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格斯朝我走来时，并非想找随军教士说话。甚至在我站起身露出领口的十字架之前，他大概还没认出我。最初他只想要支烟。

他脸上的血痕或横或斜，他的双手和衣袖也沾着血迹。他不愿直视我，眼神狂野而空洞。脸上不时闪过转瞬即逝的暴戾神色，像是被激怒的狗面部痉挛般的扭曲。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我的烟点着了。罗德里格斯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团烟雾，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班，脸上重现出暴怒的表情。

二十年前，早在我成为神父以前，我曾是个次重量级拳击手。愤怒有利于在搏斗前激发你的斗志，但一旦搏斗开始有些东西便起了变化。内心涌起一种喜悦，一种服从感。那不是基督徒特有的感觉，却很有力量。身体的攻击性有它自身的逻辑和情绪。那正是我从罗德里格斯脸上看到的，愤怒转化为暴力前的短暂间隙。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正在派遣期的第四个月，两人站在查理连[38]。医疗室外，外科大夫刚宣布了我们营的第十二例阵亡：登顿·查希亚·藤田。我当天才得知藤田的全名。

罗德里格斯身体精瘦、肌肉紧绷，似乎一触即发。我蜷缩在风里，紧紧攥着手里的烟，仿佛它能令我镇定下来。自从事儿童临终关怀工作以来，我就对医院心有余悸——一见到针头我就满脸苍白、倍感虚弱，仿佛血液同时从我的四肢抽离——而医疗室里正有一条腿被锯掉。那是罗德里格斯的另一个战友约翰·加勒特，他和藤田同时受伤。加勒特的全名我也是刚刚知晓。

罗德里格斯笑了笑，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神父。”他说。他回头看了看他的班，所有人都焦急等候着战友的消息。他们站在几码之外，听不见我们的对话。罗德里格斯忽然显得很紧张：“我想和你聊聊。”

遇袭后陆战队员有时想和牧师谈话，或者找战斗心理辅导。他们要么愤怒，要么悲痛，要么在两者间徘徊。但我从没见过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我不太想和他独处。

“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去忏悔。”他说，瞳孔缩成一个小点。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嗑了药。酒精、大麻、海洛因——这些都不难搞到，只要你找对了某个伊拉克人。

罗德里格斯又笑笑，依然抿着嘴角。“棒球比赛时他是个不错的游击手。”他说。最开始我没意识到他说的是谁。“算不上很棒，但不错。”

“我得进去了，”我说，“看看大夫们处理得怎么样了。”

“好的，长官，”他说，“我会来找你的。”

在截肢手术后，罗德里格斯却不见了。

藤田的追悼会上，我选读了《弟茂德后书》中的一段：“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39]我尽力为追悼会定下一个合适的基调。

查理连的连长博登上尉在我之后发言，他告诉集合的陆战队员，他们会“让那帮狗娘养的血债血偿”。士兵们听了只是象征性应和一下。大家对博登的期望值仅限于此。他这人会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就是“带着我的陆战队员上战场，把敌人的屎扁出来”。这种带队方式只对那些没打过仗的十九岁毛头伙子管用。但在性命攸关时，陆战队员所需要的不只是纯粹的、不假思索的勇猛。不假思索的勇猛会送了他们的命。此次派遣因为这个原因牺牲的士兵已经够多了。

罗德里格斯作为藤田最好的朋友下一个发言。他比上次我见他时冷静一些，他说到藤田其实喜欢伊拉克人。大家都觉得最好直接用核弹轰炸这个国家直到沙漠变成一块平板玻璃，而藤田是班里唯一反对的人。罗德里格斯苦涩一笑，望着人群说：“有人逗他，说藤田在外面干过穆斯林，他们能闻得出。”感觉罗德里格斯在斥责在场的人。他班里的陆战队员面面相觑。那一刻我犹豫自己是否该插句话，但罗德里格斯继续讲了下去，后面的致词又回到更为传统的赞颂的路子。

仪式余下的部分一如往常，令人心碎。军士长大声点名时，一些陆战队员掩面而泣，一些队员放声大哭。

藤田班的战友来到阵亡士兵十字架前，他们紧靠着彼此跪下，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紧紧相拥，团在一起默默地哭泣。披上装备时，陆战队员是令人生畏的勇士。缅怀战友时，他们就像孩子。他们依次站起来，抚摸十字架上的头盔，然后走到后面。博登队长站在那里，厚实的方脸上写着他那冷酷而愚蠢的决心。

仪式结束后，豪珀特上士在小教堂后的吸烟坑前召集了一群人。豪珀特是二排的代理排长。原来的排长福特中尉在派遣首个月的一次爆炸袭击中牺牲了。

虽然从吸烟坑望不见远处的城市，我还是把目光从豪珀特身上移开，投向城市的方向。查理连每天都驻扎在拉马迪市。我也常去，但只是去前方哨所，从没参加过战斗。我只是一名牧师。我一直很忙，总得加班，但大多数日子仍可以在基地里自己的床上醒来，在相对安全的处所祷告，也只是远远地听着暴乱的声响。奥古斯丁所深爱的罗马城惨遭劫掠时，他在安全之处布道，只能无奈地重复他无法确认的讯息：“可怕的消息传来：屠杀、焚烧、掠夺、蹂躏。诚然，我们耳闻的诸多事情，充斥着咆哮和哭泣。我们的悲伤无可劝慰，我也无法否认，是的，我无法否认人们在那座城市里犯下了许多、许多的罪行。”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的目光回到豪珀特身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布道，一种简单的、基于日常巡逻经验的布道。“我们该做些什么？”豪珀特对零散围过来的二排战士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给你们电。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帮你们修好下水管道。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但是，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最坏的敌人。如果你们他妈的跟我们作对，你们会活在屎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好吧，那我们就活在屎里。”他指了指城市的方向，手重重拍下来，像在打飞虫。“操他妈的。”他说。

我回到教堂后不久，罗德里格斯就来找我了。我正在整理教堂一侧壁橱里的糖果——心怀感激的美国民众给部队寄来成堆的糖果、肉干和豆豆公仔，我会把那些爱心包裹分发给各个排。随军牧师会收到大量的寄给“任何陆战队员”的爱心包裹，多到不知如何处理。不过这种过剩也有好处，就是当陆战队员想和牧师交谈时，他们可以把来教堂取零食当作借口，而不必告诉战友自己出了心理问题。

罗德里格斯默默走进狭小的教堂。他的神经不再像我们首次交谈时一般紧绷，但那种紧张还在，在他的眼里、他的手上，和他局促不安、必须不断走动的举止中。他们说，在拉马迪巡逻时你不是在走，而是在跑。

“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干什么吗？”他说，“藤田中弹的时候。”

“不知道。”

“没人知道。”他说。他狐疑地环顾四周，仿佛担心随时会有人闯入。“没人觉得我该和你谈话，”他说，“一个他妈的神父能说什么？无论是谁，又能说些什么？你知道没人把神父当回事儿，对吧？”

“那是他们的错。”

“我尊重神父，”他说，“大多数神父。那些恋童癖除外。你不是个恋童癖，对吧？”

罗德里格斯是在试探我。“为什么这么问？你自己呢？”我双臂交叉，故意盯着他，让他明白他这话我并不受用。平常我会更严厉，甚至还会搬出军衔压他，但在一场追悼会后我不能这么做。

罗德里格斯举起一只手。“我尊重神父，”他重复道，“同性恋和恋童癖除外，而是，你知道，那些正常的神父。”

罗德里格斯四下看看，深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他妈被袭击。”他说。

“我知道你们负责的街区很乱。”

“每一天。操，他们曾经一周之内三次在市政中心袭击我们。自杀式袭击。那些疯子。要让他们停手，就得对‘灰色战舰’和‘瑞士奶酪’[40]来次空袭。该死的真主等候室[41]。杀了那群混蛋。你到街上去参加一次突袭，只要多停留一分钟，你他妈就被炸飞了。”

他的脸一阵扭曲，我曾见过的充满愤怒的痉挛快速闪过。“你记得韦恩吗？”他说，“韦恩·贝利？你记得他吗？”

“是的。”我轻声说。我特意要求自己记住所有阵亡士兵的全名。而贝利是生前和我有接触的死者中的一个。记住他的名字来得容易些。

“我们在检查一所操蛋的学校。他们让我们原地待命。我们用无线电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离开，他们还是说，不，留在那儿。我们说，我们停留太久了，肯定会出事的。但那些伊拉克人迟到了，我们必须服从命令。那儿有一群孩子，第一枚榴弹就在他们中间爆炸了。”

我依然记得那些战争照片。我曾见过病危的孩子，但那些照片仍令我震惊。奇怪的是，我们可以那么轻易地认出一只手是孩子的手，即使缺乏参照物或者脱离了它原本属于的那个更易辨识的身体。

“然后韦恩中弹了。大夫使劲按压他的胸，我捏着他的鼻子做人工呼吸。”

大家都说韦恩在排里人缘很好。

“我的上一次派遣，”罗德里格斯说，“炸弹炸弹炸弹。这里还是炸弹，但那些自杀式袭击每星期都有。我们每星期都遭到枪击，比我知道的任何部队的交火次数都多。还有博登上尉，他挂起一块黑板，把所有班都列在上面。交火排行榜。”

罗德里格斯紧握拳头举到面前，目光低垂，牙关紧咬。“交火排行榜，”他重复道，“一次交火划一道。遭受炸弹袭击不算。即便有人阵亡也不行。只有交火算数。他的意思是，交火次数最多的班最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有最他妈悲惨的经历。这一点你无法反驳。”

“确实如此。”痛苦，我想，总有它自己的神秘之处。

“四个月之后，自杀式袭击没有了。那帮伊拉克人学乖了。我们把他们教训得很惨。现在只有炸弹了。二班，”他拍拍胸脯，“我的班，我们排在榜首。不只是在排里，而是他妈的整个连。在营里也是。也许在他妈的整个陆战队都是。我们排第一。他妈的最多交火纪录。没人能接近我们。”

“然后……”他停顿了一秒，似乎在积聚勇气，“袭击减少了。我们班的统计数字也随之下滑。上士臭骂了我们一顿。”罗德里格斯皱起眉头，模仿豪珀特粗暴而自负的口气说：“你们这帮娘娘腔以前还能找到敌人。”他朝地上啐了一口，“管他呢。我操。操他妈的交火。交火真他妈的可怕。我对那玩意儿可不上瘾。”

我点点头，让自己看着他的眼睛，但他扭开了头。

“你当时在干什么？”我说，“藤田中弹的时候。”

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身旁成堆的爱心包裹。我们的壁橱里摆了一排木架，架上塞满了M&M巧克力豆、士力架、单只装的布朗尼、恩滕曼蛋糕和其他甜食。罗德里格斯把手探进一袋锐滋花生酱巧克力杯，掏出一块，放在手心细细端详。“你知道这是蒂托罗中士的第一次派遣吗？”他说。

“不知道。”我说。我猜他说的是他的班长。我虽不能肯定，却也不愿打断他。

“使馆警卫。”罗德里格斯摇摇头，把巧克力杯扔回袋里。然后他飞快地抹了抹脸。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抹眼泪。我不清楚他为何流泪。“你知道，如果我不是那次酒驾被抓，可能是我来带这个班。”

“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再次问道，“藤田中弹的时候。”

“一个月前，”他说，“阿科斯塔下士服用了思诺思[42]，感觉正嗨。那玩意能让你身体轻飘飘的，像是有点醉。可能他还吃了点别的什么。”

“他从战斗心理辅导拿的思诺思？”

罗德里格斯笑了。“你觉得呢？”他从上衣外兜里掏出一只装满粉红色小药片的塑料袋，举到眼前，“你以为我们怎么睡着的？”

我点了点头。

“我们搭了个观察哨，”他说，“之后又将它毁了。你想，反正叛军喜欢破坏所有我们用作观察哨的地方，索性我们自己玩一把。蒂托罗，他干不了这个。但阿科斯塔，他没问题。”

“即使磕了药？”

罗德里格斯继续说道：“上次派遣，我见过他做的事。自杀式炸弹袭击，他忙着帮助伤员，那家伙身上都他妈着火了。他居然没有意识到。他身上冒着火苗还跑前跑后救助受伤的孩子。他可以申请因伤退伍的，百分之百残疾福利，但是在经过烧伤中心治疗后，他留下又参加了一次派遣。这样的人真他妈值得佩服。”

“当然。那是当然。”

“所以蒂托罗没敢跟阿科斯塔废话。阿科斯塔当时很嗨。我们一不留神，他就脱得只剩下内裤和头盔，就那么走到屋顶，做起跳跃运动，嘴里高喊着他知道的每一个当地人说的脏字。”

那还不是我听过的陆战队员最疯狂的举动。

罗德里格斯嘴角露出微笑，眼神黯淡。“五分钟后他们就朝我们开枪了。”

“他们是谁？”我说。

“什么？”

“谁朝你们开枪？”

他耸耸肩。“叛军，我猜。我不知道。老实说，神父，我不在乎。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他又耸耸肩，“我们把那帮混蛋都送上了天。我们回去后，你知道，又挣了一道杠。在交火排行榜上。我们主动外出寻找敌人，而不是坐等他们来炸我们。这样我们的成绩开始回升。”

“啊，”我说，“所以你们又干了一次。”

“蒂托罗中士会让新兵们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上。”

我渐渐开始明白：“藤田是个新兵。”

“他刚来的时候，”他说，“蒂托罗总让他唱：‘我是个新来的，我是他妈的基佬。’”罗德里格斯忍不住笑了，“实在太搞笑了。藤田脾气很好，甘心接受游戏规则。这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但他不喜欢我们设饵吸引叛军。他说那简直是疯了。如果这事发生在他家的街区，他一定会朝屋顶的那个混蛋开一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计划执行了。”

罗德里格斯顿了顿。“藤田接受了游戏规则，”他重复道，“你知道我们重回交火排行榜首吗？”

“藤田死的那天……”

“那儿有个狙击手。没有枪战，只是一发子弹。阿科斯塔为他止血的时候，我帮蒂托罗给藤田穿上裤子。”

“那加勒特……”

“我们把藤田送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炸弹袭击。”

罗德里格斯低头盯着地面，拳头握紧又松开。他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

“如果你杀了人，”他说，“那意味着你会下地狱。”

这个问题曾有陆战队员问过，因此我以为自己有现成的答案。“杀戮是件严重的事，”我说，“这毫无疑问。而且——”

“我想说的是，”罗德里格斯低头看着一旁的糖果，“杀了不该杀的人。”

他的话让我愣住了。一开始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尽管感觉那应该很明显。“藤田的死不是你的错——”

“我说的不是这个。”罗德里格斯打断我，双眼再次恼怒地盯着我，“我不是在说陆战队员。我说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别人杀人，你在现场却没有阻止他们，你也会下地狱吗？”

随后是片刻的沉默。“你想告诉我什么，准下士？”我用军官而非牧师的语气说道。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是个错误。

“我不想告诉你什么，”他言语间有些退缩，“只是问问。”

“上帝总会宽恕，”我的语气和缓下来，“那些真心悔恨的人。但是悔恨不是一种情感，你明白。它是一种行动，一种弥补过错的决心。”

罗德里格斯依然盯着地面。我暗骂自己把对话搞砸了。

“一个准下士，”罗德里格斯说，“是没有能力弥补什么的。”

我尝试解释说关键不在于结果——因为你无法控制结果，而在于你的诚意。罗德里格斯打断了我。

“如果这算忏悔的话，”他说，“那么你就不能把我的话告诉别人，对吧？”

“是的。”

“那么这不是一场忏悔。我他妈没什么可忏悔的。我也没什么对不起的。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

我整晚翻来覆去思考罗德里格斯的话，细细咀嚼每一个字，直到我不再确定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不住地想，他们只有遇袭时才开枪还击。那似乎是他想表达的。或许他想说自己在某个检查站误杀了一个没能及时刹车的家庭。那种事总让陆战队员痛心疾首。

“不必对这事过伤心，”大卫提及约阿布的死[43]”时说，“因为刀剑有时砍这人，也有时砍那人。”我揣测一种可能：罗德里格斯说的是一次错误的决断，而非蓄意违反交战规则。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酝酿了很久，最终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回避问题。第二天早祷，我终于下定决心。我想，一个懦夫才会告诉自己一切正常。所以我必须找什么人谈谈，要么就当个懦夫。如果选择后者，我就不配再做牧师，也不配为人。

但是找谁谈呢？显而易见的选择是连长，他有权介入。但罗德里格斯的连长是博登上尉，一个疯子。而且，如果来自我助理的传言属实，他还是个酒鬼。或许那是创伤后压力症的自我治疗方式。博登二〇〇四年就来拉马迪了，他的部队保持着所在师的伤亡纪录。和他对话时，你首先会注意到他异乎寻常的眼神——先是咄咄逼人的直视，然后那迅速、多疑的目光投向房间各个角落。他的表情也异于常人，在短暂、平静而深沉的悲哀与难以抑制的愤怒间交替切换。他的脸上刻着几道触目惊心的伤疤，这些战斗中留下的印记让他在下属面前瞬间树立了威信。这个男人懂得战斗。

我不是唯一觉得博登不太正常的人。他曾让“莫哈韦毒蛇”训练计划的教练们十分恼火。“莫哈韦毒蛇”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出征前在加州沙漠长达一个月的实战演练。“这是一个不懂得友善的民族，”他在介绍伊拉克文化时说，“他们将友善视作软弱，而且会利用你的友善。陆战队员会因此而丧命。”查理连的士兵把他的警告牢记在心，在训练中殴打了几名角色扮演者。他们是伊拉克裔美国人，穿上当地服装，在仿造的村庄里扮演平民或者叛军。如果你跟随查理连的封锁搜查演习，你会听到陆战队员冲着平民大喊“叫那婊子坐在椅子上！”或者“你他妈闭嘴！”其中一位扮演者告诉他们这种镇压叛乱的方式难以赢得民心，查理连的士兵却觉得他的抱怨很可笑。更让他们觉得可笑的是民政事务处的教练——他对全营集合的官兵说：“我非常担心这个营过度重视杀戮。”

你会发现讥笑声四起。“我猜那个不拿枪的家伙以为自己加入了他妈的和平队。”我听见博登对他的军士长耳语，声音大到周围的队员都能听见。“噢，不，”他继续用嘲弄的语气尖声说道，“有些真正的男人可能会杀死基地分子。可我只想做他们的朋友。”

当他的连被派往伊拉克最危险城市的最危险区域时，那就是他的态度。我不能去找博登上尉。他不会在乎，而且他也不会允许我——一个心怀众生的牧师——插手他连队的事。

还有谁？营长也好不到哪儿去。费尔中校在参谋部的名声很坏，对谁都爱答不理。在派遣之前，我准备第一次与费尔中校见面，参谋长埃克隆少校觉得有必要给我打个预防针。

“他会这样和你握手，”少校说，“这叫统治者的握手。他对谁都用这一招。”

埃克隆是个后皈依的天主教徒，因此常会告诉我一些不该说的事，不管是不是在忏悔室里。

“统治者的握手。”我笑着说。

“他就是这么叫的。他会把你的手放在掌心，非常用力地握紧，然后翻转手腕把你的手压在下面，这就是统治者的姿态。然后，他不会和你上下握手，而是把你拉过来，用空着的手拍你的肩膀，试试你的二头肌。这就是费尔在‘你的自尊’那棵树上撒尿的小伎俩。”

“你认为他对我也会这样干吗？我可是个随军教士。”

“他对谁都这样。我想他是无法克制自己。复活节时，营里玩彩蛋游戏，他连我九岁的儿子也不放过。”

不久我就和中校见了面，体验了他的统治者握手。在他礼节性的介绍寒暄中我意识到，教士在他眼中只是仪式上祷告的家伙，而非值得信赖的工作伙伴。费尔远比博登沉稳，但对于交战规则却有着相似的漠视。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两个月，我看见他打断一名“莫哈韦毒蛇”教官关于武力升级规程的授课。

“如果一辆车向你快速驶来，”教官对集合的陆战队员说，“那可能是自杀袭击者，也可能是因为上班迟到而心烦意乱的伊拉克平民。如果武力升级规程的前两步无效，你可以向车前方开枪，尽量不要伤及——”

这时中校跳起来打断了授课。“我们开枪的时候，格杀勿论。”他高声喊道。陆战队员们咆哮着应和。“我不会容忍我的任何队员死于迟疑，”中校继续说道，“陆战队员从不鸣枪警告。”

那位上尉军衔的教官呆若木鸡。你不能反驳O5级[44]的军官，尤其不能在他自己人面前，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但那一刻整支队伍都学会了漠视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的规定。士兵们领会了中校的意图。杀戮。

最终，我找到埃克隆少校。我想他至少有耐心听我讲完。

“我有点担心查理连。”

“嗯，我们都担心查理连。”埃克隆少校耸耸肩，“领头的是个白痴。有什么办法？”

我向他简要叙述了罗德里格斯讲的光着身子开合跳吸引火力的故事，但没提及任何人名。

埃克隆少校笑起来：“听上去像哪个准下士的主意。”

“你觉得很好笑？”

“我会和博登上尉谈的。”

那很难让我满意。“陆战队员似乎对平民与军人不加区分。有队员暗示还有比愚蠢的策略更糟糕的情况。”

埃克隆叹了口气。

“或许，”我说，“可以更深入调查一下交火的细节。确保我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敌人。”

埃克隆面色凝重起来。“调查？”他摇摇头，“查什么？”

“那些有问题的——”

“只有指挥官才有权启动调查。”他摇摇头，“神父，我对你十分尊重，但这他妈已经远超你的职责范畴。”

“陆战队员找我谈话，”我说，“而且——”

“这不算什么，”他说，“上个月武器连[45]杀了两个穆斯林，我知道他们没有遵守交战规则。费尔中校认为没必要展开调查。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的？‘我不想让我的队员认为我不支持他们。我更不希望他们在应该开枪的时候犹豫。’这就是事情的结局，神父。”

他甚至没停下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是说我反映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重点儿，轻点儿，都无关紧要。”他说，“你想想，假如费尔中校对上级说：‘嘿，我们是不是犯了战争罪？’他将来能升为费尔上校吗？”

那不是一个我想回答的问题。最终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感慨自己有多幼稚。我说：“我想不能。”

“他就是那个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的人。听着，你知道我对这人的看法，但他把查理连调教得很好，不输任何人。他们来伊拉克是为了杀人，他就为他们划出杀人区域。况且，在布拉沃连逐步增强辖区管控的情况下，他正在缩小查理连的作战区域。”

我一时没理解他的话。“布拉沃连？”我说。

“他们承担的责任不断增加，同时查理连的责任不断减少。这次派遣结束时，博登上尉会收到一份考核报告，确保他今后再也不会有指挥权了。满意了吗？”

他看得出我并不满意。

“你看，神父，”埃克隆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没有简单的答案。居民区有时候会受到暴力侵害。有时会有平民的意外伤亡。那不是我们的错。”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不是？”我说，“从不是我们的错？”

他靠近我，指着我的鼻子。“听着，神父，你完全不明白这些士兵面对的是什么。上次派遣我亲眼看见两个叛军躲在一群伊拉克孩子身后向我们射击。你知道挨打却不能还手的滋味吗？我的陆战队员就是那么做的。他们宁可自己中弹也不愿冒击中孩子的风险。”

“那不同于现在的情况。”

“大多数陆战队员都是好小伙儿。非常不错的小伙儿。但就像他们说的，这是一个让你的良心饱受煎熬的战场。在我的第一次派遣期间，同一批陆战队员中的几个人向一辆超速驶向检查站的车开了枪。他们杀死了一家人，但他们完全遵守武力升级规程。那个司机不知是醉了还是疯了或是其他什么的，即使我们鸣枪警告他还闷头往前开。他们开枪是为了拯救战友的生命。那是件很高尚的事，哪怕你随后发现杀死的不是基地分子，而是一个九岁女孩和她的父母。”

“好吧，”我说，“如果布拉沃连干得还不错，那么查理连——”

“布拉沃连有很好的指挥官和一个平静的辖区。”他说，“士兵们训练有素。赛瑞斯连长很优秀。诺兰军士长是军中明星。他们连的枪炮军士是个弱智，但他们的排长都不错，或许其中一个除外，但他下面有个明星级的副排长。不是每个人都称职。对于查理连来说，想做任何的改变都太晚了，我们的屠杀连。但这是一场战争，一个屠杀连并不是你能拿到的最坏的牌。”

几天后，我把自己的担忧用稍显激烈的语气汇报给军法署，得到了同样的答复。罗德里格斯向我反映的问题只能和连长商量，由他酌情处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觉得自己让罗德里格斯失望了，但我在军中没有丝毫权力。战争照常进行。

三周后，我们遭受了第十三起阵亡。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炸弹袭击。又过了两周，第十四起阵亡。让保罗·塞皮翁。尽管查理连在这段时间有几起重伤，两名死者都不是他们的。

塞皮翁死后的一天，日课中有一篇祷文是《圣咏集》第一百四十四节：“上主，我的盘石，他应该常受颂赞！他教我的手能斗，教我的指能战。”[46]在备用的拖车小间里，我跪在行军床上，不禁语塞。我翻回上一篇祷文，它摘自《丹尼尔书》：“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荐新，好蒙受你的仁爱。”[47]

我停止诵读，尝试用自己的话来祷告。我祈求上帝护佑我们的营免受更多伤害。我知道他不会。我祈求他让那些恶习曝光。我知道他不会。最终，我祈求他赐予我们内心的安宁。

继续日课时，我诵读的声音空洞漠然。

那天下午，我遇到罗德里格斯排里的另一名陆战队员，一名准下士。他没有丝毫缓解我的担忧。

“这他妈毫无意义。”他对我说。

这名准下士不是天主教徒，也不需要宗教性的心理辅导。他来找我是因为战斗心理辅导拒绝了他的要求——一张离开伊拉克的机票。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但我做了尝试。

“什么毫无意义？”

“这他妈的整件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穿过一条街，触发炸弹，第二天又穿过同一条街，而他们已经埋好了新的炸弹。就像是，你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都被炸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让我想起博登上尉。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自从六周前他的两个朋友牺牲之后，他一直情绪不稳，时常暴怒。他会握拳猛击墙面，晚上辗转难眠，除非服用四倍最大建议剂量的安眠药。即使睡着了，他也会梦见朋友的死，梦见自己的死，梦见暴力场景，那几乎是创伤后压力症的全部症状——高度紧张、沮丧、气短、心跳过速，以及最强烈的、那种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极端无助感。

“我知道我不会活着离开战场。”他说，“日复一日，我别无选择。他们把我派出去送死。这他妈毫无意义。”

我试着让他谈些积极的事，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以确定他还紧握着某个活下去的理由。任何能让他保持理智的理由。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杀伊拉克人，”他说，“就这个。其他所有事都只是，只是麻木自己，直到最后能做点什么。杀人是唯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只是浪费时间。”

“叛军——你的意思是。”我说。

“他们都是叛军。”他说。他能看出我并不赞同，情绪变得十分激动。“你，”他充满怨恨地说，“想看看这个吗？”

他掏出一台相机，开始翻看照片。当他找到想要的那张时，他把相机屏幕转向我。

我准备好目睹可怕的场景，可相框里只有一个伊拉克儿童，弯腰对着一只盒子。“那孩子正在装炸弹，”他说，“被抓个正着。他一走我们就把炸弹原地引爆了，因为即使是豪珀特上士也不愿和一个孩子过不去。”

“那孩子最多五六岁，”我说，“他不可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那对我有区别么？”他说，“我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张照片是我早些时候拍的。换作现在，我早一枪崩了那小崽子。我真后悔当初没这么做。如果我今天抓住那小崽子，我他妈会把他吊在他父母房子外面的电话线上当练习靶，一根汗毛也不剩下。”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他顿了顿，“可以有很多理由判断某个人是基地分子。他车开得太慢，或者他车开得太快。我不喜欢这个混蛋的模样。”

和他见面后，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和罗德里格斯那次不同。我会尽力而为。

首先我找到他的排长，豪珀特上士。他告诉我，战斗心理诊室已经确诊那名准下士带有“战斗应激反应”。这在军中很普遍，不算是病，也不能作为把陆战队员撤下战场的理由。而且，他说，尽管那名准下士言语激烈，他仍能出色完成任务，因此我无需担心。

我去找博登和军士长谈话，得到相同的答复。我去找费尔中校，他问我是不是心理学专业的。我去战斗心理诊室，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把每一个有战斗应激反应的士兵都送回家，就没人留下来打仗了。“那是对待不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他们说，“拉马迪充斥着不正常事件。”

最后我找到团部的牧师，一位睿智的长老会教士。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不怕得罪人，不如写封电子邮件详述我的忧虑，发给所有责任方，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便有案可稽。

“如果只是个电子邮件，他们多半会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我把邮件发给了中校、博登、豪珀特，甚至还有战斗心理诊室的医生。没人回信。

回想起来，那并不奇怪。那个准下士的崩溃——他同情心的丧失、他的愤怒、他的绝望——全是自然反应。他是个极端案例，但我在不少士兵身上都看到他的影子。我想起罗德里格斯。“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

在神学院里以及毕业后，我读了很多圣托马斯·阿奎那[48]的著作。“感性的欲望，尽管服从于理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因为对理性禁区的渴望而抗拒理性。”这当然会发生。这种观点显然并不新颖，像艾克隆和博登那样的老兵必定不会在乎。那种反应是人之常情，所以算不得问题。如果人们在重压之下不可避免有此反应，那还算一种罪过吗？

我在晚祷中未能寻得答案，于是我在随身带到伊拉克的书里苦苦寻求帮助。“如何坚持下去啊，生活！看不见你的住所，还要将心中爱人射来的箭亲手折断。”[49]

总有圣人为我们指路。当年圣十字若望[50]被囚禁在仅能容下身躯的逼仄囚室中，每星期被当众鞭挞，仍写下《心灵的赞歌》。但没人期待他会被封圣，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请求也会冒犯权威。

那段时间我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以为战争中至少会涌现高尚。我确信它的存在。那么多英雄故事，至少一部分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却无情地被现实击溃——因为恐惧，因为无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因为刻意维持男子汉形象和所谓的‘冷酷’。他们渴望变得比环境更强硬，因此也更为残忍。

“然而，我感觉这片土地比我们的家乡更为神圣。贪食、肥胖、纵欲、过度消费、享乐主义者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而在这里，至少罗德里格斯会庄重地为下地狱而忧虑。

“今夜的月色美得无法言说，拉马迪却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居然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大约三周后，罗德里格斯又找到我。那时查理连的作战区域已经缩小到不及最初的一半。那里依然危险，但他们的事故报告已大为减少。罗德里格斯看上去平静些，这让我反而感觉异样。我不禁想起那只装思诺思的小塑料袋。

“我再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人们想要杀死你，每个人都很愤怒，你身边每个人都疯了，全恨不得把别人揍个半死。”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黯淡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一个人会被杀，又是什么让他活着。有时候你搞得一团糟却安然无恙，有时候你做了正确的事却有人死去。”

“你认为你能控制发生的事，”我说，“你不能。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不，”他说，“有时你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顿了顿，垂下头，“我一直在努力做我认为藤田想做的事。”

“那很好。”我试图给他一些鼓励。

“这座城市是邪恶的，”他耸耸肩，“我也做着邪恶的事。我身边全是邪恶的事。”

“比如？”我说，“什么邪恶的事？”

“阿科斯塔已经疯了，”他说，“阿科斯塔已不再是阿科斯塔。他疯了。”他摇了摇头，“你怎么能说这地方不邪恶呢？你到外面去过吗？”他对我冷冷一笑，“不，你没有。”

“我出过安全区，”我说，“我的车被炸过，有一次。但我不是步兵。”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假如你是步兵，你会明白的。”

我字斟句酌地说：“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没人逼你入伍，当然也没人逼你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部队。你以为在这里会见到什么？”

罗德里格斯似乎没听见我的话。“当阿科斯塔说，我要做这么件事……他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蒂托罗却得不到，他一句屁话也说不出，因为他是个娘娘腔——这谁都知道。但是我，我也能得到信任。我能让阿科斯塔慢下来。”他笑起来。

“我曾以为你能帮助我，”他脸上浮出怨恨的表情，“但你是个神父，你能做什么？你需要保持自己双手干净。”

我紧张起来。仿佛他刚打了我一拳。

“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除了上帝，”我说，“而且，除了祈祷他赐予我们履行义务的勇气，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他笑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对他讲的这些话，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相信任何话。在拉马迪，话语有何意义？

“我已经不再去想上帝了，”他说，“我想藤田。”

“那是恩典，”我说，“上帝的恩典，让你牵挂藤田。”

罗德里格斯叹了口气。“看看我的手。”他把双手摊在我面前，长满老茧的手掌朝上，然后他把手翻过来，伸直手指。“我看上去很平静，是吧？”

“是的。”

“我已经不睡觉了，”他说，“几乎一分钟也不睡。但你看我的手——看着我。看看我的手。好像我很平静。”

罗德里格斯走后很久，我还沉浸在我们的对话中。“你是个神父，”他说，“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被一位父亲痛骂过。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他刚失去了儿子。我认为神父身份赋予自己说话的权利，因此医生刚一宣布死亡我就过去宽慰他，说他的孩子已在天堂。愚蠢。在所有人当中，我应该最能体会他的感受。十四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她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类似那位父亲的儿子的病症，她死后我得到的每一份空洞的同情只能加深年少的我胸中的悲愤。但这种陈词滥调总在最不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

这位父亲看着他健康的孩子一点一点失去生命。那一定让人发狂。几个月来无法预料的急诊。短暂的好转和不可避免的复发。疾病无法阻挡的进程。最后那晚，他的妻子在恐惧和悲痛中倒在医院地板上，一遍遍地尖叫“我的孩子”。医生反复询问那位父亲，是否要为延续他孩子的呼吸作最后一搏。可想而知，他同意了。于是他们用针头穿刺孩子的身体，施行急救手术。在他面前遵照他的要求折磨他的孩子——那是他绝望的努力，只为让那个注定逝去的幼小生命多活几分钟。最终留给他们的是一具小得可怜、饱受创伤的尸体。

然后我出现了，在化疗之后，在足以令他们破产的账单和夫妇两人职业生涯遭受的重创之后，在几个月来希望与绝望的缠斗之后，在每一种可能的医疗干预剥夺了他孩子死亡的尊严之后，我竟敢暗示某种善果从中而生？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令人作呕的。卑鄙的。

我想，有关来世的希望同样无法给罗德里格斯以慰藉。许多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天堂，至少不是认真的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地球上也应存在一些慰藉。一些恩典。一些怜悯的证明。

那位父亲绝望过，但至少他能直面人生，不被幻象左右，不会奢望信仰、祈祷、善良、尊严抑或宇宙的神圣秩序能消除痛苦。在我心里，那是一切关于宗教严肃思考的前提。和圣奥古斯丁一样，我们在罗马城的陷落之后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奥古斯丁的回答：“上帝之城”只是悲剧之后的一种慰藉。罗德里格斯、那位准下士、查理连乃至整个营，他们的处境全然不同。对于仍在遭受攻击的人来说，你如何在精神上帮助他们？

我没有答案，因此决定向曾经的导师求助。康奈利神父是一位年长的耶稣会会士，高中时教我拉丁文，在职业选择的问题上和我有过长谈。他不用电子邮件，所以过了好几周我才等到他用打字机写的回信：

亲爱的杰弗里，

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是很欢喜，尽管今天得知你的困境我也不免伤感。你回国后一定要来看我。你甚至可以到我的课上来。一如往常，我让孩子们读凯撒和维吉尔，或许你能给他们讲讲战争。春天来吧，修道院庭院里的花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美，我们可以就困扰你的一切进行深谈。但在那之前，我已经仔细思考过你信中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请你原谅我——一个一生都相对安逸度过的老修士——指出你的问题并不新鲜。你注意到曾经善良的人在压力下丧失美德，变得怨毒、愤怒、远离上帝，我认为这不能视作“信仰的危机”。苦难的确会将人推向罪恶，但它同样可以使人向善（想想艾萨克·若格[51]，或者任何一位殉道士，任何一位被授秘义者，或者耶稣本人）。

你将违规行为向上反映的努力值得称道。但从你的宗教义务出发，要记住这些疑似违规案例，即使属实，也只是罪恶的爆发，而非罪恶本身。永远别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可能失去对人性弱点的怜悯。罪恶是一件孤独的事，它是包裹着灵魂的虫，使灵魂无法触及爱、快乐，无法与他人或上帝沟通。那种深陷孤独、无人倾听、无人理解、无人回应其哭喊的感觉仿佛一种疾病，借用贝尔纳诺斯[52]的话来形容：“广阔的神圣之爱的潮水——那孕育万物的烈焰之海，只能徒劳地涌过。”在我看来，你的职责是找到一个缝隙，并通过它进行两个灵魂之间的某种沟通。

派遣期余下的时间里，我将这封信随身收藏——放在制服胸前的口袋里，用塑料袋包好以免被汗浸湿。那页纸透出人性的温暖。署名是：“你的主内兄弟。”

“你们中有谁觉得，”我问参加星期日弥撒的一小群陆战队员，“当你回到美国时，普通民众无法理解你们的经历？”

几只手举了起来。

“我的教区有一位居民，他六岁的儿子罹患了脑瘤。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极度的痛苦、化疗，最后是残酷、惨不忍睹的死亡。谁更愿意有那样的经历，而不是来拉马迪？”

我看见陆战队员脸上现出一丝疑惑。很好。我不希望这次弥撒只是司空见惯的说教。

“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拉克男人交谈，”我说，“一个平民，就住在外面那座城市里。我听见陆战队员说，那座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应该被焚毁，城中的每个人都被火焰吞噬。”

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伊拉克男人的小女儿受了伤，一次厨房事故。热油从炉灶上洒下来，浇了女孩一身。然后那个男人做了什么？他抱起女儿，奔跑呼救。他找到陆战队的一个班。开始他们以为他抱着一枚炸弹。他面对那些瞄准他头部的步枪，将奄奄一息的女儿、这个弱小的女孩，交给一名满脸惊讶、身材魁梧的下士。那名下士将他带到查理连医疗站，医生救了女孩的命。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的这个伊拉克人。这个拉马迪人。这个父亲。我和他交谈，我问他是否因为美国人对他的帮助而心存感激。你们猜他说什么？”

我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脑海里停留了片刻。

“‘不。’那是他的回答，‘不。’他找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有最好的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医生，而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全因为美国入侵造成的动乱。他认定是我们的错。现在他上街时提心吊胆，害怕无缘无故丧命，他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错。他在巴格达的亲戚被折磨致死，他同样认为是我们的错。最让他记恨我们的是，有一天他和妻子看电视时，一群美国人踢开他的门，抓着他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在他自己的客厅里殴打他。他们用步枪戳他的脸，踢他的肋部，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大吼。他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便打他。现在，陆战队员们，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谁愿意用在拉马迪七个月的派遣来交换这个人的人生，在这里生活？”

没人举手。有些陆战队员表情很不自然，有些带着怒气，有些怒不可遏。

“现在，如果这个人支持叛军，我不会感到惊讶。翻译说这人是个坏人。一个‘阿里巴巴’。但很显然，这个人受了苦。而且，如果这个人，这个父亲，真的支持叛军，那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苦难赋予他让你们受苦的理由。如果他被殴打的事属实，那意味着打他的陆战队员认为他们的苦难赋予他们让他受苦的理由。但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53]”我们所有人都在受苦。我们要么感到被孤立、形单影只而迁怒于他人，要么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教会。我教区里的那位父亲觉得没人理解他，也不值得给他人机会去尝试。或许你们觉得不值得去理解那个伊拉克父亲的痛苦。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看着另一个人类说：‘他不是我的兄弟。’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听说过威尔弗雷德·欧文[54]。他是一名死于一战的士兵。那场战争杀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欧文是个异类。一个诗人。一个斗士。一个同性恋者。他的血性堪比我见过的任何陆战队员。一战中欧文被毒气所伤。他被炮弹炸到半空却存活下来。在炮火之下，在一位军官战友零落的残骸旁，他保持同一姿势长达数日。因为使用缴获的敌军机关枪歼敌，并在指挥官阵亡后率领连队战斗，他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这是他关于训练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的记述。那些，顺便提一下，全是新兵。他们从未见过战斗。和他不同。

“欧文写道：‘昨天我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教耶稣如何一次次举起他的十字架，如何调整他的冠冕，在最终止步前不感到口渴。我参加他的最后的晚餐，确保无人抱怨；我检视他的双脚，确保配得上那长钉。我确保他一言不发，在控诉者面前站定。每天我用一枚银币买下他，捧着地图让他熟悉各各他山[55]的地形。”

我从布道中抬起头，望着听众，他们也望着我。

“我们是悠久的受难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可以任由它孤立我们，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孤立是个谎言。想想欧文。想想那个伊拉克父亲和那个美国父亲。想想他们的孩子。不要独自受难。把你的受难献给上帝，尊重你的同胞，也许这个人间地狱会变得稍微能够忍受。”

我感到热血上涌，成功感油然而生，但我布道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陆战队员没有参加圣餐仪式。之后，当我在收拾剩下的圣餐时，我的助理转身对我说：“哇噻，神父。你动真格的了。”

我们的第十五起阵亡来自查理连。尼古拉·莱文。陆战队员们都被激怒了，不仅因为他的死，还因为军士长告诉他们那是莱文自己的错。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我来这里是要保证陆战队员好好活着。”莱文死后不过几天，军士长就在他的战友面前高谈阔论，“事实是，一个陆战队员被抬回来，中弹时没穿防弹衣。原因是天太热了，在观察哨里他不想穿。我必须站出来，说出大家都说不出口的话。”

莱文是颈部中弹，防弹衣也救不了他。但我猜军士长和大多数人一样，都需要给死亡找个原因。每一起死亡都需要一个原因。我在普通人的葬礼上也看到同样无力的神正论逻辑。如果是肺病，死者应该是个烟鬼。如果是心脏病，死者必嗜食红肉。总需要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它多么微弱——来为死亡正名。仿佛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场规则严谨的游戏。宇宙遵从理性，上帝俯瞰众生，每个人皆为他手中棋子，他的手指深深插入世界的每个侧面。

派遣结束时，我们营有超过一百人受伤，共有十六人死亡。乔治·达贾勒是第一个。接着是罗杰·弗朗西斯·福特。约翰尼·安斯沃思。韦恩·华莱士·贝利。埃德加多·拉莫斯。威廉·詹姆斯·休伊特。海沃德·图姆斯。爱德华·维克托·韦茨。弗雷迪·巴卡。塞缪尔·威利斯·斯特迪。舍曼·迪安·雷诺兹。登顿·查希亚·藤田。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让保罗·塞皮翁。尼古拉·莱文。然后是我们当时认为的最后一个，杰弗里·史蒂文·洛平托。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一遍遍默念他们的名字，这是为死者的一种祷告。我们落地、通关。我望着陆战队员们拥抱父母，亲吻妻子或女友，抱起他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告诉家人什么。不知他们能说多少，又有多少无法说出口。

我在国内最主要的任务是准备十六位亡者的追悼会。我苦苦构思令人满意的悼词。但我如何才能表达出那些死亡的涵义？我不知道。最终，我精疲力竭，只得写了一篇不会冒犯任何人的短文，满纸的陈词滥调。事实上，那倒是这种场合的完美演讲。追悼会的焦点不在我。最好是中规中矩，不引人注目。

追悼会后两个月，贾森·彼得斯伤重不治，死亡名单增加到十七人。探望过彼得斯的人都觉得那是件好事。他失去了双手和一条腿。炸弹烧掉了他的眼皮，因此他得戴着护目镜，每几秒钟眼前便会起雾。他的身体裹在一张网里，双侧的肾都已坏死。他无法自己呼吸，而且持续发着高烧。鲜有迹象表明彼得斯对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意识，那些见过他的人一提起这事都愤怒不已。他的家人撤下了全部生命维持系统，请医生给他打上点滴，让他多少带些尊严死去。

随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间，陆续有人死去。一场车祸。一名陆战队员休假时与人斗殴被捅死。

还有犯罪和涉毒的。来自阿尔法连[56]的詹姆斯·卡特与斯坦利·菲利普斯谋杀了卡特的妻子，将她肢解并试图藏尸，但他们挖的洞太小了。另一名陆战队员在吸食大量可卡因后在夜店扣响了他的AR15步枪，重伤了一个女人。可卡因让你感觉刀枪不入，我猜那些过度警觉的老兵一定喜欢这种感觉。然而，他们不会喜欢将面临的后果：被赶出陆战队，失去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的针对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健康服务。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营里五六名陆战队员身上。有此前车之鉴，其他人开始改用尿检无法轻易查出的药物。

艾登·拉索是第一起自杀案例。他是休假时动的手，用的私人手枪。拉索死后，新到任的随军教士布鲁克斯向全营作了预防自杀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声称美国的高自杀率全是罗诉韦德案[57]的结果。很显然，堕胎降低了我们的社会对于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布鲁克斯是众多信仰重生的牧师中的一员，他们来自松散独立的浸礼派教会，而非历史悠久的教会系统。助理告诉我，布鲁克斯讲完后陆战队员们开玩笑说，他们觉得我会在演讲当中给他一拳。

五个月后，艾伯特·贝林服药自尽。他和拉索均来自查理连。

一年后，第三次重返伊拉克的何塞·雷向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两年后，前查理连成员亚历山大·纽伯里出现在一场名为“冬日战士”的活动中，组织者是一个叫“反战伊拉克退伍军人”的抗议团体。该活动意在证明伊战的非法性。由于有我的旧营的陆战队员参加，我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观看了大部分录像。作为嘉宾的老兵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语焉不详，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所抱怨的更像是战争普遍的恐怖，而非任何的不当行为模式。但纽伯里带了相机去伊拉克，他用照片和视频佐证他的讲述。他宣称虐待过伊拉克人，并且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杀气枪杀了其中一些人。他说博登上尉会在每名陆战队员首次杀人后祝贺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哪个陆战队员首次杀人用的是刀，他回国时便能获得连续四天假期。听上去像是真的。

纽伯里翻过一系列的幻灯片，它们依次投影在他身后，然后他挑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两个被他杀死的人。他声称两人都是无辜的。他又展示了一段陆战队员向清真寺开枪的视频，谈起了执行“火力侦察”——他说他们会向居民区开枪，以挑起枪战。

录像下方的评论区满是反战者和人权支持者的留言。有人祝贺纽伯里敢于挺身而出，也有人骂他是败类。还有几条留言看上去来自陆战队员，甚至是同营的队员。“我就在那儿亚历克斯没把整件事讲出来。”“这家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混蛋。”“呜呜他们被迫要杀人他入伍时以为会发生什么他可是海军陆战队步兵的机枪手。”“是指挥官的错别难过亚历克斯。”“没人叫他杀害无辜的人他是自己下的手却说是陆战队的错他犯了战争罪这混蛋这样的事不是经常发生我知道我是个陆战队员。”

那时我仍在勒琼基地做神父。我已在基地待了一段时间，随后被调去一个新的营。在那里我偶尔会遇见豪珀特上士，他也被调到同一个营。显然在拉马迪的那些日子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右臂上纹了连里所有死去士兵的名字。无论是阵亡还是自杀。他在部队里广受尊敬。

有一次我们谈起“冬日战士”，豪珀特难掩对纽伯里的强烈憎恶。“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了那样的事。有些操蛋的事你就不该讲出来。我们那时生存的环境跟美国完全不同，观众中的那些嬉皮士根本无法理解。那群混蛋自我感觉很好，那是因为他们不必走到拉马迪的街上，顶着来自对面建筑的火力，在自己的生命和楼中居民的生命之间权衡。你无法向一个不曾身临其境的人描述。那一切疯狂至极，连你自己也记不清。要是谁装模作样地说一个人能在那种屎一样的地方生活战斗几个月而不发疯，那才是真的疯了。然后亚历克斯站出来，一副大英雄的模样，告诉每个人我们有多坏。我们并不坏。我想向每一个见到的伊拉克人开枪，每一天。但我从没那么做。操他妈的。”

下一个自杀的是罗德里格斯的老班长，蒂托罗中士。就在他自杀前后，费尔中校升任团长。不久以后，罗德里格斯出现在基地教堂。最初我没有认出他。他在通往教堂的通道上踱来踱去，当我走出去和他说话时，他惊恐地抬起头，仿佛迷途的孩子。他与之前的模样截然不同。

豪珀特已经向我透露了蒂托罗的事。派遣期最后一个月，一枚炸弹炸飞了蒂托罗的一条手臂。尽管他希望在海军陆战队终老，但在受伤勇士团待了一年之后，他决定退伍，去新泽西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他用左手向头部开了枪。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自杀前，他通过电邮给罗德里格斯写了一封遗书。那天夜里在教堂外的通道上，罗德里格斯就握着它——蒂托罗最后的遗言，打印在纸上，满是折痕。我走向他时，他未作解释就将纸递给我，而我看都没看就开口了。

“拉米罗，对吧？”我说，“拉米罗·罗德里格斯。我很久没见过你了。”

他耸耸肩。他的神色比我印象中更柔和，更顺从。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不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有没有用。”罗德里格斯说。他用双手搓了搓脸，“他们说拉马迪现在平静了。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我点点头。“那座城市的暴力事件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几。”我说，“那是觉醒运动[58]开始的地方。”

“你觉得我们也有一份功劳吗？”他说，“你认为我们做的事有意义吗？”

“也许。我不是研究战术的，我只是个神父。”

“我们杀了很多穆斯林。”他说。

“是的。”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电邮，于是我飞快地扫了一遍。

我反复回想起我失去手臂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希望迅速死去，因为我在拉马迪，拉马迪是世上最悲惨的地方，我是那么疼。你看见亚历克斯说他们杀害平民吗？他的排和我们排一样倒霉，但平心而论，那地方到处是战争。还记得那个装炸弹的小孩吗？我一点不后悔开枪，永远不后悔，我狠狠揍了萨米，她走了，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让我进监狱。我很后悔，但最让我后悔的还是藤田。你说那是我的错，你是对的。我是他的班长，是我命令他上去，我不认为我能做任何事来弥补，即使我在营救谁的过程中丧命。况且还有你说过的骑车人的事。记得他吗？记得莱文死后阿科斯塔干的事吗？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地狱。我想告诉藤田的家人，那个让他们的儿子丧命的家伙正面临审判，他怕得要死同时也很欣喜。最终审判不再悬在他头顶，现在地狱里会有他应得的报应，也许还有宽恕。也许你能告诉他们。你是个很棒的机枪手，你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你在我的班里。

读完之后我抬头看着罗德里格斯。我双手颤抖，他却异常镇定。

“你责怪自己吗？”我说。

他望着远处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那是树木环绕的一座小屋。

“有点，”他说，斜眼看着我，“我也有点怪你，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但更多的还是怪我自己。”

他揉了揉眼睛。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你不祈求宽恕，”我说，“现在你希望得到吗？”

“从你这里？”

我无奈地笑笑。“不。”我说，“谁都知道我一文不值。上帝的宽恕或许不同。”

他皱起眉头。我期待他的忏悔，既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他是否认为自己还持有信仰，这对我并不重要。信仰可以在过程里产生。

我握住领口的小十字架。“你知道这曾是一件刑具，对吧？”

他笑了。我并不介意。我知道罗德里格斯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笑话我。

“二十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我说，“你觉得我们已经领悟了。”我摩挲着小小的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应许我们不会独自受难。”

罗德里格斯转过身，往草地上吐了口唾沫。“棒极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