让他们发现端倪。也许这么做根本没用，但是如果能做点儿什么，我会觉得好过一些。”

她勉强对我微笑了一下。这时，我才发现，她逼着自己做了多少事情。起床、做早饭、查找DNA鉴定的实验室，她之所以能在狂风暴雨中迎头而上，并非因为她已经不屈不挠地振作了起来，而是因为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强迫自己前进。

“你今天早上到底几点起床的？”我问。

“噢，我晚上几乎没睡。”说完，她就转移了话题，“那些关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网站上说，要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这一点很重要。按照上面的说法，其实我们应该送萨姆回去上学。既然现在不行，我们就得带他参加一些别的有益活动作为代替，比如出去玩儿、骑单车之类的。我打算今天带他去生物博物馆。”

弗吉尼亚州生物博物馆[3]就在附近的纽波特纽斯，那里有许多小动物，足以让孩子们享受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动物的数量毕竟有限，一旦全看遍了，就没那么有趣了。

“这主意不错。”

“凯伦和珍妮会陪我们一起去。”

“好。”我说。

珍妮弗在医院上班，轮班制度跟一般的工作不同，而凯伦是家庭主妇，因此她们都有时间。对于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感激。艾莉森需要她们的陪伴。而且，能跟妈妈和姨妈们一起出去玩儿，萨姆也肯定很高兴。

“那我准备准备就出门了，”她说，“晚上见。”

她走过来，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脸，然后就上楼了。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薄饼，一边忙着看手机，浏览昨天下午我突然消失后发来的邮件。前几封倒是无关紧要，可以暂时略过。突然，屏幕上闪过了一封邮件，显示发件人是约翰·E. 拜尔斯，关系亲近的朋友都叫他“杰布”。杰布·拜尔斯是里士满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联邦法院不是普通的公司企业，当然是不存在什么上司和老板的。然而，假如用这类概念打个比方的话，那么他就是我上司的上司。

据我所知，拜尔斯出身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古老的望族，家中子弟几乎个个都有出息，不是地位显赫的公务员，就是家财万贯的企业家，要么也是寄宿学校的正校长。生在这样的家族，如果不做出一点儿显著的成就，都觉得无地自容。

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但是他基本没有给我发过邮件。这封邮件的标题是“谈话”。还没打开，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桑普森法官，”内容写道，“关于‘美国诉斯卡夫朗案’，我想跟您谈谈。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今天。不知您何时有空？”最后落款写的是：“杰布。”

焦灼感瞬间扑面而来。一般来说，法官们不会互相谈论彼此的判决意见，就算对方的判决下得再荒唐，也不会过问。没错，拜尔斯法官可以通过三人合议庭[4]推翻我在“美国诉斯卡夫朗案”中所做的判决，但是他无须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那么，他为何要跟我谈这个案子？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跟1980年颁布的《司法行为规范与失职处理法案》[5]有关。该法案规定了对失职法官的处理办法，其中提到，所有对司法不端的投诉都需送交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自从该法案颁布后，大部分投诉都来自判了刑的重罪犯或愤愤不平的律师，前者主要是趁此机会发挥想象力来一次虚假指控的报复，后者主要是由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判决结果而不满。首席法官在收到此类投诉后，通常会迅速加以驳回，并不对当事法官采取任何措施。

不过，一旦首席法官从某个投诉中嗅到了苗头，觉得事出有因，那么他就会展开调查。首席法官会先给涉事法官打电话，给对方一次解释的机会。

这是一项不成文的礼节，是出于对法官自治这一传统的尊重。但同时，这也是展开弹劾的第一步。

[1] 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位于北美大陆东侧的一处内陆河口，连接大西洋。

[2] 威廉斯堡（Williamsburg）：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独立市。

[3] 弗吉尼亚州生物博物馆（Virginia Living Museum）：位于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是一处露天博物馆，馆内展出许多弗吉尼亚州当地的动、植物，均为博物馆饲养的活物，并非生物标本。

[4] 三人合议庭（three-judge panel）：由三名法官共同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庭审组织模式。

[5] 《司法行为规范与失职处理法案》（Judicial Conduct and Disability Act）：美国于1980年10月1日颁布的法案，规定只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任何人都可以就失职或行为不端等问题投诉联邦法官或联邦司法系统的其他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