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非常善良”

马丁·阿方索·德·索萨，

1531年，刚刚到达里约

四百年来，在巴西这个大熔炉中，大众不断吸收着新的物质，经受着混合与铸炼。这个过程结束了吗？这数千万人口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形态与全新的本质？如今，我们是否能够准确地命名巴西民族，准确地命名巴西人以及巴西精神？关于种族，巴西最天才的洞察者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曾断然否定：“在人类学意义上，并不存在一种巴西人。”如今，种族一词被明显夸大了，如果有人要用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汇，大约是指几千年来某个团体血缘与历史的总和。但对一个纯粹的巴西人而言，所有的记忆都沉寂在无意识的原始岁月中；若要探寻巴西历史，就必须在梦中回想他们来自三大洲的祖先，回想欧洲的帝国、非洲的村落以及美洲的丛林。巴西民族的形成并非只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也不只是对一个国家精神条件的认同，反而更像是一次大输血。除了刚来不久的移民之外，巴西的大部分民众都是互不相同的混血儿。似乎来自欧洲、非洲、美洲的血统还不够丰富，在这三种血统的婚配之外，还有不同混血儿之间的结合。最早到达巴西的欧洲人是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他们并非一个纯粹的种族，而是伊比利亚人、罗马人、哥特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和摩尔人共同的后代。这里的土著居民也由两种不同的人种构成，即图皮人（Tupi）与塔穆伊奥斯（Tamoios）人。这里的黑人更是来自于非洲各地。所有这些因素交织、融汇，并且不断接受新的血液，获得新的活力。这里的移民不仅来自欧洲各国，而且来自亚洲日本。他们充满血性与活力，在巴西大地上繁衍生息，养育无数混血儿。这里能够见到任何肤色。走在里约的大街上，一个小时之内见到的混血类型，比在其他城市一年看到的还多。尽管象棋有千万种棋局，每一盘都不尽相同，可若与这里的混血成就相比，也会显得单调无趣。毕竟，无穷无尽的大自然已为这项事业付出了四百年的光阴。

即使象棋中的每一步互不相同，但象棋终归是象棋，只能在有限的棋盘上遵循既定的规则。出于同样的道理，巴西人也都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之上，需要适应同样的气候环境、同样的语言与宗教教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个性之外还拥有许多共同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共同点也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他们就像激流之中的鹅卵石，靠得愈近便摩擦得愈加光滑；这千万条生命共同生活、彼此交融，使每一脉源流都日益模糊，而共通之处则逐渐显现。巴西民族就这样不断融合、不断同化，这个过程仍在继续，而其最终形态也尚未确定。然而，尽管阶级、职业有所不同，巴西人已经拥有清晰的烙印与民族特征。

倘若要在国内寻找巴西特点的源头，一定会迷失其中，因为巴西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缺乏历史，或者说历史过于短暂。巴西文明与欧洲文明不同，没有扎根于神化时代的传统；它也不像秘鲁与墨西哥，没有发源于本土的史前文明。尽管最近几年里，巴西依靠自身努力与不断融合，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文明中的建设性因素却全部来自欧洲。对巴西的几千万居民来说，无论宗教习俗还是生活方式，没有一样来源于这片土地。这里的一切文明价值都来自于海外，来自于各式各样的船只，来自于古老的葡萄牙帆船与现代的蒸汽机船；即便最有雄心的爱国事业，也未能发现土著人和食人族对巴西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找不到史前时期的巴西诗歌，找不到起源于此的原始宗教，也找不到古老的巴西歌谣；这里没有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甚至没有最朴素的艺术迹象。在其他国家的民族博物馆里，都自豪地陈列着几千年前匿名的艺术创作与文字样本；可在巴西的博物馆中却没有一件类似的展品。一切想要推翻这一结论的研究终归徒劳，而那些将桑巴或者马孔巴舞乐归于巴西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将舞蹈与旋律带到这里的是手脚被缚的黑人。巴西土地上发掘的艺术品极少。即便是马拉若岛上的彩绘陶器，也并非由巴西人制作；很可能是秘鲁人沿亚马逊河顺流而下，来到马拉若岛并在此定居。我们不得不接受如下事实：在文化层面上，巴西建筑没有任何特色；在殖民时代之前，即十六或十七世纪，巴西没有任何造型艺术；即便巴伊亚与奥林达最美丽的教堂装饰，即便是镀金的祭台或是雕花的桌椅，也显然是耶稣会或葡萄牙风格的产物，甚至无法同果阿或宗主国区分。若要追溯欧洲人到达前的历史，就会陷入一片虚无。一切如今称为巴西的东西，都无法用它自己的传统来解释，而必须以欧洲为原型，在特定的气候、土壤以及人口条件下进行转化。

如今，巴西特色已经不会再与葡萄牙相混淆，但是两者的亲缘关系依旧能够显现。没有人能否认这种关系。葡萄牙给予巴西三样重要的东西：语言、宗教以及习俗，它们直接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建设起了新的国家，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在另一轮太阳之下，在另一个维度的国土之上，在日益密集的外来血液中，这个过程已经无法避免；因为这是机体自身的成长，任何皇权军备都无法阻止。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思维本就南辕北辙：葡萄牙作为一个老牌帝国，总是梦想着无法重现的往日辉煌；而巴西的目光则一直向着未来。宗主国以辉煌的方式穷尽了一切可能；而它此前的殖民地却还没有发挥自己的潜力。两国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人种差异，不如说是代际差异。如今的巴西与葡萄牙紧密相连，它们原本就没有陌生过。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它们拥有同一种语言。在拼写与词汇方面，欧洲葡萄牙语与巴西葡萄牙语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想要判断一部作品是出自巴西诗人还是葡萄牙诗人之手，耳朵就必须能够区分两者之间极其微小的差别。从另一方面来说，由早期传教士记录的塔穆尼奥斯语或者图皮语词汇则极少进入现代巴西语中。仅在葡萄牙语的讲话方式上，巴西人讲得更加“巴西”，而这就是巴西人与卢济塔尼亚人的全部区别。更有趣的是，在巴西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地的口音都几乎一样。巴西人与葡萄牙人能够相互理解，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词汇与句型，只在语调与文学表达方面才有差别。而这种差别起初很小，现在则慢慢扩大，其程度就像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一样，同一种语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慢慢变成独立的个体。相隔数千英里的两个国家，气候条件、生存状况都不相同，加上新的社会关系与组织团体的影响，差别便在四百年中逐步显现。巴西由此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尽管发展缓慢，但同欧洲人或美国人相比，巴西人无论外形还是内心，都更加纤细娇弱。“高大威猛、强壮有力”，这些特点在巴西人身上几乎看不到。同样，他们也很少残忍暴虐、情绪激昂，所有的粗犷、傲慢也都与他们无关。巴西人天生敏感、热爱和平、喜爱思考，有时甚至有些懒散忧郁。早在1585年，安谢塔与卡尔丁神父就感受到这一点，他们如是描述这片土地：“懒散、拖沓，还有一些忧郁。”即使他们的外在行为也十分温和，很少有人高声喧哗或者向另一个人怒吼。令外国人感到惊奇的是：越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便越能感受到这种安静。无论是在佩尼亚的大型聚会上，还是在向帕盖达岛运送朝圣者的渡船中，小小的空间内都聚集了数千人，其中不乏儿童，却听不到喧嚣，也看不到打闹。民众在自娱自乐时也十分平静内敛；正因为缺少力量与野蛮，他们才能享受到平静的欢愉。在巴西，高声喧嚣或是疯狂舞动都属于不合习俗的愉悦；而为期四天的狂欢节则为他们压抑的本能打开了一扇安全的阀门。然而，即使在这看似无拘无束的四天里，即使所有的民众都仿佛被蜘蛛蛰到一般，也看不到过分的行为与卑鄙的行径；所有的外国人甚至妇女都敢于在喧闹的街道上行走。巴西人一贯保持着天生的优雅与善良。不同阶级的人们真诚坦荡、礼貌相待，使得近些年来野蛮的欧洲人惊叹不已。我们在街上看到两个男人相互拥抱，会以为他们是分离多年的兄弟朋友；可是在下一个路口便又能看到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表达问候，这时我们才明白，拥抱是巴西人的普遍习俗，是他们最真诚的表达。在这里，礼貌是人际交往的基础，而欧洲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一点。在这里，路边交谈的人们都会将帽子拿在手上；只要有人寻求帮助，就会得到热情的回应；上层社会的礼节——拜访、回访、交换名片——依旧得到严格的遵守。在这里，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得到热情的接待与殷勤的照顾；不幸的是，面对这种最自然的人文关怀，欧洲人竟然还会疑心重重。我们向朋友或新到的移民询问，这种热情会不会只是出于客套，这种和睦会不会是我们的幻觉。但是所有人都会一致赞叹，巴西人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善良。像最早到达巴西的探险者一样，我们询问的每一个人都在重复相同的答案：“他们非常善良。”在这里从未听说过有人虐待动物，这里没有斗牛也没有斗鸡，也从未听说过宗教裁判所。巴西人反对一切暴行，根据统计，巴西的杀人案件极少经过事先谋划，几乎都是由于偶然的情欲驱使、出于醋意或者受到冒犯才酿成悲剧。因为狡猾算计、邪恶奸诈引发的犯罪也十分罕见。如果一个巴西人拿起刀，那他一定十分紧张激动；当我参观圣保罗监狱时，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恶徒或是可以由犯罪学定义的罪犯。那里的囚犯都十分平和，有着温柔的目光；他们因为一时冲动误入歧途，甚至不清楚究竟做了什么。而从总体上看，一切暴力、野蛮、残忍都与巴西格格不入，这一点也得到了所有移民的认可。巴西人善良高尚，他们拥有南欧人的天真与热情，却更加清晰更加普遍。在我来到巴西的这几个月中，看到的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热情和善；在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不同国家、种族、阶级之间那种罕见的信任。有时，出于好奇，我也会去贫民窟走走，到那些黑色的区域看看。贫民窟就建在里约城中的山坡之上，好似摇摇欲坠的鸟巢。我感到一点不安，还有些不好的预感，毕竟我是出于好奇才到那里，想看看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看看那些暴露在路人眼中的破败房屋与逼仄街道，也看看那些穷苦的人；我就像一个不速之客，想要窥视别人的家庭，探究他们的隐私。开始的时候，我承认，我以为这里会像欧洲无产者的街区，人们会以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或者在我背后恶语相加。可是对于这些善良的居民来说，一个外国人不辞辛劳爬上山坡，就应像客人甚至朋友那样受到欢迎；一个拿着水罐的黑人看到我，他笑了笑，向我展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并帮助我登上光滑的台阶；那些正在为孩子哺乳的妇女看到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慌乱。我们在这里相遇，就像在汽车或轮船上一样，无论坐在前面的是黑人、白人还是混血儿，你总能收获相同的热情。无论在大人还是儿童身上，我从未见到种族间的隔阂。黑人小孩同白人小孩一同玩耍，混血儿童同黑人儿童手挽着手走在大街上，有色人种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到限制。无论在军队、公司、集市、工厂还是在办公室、交易所，人们都能友好协作，而不在乎出身与肤色。日本人同黑人成婚，混血儿又与白人结为夫妇；“混血”一词在这里并非辱骂，也不包含任何贬义。种族敌视与阶级仇恨这对欧洲毒果，在这里根本无法生根。

巴西人极度文雅、坦诚公正，拥有善良的品性，反抗残忍与暴力。但与此同时，巴西人的情感也十分充裕，甚至有些过于敏感。每个巴西人都有一种十分独特而易碎的自尊心。正因为他们彬彬有礼、态度谦逊，所以才会将每一个微小的、无意的不礼貌理解为冒犯。面对冒犯，他们不会像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者英国人那样诉诸武力，反而能够隐忍不发。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曾经有一个黑人、白人或者混血女仆，她干净整洁而又忠厚沉着，从不会有丝毫抱怨。一天她突然消失了，她的主人却并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她离开的原因。也许在前一天夜里，主人因为不快而指责了她，而一句小小的指责、一次大声的训话就能将她刺伤。她再也不会回来、不会抱怨也无需解释。她静静地收拾好行装，就此不告而别。巴西人天性如此，不喜欢辩解也不需要辩解，不会抱怨也不会生气。他们只会通过隐藏来捍卫自己，而在这里，这种无声的愤怒也随处可见。如果一次邀请没有得到礼貌的回应，没有人会发第二次；如果顾客犹豫不决，店主绝不会说服他购买商品，因为这种隐秘的骄傲，这种微妙的荣誉感已经延伸到社会底层。即使在最富裕的城市，在伦敦或巴黎，又或者在南欧的各个国家，我们常常能够见到乞丐；可是在这个真正“衣不蔽体”的国家里，却几乎没有人乞讨。这并非由于法律的约束，而是因为他们过度敏感，即使最礼貌的拒绝都不失为一种冒犯。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可算作巴西民众最主要的特点。他们很容易满足，不需要暴力刺激，也不需要贪图名利。正因为如此，那些旨在彼此竞争的体育项目才没有得到过分重视。而这里的气候更适合休憩享受，所以人们不会像欧洲青年那般野蛮争斗。在我们的国家，在那些所谓的文明国度，人们会为打破纪录而歇斯底里，而这里的民众却并不在乎。歌德第一次去意大利便对南欧国家称赞不已，因为那里的人民并不追求物质或者精神目的，而是注重平静祥和的愉悦享受。他们并没有太多追求，也就不会急不可耐。在下班之后甚至工作间隙，他们会泡杯咖啡聊聊天，将胡子修理整齐，将皮鞋打理干净，在火炉旁享受家庭的温暖。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世界上所有的幸福舒适都与这种平静安宁连在一起。而这样的国家也十分便于管理。正因为如此，葡萄牙只需要很少的军队，政府也无需施以高压就能保持和平稳定。由于这种与世无争的态度，阶级与派别间的仇恨也少得多。

在我看来，这种无欲无求的态度堪称巴西最美的德行，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科技成就。同欧洲与北美的工作效率相比，巴西显得十分落后。早在四百年前，安谢塔便指出了气候对巴西发展的不利影响。但是并不能将工作效率低下归于懒散。巴西人本身是出色的劳动者。他们心灵手巧，理解力强，能够胜任一切工作。德国移民为巴西带来了新的工业，其中许多都十分复杂；但是对于巴西劳工的技能态度，所有人都交口称赞。他们能够适应全新的生产方式；妇女们展示出了灵巧的手工技艺，学徒们则对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说巴西劳工层次低是很不公平的。圣保罗的工人能够适应欧洲的组织模式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生产出同其他地方一样的产品。在里约热内卢，我常常见到鞋匠或裁缝在他们的小作坊里工作很晚；建筑工地上的场景也震撼了我，因为在这里的烈日之下，即便捡起一顶帽子都要耗费不少气力，可是那些搬运工人却一刻也不曾停歇。巴西人的能力、品质以及个人效率绝对不比任何人差，他们只是缺少欧美人的贪婪，不愿那样急功近利，他们只是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对于大多数混血儿来说，尤其在热带地区，工作并非为了储蓄，而是为了不忍饥挨饿。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世界永远是美丽的，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一切生存条件，树上的果实可以随意摘取，人们不需要担心冬天的到来。他们当然也不懂得节约，无论金钱还是时间。为什么要在今天做完所有的工作，而不能等到明天？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世界生活得如此紧张？在这里，时间具有很大的弹性，所有的表演、会议都会比约定推迟十五分钟；如果能够适应这一点，就永远不会迟到。在这里，生活本身比时间更重要。我听许多人说过，领完工资便旷工是这里的普遍现象。他们勤勤恳恳地完成了一周的工作，得到的这些微薄工资足以勉强维持两天的花销。那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尽管这些工资无法使他变得富有，却能够让他享受两天的舒适生活。也许只有看到这里优厚的自然条件，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在欧洲那片伤感无趣的国土之上，只有劳动才能将人们从悲伤里解救出来。这里的植物如此繁盛，物产如此丰富，能够许人以美好幸福，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不像欧洲人，没有那般强烈的致富欲望。在巴西人眼中，财富并非来自于勤劳节俭，也非由于竭尽全力。金钱就像梦幻，只能从天而降。而在巴西，彩票便是上天。对于这些外表平静的人来说，彩票是少有的能唤醒激情的东西，是千百万人平日的希望。摇奖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酒吧、咖啡馆还是在路上，巴西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推销彩票。无论是理发师的助手、擦鞋匠、普通职员还是军人，所有人都将自己周薪中所剩不多的钱投入其中。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开奖地点就会聚集一大批人。家家户户都将录音机打开，全城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一个一个报出的数字上。上层社会的人则在赌场试试运气，几乎每一个海滨浴场与高级宾馆都配有赌博场所。不仅如此，巴西人还在欧洲的乐透、纸牌与轮盘之外，发明出了“动物赌博”。尽管受到巴西政府的严令禁止，“动物赌博”还是风靡全国，成为最受欢迎的赌博方式。

“动物赌博”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巴西人对命运的激情。里约动物园园长抱怨游客太少。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同胞，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每一天，他都会在动物园中随机选择一种动物，今天是狗熊，明天是驴子，后天则是大象。

每位游客的门票上都印有一种动物，如果恰好同当天选出的动物一样，就能得到门票价格二十或二十五倍的奖金。这项举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动物园中人头攒动，但是游客们并非为了参观动物，而是为了得到奖金。他们渐渐认识到动物园路途遥远，很难坚持每天都去。于是他们便按照动物园的规则，开始了私人赌博。在小酒馆的柜台之后以及街边的转角兴起了许多小银行，由它们收取费用并支付奖金。警察禁止这项赌博之后，这些小银行仍能秘密地发布博彩结果。为了不使警方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切赌博活动只能暗中进行。银行家并不向顾客提供收据，但是每次都会履行职责。这种赌博方式，也许正是由于遭到禁止，才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里约的孩子们刚刚在学校里学会数数，就知道每种动物对应的数字；而他们对参赌动物的了解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字母表。所有的机构、法令都无法遏制“动物赌博”。一个人在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如果不能用它购买“动物彩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法律永远无法抑制民众的真正意愿；而巴西人所缺乏的野心，也只能在一夜暴富的梦想中得到弥补。

诚然，巴西还未释放出土地的全部价值，个人的智慧与能力也未能得到完全发挥。但是考虑到这里的气候弊端与人民纤弱的身体条件，总体来看，巴西产量依然相当可观。而根据近几年的观察，我们也不能断言缺乏雄心、随遇而安就是错误缺憾。过度的活力会冲昏人们的头脑，将他们卷入战争。个人生活同这种活力孰轻孰重？倘若压榨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又是否会像注射毒品一般使人心智耗散？这些疑惑已经超越了巴西问题的范畴。

在冰冷的商业统计数据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财富：那就是沉静祥和、未受摧残的人类。

对生存方式的知足是巴西下层民众的共同特点。这个阶层人口众多，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准确数量与生存环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几乎看不到他们。他们不像一无所有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不会聚集在工厂或者作坊里；我们也不能以无产阶级来称呼这几百万人，因为他们四散于巴西各地，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亚马逊地区的混血儿，丛林深处的割胶工人，农场中的畜牧者以及树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都居住在难以企及的地方，从来不曾聚集起来，而他们的存在也不为外国人（以及大城市的巴西人）所知晓。我们只是隐约知道，这几百万底层人口大多是有色人种，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多是土著人与黑人的混血后代。几百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从未改变，也从未享受到科技的影响。他们大多对居所没有讲究，只在随便一个地方用竹子建造小屋，涂上黏土，盖上茅草。一扇玻璃窗户便是莫大的奢侈，而除了床和桌子之外，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这些窝棚由主人亲手建造，不需要支付租金；这里并非城市，土地一文不值，更不会有人为几尺土地征收费用。由于气候使然，这里的着装不外乎一条亚麻布裤子、一件衬衣和一件外套。自然为人们免费提供了香蕉、木薯、菠萝以及椰子；饲养几只鸡、一头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便保障了基本生活。无论是正式职工还是临时工人，都能省下一些零钱购买香烟，或者满足其他一些小之又小的需求。在巴西尤其是巴西北部，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已经脱离了时代。贫穷侵袭了每个地方；民众由于营养不良而十分虚弱，甚至连正常的活动都无法完成。领导者很早便认识到这种状况，一直想方设法对抗贫穷。但是在马托格罗索与阿克里，在那些连铁路公路都无法到达的内陆地区，瓦加斯的最低工资法依旧无法实行。那里有上百万得不到庇护的人们，他们既得不到合法稳定的工作，也不能在文化方面有所依傍；如果要使他们融入国民生活，至少还要再等几十年。就像巴西未经利用的自然资源一样，这里数千万的人口，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转为劳动的力量。然而，他们同样是未来的巨大储备，是这个大国的重要潜能。

这些四散各处的流民大多不识字，生活水平也非常低下，几乎无法为巴西文明做出贡献。位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即小市民中产阶级或乡村中产阶级，包括工人、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其他许多从业人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是纯粹的理性主义阶级，鲜明地体现出巴西人民的个人意志；他们不再单纯依附于殖民地传统，而是充分发掘其创造才能。想要了解这个阶层十分困难，因为他们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这个阶层的民众生活简单，丝毫不惹人注意。我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无声无息，是因为像曾经的欧洲人一样，这个阶层的人将四分之三的财产都用于家庭目的。多层公寓才刚刚进入里约与圣保罗，而在除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每个家庭都拥有独栋的房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外壳，包裹着人类的精华。通常情况下，一栋房子只有一层，或者至多两层，总共三到六个房间，外面没有任何装饰，里面也只有几件简单家具。除了三四百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之外，整个国家都见不到一幅有价值的画，看不到一本昂贵的书，甚至看不到一件平庸的艺术品。那些欧洲小市民借以安慰自己的东西，这里一样也没有，而巴西引人注目的恰恰是它的朴实。既然房子专为家庭建造，就不必奢华醒目。除了电灯、收音机以及浴室之外，这里的房间同殖民时期别无二致，生活方式也沿袭着那时的传统。上世纪的父权制度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在这里却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家庭生活与父权准则的联系才没有中断。像北美古老的州府一样，在这里，殖民时代的极端观点依旧发挥着作用；我们父辈的父辈的生活，其实也正是他们现在的生活。家庭仍然是真正的中心，一切都由家庭起始，又最终归于家庭。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相互帮扶；每到周日，亲属便聚集起来，共同规划年轻人的未来道路。一个家庭中，父亲依然是绝对的主人。他有着一切权力与威严，将家人的服从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在农村地区，子女依然像上世纪那样亲吻父亲的手背来表达尊重。男性权威依旧无可置疑；尽管同几十年前相比，女子已经拥有更多自由，却仍需整日局限于家庭事务当中。男人依然享有特权。市民阶层的妇女几乎从不独自在街上行走，甚至在其他女友的陪伴下也不行。如果别人看到她没有丈夫陪同，就会生出许多闲言碎语。因此，入夜之后，这里就像意大利与西班牙一样，成为只有男人的城市；男人们占据了咖啡馆，在大马路上散步；即使在大城市里，夫人小姐们也不能看夜场电影，除非有父亲兄长的陪伴。自由解放与女性主义还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即使极少数拥有工作、脱离了家庭束缚的妇女，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孤僻与羞涩。少女则面临更多禁忌。男女之间的交往，如果不是以婚姻为目的，即便最天真的交往，至今也很难见到。因此“Flirt”(1)一词也就无法译成葡语。一般而言，为了避免麻烦，巴西人结婚很早；步入婚姻的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或者还不到这个年龄。人们依然期待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而不会对此感到畏惧。在这里，妇女、房屋、家庭依然密不可分；如果不是在慈善聚会上，妇女永远不会占据主要地位；而除了佩德罗一世的情妇桑托斯侯爵夫人之外，也还没有第二个女人参与到政治之中。欧洲人与美国人可以狂妄地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是这里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家庭，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不大的居所里，以健康规范的方式储备了国民力量。尽管中产阶级生活得十分保守，却愿意学习、热爱进步。在这肥沃的土壤之上兴起了一代新人，他们同古老的贵族家庭一起，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热图里奥·瓦加斯就是中产阶级的儿子。他来自腹地，是新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力量强大、渴求进步，却并没有忘记传统。

中产阶级已经渗透到整个国家。他们的影响日益强大，代表了崭新的巴西。在他们之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阶级，我们姑且称之为“贵族阶级”。虽然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这个称呼也许不太恰当。这些人一部分来自于殖民时代，另一部分则是葡萄牙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随着若昂六世一同来到巴西。这些家庭来往甚密，有一些是真正的贵族，另一些则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贵族阶级。经过数代人的发展，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文化层次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他们全都曾经游历欧洲，得到过欧洲教师的指导；他们大多十分富有，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从第一帝国时期开始，这些家族的成员一直仰仗着欧洲精神；而他们的目标便是向世界展示文明进步的巴西。这些家族产生了一代伟大的政治家，比如里约·布朗库子爵、鲁伊·巴尔博萨以及若阿金·那步科(2)。幸运的是，在美洲唯一的帝国中，他们知道怎样结合美国的民主理想与欧洲的自由精神；以和平谨慎的方式处理巴西政治，通过调解、仲裁以及国际协约达成目的。迄今为止，尽管行政与军事职能渐渐落到了新兴阶层，但贵族阶级依然独占着外交活动。他们在文化层面上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但是并不喜爱炫耀。他们都居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拥有古老迷人的花园；但是这些房子远远不及宫殿的奢华，且大部分都聚集在贵族聚居的街区：比如蒂茹卡、拉兰杰拉斯或者帕伊散杜大街(3)。贵族阶级在生活方式上遵循传统，喜欢收集国内的历史遗物。他们同时具有民族局限性与精神普遍性，更代表了一种崇高的文化，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南美国家。不仅如此，他们对艺术与自由的爱好还会使我们想到奥地利。这些古老的家族——在这里，一百年便称得上古老——并没有在文化上被富裕的新兴贵族所打压，因为他们本身大多非常富有，而在这里资历的差别也不如欧洲那样重要。巴西人不懂得排外，这是一个优势。无论在种族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上，巴西都在不断地吸收同化。在这里，一切的传统历史都十分短暂，不足以扼杀刚刚兴起的巴西形态。

巴西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吸收都依赖于后面两个阶级，因为下层人民与世隔绝而又不认识字，尚未参与到巴西文明的形成之中。为了正确评价这项活动，我们不能忘记这里的精神生活仅仅开展了一百年，而在之前的三百年里，所有的文化活动都会受到压制。直到1800年，这里尚且不能印刷报纸与文学作品；书籍不仅珍贵罕见，而且毫无用处，因为那时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懂得读写，甚至可能连一个都不到。最开始，负责教化的还是耶稣会士，他们很自然地将宗教学习置于综合教育之前，丝毫不顾及时代的发展潮流。1759年，耶稣会士遭到驱逐，公共教育随即变成一片空白。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州府，没有一个人想到兴办学校。1772年，彭巴尔侯爵下达一道指令，规定对食品饮料增加新的赋税用以兴办小学，却最终成为一纸空文。1808年，葡萄牙宫廷迁至巴西，这里才出现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为了给居住的城市增添一些人文光芒，国王聘请了专家学者，建起了高等学府与艺术院校。然而，这样做不过是装点门面，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广大民众依旧处于蒙昧之中，既不会读写也不会计算。直到第一帝国建立之后的1823年，巴西才开始计划在每个城镇都修建一所公立学校，在每个州府都修建一所中学，并在最合适的地方修建几所大学。就这样又过了四年，直到1827年才出台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一个大居民点都至少有一所小学。这是巴西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其速度之慢堪比蜗牛。1872年，巴西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千万，而在校儿童却只有十三万九千人。现在已经到了1938年，政府却依然没有意识到要建立委员会来消除文盲。

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与诗歌一直缺少合适的土壤，那就是本土大众。直到今天，写作对于巴西人来说依然是纯粹的牺牲，他只能为了文学理想而努力，却不能期许任何金钱上的酬劳。因为如若不是为记者和政客服务，就只能是对牛弹琴。大众由于不识字，无法阅读他们的文章；而贵族作为文化阶层的代表，则认为巴西作品无足轻重，所有的书籍都应当从巴黎购买。直到最近几十年，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其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情况才有所改变。我们激动地看到，像其他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一样，巴西文学一出现便立即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在这里开办了越来越多的书店，书籍的印刷与装帧技术也日渐提高；文学乃至科学书籍都达到了很高的版次，会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而巴西的图书销量也超过了葡萄牙。欧洲的青年因政治体育分散了注意力；而在巴西，人文艺术却处于整个国家的兴趣中心。作为葡萄牙人的后代，巴西人天资聪颖、能说会道，能够感知语言之美。在巴西的信件与交谈中，语言之美无处不在；而在演讲之中，这种美感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巴西人热爱阅读；我们看到的所有工人、司机，在闲暇时间几乎都捧着一份报纸；我们看到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拿着一本图书。他们是巴西全新的一代，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文学习以为常。在欧洲，文学作为一份遗产，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在这里，文学却是他们自己的成就。通过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发现，他们得到了欢愉与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南美的人文创作可以得到更多尊重。由于图书价格低廉，现代文学的传播也更加迅速广泛。巴西人天生喜爱优美的文学样式，因此在民族文学中，诗歌长期居于首要地位。由史诗《乌拉圭》(4)与《马莉莉亚》(5)开始，巴西拥有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了卓越的风格特点。在这里，诗歌能够成为潮流。这里的公共花园就像巴黎的蒙索公园或者卢森堡公园一样，修建了许多民族诗人的塑像，甚至在世的诗人（如卡图卢·达·巴伊西奥·西阿伦斯(6)）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而广大民众则会收集印有诗人头像的银币，借此表达他们的敬意。巴西是少有的仍然尊敬诗歌的国家，巴西文学院中有一大批诗人，他们为语言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在散文、小说方面，巴西若想脱离欧洲模式，还需要更多时间。即使若泽·德·阿伦卡尔(7)的《瓜拉尼》与《善良的印第安人》也仿照了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以及费尼莫尔·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在阿伦卡尔的作品中，只有外在主题与历史色彩是巴西式的，人物心理与艺术特色则来自国外。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两个真正的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以及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巴西由此跻身于世界文坛之上。对于巴西来说，马查多·德·阿西斯就像英国的狄更斯或者法国的都德，能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自己的祖国与人民。他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在他的作品中，温和的幽默与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给予读者以独特的享受。在他最有名的杰作《沉默先生》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这个形象对于巴西的意义，就同大卫·科波菲尔对于英国或者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对于法国的意义一样。凭借简洁的文字与人文视角，马查多·德·阿西斯堪比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家。

与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同，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并非一位专职作家，而其民族巨著《腹地》的诞生也只是出于偶然。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是一名工程师。在军队出动抗击卡努杜教徒（一个巴伊亚腹地的反叛邪教）时，他作为《圣保罗州报》的记者随同前往。他的这次远征报道写得十分生动，并由此扩展成为一本书。里面有对于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以及民族心理的大量描写，其视角的深刻与敏锐尚无人企及。在世界文坛上，《腹地》绝对能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相媲美，却很少为海外所知。这本书的描写恢宏崇高，视角丰富独特，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一定能在无数的著作之中经久不衰。尽管巴西诗人与小说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

然而，巴西的戏剧发展却十分缓慢。在这里，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部引人注目的戏剧名目，不仅如此，戏剧艺术在公共生活中也显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戏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反映了特定阶层的精神需要，而这一阶层在巴西还没有得到发展。巴西并没有经历过伊丽莎白时期，也没有体验过路易十四时代，也没有奥地利或西班牙那样大批的戏剧爱好者。直到帝国末期，巴西的戏剧表演还只能从外国引进。由于欧洲与巴西之间路途遥远，只有低级的剧团才愿意前来演出。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并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国家剧院；而欧洲的剧团也只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法语，并不使用葡萄牙语。在如今的巴西，一座大城市已经拥有上百万居民，足以维持一间剧院的运营。但是现在发展戏剧为时已晚，因为电影已经统治了一切。

音乐方面的情况与戏剧类似，这一困境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由于缺乏世俗传统，各个阶层都对此感到陌生。这里没有大型乐团，无法演出那些不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这里的民众才不知道《马太受难曲》《安魂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及亨德尔的弥撒曲。里约与圣保罗的剧院仍在上演五十年前的剧目，比如威尔第的意大利歌剧，而普契尼已经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的剧目，早在佩德罗二世时期就已上演；可是在之后可能也只上演过两到三次。这个国家并不了解真正的现代音乐；尽管已经开始筹建交响乐团，但依然是轻缓舒适的音乐，只能满足大众口味。

正因为如此，卡洛斯·高梅斯的出现才使我们如此吃惊。在这个时代，自学需要真正的勇气与炽烈的热情，而巴西的这位作曲家却赢得了国际声誉。1836年，高梅斯降生于圣保罗州的一个城市。十岁时便加入交响乐团。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他几乎无法接触到乐谱与演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导师，但是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他的才能不断提高，二十四岁时便创作出了第一部歌剧《城堡之夜》。1861年，《城堡之夜》在里约热内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佩德罗二世十分看好这位艺术家，将他送往欧洲学习。在意大利时，高梅斯收到了同乡阿伦卡尔的小说《瓜拉尼》的意大利语译本。作为一个巴西人，他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将巴西展现给世界，便立即联系了一位脚本作者。1870年，歌剧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受到了热烈欢迎。威尔第声称卡洛斯·高梅斯将成为他合格的继任者，而一位音乐史家则将《瓜拉尼》视为“梅耶贝尔时代最好的歌剧”。直到今天，这部歌剧依然不时地在意大利上演。这是歌剧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有着如诗的唱词与优美的旋律，能够赋予观众视觉与听觉的极致享受，而灵魂则怎么也听不够。如今透过这部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了解高梅斯的巨大成功与殷切希望。然而，正因为《瓜拉尼》颇具浪漫主义时代梅耶贝尔的浮华之风，在我们今天看来，它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变成了音乐史上尘封的档案。卡洛斯·高梅斯只是实现了巴西音乐的意大利化，而真正将巴西乐曲融入世界的，则是维拉·罗伯斯(8)。他的旋律十分具表现力及原创性，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色彩。这种色彩热烈活泼而又伤感迷幻，反映了巴西不可思议的景色与精神。

这种富有巴西特色的表达方式，在波尔蒂纳里的画中也能看到。他是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巴西画家。这里风景卓著，有着千变万化的色彩，波尔蒂纳里多么希望将这些色彩付诸笔端，就像高更手中的大洋洲或者塞甘蒂尼的瑞士一样，让世界看到一个风光旖旎的巴西！这里又为建筑艺术提供了多少机遇：在那些飞速发展的城市里，自我意识也愈发强烈，他们不愿遵循欧洲或者北美的模式，而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已经进行了诸多尝试，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

由于专业知识的匮乏，我无法对科技方面做出全面评价。但是在最近几年，巴西人民却担当起经济与历史的重任，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所有关于巴西的古老文献几乎都出自外国人之手。谈起描绘巴西的经典作品，我们会想到十六世纪的法国人安德烈·戴维以及德国人汉斯·斯塔登，或者十七世纪的荷兰学者巴尔留斯，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教士安东尼尔，又或者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索西、德国探险者洪堡以及法国画家德布雷。而在近几十年中，巴西人亲自接过了这项事业。他们立足于自身起源的研究，对国家历史有了充足的了解。他们的作品连同各州及中央政府的出版总额，已经足以填满一整间图书馆。在哲学领域需要记载一个有趣的现象，奥古斯特·孔德曾在这里建过一所学校，甚至一座教堂；巴西宪法的绝大部分都采用了他的思想，而这位法国哲学家对巴西现实的影响，比对他的祖国还大。在科技领域，飞行员桑托斯·杜蒙不仅建造了飞机，而且完成了绕埃菲尔铁塔的光荣飞行，他的胆识与能力大大推动了巴西航空事业的发展。尽管对于这次飞行仍有争论，因为不能确定第一个在重型器材上飞行的是他还是怀特兄弟；但是这个问题却表明了他很可能是飞行史上的第一位英雄，即便退一步讲，他也是第二位。仅此一项，就足以将他的名字永载史册。而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勇敢开拓的忘我史诗。同科技成就一样，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将永世长存。杜蒙曾经向国际联盟写过两封信，请求永远禁止将飞机用于投放炸弹或者服务战争。只要一封这样的信，就能够宣告巴西的人道主义态度，就足以保护他远离不公正的遗忘。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就会明白巴西如今的文化活动有多么非同寻常。但是如果将巴西的文化历史看作四百五十年，或者认为参与其中的居民有五千万，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计算。巴西从独立到现在，刚刚过去一百年（更精确地说，是一百一十八年），而现代生活的参与人数也仅有七八百万。在各个方面，巴西与欧洲都没有可比性。欧洲拥有更丰富的传统，却没有未来；而巴西尽管历史短暂，前途却不可限量。所有业已完成的只是亟待完成的一部分；许多传统早已赋予欧洲的遗产，在这里还需要重新创造，比如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公共教育。同有着先进教育体制的美国相比，这里的青年艺术家、作家、学者、学生必须克服百倍的困难，才能得到全面的知识与世界的眼光。在这里，我们有时仍能感到些许局限，又或是与时代追求的差距；巴西的发展尚且配不上它广袤的国土；几乎所有的巴西人都将在欧美的日子视为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巴西依旧需要旧世界的推动，尽管旧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疯狂。

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就会发现欧洲人也常常在巴西停留，因为在这里也能学到许多。在这里，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与欧洲不同。这里有更加轻松的氛围与更加善良的人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近，时间也更加舒缓，连困难都显得更加轻松，精神自然也无需紧张。这里的生活更加宽厚平和；人们不用像美国一样成为标准化的机器，也不用像欧洲一样变为政客手中的工具。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空间，人们彼此互不影响；也因为这里拥有未来，气氛更加平静，人也更加温和。这里适合年迈的老人，在看尽了世间纷扰之后，能够置身山水之间，追溯一生的回忆；这里也适合寻梦的青年，在肥沃的处女地上，能够释放出全部力量，建设起伟大的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到达这里的每一个欧洲人，几乎都没有回去；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大洋彼岸战乱之中的人们，巴西已经成为他们的和平故乡。如果在这场自杀式的战争中，旧世界最终覆灭，我们也一定要记得，有一个新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人道是欧洲未能实现的梦想，却将在巴西成为现实。而这也是我们在悲痛中最好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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