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制度对海权的影响时，不必拘泥于那些抽象晦涩的哲学问题，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比较明显直观的方面，也不必抛开这些去探索那些遥不可及的影响，对那些原因的论断应该一笔带过。

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的政府机构及不同时期统治者的特征，都对海权的成长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与其民众所具备的独特性格，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实体，这就相当于在自然条件下，一个人应运而生；而这个国家政府的运作方式就相当于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明智的、富有亲和力还有极佳的智力，并且有着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精神，那么就会取得成功，反之注定失败。

一个完全按照民众的意志做决定的政府会在各方面促进海权的成长，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从海权方面来说，只有一个真正接纳民众意见并为之努力的政府，才会有成功机会。当这个国家民众的意志与其代表们的意志在国家组建中占了较大份额时，这个政府才会健康稳定发展。然而，这种完全民主自由的政府也有种种不足，倒是只有独断专权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比自由政府经过漫长的谈判讨论所建立起来的海军要直截了当得多。只是后者也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当组建这一军队的君主死亡之后，政府的政策就很难再继续维持。

英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尽管英国政府的所有举动未必都正确，但它们与对海洋权力的维护总是保持一致的。英国政府的傲慢无礼可以追溯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尽管在那个时候英国除了本土之外没有其他领地，这里有一段黎塞留表述詹姆斯政府的话：

亨利四世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风度的王子之一，他的大臣萨利公爵登上了一艘主桅杆上悬挂着法兰西国旗的法兰西船离开了加来，刚进入英吉利海峡就碰到了在那里等待他的传递信息的英国快艇，这艘快艇上的指挥官要求法国船降下国旗。萨利公爵考虑到法国军舰的性能，毅然以自己的身份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足够让这些善良的法国人伤心，三发炮弹击中了法国的军舰，萨利公爵被迫屈服了。

后来萨利公爵多次要讨个说法，而这位英国船长的回答是：“恰恰是我的职责使我向您致敬，但同时您必须服从我们海洋霸主的地位，并以此为荣。”虽然接下来詹姆斯国王向萨利公爵道歉，稍稍缓解了他心中的不平，但内心的愤懑还是时时涌现，并且永远都无法消失。亨利大帝只好就此事从中调解，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必须通过海上武力来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海上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将自己推上海洋霸主的地位。

从近代的观点来看，英国这种粗鲁的行为和那个时期它的国家精神是完全相悖的。更加值得反思的是，这种行为是英国宣扬自己要称霸海洋的一个标志，而对这位法国最高统治使节的侮辱，竟然是由英国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下的一名小指挥官发出的。所谓英国人口中国旗的荣誉感，完全是个空泛的誓言，它也仅仅代表了这个政府对外的目的性。然而这种要求在克伦威尔时期，却是所有人都坚持的，这跟国王专制统治没什么区别。

1654年，荷兰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向国旗致敬”也是他们议和的条件之一。克伦威尔⑤不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暴君，他还时刻对英国的名望和实力非常敏感，为了向世人宣扬英国的名望和荣誉，他甚至在一些毫无意义的礼仪制度上下大工夫。当时的英国海军还没有完全取得海洋霸权，算不上十分强大，但是在克伦威尔严格的控制之下，这支海军很快就焕发了新的活力与希望。接下来这支海军遍布世界各地，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非、西印度群岛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为自己的国家取得权力，并为它们国家遭受的损失取得补偿。正是在克伦威尔的这种高压政策下，英帝国用武力征服了牙买加，并进一步扩大其帝国范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时期内的一些和平性措施也十分有力地促进了英格兰的贸易及航运的增长。克伦威尔在著名的《航海法》中宣称：“所有运往英国或者其殖民地的商品，必须由英国本国的船只或者生产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船只来运输。”这一法令是专门为了对付当时海运业比较发达的荷兰的，它一出台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满。但在那个民族冲突不断的岁月里，这一法令对英国显然是非常有利的，以至于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它还能够长久地存在。

又过了大约125年，纳尔逊崛起。在他没有开创自己的事业之前，就已经十分崇尚航运业了，他在西印度群岛的那几年，严格执行针对美洲商船的《航海法》。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王位。尽管查理二世时常欺骗英格兰国民，但他对英帝国的荣誉和传统的海洋政策却是忠心不二的。他想要摆脱英国议会和民众的牵绊，于是与路易十四私下来往。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一封信中他说：“要使两国联盟，摆在面前的主要障碍是，法兰西现在正全力创造一种商业条件，好让自己成为海上强国。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能凭借我们的海上力量和商品贸易才能维持住海上强国的地位。这一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以至于法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引起我们的猜忌。”

在两个君主谈到对荷兰的进攻时，关于由谁来统帅英法联合舰队，两人展开了一番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上毫不让步，他说：“控制海洋一直是英格兰的传统。”如果说他在这方面要做出让步的话，他将无法对他的臣民交代。在对北部联合省的分割中，他还为英国争得了控制斯海尔德与马斯河的有利位置。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海军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克伦威尔时期的精神与纪律，尽管后期英国海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这种情况成了他暴力统治的主要特色。在1666年的海上战役中，英国的蒙克⑥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仅仅把舰队的四分之一派到了海上，结果发现他们要对付的是拥有着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蒙克毅然决然发起了攻击。在前期的战斗中，虽然舰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也取得了诸多辉煌战果。这次行动虽然算不上一场战争，但英国的国民和政府对海军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欣喜的。几个世纪以来，经历过无数磨难的英国海军终于掌握了制胜秘籍。作为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经在海上服过役，并且指挥过两场大规模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他不但掌管着英国，还取得了荷兰的统治权，这两国一直结盟对付法兰西和路易十四，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⑦，法国取得了海上的优势，而这一过程则持续了漫长的25年。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持续扩大其在海洋上的影响范围，促进海权的发展。在海上，它击败了公开的敌人法兰西；作为一个并不称职的朋友，它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和荷兰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荷兰同英国的海上力量之比应为3∶5，也就是说，英国的海上实力几乎是荷兰的2倍。而另一条规定则恰好相反，荷兰可以拥有一支10.2万人的陆军，而英国只能有4万人。这就意味着，将来的海战要依靠英国，陆战则要依靠荷兰。无论这种约定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趋势都是明摆着的。在《乌得勒支和约》中，荷兰获得了土地上的赔偿，而英国不但取得了在法兰西、西班牙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地区的海上租借地，以及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这样一来，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荷兰的海军实力也逐渐下降。与之相反的是，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都取得了统治地位，从此英国政府便一步步踏上了由英格兰王国向不列颠帝国转变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签订25年后，和平成了英国和法国这两大海洋强国执政权臣们的主要目标。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太平的时期，大陆上政局变幻，小规模战争不断，各种条约层出不穷，但英国还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海上霸权。在波罗的海，英格兰的舰队有效地阻止了彼得大帝对瑞典的进攻，保持住了那片海域上各种力量的平衡，而且还得到了海军仓库。

丹麦幻想着在别国的帮助下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但是英国和荷兰都不允许它这么做，还对它进行武力威胁，因为在这两国看来，丹麦的这种做法有损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规定，尼德兰已经转让给了奥地利，在奥地利沙皇的恩准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虽然这个东印度公司有点不伦不类。对于低地国家来说，这一举措意味着通过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以往的贸易，这又遭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强烈反对，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也倒戈相向，这个公司最终付诸流水。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和约》的实施遭到了奥地利国王的阻挠，奥地利在当时是英国的同盟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奥地利迅速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宣扬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这种做法遭到了西班牙的反对。接下来刚有起色的西班牙海军在塞尔伯诺尼的领导之下，于1718年在帕萨诺海角遭遇了英格兰舰队，西班牙海军一败涂地，被英格兰舰队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的陆军在英皇的授权下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彻底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码头、船厂和军事设施。这样一来，英国人不但掌握了直布罗陀与马翁港，还帮助其盟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而它昔日的敌人此时仅在苟延残喘，不足为虑了。

在拉丁美洲，仅仅英国人享有贸易上的特权，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处境就更加悲惨了。接着一个庞大而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利用了英国的海上特权，西班牙终于被激怒了，并采取了军事行动进行镇压，英格兰的主和分子和主战分子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和英格兰的荣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互不让步。尽管英格兰的政策是坚持不懈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在海洋上的统治力量，但整个欧洲似乎对英格兰海上实力增长而带来的危险充耳不闻。多年以前，西班牙由于自负而遭受到的致命打击早被别人淡忘掉了；由路易十四个人的野心挑起的昂贵而代价惨重的战争也在人们心中荡然无存。在众多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这里正在稳定地、不可逆转地成长起以侵略和压制对手为目的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尽管它并非那么残酷血腥，但相对于其他政治因素而言，这种力量取得的成果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海权。

海权的斗争远没有其他政治斗争激烈，它一直表现得很安静，所以一直不为人所关注，虽然在表面上它已偶露峥嵘。在本书主题选择的全部历史时期内，英国并没有建立起对海洋的支配地位，这无疑是决定最终各种军事问题的主要因素。然而，截至目前，特别是《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这一影响力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的12年里，由于法国政权的更替，法国同英国一起对付西班牙。当1762年夫勒里以路易十五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这一对外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法国的海上力量依旧没有受到重视，给予英国唯一的打击的，是1736年波旁王太子登上了两西西里的王位。众所周知，波旁王朝正是英格兰天生的死对头。

在1739年英国同西班牙交战时，英国的海上舰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其后长达20余年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在一点点扩大。在战争期间，英国人仅凭直觉就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舰队，在此基础上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的财富跟它的海上霸权在这一时期内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马博罗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英国就开始了广泛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制度对英国的盟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敢想象，一旦离开了英国的援助，这些盟国是否能够依旧保持战斗力。作为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方面能够无私地用金钱帮助软弱不堪的同盟国，一方面又把它的敌人赶向更远处，远离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说英国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土地资源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崛起完全是依赖于大洋。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皮特⑧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特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尽管在那一时期，他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皮特对他的政敌缔结的1763年合约强烈谴责，他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法国将是我们唯一的夙敌。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唯一致命的打击就是摧毁它的海上贸易，可是我们却给了它重新崛起的机会。”话虽如此，英国在战争中的收益依然非常丰厚，它在印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北美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域。这些都表明，英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系列政策时，继承了它的传统势力，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

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英国才被卷入了战争。抛开政治和宪法不说，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一场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北美殖民地远离英格兰，并日渐发展成了规模空前的群体。只要这些殖民地依旧属于英国，就应忠于自己的祖国，它就会成为英国在世界另一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些殖民地人口数量过于庞大，与英国本土又相距太远，如果有某个强大的国家愿意帮助这片殖民地的话，英国将无计可施。但这只是“如果”存在可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都遭受过英国的凌辱，它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寻机报复。众所周知，法国正在悄然而又迅速地扩建海军。如果美洲的殖民地只是13个岛屿的话，以英国的海上力量会游刃有余地解决掉这个问题。然而美洲各地相互之间的猜忌只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一旦共同的敌人出现，它们将完全消除这种猜忌。英国人大费周折地想要加入这场冲突，以它的武力控制这片如此辽阔、拥有无数反对者的土地，并且这片土地距离自己的本土又如此遥远，这就注定要重蹈当年法国与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中美洲人民不是支持英格兰，而是反对它。7年的战争是英国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不能承受新的负担了，而且完全有必要安抚美洲居民来赢得支持。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智，其结果是大部分的海上力量葬身鱼腹。当然，这种错误决策并不是有意的，而是积累多年的狂傲自大造成的，并不是自身条件的不足。

由于一个国家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始终坚定地执行一条总方针在英国并不难做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死死地控制住海上霸权，坚决发挥海权的作用，自大地把海军力量永远保持在备战状态等，都是由其政治的制度特点决定的，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对于这样一个阶层来说，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点，总是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迅速地接受挑战，并执行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传统。当然，它也会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感到自豪，但相对而言，对于维持这个国家富强的民众疾苦却不是那么敏感。为了准备或者赢得战争，它不惜加重民众在经济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对这个富裕的团队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从事商业贸易，所以也不会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们没有那些资产阶级的资本胆怯性。

然而，在英国，贵族阶层对触及贸易好坏的事物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英国的议会两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自身的扩张和英国的海上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就将英国议会这种高效率的管理归功于议会长期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阶层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一种崇尚武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军事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随时充斥着阶级情绪和民族偏见，这使他们在从事海军职业的时候，跟在别的地方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这种思想却能够让出身低微的人一跃成为享有最高荣誉地位的人，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著名军事统帅。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要比法国超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海军编制中专门设有一名军官，他的职责就是审核企图进入海军学校学习的人是不是来自高贵的贵族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现在，英国政府的权力已经慢慢地转移到了广大民众的手中，这一变故会不会使海上霸权有所损伤，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英国海上力量的根基依旧存在于庞大的贸易船队、机械队伍和广泛的殖民体系中。一个政府是否具备一定的远见卓识，是否具备国家地位和荣誉感的敏感度，是否在和平时期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维持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军事准备必须考虑的，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国家的普通民众则一般不情愿花大把的金钱在军事开支上，从这方面而言，英国已经有落后的趋势了。

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取了它的繁荣和灿烂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超过了英国。但荷兰政府的一贯政策确实不利于海上霸权的维持。荷兰是由7个省份组成的国家，它的政治名称又叫联合省，这些权力的分配跟美国《各州权限》法案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每一个临海的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司令部，于是各省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猜忌。这种逐渐扩大的趋势被荷兰巨大的优势取代了，单单是荷兰省就提供了80％以上的舰队和近60％的税收。在其他国家政策方面，政府也相应提供了一定的力量。尽管荷兰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牺牲，但民众的商业贸易精神却逐渐侵蚀到了政府机构内部，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不愿意为战备提供过多的经费。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等到兵临城下时，这个政府的行政长官才很不情愿地提供御敌经费。但是在共和国的那段时间里，政府对海军的开支还是非常大方且不计成本的。在1672年约翰·德·维特⑨去世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之前，荷兰海军就装备和数量而言，是丝毫不逊于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的。这一时期荷兰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确实使这个国家免遭两场灭顶之灾。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相应结束，接下来是威廉·奥兰治领导下的君主制政府。这个政府只存在了18年，而且君王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对抗路易十四和法国强权的扩张上了。这种对抗的手段不再是海上力量的竞赛而是着力发展陆上力量，接着英国便退出了战争，更加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

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单独跟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关注陆上局势，荷兰的海上力量便很快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国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的强烈反对，由于海上实力已经滑落到低谷，一些能干睿智的指挥官也被罢免了。而在那时候，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并继续推行着他的一系列欧洲政策。威廉三世在英国找到了他需要的海上力量，并把荷兰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陆上战争。当荷兰王室的成员同意联合舰队之间协商作战时，已经意味着荷兰海军的统帅们屈居于英国统帅们之下了，随着这种媾合，荷兰在海上的优势就完全被抹杀了。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依然沿用着他的这种政策，将军事目的牢牢集中在陆地上，时间长达40年。直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时，由于荷兰在海上力量的局限性，它没有取得海洋资源、殖民扩张和贸易利益等任何成果。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关于最后一场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贸易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名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他们的护航舰队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装备也非常落后，以至于我们和他们的损失比例为1∶5。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只有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次战争之后，荷兰就不再是海上强国了，并且迅速丧失了凭借海上力量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在这个狭小国家没有英明政策的前提下，面对着路易十四的虎视眈眈，无论它再怎么意志坚定都无法挽回败局。还好，法兰西相对来说是友善了，这也确保了荷兰边界地带的安全，这本来是可以让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与英国海军一较高下的。如果法国真的和荷兰结盟的话，以这两大国的军事实力完全有可能遏制英国在海上霸权的扩张。英国同荷兰之间要保持和平的话，就必须有一方愿意屈服才行，因为两者的军事目标是一致的。在法国和荷兰之间，则完全相反。荷兰开始衰落的原因不是它的领土范围和人口，而是其政府执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当然，至于哪个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上霸权的优越条件。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⑩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导。法国在陆上把领土向东扩张，主要进攻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海上，法国主要同英国对抗。为了实现法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战略，它急需拉拢荷兰成为它的盟友。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应该鼓励商业和渔业，以此作为建立海上霸权的根基，并建立一支用于商业活动的海军。在黎塞留的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完全有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国的作家都将黎塞留看作海军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给法国装备了战舰，也因为他确立了健全的海军机制，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很多观点。在黎塞留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遗愿跟大体方针。但是马萨林没有黎塞留那种尚武精神和高尚品质，以至于在他的统治期间，这支刚刚组建的海军就土崩瓦解了。

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上面装备了60门火炮。此后的工程进度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工程也只有健全高效的专制政府能够完成。负责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工作完全由一个人掌管，他就是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曾经在黎塞留手下任职，所以完全继承了黎塞留的思想和政策，他以一种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每一件事都在严格的组织下进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把制造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得到富有活力和健全明确的方针指导，以便通过命令和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国的工业赢得一场前所未有的辉煌。并将所有的工人培养成极其富有才干的杰出人才，采用最佳的工艺流程，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在天边的商业组织纳入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的庞大团体，作为对法国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撑，并创造出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的力量和规模是现在无法预料的。”这就是柯尔伯特的目标，它涉及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即航运和产品；第三个环节指的就是航线另一端的殖民地，这同样也是按照政府的指令有组织地去做的，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拥有它们的国家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独断专行的权力，在法国人的手中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利剑，这也促使法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强国。

如果要详细探讨柯尔伯特的政策的话，这显然已经脱离了我们本书的主旨，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政府在国家海上力量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能够知道柯尔伯特这个伟人并没有只注意到影响海权的表面因素，而是极具有远见地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法国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成倍增长；国内的贸易渠道和规章制度也日渐变得方便；航运业和关税也牢牢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从而促进了法国海运业的不断发展，利用海洋运输业进行殖民地之间的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一个远在天边并受国内控制的贸易市场便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条约有助于发展本国的贸易；对敌对国家的商船征收关税，有助于阻止竞争对手的海上贸易。上述种种措施包含着无数的细节，都被运用来为法国建立：一、产品；二、航运；三、殖民地和市场。概括起来，就是为了扩大海上霸权。比起在另一个相对复杂的政治机构里，这些工作的统筹规划都由一个人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就显得比较容易和简单了。

在柯尔伯特领导的一些日子里，法国的海权理论都是系统化的，以中央集权的形势加以实施的。在英国同荷兰的历史中，对这种理论的阐述都分散在好几代人中间。但法国发展海权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领导者对海权的兴趣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要知道柯尔伯特不是国王，一旦失去了国王的撑腰，他的政策将手脚俱废。然而，柯尔伯特在政府活动期间，他所做的诸多努力及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上任初期，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有60门以上的大炮；到1666年时，法兰西已有70艘战舰，其中50艘是战列舰，20艘是火攻船；1671年时，数量已上升到196艘；1683年时，法兰西拥有107艘战舰，其中24艘拥有120门大炮，12艘装载有76门大炮，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较小的舰船。法国的舰船修理厂在新的制度和法令下效率要比英国的高得多。

当柯尔伯特的成就在他儿子手里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一位曾经是英国舰长的囚犯在法兰西监狱中服刑时说：“在我最初进监狱时，为了医治我的伤，我曾经在布列斯特的医院里待了4个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法国人装备战舰和船员的速度感到惊讶，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一速度除了英国人之外，没有人能做得到。跟法国比起来，英国拥有的舰船是法国的10倍，当然海员也是他们的10倍。在布列斯特，虽然我只看到了20艘大帆船，每只船上有60门火炮，但他们能够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就让其整装待发。他们把船开出来之后，水手们便散去，一旦接到上头的命令，战船便被倾斜修理，理正船体、安放缆索，然后再补充给养和配备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变戏法似的驶出了船坞。我还看到配备了100门大炮的战舰，他们能够4～5个小时的时间里把所有的大炮拆掉或者装上，这在英国恐怕是在24小时之内都无法办到的，但他们却做得游刃有余，比起英国来也丝毫没有危险性。这都是我在医院的窗户下亲眼目睹的。”

一位法国的海军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他说在4点钟时开始安装一艘大帆船的龙骨，而到9点钟的时候，这艘船已经全副武装地离港了。这个值得怀疑的传说加上那位英国军官的叙述，都可以说明法国在舰船制作方面造诣之高，工作设施之齐全。

然而，这一被政府强加的奇迹并没有持续太久，在失去政府的支持之后，就萎缩得不成样子了。由于时间不够，所以它不可能深深地渗入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中去。柯尔伯特的做法完全是效仿黎塞留的政策，是他政策的延续，而且好多人都一度认为这种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使法国能够在海上耀武扬威，就像在陆地上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易对荷兰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加上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对荷兰心怀不满，这就促使两位国君下定决心要消灭荷兰。这场爆发于1672年的战争，虽然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情感，但在战略决策上，却并非失误，特别是相对于海军而言，这一决策更非错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正在协助消灭一个很可能必不可少的盟友；而英国则正在瓦解自己在海上最大的对手，因为在那时候，荷兰在海洋贸易上依然占有绝大的优势。

当路易十四登上法国的王位时，法国已经变得债务累累，财政状况一团糟糕。1672年，由柯尔伯特领导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时候法国人才认清了自己的前途。然而接下来持续6年的战火将柯尔伯特所做的全部努力毁于一旦。农民阶级、制造业、商业和殖民地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柯尔伯特体制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财政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路易十四独断专行的行为破坏了法国海权的根基，使其与最好的海上盟国反目。虽然法国的领土与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商业贸易和海上航运业却在这一时间内开始枯竭，虽然法国海军在最初的时间里保持了其荣耀与效益，但没过多久它便开始衰落，到了路易十四执政末期，法国的海军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至于海洋方面，路易十四犯了同样的错误。在他执政的54年时间里，除了那些战舰，路易十四完全抛开了海洋利益。可惜他不知道，如果援助战舰的海运和制造业衰落了，就算战舰派上用场，它的命运也不可预料。路易十四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扩张领土，并瞄准了欧洲的最高权力，这就促使英国同荷兰结为了同盟，紧接着这一联盟直接将法国从海洋之上赶了出去，通过间接的作用又使荷兰深陷其中。柯尔伯特的海军彻底被打垮了。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10年里，法国再也找不出像样的海军投入战争，可战争还是持续不断。这就表明了专制统治下君主的高明与否对海权的兴衰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路易十四执政晚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海权的根基慢慢动摇，直至消失，这种消失是商品贸易的减少所带来的。随后继任的法兰西政府还是独裁的，在英国的要求下，毅然放弃了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队的努力。这其中的原因是，新任的国王尚未成年，而掌权的摄政王同西班牙国王之间有深仇大恨，为了打败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毅然决然同英国媾合，结成了盟友。于是，法国帮助自己昔日的敌人奥地利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确立其强大的实力用来打击西班牙，并让奥地利和英国一道联手击溃了西班牙的海军及其舰船修理设施。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看到，一个无知的领导者无视自己国家海上力量，亲手毁掉了一位盟友，就像路易十四一样，间接或者直接地在无意中促进了一个海洋大国的崛起。1726年，那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摄政王去世，这一政策才宣告结束。但是，从那时起到1760年，法国人再也没有关注过海权问题。据说，是由于法国对财政进行了某种行之有效的改革，特别是贸易方面的改革，法国与东、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量竟然奇迹般地大幅度增长，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岛也越来越富裕。

但是，法国海军却从此一蹶不振，当战争爆发时，法国的商品贸易和殖民地只能任英国人宰割。到了1756年，法国只有45艘战舰，而英国大约有130艘战舰。而仅有的45艘战舰，在其要配备武器装备时，竟然没有原材料、绳索、补给品，甚至连火炮都没有，几乎是一无所有。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写到：

“由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某种缺陷，渐渐产生了冷漠和隔岸观火，为随之而来的混乱和目无法纪开了天窗，官员们普遍没有责任感。不公平的提拔日益频繁，广大民众怨声载道。钱财和阴谋遮盖了一切，拥有它们就拥有了无上的权力。那些贵族和暴发户们凭借自己在首都的影响力，横行霸道。无数的政府财政被浪费，无数的码头被废弃。荣誉与谦虚变成了被人嘲笑的噱头。好像这些罪恶还不算严重，更加可怕的是内阁正在竭尽所能抹掉曾经让法国免遭毁灭的光荣传统和英雄精神。在法院的命令下，当贵族之间为王位继承而发生的斗争结束后，海军必须遵从‘处处行事谨慎’的方针，为了保存几艘已经废弃的战舰，白白给了敌人有机可乘的机会。”

“从这些使人颓唐的原则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落后就要挨打，这些原则只对敌人有好处，对本国的民众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谨慎小心，是受到上级命令的约束，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就牺牲掉了法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对这种制度的不平衡运用，还滋生了许多目无法纪和临阵投敌的行为，在上个世纪，恐怕连一个这样的例子都找不到。”

法国所奉行的大陆扩张政策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国家钱财，而且其毒害更深。它使商业和殖民地处于不受保护的境地，从而导致很多海上交通被敌国截断，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事实。那些大胆出海的小型舰队被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瞬间摧毁，贸易和航运业陷入瘫痪。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与印度这些殖民地相继易主，最后落入英国之手。如果论述这些并不费篇幅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概论，用来说明法国海军的悲惨境地。对于一个已经放弃了海洋的国家，它所做的努力完全是增加英国的财富，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就表述了他对这一时期法国政策的看法：“法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德国的战争，于是它将大部分的资金和注意力从海洋上转移走，在此刻英国便趁机而动，这种打击是致命的，让其没有翻身的机会。对德国的战争同样让它没办法顾及自己的殖民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夺去某些至关重要的地方。同样，对德国的战争让其没精力关注自己的贸易，结果贸易就被彻底摧毁了。而在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里，英国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朝气蓬勃。就这样，由于卷入了这场对德战争，法国在同英国交锋时，已经奄奄一息，不足为虑了。”

在那场长达7年的战争中，法国前后总计损失了37艘战列舰与56艘护卫舰，这个数字几乎是帆船时代里美国任何一个时期海军力量的3倍。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谈论到这场战争时说：“自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第一次在没有盟国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就战胜了有很多追随者的法兰西，这纯粹是依靠其政府的优越性取得的胜利。”的确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在海上的优势，而这种海上力量恰恰是制胜的关键。

法国所遭受到最大的耻辱，是在1760年到1763年之间，在1763年，它缔结了合约。这些教训对正处于商业与海军都一蹶不振的美国而言，具有非常发人深省的意义，我们应该竭力避免重蹈法国那样的覆辙。从1760年到1763年，法国人民并没有停止抵抗，到了1793年，他们公然宣称要建立一支海军，“政府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公众的情感，提出了‘重建海军’的口号，号召民众募捐来制造舰船，曾经毫无生机的港口一度变得异常热闹，各种豪华活动接连不断，到处在制造和修理船只”。这一活动坚持下来后，军工厂终于重新开工了，后勤也有了物资保障，火炮得到了重新的调整，上万名经验丰富的炮手在训练结束后被保留了下来。法国民众的这种举动也鼓舞了海军军官们，他们当中存在的高尚情操被重新唤起。此时法国海军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职业素养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一位现代著名的法国军官这样说：“在路易十五时代，由于对军官们关上了大胆进取和战场挥洒的职业大门，他们再无前程可言，不得已另谋出路。在多年的研究中他们得到了需要验证的知识，就像是孟德斯鸠的名言：‘困难是我们的母亲，繁荣是我们的继母。’到了1769年，法国的海军活动足迹已经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涵盖了人类所有知识的范畴。他们就像黑夜里的明星，璀璨耀眼。到了1752年，法国海军学院也得到了重建。”

法国海军学院的第一名院长是格特·戴·莫纳修斯，他曾经是一艘小舰船上的舰长，还曾经写过一篇构思精巧的海军战术论文。这也是自保罗·赫斯提以来在海军领域第一篇有关战术的论文。这篇论文见解独特，完全可以取代保罗·赫斯提的论文。莫纳修斯肯定是在法国没有舰队，且敌人不断逼近而自身尚无能力立足的情况下研究这个问题的。在同一时期，英国却还没有人写过这种书。1762年，一位英国海军上尉翻译了赫斯提著作的一部分，却把大部分删掉了。直到20年后，一位苏格兰绅士才公开出版了一本关于研究海军战术的巨著，他向英国海军统帅们指出，法国正是凭借着这种战术理论才击溃了他们的进攻。“法国海军学院开展了战术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大大增强军官们的活力，后来的事实表明，法国能够在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就占了上风，跟它的这种研究是分不开的。”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美国的独立战争使英国人脱离了一贯坚持的政策，被迫进行了一场远离本土的地面战争。而英国强大的敌人正在自己的国门严阵以待，伺机从海上向英国发起攻击，就像同样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德国战争中的法兰西，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由于盲目自信，英国将自己的盟友瞬间变成了敌人，这对其海洋霸权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而法国政府终于躲过了接踵而来的陷阱，放弃了称霸欧洲的美梦，在大陆上同西班牙结盟，这便有了可以利用的一支海军，和一批才华出众其实经验不够的军官，来进行一场战争。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它同样赢得了一个友好国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可以供自己使用的港口。这些高明的政策对法国海上实力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在战争中发生的种种细节却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对美国人来说，那场战争的利益只有从陆地上才能得到；但是对法国海军来说，只有在海上才能发现其利益，因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场海战。20年来，智慧聪锐的法国人不断努力，终于取得了应得的成果。尽管在海上法国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从全局的角度来说，法国同西班牙舰队的努力极大地削弱了英格兰的实力，它的殖民地也被抢占，法国海军在执行各种海战任务中，还算是维护了法国的名声。很多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同英国人相比，法国的海员们显得经验不足。对出身不同的人，法国的贵族军官可能对他们有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长期以来那种腐朽的传统，也就是要求船员们保存实力、节约弹药的政策，妨碍着一个法国海军统帅去获得荣耀和利用优势的机会。蒙克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想要取得海洋霸权就要永远进攻，这也是英国海军的主要政策。如果法国政府对它的军队也输入了这种思想，那么1778年战争可能会结束得更早，其结果也会更好一点。公平点说，我们国家之所以没有被摧毁，应该得益于法国。

然而，本国的很多人都在批评这种错误的军事政策。一位曾经在战争期间服役的法国海军也曾这样批评过它，但是他的语气较为温和：“当你们这群年轻的海军军官未发一炮就返回时，那些在萨地胡克与戴伊斯滕在一起、在圣克里斯托弗与德·克雷斯在一起，甚至那些与戴·特纳一起抵达罗得岛的军官们，看到你们并没有受到审判，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后来有一名法国军官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再次为这种思想打气：“我们一定要摆脱法国在摄政王时期和路易十五时期那种狭隘的偏见。这种偏见造成的灾难波及各处，距离我们非常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官员们的重视。由于那种毁灭性的小心谨慎，使本来可以震惊英国的法国舰队缩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内阁依旧错误地坚持着那种可悲的节约方针，为了怕海军舰队开支过多，下令海军统帅坚持‘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好像在战争过程中，这种临时性的政策不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政府又命令舰队指挥官要尽可能地维持海上行动，不要进行任何有损战舰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旦战舰发生损伤，就很难修理。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统帅们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舰长们非凡的勇气能取得的一次次胜利便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微小的胜利。这种政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把舰队指挥官不能动用手中的部队作为一项原则，使得他们只能去迎战而不能主动出击。这种依靠不断削弱士气来达到节约财力的制度，无疑会导致荒谬的结局……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规定也是路易十六时期、第一共和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军纪散漫的根源。”

1783年，法国迎来了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动摇了国会的根基，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使原君主制时代颇有声望的军官都离开了海军，但是法国海军的这种错误制度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放。推翻一个政府的形式要远比拔除这些深入人心的传统来得容易。维尔纳夫——这位海军上将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中统领着法兰西舰队的后卫，在舰队的前卫遭受毁灭性打击时他却按兵不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三位位高权重又才华横溢的法兰西军官对他的评价：

“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维尔纳夫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就像之前的德·克雷斯和迪亚拉，只能不断地抱怨舰队中的有些战舰没有及时去支援他，我们对这一巧合的真正原因产生了质疑。在众多耳熟能详的将领中，把每次灾难都推到这些舰队司令或者舰长身上是很不正常的。虽然当我们想起某一个将领的名字时会不自主地联想到与之相关的灾难，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错误的责任不在他们。相反我们应该质疑这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法兰西政府规定的战略防御政策。关于这一点，皮特在英国议会中就曾经宣称是毁灭和失败的导火索。这种战争防御政策已经深深渗进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中，破坏了我们的机动性能，想丢都丢不掉了。我们的小型舰队通常背负着特别的使命来逃脱敌人的追逐，如果撞上敌舰的话将是我们的末日。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投入战斗。他们屈服于敌人，而不是掐住敌人的咽喉……运气在通常情况下会在各个舰队之间奔走，而且还会钟情于我们。如果布吕埃斯能与迎面撞上的纳尔逊展开一场激战的话。”

由于英国某些军官的小心谨慎和老掉牙的军事传统，才使得维拉雷和马丁指挥的这场小打小闹、缩手缩脚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尼罗河之战则打破了这种传统，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在持续了几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法国政府终于为海军重新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前面那位作者再次评论：

“皇帝用他敏锐的眼光扫视着自己制定的海军作战计划，就像陆军作战计划一样，现在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出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挫折。他决定不再把眼光停留在战役中的某一领域，命运之神已经不眷顾他了。他决定在海洋以外的地方同英格兰来一场生死博弈，虽然他下令重建海军，但他并没有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战役中为其安排一个任务……尽管是这样，我们船舰修理厂的任务变得比以往要繁重，所有人都坚持不懈。每年都有战舰被造出来，并加入舰队中开始服役。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威尼斯与热那亚再度焕发了活力，从易北河的入海口直至亚得里亚海的突出部，所有的欧洲大陆港口都竞相支持国王这一伟大的创造性思维，无数的战船编队汇集在斯海尔德、布列斯特湾、塔兰……但是直到皇帝西去，这群充满豪情壮志和自信的法国海军都没有迎来一次跟敌手切磋的机会。接连不断的损失使得皇帝精神不佳，他建造这些战舰的原因只是为了让敌人从进攻转向封锁，因为这种战略封锁代价昂贵，当敌人耗尽一切的时候，它便会自动解除封锁。”

当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旗缓缓降落时，法国已拥有103艘战列舰和55艘护卫舰。

接下来让我们把重心转移到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不再讨论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政府对海洋的影响通过两种截然不同又有联系的方式起作用。

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民族工业的成长，并支持民众在海上寻找投资契机和获利源头。或者当一种工业在海洋上没有一席之地时，政府会尝试着扶植这种工业走向海上。与之相反的是，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或者政策有所失当，就会阻碍和限制各项国民事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些方式的任何一面，都有政府的影响力，那就是以和平贸易的手段，加强或者摧毁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商品贸易是一支海军坚实的基础。

其次，战争时期，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最合法的方式维持一支海军，这支海军的规模则完全同其国家航运业的增长和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相适应。比海军的规模更加重要的是海军的组织机构，这其中包括民众的特征与追求，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爆发后能够充分调配的预备人员和舰艇。毫无悬念，在备战的第二个问题里，必须维持适度的海军基地，战舰必须在商业船只的带领下驶向各地。要保护这些基地，就必须直接依靠海上力量，就像直布罗陀与马耳他那样；要不就是依靠周围友好民众的帮助，就像是美洲殖民地的人对待英国人那样，还可以假定为澳大利亚殖民者对英国人那样。

拥有了这种友好的人群和周边环境，再加上适量的军事行动，就是最好的防御政策。当这种防御同海上的绝对优势相结合，就会使一个原本松散的庞大殖民帝国高枕无忧。尽管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战争，并造成一些局部性的灾难，但在海上的优势会挽回这些灾难并防止一系列的惨败，这一点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英国的海军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英国的舰队总是能及时出现并为其提供保护，使得基地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而这些舰队也将基地作为他们的庇护所。

因此，隶属于宗主国的殖民地，便是在海外为这个国家提供支援的最佳选择。在和平时期，政府的作用是竭尽全力保持殖民地人民同宗主国之间的感情，并达成一致的利益，使双方共同繁荣，一旦有一方同敌人发生战争，另一方绝不能袖手旁观；而在战争时期，政府便通过各种途径让每个人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用以加固防御措施和应付战争。

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殖民地，将来也可能不会有。至于纯军事意义上的海军基地，早在100年前，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在谈到直布罗陀与马翁港时，便精准地表达了美国人的情感和愿望。他说：“军政府同商业性的民族贸易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他们本身又与英国民众的特点不相融合。所以当我听到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同意放弃摩洛哥的丹吉尔港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惊奇。”而美国在自己的本土之外没有海外基地，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别的军事设施，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一旦卷入战争，就像是陆地上的鸟一样，只能在距离自己海岸线不远的地方盘旋。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为我们的舰队提供栖息之所，让它在那里可以补充给养和维修，这也是这个国家在海权方面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研究这一实际目标的用意，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到适用于本国的结论。美国的经济状况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政府为了重振海上力量应该做些什么，这些都应该被摆上台面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美国从南北战争到现在，无时无刻不在致力于海权的建设，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环节。国内经济的发展，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自给自足，都成了政府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在某些程度上便是一种结果。从这一方面来讲，美国政府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它控制国家各个管理部门的能力，尽管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感受到这种政府控制的因素，因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要使这些管理部门完全代表人民的意愿是很难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目前没有殖民地，缺少海运的中间环节及由海运带来的经济利益。

在过去的100年时间里，海上战争的具体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现在人们开始怀疑，海战到底会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又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辉煌，就像昔日的英国同法兰西之间的战争那样，英国狂傲自大地控制了海上利益，又把它的束缚强加给了中立国，海上货物的集装箱上永远悬挂着米字旗，这似乎永远都不会变了。交战一方的货物可以交给中立国的船只运载，这是非常方便的，对中立国来说也是如此，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除了对其港口进行封锁，让它不受骚扰之外，再没有其他花样的封锁。这一点在理论是成立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见得完全能站得住脚。如果抛开这些问题不谈，那么美国在海上有什么需求呢？截至今日，美国的商业贸易都得依靠别国的船只来运输。一旦美国拥有了足够的海上运输力量，那么就必须花费巨大的心力去保护它们，那么到底需不需要它们呢？这已经属于经济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畴之内。

但是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和损失却跟海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美国的商品货物都是装载在敌人不敢轻易靠近的船只上，除了船只驶向一个已经被封锁的港口外，何种条件才能构成有效的封锁？我们对封锁这个词下的定义是它能够对寻求进入或驶离这一港口的船只构成明确的威胁。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个定义具有很大的延展空间。我们还记得在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对查尔斯顿外的美国舰队发起了一次夜袭，第二日南方同盟便派出几艘载有外国顾问的舰船到海上去，在海上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封锁的船只，随后他们便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南方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封锁，也就意味着这种封锁已经宣告破产了，在没有新的通知发布之前，这种封锁不会出现了。那么，为了能够对偷偷穿越封锁线的船只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这些封锁的船只有没有必要出现在敌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呢？如果有6艘快速汽船在距离新泽西与长岛海岸之间20英里的范围内巡逻，那么它们必将对试图穿过纽约港的船只构成真正的威胁。使用同样的部署也能有效地封锁波士顿、特拉华与切萨匹克。封锁舰队的主力不但要俘获试图穿过封锁线的商船，还要给以军事打击，所以它们完全没有必要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也没有必要集结在岸上一个容易让对手发现的位置上。

在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两天，纳尔逊舰队的主力在距离西班牙南部港口加的斯50英里的海面上活动，只留下一支小分队秘密靠近监视加的斯港。西班牙和法国的联合舰队是上午7点出发的，而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纳尔逊在9:30就获知了这个消息。在那个距离之内，对联合舰队最大的威胁便是英国舰队。今天我们处在海底电缆的时代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处在海岸线上或者海岸线之外的封锁部队，都几乎能够同国家取得电报通信联系，所以说迅速地提供相互之间的支援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十分走运的话，一旦某一支舰队的先遣队受到了攻击，它就有机会向其他部队报告，并向那里靠近。假如有一天参加封锁的船舰被对方摧毁的话，那么重新封锁港口的通告会传到世界各地。为了避免这种封锁，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时刻对封锁的船队构成威胁和压力，让其无法在阵地上立足。除了携带战时禁运品的船只外，中立国的舰船可以自由航行，以维持被封锁国家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美国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完全有效地维持封锁的。对于那些能够回忆起美国怎样对南部联邦海岸封锁的军官而言，他们更加能够承认这一事实。然而，就美国目前的海军实力而言，要想封锁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切萨匹克、密西西比等大型的港口的话也不是办不到。当年英格兰就同时封锁了布列斯特、比斯开海岸、塔兰与加的斯等港口，而那时这些地方都有法国部署的强大舰队。虽然中立国的船只还可以随时出入于那些除上面提到的美国港口，但是这会造成美国货运交通的混乱，日常产品供应的短缺，经过铁路和水路运输、码头和仓库的不足，这些不足必然会导致随之而来的金钱损失和人员伤亡。经历了这么多灾难，等到你将这些伤口都医治好的时候，也许敌人已经再次把港口封锁了。美国人不会产生饥荒，但是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关于战争禁运品的供应，要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的话，美国能不能单独应付，像以前那样我行我素，这种担忧并不多余。

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必须缔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即使它没有称霸世界的能力，至少也能够保卫自己国家重要的港口。在最近的20多年里，美国已经把眼光远离了海洋，这种相反的政策所带来的结局完全可以从英格兰和法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到说明。我们并不是非要狭隘地把美国和法国以及英格兰进行对比，可以断言，要是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保卫美国的商业贸易不受战争的影响的话，这对这个国家的财政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敌人远离我们的港口，并进一步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换言之，如果不振兴海上商业运输，能够建立起一支海军吗？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众多的历史事件已经表明，一位独断专行的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军事性的海上力量，就像当年路易十四那样。从表面上看，这支海军威风凛凛，但是实际上它就如同没有根的浮草一样，没多久便会枯萎。然而，在代议制政府里，任何军事开支的背后都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而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一旦没有政府的关照，海上商业和海上力量就不会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支海上商业船队如何组建，是通过政府补贴还是自由贸易，还是放任自流让其发展，这并不是军事问题，而属于经济问题。即便美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力量，能不能随之产生一支强大的海军，还是个未知数。美国距离其他军事强国很远，这既是一种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建立海军最大的阻力。美国要是有建立一支海军的想法，那么，现在中美洲地峡运河的开凿会是促使它诞生的推动力，但愿这种期盼不要来得太迟。

到现在为止，对于海上力量影响国家发展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考虑这些因素的自然倾向中有没有包含有利或者不利的因素，然后通过特殊的事例和历史的经验加以论证。这种论证无疑会涉及很大的领域，但主要限制在战略范围内，与战术有别。这其中所包含的我们要考虑的原则属于事物的不可变性，这种因果关系从始至终不会改变。

事实是，战略是属于大自然的安排，它的稳定性随处可见。而战术是人类的工具，运用人造的工具作为武器，并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战术理论时不时地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或者被后人完全推翻。但是从古至今，战略的古老基础却依旧没有改变，它的根基就像建立在坚固的磐石之上。我们下面将要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进行一番调查，特别要关注的是海上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要特别细致地阐述那些已经经过历史所证明的，那就是：“海军战略的目标是，无论是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时代，都要创建、支持和发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

至于特殊的战役，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有些战术教义已经完全过时，另一方面我们要对那些永不磨灭的战略原则加以采纳；在其他情况相等的条件下，哪些举动是可取的，就像那些同许多杰出的军官名字相连在一起的战役，这些战例中所体现的战术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古代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化武器在表面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不过分强调它们相似的前提下，从中汲取教训也是众望所归的。最后一点我们必须谨记，无论外部条件怎么变化，人的本性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数量和质量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注释

①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始于1861年4月12日，1865年4月9日以北方联邦军的胜利结束，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度。

②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废除君主专制统治，以七月王朝（1830年7月）的建立结束。

③柯尔伯特（1619.8.28—1683.9.6）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曾创办法国科学院。

④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法学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⑤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

⑥蒙克（1608—1670）英国内战时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战的国会派将领，苏格兰总督。第一次英荷战争和第二次英荷战争的舰队司令。

⑦签订于1713年，英国受益最大，不仅正式统治了新斯科舍，还获得了纽芬兰岛及哈德逊湾周边的土地。

⑧父子两任英国首相，这里指的是老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1708—1778）曾在“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指导英国军事政策。

⑨约翰·德·维特（1625—1672），荷兰著名政治家。

⑩黎塞留（1585～1642）法国宰相，枢机主教，政治家，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