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地球上各种语言中习得词藻

在夜晚诱惑异邦的女子

以俘获她们的眼泪！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穆蒂·赫加齐[59]

有关扎拉·戴维斯的一切都迫使你在好恶之间作出选择。她的态度，她的想法，甚至她的长相。严格来说，她不算漂亮，但那只是因为“漂亮”是个错误的词。在阿默斯特[60]有不少漂亮的年轻人，他们与风景融为一体。扎拉坚持自己的风格。她积极、好斗、可爱。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克拉克学院的《刑罚、政治与文化》课上。课程简介写道：“除战争以外，刑罚是国家权力最戏剧性的体现。”在伊拉克十三个月的经历已让我熟悉战争，因此我想自己该学学刑罚。除了我和扎拉，班里清一色都是白人。

第一天她坐在教授的正对面，身穿紧身牛仔裤，搭配宽大的黄铜皮带扣，上身一件轻薄的黄色T恤，脚下是棕色麂皮靴。她拥有深焦糖色的皮肤，头发未经烫染，前面扎着辫子，后面留着非洲式的蓬松头。尽管只是个大一新生，她第一天就积极投入讨论，为整个学期定下了基调。她时常言语犀利，甚至不留情面，尤其当她的同学——那些穿卡其裤和马球衫的男生，穿运动衫或是为了彰显品位而身着昂贵又乏味的服饰的女生——说出她认为很蠢的话时。

当时我习惯于扮演厌世的老兵角色——自己历尽世间沧桑，只能带着一种略带惆怅的伤感打量同学们的理想主义，就像家长看着自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半大孩子。令我惊讶的是，“神秘的老兵”这招在阿默斯特这样的学府也能玩得转，我原以为这里的聪明孩子不吃这一套。有个老笑话：“拧下一只灯泡需要几个越战老兵？”“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那儿。”这就是游戏的精髓。每个人都默认我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留下了内心的伤痕。那个“真实世界”还原了人间残酷、粗粝、暴力的本来面貌，它远离美国和学术界的肥皂泡；一次前往“黑暗中心”的旅程要么摧毁你，要么把你变得多愁善感又充满智慧。

当然，那都是放屁。海外经历教给我的主要是——是的，即使硬汉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也会尿裤子；以及：不，中弹不是件愉快的事，谢谢。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相比这些孩子的优势只在于见识了人类有多么肮脏可怕。也许不能说这点智慧微不足道，但它并不能赋予我额外的洞察力，比如将阿尔都塞的质询运用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上。在讨论猖獗的暴力犯罪的社会影响时，连教授也会让出权威，似乎我会告诉他们我“在那儿”亲眼目睹过。扎拉是唯一看透我的人。

她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身为来自巴尔的摩的黑人女孩，她十足的时髦新潮。虽然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教授与房地产律师的女儿，家境比我在军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白人都强一百万倍，但这也无关紧要。每一个看过电视剧《火线》[61]的人都能告诉你，巴尔的摩不是一座容易生存的城市。

我的态度是，她配得上她的那份自信。那些你真正配得上的东西，没人会白给你，所以要把握你能得到的一切。而且我也愿意有个对手。

有一次她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当时我正愉快地对另一个学生发表一场自以为是的演讲，起因是他随口评论说美国是为了石油才入侵伊拉克。

“我就是入侵伊拉克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说，“而我他妈对石油不屑一顾。我认识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在乎。老实说，这有点——”

“喂，拜托，”扎拉打断我，“谁在乎士兵们相信什么？根本没人在乎棋盘上的卒子认为某步棋下得怎么样或是为什么要那么下。”

“卒子？”我气愤地说，“你觉得我是个卒子？”

“哦，对不起。”扎拉笑笑，“我相信你至少是个车。同样的结论。”

她不怕得罪人，我喜欢这一点。

然而，课程结束时我们的联系也随之终止。我们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只是偶尔在校园里遇见。几个月后，她却主动找到我。

我正独自在瓦尔餐厅吃饭，她坐到了我对面。最初我没能认出她。她那件我曾喜欢的黄色T恤——那件紧贴她上身、别致地包裹她胸部的T恤——已经很久不穿了。不再有短裙，不再有包裹着健壮大腿的紧身牛仔裤。她身着一条褐色长裙，裙摆一直垂到脚面，露出一双让人略感失望的平底拖鞋。她的头发包在头巾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庄重，但此时正值暮春时节，校园里其他女孩都酥胸半露，扎拉在人群中反而比从前更引人注目。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她现在是穆斯林了，我猜。我刚认识她时，她刚经历了信仰的幻灭。然后是寻找。最终，不知为何，伊斯兰教。我从未想象过她会皈依一种关于顺从的宗教，即使这种顺从是在神的面前。

她解释说，皈依以来她越来越多地想到伊拉克。尤其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关于乌玛[62]的命运，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多得难以想象，而且似乎无人关心。她找我是想获得第一手资料。事实的真相。准确地说，是几年前我在那儿时的事实真相。

“对我说实话。”她说。

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心底有一种逆反情绪，与保守派谈话时，我倾向于谴责战争，而与自由派谈话时，我却为战争辩护。我经历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几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扎卡维[63]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每次和那种自以为洞悉伊拉克局势的人聊天，都气得我想把屎揉进他们的眼睛里。

而且，她并没有小心回避敏感话题：“你怎么能杀自己人？”我相信这是她问我的原话。

“什么？”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能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自己人。”我说。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她说。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逊尼派—什叶派的战争很清楚地说明乌玛不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声，略作沉默。我看着她的平底拖鞋，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老兵面对平民时的愤怒从心底逐渐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说。

扎拉脸上的忧虑多于惊讶，似乎她正眼睁睁看着我失去理智。她双唇微微翘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脸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妆。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说，见她无动于衷，我只好解释道，“科普特东正教会。埃及基督教。”

“哦，”她说，“就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65]。”现在她表现出兴趣，侧着头，椭圆形的脸正对着我。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

那封邮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别助理办公室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把自己搞疯。我上学的费用是多方拼凑而来：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66]，以及各种助学基金。如果我被开除或停学，我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还能保得住。所有的资助都要求我“在学校表现良好”。我尝试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电话，却一直在线等待，最终我忍不住将电话摔到墙上。收拾碎片的时候我依稀看见父亲的脸。他疲惫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脸上满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对我命运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会糟蹋每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特别助理办公室。他坐在书桌前，胖脑袋慵懒地栖在肩膀上，双手交叉，身后墙上挂着他的基督救世军“送玩具，赠快乐”的海报和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甚至还有点好笑。不过他对面坐了个人，身体前倾，对我进屋充耳不闻，那人正是扎拉。我感觉有点受伤。我俩虽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觉得彼此有种相互的尊重。而且我从没把她看作那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园里仿佛《鹅妈妈童谣》里的矮胖子走在钢丝上，只等一个冒犯的词来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娇贵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记得对她说的那些话，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么文章。

特别助理解释道，因为扎拉没有提交“正式投诉”，所以这不算“正式调解”。他舒缓的语调仿佛一位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将这种气氛破坏殆尽。他说，尽管目前暂无处罚，如果我们的争执“需要惊动学生品行教务长”，后果可能很严重。他戏剧化地皱起眉头，让我明白他所言不虚。

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特别助理，身旁是扎拉。假如她被停学，我想，那对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会回到教授妈妈和绅士爸爸身边待一个学期，静心思过，然后在他们资助下重返学校。假如我被停学，我父亲会把我再次踢出家门。

“好吧，瓦吉赫，”特别助理说，“我发音正确吗？瓦古？瓦吉？”

“没问题。”我说。

特别助理告诉我阿默斯特对威胁性的言论有多么重视，尤其是针对一个近年来饱受歧视的群体。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说。

“是的。”

“她变成穆斯林也就三天吧，”我说，“我遭受那种歧视已经很多年了。”

他面带忧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挥手让我继续。我感觉像在接受心理治疗。

“我是阿拉伯裔，在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四年，”我说，“至少她还能选择是否要当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她说。

我转向她，心中无名火起。“这不是我的原话。专心听我的话。”

“我们在听，”特别助理说，“但你这些话对你可没帮助。”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深吸了一口气。我在陆军中的工种是37F，专业心理战军士。如果我不能通过心理战脱困，我就一文不值。

我权衡自己的选择：伏地认错或者反咬一口。我总是倾向于后者。在伊拉克，有一次我们在广播里喊道：“勇敢的恐怖分子，我在这里等着勇敢的恐怖分子。来杀我们吧。”这种玩法总比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强。

“在军队里我们有个说法，”我说，“感知即现实。战争中，有时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南方佬以为格兰特将赢下希洛战役[67]，于是当他进攻时他们溃不成军，结果他真的赢了。你的真实情况并不重要。“9·11”之后我的家人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人们总是以貌取人。感知即现实。”

“我的感知，”扎拉说，“是你威胁了我。我跟光明社的朋友们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自然觉得受到了威胁，”我对特别助理说，“我是个发疯的老兵，对吗？但唯一涉及暴力的话是她说的。在她指责我谋杀穆斯林的时候。”

特别助理的目光移向扎拉。她盯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撒了谎。她从没使用“谋杀”这个词。我不想给她时间辩解。

“有人朝我开枪，”我说，“很多次。我看见人们，是的，中弹倒下。有人被炸飞。男人的碎片。女人的。孩子的。”我顺势渲染道，“我尽我所能。我做了正确的事。至少对美国而言是正确的。但那些不是愉快的回忆。现在有人指着你的鼻子……”我声调渐低，一脸痛苦地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她开口道。

“指责我谋杀？”我说。

“我问了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她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

特别助理试图让我们冷静下来。我向他挤出一个微笑。

“我理解她为什么那么说，”我说，“但……有些夜晚我无法入睡。”

那不是真的。大多数晚上我都睡得像个喝醉的婴儿。我注意到特别助理脸上闪过一丝恐慌，决意趁热打铁，从他们的包围中一举脱困。

“我看见死人，”我用颤抖的嗓音说，“我听到爆炸声。”

“没人对你的经历表示不敬，”特别助理忙说道，满脸恐慌，“我相信扎拉对你没有不敬的意思。”

片刻前，扎拉还是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此时却现出惊讶和悲戚的神色。最初我以为是她对我的花招感到失望。我没意识到她或许只是同情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一点，我一定会被激怒。

“我没想威胁她，”我说，自认为十分机智，“但伤害已经造成了。”

特别助理久久凝视着我。他似乎在判断我是个多大的骗子，但最终还是决定息事宁人。“好吧，”他说，双手做出庞提乌斯·彼拉多[68]洗手的动作，“所以——理性的旁观者会认为双方均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被冒犯。”

“我想这是公平的。”我说，表面上镇定自若。我们正处在控诉与反诉的战场。我觉得底气十足。

然后扎拉用略显挫败的语气解释了她的顾虑。她的穆斯林同胞那些“可以理解的忧虑”，以及他们团结一心、“积极反抗歧视”的必要性。与其说她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她在为自己的过激反应道歉。我所谓的彻夜难眠竟然牵动了她的恻隐之心，这着实令我惊讶。她在课堂讨论中的灵光此时不见了踪影。她说完后，我大度地接受了她感觉受到威胁的理由，并同意未来会注意我的措辞——如果她也同样自律的话。特别助理不住赞许地点头。他告诉我们，“你们有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耐着性子听他的训诫——此件事有何教育意义；如果能消除怨恨，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们答应会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然后他强烈建议我就失眠问题咨询学校的健康服务。我说我会的，然后整件事结束了。我成功脱困。

我们一块儿出了办公室，走出康维斯楼，步入阳光里。扎拉茫然环顾四周。我们身边满是去上课或吃早餐的学生。因为是在阿默斯特，还有些混蛋在玩飞盘，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扔盘子”。这个早晨的气氛健康而充满活力，同刚发生的事格格不入。

我们在原地站了片刻，扎拉率先打破沉默。

“我先前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什么？”

“你经历的那些事。对不起。”

话音落下，她默默离开，两腿在长裙下窸窸窣窣，背影渐渐融入东方如缕的晨光里。

随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中逃脱惩罚的窃喜也渐渐消失，刚才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历历在目。尽管略嫌冒失，她或许问了个真诚的问题。我没有给她答案，除了谎言。现在她却因我的责难而内疚。如果再袖手旁观的话，我想，我就是个懦夫。

我斜穿过草坪朝她跑去，拨开挡路的学生，径直站在她身前。

“你他妈什么意思？”我说。

这显然出乎她的意料。整个早晨或许都是如此，令人不安。

“什么？”她摇摇头，“什么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向我道歉？”

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愤怒。她惊奇地望着我，也许还略带恐惧。但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觉得那场糟糕的战争毁了我，”我说，“把我变成了一个混蛋。你觉得那是我说出那些话的原因。但假如我本来就是个混蛋呢？”

我的呼吸依然急促——这是奔跑的结果——而且浑身上下充满能量。我双拳紧握，想要来回走动。但她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目光愈发冷漠。然后她开口了。

“叫你杀人犯确实过分了，”她对我说，“即使你是个混蛋。”

我笑了笑。

“你惹毛了我，”我说，“挺好的。否则你会很无趣。”

“你是否觉得我无趣，”她说，“难道我会在乎吗？”

“你相信我在那儿讲的故事吗？”我说，“可怜的我和我那一小段艰苦战争？”

她给我一个漠然的眼神。“也许吧，”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在乎。”

“你当然在乎，”我说，“是你问我的。”

“我现在不想问了。”她说。

我们一动不动地对视着。

“要是我想告诉你呢？”我说。

她耸耸肩：“为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因为我喜欢你，”我说，“因为你他妈从不尊重我。因为我想对你说实话。”我指着康维斯楼里那个土豆脑袋的办公室，“但不是那种瞎扯淡的话。”

“这不是和人讲话的方式，”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和人讲话呢？”

“我知道如何和人讲话，”我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编些瞎话哄你。这我在行。可我不想撒谎。至少不想对你撒谎。”

“我不是你的朋友。”她说。

我抬手打断她。

“我从没杀过人。”我说，然后故作停顿，待她点头后接着说，“但我目睹人死去。慢慢死去。”

这让她变得凝重。然后我说：“我想讲给你听。”

我并没有使用心理战战术，因此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假如我真的在进行心理战，我已把人为操控降至最低——即便你毫不设防地暴露自己，你其实也在施加某种压力。

一段很长的沉默。“为什么，”她说，“你觉得我想听？”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的表情告诉她，这对我很重要。当你显得真心实意的时候，心理战效果最佳。

又一段很长的沉默。“好吧，”她摊开双手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看了看阳光和周围的大学生。卡其裤，马球衫。短裤，拖鞋。“不是在这儿，”我说，“需要坐下来聊。这些事我不是对谁都讲的。”

“我得去吃早饭，”她说，“然后有课。”

我思忖片刻。“你抽过水烟吗？”我问，“你知道，水烟。穆斯林喜欢那玩意儿，对吧？”

她白了我一眼，短促地笑了一声。“没抽过。”她说。我知道她会来的。

课后我回到公寓，把水烟摆到阳台上。我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望着外面的街道，等待。

她迟到了十分钟，那时我已经点燃了火炭。经过一整天的揣度，她看上去焦躁不安又带些疑虑。她僵直地坐到椅子上，似乎不愿久留。

我问她喜欢玫瑰还是苹果口味的烟草，当她说“玫瑰”时，我告诉她苹果更好。她白了我一眼，但默许了我的建议。我向她说明抽水烟的规矩——不能将烟嘴对着别人，不能用左手。我取出烟丝时她说：“好吧。你想告诉我一个故事。”

我说：“是的。你想听这个故事。”

她笑了笑。“私藏水烟是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的，”她说，“那算‘吸毒用具’。”

“很显然，”我说，“我不遵守学生行为规范。”

水烟点好了。我连抽几口，把烟在肺里憋了一会儿才吐出来。一种清甜、柔和的味道和质感，让人松弛。

我告诉她：“你知道，严格来讲我没看见他死去。我只是感觉到了。”她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于是我把烟管递过去，她抽了一口。

“甜的。”她说，烟和她的话一同飘过来。她又抽了一口，一缕烟雾悠悠在她唇间漾开。然后她把烟管背向我们放下。

我不知道如何开头，这很少见。我曾讲过这个故事。大多是在酒吧里，重点都放在最关键的那一刻，死亡。但那不过是数十万起死亡中的一例。它只对于极少数人有意义。我。那孩子的家人。或许，我想，还有扎拉。

我需要从头讲起。按照军中的习惯，我从地理方位开始。我向她介绍了“东曼哈顿”——费卢杰市内位于10号高速以北的区域。几周前，4团3营已经搜遍了整个街区，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对房屋逐一排查。与此同时，数千平民逃离城市，零散的抵抗组织试图策划一些行动。复活节星期日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每个人都认为那个复活节是个大日子，甚至也包括我。二〇〇四年，自我记事以来是美国复活节与科普特复活节第三次落在同一天，而在这天我看着一座城市被炸毁。

但随后战斗被叫停，4团3营转而固守民房，集中狙击叛军。每四栋房子里就有一支狙击队。在围城初期，他们每天都杀死十多个人。

我试图把城市的气氛也传递给扎拉——不仅仅是尘土、热浪和恐怖，还有兴奋。每个人都明白大战将至，问题只是何时开始、死伤几何。

“每天晚上，”我说，“那些人都会在喇叭里广播。‘美国把以色列的犹太人带来窃取伊拉克的财富和石油。帮助勇士们吧。不要畏惧死亡。’”

作为心理战特种兵，我告诉她，我们的部分职责是反击那些口号。至少扰乱叛军使其感到畏惧。号召和平多半是徒劳的，但宣称“逆我者亡”却可能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我告诉她我们在悍马军用车上绑了扩音器，以便扩大我方的宣传范围。我们散布威胁和承诺，还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让当地人报告叛军动向。总有人向我们开枪。我没告诉她那种感觉——躲在车里，遭到枪击时只能用声音还击；愤怒、无助，生命全掌握在护卫的步兵手里。我只是告诉她我讨厌那些行动。

我目睹有人死亡的那天早晨，我们再次携扩音器出行，在4团3营占领的一栋楼后待命。抵达时我们才发现扩音器坏了。我的长官埃尔南德斯中士想尽办法调试它们。

枪声响起时——那是陆战队机枪分队240G的低沉开火声——我正站在楼内的一条走廊里。我循声望去，看见走廊对面开枪的陆战队员。他们散在我面前的房间里，藏在靠里的阴影中，枪口隐蔽地穿过破碎的窗户。他们看上去那么镇定。被枪杀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陆战队在这里。我没听到任何还击的AK步枪声。

“枪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口道——不过听上去过于硬汉。我想表现得真诚些，于是说：“事实上，我被吓坏了，枪声近在耳边，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些士兵。”

我记得听见那个房间的另一侧走廊传来一个声音说“撤吧”，接着一名瘦削的黑人军士作出回应。他佩下士肩章，嘴里的一大团烟草让他的脸变了形。

“好的，”他说，“他铁定没救了。”

实际端着机枪的是一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他不住地说：“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名瘦削的黑人军士吐了口唾沫，说：“告诉戈麦斯我们分队现在也百分百了。”他的意思是分队里每个人都杀过人了。这意味着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刚刚第一次杀人。

“陆战队员觉得那是一件好事。”扎拉说。

“当然。”我说，尽管我意识到这个回答过于简化了。那名下士似乎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些反感，但房间远处角落里的一名瘦高的士兵不住点头，朝矮个士兵投去赞许的微笑。

我从阳台上抬头看向外面。天色渐渐柔和。在日落前的最后一小时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最好的自己。

“然后那名矮个士兵看到我，”我说，“他注意到我的陆军迷彩服。他喊了声：‘嘿！那个心理战的！’那家伙的肾上腺素仍在峰值。你能看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他是在叫我。但我其实不该在那里偷看这些士兵和他们的，我说不好……隐私。”

“隐私？”扎拉好奇地说。

“他们中最后一人终于干了那事。”我说。

“终于干了那事，”她模仿我的语气说，“什么？你想说他终于破了处，成了真的杀手？”

“即使你自己也不认为那是谋杀，”我说，“你不至于那么糊涂。”

她叹了口气，没有反驳。于是我告诉她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两眼放光，表情中混杂着恐惧与兴奋。他指着瞄准镜，像是在说：“快来看。”那动作介于邀请与恳求之间。

这个班使用的是红外瞄准镜，因为透过热成像很容易区分出狗的单薄影像和人类明亮的白色热迹。我告诉扎拉我如何走进那个房间，那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告诉她那名下士如何瞪着我，似乎不愿我出现在那里，而我不为所动，在破窗前向外眺望。清晨时分窗外还漆黑一片。除了横亘在大地上的一两团紫色云影，费卢杰只是一团黑暗而模糊的存在。

我在那名矮个士兵身旁跪下，从瞄准镜里望出去，费卢杰四四方方的天际线呈现出由灰至黑的热辐射层次。有些屋顶装了水箱或燃料罐，液体表面在金属外壳上划出一道浅灰色线，因此我能看出容器内有多少液体。几天前陆战队员在排查房屋时遭遇顽固抵抗，那栋房子的屋顶就装有同样的燃料罐。他们在上面打出几个洞，等到燃料渗进整栋房子，再点上火，将困在里面的叛军一并付之一炬。我不知道那场景在红外镜头里会是什么模样。一大片白色，我猜。

在我面前是一片开阔的道路和田野，一堆明亮的肢体躺在最近一处房屋二十英尺外。他身边那条黑线一定是支步枪，而且我能明显看出那个可怜的家伙还一枪未开。子弹出膛会加热枪筒，可我看到的只是人体的白色热源旁边冰冷的黑色。

“你为什么要看？”扎拉问。

“谁不想看？”我说。

“是你想看，”她严厉的语气中夹着责难，“你为什么要看？”

“你为什么在这儿，听这个故事？”

“你叫我来的，”她说，“你想让我听。”

很难向她解释我如何既想看又不愿看，而那名矮个士兵有多么明显不愿看。我走过去凑到瞄准镜前，一方面受窥视欲驱使，另一方面也算帮他一个忙。当我的眼睛贴上镜头时，那名瘦削的黑人下士提醒我，那团热迹会逐渐黯淡——意味着身体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他告诉我：“那时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布死亡。”

几个踩滑板的孩子从扎拉和我面前的街上滑过。他们看上去很年轻。也许是高中生。但肯定是城里人。你会忘记不是每个在阿默斯特的人都是大学生。我不知道这些孩子要去哪儿。我们等他们滑过，直至滑轮声消失。然后我继续讲述。

“死亡来得很慢，”我说，“我会抬一下头再重新看一眼，试图觉察出变化。下士不时瞟一眼走廊，似乎担心某位上司会发现我在那里而痛斥我们。矮个士兵不停地说：‘他死了。他肯定会暗下去。’可我看不出来，于是我把手指伸到瞄准镜前。它们在画面中形成炽热的斑点，在灰色背景前放射出白光。视野里没有色彩，但也不同于黑白电影。红外瞄准镜捕捉热辐射，而不是光，因此所有的一切——灰度、明暗——都有一种怪异的错位。里面没有影子。一切都轮廓鲜明却不合常理。我在镜头前挥动我这些明亮的白色手指，我的手指——它们看上去如此古怪而疏离。我在那个身体前挥动手指，试图进行比较。”

“然后呢？”扎拉说。

“然后我觉得自己看到他抽搐，”我说，“我忍不住跳起来。这让所有的士兵警觉，下士大喊着让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什么。我说那具尸体抽搐了一下，他们不信。矮个士兵凑到镜头前，说‘他没动，他没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瘦高个士兵问是否需要出去处理那个叛军的伤口。但下士说可能只是尸体的正常变化。气体逸出什么的。”我低头看着双手，“矮个士兵很生气，他们都很生气，生我的气。”

“他还活着吗？”扎拉问。

“那具尸体？”我说，“即使活着，也撑不了多久。矮个士兵把我拉回镜头前，它看上去的确更暗了。我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下士告诉矮个士兵他干得很棒，与此同时，我紧盯着镜头，想要确认生命迹象的消失。或说是热度，我想。那个过程如此缓慢。有时我问矮个士兵他是否想看一眼，但他始终不看。他和普通陆战队员不一样。肾上腺素渐渐消退，他要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行为。他不想看。”

我们的思绪短暂地回到这个黄昏。

“所以它现在是你的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

“你看着他死去。”

“只是热迹。”我说。

“它现在是你的了，”她重复道，“你从他手里接过来，他就不用看了。”

我默不作声。我们俩都许久没动水烟了，于是我拿起烟管，深吸一口。

“然后你现在又讲给我听。”她说。

我把烟呼出来。

“你为什么要讲给我听？”她说。

“你问我我怎么能杀自己人。”我说。

“所以呢？”

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且当我给她讲完这个故事，我感觉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想她也明白，只是这个故事还不够，有种东西缺失了，但我们都不知如何找到它。

“你觉得他是谁？”她说。

“什么意思？”

“陆战队员打死的那个人。”她说。

我耸耸肩。“某个孩子，”我说，“愚蠢地送死。那正是我们想要预防的。”

她以一种缓慢、性感的方式呼出烟雾，脸上却挂着忧虑。还有几分不悦。“‘预防’，什么意思？”

“我是心理战特种兵，”我说，“我的任务是劝说伊拉克人不要送死。事实上我会讲他们的语言，所以扩音器里是我的声音，而不是翻译的。”

“好吧，”她说，“你从小就讲阿拉伯语。”

我摇摇头。“埃及阿拉伯语，”我说，“许多肥皂剧和电影都用这种语言，所以不少埃及以外的人也能听懂，但终究是有区别的。”

她点点头：“我明白。”

“但军队不明白，”我说，“我的部队以为他们中了头彩。他们甚至没送我去语言学校。我试图说服他们，但科尔特斯中士正好从蒙特雷学完归来，操着一口标准现代阿拉伯语，我这才意识到美国军队的智力缺陷是个普遍问题。”

“所以，你自学的伊拉克语？”

“是的，我向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借的书。”我说，“到了伊拉克我就外出向当地人喊话，跟他们讲道理。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未经军事训练但看过太多美国动作大片的孩子，个个都想当兰博，誓与美军为敌。简直是疯了。一个未经训练的孩子对阵位置隐蔽、火力范围明确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班。”

“但那种事必然会发生，”她说，“当你派一支军队穿过一座城市的时候。”

“我们尽力减少伤害。将军们与阿訇和酋长开了一连串的会，告诉他们：‘别再派你们那些孩子来打我们，我们只会杀了他们。’但什么也没有改变。”

“在他们眼里问题不在孩子。”她说。

“当时的情况疯狂极了。我们把那座城市搞得天翻地覆。”

“我曾读到有几百，或是几千平民被杀。”

“双方各有宣传。但我要做的是避免人们被杀。并非每个人都是孩子。”

“但很多是孩子。”

“有些是，”我说，“那个我看着死去的，他的身材很瘦小。难以分辨。但我总在想，他是我本该挽救的人。”

“挽救？”她说，“通过说服他放弃抵抗侵略家园的士兵么？”

我笑了。“没错，”我说，“就是那种瞎话。陆战队员会静静等待，希望某个蠢货展开自杀式袭击。没人想当班里唯一没杀过人的菜鸟，而且没人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避免开枪。”

她点点头。

“那不是我参军的原因。”我说。

“那你为什么参军？”

我笑了。“‘成就你能成就的一切’？”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口号伴着我长大。然后是‘众志成城’，这我一直理解不了；之后是‘军队强大’，这简直跟‘火是热的’或‘士力架美味’或‘疱疹糟糕’不相上下。一个更好的口号会是：‘不参军你就上不起大学’。”

她打量着我，似乎在思考对我的故事作何反应。我静坐着抽烟，一言不发。最终她往椅背上一靠，用她在课堂上准备击垮对手时的冷酷眼神盯着我。

“所以这就是你的故事，”她说，“你想告诉我的故事。然后呢？”

我耸了耸肩。

“你把这个故事也讲给别的女孩听吗？”

“我对你很诚实，”我说，“我对别的女孩没这么诚实。那会影响我的机会。”

她摇了摇头。“你说是为了上大学才参军的？我不相信。”然后她模仿我的声音说，“没有人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避免开枪。”

“你完全不懂人们为什么参军，”我说，语气比我预想的更严厉，“你他妈没有一点概念。”

她微笑着前倾上身，看样子很享受我的愤怒。这才像她，曾经的扎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我知道你是哪种人。”

“我是哪种人？”她说，“你是说穆斯林？”

“你为什么总往穆斯林上扯？”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

“那不是真的。”

她摇了摇头。“我们说话是有根据的。”她说。

我叹了口气。“我一直被当成穆斯林，受人憎恶。上次我父亲打我，起因就是学校里一个小子叫我‘沙漠黑鬼’。”

“什么？”扎拉说，“你父亲打你？”

“他是不满意我回应的方式。那场争吵……”我停顿了片刻，思考该如何向她解释。“是这样的：我上的是北弗吉尼亚一所很好的高中，那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我们根本住不起。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带我们搬到那里。他希望我能受到最好的教育。那很棒，我猜，但我实在无法融入那个环境。

“那场争吵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有位老师碰巧听到那个孩子说了那个词。那个N开头的词[69]。那是在9·11以后，而且不是在那种城市，你明白吧？他们并不那样看待自己。事情闹得很大，我得到很多同情，因为我是阿拉伯裔，因为9·11，因为他说的话。我恨那一切。我不喜欢怜悯。”

“你对那个孩子做了什么？”

“骂了几个名字。”

“那还不够，对吗？”

“我父亲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他打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揍那个小子，他侮辱了我，也间接侮辱了我的全部家人。校长似乎也以为我们是穆斯林，没准我父亲只是为这事恼火。”

扎拉低头摆弄她的头巾。“我父亲反对我信仰伊斯兰教。”

“这就是你信教的原因吗？”我说，“为了气你爸？”

她叹了口气，摇摇头。

“要不是为什么？”我说。

“我正在寻找原因，”她说，“我在参与中领悟。”

“那么这些衣服呢？”我说，“这一整套……”我朝她摊开双手。

她摸了一下头巾。“这是一种承诺，”她轻声说，“你对特别助理说什么来着？感知即现实。”

“没错。”

“戴上了这个，人们会相信我对生活作出了改变。事实也如此。”她微笑道，“这很重要。”

“在军队里，”我说，“这正是他们给你制服的一个原因。”

她点点头，我们又陷入沉默。我能感到她有些恍惚。也许她的心思已经移到别的事上。我明白自己的沟通很失败。明显很失败。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告诉她什么，但无论什么，只要能让她倾听就行。

沉默渐显尴尬，进而痛苦难耐。她看着我，身体放松但眼神犀利。说句话，我想，什么话都行。如果我是在勾引她，一定知道该说什么。

她首先打破沉默。“你告诉特别助理，9·11之后情况变得很糟，”她说，“对于你和你的家人。是真的么？”

“是的，”我说，庆幸终于又说上了话，“如果你见到我的母亲，你会以为她是白人，但我父亲不同。他肤色比我更黑，而且留着阿拉伯独裁者式的小胡子。他看上去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她说，“就像替身？”她朝我倚过来。这个简单的动作，这个透出好奇的肢体语言，令我兴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住在埃及，你会这么猜测吗？”

我笑了。“他们看上去很像，尤其是留胡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刮掉。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气概。”

“这也会带来麻烦。”她说。

“一些麻烦。”我说，“他非常固执。后来他变成了超级美国先生。他在房上挂了好几面国旗，在汽车保险杠上贴满了‘支持我们的军队’的磁贴。不过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于他长相的偏见。或者说是我们家族的长相，再加上我们带着阿拉伯韵味的名字。尤其在机场安检的时候。”

“可以想象。”

“不，你想象不出。因为当他们把他拉到一旁从上到下搜身时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偏见，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支持你们正在做的事。你们在保卫我们美国人的自由。’声音大得每个人都听得见。”

扎拉难过地摇摇头。

“说到我的母亲，上帝啊。她来自一个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世界。科普特人，没错，但不是那种会在垃圾城市里结婚生子的人。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都是穆斯林，甚至有个犹太人。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读法农[70]的书，讨论激进的政治，长大后则面对现实生活，不少人结为夫妇。而我母亲比其他所有人更激进。甚至比我的外祖母还要激进——要知道她在六月战争[71]前就是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我母亲和我父亲结了婚。然后他上演了‘美国人的自由’那一幕。他第一次那么干的时候我以为母亲会杀了他。那事差点让他们离婚。”

“为什么没离？”

“因为她信教。”我说。

扎拉笑了笑：“你当时怎么想？”

“当时我十七岁，”我说，“你要知道，我父亲的表兄死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我从小到大，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些人是坏人，后来他们终于惹怒了我的国家。于是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不再是瞎话了。我的父亲，我想说的是，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不是那种和蔼可亲的人。”

“参军能让他为你骄傲？”

我不由得眉头一皱。这话从她嘴里出来听着很别扭。“让我自己骄傲。但他多少会看在眼里。”

“我猜身为阿拉伯裔这事在军队里带给你更多麻烦？”

“不，”我说，“完全没有。只不过更直接。”我笑了，“一位教官在巡视中问我，我有没有兄弟加入了基地组织。我是否会朝他的脸开枪？我的亲兄弟？”

“那太可怕了。”

“我是独子，”我说，“我告诉他我会。基础训练营不是计较细枝末节的地方。”

“其他新兵呢？”

“有一个家伙，特拉维斯。他有个叔叔是搞建筑的，特拉维斯参军后他开始拒绝和一户家里都是电工的穆斯林人家合作。作为对特拉维斯的支持。”

“我听过类似的事，”扎拉说，“其实我还听过糟得多的。”

“特拉维斯告诉了我，然后说：‘你能怎么着，基佬？’”

“你什么反应？”

“我告诉他我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同性恋。口袋里揣着这张牌很好，尤其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要是一个团体这样待我，我不知道是否能为它效命。”

“你想错了，”我说，“那些只是个人偏见，但不存在疏远。这”——我朝学校挥了挥手——“这才是疏远。所有这些出类拔萃的孩子和他们的光明前程。听着，如果特拉维斯会为他的兄弟去死——他应该是那种人——我想他也会为我去死，就像为任何一个身穿美军迷彩服的人。他恨我，我恨他的无知，但有些境遇能让你把个人感情抛在一边。”

“那种境遇，”她说，“叫做战争。战争中军队要杀死的，正是那些别人错以为你也是其中一员的穆斯林。你还得在一旁看着。”

我翻了翻眼珠，强压心中怒火。我拾起烟管默默抽了一会儿。水烟的好处在于，类似这样的时刻不会成为死寂。你可以呼出烟圈。你可以表达，却不必开口。你可以思考。

她似乎没意识到此刻的对话与课堂讨论有何区别。课堂上我们胡扯些政治理论，现在却是认真的。每当她搬出自以为是的假设——我是哪种人，我的行为动机——来反驳我，都让我无比厌烦。我只想闭上嘴，恨她。她错误时恨她的无知，她正确时恨她的傲慢。但如果你想让别人理解你，你必须保持交谈。这就是我的目标。让她理解我。

“从基础训练营毕业时，”我说，“我父亲空前地为我骄傲。那时他已经发展到不停地听林博、奥莱利和汉尼迪[72]的节目，我母亲规定他在家里不许谈论政治。那时阿富汗战争看上去仍像一场彻底的胜利，布什期望能在伊拉克再下一城。”

扎拉说：“我记得。”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

“我在本宁堡受训，”我说，“吃尽各种苦头。天很热，环境很差，教官们冲我大喊大叫，体能训练把我折磨得半死。我几个月没见我父亲。但到处都是萨达姆的图像。电视。报纸。”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我看见他。一样的脸。一样的身材。甚至走起路来也一样趾高气扬。再加上一样的小胡子。”

“所以你看见他了。”她说。

“我也看见了萨达姆，”我深吸一口气，“我是说，同时看见我父亲。但每个人，我排里的战友和教官们，他们都知道了他长什么样。”

扎拉呼出一口烟。“你从他们眼中看到了他。”

“是从我自己眼中。”

“但他们看他的方式，”她说，“或许多少也是看你的方式？”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说，“我们不怎么交流，但我猜他或许明白。我想说的是，这人就是个混蛋。他就是那种人。我猜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在政治以外，那两撇胡子就像一句大写的‘操你妈’。或许不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美国人，你懂吗？那些惧怕上帝的混蛋——整天把上帝挂在嘴边却不知道真正的基督教是科普特教会。”

“我父亲是教会执事，”她说，“但他不是个很好的人。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我在那儿全因为他。当他拥抱我、告诉我他多么为我自豪时，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在我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他都没这么做。基础训练营毕业典礼是件大事。隆重的场面。满眼的制服与旗帜。人们交口称赞我们多么勇敢、多么爱国，是多棒的美国人。你无法抗拒上百人为你骄傲。你做不到。然后我父亲貌似不经意地问了句：‘所以，你参军时为什么没选步兵？’我的兴奋之情顿时烟消云散。”

“你什么反应？”

“没有反应。我已经入伍了。我去参加集训。母亲寄给我日用品，父亲寄给我爱国主题的电子邮件。他发给我展示有士兵图片的幻灯片，或者是关于‘部队’的笑话和演讲——里面把军队吹嘘得仿佛他们拉的是金子。我刚十八岁，对此毫无免疫力。但我在军队课堂上学的就是如何开展宣传，感觉很奇怪。”

“我们有位教官，”我说，“他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分析那些吸引我们参军的广告，告诉我们多蠢的人才会信以为真。他说：‘我热爱军队。但那些广告根本就是扯淡。’他把授课重心放在教会我们辨识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宣传上，以便我们能将同样的手段用于战争。他说：‘真实的生活无法贴在汽车保险杠上，所以记住：如果你说了太多真相，没人会相信你。’”

“那种说法不太合适。”

“是的，但他是对的。在伊拉克，我们告诉人们很多真相，也说了不少瞎话。有些瞎话的效果出奇的好。”

“很难想象有人以此为生。”她说，“当你听到‘宣传’这个词，它让你联想起那些‘二战’海报，或是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它只存在于另一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进化得高级之前。”

“宣传是有深度的，”我说，“它不只是传单和海报。作为一名心理战特种兵，如同军中一切，你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语言是一门技术。他们训练我们以增强部队的杀伤力。军队毕竟是一个为杀人而建立的组织。但你不同于步兵。你的目光不能仅限于敌人的血肉之躯。”

谈话间暮色渐浓，一轮满月垂在天际。街道很安静。她在倾听，这让我感觉亲近。我一切都如实相告，尽量不夸大或掩饰。我希望再深入一步，但那需要更小心的铺垫。

“你知道吗，”我说，“我之前对你撒了谎。一个小谎。”

“什么谎？”

“我杀过人。”

她僵住了。

“我没有开枪杀人，但我绝对需要对此负责。”

我们都沉默了，那句话依然回荡在耳边。

“上一个我告诉的人是我父亲，”我说，“结果我被踢出了家门。”

扎拉低头看了看叠放在腿上的手，然后抬头看着我。她微微一笑：“即使我想把你从这儿踢出去，我也做不到。”

“你已经试过了。”我说。

她摇摇头。“那不是正式投诉，”她说，“我的朋友们建议我提交正式投诉，但我只想让你耐心听听我的感受。这方面你并不擅长。”

“对不起，”我说，“真的。”

她耸了耸肩。“还是讲你的故事吧。”

“那时我在费卢杰战役中，”我说，“我们干了许多疯狂的事。我们播放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扰乱叛军。震耳欲聋的阿姆、AC/DC和金属乐队的歌。尤其是当他们试图用扩音器发布指令的时候。我们用音浪把他们淹没，让他们难以指挥。有时我们开上高地，播放《铁血战士》[73]里的狞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没有。”

“是那种低沉、诡异、邪恶的笑。连陆战队员都受不了。我们的喇叭永远响着。叛军也会放些什么还击。祈祷和歌曲。”

“很有诗意。”她说。

“那里的情形很可怕。四处充斥着枪声和爆炸声，清真寺播放着刺耳的口号和阿拉伯音乐，我们以‘毙命水池乐队’和阿姆来回应。陆战队员称之为‘啦啦费卢杰’。来自地狱的音乐节。”

“在一座住满居民的城市里。”她说。

“不只是音乐，”我说，“陆战队士兵会比赛看谁能想出最具侮辱性的脏话。然后我们用扩音器朝他们高喊，不断羞辱那些躲藏的叛军。直到他们忍无可忍，冲出躲藏的地方，我们再把他们轻松消灭。”

“冲出躲藏的地方？”她说。

“你置身这座疯狂的城市，四处是死亡。”

“真的？冲出躲藏的地方？”她重复道。

“没错。”我说。

“什么？你在开玩笑么？”她摇摇头。“那你是怎么杀人的？”她说。

“言语的侮辱，”我说，“是我们所有的战术中效果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叛军冲过来时，我们能听见陆战队将他们放倒。埃纳德斯中士称之为‘绝地大师的催眠魔音’。”

“好吧。”她说。

“那是个天才的主意。”我说。

“如果这也算天才的话，”她说，“那么欺负你的那些普通孩子更像天才。但我理解那一招为什么奏效。”

“实在是过于奏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劝说那些被我们激怒的家伙停止攻击，因为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陆战队不喜欢杀孩子。那会带来沉重的负罪感。”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她说。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我说。

“不，你不会，”她说，“否则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

“你是谁？”我冷笑道，“我的心理医生？”

“也许，”她说，“感觉的确如此。”

“搅乱叛军减少了我们在费卢杰的伤亡。后来当我如实告诉伊拉克人和我们作对有什么下场的时候，我大概也救了他们的命。”

“那你为什么被你父亲赶出家门？因为拯救生命？”

“不。不是因为拯救生命。”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是关于莱斯·陶希德。如果说有人真是我杀的，那就是他。”

扎拉沉默不语。我拿起烟管吸了一口，里面空空如也。炭已经冷了。我感到紧张，尽管她并未为难我。保持耐心。但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告诉她整个故事，不知她是否能理解。确切地说，我不知她是否能用我的方式那样理解，那才是我真正期望的。不为分享经历，只求卸下包袱。

“我归来时，”我说，“没有盛大的仪式。如果你不在某个营的编制内，你会和其他阿猫阿狗乘一架飞机回来——都是各种专业部门的士兵。我办好下次派遣的手续之后就回了家。”

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扎拉。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回家的意义。身为老兵的一个奇妙之处是你总觉得自己高人一头——至少对我而言。你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超越自身的使命。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你选择了参军。也许你搞不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但这不重要。你曾举起手说：“我愿为这些无用的平民去死。”

但你同时也感到莫名的失落。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所参与的，或许真的是正确的。我们与穷凶极恶的对手作战。但战争毕竟是件丑陋的事。

“我入伍时，”我说，“客厅的墙上只有三幅画——两幅圣像，一幅印刷版的马蒂斯油画——鱼缸里的鱼。都是我母亲的。现在它们旁边添了一面镶了框的美国国旗，还有一枚‘9·11’纪念章，据说里面含有世贸中心的钢材，但后来被证实是个骗局。家还是家，但……”

“你不再属于那里了？”扎拉说。

“也许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穿着西装站在那儿。我母亲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十字架。我去伊拉克后她变得更虔诚了。她日日祈祷。她问我是否想吃她做的库夏里，一道我喜欢的用小扁豆和番茄做的菜。然后她把手放在我背上，抚摸我的肩膀。我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就会哭出来。”

向她讲述时，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着她会让我难以承受，尽管那样能让她读出我的情绪。也许她会可怜我。那也算不上演戏。我感到悲伤和迷茫。不知为何，这正是我回家那天的感受——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我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想着其中有多少永远无法向她讲起，因为那只会令她心碎。

“但我父亲，”我说，“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孩子刚从战场回来，’他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带他去吃一顿真正的美国餐。澳拜客牛排！’他觉得那是个很棒的笑话。我不知如何回答。虔诚的科普特人一年中应有两百天吃素，不沾附有灵魂的食物，况且那天已临近圣诞。但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去了澳拜客。父亲点了牛排，像在以身作则。母亲和我点了沙拉。”

“晚餐时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回家后母亲出门上夜班——她是个护士，把我和父亲单独留在家里。他让我在客厅里坐下，说要给我煮咖啡。然后他递给我几页用橡皮筋扎着的纸。他说：‘我给办公室的人发了电子邮件，他们都想感谢你。’他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自豪。感觉和基础训练营结业那天全然不同。现在的我不再令他失望。我经受过战争洗礼。我很想念他。”

我抬头看扎拉，两人目光相接。夜色中她的面容比白天更显温柔。

“那些纸，”我说，“是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他办公室里的穆斯林朋友写的。”

“他有穆斯林朋友？”她说。

“都是同事，”我说，“有些是朋友。勉强算得上吧。他说他会暗中监视他们。那是他的笑话。他就职于一家翻译公司，客户大多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代理机构。他在阿拉伯语部门，因此那儿有很多穆斯林。邮件是他们写给我的，大多很简短，比如‘干得不错，感谢你的付出’，或者‘无论战争对错，你做的事都值得尊敬’。而有些信写得更加投入。一个人谈到这场战争多么可怕，但希望我这样一个‘敏感的年轻人’能减少战地的苦难。”

“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她说。我觉察到她嘴角的一丝讥笑。

“战争改变了我，”我说，“另一封信来自一个参加过也门内战的人。他对我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责任都在那些送你上战场的人身上。’还有不少邮件来自坚定的主战派。”

“我猜美国穆斯林对萨达姆非常愤恨。”

“有一封信的主战情绪尤为强烈，连我父亲都写不出来。那人说我会在历史里写下新的篇章。我父亲在那句话下面画了道线。”

“当你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

“我很生气。”我说。

对着扎拉说话时，我语气很温和。仿佛讲着情话。

“我对他说的和对你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我说，“我想伤害他。我很生气。我已经遇到太多‘感谢你的付出’式的握手，但没人真正懂得那种付出的背后是什么，你明白吗？”

“你生你父亲的气是因为人们感谢你的付出？”她说，“还是你因为他而生那些人的气？”

“部分是因为他，”我说，“因为那种情绪。”

“所以我是该感谢参战军人的付出，”她说，“还是该朝他们吐口水，像越战时那样？”

我想了片刻，朝她狡黠一笑：“无论你做什么，我保留对你发火的权利。”

“为什么？”

“人人都是墙头草，”我说，“战争开始时，三百名众议员几乎全票支持。还有七十七名参议员。而现在，每个人都急于划清界限。”

“那是因为情报有误，”扎拉说，“你知道，‘布什撒了谎，人们送了命’。”

“噢，我的上帝！”我双手拍拍脸颊，作出震惊状，“一个政客撒了谎！所以那就不是你的错了！”

“你用小混混的脏话来杀人，”扎拉说，“却觉得总统的话无关紧要？也许我这么问更好。你自己相信吗？你支持这场战争吗？”

“我仍然支持这场战争，”我说，“只是不支持指挥战争的人。”

“这就是你激怒你父亲的话吗？”

“不。”我俯下身子，胳膊肘撑着膝盖，“不。他知道仗打得一团糟。他是个明白人。”

我在考虑如何向她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

“那些话你不会愿意听的，”我说，“连我父亲都接受不了。”

“我没那么脆弱。”她说。

“你要明白，”我说，“在家里我连脏话都不许讲。”

我有些迟疑。一秒钟之后，扎拉凑过来握住我的手，我没有拒绝。她不该这么做。这让我想停下来，让我想说些残忍的话，让她明白战争把我磨砺得更强悍，而不是更脆弱。街道深处传来一阵笑声，大概是Psi U兄弟会[74]的那些家伙。可能是喝醉了，也可能只是去布鲁诺超市买烤乳酪馅饼。

“我猜你父亲不会在意你用脏话诱杀恐怖分子。”扎拉说。

她握紧我的手。“我父亲觉得骂脏话这招很搞笑，”我说，“他觉得那主意棒极了。部族文化就是关乎荣耀与耻辱。像在南方乡村。或是大都市的城中村。但最终我们玩得过头了。我们喊了太多脏话，射杀了所有笨得会上钩的叛军。在弗吉尼亚我父母的客厅里，我把这些告诉了父亲。那不是我小时候的房子。我高中毕业后他们搬到了便宜些的街区。那间客厅很小，墙上挂着黑人圣摩西[75]的画像——他是个小偷和奴隶，然后是埃及的圣玛丽[76]——她是个妓女，还有马蒂斯愚蠢的鱼和那面混蛋国旗和伪造的9·11钢制硬币。他身子前倾，专注地听着。那是我们间第一次男人和男人的对话。”

“而且是关于战争，”她说，“所以他会耐心听你讲。”

“我告诉他有这么个区域，情报部门知道敌军的身份。那是一小股名为‘陶希德烈士旅’的敌军。我父亲说：‘哦，基地组织。’我对他说：‘不。只是些看不惯美国人在自己国家横行的蠢货。’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父亲面前用脏字。”

“他什么反应？”

“没反应。他只是说：‘好吧。和基地组织差不多。’我真想揍他。”我深吸一口气，“反正我们得知了他们首领的名字。莱斯·陶希德。情报部门把他列入通缉名单，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

我紧握着扎拉的手。“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说，“在混乱的局面中，我可以直呼其名。我可以向他喊话，他会知道。他的所有手下也知道。”

“这样你就占了上风。”

“是的，”我说，“而且我有个计划。这种事一般需要陆军专业军士在场，但他们信任我。他们相信我拥有破敌的魔力，因为，你知道，我是阿拉伯穆斯林。”

扎拉身体前倾，姿势和我父亲一样。双眼凝视着我。

“莱斯·陶希德也不傻。他是个原教旨主义者，但不傻。他不会因为我喊他的名字就冲出来。但我知道怎么让他就范。女人。”

“女人？”

“他的女人都在家里，”我说，“在费卢杰城外。像莱斯·陶希德那种守旧派，他们把女人当作狗来对待。如果她们违背男人的意志或是表现出丝毫的个性，他们会觉得整个家族的荣誉都毁于一旦。”

她点点头。

“有个陆战队连占据了莱斯据点前方的一幢办公楼，”我说，“我告诉士兵们我们想做什么，他们都很赞成。”

“你说什么了？”

“莱斯·陶希德，你的女人在我们手里，”我说，“你的妻子和女儿。”

她皱起眉头。“所以他必须出来和你们战斗。”她说。

“我告诉他我们发现她们在向美国士兵卖淫，而且我们把她们带到了这幢办公楼。”

她点点头。“你把这些告诉你父亲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我如何大喊，用我业余时间自学的伊拉克阿拉伯语大喊，说我们会在屋顶上干他的女儿，并把她们的嘴对着扩音器，这样他就能听到她们的叫声。”

扎拉抽回她的手，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所以你就是这样战斗的。”她说。她语气中带着蔑视。我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并不开心。

“我不确定能否奏效。但整个排都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在扩音器后喊了一个小时。我告诉他，他的女儿弯腰祈祷时我们会把鞋放在她们头上。”

“真恶心。”她说。

“我们想好要对他们说什么时，所有人都笑了。陆战队员都踊跃建议，但被我尽数否定。美国人认为最具侮辱性的词是‘婊子’和‘阴道’，但在阿拉伯语里是‘鞋’和‘包皮’等。”

“不用解释，我明白了。”她说。

“结果很奏效，”我说，“他们没有像疯子似的冲出来，但他们还是发动了袭击，然后被一网打尽。”

“我不关心是否奏效。”

“我想说的是，那人的手下听着他遭受侮辱。颜面扫地。整整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暴力肆虐。有上百支小股叛军组织，有上百个地方小头目争权夺利。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我告诉他：‘你觉得和我们作战会带来荣耀，但你的女儿落到我们手里。你和我们过不去，就是和你的孩子过不去。你得不到一丝荣耀。’他没有选择。我没看见他死去。我甚至从没见过他。我只是听到陆战队开枪将他射倒。他们告诉我，在那次短暂的自杀式冲锋中，他冲在最前面。”

“我已经明白了。”她说。

“但你无法接受，”我说，“我父亲也不能。他宁可我瞄准他们的脸开枪。在他看来，那要好得多。也更具荣誉感。如果我那么做了，他会为我骄傲。你也会更喜欢我。”

“我希望你什么也没做。”她说。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一句接一句的脏话。我说出的脏话。所有我在美国学到的，所有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所有他曾对我说过的，所有我能想到的。我能想到很多。”

“我已经明白了。”她重复道。这一次她的语气和父亲那天一样。当时他说：“够了。”但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说出每一句秽语，每一个脏字。我替他诅咒也诅咒他，用英语、伊拉克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古兰经阿拉伯语、贝都因俚语。他说：“够了，够了。”颤抖的声音中充满愤怒与恐惧。因为我站在他身前，冲他大声辱骂。他看不见他的儿子，而我——站在他身前宣泄自己的愤怒——也看不见我的父亲。

“你以为我会感到羞愧吗？”我对扎拉说。这时我又看见父亲，听见他在极度震惊下无法说出口的话。他双手颤抖，眼神黯淡。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他看上去老了，饱经沧桑。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

扎拉问：“他的女儿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每当我想起那个男人的死，”我说，“我就会想到那个热迹逐渐消失的孩子。”

我瘫倒在沙发上。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想再添点炭，却觉得浑身无力。那晚骂过父亲之后，我去了Motel 6旅馆。母亲找到我并把我带回家。余下的假期里，父亲再没和我说一句话。

“好吧。”扎拉说。她顿了一下，看了看外面的街道。“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呢？我该原谅你吗？”

“原谅我？”我说，“怎么原谅？为什么要原谅？”

“即使我原谅你，”她说，“这有意义吗？因为我是穆斯林？你觉得对于那个死在你眼皮下面的孩子有意义吗？”

我冲她笑笑。那孩子的死，我想，和我要说的根本沾不上边。那最多是别人的故事，我猜扎拉也心知肚明。

“我给老兵讲瞄准镜的故事时，”我说，“他们几乎都会笑。”

扎拉缓慢站起身，一脸愠色。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我仰头望着她，等待她的回应。尽管她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她身体的曲线依旧动人。我脸上挂着微笑，愉快地看着她站在我面前，期待她的爆发，以及我心中随之而生的胜利感。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无法真正伤害你。愤怒会蒙住他的眼。不如像我在费卢杰那样，口吐谎言，高喊秽语，内心却冷静缜密，精挑细选每个词，以造成最大的伤害。

扎拉的爆发却迟迟不来。她只是站在那儿。某种我无法感知的情绪在她心里升起，她看上去不再愤怒。她退后一步看着我，若有所思。然后她抬起手整理了一下头巾。

“没关系，”她终于说，“没关系的。”

自从早晨在特别助理办公室里看到她，这是第一次我成为不安的那个人。她这一步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走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触摸轻柔而温暖。虽然她神色平静，我的心却一阵狂跳。我抬头望着她，似乎她正向我传递一句神谕。那一刻的她散发出天堂的光芒。

“别担心，”她说，“你能讲出来我很高兴。”然后她走下露台的台阶，在尽头止步。她身前是一片榆树，还有南惠特尼街的劣质板房，里面住着校外兄弟会成员和少数不住宿舍的阿默斯特学生。她并不属于这里，我想。我也一样。

扎拉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过了片刻，她转身回望露台，我仍静静地坐在水烟旁。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聊。”她说。然后她轻轻地挥手，转身朝校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