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毛衣是新的，红得扎眼，难看。都五月十二日了，气温却降到4.5摄氏度，冬衣已经打包装箱，我懒得拆开来找，硬着头皮只穿单衣，冻得瑟瑟发抖。我抖了四天，只好跑去旧货摊，随便买了件东西御寒。哎，芝加哥的春天！

我坐在办公室隔间，四周是粗麻布墙面，一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今天这篇社会新闻虽然骇人，但就是不够惊悚。四个小孩，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六岁，被发现遭恶母遗弃在芝加哥南区的房子里，房门反锁，屋内有几个金枪鱼三明治，一瓶一升装的牛奶。孩子被反锁了三天，像小鸡争食，乱哄哄吵成一团，吃喝拉撒全在地毯上。他们的妈妈溜达出去抽烟，然后就忘了回来。有时候实情就是这样。没有烫伤，没有骨折。只是一恍神，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妇人落网的时候我看到她。谭美·戴维斯，二十二岁，金发、痴肥，脸颊上有两圈矮脚杯大小的腮红。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摇晃不稳的沙发上，衔着滤嘴，吐出呛鼻的浓烟。周遭事物迅速飘逝，四个稚子被抛诸脑后，她独自回到中学时期，十三岁的她独领风骚，嘴上永远擦着闪亮的唇蜜，接吻前必定先含一颗肉桂糖，想当年那帮男孩子多么在乎她。

啤酒肚。气味。香烟和隔夜的咖啡。我们德高望重的总编弗兰克·柯瑞满脸憔悴，穿着开口笑的鞋子走了过来。他嘴巴一张开，只见两排牙齿泡在带有香烟焦油色的唾沫里。

“报道写得怎么样啦，小朋友？”我桌上有个银色的图钉，钉子朝上，他用大拇指轻轻按着，指甲发黄。

“快好了。”我只写了六行，总共要十八行。

“很好。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我现在就可以过去。”

“写死她，发稿，到我办公室来。”

“好吧，再过十分钟。”我想把图钉拿回来。

他走出我的隔间，领带长得晃到他的胯下。

“卜蕾？”

“什么事，柯瑞？”

“写死她。”弗兰克·柯瑞觉得我耳根子很软。或许因为我是女人，或许因为我的耳根子真的很软。

柯瑞的办公室在三楼，一往外就看到树干，想必他一定非常恼怒。没有哪个好编辑喜欢看到树皮，好编辑都只想看到树叶，但前提是眼力要足够好。毕竟从二三十层楼高的地方往下望，连树在哪里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的《每日邮报》在芝加哥挤不进前三强，退居第四，办公大楼只能盖在郊区。这里的房子可以横着盖，所以用不着盖得太高，三层楼刚刚好，我们整栋报社大楼就像一杯打翻的水，连绵不绝向外流去，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到地毯商和灯具店中间。我们这个镇，是一位建筑开发商花了三年的时间，从1961年到1964年，按部就班地盖起来的。竣工前夕，开发商的千金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开发商便起意以女儿的名字为这个镇命名——欧若拉思普林，还让女儿跟崭新的市镇招牌合照。后来他们举家搬迁，当年的千金小姐现在成了五十开外的贵妇人，身体依旧健朗，只是手臂偶尔会酸麻。她住在亚利桑那州，每年定期会回来跟招牌合照，和她老爸当年一样。

她上次来拍照，我写了一篇报道，柯瑞看了并不喜欢，他最讨厌这种生活化的新闻。他一边看稿一边喝水果酒，喝着喝着就醉了，酒洒得稿子上到处都是，散发出覆盆子的味道。柯瑞酒品不差，但常常醉倒。不过他办公室之所以贴近地面不是怕他酒后出事，纯粹只是因为公司时运不济而已。

我走进办公室，关上门。柯瑞的办公室跟我想象中的总编辑室不一样。我想象的总编辑室，门上开着一扇橡木嵌板的玻璃窗，上面标着“总编”两个字，门外的菜鸟记者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我们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柯瑞的办公室平板单调，整栋报社都是走这种调调，跟一般大型机构没什么两样。你可以在这里开新闻学辩论大会，也可以在这里做子宫颈抹片检查。没有什么差别。

“风谷镇是个怎样的地方？”柯瑞用圆珠笔头对准下巴。我想象那蓝色的笔尖，在他灰白的胡茬上留下小蓝点。

“风谷镇位于密苏里州南端，刚好在边角上，东临阿肯色州，西靠田纳西州。”我急忙背出风谷镇的相关信息。柯瑞很喜欢抽考记者他自以为一针见血的问题，譬如芝加哥去年总共发生几起谋杀案，库克郡的人口统计资料等等。现在又莫名其妙考起我老家的事来了，这个话题我向来闭口不谈的。“风谷镇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存在了。”我继续往下说，“该镇的地理位置靠近密西西比河，以前曾经是个港市，现在主要发展宰猪业。住户大约两千人，不是有钱的上流世家，就是一文不值的垃圾。”

“那你是哪一种？”

“我是垃圾。有钱人家的垃圾。”我微笑。他皱眉。

“你们那里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安静地坐着，默默列出风谷镇可能会发生的天灾人祸。风谷镇是个多灾多难的乡下地方：巴士车祸、龙卷风袭击、筒仓爆炸、小婴儿摔进井里。我一边列，心里一边暗暗不爽。本来还以为柯瑞叫我来办公室，是要夸奖我哪篇报道写得很棒，或是要帮我升职，抑或是塞给我一张条子，上面凌乱地写着加薪百分之一，爽！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心里都抱着同样的期待，每次也都同样落空，但我完全没料到他竟然会盘问我风谷镇的近况。

“你妈不是还住在那里吗，卜蕾？”

“对，跟我继父。”还有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我上大学之后我妈才生的。我总觉得很不真实，我居然有个妹妹？我动不动就忘记她的名字。艾玛。还有玛丽安，永远离开我们的玛丽安。

“哎，你还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圣诞节过后就没有了。我那时灌了三瓶波旁威士忌，打电话过去礼貌地问候一下，冷冷的，很怕我妈隔着电话线都闻得到我身上的酒气。

“最近没有。”

“天啊，我说卜蕾，你有空也看一看新闻吧。记得去年八月好像有桩谋杀案？有个小女孩被活活勒死？”

我表示知情地点点头，其实是装的。我妈是我在风谷镇唯一还有联络的人，而且我们也很少联络，上次联络也没听她提起这件事。这就怪了。

“最近又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你帮我去追这个新闻，马上动身，明天早上就要到。”

想得美。“我们这里的恐怖新闻还不够多吗？柯瑞。”

“多是多，可是这里有三家报社跟我们竞争，人家财力比我们雄厚，人手也比我们充足。”他拨一拨头发，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我们的新闻每次都被抢走，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是我们抢独家的大好机会。一定要搞成大新闻！”

柯瑞相信，只要找到对的新闻，我们就会一夜成名，跃居芝加哥第一大报，获得全美一致好评。去年春天得州河水水位上升，发生青少年戏水溺毙事件，某家报社派了记者回老家得州采访，写了一篇笔调哀婉但内容翔实的报道，从水性写到亲朋好友的追悔，哀悼青少年的篮球队损失了三名好手，还披露了当地殡仪馆没能妥善地处理溺毙的死尸。这篇报道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1]。

我还是不想去，两只手死命地抓着扶手，好像害怕柯瑞会硬把我从椅子上撬起来。他坐着不动，用那双水汪汪的茶色眼珠看了我几秒钟，清一下喉咙，看了一眼他太太的照片，像是要宣布噩耗的医生。柯瑞是老派的编辑，虽然动不动就爱大吼大叫，但也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人。

“听着，小朋友，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那你就一定做不到。但我认为试试看也不错啊，去挖一点新闻。站稳脚跟重新出发。这新闻非常有价值。我们需要，你也需要。”柯瑞向来支持我，认为我是他手下最优秀的记者，称赞我脑筋动得很快。我跑了两年新闻，每次都让他失望，有时甚至是失望透顶。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气息从对面传过来，要我给他一点信心。我点个头，希望看起来还算有自信。

“我去收拾行李。”我在扶手上留下两个手印。

我没有宠物要烦恼，也没有盆栽要托邻居照顾。我把五天份的换洗衣物塞进行李袋里，预计要在这个周末前离开风谷镇。出门前我瞥了屋内最后一眼，两三下就扫视完毕，简直就像大学生的公寓，简陋得仿佛短暂的栖身之所，毫无特色。我跟自己保证，这次挖了大新闻回来，奖金一到手就先去买张像样的沙发。我一定要挖到！

门边的桌上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大约十岁左右，怀里抱着七岁的玛丽安，两个人笑得好开心。

玛丽安的眼睛睁得很大，一副很吃惊的模样，我的眼睛则闭得死死的，紧紧搂着她，她细细的短腿在我的膝盖上摇晃。我不记得这是什么场合，也不记得我们在高兴什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些都已经变成愉快的秘密。我想我情愿不知道谜底。

我洗了个澡。不是冲澡。我受不了莲蓬头的水柱，冲得我皮肤吱吱响，像打开电源开关的声音一样。我把旅馆提供的薄毛巾铺在排水孔上，把莲蓬头对准墙壁，在淋浴间的地板上坐下来，水淹了八厘米高，水面上漂着别人的毛发。

出了淋浴室，我找不到第二条毛巾，干脆直接扑到床上，用廉价的毛毯把身上的水珠擦干。我喝了一杯温热的波旁威士忌，在心里咒骂出故障的制冰机。

风谷镇在芝加哥南边，车程大约十一个小时。柯瑞很慷慨，帮我出了一个晚上的住宿费，外加一顿加油站的早点。但一到镇上我就要回我妈那里住，这也是他帮我决定的。不用想也知道我妈看到我出现在门口会有什么反应。她会先吓一跳，手足无措，摸一摸自己的头发，来个不协调的拥抱，抱得我东倒西歪，然后说什么屋子里很乱，但其实整齐得要命，最后还假装好心地询问我要待多久。

她嘴上会问：“我们能招待你几天呢，小甜心？”但其实心里想的是：“你什么时候走？”这种虚情假意最让我生气。

我知道我应该记一些笔记，事先拟好几个问题，但我还是继续喝我的威士忌，只在关灯前吞了几颗阿司匹林。空调声滴答滴答，隔壁的电动玩具声叮叮咚咚，我在催眠声中沉沉睡去。虽然老家近在五十公里外，但我还需要一个晚上的距离。

早上，我随便吃了点隔夜的果酱甜甜圈，继续往南边开去。沿途气温攀升，两旁是蓊郁的参天树林。密苏里南部不算多山，阴暗的树林绵延数公里，被我脚下这条细瘦的公路横穿而过，同样的景色在窗外不断出现达两分钟之久。

从这么远的地方还望不到风谷镇。风谷镇上的房子最高不超过三层楼，但再往前开二十分钟，就会知道风谷镇快到了。首先出现的是加油站，最前面坐着一排邋遢的青少年，上半身打着赤膊，无所事事；再过去有一台老旧的卡车，卡车旁边有个包着尿布的宝宝，刚学会走路，正拾起地上的砂石，一把一把往空中扔；宝宝的妈妈染了一头金发，正在一旁加油，头发是很久之前染的，天生的棕发都齐耳长了。我开过他们母子身边，妈妈对宝宝喊了几声，可是听不清楚喊了些什么。不久后，森林逐渐稀疏。

我开过一排简陋的小店，有设有日晒床的小型商场、枪支专卖店，接着驶过一条孤寂的死巷，死巷两边是老式的建筑，原本预定要开发改建，后来却无疾而终。终于，风谷镇到了。

开过“欢迎来到风谷镇”的牌子时，我没头没脑地憋起气来，好像开车经过墓园的小孩[2]。虽然我已经八年没回来了，但附近的景物依旧历历在目。沿着这条路直直开下去，就是我小学钢琴老师的家，她原本是修女，每次说话都有鸡蛋的气味；再往前是一座小公园，在那汗淋淋的夏天，我在这里抽了生平第一根烟；前方那条大道转弯后，就进入伍德贝瑞区，再往前就是医院。

我决定直接到警察局去。警察局蹲踞在“大街”尽头，“大街”街如其名，的确是风谷镇的大街，街上有美容院、五金行、名叫“十元商店”的十元商店和一间小图书馆，小到只容得下十二排书架。另外还有一间服饰店，店名叫“糖糖休闲服饰”，贩卖无袖背心裙、套头毛衣、绣着房屋和小鸭的针织衫。风谷镇的良家妇女，要不就在学校教书，要不就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或在类似“糖糖休闲服饰”的店里工作。

镇上目前还看不到星巴克，可能要过几年才会进驻，镇民已经期盼连锁餐饮店期盼好久了，对事先包装、有卫生认证的食品跃跃欲试；但目前大街上只有一家小吃店，家族经营，老板的名字我已经忘了。

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人影，没有车辆。人行道上有条狗在奔跑，也没看到主人跟在后头吆喝。两排街灯系着黄丝带，贴满了小女孩的照片，照片分辨率太低，颗粒很粗。我在取代红绿灯的暂停标志旁边停车，女孩的照片歪歪斜斜地贴在杆子上，照片贴得不高，小孩子伸手可及。我把公告撕了下来，公告是用手写的，最上面是粗体的“寻人启事”四个字，大概是用记号笔描的。小女孩有着黑色的眼珠，撒野的笑容，厚重的头发。看起来很像老师口中的“捣蛋鬼”。我喜欢。

姓名：娜塔莉·珍·肯尼

年龄：十岁

失踪日期：五月十二日

失踪地点：雅各布阿瑟纪念公园

穿着：红色条纹上衣，蓝色牛仔短裤

联系电话：588-7377

我满怀希望地走进警察局，盼望他们告诉我娜塔莉已经找到了，毫发无伤，可能是在森林里迷了路或是扭伤了脚踝，或者是离家出走，走到一半又折返回来，总之没有采访的必要，我大可安心跳上车开回芝加哥。

没想到，大街上空无一人，因为警方带着半数居民到北林寻人去了。接待小姐说我可以在局里坐一下，警长比尔·维克里过一会儿就会回来吃午饭。接待室走的是居家风，就像牙科诊所一样，感觉居家得很虚假。我坐在橘色的长椅上，翻阅女性生活杂志。旁边的插座上插着一瓶室内芳香剂，包装上写着田园清风，但我却只闻到塑料的恶臭。三十分钟后，我翻完三本杂志，闻塑料臭味闻到反胃，这时，维克里警长终于回来了。接待小姐用下巴冲着我，迫不及待地从嘴角挤出气音，语带鄙夷地吐出两个字：“媒体。”

维克里警长大概五十出头，身材精瘦结实。他满身大汗，制服湿透了，上衣紧贴在胸膛上，臀部的布料皱成一团。

“媒体？”他的目光从老花眼镜上方射向我，“哪儿来的媒体？”

“维克里警长您好，我是芝加哥《每日邮报》的卡蜜儿。”

“芝加哥？你从芝加哥来这儿干吗？”

“我想跟你谈一谈娜塔莉的事，还有去年那桩谋杀案。”

“哎哟，连芝加哥那边都知道啦？我的老天啊。”

他看一看接待小姐，又转过来看一看我，好像我们串通好了一样。他示意我跟他走。“电话进来先帮我挡一挡啊，鲁思。”接待小姐翻了个白眼。

比尔·维克里带我走过一条走廊，走廊两边贴着木板，挂着廉价的相框，展示着野马、鳟鱼等照片。我们转进他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窗户，格局方正，小小一间，墙壁四面立着一排一排的档案柜。他坐下来，点了根烟，没问我要不要来一根。

“小妞，你听着，我不希望走漏风声，也不想被媒体报道出来。”

“维克里警长，你恐怕没有选择的余地。歹徒盯上孩子，社会大众有权利知道。”我这次开车南下，一路上都在默念这句台词。把矛头指向伟大的民众肯定没错。

“你管那么多干啥？他们又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风谷镇的孩子。”他说着说着站了起来，然后又坐了下去，顺手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我敢说芝加哥那边从来就没关心过我们风谷镇的孩子。”他说到最后语带哽咽，吸了一口烟，转动手上厚实的粉红金戒指，迅速眨了几下眼。该不会是要哭了吧。

“你说得对。芝加哥的人确实漠不关心。但我不是来这里炒新闻的。这件事真的很重要。如果能让你好过点，那我就老实说吧，我是在风谷镇长大的。”看到了吧，柯瑞，我很努力。

他抬头看着我，端详我的五官。

“你叫什么名字？”

“卡蜜儿·卜蕾。”

“我怎么没听过？”

“因为我从不闯祸，警长大人。”我挤出一丝微笑。

“你们家姓卜蕾？”

“我妈二十五年前再婚，嫁给亚伦·克莱林，现在随夫姓叫爱多拉·克莱林。”

“哦，我知道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有钱人在风谷镇很少见，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有钱。“不过，卜蕾小姐，我还是不希望你待在这儿。要是这桩案子被报道出来，以后大家提到我们风谷镇，会马上联想到……这桩案子。”

“说不定报道有助于破案，”我提议道，“很多案子都是这样破的。”维克里沉默了一秒，对着桌角皱成一团的纸袋沉思，纸袋里是他的午餐，闻起来像烟熏香肠。他呢喃着：“那选美小皇后琼贝妮特的案子[3]怎么说？报道了十年都还没破呢。”接着低声咒骂了几句。

“感谢你的好意，卜蕾小姐，不过不用麻烦了。对于这桩案子，我不做任何表态；对于目前的调查进度，我也无可奉告。你就这样写吧。”

“嗯……可是我有权利赖在这里不走。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得那么僵。你透露一点消息给我，随便什么都好。一旦消息到手，我就让你耳根清净一阵子。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工作，但我也有我的工作要做。”这番说辞是我开到圣路易市附近时想到的。

我离开警察局，手里多了一份风谷镇的影印地图，维克里警长在上面画了一个叉，是去年寻获尸体的地点。

安·纳什，九岁，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在瀑布溪被人发现尸体。瀑布溪贯穿北林中部，河床崎岖不平，水声嘈嘈。二十六日晚间，安失踪，警方派出搜救队日夜搜查北林。二十七日清晨五点，一群猎人发现了安的尸体。死者的脖子上缠绕着两圈晒衣绳，推测是在午夜遭人勒死后弃尸。当时是夏天，久旱不雨，瀑布溪水位下降，晒衣绳被大石头缠住，尸体在缓慢流动的溪水中漂浮了一整夜，第二天打捞上岸后即入殓下葬。维克里只肯告诉我这么多。盘问了一个小时，才打探到这么一点而已。

我利用图书馆的公共电话，拨了寻人启事上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是一位老妇人，说“这里是娜塔莉专线”，但我分明听到洗碗机的声音。老妇人告诉我说，据她所知，搜救队还在北林搜索，想加入请自备开水，到主要联络处报到，还提醒我今天气温可能会创新高。

我走到北林，遇到四个金发小女生，她们在地上铺了一张野餐垫，拘谨地坐在阳光下野餐。她们给我指了一条小径，说直直往前走，就会碰到搜救队的人。

“你来这里做什么？”其中最漂亮的一个问我。她的脸红通通圆滚滚的，看起来还不满十岁，头发中分，编了两条辫子，尾端用缎带绑上蝴蝶结，但她的胸脯，却像熟女一样巍然挺立，不是随随便便的熟女，而是那种天之骄女。她得意扬扬地挺着巨乳冲着我笑，好像认识我一样。这不可能啊，我上次来风谷镇的时候，她都还没有上小学呢。可是好面熟，可能是哪个同学的女儿吧。如果当年高中一毕业就生孩子，小孩差不多也这么大了。很有可能。

“来帮忙。”我回答她。

“哦。”她冷冷一笑，低头去抠脚指甲上剥落的指甲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我走过滚烫的石子路，进入森林里，没想到林子里温度更高，跟丛林一样又闷又湿。我的脚踝擦过鲜黄的秋麒麟草和艳红的五味子，毛茸茸的白杨絮四处飘散，飘进我的嘴巴里，粘在我的手臂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都说棉絮是仙女的舞衣。

我听到远方有人在叫唤娜塔莉，一声接一声，声调高高低低组成一首歌。再往前跋涉十分钟，终于看到搜救队的人，大约五十个，分成好几纵队，拿着棍子拨动草丛。

离我最近的是个大肚男，他呼叫道：“哈啰！有消息吗？”我离开小径，穿过树林，走到他身边。

“我可以加入吗？”我不打算这么快就拿出笔记本。

“你可以跟着我。”他说，“人多好办事，每多一个人，搜寻的区域就小一点儿。”我和他同行了几分钟，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他偶尔咳个几声，清一清痰。

“有时候我真想放火烧了整片林子。”他突然开口，“这里好事没有，坏事特别多。你认识肯尼家的谁吗？”

“其实我是记者，芝加哥《每日邮报》的记者。”

“这样啊，那你是来报道这桩案子的？”

树林深处突然传来女孩子凄厉的尖叫：“娜塔莉！”我们朝声音的来源走去，我的手心直冒冷汗。

好多人匆匆忙忙从我们身边跑过。只见一位少女拨开草丛，朝小径的方向走去，她留着一头白金色的长发，脸颊红通通的，脚步像发酒疯的醉汉般踉踉跄跄，对着天空呼喊娜塔莉的名字。一名男士从后方追上少女的脚步，大概是少女的爸爸，他把她搂在怀里，带着她走出森林。

我的搭档大喊：“找到啦？”

大家一齐摇头。“大概是中邪了。”一个男的喊道。

“她受不了啦。现在这里不干净，女孩子不应该来的。”他说完后直直望向我，摘下帽子擦一擦额头上的汗，继续往草丛深处搜寻。

“真是乱七八糟，”我的搭档说，“天下大乱喽。”我跟着他慢慢往前走，一脚踢开生锈的啤酒罐，又踢开一个啤酒罐。一只鸟从我眼前掠过，突然拔高飞上树梢。一眨眼，手腕上不知何时停了一只蚱蜢，像变魔术一样，让人毛骨悚然。

我拿出笔记本，把它抖了几下。“我可以请教你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吗？”

“我想我没什么好说的。”

“就随便说一说你的看法。同一个小镇有两个女孩……”

“哎，谁说这两件事有关系？难道有什么事是你知道我却不知道的？在我们看来，娜塔莉一定会平安归来的。她失踪都还不到两天呢。”

“那安的案子你怎么看？”我追问。

“那一定是疯子干的。肯定是某个有幻听的家伙忘记吃药就跑到镇上来逛大街。”

“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顿了一下，从裤袋里掏出一包烟草，抓了一把烟丝往嘴里塞，用臼齿嚼出烟味，看得我烟瘾大作，口齿生津。

“不然还会有谁没事去拔小女孩的牙齿？”

“他拔光她的牙齿？”

“只留下一颗小臼齿。”

一个小时后，搜寻行动仍旧毫无进展，我也没挖到多少新闻，索性告别我的拍档罗南·J.卡门，他特地嘱咐我说：“可以的话请放上我的全名：罗南·J.卡门。”我往南边走，想去看一看安的陈尸地点。十五分钟后，那一声声“娜塔莉”“娜塔莉”逐渐远去，再往前走十分钟，慢慢可以听到瀑布溪清亮的流水声。

要抱着小孩穿越这片树林可不简单，一路上枝叶交缠，路面上树根隆起。如果安是土生土长的风谷镇女孩，那她一定是长发披肩，因为风谷镇标榜女孩子就应该要有女孩子的样子，这么一来，她被拖过草丛时，长发一定常常会被钩到。我一直错把蜘蛛网看成闪闪发亮的发丝。

案发后警方铲除草皮搜寻线索，因此弃尸处附近的野草特别短。草地上有几根烟蒂，八成是几个人闲来无事，高高兴兴前来探险留下的。无聊的小鬼头喜欢吓唬彼此，说看到有个疯子用沾了血的牙齿沿路做记号。

瀑布溪里原来有一排乱石，缠住了安脖子上的绳子，就这样拴着她，好像临刑前的罪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一整夜。而今溪水平缓，汩汩流过沙地。罗南·J.卡门很神气地告诉我：案发后，镇民合力撬起整片乱石，用卡车运到镇外丢掉。这种迷信的做法真令人鼻酸，以为摧毁那些石头就可以避免灾祸，看来不太灵验。

我坐在瀑布溪畔，抚摸碎石满地的土壤，捡起一颗平滑温热的石头，轻轻贴在脸颊上，心想：安活着的时候来过这里吗？还是现在好玩的游戏太多，风谷镇的小孩都不来溪边玩耍了？

我小时候常常到下游去游泳，那边有大片大片的巨岩，形成一座天然的游泳池。蝲蛄从脚边蹑足而过，我们常常作势要去抓，一旦碰到了又哇哇大叫。我们从来不带泳衣，太麻烦了。大家都穿着湿淋淋的短裤和背心骑自行车回家，一边骑一边甩头，像一条条湿漉漉的狗。

偶尔会有几个大哥哥，带着猎枪和偷来的啤酒，迈着重重的步伐，腰带上垂着血淋淋的肉，到森林里猎野兔和飞鼠。大哥哥总是很跩，满身汗臭，一副看谁都不爽的嘴脸，那种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神气，对我而言有种魔力。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猎人都这么粗犷，也有像老罗斯福总统那种文质彬彬的猎人，专门猎杀大型动物，打完猎回家后还来杯清爽的琴汤尼，跟我小时候看到的猎人完全不一样。那些大哥哥从小就噬血，专门猎捕被枪声吓出来的小动物，前一秒还看到它像流水般窜逃，下一秒只见它已经中弹，卧倒在血泊中。

我上文法学校的时候，大概十二岁，曾误打误撞跑到隔壁男生家的猎棚，那是一间简陋的木屋，猎人都在这里扒皮、解剖动物的尸体。一串串粉红色的肉从吊钩上垂下来，表面有点潮湿，预备用来做肉干。血从吊钩滴到泥土地上，地上血迹斑斑。我在那浓稠血腥的空气中，闻到了大哥哥的味道。这才是我所熟知的猎人。

[1] 普利策奖又名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编者注

[2] 西方有个迷信是经过墓园若不憋气，就会死掉或是被鬼附身。——译者注

[3] 琼贝妮特凶杀案发生在1996年美国科罗拉多州，被害女童年仅六岁，曾参加过女童选美赛。她在被通报失踪的八小时后，被发现陈尸在自家的地下室。这起事件在当时被媒体大肆报道，喧腾一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