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铃声将我吵醒，我看见“凯文·博伊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中央闪烁。我不想接。我仍在半梦半醒间，如果接通电话，感觉那一端的不是博伊兰，而是沃克勒——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沃克勒已经死了。等电话最终接通，博伊兰的声音告诉我他要来纽约，这令我更加惶恐。要知道，打来电话的可是凯文·博伊兰，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这不同于老友的问候。他是我过去的神。

“我要去纽约了，喝他妈个痛快，”他在电话里口齿不清地说，“你做好准备。”

需要说明的是，博伊兰得过一枚铜星勋章，并加授了代表勇气的V字配饰。我过去的神皆有过人之处。

“什么时候？”我说。

“我只知道我要去纽约，”博伊兰大声说，“我刚回来。”

他指的是从阿富汗回来。

“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我说。

“不错嘛！”他说，“他们给你多少钱？”

这不是我期待的问题，但因为是博伊兰，我如实回答。“十六万美元，”我说，“再加奖金。”他来电前我一直对这份工作很沮丧。可这个数字一出口，我立刻感觉兴奋异常，但同时意识到自己有多蠢，因为任何会上网的人都能查到博伊兰——O3级士兵，无配偶子女，六年军龄——每年挣多少。提示：少。

“伙计！”他说。我笑了，因为这对他而言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对于我的法学院同学简直不值一提。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进这种律所，差不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会多么厌恶这份工作——他们在暑期实习中早有体会。

他顿了一下，说：“十六万……哇噻。我猜你退伍退对了，是吧？”正像这样——一个真正的陆战队员看似不经意的赞许，令我倍感自豪。尽管我还没搞清他是否真的赞成我退伍。德国动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曾经说过，扁虱会吸吮所有和哺乳动物身体里的血温度相同的液体。法学院让我一贫如洗，我对工作机会来者不拒。

我问博伊兰最近怎么样，他说：“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伙计。”这是事实，但或许的确应该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正想起伊拉克——他的声音勾起我的愁绪，仿佛我在思念那里。其实我对伊拉克没有一丝留恋。我想念的是抽象的伊拉克，是我所有平民朋友提起这个词时心中的幻想，一个充满恐惧和暴力的伊拉克，一个我本该体验却由于自己的愚蠢失误而没能体验的伊拉克，因为我选择了一个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的工种。我的伊拉克是一堆文件。微软的电子表格。廉价书桌后填满沙袋的一扇窗。

“他们不断更换我们的任务，”他对我说，“战争结束前夕是一段非常、非常奇怪的日子。”

我们又聊了几句，挂断电话后我在床边静坐了一会儿。房间里一片漆黑，布帘将纽约隔在窗外。空气里弥漫着旧日光辉岁月的气息，那味道就像在训练中我第一次被一巴掌扇在脸上，没有低头，任凭下嘴唇的血渗入牙床。那段时光。我起身来到电脑前——里面存着注解我一生的照片和文件。我打开蒂姆的表彰辞。“鉴于其担任K连步枪班班长期间的非凡英雄行为……”我眼眶湿润了，每次读起都如此。记得第一次为此落泪时，我知道自己的这段文字终于不负所托。

看，我们的连队出了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一个如你在书中读到、电影里看到的英雄。那个英雄就是中士朱利恩·蒂姆。那个中士很棒，那个中士很英勇，那个中士死了。最重要的是，那个中士是博伊兰的手下。他是我和博伊兰交好的全部原因，也是他在凌晨两点酩酊大醉时拨我电话的原因。虽然烂醉如泥，他依然满脑子期待下一次宿醉，花光他的派遣津贴，驱散他心中的梦魇。

那是博伊兰打来电话的动机。我从没见过蒂姆，因此他不是我接听电话的原因。詹姆斯·沃克勒是我接听的原因。

我曾在6团3营任副官，在第二个派遣期驻费卢杰。部队所有的排长当中，博伊兰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不是因为他最擅长写军官评估报告或表彰辞，或是因工作需要常来我的办公室——从纯职业的角度来讲，他是我的眼中钉。不过，他很可爱。就像性情温和的巨人有时给人的印象。博伊兰长着宽大的耳朵，一张表情丰富的圆脸，背略微有点驼，看上去总像在为自己的雄伟身躯道歉——他胳膊比我的腿粗，腿比我的腰粗，脖子比我的头粗。而且，也比他自己的头粗。那时博伊兰引以为傲的是他做起“快六”比营里其他军官都快，喝起啤酒比我喝水还快。他更适合兄弟会，而不是战场。他是那种理想的大哥，那种给女孩安全感的人，因为他总会好好教训那种下流的小子。军官当中他是唯一真正平等待我的人，不会因为他带兵打仗而我只是文官就觉得自己的鸡巴比我长出几寸。

因此蒂姆死后，博伊兰找到我，手捧着他那份烂到令人绝望的表彰辞，恳求我的帮助。蒂姆是在营救遇伏战友时中弹的，如果他能活下来，这一事迹足以为他赢得银星勋章。但鉴于他牺牲了，整个营获颁荣誉勋章。更重要的是，营长也在受勋之列。

“我知道自己写得很烂。”博伊兰告诉我，手里攥着草稿。我们俩单独坐在我设在蓝钻营的办公室里。营地虽位于费卢杰郊区，但比起博伊兰每天出生入死的暴力街区，这里俨然另一个世界。“我不擅长干这个。”

事情刚过去几天。我还没问清始末，博伊兰就已神情恍惚、濒临崩溃，而我手下的年轻士兵只和我们隔着一层薄薄的胶合板。不能让他们听见一个军官在我怀里哭泣。后来在美国这事还是发生了，那可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

“你比大多数人都强，”我说，目光飞快地扫过他可怜的文字，“你在乎士兵。”

心理辅导不属于副官的职责。我的职责是处理营内的文书：伤亡报告、通信、授奖、个人评估报告、法律问题等等。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况且大部分人参军不是为了处理文件，因此都是潦草应付。但心理问题——愧疚、恐惧、无助的焦虑、失眠、自杀倾向——都是战斗心理辅导部门的事。

“大多数排长，”我说，“首次交火后，他们会第一时间为自己打报告申请战斗行动勋章。炸弹扬起的灰尘还没落地，报告已经到我手里了。”

博伊兰点了点他硕大的头，闪着两只孩子似的大眼睛。

“他们的手下，”我说，“得排在后面。等到他们腾出手来再说。但在我两次的派遣期里，你是唯一一个只关心手下却忘了自己的人。”

“蒂姆有两个孩子，”博伊兰说，他顿了顿，“他们太小了，还记不得他。”

我们离题太远了。“这份表彰辞……”我说，一面又浏览了一遍，“很多你写到的……与主题无关。”

博伊兰把头沉在双手间。

“听着，凯文，”我说，“我改过一百万份表彰辞。有些是为了申报勇气勋章。关键不在于蒂姆是个多好的人。我相信你的排里有很多不错的小伙子。我相信你也是个很好的人。但应该给你们每个人都颁发荣誉勋章吗？”

博伊兰摇了摇头。

我转向电脑，点开层层文件夹。我随手打开上次派遣时写的一份表彰辞。获得表彰的是一名医护兵，他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率先抢救在爆炸中受伤的陆战队员。当时，一条圆珠笔大小的弹片嵌入了他腹股沟下方一厘米处，险些击中他的睾丸，与股动脉也仅是毫厘之差。“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我读道，“……全然将自己的伤势置之度外。”我关上这篇文档，点开另一篇。“决断的领导力，”我读道，“令他无畏地冲入敌军火力之中……对个人的巨大风险……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我点开另一篇。“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大胆的领导才能……准确的判断……得益于他的英勇行为。”我抬起头，“你明白了吧？”

博伊兰的表情告诉我他没有。

“我们不会因为谁是个好人就给他授奖。”我说。

“他是个很好的人。”博伊兰说。

“那是当然。这他妈很清楚了。但你不能用表彰辞来描述他丰富的人格魅力，或诸如此类的废话。他得能媲美那些英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士兵。真的。令人无法置信。所以这不在于蒂姆本人。换句话说，这在于他是个多么出色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而不在于他是个多么出色的人。你必须证明他符合每一项要求。”

博伊兰似乎没在听。

“嘿。”我说，他抬起头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决断的领导力，打勾。迅速组织部队展开火力压制，打勾。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打勾。无与伦比的勇气，打勾。我还可以继续。我虽不知道事情的细节，但这些信息已经是很好的素材。”

博伊兰露出微笑。“很高兴和你谈话，”他说，“这里没有姑娘。但我可以和你谈话。”

我叹了口气。“很好，”我说，“我来写这该死的东西，怎么样？”

博伊兰高兴得直点头。他肩上诸多的重负轻了一分。

上校命我查清细节，最终我用访谈中获得的零散片段拼凑出事件的梗概。受访的士兵往往陷入极度悲伤的自言自语中，因此我不仅得知蒂姆当日的所作所为，还了解到：他和妻子救助斗牛犬；他写过几支糟糕的说唱歌曲，吟唱时独有的节拍给人奇异的舒缓效果；他妻子“出奇的热辣——你愿像舔冰激凌甜筒一样舔她屁股那种热辣”；他的一双女儿“他妈的可爱到让你脑残”。但我也了解到，“当时头顶有一张火力网”，以及“我看见沃克勒的头猛地往后一倒，就像一个他妈的折断的娃娃”，还有詹姆斯·沃克勒本人用单调空洞的语气告诉我的“死的应该是我，不是他”。需要的信息都齐了，我将他们的原话改写为海军陆战队授勋所要求的平淡八股文。

这里是你从沃克勒口中听不到的细节（事后不久他在军中就被叫作“蒂姆用命换来的家伙”）。要点如下：

当（身份未知的）敌军在一条窄巷里向他的班开火时，蒂姆中士冲到队伍最前面，发现已有三人受伤等待援救。他组织起压制性火力，冲入火力杀伤区域展开营救。我没有战斗经历，也自然没有组织压制性火力、冲入火力杀伤区或是展开救援的经历，但拥有实战经验的陆战队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这他妈需要极大的勇气。

子弹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从小巷的窄墙上弹飞，就像一台倾斜的死亡弹子球机。蒂姆中士冲上前抓住昏迷的沃克勒的防弹背心，将他拖离危险区域。然后他冲回小巷，几乎同时脸部中弹。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蒂姆中士在营救另两名战士时阵亡，而非死于营救沃克勒。

更讽刺的是，即使蒂姆中士扔下他不管，沃克勒也不见得会死。和其他两名战士不同，沃克勒没有暴露在外也没在流血，因此没有眼见的危险，也不急需医疗救护。没错，一颗AK步枪子弹打进了他头盔的左上部，但没有射穿。子弹的冲击力将沃克勒击昏，他向后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小巷里满是垃圾，为他提供了掩体。所以蒂姆本可以把沃克勒留在原地的。

没人把这事告诉沃克勒。他所知道的是：他经历了一秒钟的交火与恐惧，头部中弹（某种程度上），醒来时同班战友告诉他，他尊敬的蒂姆中士一劳永逸地证明了他是个多他妈优秀的陆战队员。他以最英勇的方式牺牲——为了营救你这个愚蠢、没用，甚至没伤到需要医疗救援的混蛋。

这丝毫无损蒂姆的英雄主义，不过如果沃克勒得知真相，他的负罪感会更甚于现在。与普通的美国民众不同，沃克勒清楚地知道为他捐躯的是哪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以军人的方式热爱着的优秀战斗领袖。甚至大多的婚姻都无法与这种热爱相比，因为婚姻中的多数伴侣不会时常意识到：如果自己的伴侣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话，他们每天被杀死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告诉沃克勒：嘿，也许蒂姆不该管你，而该在牺牲前挽救另一位战友的命……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即使由他人转述，蒂姆的事迹也着实令人动容。我在各类授奖申请中写过无数赞美的话，它们在我和蒂姆的队员交谈中全变得鲜活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报告。这可是申请他妈的荣誉勋章。我心里多少明白最终不会获批，但我没有泄气。蒂姆会获得某个奖章，甚至是海军十字勋章，而且他至少会进入最高荣誉的考虑范围。只是写出这些文字就让人激动。

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海军陆战队的圣人。有贝洛森林战役[83]中的丹·戴利，香蕉战争[84]中的斯梅德利·巴特勒，以及从南北战争至今美国参与的战争中的近三百位英雄。

撰写表彰辞的过程中，我所有的沮丧都在置身其间的兴奋心情中消散。仿佛我的指尖透过电脑键盘触摸到了一位神。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被赋予了意义。

派遣期过半，在我提交法学院申请材料时，我甚至把蒂姆的事写进了个人陈述。

“即使最好的副官也不能像蒂姆中士那样挽救生命，也不能像普通步兵那样每日冒着生命危险巡逻。但我们中最尽职的人确保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支持，无论是帮他们领取缺席选票还是帮他们起草遗嘱。这种工作没有任何荣耀。副官的工作往往只在出错时才会被注意到。我的两段派遣都在写字台前度过，我在那里为陆战队员减轻他们预料不到的重负。这于我已足够。这于我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这也是我希望投身法律公益事业的原因。”

我没提到的是，派遣结束时我所在的营总共阵亡五人，也就是说那条小巷里的阵亡人数占了总数的一大半。我也没提到，前任指挥官曾警告我们不要在那条小巷所在的区域开展激进的巡逻。“在和本地民众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前，我们在这里见不到胜利的影子。”他曾这样说。

部队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些家伙全是白痴！我们是陆战队步兵！我们不躲避敌人，我们逼近他们把他们干掉！”营长莫茨中校的风格很激进，全营也到了后期才开始采用军事与民政并行的战略。

博伊兰从未忘记是自己把队伍带进死亡区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每个决定，相信更好的领导可能会挽救那些逝去士兵的生命。他的直觉或许是对的。回到美国时博伊兰比离开时轻了三十磅，瘦成皮包骨，眼窝带着发紫的淤青，眼睛仿佛深陷海底。我和那五名阵亡士兵没有个人交往，因此我往往怀着神圣的爱国情怀看待他们的死，而博伊兰的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憎恶和怀疑——这令他心如刀割。

我们从伊拉克回国后，他就一蹶不振，在海军陆战队舞会上大出洋相，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八点他走进行政办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间含着一大块湿烟草，问道：“谁有吐渣的杯子？”没人愿意让他吐在自己那里，于是他耸耸肩，说了句“啊，我操”，然后拽起自己的衣领，吐在了衬衣里面。这事在陆战队里被议论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一种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种。差不多我们一回国他就开始想尽办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这在我们的派遣结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着9团1营的一位连长软磨硬泡，直到他们为他预留一个名额。随后他来行政办公室办手续时，我没有按惯例让下属处理，而是让他直接来找我。我想再次面对面地见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说。

“是的，长官，战斗在那里。”

“9团1营，”我说，“‘行尸’。”就所有战队的称号而言，他们的大概是最棒的。因为经历了越战，9团1营有资本夸耀他们在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高的阵亡率。陆战队员喜欢把自己比作拥有自杀性攻击力的疯狗——现实中他们有时确实如此，因此“行尸”在他们眼中很“酷”。

“是的，长官。”

“你知道，”我说，“他们规定最短休整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准备好了。”

“9团1营很多陆战队员都从没被派遣过，长官。”

“你有他们需要的经验？”

“是的，长官。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陆战队员常在军官面前唱些陈词滥调，所以有时很难听出他们的话里有几成真话。

“9团1营有不少陆战队员已经派遣过三次、四次、五次。”我说。

他点点头。“长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发生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难以反驳。

“真的很难熬。”他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仿佛在谈论天气规律，“这帮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对同样的事。”

“有些人或许的确需要。”

“我懂得怎样和人相处，”他说，“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语气里透出极度的冷峻。这让整间屋子都显得冰冷、沉静。

“我同意，”我说，“很高兴你会去那边。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我为他办完派遣手续就让他走了。他问我最后的一件事是：“长官，你觉得他们会授予蒂姆中士荣誉勋章吗？”那是唯一一次他冷静的外表上露出一丝裂隙，透出他的真实情感。

“我不知道，”我说，“希望如此。”这个回答听上去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天以后我只见过沃克勒两次。一次是在追授蒂姆中士海军十字勋章的仪式上，他和博伊兰强忍泪水，最终都失声痛哭。就在那个星期我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在陆战队的经历，我是不会被录取的。对纽约大学来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名有两次派遣经历的老兵。这在他们眼中颇具分量。

最后一次是沃克勒启程前往阿富汗那天。我正在午休时间进行三英里跑，而他的连队在麦克休大道旁集结，等待登车。家属手中的美国国旗多到你可以把星条旗作为迷彩伪装，天气热到每个胖叔叔腋下的汗迹都扩散到胸口。

沃克勒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抽烟、开玩笑，仿佛准备去露营——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停下脚步，迎上前去。沃克勒看见我，露出了笑脸。“长官！”他说。他没有行军礼，但并不感觉不敬。

“下士。”我说。我伸出手，他用力握了握。“祝你在那边好运。”

“谢谢，长官。”

“你会干得很棒，”我告诉他，“处理你的调动，那是我工作中值得骄傲的几件事之一。”

“乌拉，长官。”

我感觉似乎该开个玩笑，比如“离鸦片远点儿”，但我不想说勉强的话。因此我继续慢跑。三个星期后，我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退伍后的第一个月在我记忆中已然模糊。我作了一段旅行。随后我搬到纽约，很多时间里我都穿着内裤看电视。母亲说我是在“解压”。

那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大多从事公司法或投资银行业务，或是在退出“支教美国”[85]后重新审视人生。

奇怪的是，离开陆战队以后，我比在军中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军人身份。你在纽约碰不到很多陆战队员。在我所有朋友眼中，“那个陆战队的”成了我的代名词，而对于每个我遇到的人而言，我也是“那个陆战队的”。如果他们尚不知晓，我会在交谈中一有机会就提到这一点。我留短发，和从前一样疯狂健身。纽约大学开学时，我看着那帮本科刚毕业的小子，心想：没错，我他妈就是个陆战队的。

他们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来自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却不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干什么的（“就像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对吧？”）。很少有人关注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个可怕的乱摊子，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还有些热衷政治的家伙，他们有明确的立场，是我最不愿与之交谈的。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不容异见的公共利益维护者，他们痛恨战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钻研公司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拥有一支枪，更别说扣响扳机，但他们仍会在口头上对我表示敬意，并用从动作电影和征兵广告中得来的片面印象判断我远比普通百姓更“强悍”。好吧，没错，我是个陆战队员。至少，我不是他们。

纽约大学以向公益领域输送大量人才为荣，“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如果纽约大学毕业生从事薪水低于一定标准的公益事业，他们的助学贷款可以部分或全额减免，这样省下的钱超过普通美国人三年的薪水。入学仪式上，和其他所有没有鲁特奖学金、没有富有的父母、也没有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学一样，我一边听纽约大学的课程介绍，一边想：噢，他们想让我在未来六年里玩命地学习，却住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86]。有了助学贷款减免的诱惑，纽约大学的学生五个里会有四个考虑公益性工作。然而他们经过反复权衡，参考他们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职业轨迹，最终还是选择那几家知名律所，泯然众人。

公司法律师乔对我说：“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一间屋顶酒吧喝酒，面对着克莱斯勒大厦令人惊叹的夜景。乔为我叫了一杯掺了豆蔻的白酒。我从未喝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

“你不必是理想主义者，”他说，“你只需做一个不会被无聊工作压垮的人。要知道，这些工作根本不费脑子。有时候我恨我的客户，希望他们输掉官司，但事实上，这比大多数案子都强，因为大多数案子牵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输赢。除了每年都在减少的奖金，我拿固定工资。但我按小时收费，这意味着我干得越多，公司合伙人分的钱就越多。为了当上合伙人，人们会拼命干上十年，他们这么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员工的生活质量。他们只是为了钱。我也是。”

“你是为了还清上法学院和大学的贷款。”我说。

“但你不用，”他说，“你有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和你在海军陆战队攒的钱。如果你走我的老路，你得没日没夜地审阅文件，还得搭上他妈每个周末。你只想一枪把自己的脑浆崩出来。”

关于债务乔说得没错，不过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给我的启示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工作并不能消除你想一枪崩出自己脑浆的冲动。

退出“支教美国”的保罗对我说：“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话，要谨慎选择去处。”

他与另两人合租了一套晨边高地[87]铁路旁的公寓，我们在那儿见面。公寓散发着精神分裂者的气质，墙上贴着“讨伐体制乐队”的旧海报、加框的《纽约客》封面以及中国西藏的经幡。

“美国没救了，兄弟，”保罗啜了口啤酒，“相信我，你不愿当那个从下沉的船里往外舀水的人。”

“伊战老兵，”我指着自己的胸脯说，“这种事我已经干过了。”

“我也是，”他说，“我随时可以拿我的中学任教经历和你的派遣比。”

“他们向你开枪了？”

“有一天一个学生拿刀捅了另一个。”

那比不上沃克勒或是博伊兰，更比不上死去的英雄蒂姆，但绝对把我比了下去。我距离暴力最近的经历只是看着伤员和垂死的士兵被抬进基地医院。

“那所学校里最让人悲哀的，”他说，“是那些正派的孩子。因为，老实说，那所学校已经烂到根里了，聪明的选择是他妈扭头就走。”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特许公立学校？《有教无类法案》？标准化考试？”

“嘿，我可不知道。要不然你说我为什么会读教育领导力的硕士？”他笑道，“所以如果你想从事公益事业——”

“——我需要确定自己不是胸前巨大伤口上的一片创可贴。”

“你别去做公益。”投资银行的埃德对我说。我们俩在一间詹姆斯·邦德主题的酒吧里抽着雪茄，着装要求是卡其裤和一双好鞋。

“但我觉得——”

“我认识你多久了？你该去律所。这是个简单选择。让我帮你分析一下。”

“乔说——”

“乔是律师。我雇用律师。”这不太准确。他就职的银行雇用律师，但我猜实际区别不大，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让乔那样的人工作到凌晨五点，只要他愿意。

“听着，”他摊开双手说道，“一共有十四所顶级法学院。不是十三。也不是十五。真正数得上的就十四所。你猜怎么着，恭喜你，你就在其中一所。”

“纽约大学排前五。”

“前六，但谁在乎这些细节？”他说，“那些顶级的律所，他们基本都从这些学校招人。从排名低些的学校大概也偶尔招几个，像是福坦莫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那些家伙都出类拔萃、炙手可热，懂得怎么从鸡巴里射出烟花。但对于大多数出自那些学校的人来说，要在这座城市找工作简直难于登天。”

“你是说找个乔那样的工作？乔恨他的工作。”

“那是自然。他在律所，不在啤酒厂。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比你在陆战队都长，而且我肯定他一辈子也不会有陌生人走上前对他说：‘谢谢你的付出。’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顶级律所的薪酬都一样，除了一家，那就是排第一的。如果你想挤进去，你也得学会怎么从鸡巴里射出烟花——”

“我还不知道这是项重要的法律技能。”

“在这座城市里，这很重要。这里有上百万个律师，可真正的好工作只有那么多。即便是最好的公益性工作，比如美国律师办公室或联邦公设辩护律师，雇员也基本来自顶级律所。所以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你上的学校决定了你在法律机构的职位或你工作的律所。如果你没有从正确的地方拿到需要的证书，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想告诉我什么？”

“别再像本科时那样混日子了。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你的所作所为别人都会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我发现沃克勒的消息。当时我孑身一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电脑置于窗台上，窗台前是一把孤零零的椅子。陆战队让我习惯了斯巴达式的生活，不过我想，如果什么时候带女人回家，这屋子一定会给她一种连环杀手的气氛。

这套公寓胜在景观。它位于约克大街的一条侧巷里，面朝中城区，从中央公园到帝国大厦都尽收眼底。深夜里酒醉归来，我会伫立在窗前，惊叹于繁星般的万家灯火。有时我会打开电脑，登录国防部网站。我想浏览一下网页，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死去。在他们的“公告”栏里有一长串链接，我一般会点击那些标题为《国防部确认一起陆战队伤亡》的链接——或在不幸的日子，“国防部确认多起陆战队伤亡”。然后它会把你带到列有人名的页面。

那天傍晚我与律师乔和银行家埃德小酌了几杯。和他们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讲讲黄色笑话，借着酒劲讲几个故事，所以等我坐到电脑前，我想，如果看到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我大概多少能找回真实的自己。

我坐在椅子上，点开一则坏消息。这个夜晚在我面前一分为二，乔和埃德的背影渐行渐远。

国防部今日公布，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持久自由”[88]军事行动中牺牲。准下士希尔德·S.梅森，二十七岁，来自纽约州奥耐达；下士詹姆斯·R.沃克勒，二十一岁，来自阿拉斯加州费尔霍普。十月三日，两人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伤重不治。他们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驻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2师9团1营。

关于该团的更多背景信息，新闻媒体记者可联系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公共事务办公室，电话（910）4517200。

公告的日期是十月三日，已是一周半以前。我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搜出一系列最新的报道。“鲍德温县陆战队士兵在阿富汗阵亡。”“牺牲陆战队士兵的遗体回家。”一篇题为《回家过圣诞！》的旧报道很扎眼地位列其中。我点进去。

网页上出现了一张沃克勒的照片。他的双臂向天空张开，两个妹妹分别从两侧拥抱他。女孩们个子只到他的肩膀，照片看上去像是他出征那天拍的。下面是一段文字。

今天，我和妻子目送我们的儿子、我们的陆战队战士——詹姆斯·罗伯特·沃克勒，奔赴战场。尽管看着我们的儿子出发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是件困难的事，我们为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感到无比的骄傲。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和詹姆斯一同开车来到这里，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都情绪高涨。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占据阿富汗南部要塞的敌军。尽管面临危险，他们对得到这一机会倍感兴奋。他们数月的刻苦训练就为了出征这一刻。

詹姆斯今年二十一岁，是费尔霍普高中二〇〇六年的毕业生。他去年赴伊拉克参战，在感恩节安全归来。和他一同出征阿富汗的，还有他在费尔霍普高中的同学约翰·科本下士和安德鲁·鲁索斯准下士，他们在伊拉克也曾并肩作战。

我们期待陆战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在圣诞节安全归来。

——乔治，安娜，乔纳森，阿什利，劳伦·沃克勒

我点回先前的搜索结果。等待网页刷新时，我环顾房间。四壁间空空荡荡，一张单人床垫凄凉地躺在地板上。寂静。我回头看屏幕。搜索结果中还有视频。我点开一条Youtube视频链接。

屏幕上，人们在一栋学校大楼前蜿蜒排成一队——费尔霍普高中，我猜。看上去就像伊拉克人在首次选举中排队的画面，每个人都耐心而严肃。这是在为沃克勒守灵。整个社区都参与了悼念。我想我依稀看见博伊兰，身穿军营制服，但视频的图像太差，很难分辨。我合上了电脑。

公寓里没有酒，可我也不想出门。在这座城市我一个老兵也不认得。我不想和平民讲话。我躺倒在床垫上，一股撕心裂肺的情绪袭上心头——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悲伤。我意识到为什么没人通知我沃克勒的死。我身在纽约。我已离开陆战队。我不再是陆战队员。

那个星期六，我和银行家埃德看了场纪录片。埃德的建议。那部影片是关于退伍老兵如何融入平民生活。四个主角身份各异，有国会候选人，也有颓废到只剩一副皮囊的流浪汉。其中一人是无限制格斗士但罹患创伤后压力症，他讲述了在海外的一次事故。他误向平民车辆开了枪，死的是个小女孩，和他的女儿一般大。

放映结束后，拍摄纪录片的夫妇起身回答了观众提问，随后来到一个小型接待席与观众交流。我走过去感谢他们拍了这部电影。我告诉他们片中关于回归平民生活的困难体现得还不够，但我尤其欣赏他们避免表明政治立场，否则会妨碍故事的讲述。我感觉自己是房间里唯一的老兵，因此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置评。假如我看到谁的头上晃动着“伊拉克自由行动”参战老兵的球帽——哪怕只是一顶，我他妈也会老实闭上嘴。

“非常震撼。”出门时，我对银行家埃德说。

他提到那个无差别格斗士讲述杀死小女孩的场景。

“是的，”我自信地说，感到在这个领域自己又有发言权，“知道吗，我在伊拉克见过很多受伤的孩子……”

那一刻我忽然语塞。喉咙紧得无法出声。这完全出乎预料。我想告诉他那个自杀式汽车炸弹的故事——那故事我已经讲得烂熟，有时不得不假装难过，以免显得铁石心肠，但此时我一个字也讲不出。我艰难地吐出三个字“对不起”，然后冲到楼上的洗手间。我找了个隔间痛哭，直到情绪稳定下来。

那件事令我惊讶，也令我羞愧。走出洗手间后，埃德和我对刚发生的事都只字不提。

回到住处，我点开国防部网站，浏览最新的伤亡名单——他们在我眼中抽象而空洞。于是我用谷歌搜索“陆战队9团1营”——沃克勒所在的营，然后阅读搜索到的文章，观看相关的Youtube视频。

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观看战争视频。枪战录像、炮击、炸弹袭击，应有尽有。有陆战队员解释沙漠里的酷热、沙漠里的严寒、向人开枪是什么感觉、杀死平民是什么感觉、中弹是什么感觉。

我坐在公寓里，听那些音频片段。关于自己心中的感觉，我找不到答案。面前只有需要准备的考试、待读的书、未写的论文。合同、流程、侵权、律师。多得让人发狂的工作在我脑海深处浮现。我把它们拽到眼前。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再去想在阿富汗的陆战队员。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繁忙的日子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我在纽约大学交个朋友很不容易，第一学年我也没和谁约会过。最初我瞧不起那些同学，但当你独处足够长时间以后，你还是感到怅然若失。最终那个女孩找到了我。她对待法学院的态度也如同一个亢奋的酒鬼开车——她很早就察觉出我们俩的这一共同点。

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一些你不会随便和人讲起的事，那种你只会告诉死党或心理医生的事。“我想我可以信任你，”她讲完自己受尽虐待的童年后对我说，“因为，你知道，你也得了创伤后压力症。”我没得创伤后压力症，但我猜她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公众眼中这种病已成了退伍老兵诡异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我没有反驳她。

“你看，”她说，“我高个，金发。我能做女孩那些事。但最终我总得告诉别人。他们会想，这姑娘精神出问题了。”

我点点头。那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不想拿我的痛苦和你比，”她的话令我惊讶，“我的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肯定你的经历……”

“我没什么经历。”我说。

“好吧，我不是说我的经历和你的一样糟。”

其实她的经历比我的糟糕无数倍，但这话很难说出口。

一星期后我们上了床。当时我们俩都喝醉了，孤男寡女，再加上我告诉了她沃克勒的事——一方面我需要倾诉，另一方面也算对她袒露心声的回报。

在一起的前几个月里我们频繁做爱，我也经常跑步。快跑让人感觉舒畅，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都随着手臂的摆动、胸口的炽热以及逐渐沉重的脚步得到释放。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带着愤怒思考，也可以是悲伤，或是其他任何情绪，但它们不会将你撕碎。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剧烈到可以回应你心中的波澜。情绪需要某种物理性的出口。如果你幸运的话，物理性的部分能够完全占据上风。过去我参加无限制格斗时就是如此。你将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只剩下疼痛和快感。当你处于那种状态，你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所有细微的感觉都抛诸脑后。

在伊拉克那段时间，当我看到伤员被送进来，我会和莫茨中校一起去探望他们。莫茨这个不称职的混蛋，他对于“反叛乱”的粗暴理解致使多人受伤。很多伤员不关心自己，也不询问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他们会首先问及他们的弟兄，那些和他们出生入死的陆战队员，甚至是那些伤势较轻的。非常令人感动。不过当我看到那些士兵时，他们已经上了麻药。而且那些真正伤重的仍处于昏迷中。然而，在自杀炸弹袭击后，一些伊拉克人会在极度痛苦下挣扎扭个不停。即使睁着眼睛，他们也不能视物；即使耳膜没被炸穿，他们也无法听声。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能够思考的话，他们会想自己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朋友，但他们只是张大嘴尖叫。处于极度痛苦的人只是一头尖叫的野兽。

在那种境地你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你可以尝试，但你不可能快乐。

“想想白蚁。”和那女孩分手两周后，我对银行家埃德说。我们在他纽约西村的公寓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很有成年人的感觉。

“有个名叫刘易斯·托马斯的医学研究员，”我说，“托马斯有着类似诗人的头脑。”

“我相信这一特质对医生很有用。”银行家埃德说道。他是那种从不让你说完一整句话的人。

“托马斯说如果你把两只白蚁放在一块泥巴上，它们会把泥巴滚成一堆小球，然后把它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但它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就像诗人。”他说。

“托马斯是诗人，”我说，“不是白蚁。”

他咧嘴大笑。所有问题在他看来都很可笑——当你找到合适的视角，大概确实如此。

“它们是微缩版的西西弗斯，”我说，“推着它们的小泥球。我相信对一只白蚁来说，这是个普遍而古老的存在性危机。”

“或许它们需要一只雌蚁。”这是银行家埃德对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这往往都不是个坏主意。

“它们需要更多的白蚁，”我说，“两只是不够的。如果它们有足够的脑细胞用于感知，它们会觉得失落，在浩瀚宇宙的中心被孤独感包围，诸如此类的感觉。无依无靠，只有泥土和彼此。两只是不够的。”

“所以呢？‘三人行’吗？”

“只是加几只白蚁是没用的。结果可能是几堆泥土，但它们的行为仍然毫无目的性。”

“对你来说，”银行家埃德说，“把小泥球推来推去或许就像是，白蚁世界的上网看毛片。”

“不，”我说，“除非你增加越来越多的白蚁，否则它们是不会兴奋的。最终你会达到临界值，达到足够数量的这些小混蛋能真正做些什么。白蚁兴奋起来时，它们开始工作。托马斯说它们干起活来像艺术家。一块土垒在另一块上，构成柱子、拱门。白蚁们从两侧修建，往中间合拢。完美无缺，托马斯说，严格对称。仿佛存在一张蓝图。或是一位建筑师。那些柱子朝着彼此生长、接触、构成屋子，然后白蚁们把屋子连在一起，形成蚁巢，一个家。”

“那就是海军陆战队。”银行家埃德说。

“二十万个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工人。二十万个为目标不惜生命的工人。”

“这使得平民的世界看上去就像——”

“一群孤独的小动物，把它们的泥球推来推去。”

银行家埃德笑了。“平民的世界，”他说，“还是公司法业界？”

“两者都是，”我说，“问题在于，在这两小群困惑无助的动物之间，我该选择加入谁，并且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对他们自以为是的创造产生兴趣。”

“我早就说过，”他说，“你应该来做金融。”

那是上个秋天的事。此刻，在博伊兰的午夜电话吵醒我两星期后，他到了。他笨拙地走进中央车站，活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大块头男孩，穿着一套已经显小的二手旧西装。西装的胸口紧绷着，裤腿下露出一大截袜子，而他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表明他对自己的局促外表浑然不觉。我见过博伊兰健壮的样子，那时他俨然一个魁梧的巨人。到我们派遣结束时，我见过他瘦削的样子，仿佛一具庞大的骨架。但我从没见过他这副疲态——腹部微凸，满脸赘肉。他在阿富汗当参谋，其后果一目了然。

“花二十五美元在一家旧货店买的。”他说，一面揪起衣领转了一圈，炫耀着他滑稽的新行头。

“你为什么穿西装？”我说。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困惑。

“你说过要带我去耶鲁俱乐部。”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的确说过这话。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人的记忆真是奇妙。

“你不会想去那儿的，”我说，“你也不会想去这附近的任何地方。”我摊开双臂对着中央车站：川流不息的旅客、大教堂般的瑰丽、天花板鎏金的星图，以及东侧楼梯顶层低调中彰显品位的苹果零售店。“中城区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儿只有十七美元一杯的酒和那些喝得起的混蛋。”

“你很快就是那种混蛋了，‘十六万先生’。”

“现在还不是，”我说，“何况今晚的酒是我买单——天啊，是我买单——咱们还是离开这鬼地方吧。”

我们乘六号线到阿斯特站，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潜水吧[89]。只需五美元，就能买到一罐蓝带啤酒或是一杯他们自称的“美醇威士忌”。估计我俩喝到昏迷也花不到八十美元。我们进了门，坐在吧台前。我点了第一轮酒，博伊兰解开衬衫纽扣，松开领带。

“很高兴……”我开口说道。我想说很高兴看见他还活着，但即便那是真心话也显得过于多愁善感，所以我把后半句改为“……见到你。”他笑了。等到酒端上来，他举起威士忌和我碰杯，我俩一饮而尽。

“你为什么不留在陆战队，兄弟？”他说。

我开始意识到博伊兰已经有点醉了，不知他刚和谁喝过——如果不是一个人自斟自饮的话。大多数车站附近都有人卖塑料瓶装的酒，以方便乘客在火车上把自己灌醉。如果那就是他刚干的事，他绝不是唯一一个。

“为什么不留下呢，兄弟？”他说，“你很棒。每个人都说你很棒。”

“因为我是个胆小鬼，”我说，“你什么时候升到少校？”

“升不上去了。我酒驾被抓了。”他难为情地笑了笑。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白痴。我再也不酒驾了。”然后他开始问我法学院的事，问我在和谁约会，诸如此类的无聊话题。我意识到正如我希望听他讲战争故事，他也希望听听平民的琐事。

于是我们聊起平民的那些事。我提到我的那个女孩，说性爱很棒，其他都很糟，但我希望她一切顺利。然后我告诉他我准备从事公司法，之后再把人生想明白，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理不出头绪。“有很多人，他们在政府机构与大律所之间跳来跳去。花一段时间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再回去挣些钱。然后再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再回大律所挣钱。就像放纵堕落与心灵净化间的因果循环。”

我俩醉意渐浓，最终博伊兰说：“想不想看个把戏？”他没等我回答，就把蓝带啤酒罐的边缘往门牙上一挤，直到门牙切入铝皮。然后他飞快地转动啤酒罐，用牙齿切出一个完美的圆。酒大口地洒出来，溅在他的西装上。

“哈！”他说，两手各握着半个罐子对着我，“怎么样？”

“厉害。”我说。我注意到他的领带不见了，多半他自己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酒吧侍者走过来说：“别这么干。”博伊兰告诉他干他娘的。然后他望着我，像是在说：“你站在我这边吧？”

长话短说，我们回到我的公寓，喝起威士忌。酒过三巡，我们终于谈到了战争。

我提起在军官基础学校里他们放的空袭录像，那些模糊不清的热点地区，然后，嘭，遍地死尸。尽管爆炸并没你想象中那么剧烈。他妈的好莱坞已经洗了你的脑。

我告诉博伊兰：“就像电脑游戏。”他兴奋起来。

“没错，没错，”他说，“你看过头盔摄像机的录像吗？”

我没看过。于是他打开我的电脑，摇摇晃晃地站在桌前，试图使用Youtube搜索。他粗壮的手指砸在键盘上，一次敲下好几个键。

“哥们，这酷毙了。”他说。

他终于找到了，是一段主观视角的录像，摄于阿富汗的一次战斗中。摄像机绑在一名陆战队员的头上。

“就像电子游戏。”他说。录像放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对的。那名陆战队员在一堵墙后躬身躲避，我能看到他的步枪枪管划过镜头，和《决战时刻》里一模一样。然后他闪出来，射出几发子弹，就像《决战时刻》。难怪陆战队员们那么喜欢那个游戏。

录像里有许多呼喊声。我听到几句命令，却无法分辨。结尾处一名士兵中弹，但不算严重。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我说。

“啊？”

“你参加过战斗。就是这个样子？”

博伊兰盯着屏幕看了一秒钟。“不太一样。”他说。

我等他进一步解释，他却一言不发。

“好吧，”我说，“那就是战斗的样子。至少打中一个坏人就是这样。”

他又看了眼屏幕。“不太一样。”

“但那是一次真实的枪战。”

“操，兄弟，”他说，“管它呢。”

“那可是一部操蛋的摄像机拍下的一段操蛋的真实枪战。”

他久久地盯着屏幕。“摄像机是不一样的。”他说。他敲敲自己的脑袋，歪着嘴冲我笑。

我又看了看屏幕，上面还推荐了其他视频。大多数关于战争，但不知为何其中混着一张写着日文、画了只卡通乌贼的截屏。

“我绝不会让他们把摄像机绑在我身上。”他说。

他的皮肤蜡黄。我想问他沃克勒是否用了敞口的棺木，如果没有，他的身体是否损伤得太严重。但这些话显然无法说出口。

“伊拉克，”我转而问道，“你怎么想？我们赢了吗？”

“嗯……我们干得还行。”他说，两眼盯着屏幕上的战斗视频和卡通乌贼。

我第一次见到博伊兰时，他穿着A套制服，胸前醒目的位置佩戴着带V标的铜星勋章。我随后便去查了档案，但如今我不再记得授勋的原因。当时博伊兰对我还无关紧要，而且他的表彰辞不像蒂姆的那么清晰和激动人心。因为对博伊兰来说，那是一个漫长如地狱的日子里一系列不显眼的英勇行为的累积，而非那种充满戏剧色彩的浴火奋战。但他至少得到了勋章。沃克勒死于炸弹袭击，一如这些战争中大多数的阵亡案例，他的死没能留给后人一个值得传颂、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炸弹不能让你成为英雄。所以蒂姆才显得那么重要。那种驱使沃克勒这样的老兵重返前线的冷酷勇气并不是年轻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初衷。如果没有蒂姆那样屈指可数的故事，谁会参军呢？

最终博伊兰躺在我的地板上睡着了，我坐在他身旁小口喝着威士忌，我那未经战火洗礼的心里泛起一阵嫉妒。我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并不为自己的铜星勋章感到骄傲。他也不愿讲述那段故事。“那是糟糕的一天。”这是我从他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渴望他拥有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也渴望拥有。而他就在我面前，近得我两次将威士忌洒在他身上。

阿甘本[90]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完全受制于刺激。想想一只被汽车前灯照到的鹿。他描述了一组实验，实验中科学家给一只工蜂一处蜜源。当它开始吮吸时，他们将它的肚子切掉，这样一来花蜜就无法填饱它的肚子，而是从它的伤口汩汩流下。它吸入多少，就流失多少。你可能以为那只蜜蜂会改变它的行为，但它不会。它会一直开心地吮吸蜂蜜，在“花蜜的存在”这一刺激下无限地继续下去，直到这种刺激被另一种刺激消解，那就是“饱胀的感觉”。但第二种刺激永远不会来——伤口会让蜜蜂不停吮吸直至饿死。

我又将一点威士忌洒在博伊兰身上，心里隐隐希望他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