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芝加哥寒冷的街角等红绿灯，一位盲眼男子喀喀喀喀走过来，这是哪两条街的交叉口，他问。我没有回答。他转过头来对着我说，有人在吗？

我在这里。说完我吓了一跳，这四个字真是令人安心。后来只要惶恐的时候，我就会大声告诉自己：我在这里。这种存在感很不寻常。我总觉得只要一阵暖风，就会把我卷走，永远消失，连一片指甲都不会留下。有那么几天，这种想法使我安心；也有那么几天，使我寒心。

这种自卑的感受，我想，是源自于我扑朔迷离的身世，至少精神科医生是这么认为的。我早就放弃去追寻有关我生父的一切；每次想起他，我顶多只能拼凑出父亲的普遍形象，无法再往下细想他上街都买什么杂货，晨间都喝什么咖啡，也无法想象他回家跟孩子团聚的模样。我常常想，我会不会哪天在路上撞见跟我一模一样的女孩。我小时候拼了命地想找出我跟我妈妈相像的地方，想证明我真的是从她肚子里生出来的。我会趁她不注意的时候观察她，偷偷从她房里摸出裱框的半身照，说服自己我遗传了她的眼睛，或是骗自己也许我们像的不是五官，而是小腿的曲线，或是脖子的弧度。

她从不告诉我她跟亚伦是怎么认识的，我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她不鼓励我问她问题，认为这是她的隐私。记得有一次，我听到大学室友跟她妈妈通电话，让我大吃一惊，她们母女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聊，而且她妈妈完全不管她，几乎放任到纵容的地步。她净是报告一些蠢事，例如选了课却忘记去上——她完全不记得自己一周有三天地理课——而且还讲得很得意，跟幼儿园小朋友蜡笔画得到小红花一样得意。

后来见到她妈妈，她在我们寝室里忙来忙去，问东问西，而且还对我的事情了如指掌。她给艾莉森一大包安全别针，说以后可能会用到，后来她带艾莉森出去吃午饭，我在房间里扑簌簌落泪，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艾莉森妈妈的举动如此随意、和善，看得我都糊涂了。难道天底下的妈妈都像这样吗？会顾虑女儿需不需要安全别针？我妈每个月只打一次电话给我，打来也只问一些实际的问题，诸如成绩、课程、缴费明细。

我小时候从来不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颜色，也没说过我长大以后要帮女儿取什么名字，她大概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更不可能因为凌晨做了噩梦，就泪眼婆娑地跑到她房间找她。我一直觉得自己小时候很可怜，居然从没想过要寻求妈妈的安慰。她从来没说过她爱我，我也从来不认为她爱我。她会照顾我，生病时也会喂我吃药。哦，对了，她还会买含有维生素E的乳液给我擦。

有段时间，我说服自己：妈不是故意疏远我，只是她遭受过丧女之痛，所以需要自我防卫。事实上，虽然她嘴上没说，但我觉得她不太会跟小孩子相处。她其实讨厌小孩子吧，我想。我曾经嫉妒过，也曾经怨恨过，当年那腔嫉妒和怨怼，至今依然鲜明炙热。她可能曾经真的想要生个女儿。我打赌她小时候一定做过当妈妈的白日梦，想象自己是一只涨奶的母猫，宠孩子、舔孩子。她对孩子有一种贪婪的渴望，总像饿虎扑羊般扑上去。我在人前也是个有人疼的孩子。她为玛丽安流干了眼泪，之后就开始带我到镇上炫耀。她笑盈盈地看着我，揶揄我，连在人行道上驻足聊天，都不忘要呵我的痒。但是一回到家，她就立刻飘进房间，像一句没说完的句子，留我一个人坐在她房外，脸颊贴着房门，在脑海里重播今天的点点滴滴，回想任何触怒她的小细节。

在纳什家碰到我妈后，我到富士乡村酒吧喝了几杯。我知道我喝多了，但反正我没有喝醉啊，我跟自己辩白道。再喝一点点就好。我喜欢把酒想象成润滑油，多了这层保护，就不用害怕脑袋里尖锐的思绪。酒保是个圆脸，高中时编在我后面两个班，我记得他绰号叫“保哥”，但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没有叫出口。他嘴里嘟哝着“欢迎回来”，一边往我的广口瓶倒了七分满的波旁酒，再斟上可乐，然后对着餐巾架说：“本店请客。我们不收漂亮小姐的钱。”他整张脸红到了脖颈，然后假装有急事，连忙往吧台另一边钻去。

我沿着尼侯街开车回家。尼侯街穿过小镇，我的昔日同窗有好几位都住在这条街上，越靠近我家，两旁的宅邸越显得气派豪华。我瞥了一眼凯蒂·蕾西的娘家。十岁那年，她爸妈把古老的维多利亚大宅推倒，重新盖了一幢单薄的宅邸。

一条街外，有个小女孩噗噗噗噗驾着贴满花朵贴纸的高尔夫球车。她梳着繁复的发辫，像可可粉包装上的阿尔卑斯山少女。艾玛。她趁妈妈去纳什家做客，偷偷溜出来玩。自从娜塔莉事件后，就很难得在镇上看到落单的小女孩。

她往东边开，那是养猪场的方向。我拐个弯，跟在她后面慢慢开，车速慢到差点熄火。

前面一段下坡路称了艾玛的心，高尔夫球车疾速下冲，速度快到发辫都飞扬起来。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乡间。草长而枯黄，牛群闷得发慌。谷仓像老人佝偻着背。我在路边歇了几分钟，让艾玛先走，等到快要看不见了，才保持距离开在她后面。我跟着她经过了好几户农舍，还有一个卖核桃的摊儿，看摊儿的是一个小男孩，他学电影明星快活地抽着烟。不久之后，粪便和唾沫的恶臭在空气里弥漫开来。我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十分钟后，铁猪栏在眼前出现，像一排又一排的书钉，闪闪发光。尖锐的猪叫听得我耳朵都要出汗了，仿佛生锈的井泵在哀号。我的鼻翼不自觉地一合一张，眼底也泛出泪水。去过肉制品加工厂的人就会懂我的感受。这臭味既不是空气也不是水，而是固体，你非得在上面挖个洞才能透口气，可是偏偏又挖不出洞来。

艾玛咻地驶进养猪场大门，岗哨里的警卫跟她挥了挥手。但我就没那么好过了，只好祭出那个管用的名字：爱多拉。

“对，爱多拉还有个成年的大女儿，我想起来了。”站岗的老人说。他名牌上标着荷西，是墨西哥人常见的名字。我在他身上多看了几眼，看有没有断了哪根手指。站岗这种好差使通常轮不到墨西哥人，除非工厂亏欠他。这里的工厂都是这样，最下贱、最危险的工作都交给墨西哥人去做，尽管如此，白人主管还是对墨西哥人抱怨连连。

艾玛停在一辆卡车旁边，拍一拍身上的灰尘，然后好像有要事在身，直直朝前方迈步走去，先经过屠宰场，再从左右两排猪圈中间穿过去，绯红的猪鼻子不断从木板的缝隙钻出来，她最后进了一间铁皮屋，是饲养小猪仔的地方。大部分的母猪都是受孕再受孕，生下一窝又一窝的小猪仔，生到后来不行了，就送进屠宰场，但若身体还挺得住，就被抓去喂奶——侧翻过身，叉开腿，露出奶子，被捆绑在育猪舍的栏杆上。猪这种动物既聪明又合群，但像这样被迫喂奶，跟生产线上的机器一样，简直让母猪生不如死。不过想死倒不难，一旦奶水被榨干，这些母猪便称愿了。

这么不人道的做法，我光是想到就要作呕，但更是震撼，看完人性少说也要减三分，跟目击强奸却不举报一样残忍。我看到艾玛在铁皮屋的另一端，站在育猪舍的栏杆旁边观看。谁也没去注意艾玛，仿佛对她出现在这里习以为常。工人合力把一头母猪捆绑在育猪舍的栏杆上，艾玛跟其中一位工人眨眨眼睛；工人绑妥后，便开车出去载另一批猪仔过来。

我待不下去了。我迈开步伐，起初还慢悠悠的，接着便拔腿狂奔，火速往车子的方向跑去。车门关上，广播声音震耳欲聋，温热的威士忌呛辣喉头。我驶离臭气，驶离嚎叫，驶离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