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约与同盟

对于当前的欧洲来说，英国和德国所有的力量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它们财富充足、商业体制健全，并且英国的海军和德国的陆军是最强大的军队。而其他国家的力量薄弱，只能对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平衡发挥些作用。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般的国民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关心本国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个人的权利、居住环境和与其周围省份及周边国家的联系，这些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毋庸置疑，这种情形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和地方政府传统观念中的自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在一线工作，并且每天接触国民的日常生活的人是政府成员的最佳人选。这种观念在各州政府、市政府及乡镇的小型管理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很多人认为，这与其说反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道理，倒不如说表明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日常习性。

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制，这种授权给地方自我管辖的能力才能得到实践。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没有宣布成为殖民地和没有独立的时期，如果想让地方政府获得自治的话，可能还需要种种外部东西。而狭隘的地方自治理念会让地方政府与其他团体渐渐疏远，这非常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公共利益，何况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间往往还互相猜忌。这样一来，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本国的殖民地关系在性质上来讲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有一个词应该更加适合欧洲而不适合美国，那就是“区域化”，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思想狭隘”的理念，却非常适合用在我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的种种偏见和奇诡的行为上。区域性主要的思维和行动不在于它能够反映某一个地方的真实状态，要真是那样的话，它就成了有用的东西了。区域性思维能够破坏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平衡感。依照区域性思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完全以为自己牟私利为原则，并且感觉理所当然，在华尔街同样是如此，虽然它关系着周围的无数利益。

往大了看，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区域主义的影子。国际社会上的每个成员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利益得到了维护，那它就能够对自己的民众做出交代。但是这仅仅是对于己方而言，没有考虑到对方。如果要考虑到对方或者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要求的话，那么区域性主义就是值得诟病的东西。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告终，美国的国务院一直毫无生机，没有一点作为，这也正反映了美国的民众对国际形势毫不关心。只有在一些特别的事件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或者原则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将目光投向它。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西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完全是随机性的，除了很少一部分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会偶尔关注一下国际形势，政府的官员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力。政府往往在忙着处理国内其他的事件。一位老成的国会议员就曾经对一位新当选的议员说：“如果你想得到选民对你的帮助，就最好不要在看似光鲜的外交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因为国民对国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没有独立之前，其国民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性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而现在我们每天都能从世界各地获取到种种信息，却对国际问题如此冷漠，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早期和现在的美国人对国际问题兴趣不同的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了：同现在相比，战争年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频繁，有很深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他们同欧洲国家联系密切，就是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也能够影响到美国，就像现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变动会影响整个世界一样。那时候有关欧洲战争的种种流言让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深感不安，因为一旦爆发战争，他们的厄运就来了。马考莱①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时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普鲁士这块地方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等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由于一个人可以随时撕毁诺言进攻他曾经说过要保护的邻居，于是黑人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残杀，红种人在北美大湖地区争斗不休。”

尽管在当时信息很匮乏，但还是有来自欧洲的报道，这些报道都足够精细充分了。当时的美洲居民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外部形势的发展，日常的柴米油盐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北美报纸上关于国外复杂形势的消息让无数人陷入了深思。我们的祖先在殖民时期对外部消息格外关注，而现在我们一般则认为国际形势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民众早期和现在对国际事务感兴趣度不一的原因。

关于这种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态度非常不合实际。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紧接着的是法国大革命，而刚刚诞生的美国政权则遭遇了很多历史上和法国纠缠不清的条约问题，法国和英国在海洋上的争斗更加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所以华盛顿警告美国民众，千万不要和同盟国纠缠不清，后来的继任者也都秉持着这个原则，不希望美国人民参与到欧洲的争端中去。美国人民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个决策的重要性。在1803年和1821年，美国用不同的手段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从而使领土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一来美国的边界就十分清楚了，也就避免了人工划分边界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把我们和欧洲的势力完全隔开，除了加拿大一边。

与上述的情况相对应，19世纪早期产生了门罗主义②。门罗主义的目标是将欧洲的势力从西半球赶出去，避免和它纠缠不清。几个世纪以来，种种经验证明，欧洲国家在美洲的争斗必然会殃及到美国，只要是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立足之地，就不可能和美国完全断绝关系。门罗主义的精髓就是要阻止欧洲强国通过在美洲不断占领土地而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虽然门罗主义的实施会遇到种种阻挠，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十分有助于一些目标的实现。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政策联合上的分歧，强化了现在人们的区域性意识。而这种区域性心理已经慢慢地演变为民族偏见，妨碍了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国家政策中所包含的保守主义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欢迎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保守主义力量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的思想应该开放一点，眼光放得远一点。因为任何区域性主义都不能阻止外部形势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融入这个时代的话，它以前拥有的一些东西也会逐渐丢失。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行动上同欧洲刻意保持距离的原因，上文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和奴隶制有关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冷漠变得更加严重。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上。用了几乎100年的时间来安抚周围蠢蠢欲动的势力，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这也是国家能够长久存在的基本条件。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各种力量之间利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各种派别的产生和对立。在美国经历的灾难中，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更加具有危险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不管从本质还是表面上来看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对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及各州之间的道德观念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当时，由于美国内部局势的不稳定、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使得它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处理国际问题，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

但是，只要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与上述情况的相似处，我们就可以将美国前期和现在人们观念的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做出比较。国家的主体是人，那么它就理所当然的具备一些特征，只要对他们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并治理他们，或者将这些趋势转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将美国分为不同派别的原因不仅仅是奴隶制，种族和宗教的不同也能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和信奉新教的北方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分为两块；相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分裂已经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在法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分裂线在东西部之间，新教的势力则在南部根深蒂固。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局势不稳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能够使一块国土上的人产生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某一个地点很集中，所以宗教是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力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好多国家在内部争斗不断的同时，它在国际上也处处受制。总之一句话，它处在防守地位。西班牙人与摩尔人无休无止的战争致使它的国民团结起来，不但击退了摩尔人，还与阿拉冈联姻，从而实现了领土的统一。统一后的西班牙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来说，不管它的目标是不是正义的，西班牙确实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只要它对任何一个地方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它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成了主宰欧洲的主要力量。而在此时，德国和法国因为其内部的原因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英国则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对立还只是一个分裂的岛屿。总之，不管其他的形势如何发生变化，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德国、英国只能对西班牙俯首称臣。

最早从灾难中逃离出来的是法国。从这个方面来说，西欧的国家要比我们运气好，因为奴隶制留给我们的烙印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磨灭。这个问题虽然是区域性的，但是由于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欧洲国家也有内部地域间的差异，但是它们同时也具备统一性，这就是它们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因所在。法国的权力是怎样集中的，这些并没必要在此陈述。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的确实现了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及以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都拥有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这种政策使得法国在那个时代可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今问题的旁观者，我们没必要关心法国的霸权行为是不是正义的，而是应关注它所带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一个可以呼风唤雨并随时干涉别国内政的强国，法国的做法激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为了遏制法国的霸权而组成联盟。因为这种霸权如果不被阻止，肯定会使整个欧洲都屈服在法国的脚下。所以，欧洲的国家在争取一种平衡，而这是针对强大的压迫者所发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且，虽然这种联盟存在着种种缺点，但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了下来。100年后，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法国又一次获取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同样，随之而来的联合反击再次粉碎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体系。

由于这些成就，才使得政治家们将那些曾经有效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这种手段就是：加强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来抵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和克伦威尔凭借常备军进行武力统治英国人的印象十分相似。而在当时，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英国。这种情形在国际形势上也有反映，那就是某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让国际上和它有过争端的国家对它言听计从。对抗霸权的手段就是武力抗衡，一旦几个国家之间达成结盟，便会促成两股力量的“均衡”。

“均衡”这个词很早就存在了，而且300年来对每个战略决策者都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到：“不管对均衡如何定义，也不管两个国家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以至于较弱的一方不会被压倒，均衡是把欧洲的历史串联起来的最主要因素。它是1500年到1800年这300年来影响最深远的概念。不管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什么剧情，均衡都是这些情节的灵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均衡的概念被不断深化，从而有些人认为均衡能够有效地发挥它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角色。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均衡相呼应，前者也把国际仲裁作为国家合作和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而人为的决策只要能够考虑到人性的优点、缺点、情感和利益，并和这种种因素相协调，就会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个例子同样能够使用在均衡和国际仲裁上，因为用它们中间的物质制造出的产品不会包含除它们自身的特点之外的物质。当拿破仑倒台后人们对欧洲的事物进行重新安排时，普遍认为，通过调节领土的分布，在5个强国之间建立一种有限的均衡，而小国领土的完整性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前提下得到加强。如果谁想要破坏这个局面，其他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就跟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对抗侵略的情形一样。哪个国家想要蠢蠢欲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身边崛起一个能够将欧洲大陆笼罩起来的巨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像对付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对付他。那么这样而言，均衡就意味着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国际之间的军事干涉。

上面所陈述的想法如果能得到实现的话，各国的处境和机遇就会平等。但是，无论一时的国际协调如何成功，就能保证各国都会服从它吗？如果不服从的话，想让这些国家不去挑起事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安排的前提是，要让各个国家的物质和军事方面达到同一种高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每个个体之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会有差别，所以范围再广的均衡也会导致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及各种势力的对立。1815年关于欧洲局势的讨论并没有仅仅讨论经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各种势力的均衡这一个问题，各个国家政治的不同、社会状况的差异和对现状的不满都会导致各种争执。从1815年到现在，欧洲的历史就是对由利益和情感抑制人类本性从而导致种种斗争的一部史书。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走下坡路之后，欧洲的霸主地位被英国取得。这在当时来说很难看出来，但是18世纪的历史慢慢地证明了这种说法；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霸主地位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深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国并没有具备霸权所需要的权力，也从没有拥有过像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它能够在欧洲大陆随心所欲。英国的霸主地位在于它是政治中的第三方，是一个平衡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它独特的岛国地位，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防御能力，也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商业，不受战争的侵害。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非常容易被侵入的话，那么它就会屡屡受到打击。还有一点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了一体，这就让英国摆脱了战争，到了1707年英国在政治上彻底统一。英国的统一是它自我强大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英国的扩张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它瞄准的是更远的领域而非欧洲。这就是“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中，英国标新立异，它首先在扩张过程中未逢敌手，而且永远有无尽的侵略欲望，它并不重视自己得到的这片地方有多少财富，而是将自己国家的管理制度运用到这片领地。在这方面，罗马人和英国非常相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英国人在殖民地上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强取豪夺，但是英国人一上岸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块大陆上的主人，强迫当地的百姓要遵循自己国家的政策，哪怕是不成文的规定。这样一来反而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所有会讲英语的成员都将彼此帮助、真诚待人看做共同的目标。

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种作用是以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英国依靠它在地理上和商业上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拥有了大量的商业资源，在财力上大力支援了反对法国的盟国。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商业和产业及殖民地优势依然在不断扩大，于是在随后的欧洲军备竞赛中，英国始终领先一步，这一优势贯穿了风起云涌的19世纪，直到最近才消失。虽然这些年巨大的变化让英国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降再降，但与之相对应的科技进步促使的产业大发展依然能够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英国累计的财富，还是英国多年来商业和产业决定的国民能力，都独领风骚，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逢敌手。在1815年，欧洲各个国家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连续20年的战争给欧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战争中牺牲的一般都是生活中的青年支柱。无数的英国公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不过总体来看，英国的陆军数量比较少，而且它的傲视群雄的海军也没有参加过几次大的海战。

对于法国来说，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它摆脱这些战争时，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众所周知，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它的人口有直接的联系。法国还要担心的另一个麻烦是：庞大的政府系统和官员机构极大地减弱了国家实力，不仅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还使得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变成了天方夜谭。与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的世界影响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贡献，还在于个人的能力。

当时的德国就跟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许多联邦的集合体，这些小联邦之间相互独立。德意志的两个军事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同时存在，不但没有减缓德意志的分裂，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传统的思想或者其他种种原因阻止了德国的统一，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屈服。然而在滑铁卢之战的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事件却影响深远。随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斗争的延续，它们的追随者将德意志分成了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凝聚力都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君主给予的。然而从历史渊源和威信上来看，奥地利显得更加古老，同时它又是德意志的首邦。这两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君主制，这一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在这方面，欧洲第五大国俄国就更加不必说了，沙皇的权力从来不会受到限制。不过俄国和德意志一样，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专制主义，因为这种政治形势要求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员。过去的10年里，这种弱点给俄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这种因素再加上不断出现问题的国家机构让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变得奄奄一息。目前的形势是俄国已经被欧洲竞赛的格局排挤出来，同亚洲的国家走到了一起，因为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同俄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上面简单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这个局势与我们现在的联系是：英国无论是在财力、物力还是军力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而德国正处于分裂之中，它的政治和商业的发展都相对落后。用德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强国的称呼。法国从来没有放弃让德国四分五裂的想法，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都没有改变过，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政策，只是在行动上稍微有点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包含了决定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各国所做的使各种势力相均衡的努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更准确点来讲，是为了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压垮敌方，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底下暗流涌动。要改变这种平衡，我们就要学习一下自1908年夏天以来土耳其革命的发展。不光是为了考察这个事件本身，同时也考察西欧各国之间不同的意图、需要和种种猜忌行为，这些行为常常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能够让人一览无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在西欧的军备竞赛中被扔到了后面，这种止足不前的原因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分裂。而在今天，我们发现德国有可能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都刮目相看的极权主义强国，它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可能会和西班牙、法国、英国相媲美。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又有着种种区别。法国和西班牙在权力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只把主要目标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而欧洲的全部形势都是跟这些目标有关的；它们在海外的商品贸易也跟欧洲的形势息息相关。德国的状况跟英国也是大相径庭。英国只在海上称王称霸，却从来没有一支同德奥同盟那样强大的陆军力量。

当今德国所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不仅是在军事上，也在其他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还没有定型，具体实施它的方法还无从知晓，对于德国人也是这样，所以更加谈不上预测它未来的发展形势了。近期我看到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文章中写到：“光凭借美好的幻想并不能够征服世界。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建立也不是因为对权力的渴求。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以至于像贸易和边界上的通行权这些并不重要的东西都会引起冲突，胜利的一方会顺其自然地拓展它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幻想着征服世界。”不过提到法国和德国的战争，虽然这是德国人预料之中的，但是随后战争状况急转直下，德国人虽然有失谨慎，但还是精明地抓住了时机，在有准备的前提下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逆转了战场形势。

在罗马帝国身上也能找到德国的影子。今天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不是罗马人的传承者，但也同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慢慢地变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观赏物，而且它在19世纪初就彻底消失了，然而那种帝国的精神并没有随之消失，依旧影响着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德国的民族性格中有个人依赖国家的因素，这一因素也促使德国完成了统一。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骨子里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人权利的追求，这和德国完全不同。前者代表了更加先进的观念，代表着社会更高级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个人服从于集体的优点，这种优点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能够更加快速方便地促进共同利益。简单提一下，虽然日本没有和德国处在同一个地区，但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和强大欲望的它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也继承了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也同样适用，使得它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宰着这些城郭。从社会发展的大原则上来看，这种观念和精神显得有些落后，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做一种能给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对外关系注入新生力量的因素，它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是两个对立的观念，这是学历史的人都熟知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们总是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所以两者之间便需要调节。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加受到重视的话，这种调节会对国家的性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造成不同国家军队、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种种不同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能够在一些小企业和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中适用。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集体优先还是个人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体力量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下去，所以也会造成个人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光存在，还会起着主导作用，因为不管社会文明发展到多高的阶段，人们都不会自愿地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因此，用不着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也应该认同在大众利益的引导下正义的力量会战胜一切，而这种观念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古老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现代仍然适用，只有一个国家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才能在商业竞争和战争中生存下来，道德的力量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的协助。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是没有灵魂支撑的；政府也是一个受委托者，并非主体，主体是人民，所以无论怎么做，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德国政府现在有什么企图我们无从知晓，这也并不重要，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越来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肯定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是要应对国内的麻烦还是对外有什么战争企图，都是跟德国的利益相一致的，德国在地理上同奥匈帝国邻近，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无几，所以奥匈帝国完全有可能跟在德国的屁股后面，就像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一样。而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跟奥匈帝国相对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俄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软弱性，就是从来不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也能一眼就看出来。意大利处于德国和奥地利两个同盟之间，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意大利有明显的亲英倾向，这是由两国的海洋国家身份以及历史上相互之间的好感造成的。另外，以前疏远的法国和意大利最近也越来越亲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一星半点，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的态度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一份杂志就非常敏感地预测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我们急切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里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我们需要这支海上力量来援助我们的陆上行动、保护我国的商业基地不受骚扰，并防止我们的奥特朗托海峡被敌人占领。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支海上力量的实力要和我们敌人的海上力量相平衡。如果我们再这样拖泥带水，意大利就会骑在我们头上，而且我们以后也很难超越它。同其他方面相比，不发展海军就相当于一种倒退，而这种倒退会让我们送命。”奥地利正在建造强大的舰船，上面的那段话能让我们了解一些三国同盟的关系。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支持德国，而意大利并不支持德国。

通过分析当前欧洲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由法国、英国和俄国刚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另一方则是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这个同盟已经存在了30年。意大利的倾向就有些模糊了，虽然我们能够从意大利当前的局势和它面临的压力方面做出一些判断，但这种判断终归有些武断。形势的重点还在三个协约国身上。比较这两方的实力我们会发现，三国同盟除了海军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从地理方面来看，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相连，这就便于相互之间的救援。而这种救援不可能光是防御性质的。纯粹的防御性态势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在这方面德奥两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让自己有尊严，1908年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已经证明两国有这种实力。而且从德奥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水平来看，它们的出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本国的工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奥地利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源于这个原因。还有，在过去的30年里，德国慢慢地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这样它就迫切地需要保证它的原料来源和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物资进出口方面的安全……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德国的粮食远远达不到消费需求，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面对上面的种种需求，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开始了它的旅程，然而它却发现，其周边国家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被别的国家瓜分殆尽，于是德国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舰队，目前这支舰队在运送货物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商业贸易，有大型的船队，但在商业交换的第三个环节上却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国际市场，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的范围外进行各种交易。而其他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商业保护主义，这种竞争使得德国非常为难。德国唯一控制的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自己的领土之内。虽然德国加入这场争夺战后取得了一星半点的殖民地，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从一开始德国就处在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种种斗争将这种不利完全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距离上的接近将德国牢牢地捆绑在这个地方。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各国都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加强各国之间的误解和厌恶。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他国家会受到欢迎，而德国的政治体制则刚好相反。德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这种政府比英国经常走马换将的政党制度要好得多。德国的募兵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已经解决掉了很多难缠的问题，我们始终坚信，今天德国的富强和这种制度是分不开的。但是其他国家更加喜欢自由宽松的制度，就像英国那样的。所以英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德国。”

一位长期在德国船只上工作的官员曾经谈到了德国人在谈话方式上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德国依靠军事对人民行为的干涉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在德国人的谈话方式中就能找到。虽然如此，德国依旧能够和其他国家一比高下。德国人的工作方法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他们做事非常认真，又十分善于观察细节并加以分析，工作热情高涨，背后还有着英明的政府在支撑，这些优点将在同英国的交战中将英国人具有的优势压倒。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德国拥有这些优势，但是对商业地区、贸易场地和原材料产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对一大片可利用的地带的控制情况完全阻碍了德国的发展。不过德国的个人在这些地方倒是十分受到欢迎，并且他们还有可能喜欢上更加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者它们宽松的政治体制，虽然他们依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够促进德国向海外发展，在其本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愿望还很难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双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上有可能变成现实，而且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而在现在，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更能够让德国人欢喜鼓舞的；虽然它对殖民地求之若渴，但机会却不站在它这边。

德国的梦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英国的位置对德国也有非比寻常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所有的内陆河道都已经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水运系统，这个系统的始端是海洋中的一个入海口，因此这个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进出的重要通道，德国的对外贸易也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沿着敌军军舰的巡航路线我们会发现，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60英里的距离。而波罗的海的海岸线要长得多，但是从大西洋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经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够100英里。一旦发生战争，德国的商船就能在中立的区域里沿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因为无论德国的船队是要去大西洋还是其他大洋，都必须经过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的教训不会变淡，这两个海峡的一侧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非常狭窄，最宽的地方只有400英里，有些地方甚至不到300英里。一旦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按照当今的国际法，德国的任何船只经过上述的海域时都会被拦截，如果英国成功地封锁住德国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那么德国它与中立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就会瘫痪。对英国来说，只要将离德国不到400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作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完全钳制住德国，并且对它的两个重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而在波罗的海的封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们由此就能够看出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依靠这条运河，军用或者商用的船只就能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个海域而不被敌人发觉，德国的海军也有能力在此集结，来对付分散的敌军舰队。另外，虽然基尔运河没法改变德国船队在北海的处境，但它能够使无法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国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出发，完整的运河体系就会将货物送到需要的地方；德国的内陆运河连成一片，所以没必要在中途将货物再次装船。基尔运河的伟大意义是，在德国敌人的海军规模不超过德国海军两倍的情况下，它就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德国的对手试图封锁这两个地方，那么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法和高度集中的德国海军相抗衡，它只能撤退。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旦后撤就意味着封锁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再次封锁这些地方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航行，而且中立国还需要时间得知这种变动，并确认自己在某个航线上的航向是否合法。不过，虽然暂时放弃了封锁，使得中立国的船只可以任意出入北海或者波罗的海的德国港湾，但德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也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在当今世界中占有很大比例，一旦英国和德国开战，中立国的船只根本没有能力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它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正做着全面的准备，这让我们感到害怕。不过，威廉港的战略意义是有限的，2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将它与易北河口分离开来，这就使得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的连接力量有所削减。还有，这些海岸都被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赫尔果兰岛围起来。在1890年，英国将这个岛让给了德国，条件是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鱼雷艇基地。虽然赫尔果兰岛的海岸线仅仅有30英里，但它所具备的意义远远大于鱼雷防御。

虽然基尔运河的防御意义重大，但这种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就像古巴对美国具有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一样，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意义也极其深远。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100英里的海岸包含在里面，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占有古巴岛。不过随着古巴归属问题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这种担心已经变成了历史，古巴战略重要性依然存在，但至少不会再被某个国家作为海军的战略基地。显然，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重要性是持续的。直至今天，英国的海上力量依旧独领风骚，而英国两大政党的长期目标就是保持住这种局面。

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英国和德国都是商业的国家，但英国比德国更加依赖国外的原料、物资和商品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所以英国的军事力量的人员处于下风。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400多人，德国是300人，所以英国仅依靠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法养活那么多的人口。而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性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德国那样的大陆边界。德国境内还有莱茵河，从德国的盟友荷兰入海，是德国内陆最重要的一条运输水路，英国人想要截断它是不可能的。在领土的另一边，德国和俄国接壤，而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基地。1909年，俄国的小麦产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是2.13亿多英担③，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小麦产量为1.93亿多英担。

所以就其需要性而言，英国比德国更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放弃了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国将会变得体无完肤，还有，英国还必须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过英国没必要在每个殖民地海域内都保持着优势的海军力量，这种力量仅仅集中在欧洲就可以了。因为就全世界而言，欧洲依然是战争的策源地。而且，由于大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只要在欧洲保持优势的海上力量就能够牢牢地钳制住德国。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比以前得到了加强集中。过去英国把很大一部分海军力量布置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已经撤回了一些海军，这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英国海军的集结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德国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海上霸权。拿破仑曾经就梦想着把英国的舰队诱离港口，然后乘机入侵英国，这也是英国人最怕的情况。不过最后拿破仑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有点凄惨。要是放在蒸汽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占领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就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在现代，蒸汽轮船可以轻易地跨越英吉利海峡迅速地向英国输送军队，不受风向和天气的影响。当然，集结舰船和运送部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英国登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详细的预算和适时的考虑，否则就不会成功。至今英国人还记得当年为了防止法国或奥地利的入侵而做的种种细致的动员和措施。不过一些人还是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支无比强大的海军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英国只能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仓皇迎敌。

所以英国才要将其海军分布在领土周围，但这却促使德国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如增加军舰的数量、修建各种造船厂等，使之具备制造和维修军舰的能力。这些计划都体现了德国人高度的保密能力。德国人虽然没有在正式场合表达过它想要发展海军的强烈愿望，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句话猜测到它的意图：“壮大德国的海上力量，让世界上最强的海上国家不敢轻视德国。”德尔布吕克也写到：“德国永远不会把征服英国当成一种政策，但它必须通过适度的行动来限制英国。”这就说明，德国不会任由英国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对它的商品贸易进行控制。而德国人的目标是建立一支比英国更加强大的海军，所以英国不得不和德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来维护自己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显然，英国海军的强大将德国在陆上的优势有所抵消。一旦英国失去了对海洋的绝对控制，它是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够跟德国陆军相媲美的陆军的。相反，德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无比的陆军，它还幻想着建立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虽然英国的财富比德国要多得多，但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像德国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的东西。个人自由是英国人最主要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英国没有办法按照德国人的治理方式来管理国家；这种特征根深蒂固，一代人的时间根本没办法改变它。英国能够在海上和殖民地取得成功和这种自由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种局面持续到了现在，自由和公平竞争依然是英国发展的主题。在英国，是个人推动了国家的进步；而在德国，集体行动诠释了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是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反映，虽然这个计划中有德国法律的影子，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经验的不足和能力的有限。根据养老金计划，国内成员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国家一律承受所有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调节好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把养老福利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这个福利背后的税收政策一方面不会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不会让人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因为无论你多么勤奋工作，你所得的一部分财富都会被国家税收抽走；而无论你多么懒惰，国家都会给你价值不菲的补助。所以表面上模仿德国人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让英国取得应有的进步。

这种差异进一步增大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和德国单独抗衡，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联手对付德国的话，组织协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但是无论欧洲的国家如何重新组合，奥匈帝国一定会站在德国这边，所以英国的海军成了唯一能够和德国抗衡的军事力量。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态势同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是分不开的，这种竞争渐渐变得激烈，而且慢慢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收入和福利状况。最近频频出现在报端的外交访问刚好反映了这种状况。在德国人看来，这种频繁的外交访问正在渐渐地孤立和限制德国，而那些相互访问的国家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压制德国，不让它的野心继续膨胀。无论别人怎么看，在欧洲只有德国和英国有着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形成体现在两国物资富有、工商业体系健全、两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上。欧洲其他的国家或者依附于德国，或者依附于英国，虽然这些国家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平衡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边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