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公里以南

那天清晨我们向十公里以南开炮,在某个走私据点投下了二百七十磅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消灭了一股叛军,然后去费卢杰军营食堂吃午餐。我要了鱼和青豆。我尽量吃得健康。

在桌上,我们九个人要么微笑,要么大笑。我依然难掩紧张而兴奋的心情,脸上不时露出笑容,双手不住搓揉,婚戒在手指上转了又转。我身旁坐着沃尔斯塔特,我们的头号勇士,然后是朱伊特——他和我、博兰德同在弹药组。沃尔斯塔特取了一大盘意式馄饨和博普塔特饼干,举起刀叉前他抬头扫了一眼桌上所有的人,说:“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执行了炮击任务。”

桑切斯说:“是我们大开杀戒的时候了。”迪兹中士笑了。我甚至也笑出声来。我们来伊拉克已经两个月,仅有少数几支炮兵部队真正展开炮击,我们是其中之一,但只是发射照明弹而已。步兵不愿意冒被本方炮火误伤的风险。炮兵连里有些班已经朝敌人开过炮,但我们没有。直到今天。今天,他妈的整个连火力全开。而且我们知道自己命中了目标。连长是这么说的。

一向沉默寡言的朱伊特问道:“你们觉得我们杀了多少叛军?”

“一个排的部队。”迪兹中士说。

“什么?”博兰德说。他长得贼眉鼠眼,惯于冷嘲热讽。他笑了起来:“一个排?班长,基地组织可没有排。”

“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需要他妈的整个炮兵连?”迪兹中士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们不需要,”博兰德说,“每个班只发射两发。我猜他们只是想让我们都有机会向真实目标射击。再说了,在没有遮挡的沙漠里,一发洲际弹道导弹就足以消灭一个排。我们绝对不需要整个连。但这很有意思。”

迪兹中士缓缓摇了摇头,沉重的双肩俯向餐桌。“一个排的部队,”他重复道,“就是这样。要消灭他们,必须每个班两发。”

“不过,”朱伊特低声说,“我不是问整个连。我是说,咱们班。咱们班,就咱们班,杀了多少?”

“我怎么会知道?”迪兹中士说。

“一个排大约是……四十人,”我说,“想想,六个炮兵班,做个除法,结果等于六。精确地说,每个班六点六个人。”

“没错,”博兰德说,“我们正好杀了六点六个人。”

桑切斯掏出笔记本开始计算,数字工整地出现在他笔下。“再除以班里的九个人,那么今天你,你个人,杀了零点七几个人。那大概等于……一个躯干加一颗头。或者是一个躯干加一条腿。”

“这可不好笑。”朱伊特说。

“我们杀的绝对不止这些,”迪兹中士说,“我们是连里最棒的班。”

博兰德哼了一声:“我们只不过朝着火力指挥中心给出的方位和仰角开火,班长。我是说……”

“我们是最棒的班,”迪兹中士说,“能在十八英里外击中一个兔子洞。”

“但即使我们正中目标……”朱伊特说。

“我们就是正中目标。”迪兹中士说。

“好吧,班长,我们正中目标,”朱伊特说,“但其他班,他们可能率先击中目标。或许所有敌军都已经死了。”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弹片射在四散的尸体上,冲力拽着四肢左右晃动。

“听着,”博兰德说,“即便他们先击中,不等于所有人都死了。或许有些叛军被弹片击中胸部,是的,他就像这样——”博兰德吐出舌头,夸张地抓紧胸口,仿佛在一部老式黑白电影里慢慢死去。“然后我们的炮弹落下来,砰,把那混蛋的脑袋炸飞。他已经快死了,但最终的死因是‘被他妈炸飞’,而不是‘胸部中弹’。”

“是的,没错,”朱伊特说,“我猜。但我没觉得杀了人。我想,如果真杀了人,自己会有感觉的。”

“不会的,”迪兹中士说,“你不会知道。除非你见到尸体。”餐桌周围陷入片刻的安静。迪兹中士耸了耸肩。“最好是现在这样。”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朱伊特说,“在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任务之后,坐在这里吃午饭?”

迪兹中士朝他皱了下眉,吃了一大口他的索里兹伯里牛排,脸上挤出一丝笑容。“饭总是要吃的。”他嘴里塞满食物说道。

“我感觉很好,”沃尔斯塔特说,“我们刚干掉了一些坏人。”

桑切斯随即点点头。“确实感觉很好。”

“我觉得自己没杀人。”朱伊特说。

“从技术上讲,是我拽的拉火绳,”沃尔斯塔特说,“我开的火。你们只是装弹而已。”

“说得好像我不会拽拉火绳一样。”朱伊特说。

“你会,但你没有。”沃尔斯塔特说。

“别吵了,”迪兹中士说,“这是种需要团队协作的武器。需要一个团队。”

“如果我们在美国用榴弹炮杀了人,”我说,“不知道他们会指控我们什么罪。”

“谋杀。”迪兹中士说,“你脑子进水了吗,蠢货?”

“是的,谋杀,那是当然。”我说,“但我们每个人都算吗?几级谋杀?我的意思是,我、博兰德和朱伊特是装弹的,对吧?如果我给一支M16步枪装上子弹然后递给沃尔斯塔特,他打死了某个人,我不会说我杀了人。”

“这是种需要团队协作的武器,”迪兹中士说,“团队、协作的、武器。这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只是执行装弹动作,可弹药是供应点的人给的,”我说,“他们不也有责任吗?”

“没错,”朱伊特说,“为什么他们不用负责?”

“为什么不算上那些制造弹药的工人呢?”迪兹中士说,“或是那些为弹药买单的纳税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不算他们吗?因为那是弱智的想法。”

“连长下的命令,”我说,“他也得上法庭,对吧?”

“哦,你相信吗?你觉得长官们会负责?”沃尔斯塔特笑道,“你来军队多久了?”

迪兹中士一拳砸在桌上。“听我说。我们是六班。我们为刚才的炮击负责。我们刚杀死了一些坏人。用我们的炮火。我们所有人。今天的工作很出色。”

“我还是不觉得自己杀了人,班长。”朱伊特说。

迪兹中士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是片刻的沉默。他摇着头笑起来。“好吧,没问题,我们所有人,除了你。”他说。

走出食堂后,我不知该干些什么。傍晚我们有另一次照明任务,在那之前再无安排,因此多数人想回营睡觉。但我不想睡。我感觉自己终于彻底清醒了。今天早晨我遵循集训营的惯例,睡了两小时就起身穿衣,在大脑开始运转之前做好杀戮的准备。但现在,虽然身体疲惫,脑子却刚刚苏醒。我想保持这种状态。

“回宿舍吗?”我对朱伊特说。

他点点头,于是我们绕着作战广场,走在道旁的棕榈树阴影下。

“我希望我们有些大麻。”朱伊特说。

“好吧。”我说。

“只是说说。”

我摇摇头。我们走到作战广场的一角,费卢杰外科中心就在正前方,然后我们往右转。

朱伊特说:“终于有件值得告诉我妈的事了。”

“嗯,”我说,“一件值得告诉杰茜的事。”

“你上次和她说话是什么时候?”

“一周半以前。”

朱伊特没有置评。我低头看了眼我的婚戒。我出征前一周,杰茜和我在市政厅登记结婚。如果我死了,杰茜就能得到抚恤金。我感觉自己不像个结了婚的人。

“我该怎么对她讲?”我说。

朱伊特耸耸肩。

“她以为我是个狠角色。她以为我每天出生入死。”

“我们的确经常遭到炮击。”

我面无表情地看了朱伊特一眼。

“我们并非一无是处,”他说,“无论怎样,现在你可以说自己解决了几个坏人。”

“也许吧,”我看了看表,“现在是凌晨四点,她那边的时间。我得等会儿才能告诉她我是个大英雄。”

“我每天都跟我妈这么讲。”

快到宿舍时,我告诉朱伊特我有东西忘在炮台了,然后转身折返。

步行去炮台需要两分钟。当我逐渐靠近时,沙漠里的棕榈愈渐稀疏,我能望见费卢杰军营邮局。这里的天空与地平线相接。它呈现出完美的蓝色,万里无云,一如过去两个月的每个日子。我看见一排大炮指向天空。只有二号和三号炮台有人驻守,但那些士兵也只是在一旁闲坐。今晨我到岗时,所有炮台的人员均已到位,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天空仍漆黑一片,只在地平线边缘渗出一丝血红。在微弱的晨光中你可以看出大炮的轮廓,那巨大的、四十英尺长的灰黑色精钢炮筒直指晦暗的天空,炮筒之下是陆战队员忙碌的身影。他们检查着炮身、炮弹、火药。

在明亮的阳光下,这些炮闪着刺眼的光芒,但清晨时分它们显得灰暗而肮脏。我、博兰德和朱伊特站在右后方,守在弹药旁待命,同时桑切斯报出给到三号炮的方位和仰角。

我把双手放在其中一枚炮弹上——那是我们发射的第一枚。这也是我第一次朝真人目标发射。当时我多想将它举起,感受它压在肩上的重量。我曾苦练装弹。在无数次的训练中,炮弹撞击手指、摩擦皮肤,在我手上留下了一道道疤痕。

三号炮完成了两枚炮弹的发射。接着轮到我们:“开火任务。炮台。两枚。”桑切斯报出方位和仰角,迪兹中士重复了一遍,然后杜邦和科尔曼——我们的炮手和副炮手——又重复了一遍。他们完成设置,检查完毕,随后让迪兹中士再次检查,得到桑切斯的确认。然后我们托起炮弹,杰克逊准备好火药。我们熟练地操作,如训练中那样。我和朱伊特在弹架两侧托住炮弹,博兰德在后面握着填弹棒。迪兹中士检查火药,口中念道:“三、四、五、推进剂。”然后对桑切斯说:“五处装药完毕,推进剂就绪。”确认无误。

我们推炮弹上膛,博兰德用填弹棒将其推入,直至一声脆响。沃尔斯塔特关闭炮膛。

桑切斯说:“挂绳。”

迪兹说:“挂绳。”

沃尔斯塔特将拉火绳挂在扳机上。我已见他练习过上千次。

桑切斯说:“准备。”

迪兹说:“准备。”

沃尔斯塔特抽出拉火绳末梢,拉紧了抵在腰间。

桑切斯说:“开火。”

迪兹说:“开火。”

沃尔斯塔特做了个标准的向左转。炮响了。

炮声扑面而来,震颤着穿过我们的躯体,透入胸膛,直抵牙根。我能够尝到空气中火药的味道。大炮开火时,炮膛像活塞一般往后退,随即复位。每次发射的冲力激起一阵烟尘。我环视整座炮台,却看不见全部六门炮。我只看得见朦胧的火焰,准确地说,连火焰也不见,只有火药烟尘中的红色闪光。我能感到每门炮的怒吼,而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我想:上帝,这就是我愿为炮兵的原因。

相比之下,一个手持M16步枪的步兵能干点什么?5.56毫米子弹?即使是.50勃朗宁机枪,你又能干点什么?或是坦克的主炮?你的射击范围有多远?一英里或者两英里?你的杀伤力有多大?一栋小房子?一辆装甲车?我们刚投下的炮弹落在炮台以南约六英里处,地面战斗中它们的打击力无出其右。每枚炮弹重一百三十磅,弹壳内搭载了八十八颗小型炸弹,它们会在目标区域内飞散。每颗小型炸弹均有预装的炸药提供动力,能穿透两英寸厚的钢板,四散的弹片覆盖整个战场。准确发射炮弹需要九个人的协作。要有一个火力指挥中心,一名优秀的监靶员,还需要数学、物理、设计、技巧与经验。虽然我只负责装弹,也许只算得上弹药组的三分之一,但我的操作完美无瑕。炮弹上膛后发出悦耳的脆响,随后在不可思议的咆哮中,它射入天空,飞向我们六英里以南,正中目标区域。无论我们打向哪里,一百码内的一切,以橄榄球场长边为半径的圆形区域内的一切活物,尽数灰飞烟灭。

不等炮完全复位,沃尔斯塔特就解下火绳,打开弹仓,用弹仓刷擦拭。完毕后我们又装了一枚——那天我朝真人目标发射的第二枚,尽管那时我可以肯定已经没有存活的目标。我们再次开火,震颤直入骨髓。我们看着火球喷出炮筒。更多的尘土和火药在空气中弥漫,混着伊拉克沙漠的沙粒,令人几近窒息。

任务完成。

我们身边满是烟尘。除了身前的炮位,什么也看不清。我用力呼吸,深深吸入火药的气味。我望着我们的大炮。它伫立在炮台之上,静谧、雄伟。我心中不禁涌起一份热爱。

沙尘缓缓落下。一阵风吹来,卷起烟雾,升到我们头顶,然后继续拔高,直入天空,成为两个月来我见到的第一朵云。那朵云渐渐稀薄,消散在空气中,溶入伊拉克温柔的红色晨曦里。

此刻站在这排大炮前,面对蔚蓝无云的天空,望着挺立在空气中的炮筒,很难相信早晨的事真的发生过。我们的炮上没留下一丁点今晨的痕迹。任务一结束,迪兹中士就命我们进行清洗。作为我们六班首开杀戒后的某种仪式。我们把填弹棒和弹仓刷拆解,将两根操纵杆接在一起,前端绑上炮膛刷,然后把刷子浸在清洗液里。接着我们在炮身前站成一队,一齐发力洗刷炮膛。我们不断重复这一程序,看着被碳染黑的清洗液一缕缕从膛口流出,继而染黑我们的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直至它被洗净。

所以这里没有任何战事的印记,尽管我知道十公里以南有个巨大的弹坑,周围是凌乱的弹片、炸成废墟的房屋、烧毁的车辆和扭曲的尸体。那种尸体。迪兹中士在他的首次派遣中见过,那还是在美军最初出兵的阶段。我们其他人都没见过。

我猛地把头从炮台方向扭开。它太纯净了。也许这是种错误的思考方式。某个地方躺着一具尸体,曝晒在日光下。在成为一具尸体前,他曾是一个男人。他活过,呼吸过,也许杀过人,也许施过刑。是那种我一直想杀死的人。无论怎样,他已是个百分百的死人。

于是我头也不回地往营地走去。只是很短一段路,我到达时几个人正在吸烟坑旁玩德州扑克。迪兹中士、博兰德、沃尔斯塔特和桑切斯。迪兹的筹码比其他人都少。他魁梧的身躯俯向牌桌,冲着赌池直皱眉。

“乌拉,小伙子。”他瞥见了我,说道。

“乌拉,班长。”我看着他们玩牌。桑切斯翻开转牌[91],每个人都过了。

“班长?”我说。

“什么?”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你不觉得,或许,我们应该出去巡视一下吗?看看是否有幸存者。”

“什么?”迪兹中士全神贯注于牌局。桑切斯一翻河牌[92],他就弃牌了。

“我在说我们刚完成的任务。我们是不是该出去,巡视一下,看看是否有幸存者?”

迪兹中士抬头盯着我:“你是白痴吗?”

“不是,班长。”

“没有幸存者。”沃尔斯塔特说,一面也弃了牌。

“你见过基地组织开着坦克到处跑吗?”迪兹中士说。

“没有,班长。”

“你见过基地组织挖出牛逼的地堡和战壕吗?”

“没有,班长。”

“你觉得基地组织会魔法,那种洲际弹道导弹也他妈炸不死的忍者魔法吗?”

“不会,班长。”

“不会,你他妈说得对,不会。”

“是的,班长。”

赌局里只剩下桑切斯与博兰德。桑切斯看着赌池,漫不经心地说了句:“我想2团和136团会在那一带巡逻。”

“但是班长,”我说,“那些尸体呢?不该有人去收拾尸体吗?”

“上帝,准下士。你看我像殓葬队的吗?”

“不像,班长。”

“那我像什么?”

“像个炮兵,班长。”

“你他妈说得没错,杀手。我是个炮兵。我们提供尸体。我们不负责收尸。听清楚了吗?”

“是的,班长。”

他抬头看着我:“那你是什么,准下士?”

“炮兵,班长。”

“你是干什么的?”

“提供尸体,班长。”

“你他妈说得没错,杀手。你他妈说得没错。”

迪兹中士转身重新投入牌局。我趁机溜走了。问迪兹这种问题是件愚蠢的事,但他的话启发了我。人员收殓与处理:又名殓葬事务。我竟忘了他们。他们一定已经收敛了早晨的尸体。

这念头甫一出现,便在我脑里挥之不去。尸体应该就在这儿,在基地里。但我不知道殓葬事务在哪儿。我从不想知道,但现在也不想向任何人问路。谁会去那儿呢?我离开连队营地,顺着作战广场的边缘来到作战后勤营的楼前,一路躲开军官和士官。我花了半个多小时偷偷摸摸地辨识建筑外的标示,终于找到了这栋棕榈树环绕的狭长低矮的长方形建筑。它贴在后勤营综合楼一侧,除此之外和其他楼没有两样。它整洁的外观让人感觉异样——如果他们清理了早晨的尸体,残肢应该多得从门口溢出来。

我站在楼前,望着入口。一扇简易的木门。我不该站在这扇门前,不该推开它,更不该走进去。我的编制在战斗部队,我不属于这里。这会带来厄运。但我已经一路寻到此处,找到了它,而且我不是个懦夫。于是我推开门。

门内空气阴冷,一条长廊两侧房门紧闭,一名陆战队员坐在桌前,背对着我。他戴着耳机,耳机另一端插进电脑,电脑正在播放某个电视节目。屏幕上一个着装艳丽的女人正挥手打车。她乍一看很漂亮,但画面随即切至特写,显然那美貌只是错觉。

桌前的陆战队员转过身,摘下耳机,抬起头一脸困惑地望着我。我看了看他领口的肩章,是名军士长,但相貌比多数军士长老得多。他嘴唇上留着灰白的短髭,两鬓业已斑白,但头上其他部分全都光秃锃亮。他乜斜着看我时,眼角的皮肤挤出几层皱纹。他很胖,即使透过制服我也能看出来。他们说殓葬队都是预备役,在陆战队里不担任作战任务。他显然像个预备役。

“有什么能帮你的,准下士?”他的嗓音里带着柔和的南方式尾音。

我站在那儿盯着他,张着嘴,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老军士长的表情和缓下来。他身体前倾,说:“你是不是失去什么人了,孩子?”

我花了一秒钟才明白他的话。“不,”我说,“不。不不不。不是。”

他望着我,眼神困惑,一条眉毛翘了起来。

“我是炮兵。”我说。

“嗯。”他说。

我们对视着。

“我们今天执行了一项任务。目标在这里以南十公里?”我看着他,希望他能明白。狭窄的走廊已令我倍感压抑,横在面前的桌子和这名正疑惑地看着我的老胖军士长只能加剧这种感觉。

“嗯。”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

“嗯。”他重复道。他探着身子眯眼看我,似乎一旦看得清楚些,他就能明白我他妈到底在说什么。

“我是说,我来自内布拉斯加。内布拉斯加州奥德市。在奥德我们什么也不干。”我完全明白自己听上去就像个白痴。

“你还好吗,准下士?”老军士长关切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同样情况下,炮兵部队的任一名军士长应该已在痛骂我了。其实我一走进这扇门,踏入这块不属于我的地方,炮兵部队的任一名军士长就该痛骂我了。但这名军士长,也许因为他是预备役,也许因为他老了,也许因为他很胖,他只是抬着头,等我说出心里憋着的话。

“我只是从没杀过人。”

“我也没有。”他说。

“但我杀了。我猜。我是说,我们只是发射了炮弹。”

“好吧,”他说,“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无助地望着他。“我在想,或许,你去过那儿。见过我们炮击后的场面。”

老军士长往椅背上一靠,嘴唇紧闭。“没去过。”他说。

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呼出。

“我们处理美军阵亡人员。伊拉克人处理他们自己的。我唯一见到敌军尸体是当他们死在美军医院的时候。比如费卢杰外科中心。”他朝基地医院的大致方向挥了挥手,“再说,塔卡德姆基地有殓葬部门。他们可能已经处理了那个区域。”

“哦,”我说,“好吧。”

“我们今天没做那种事。”

“好吧。”我说。

“你会没事的。”他说。

“是的,”我说,“谢谢你,军士长。”

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秒钟。然后我扫了一眼走廊里所有紧闭的门,门后应该是空空如也。军士长身后的电脑屏幕上有一群女人喝着粉红马丁尼。

“你结婚了,准下士?”军士长看着我的手,注意到我的婚戒。

“是的,”我说,“大约两个月了。”

“你多大了?”他问。

“十九。”

他点点头,静静坐着,仿佛在思考某件沉重的事。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说:“有一件事你可以为我做。愿意帮忙吗?”

“当然,军士长。”

他指着我的婚戒。“把那个摘下来,和你的狗牌一块儿挂在项链上。”他用两根手指掏出自己脖子上的项链,找出他的狗牌给我看。在刻有他个人信息的两枚金属片旁边,挂着一枚金戒指。“行吗?……”

“我们需要收集死者的私人物品,”他说,一面把自己的狗牌放回衬衫里,“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把婚戒摘下来。”

“哦。”我倒退了一步。

“你能这么做吗?”他说。

“是的,”我说,“我可以这么做。”

“谢谢。”他说。

“我该走了。”我说。

“你该走了。”他说。

我迅速转过身,打开门,步入楼外的热浪中。我走得很慢,背挺得笔直,控制着步伐,同时右手搭在左手上,担心着我的婚戒,将它在手指上转了又转。

我答应军士长自己会照做,所以我边走边把戒指褪下来。如果把它和狗牌放在一起,感觉是个坏兆头。但我还是把它们从脖子上找出来,解开项链搭扣,把戒指穿进项链,重新合上搭扣,再把狗牌转回到脖子前面。戒指摩擦着我的胸口。

我越走越远,走过作战广场外路旁的棕榈树,全然不顾走向何处。我饿了,到开饭的时间了,但我不想去食堂。我走到费卢杰外科中心旁边的路上,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栋又矮又宽的沉闷建筑,米黄色外观,在刺眼的阳光下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了无生气。不远处有一个吸烟坑,两名医务兵正坐着吸烟聊天,呼出的淡淡烟雾飘散在空气中。我等待着,望着那栋建筑,仿佛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即将出现。

当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在酷热中,站在费卢杰外科中心前,我回忆起两天前的凉爽天气。当时我们去食堂吃饭,整个六班,一路插科打诨。迪兹中士断言斯巴达人都是同性恋,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下来。他猛地止步,然后挪动脚步,挺直身体,小声说:“立——正!”

我们立即立正,却不知为何。迪兹中士举起右手行军礼。我们也照做。然后我看见,在路的远处,四名医务兵抬着一具担架从费卢杰外科中心走出来,担架上盖着美国国旗。一切都静默、凝重。整条路上,陆战队员与水手都立正敬礼。

晨光中很难看清。我眯着眼望着那面厚重国旗下的身躯。担架消失在视野里。

此刻,站在阳光下,看着吸烟坑旁的两名医务兵,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就是抬那具遗体的人。但他们肯定抬过某具遗体。

那具遗体经过时,立在路旁的每个人都那么静默,那么凝重。除了医务兵缓慢的步伐和遗体平稳的移动,再没有别的声响和动作。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死亡的模样。但现在我知道那具遗体的去向——殓葬队的老军士长那里。如果有枚婚戒的话,军士长应已将它缓慢地从僵硬的手指上褪下。他收集所有的私人物品,为遗体作好运输准备。然后它被空运到塔卡德姆基地。当它从飞机上被抬下时,陆战队员会静默、凝重地站立,如我们在费卢杰那样。然后他们把它抬上飞往科威特的C130运输机。在科威特,他们也会静默、凝重地站立。之后他们会在德国静默、凝重地站立,在多佛空军基地静默、凝重地站立。所到之处,海军陆战队、海军、陆军、空军战士都会立正,直到逝者回到家人身边。到那时,这种静默,这种凝重,才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