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直以来想要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地位：就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英国和德国之间敌对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的种种状况。奥地利在去年的兼并行为、摩洛哥在1905年的争端等事件都时刻影响着各国政策的主导方向。很多细微争端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重要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的重要性是其政府估算的，但在本质上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目前来说，德国和英国的对立就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德尔布吕克说：“我以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争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能避免的。不过，这场争端却不一定用战争的形式体现；双方都在竭力地扩大军备建设来达到双方力量的平衡，谁也不会迈出战争的第一步。”但当欧洲的国家同某一方站在一起时，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德尔布吕克的这种思维适用于任何国家，包括英国，这种思维同样也适用于英德之间的争端。战争爆发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参战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却并不在此处。众所周知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十分需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原材料市场，并为它们的产品找到销路，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方，欧洲国家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当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议会上发言说。“从此以后在欧洲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掀起欧洲国家的争执”，“如果非洲刚果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可能会引起欧洲国家的冲突；这些冲突和过去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兼并行动相比，后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尔布吕克又写到：“德国人的企图不是获得广阔的殖民地，而是要获得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没有人会对这种目标提出异议，但是人们又不得不看到德国一点点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德尔布吕克的话还在耳边回荡：“战争的发生往往并不依靠一个充足的理由而是源于偶然，当战端一旦开启，强者往往占上风。而冲突的双方能很快心平气和地达成某种共识吗？在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德国武力上的优势和压力后，德国还能坚持所谓的平等互利原则吗？”

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德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同欧洲国家展开了竞争，门罗主义的实施让南美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二是德国的海军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还要强大。如果英国依旧保持着它海上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大不列颠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就有力量钳制德国；反过来要是英国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别指望其他的国家了。英国自由的体制使得它的军事自治不是高度发达，另外，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殖民地，所以它没有进行侵略的理由，何况英国军队的组织效率也不是那么高。就这些而言，德国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典型的敌人。

如果上面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工商业和财力都靠前的国家就要寻求商业贸易和产品输出地，这种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国际局势也渐渐不稳，而英国显然是这个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一环。工业、生产力和财力不仅仅只是个名词，它们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资源、国民对衣食住行的满足程度上。所以真正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的民众，政府不过是个工具。如果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高于其他国家，且拥有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它就能投入到这场角逐中去，而其他的国家只能把希望放在结成联盟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海军遥遥领先，且具有庞大的殖民地，所以它引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过单纯地从军事上来看，英国无论是军队组织能力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如德国。这样一来，对于除了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说，如果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平衡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就应该想好用什么态度、什么手段去影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忽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只能和从前一样，通过弱者之间的联合来维护这种平衡。

顺便提一下，在无数的工业竞争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的欧洲形势来说，俄国在力量衰竭之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所以德国完全不用担心被侵占。德国的海军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除了德国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英国。一旦英国丧失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算，德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在国际上指手画脚的海军强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德国的军事行动不干涉英国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又不能保证在英国受到袭击时给予英国支援，那么英国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美国就宣布了门罗主义。虽然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上力量一样不会让人多看一眼，但英国在当时却对门罗主义表示大力支持和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的海上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大，而且英美两国还用实际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想要从欧洲运送军队去处理美洲争端的行为。正是这种利益的双赢使得英美两国都给对方一定的支持。

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一位在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它参加国际联合以抑制美国力量的这种建议，英国是绝不会答应的，反之英国还会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联合。这种联合就像在1895年，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日本放弃了对中国旅顺的占有。我觉得英国人的做法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因为它完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情感方面，虽然情感在国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它却是变化无常的。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话题是，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那么在什么领域内它们能够互相帮助呢？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共同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也有利于两国人的友好往来。依靠国家利益之外的动机来决定国家行动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个真理在今天和华盛顿时代同样正确，而它也被德国扣上了“现实主义”的帽子并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依靠这个政策出发，他们所做出决定的合理性、全面性都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并将其分析透彻。对于一个想要在世界上指手画脚的国家而言，这种分析能力应该趋向大众化，而不单单是政府工作人员。这样一来，原本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才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今天，美国就需要看清欧洲形势对自己直接和必然的影响。德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世界政治中称霸，而且正在公开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要优越。德国作为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它正无可争辩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但它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世界各地都意识到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气场，无论是在某个地方的防御，还是德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形势的具体特征同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和美国南北战争这段时间所面临的形势无二。

如果德国一旦强大起来，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惊世骇俗的，它比往日的形势更加让人担忧，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比1860年要激烈得多，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年后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以前一样的是，这种对峙还是由海洋引发，而海洋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临海国家的边界线。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由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主导着它，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支海军的拥有者——英国。我们还意识到，海上霸权总是跟这个国家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占有的优势地位相一致。今天，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这种优势已经蠢蠢欲动。这种利益的需求使得各国都在海外寻找市场，并力图以足够的优势力量控制海外市场，使其完全听命于自己，这种控制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是绝对的占有。这种形势目前正在盛行，它表明一个国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权力来开拓海外市场，如何为自己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人所秉持的贸易自由政策是完全建立在简单的优势上的，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摇摇欲坠，自由的贸易体系也将颠覆。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军事占领，虽然那时候黑塞哥维那在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但当奥地利占领这些地区以后，就大幅度地调整关税，英国也就接着被挤出了当地的市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门户开放”这个词汇就是对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占领领土而在这片领土上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嘲讽。

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纯商业的竞争完全是基于经济和工业效率。然而，不管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政策如何高明，它也只会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使本国的商业单纯依靠竞争。一旦它手中掌握了权力，就不会不使用它；而之所以没能使用这种权力，就是因为它还没能完全占领某片领地。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还有一些国家想要占有这块地区；二是这块领地上民众的自我保护手段。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一位在德国声名卓著的人说：“如果德国不能抢在其他国家以前抢占大片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立足的话，那德国只有认命了。”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不过，国家是被一些偶遇的机会支配的，而且它非常愿意被这种机会所利用。在1898年初，谁能够预料到美国会占有菲律宾呢？那时候，菲律宾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人的战争目标，而且我还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内部对抢占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国家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是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某件问题的争议上，谁拥有足够的实力谁就能占据上风，而大家都会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目前，德国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已经在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人的目的和发展海军的野心。不过，德国的前途并不能依赖单纯的海军力量，还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海军力量在权力的运用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在海外运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谈，并且，海军还需要具备随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而要建立海军基地就必须在海外占领土地，如同德国在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中国将胶州湾割让给它。不过，按照德国首相的说法，夺取胶州湾不是偶然的、没经过考虑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德国一直想要在远东拥有一块陆上基地。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而海军基地本身就是称霸世界这条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条锁链的结构为：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条锁链完整地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成长壮大的过程，正是英国海权的成长使得英美两国在门罗主义实施起到南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土地占有权的争议，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就像“疲惫的巨人”这个词说的那样，英国渐渐无力管辖这么大片的领土。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也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骨子里的贪婪让英国欲罢不能，它的工业要求开拓更多的市场，它的海军依然傲视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对手。幸运的是，虽然英国意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两国之间又冲突不断，但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自己一无所获后，英国人虽然想侵占美国领土，但是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英美两国一直和平交往，美国人的许多要求也被英国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④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执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权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当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我们往往看到，少数人的集体行为确实能够破坏公共权利。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对个人行为的拾遗补缺，而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那么这种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其实质却刚好相反。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社会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产生过分的影响。并且，政府干预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当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利益就会受到集体利益的制约。而依照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指导，这样下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机构，一个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组织没法比的。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大，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成果上来看，德国在这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就使得德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并能够弥补因起步缓慢给自己的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损失。在那个时候，德国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非常落后，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税卡的德国工商业。普鲁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它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25年后的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却非同寻常。当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没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议会上院则在俾斯麦的操纵下不断颁布种种遏制议会下院的政策。

德国人一直无怨无悔地缴纳各种税款，这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跟英国人反船只税和美国人反印花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陆军的组建与发展，而强大的陆军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领导台，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个强大的德国得以诞生。但是船只税同样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和海军发展，何况发展海军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应用于国防。与英美两国对比，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完全服从强大的政府的支配，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得出德国的政府特性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德国的强大，但是这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里，德国政府有着成熟的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手段，而德国人也服从这种组织，所以在这一方面，德国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鹤立鸡群。

德国在毫不慌乱地组织国民行为方面有着天生的能力，这种天赋通过自身力量的协调一致而变得异常强大，这种无条件地服从就体现在德国陆军身上。德国的陆军所依赖的人口比包括俄国以西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出许多，而且其增长率也比欧洲任何国家要高。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从4000万人增长到了6000万人，现在还在以每年80万人的速度增长。从陆军的规模和质量来看，德国的陆军完全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哪怕是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能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地位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在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的前提下，假设诸欧洲强国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包围，德奥两国就会受到各方面的连续打击，就如同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那样。但是德奥两国的中心地位带来的好处远远要比所经受多方面打击的损失要大得多，它能够同时应对多个方面的敌人连续的打击。这样一来，德奥两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力量薄弱的敌人，将其各个击破；而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它方便地在内线调动军队，内线的含义就是最短最直接的线路。这种距离上的优势能够让它更迅速地展开行动，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说的那样：“胜负就在5分钟之间”。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处于一个圆圈中心位置的国家，远远比那些分布在圆周边缘的国家更加方便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种优势便集中在德奥同盟这一边，还通过铁路的连接使这种优势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区域都处在德奥同盟的严密控制之下，可以根据商业或者战略的需要而有组织地运送各种货物。这些情况能够有效地加强德奥同盟之间的相互支援，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已经被欧洲各国默认。无论是对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方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两者的分裂都会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有，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领土紧紧相连，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的军事和商品贸易带来了便捷的条件。与此相关联的是，由于土耳其自身难保，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同盟一个呼之欲出的打算。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在去年的吞并行动以及它建造4艘无畏舰的计划或许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得到了爱琴海边上的军事据点，或者借助海军的力量有效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它就可以借助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据为己有。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要求与意大利有冲突，也会激起欧洲国家的公愤。我们无法忘记，在半个世纪之前，想要向意大利半岛扩张的奥地利还占有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威尼斯和米兰，而在1718年到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有一段时间占据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侵略遭受挫折后，奥地利将目光转向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巴尔干半岛。随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抵御重点也转向了这边，因为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亚得里亚海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50英里，出口处的宽度不到40英里，意大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它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军事强国奥地利手中，如果奥地利占据了这片海域，就会将整个海域作为它的基地，那样一来意大利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种种不满使得意大利从来没有对奥地利产生过亲近之情，虽然那里是他们王后的祖国，不过，他们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的意大利人仍被奥地利统治深表不满。上述种种原因表明，意大利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会达成和平协议。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变幻以及这片地方对世界格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巴尔干半岛的代表城市是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德里亚。

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共同的军事目标，这些都在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中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忠实盟友，它的支持决定了奥地利的成功。奥地利采取这种行动一方面是出于眼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吞并波黑两省后，奥地利首相曾经说：“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不然事态的发展会对我们不利。”这话实际上是在说，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自己壮大以后，可能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像他们之前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却依旧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坦言自己要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让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奥地利还有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扩张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这一目标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畏首畏尾了。然而，组成奥地利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争端使得奥地利无法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宏伟的对外政策会将奥地利的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虽然奥地利的财政不是很富裕，但扩张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会让它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最近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奥地利的抵御软弱无力。当然，奥地利也要考虑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当前的国际状况是俄国奄奄一息，德奥两国却实力强大。德奥两国的联合行动向我们证明，它们两国的关系是一块铁板，以其非常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当危难时刻，德国总能向它的盟友伸出援手；反之，它也一定能得到奥匈帝国对它将来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有了争端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欧洲还具有世界影响力，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想跟德国争斗，必须要防范奥地利的干扰。这一点在摩洛哥问题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在处理克里特岛事务的时候，德奥两国也一直携手并肩，无视欧洲的协调。在今天，如果法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任何一国同德国产生了矛盾，其他国家要想干预的话，首先要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如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出动自己的海军支援英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险使它不得不考虑自己边境的安危，这种威胁不仅是来自德国，还来自奥地利。同样，如果美国和德国在某些政策上发生冲突，当欧洲国家试图限制德国时，必定会考虑到奥地利的因素。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状况的均衡特点是：在天平的一端是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紧密的团结结成一体的力量；另一端是力量分散且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力量。所以，在制约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毋庸置疑地会朝德奥联盟一端倾斜。以往的历史教训也无法保证有关国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遏制这种危险性，想到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状况，并做出战略考虑。相比较同盟国，协约国这种凌乱不堪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才是老大。

在这种风云变化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德奥联盟，那便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就会像过去的200年那样占据着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国的海军之所以强大，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海军建设领域；二是英国除了拥有岛国身份带来的安全性，还有很大的财力去推行“双强标准”。“双强标准”不过是在某个传统观念上增加的新名称。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的政要们就坚信，英国的海军规模必须要比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于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关乎命脉，它不仅关系到英国的领土防御，还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遇和原材料的获得。而目前在美国，对美国是不是一个反英联盟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美国跟英国在历史上有过种种摩擦，而是他们认为加入反英同盟会让美国获得更加安全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密切的商业联系以及两国在语言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也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两国的间隙跟这些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据说当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允许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这说明在一个普通的国家看来，同一个强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俄国一度辉煌的时候，普鲁士有意巴结俄国，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则垂青奥地利。德国首相俾斯麦在这件事的转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1879年，俾斯麦的这种做法跟德国皇帝的想法完全相反。如果美国人能够把眼光抽离英国本土，放到英国的殖民地上，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诸州都有着同样的战略要求，另外，我们考虑到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便可以相信，对于种种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英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对待。

这种态度同英美之间相似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这种观念的表达有多么大相径庭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1500年的时间里，在英国本土以及其众多的殖民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扬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冷静细致地判断各种可能，分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区域，美国在推行它的政策时，就算没有同欧洲国家携手发展，也应该进行协商。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美国不可能不涉足国际争端，也不能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门罗主义范围和美洲地区之内。

我们和某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很微妙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有所变化，以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相距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局限在美洲问题上。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关注的是东方的动荡局势及发展需要，西方也需要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获得获利的机遇。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同样有相同的性质。各大国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接触一方面会增加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另一方面会导致种种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使各强国之间的力量进行组合。国家在有些阶段会认为同其他国家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更多时候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分歧。在当下，各种力量犬牙交错，一味坚持我行我素无疑是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不需要抱着一种投机主义的想法去处理眼前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在别的国家身上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方面的一致性，并按照这种观点去推行一直以来坚守不变的国家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一致性并不是寻找正式同盟的表现。对一个人充分了解后心无杂念地同他共事是一码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受制于某一种制度之中又是另一码事。就算美国的政策主张不是刻意避免因为短时间的需要而缔结一个长期的联盟，但想让美国人承担同盟的义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即使缔结了这种同盟也是一纸空文。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站在国际形势的角度上支持这种结盟行为，那么美国在处理同盟关系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而这种结盟对美国的政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门罗主义就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执政者不过是将这种想法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国家要求，它的持续性就在于它能否继续和美国人民内心的想法一致。这种想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理解，但它的确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它本身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力量，不像一项法律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文章的前面，我们提到过斯塔布斯的观点，那就是均势因素是开启16～19世纪欧洲新篇章的钥匙。这位历史学家非凡的钻研在当代影响深远，他同时还说：“在中世纪时的上个时代，每个国家之间都独立处事，不像今天那样有着频繁的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之间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能够展开行动的前提。”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个独立的领导集团，这些众多的集团使得国家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策划或者完成一项大型的行动。按照斯塔布斯的观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一部彩排有序的戏剧，而是一场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终于联合成一个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土的集合体而变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时，当德意志的每个邦国都能完全服从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时，国家这个词汇便渐渐清晰了起来。相比较美国现今的状况和独立之前13个相互敌视的殖民地时，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道理。

欧洲的多个成员成功地集结为几个有机整体，也就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就同欧洲的历史分不开了。结果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均势状况，这样一来，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每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如何不一致，也无论各国国民性格如何因为遗传的原因或者国内环境的差异有何不同，确保自身生存的观念能够让它们很容易相信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以此为出发点。门罗主义显示出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平衡状态的认识，依靠门罗主义，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便有了一个理论基础；而对东方移民的排斥性正好反映出美国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原则。

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某个英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从而走向国家富强的道路，这种国家的形成方式放到现代同样适用。我们推测，未来的两大军事阵营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和以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充满变化。另外，美国和众多欧洲国家的争斗会左右国际关系的准则和改变国际法。主导国际法的理念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至于对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表现在国家的主权之中。一个国家拥有了主权，才能够和它的人民融为一体。”而在今天，主导欧洲国家独立和发展的理念已深植人心。这种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们往往受制于共同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