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海战中，法国和西班牙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结束英格兰帝国的暴政，为之前受到的各种伤害进行报复，并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海权。

1778年的战争是一次纯粹意义上的海战，这跟美国的革命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英国竭力避免了在自己的陆地上产生纠葛，这也是其以前政策的结果。自从图尔维尔①时代以来，还从来没有两个棋逢对手的势力在海上角逐。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指向的目标，绝大部分都远离欧洲，没有一次战役是在这片大陆上，除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处在一个地势非常崎岖且十分接近突出部的末端，整个法兰西和西班牙把它与中立国分离开来，争夺直布罗陀的战役仅仅牵涉了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几个国家，并未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从路易十四上台到拿破仑下台，其间的任何一次战争都不具备这样的情形。在路易十四的统治期间，曾经一度出现过法国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英国和荷兰的时期。但是路易十四的政治策略是致力于大陆的扩张。结果导致他那支根基并不牢固的海军如昙花般转瞬即逝。在18世纪开始的75年时间里，英国的海上霸权主义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挡和制约。尽管它在当时的影响力何其长远，但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敌手，使得英国海军在作战上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言。在随后的法国共和政府同英国的战争中，虽然表面上看双方旗鼓相当，但是由于法国军官和水兵们士气低落，这种力量上的平衡便成了一种假象，在此不加阐述。经历了许多年大胆却徒劳无功的努力后，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再次向世界证明了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在专业上的无能。这一点早就被眼光锐利的纳尔逊及同伴察觉，从而形成了对待他们的傲慢心态。至此之后，法国皇帝“便将眼光从这个已经失去信心的战场上移开，并决定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海上同英国角逐。虽然他同意重新组建海军，但是海军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法兰西帝国垮台为止，虽然海军已经重焕生机和活力，但是皇帝已经不给这支海军提供同敌人作战的机会了”。英帝国也借以保持住了它无可替代的海上霸主地位。

研究海战的目的往往是试图从参加这次战役的各方的军事计划和方法中获得有用的东西，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整个战争，或者从这场战争中各个阶段的总指导中得到一些经验。同样，在使他们作战从始至终具有连续性的战略目标中，以及在这场海军战役中起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的战略部署中，他们指望能够找到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期，甚至是现在，我们都必须承认特定的战役对战术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本书前部分想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值得肯定的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战术体系一样，它们有各自的时代和鼎盛时期，它们对于研究者的作用，不是提供可以模仿的模式，而是进行心理训练和战术思想的养成。另一方面，一些大规模的战争战前的准备活动，或者是通过熟练积极的组合行动，而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取得战争胜利的结果，取决于一些比那个时代武器更加永恒的因素，这样的活动所展现的战略原则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加持久的战略价值。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战争，即便这个目的是为了占领某一个特定的场地或是阵地，而直接进攻这个地方，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并不一定是获取它的最好途径。所以，军事行动的目标不一定是这个参战国政府的目标，从这点来说，这种目标便可以称之为攻击目标。在对任何一场战争进行研究时，首先，有必要向学者交代清楚每个交战国所图谋达到的目标；其次，必须认真考虑他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在获胜的前提下，攻击目标是否会达到交战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最后，必须研究为了达到攻击目标所采取的战争方式的优劣长短。进行这种考察的精确程度完全取决于考察者自我设定的范围。但是，如果能够在进行一次比较详尽的讨论之前，规划出一个不显示细节而仅仅显示主要轮廓的提纲的话，对弄清楚所调查问题的始末会有很大的帮助。当完全掌握了提纲之后，细节便很容易搜集并得到说明。

在这里我们努力提出这样的提纲，也只有这样的提纲才会符合本书的范围。

1778年海战的主要参战国分为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大不列颠，另一方是控制着法国与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北美殖民地的人民正在与其宗主国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所以他们非常欢迎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事。接着荷兰被英国带进了这场战争中，结果是荷兰人一无所获，还失去了很多。美国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他们的国家从英国人手中挣脱出来。除了一些能够骚扰敌人的巡洋舰以外，他们在海上力量方面非常匮乏，所以他们必然将力量放在陆战上。这就构成了对盟国十分有利的牵制性行为，极大地损耗了英国的有生力量。然而，英国完全有能力放弃这场博弈并立即停战。另一方面，荷兰不用考虑陆上进攻的威胁，由于得到了同盟国海军的援助，除尽可能地避免损失外，他们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愿望。因此可以说，这些小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终止战争，而主要的参战国则希望继续战争来改变某些状况。

英国参战的目标也非常简单，它跟这个最有前途的海外殖民地进行了一场非常可悲的争吵，这种争吵步步升温，直到它受到了来自于这片殖民地的威胁。当曾经心甘情愿追随它的追随者离自己而去时，就只能通过武力控制他们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些海外殖民地的分裂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英国的辉煌同这些海外殖民地是密不可分的。法国和西班牙都以反殖民事业的积极支持者身份出现，但这并没有改变英格兰的目标，尽管它的军事计划发生过变化，随着敌人队伍的不断壮大，英国感到来自殖民地的危险。就其战争目标而言，英国的战术完全是防御性的，他们怕失去的太多，所以竭力保持现状。通过驱使荷兰参战，英国便有了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因为在对手力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好几处至关重要的商业和军事阵地由于防御薄弱而向英国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法国和西班牙的军事目的比较复杂，传统意义上的敌意和为近期军事行为的报复欲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像在法国，沙龙与哲学家对殖民地争取自由的行为非常同情，甚至还集会声援他们。尽管这种行为会影响国家的行为，但只有采取某些恰当的行为满足他们时，法国才能重新有希望获得北美洲的领地。然而，当时生存在那里的居民对昔日与法国的对抗还记忆犹新，他们断然不会接受加拿大的建议。在革命时期美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法国人极其不信任，但是这一点在法国给予殖民地较大的同情和援助之时，被美国人的感激之情冲淡了。不过，法国人感知到的是，假如重新获得以往的权力，就有可能促成和英国的和解。因为一些有远见的英国人一直在提倡通过适当的让步让这种同族之间重归于好，所以法国人从来没有承认，或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目的。相反的是，法国正式宣布放弃它过去在北美洲的权力，但坚持在占领和收复西印度群岛的任何岛屿时将行动自由，这便是使它让步的条件。当然，英国所有的其他殖民地可以随其进攻。因此法国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及对已经落入英国人手里的印度的控制权，还有在适当的时候促成美国的独立。随着排他性贸易政策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丧失掉一些重要的领地被认为是削弱了英国的商业贸易，随着英国的衰落，法兰西开始强大起来。事实上，法国的目的便是想要扩大战争的规模，所有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在海上和政治上都压倒英国。

同样衰弱且没有活力的西班牙王国也想同法兰西一样超越英格兰，然而，西班牙王室所遭受的屈辱和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在盟国的广泛意图中却不那么容易被发现。虽然当时的西班牙人没有人能回忆起它的国旗飘扬在梅诺卡岛、直布罗陀或牙买加上空时的情景，但是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散这个民族的骄傲和顽强的活力，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班牙试图恢复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的主权的反抗。

上述这些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所追寻的目标，它们的介入使美国独立战争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目的性不会在公开的行动中或者借口中表露出来，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投入战争是出于敌意。然而，当时在英国舆论界就敏感地注意到了法国宣言中的某些字句，简短的几句话就勾画出了两个波旁王朝联合行动的具体原因所在：“为各自所受到的屈辱报复，为结束英国强行建立起来的暴政帝国及其在海洋上保持的各种权力。”简而言之，这场战争中为了这些目标，同盟国采取攻势，英国则处于防御的地位。

英国被法国和西班牙指控为专横跋扈的帝国，并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海上力量，还包括它的商业和武装航运业，遍布世界各地的贸易机构、殖民地、海军基地等。直到此时，它依靠炙热的感情和强烈的欲望，利用本国的贸易关系，并通过它优势的海军提供的保护，使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由于美洲大陆的殖民起义，英国海上霸权所依赖的庞大的网状交通线已经出现了裂痕，尽管它与西印度群岛之间还有各种贸易往来，但这也即将受到战争的摧残，也使这些岛屿对英国的态度大为改变。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出自政治上的占有和商业上的利用，还包含着一个更加重要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到现在为止，英国一直在利用它强大的海上霸权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活动，并且从未受挫。它在大西洋沿岸，把加拿大和哈里法克斯与西印度群岛联结起来，并得到了居民的大力支持，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英国该不该占领和控制这些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是英国海上防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它难以控制这些海军基地时，西班牙和法国就会乘虚而入。这两个国家会组织一支足以和英国海军相抗衡的军队，在一个被自己宣称已有的地盘上同英国短兵相接。跟这个海上大国火并的时候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就是选择进攻地点，进攻者应该将主要的力量安排在主要的军事目标上，至于那些次要目标，所要做的只是干扰它的防御，分散它的力量。

作为那个时期法国最聪明的政治家，托各特认为，美洲的殖民地要是不能获取独立的话将更加有益于法国。如果说起义是因为弹尽粮绝被镇压下去的话，它们的力量将对英国没有影响；如果控制点是被军事占领降服的，而且这些殖民地的实力还没有被完全削弱，那么它就可能接二连三地骚扰宗主国，这会继续削弱宗主国的力量。尽管这一主张并没有在法国政府的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政府也的确希望美国获得独立，但这种意见却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政策产生影响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美国有效的援助是法国人的真实目的，那么美洲大陆便成了天然的军事战场，而大陆上主要的军事据点便成了进攻目标。但是法国并没有那么好心，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造福美国，而是为了打击英国。正确的军事判断指出，这场发生在大陆上的战争，不但不会结束，反而越来越激烈。到现在为止，这场战争已经完全为法兰西钳制，使英国不能自拔，法国人能够提供的援助只要能够维持起义者拼死反抗英国人就行。所以，美洲的这13个陆地不会是法国的主要军事目标，这点用在西班牙身上一样。

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价值让法国人垂涎已久，法国人凭借着自身灵活的社会条件和适应能力，已经在那里占有了大片殖民地。当时法国不但占有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还占据了斯塔卢西亚和海地的西半部。法国很有可能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控制英属安的列斯群岛，那样的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热带大属国便形成了。为了保持同西班牙的合作关系，这个属国中不包含牙买加，但是为这个实力弱的同盟国夺回这个岛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无论这个小岛多么理想，对于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军事占领完全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所以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十分合适的军事攻击目标。法国政府严禁海军官员占据这些能够占领的地方，他们一般在俘获了这里的留守部队后，摧毁各种防御措施便离去。在罗伊堡的极佳军港中、马提尼克、开普弗朗西斯、坚固设防的盟军港口哈瓦那，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都能找到条件优越的基地便于补充。而斯塔卢西亚早期的严重损失是法国舰队的管理不当和英国海军统帅的能力不足造成的。在西印度群岛，各交战国家发现占领这些地方并不能增加他们的军事力量，反而占领后还要分兵去保卫它。为了进一步扩大领地，获取海上的霸权便成了首要任务。这并不仅仅是在某一个区域内，而是在整个战争领域里。否则，即使占领了这些地方，也是不稳定的。除非动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占领，但这样付出的代价便远远超过了目标的价值。因此，西印度群岛的关键在于舰队，舰队成为这场军事活动的真正目标。由于西印度群岛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正军事用途，它们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充当了中介性基地，当陆军进入到冬季作战的时期，这些舰队就退回港口。除了英国人夺取斯塔卢西亚和1782年西班牙准备攻打牙买加的计划落空之外，在西印度群岛的陆地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侵略性行动。在通过战斗或者是集中兵力取得海上霸权之前，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意义上进攻过一个港口，比如巴巴多斯，或者罗伊堡。在这里重申一遍，左右战争形势的关键是舰队。

华盛顿和亨利·克林顿爵士在之前已经提到过海上力量和武装舰队。如果把它单独作为一个战场而言，在沙弗伦战役的条目下，虽然东印度群岛的形势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但是我们这里还要重复论述一下，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对海上的优势控制。对没有基地的法国舰队而言，占领亭可马里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就像占据斯塔卢西亚一样，这是一个意外收获。本来应该是只有在击败对手或者在对方的舰队没有迎敌时，这种机会才能出现，而法军在此刻正好捡了个大便宜。在北美和印度，正确的军事政策指出，真正进攻目标的敌军战舰非常依赖其与本土的联络。还有欧洲战场，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战场分析研究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与整个战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十分肯定的是，在欧洲只有两个重点：直布罗陀与梅诺卡岛，这也是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由于西班牙的强烈催促，直布罗陀完全成为同盟国的进攻目标。显而易见，对这两个地方的占据都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在一次海战中，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是位于海岸线的基地，军事行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另一个是要有一支海上舰队，它的规模和海军的素质都要同这次军事行动相协调。如果这场战争跟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在距离本土很远的地方展开，那么，每个遥远的地区都要有可靠的港口，作为局部战争中的临时性基地。在这些基地和本土之间，必须要有稳定的、安全的交通线，而它则完全取决于对这片海域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必须要由这个国家的海军来实施，要么是驱赶来自各方的敌舰，从而使本国的船只顺利安全航行；要么通过武力为船队护航，这些提供军事补给的船只在远距离作战中是非常必要的。前一种方法要求将这个国家的海军力量扩散到非常宽广的领域，后一种力量则是将力量集中在运输船队指定时间内航行的局部海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动用军事力量在航线上隔一段距离就要控制一个港口，比如好望角、毛里求斯，这样的话，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其交通线。像这样的据点在以前必不可少，现在更加显得重要了，因为比起以前的供应补给，现在的油料补充要更加频繁。这些国内外据点的配合和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可以称之为一般军事形势的战略性特征，我们根据这种特征，就能够确定军事行动的性质。在欧洲、美洲和印度这三个战场，都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决定性因素；敌军的舰队被指定为真正的进攻目标。现在，让我们把前面的各种考虑运用到战争的各个领域中去，看看同样的结论对整个战场的适用程度究竟如何。如果适用性强，那么参加战争的每一方作战活动的本质又是什么。

在欧洲，英国本土基地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有两个重要的军需库——普利茅斯与朴次茅斯。同盟国的基地在大西洋沿岸，主要的军港是布列斯特、费鲁与加的斯。在这三个港口后面，还有位于地中海的塔兰与卡塔赫那造船厂。它们和英国在梅诺卡岛上的基地马翁港遥相呼应。但是马翁港可以不作考虑。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它被划作一个防御部分，而英国舰队没法抽调出任何一支力量来地中海。相反的是，由于直布罗陀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用来有效地监视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分遣队或者增援部队，所以它可以作为承担监视任务的基地，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实现。英国的欧洲舰队被死死拖在了英吉利海峡，主要用来防御本国国土，偶尔为直布罗陀送去得以维持部队生存的给养。而马翁港和直布罗陀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马翁港在当时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战争后期，根本没有被同盟国所重视，经历6个月的围困后便被盟国攻占了；而后者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战争一开始便吸引了同盟国的大部分火力，因此也有力地钳制住了同盟国的兵力，这点对英国非常有利。

在北美洲，战争刚刚爆发，纽约、纳拉甘西特湾以及波士顿就成了局部性的战争基地。当时前两者被英国人占据，从其位置、防御可靠性和资源来看，它们应该是北美最大、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唯独波士顿落入了美国人手里，这就成了同盟国的一张王牌。从战争的实际进程来看，1779年，英国的主要作战活动已经转移到了南部各州，所以波士顿已经处于战局之外，而且从波士顿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在军事上也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如果采用控制哈德逊和尚普兰湖一线来孤立新英格兰，并将军事主力全部集中到东线的话，我们将看到纽约、纳拉甘西特湾及波士顿这三个港口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纽约的南面，特拉华和切萨匹克湾成了为海上提供支援最具有诱惑力的战场。但是海湾入口处的宽度、海区附近缺乏适合防守的据点，以及地面部队为占领更多的地方而导致的大范围分散，加上在那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里，一些士兵水土不服，使它们在最初几次战役中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没必要将它们归类于战争的局部性基地之中。在美洲大陆的南端，英国人被从人民中得到支援的幻想所迷惑，指望在那里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即使是在最南部，那里的人也绝大多数喜欢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思想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按照英国人的经验，他们遭受到了这个政府的压迫。然而，英国人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南部人民的造反上，这无疑是非常不幸的。查尔斯顿是这场战争中的另一个局域性基地，它在第一批英国远征军在乔治亚登陆18个月后，落入英军之手，时间是1780年5月。

在这场战争中，西印度群岛的局域性基地已在前面的论述中被我们提到，而属于英军的有斯塔卢西亚，还包括影响并不深远的安提瓜。在下风的1000英里之外就是牙买加岛，在金斯顿拥有一座能力十分巨大的船厂。同盟国按照战略次序，先后占领了马提尼克的罗伊堡以及哈瓦那，其次才是瓜德罗普与开普弗朗西斯。当时对战略形势的一个控制特征便是信风，以及随之产生的洋流，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克服种种障碍，占据有利的上风，对于单舰或者庞大的舰队来说都是困难重重的任务。能够理解的是，船队只有在自愿或者确认敌军也在驶向同一方向的时候才会驶向这些西部岛屿，就像罗德尼那样，在圣茨战役之后，当他得知法国舰队已经驶向开普弗郎西斯时，他便率领舰队驶往牙买加。风的状况使得向风群岛或者东边的岛屿成为欧洲和美洲之间自然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两个战场之间，在大陆与小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有一片广泛的重要海域，在这个海域内，除非是某个交战国的海军实力非常强大，或者在某一侧翼具有决定性优势，否则就没有把握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1762年，当英国人依据强大的海上实力占据了所有的向风群岛时，它肆无忌惮地吞并了哈瓦那。但是从1779年到1782年，法国在美洲的海上力量和法国对向风群岛的占有情况几乎跟英国平分秋色。这就使得哈瓦那的西班牙人能够随意进攻位于上述重要海域内的彭萨卡纳和巴哈马。

因此，像马提尼克与斯塔卢西亚这样的军事基地对战争来说，就比牙买加、哈瓦那和其他背风的岛屿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他们控制牙买加、哈瓦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通过它们向西航行比返航要快得多；而在大陆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些要点和这些岛屿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差不了多少。被称为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大部分岛屿都同样具有这种优势；而位于最上风的巴巴多斯小岛则更具有特殊的优势，不但有益于进攻，而且有益于防守，敌人的大型舰船即使从罗伊堡这样近的港口出发，也很难靠近它。人们永远要记住的是，曾经准备开赴巴巴多斯的远征舰队由于信风的暴虐被迫停在了圣基特。在当时条件下的巴巴多斯，特别适合作为英国进行战争的地区性补给站，也可以作为通向牙买加、佛罗里达，甚至于北美的交通线上的沿途避难港，更加适合于成为英国参战的局部性军需供给站；与此同时，可以用武力控制住逆风100英里开外的斯塔卢西亚，将它作为一个舰队的前哨基地，密切地监视罗伊堡的敌人。

印度半岛的状况明显地说明东海岸或者科罗曼德尔可能成为战场，这是由半岛的政治状况决定的。亭可马里位于毗连之岛锡兰之上，虽然状况不是很好，却是一个非常优越的防御港口，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而其他所有的锚地都在海岸线上。从这个地区的形势来看，这一地区的信风和季风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从秋分到来年的春分，经常刮东北信风，而且时常风力很大，巨大的浪花拍打着海岸线，这时候登陆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到了夏季，盛行的风向就来自西南方，海面相对平静，天气也晴朗。9～10月份的季风更替常常伴着猛烈的飓风，从这时起到东北季风的平息，不要说是出港作战了，就是把舰船停在岸边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亭可马里是唯一能够退居的港口，在天气较好的季节里，它处于主战场的上风，因此，它的战略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在西海岸线上占据了印度的孟买，但是孟买港离得太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局域性基地，就像法国的毛里求斯与波旁岛一样，孟买应该是同宗主国相连的交通线上的第一个港口。

以上所说的就是交战双方在国内外的主要补给点和基地。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海外基地一般都资源匮乏，而这恰恰是构成其战略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海陆军的军需和装备，以及在海上所需的食品都需要本国来运输。波士顿可能是这种断言的例外，它的周边非常富庶，居民也很友好；哈瓦那也是个例外，当时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弹药库，许多舰船都是在那里建造的。但以上两个基地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都离本土太远。

美国向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推进太多，以至于跟邻国索取资源过于迫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收获，而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远距离港口又完全依赖本国的供应，所以说，战略交通线的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拦截一支大的供应舰船是仅次于消灭一群战舰的军事活动。在很多备受关注的军事目标中，动用足够的兵力护航或者让其逃避敌人的追捕，则需要政府和海军统帅手头有足够用的战舰以及他们的判断力。坎彭菲尔德②的杰出才能和北大西洋的德·吉尚③的手足无措，再加上一股大风让德·克雷斯在西印度群岛的处境异常艰难。在印度洋的沙弗伦由于在大西洋的小股运输船队被劫掠，也遭受了类似的打击，后者利用巡航舰成功地捕获了英国的供应船，将功折罪，并打乱了对手的部署。因此，只有海军才能确保或者袭击这些至关重要的交通线，而海军也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延续，对于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详尽的叙述。海军将整个战争联系在一起，从而被交战双方视为最需要的进攻目标。

从欧洲到美洲的距离虽然远，但是还没有到非得在中间设立供给港的地步，如果因为种种无法预测的原因而出现了困难的时候，只要不与敌人碰面，就可以返回欧洲或者在西印度寻找一个友好港口休整。这种情况与经过好望角去印度的航行大相径庭，比克顿于2月率领一支护航船队离开英国，至9月抵达孟买，被认为战绩卓著；而同样热情洋溢的沙弗伦于3月起航出发，花费了相同的时间抵达了毛里求斯，再从那里起航到达马德拉斯又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这样一次长时间的航行，除了停下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品，还要经常对战舰进行维护，当舰船上的储备可以提供这些必要的材料时，还需要一个可供维修的港口，所以说一条好的交通线需要好几处分布合理、防御充实、补给丰足的港口。就像英国目前在它的一些主要贸易通道上所控制的港口一样，这些都是在历次的战争中收获的。

在1778年战争中，之前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这样类似的港口，直到荷兰同意把好望角让给法国人控制，并且得到沙弗伦及时的巩固和加强。由于毛里求斯和亭可马里都在这条航线上，同盟国与法国之间的交通线得到了非常合理的保护。英国虽然占有圣海伦，但是为了维修和补给其驶向印度的舰队和在大西洋上的运输船队，它必须依靠中立国葡萄牙提供的马德拉岛与维德角岛以及巴西港口。在防御方面，中立确实不够可靠，就像在约翰斯顿与沙弗伦之间于维德角的那次遭遇战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但是那里的确有几处可以提供休息的地方，而且敌人根本不知道使用了哪个地方，这种隐蔽性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如果说那位军官能够正确地派遣手中的军队，就像约翰斯顿在普拉亚港那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情报从一个点到另一点非常缓慢且不可靠，面对这样一场战争，让敌人疑神疑鬼、无所适从，总比小规模的防范要有效得多。

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有用港口的组合以及它们之间交通线的状况，构成了整个战争局势的主要框架。作为把各个部分连接为一体的有组织的力量——海军，已经被指定为军事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采取的战争方式和所依据的原则依旧值得我们思考。

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地提及一个海上特有的并且影响下一个讨论的条件，那就是，获取情报是非常困难的。在陆军穿过的地方住着或多或少的固定居民，而且他们在行军途中会留下足迹，但是舰队经过的地方都是在茫茫海洋上，所经过的地方就连飞鸟也会四散逃离。他们也不是静止不动，船队经过时溅起的浪花或者若隐若现的信号旗就能暴露他们的行踪，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判断他们的航行路线。追逐的船队或许一点都不了解被追逐者，而被追逐者有可能在几天前或者几个小时之前就通过了这个地方。最近，通过对海上风向和洋流的仔细研究已经揭露了某些具有一定优势的航线，那些小心谨慎的海员会沿着这种航线航行，并对被追逐者的活动做出推测。但是，在1778年，还没有如此齐全和准确的情报，即使收集到了这些情报，为了防止敌人追捕或者埋伏，通常会将这条捷径放弃。在这种捉迷藏的游戏中，优势在被寻找的一方，因此，监视敌人的出海口，并在敌舰进入大海前就停止追捕，这种战争策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完成这种监视，那么最好的策略就在赶在敌人之前到达敌人的目的地，在那里以逸待劳，而不是去监控敌人可能会经过的路线。当然，这也暗示了敌人的意图，所以有时候并不会有所收获。在同约翰斯顿角逐时，沙弗伦的行动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他进攻普拉亚港和急速奔向他们共同的目的地时的作战行动同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罗德尼在1780年和1782年两次都没有成功地拦截住通往马提尼克的护航队，这就说明，即使知道了敌人的来临和抵达的地点，要设伏的话也是困难重重。

每一次海上远航都有两个地点是始终固定的，就是起点和终点。敌人也许不会知道终点，但是在起航之前，港口里突然出现一支海军并且蠢蠢欲动是可以通过观察得知的。对于战争的任何一方来说，拦截这样的军事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防御方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防御方有很多容易遭受攻击的据点，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会进攻哪里。而进攻方则刚好相反，如果能够有效地麻痹对手的话，它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支船队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港口里被分离开来，那么封锁它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明显。当某一个船厂的设施不能够在既定的时间里休整数量众多的舰船，或者像现在提到的这场战争一样，当同盟国提供各自的分遣队时，便十分可能出现上述的那种情况。为了阻止它们的会合而进行的远征就变得意义非凡。从它的名称上来看，我们假定防御的一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那么把敌人分而歼之便是上上策。1782年，在斯塔卢西亚的罗德尼，密切监视着位于马提尼克的法兰西特遣舰队，防止它们和西班牙人在开普弗朗西斯会合，这就是一个正确选择战略位置的例子。如果说岛屿的独特地理位置能够让它处于法兰西人和他们的目标中间，而不是他们的后方，事情就比预想的还要好了。

作为弱者通常是采取守势的，想把所有敌人驻扎的港口都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先天性的弱势根本达不到这种目标，这也是跟战争原则相冲突的；如果他们能够果断地放弃这种想法，并在某一个或者两个地点集中优势兵力，从而决定该封锁哪些港口，放弃哪些港口，在充分考虑了战争状况、士气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后，这个问题就会贯穿战争的整个过程。

1778年的英国也担当了防御方的角色。“英国的海军应该和波旁王朝的联合舰队不相上下”，这是英国海军在最强大的时候海军当权者霍克及同伴的格言。英国海军的整体素质很高，并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口来扩大海军实力。但是在最近这几年，这种预防性的举措却没有再出现过，而失败是由于内阁的办事效率低还是和平时期代议制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有误，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法国和西班牙参战已经成为可能，而英国在海军上的数量处于劣势。但从局部的战略特征、本土和国外的辅助性基地等方面来看，总体上的优势仍然在英国一方。英国的海上力量虽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从战略效果上来看，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非常具有战略性。不过，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战争本身而言只能屈居第二，从军队和舰队力量上来看，它还是处于下风。因此有效地利用这支处于劣势的舰队，首先到海上去，在海上占领有利的位置，并摆开阵势，抢在敌人会合之前扰乱他们的交通线，用主力部队与敌人的分队抗衡，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

显而易见，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的维持都要依靠宗主国和与之相连的交通线。如果英国能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海上实力扼杀美国的商业和工业的话，打败美国也是有可能的，虽然不是通过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让对方弹尽粮绝；如果英国的海军能够摆脱同盟国的钳制，它就可以动用这支力量来对付美国；如果英国人能够取得不是物质上而是精神上和士气上的优势的话，它就能摆脱同盟国的纠缠。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早就负债累累的同盟国只能一无所获地退出这场本来英国处于劣势的战争。而要取得这样的优势只能通过战争的手段获得，尽管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是他们海军的能力、物资的来源都优于同盟国，只要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力量，就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如果将英国的战舰分散到全世界的各个领域，指望它们保护所有的基地时，难免会被各个击破，这种优势便成了镜花水月。

影响战争形势的关键是欧洲的造船厂。如果能够向之前证明的那样，英国如果不能在大陆上挑起一场战争来对抗法国，那么它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法国的海军并将其彻底消灭。要找到这支海军，本土的港口是最可能的地方。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在执行这种政策，当时已经确立起了它的海军士气优势，因此它敢于以自己的劣势兵力去进攻对方严阵以待且装备精良的战舰。虽然这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它获得的好处也是两方面的，既可以监视敌人，又能够将敌舰封锁在港口里慢慢消耗它的性能；而英国的军官和海员则每天坚持训练，希望在每一次战争中都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维尔纳夫④海军上将说：“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看见英国的舰队，他们的74艘船在甲板上的人数不足500人！这一两年的航行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但在一个月后，他写到：“塔兰特遣舰队在港湾中看起来威风八面，船员服装整洁，队伍整齐，但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们根本没有尝过风暴的滋味。”

纳尔逊说：“如果皇帝知道他的舰队在一晚上的损失要比一年遭受的损失还要严重的话，不知道他会怎么想。那些高贵的绅士们根本没办法适应海上风暴，而我们却在舰队毫无损失的情况下和海洋风暴战斗了整整两年。”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海上风暴对船舰和船员的损伤是十分严重的，许多在敌人港口外参加封锁任务的舰队军官都感受到了这种损耗，科林伍德说：“我们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实力，上次的巡航使得5艘大型船舰失去了作战能力，最近又有2艘舰船失去了战斗力。这其中有几艘已经被送进了造船厂。我甚至无法想象在这2个月中会不会有好的睡眠。”他接着说，“在我看来，这样持续不断的航行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科尔德瘦得皮包骨头，身子也垮了。我还听说，格兰夫斯也好不到哪里去。”豪勋爵也非常反对这种政策。

除了船员和船只的损耗外，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到，那就是没有一种封锁能够完全阻挡敌人舰船的退路。比如维尔纳夫就从塔兰逃离，密西斯也从罗什福尔脱身。科林伍德写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监视着罗什福尔港内的法国舰队，然而我们却感到要阻止它起航并不是那么实际。可是，要是让他们从我身边白白溜走的话，我会颜面扫地……唯一能够防止他们逃避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闯进我们的埋伏圈。”

不管怎么说，那种紧张不安的状况已经成为了过去。英国的船队占领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岸；所遭受的损失也得到了补充，受损的战舰也得到了修理；当一名军官在岗位上力竭而亡时，就会有别人来取代他的职位。对布列斯特的封锁和见识彻底打破了那位皇帝会师一处的美梦。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纳尔逊的警惕心却没有丝毫减退，从他们出发的那时候起，一直到横穿大西洋，最后回到欧洲的港口。这还是在他们进行军事打击很久之前，将战略扔在一边而单凭战术完成了特拉法尔加的胜利之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依靠这群身心疲惫却纪律严明的英国海军，加上伤痕累累却仍有作战能力的战船，拦截住了那些高傲无能的对手们的进攻，他们在敌人的每个补给基地前方都驻扎了军队，用小型战舰组成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他们虽然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和偷袭，但是却能有效地阻止敌人分舰队的集中。

从本质上来讲，1805年的战舰和1780年的战舰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后者有了极大的进步和提高，但这种进步只是深度方面的，并不是战舰种类方面的。不仅仅是这样，20年前的英国舰队就敢在冬季闯入比斯开湾，当时舰队的领导者是霍克。霍克的传记作家在后来说：“在霍克的通信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英国海军称霸海洋的能力，这支海军不但能够抵御住冬季的风暴，还能在他的率领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而且这也是他的使命。”

比起霍克与纳尔逊的时代来，法国海军现在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海军官员的整体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如此，法国的海军部不会不知道自己海军军官的长期匮乏，以至于影响到海军的整体质量，海军的缺口太过庞大，只能用陆军的士兵来替补这一缺口。

西班牙的海军状况也不会比15年前更好。纳尔逊在提到西班牙向法国赠送战舰的时候就说：“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船舰不再由西班牙人率领，因为那是毁灭它们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事实。对于实力比较弱的一方而言，摧毁敌人舰船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港口进行监视，等到敌舰刚要起航的时候就向它们开火。这种战术唯一所遭受到的反击就是在欧洲。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之外的气候非常多变，特别是在冬季的晚上，所要面临的严重灾难有时候连坚固的战舰都无法承受，随之而来就造成了各种物资的匮乏，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储备舰船，用来替换那些执行任务的船只，还要替换船上的船员。

如果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之路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停靠地带，那么上述的问题就不算问题了。就像纳尔逊在1804年与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塔兰舰队时，他是迫于众多战舰非常糟糕的状况才做出这样的选择。1800年，詹姆斯·索玛尔兹爵士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海滨且离布列斯顿仅仅有5英里远的杜瓦纳内湾，以便在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地在岸边停靠他的舰队。从这个军事观点来看，普利茅斯与纽比的地理位置并不是十分理想，它们并没有如同马达莱纳湾一样在敌人必经之路上的一侧，而是同斯塔卢西亚一样，在线路的大后方。虽然是这样，霍克依旧以为，战舰的四处航行和有效的管理能够弥补这种种不足，就像罗德尼后来在他风暴肆虐的基地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将1778年的那场战争视为一个整体，英国将它的舰队分散布置在美洲、西印度群岛与东印度群岛，并跟敌人旗鼓相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凡是提到战舰的分配时，这种理论就是成立的。在欧洲，则刚好相反。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相比，英国要处于劣势，英国人想要发动进攻，就只能小心谨慎，并且只能依靠运气和敌人的小型舰队相撞。因此，除非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胜利，否则也要承受交战舰船在战争过程中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极大危险，而即使取得了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昂贵的。由此可见，英国本土或海峡虽然有可供依赖的直布罗陀、地中海等交通线，一旦发生战争或者天气突变，就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只能待在本土海岸线的地方待命，或者骚扰敌人的交通线。

印度的距离便有些远，在那里，这种政策同样适用。被派往那里的舰船停在了那里，一旦遇到紧急状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补充援助，也无法脱身，那么这个战场就是孤立的。然而，欧洲、北美与西印度群岛却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活跃区，这些战场都是相互关联的，各个地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必须时刻防范它们。

海军在战争中扮演的是交通线守护者的角色，海军和那些交通线的连接都是依靠本土，在本国，军需库被集中起来。这样会出现下列两种状况：第一，处于战争防御地位的国家，比如大不列颠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些兵工厂和军需库跟前；第二，为了进行军队的集中，不应该将国外的交通线继续扩大，以防止本来就不够用的海军还要增派兵力去保护它们。与第二种情况密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强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巩固交通线的目的，使这些交通线根本不需要派兵保护，只要每隔一段时间运送给养和增援部队就可以。

如果这种理论正确的话，英国在美洲的做法就完全错了。他们占领了加拿大及哈里法克斯、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而且哈德逊一线也在他们的控制之内，他们完全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区，或许是决定性的地区。当时的法国舰队尚无能力攻克纽约与纳拉甘西特湾，从而使英国的守备部队只需要应付海上的进攻，并且将英国海军的任务降低到最小的范围。一旦敌人的部队摆脱了英国舰队在欧洲的监视，并且在美洲露面，那它就会在那些众多的港湾中找到安身之所。相反，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被英国经营得非常羸弱，只要有一个类似于纳尔逊或弗洛格特这样的人物就能攻陷它。而纽约的陆军被两度切割，先切割出去的一部分被派往切萨匹克，后面被切割出去的一部分则到乔治亚，而这两支军队都没有能力来独自应付眼前的灾难。在这种状况下，英国的陆军没有经过考虑就在中间地带冲杀出一片区域，如果敌军一旦控制了海洋，必然会利用这种条件插入英国陆军被分割的两部分中间。而这两部分英军之间的联络完全依靠海军，因此随着这条交通线的不断延伸，海军肩负的担子也沉重了起来。保护港口和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双重任务，英国必须在这些地方分兵，自然削弱了英国海军的军事实力，那么，所造成的后果便不足为奇了，当法国的德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北美海岸时，英国人就匆忙放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根本没有力量同时保卫纳拉甘西特湾和纽约这两处地方。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尽量保留对一些物资丰富的小岛的使用权。不仅如此，还要占据这些岛屿，并保持它们的自由贸易，尽量让其免受敌人的骚扰。这就要求海上兵力要优于敌军舰队或者单个巡逻舰，确立明确的实力优势。但无论怎样警戒，都无法将敌人完全限制在港内，所以，在西印度群岛的水域内必须有英国的护卫舰和船舰进行巡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法国的舰队要比制止它们强得多。由于英国海军只局限在防御的范围内，所以总是很轻易损兵折将。实际上，在它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在受到袭击后，它占据的大部分岛屿也会悉数丧失，并且在敌人炮火的轰击之下，英国的舰队往往不会有所动作。而相反的是，它的敌人在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等着自己的增援部队到达，在这期间不会担心发生任何事情。

这种尴尬的困境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西印度群岛。由于这些岛屿距离美洲大陆非常近，使得进攻的一方总是可以在防御的一方弄清其真实意图之前就集中两个海区的舰队，虽然这种集中有时候要受制于海上气候和季节的变化。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显示出英国颇具才华的海军将领所表现出来的茫然，虽然他在战术指挥上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这在另一方面显示出了他内心的迷茫。英国的繁荣主要依赖的是贸易，在任何情况下，困境是军事实力处于劣势的一方共有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位英国的舰队将领在西印度群岛的任务非常沉重。

在欧洲，由于缺少大规模的特遣舰队，英国本土和直布罗陀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梅诺卡岛丢失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当同盟国的66艘战舰和英国匆忙集结起来的35艘战舰迎头撞上，并且将它们驱赶进港口时，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终于落入了法兰西手中。拿破仑一直认为，只有夺下英吉利海峡，法国才能够成为英格兰的主人。一连30天，30艘法国战舰组成的特遣舰队一直在比斯开湾巡航，等待行动缓慢的西班牙人。但是法国舰队没有受到英国舰队的任何骚扰。直布罗陀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因为英格兰的交通线中断了。对直布罗陀的救助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派遣的强大海军舰队，而是英国军官高超的指挥能力和西班牙人的懦弱。在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救援中，豪勋爵的舰队仅仅以34艘舰船对抗同盟国的49艘舰船。

在英国面对的种种难题中，哪一条出路才是最佳的呢？是让敌人自由离开港口，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每个暴露的阵地上同敌人决战；还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监视敌人在它本土的造船厂，而不是徒劳地试图制止敌人的每次偷袭；或者是拦截敌人的运输船队，并挫败敌人大规模的军事联合行动，并紧随其后追赶逃脱的大型舰队呢？这种监视和封锁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术语虽然经常被运用于战争中，却不是非常准确。

纳尔逊写到：“请让我奉告阁下，塔兰港从来就没有被我封锁过，与之相反的是，我给敌人提供充分的出海机会。因为只有在海上，我们才有希望实现国家的意图。”“只要法国的舰队想要离开港口，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将它们留在塔兰或布列斯特。”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试图将它们封锁在港湾中的任何军事行为都是徒劳的，这一点绝对正确。

纳尔逊之所以靠近敌人的港口，并布置了适量的观察舰船，就是想要知道它们于什么时候起航，去什么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跟着它到达地球的另一面”。他说：“我相信，法国的费罗尔特遣舰队一定会驶向地中海，如果在那里和土伦舰队会合的话，我们的数量便落到下风。可是我不会放弃它们，我的舰队将一直紧追它们。”在那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中，会出现种种情况，比如由于气候的恶劣，参加封锁的舰队会暂时离开战场；或者由于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使得法国海军的分舰队在英国海军的眼皮子底下逃掉。好在英国海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出警报，那些在海上巡航的舰船中总有一些能够发现敌人的踪迹，并尾随其后，弄清它们的目的地，并把情报传达出去，从一支舰队到另一支舰队，接着便很快有一支同它实力相当的特遣队尾随其后，会“一直追踪到地球的另一面”，如果战争需要的话。

按照历届法国政府对其海军的管理使用，它们屡次远征并不是为了和敌人在海面上拼杀，而是有着种种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随后的追击和滋扰也不可能不受干扰地执行已制定的计划，哪怕是由一支分舰队单独完成。对大规模的舰队会合来说，取决于将各大港口不同的舰队统一起来，那样它们便具备了致命的威胁。1799年，法国的布吕克斯率领25艘战舰离开布列斯特，开始冒险性的巡航，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英国人仓皇与错误的举动，法国计划挫败和追击者的迫在眉睫，1805年密西斯从罗什福尔、1806年维尧姆分舰队从布列斯特等的脱逃，再加上特拉法尔加海战，这些都为本书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海军战略研究材料。1798年的战役中，英国虽然在尼罗河取得了骄人的战果，但是当远征船队起航时，由于在塔兰前面兵力空虚，而且派给纳尔逊的护卫舰也远远不够，所以这场战争依旧可以作为一个连续失败的实例来分析。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9个星期的巡逻也充分显示出，即使是在一片狭窄的海域内，若是没有一支强大的坚实舰队，要控制一支已经出海的舰队是非常不容易的。

从1778年的战争中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刻意掩饰舰队的活动在暗中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的。在两个时期，英国都处在一个防御的地位；但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它就放弃了在敌人港口之外的第一道防线，将它的整个舰队分散到世界各地，试图保住帝国在全世界的所有领地。我们在揭露这种政策的不足之处时，也要承认另一个政策的危险性和难度，就是通过封锁或者战斗缩短战争的进程，这样海军就成了战争局势的核心。这就要求英国政府有一支数量能够和敌人媲美，效率还要高于敌人的海军，将它们分配在有限的作战海区内，这个范围要能够使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之间能够相互救援。在这样部署完兵力后，剩下的就要取决于打击和拦截敌人的分舰队的灵动性和技巧了。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护海外的领地和商品贸易，这样便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事目标，自己的敌人是谁。在靠近本国港口的前提下，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休整，而且还能够减少对海外基地供给物资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不同的分舰队之间会由于相距太远无法及时提供救援，所以，每一支分舰队都要具备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这就意味着每个分舰队都要在其所处的地方占据力量上的优势，因为敌人有可能得到额外的援助，但在己方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看起来总有些不切实际。尽管英国在每一处都有着同敌人力量相当的兵力，但是英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海外战场都不占优势，这就说明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性战略是行不通的，而且非常危险。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拉弗斯在切萨匹克外海、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1782年又在圣基特，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同盟国舰队在数量上却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英国船员的危险不断增加，舰船受到的损害日益严重，那些不适合出航的舰船得以保留，而并没有将它们运送回国，缩小海军的力量，因为在没有穿越大西洋的时候，英国殖民地造船厂严重匮乏，使得这些舰船得不到及时的修缮。上述关于这两种战略的比较性开支，问题不是哪一种在同一时间支出最多，而是哪一种能够在最大限度内缩短战争的进程。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相比较英国就更加值得诟病了，因为同盟国作为进攻方，它的条件要比防守方有利得多。当同盟国终于克服了难以将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阻碍时，我们发现，英国从来没有阻止或危及它们的相互联合，同盟国完全可以选择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和任何作战方式，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发动对英国的进攻。同盟国是怎样利用自己这一巨大优势的呢？它们一边对英国的边缘地带不断蚕食，一边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石头，法国做出的最认真的军事决策就是向美国派遣了一支分舰队和一支部队，想让目的地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一倍，其结果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发现同殖民地的对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从而结束了对自己分散力量的控制，其实这种控制对它的敌人是最有帮助的。而在西印度群岛，大多数是趁英国舰队不在场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小岛被攻占，这种轻易地占领说明，只要能够绕过英国的舰队取得胜利，那么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尽管法国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通过攻击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解决这个难题，可它从未付诸过行动。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虽然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换取了一场胜利，但这种胜利却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欧洲，英国政府采取的计划使本来在数量上就处于劣势的海军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然而，同盟国却从来没有消灭英国海军的作战计划。在最关键的时候，德比舰队的30艘战列舰被同盟国舰队的49艘战列舰围困在托比湾开阔的锚地上，战争委员会对此的决定却是围而不打，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同盟国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拦英国海军在欧洲的行动，西班牙固执地将自己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在直布罗陀海峡还是公海，只有对英国海军的粉碎性打击才是攻克直布罗陀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途径，而在当初就不止一次地让直布罗陀的守军陷入了饥荒中。

在实施攻击性行为的过程中，同盟国跟大多数海上联盟一样，在军事行动的意见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吵得不可开交。从这点看来，西班牙尤为显得自私自利和不讲信用，而法国则比较忠实可靠。为了对付一个共同选择的军事目标，进行两国真正战略上的合作，应该是双方共同期盼的目标，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同盟国在管理和准备上存在着不足，尤其是西班牙在管理和战备方面的效率非常差，根本没办法和英国抗衡。不过，虽然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重要性，但这些问题和同盟国选择攻击目标，从而达到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和方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于管理和战备问题的调查，不但会毫无意义地拉长这种争论，而且其中纠缠的一些同本书主题无关的细节也会模糊我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地认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这一军事政策的主要错误。这种猜想让同盟国的希望彻底落空，因为它们都一心向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标，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把自己最狭隘的目标当成主要目的——或者是致力于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而具备的某种优势上，以至于对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唯一机会视而不见。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看，它们都一无所得。在我们做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再次重申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标是为它们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并结束英国称霸海洋的时代。做出的这种报复对于它们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人认为，同盟国不但解放了美国，更加打垮了英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它们没有将直市罗陀与牙买加收回，这就意味着英国海军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损失，而北方的各个强国都武装中立，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就返回了。随后不久，英国的海军再次崛起，更加飞扬跋扈和专制了。

同英国海军相比，同盟国的准备、管理和作战素质都远远比不上对方，他们所能依靠的唯一优势就是数量上的差距。在同盟国处于攻击地位而英国处于防御地位时，面对英国的海军，同盟国的舰队却采取了防御性的措施，并没有主动进攻。谨慎严肃地运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逐个击溃对方的小股力量，将两方的数量差距拉得更大，接着摧毁对方的海军组织，并推翻这个海上帝国。而这些都没有在同盟国的战略活动中表现出来，除了沙弗伦唯一的光辉事迹以外，同盟国不是逃避就是仓皇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发起过进攻。只要英国海军能在没有任何打击的前提下在海上耀武扬威，不但法国人的最终目标不会实现，如果因为某一次幸运的机会而让英国人获得一场胜利，那么两方就会恢复到原有力量上的平衡，不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某种指挥错误导致它的舰队仍旧不如同盟国的话，那么同盟国没能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便更加值得批评了。进攻的一方不能由于防御方拥有许多基地就分散自己的兵力，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我们上次已经批评过法国国民的民族偏见，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再次得到了展现，看起来这种民族偏见是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同时具备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的毒瘤。依照作者的观点，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在此次战争中获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这种传统的观点对于它的民众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法国一大批极具才干的海军军官满怀着崇高的事业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这就说明传统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有多么根深蒂固。如果这种意见正确的话，它也算是一种警示，就是目前盛行的观点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总是需要检验的；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就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

商业袭击战作为海上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于像英国这样依靠商业立国的国家具有特别的效果。当时的法国海军官兵就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一位著名的海军军官拉蒙特·皮奎特写到：“在我看来，打败英国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袭击它的贸易。”所有人都承认，对一个国家商业贸易的袭击，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无疑是海战中最重要的一项辅助性作战行动，并且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都不会过时。但如果把它看做一项根本性的、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战争措施，恐怕也是不对的。当这种幻想披着廉价而迷人的外衣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就非常具有危险性。尤其错误的是，把袭击商业贸易对准像英国那样的海洋大国，要知道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和足够强大的海军。

如果把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就像西班牙那样，它的财政来源就随时有可能被切断。但当财富被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商船上，这种制度慢慢扩散开来，就像一棵大树，当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地里的时候，就不怕种种剧烈的打击了，即使丧失掉某一个比较大的枝干，也不会危及生命。只有通过海上力量控制海洋，进而长期控制商业中心，这种攻击才是致命的，只有通过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赢得胜利，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200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商业国家，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都把财富寄希望于海洋商业上，而在众多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商业具有豁免资格以及中立国权力的国家。英国不将这种贸易豁免资格当做一个权力上的事情，而是一种基本政策，历史也证明，这种拒绝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英国还能够维持自己庞大的海军的话，那么未来将是历史的重复。

英国和同盟国的预备性合约就是为了结束这场延时已久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个协议是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在两个月之前就制定好了的，这是这次战争最辉煌的胜利。除此之外，英国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以外在西印度群岛丢失的全部领土，但是却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国在印度的军事据点也得到了恢复，由于亭可马里被敌人所占有，英国无法反对把它还给荷兰，但它却拒绝割让内格帕顿（Negapatan）。英国还把佛罗里达与梅诺卡还给了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实力占据梅诺卡的话，这对英国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事实上，在下一场战争中，梅诺卡再次落入了英国人手中。此外，条约还对非洲西海岸的贸易据点进行了某种不太重要的重新分配。

虽说这些安排不重要，但是我们仍要对这些安排进行论述，那就是：在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中，这些安排的持久性都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

1783年9月3日，和平条约最终在凡尔赛签署。

注释

①图尔维尔（1642—1701）法国海军上将，路易十四的海军赢得世界主宰时期的杰出指挥官。

②美国海军将领。

③美国海军将领。

④维尔纳夫（1763—1806）法国贵族，15岁加入海军，在1796年晋升为海军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