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尼基人

闪米特人地理位置在古代古典世界各国之间，而又与各国相距不远。闪米特人真正的中心在东方，古典世界各国的中心则在地中海区；战争与移民固然使各民族的界线常有变迁，各民族之间也经常互相交织，但一种深沉的分别感一直存在于印欧民族和叙利亚、以色列与阿拉伯诸民族之间。这种区别在闪米特人而言亦断然明显。这里所说是腓尼基人；他们主要扩展的方向是西方。他们的本土是一条狭窄的海岸区，由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和埃及环绕，这块地称之为“迦南”，意思是“平原”。这是这个民族对他们本地的唯一称呼；即使到了基督教时期，非洲的农夫仍旧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却给迦南另取了一个名称，叫“腓尼基”（phoenike），意思是“紫色的土地”，或者“红人的土地”，而往日的意大利人也惯于用这个名称称呼迦南人，即使现在，我们也仍然有此习惯。

其商业

这片土地非常适于农耕；其优良港口与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又极有利于商业成长，而或许就是由于东边广阔的地中海有富饶的岛屿，使最早的商业全面发展起来。腓尼基人将所有的勇气与精明和热情都投入商业的发展上，并因之推进了航海术、制造业和殖民区的建立，因之沟通了东方与西方。在早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我们就已发现他们到达过塞浦路斯、埃及、希腊、西西里、非洲和西班牙，甚至远达大西洋与北海。他们通商的范围，西起塞拉利昂和康沃尔[1]，东至马拉巴尔海岸。从他们手上经过的有东方的黄金与珍珠，提尔的紫色染料，有非洲内陆的奴隶、象牙、虎皮与豹皮，阿拉伯的乳香，埃及的亚麻布，希腊的陶器与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厄尔巴岛[2]的铁。腓尼基航海家供应各国所需要的或可能会购买的任何东西，他们到处巡航，但永远都抱着重返狭窄家园的希望，因为那是他们情感之所寄。

其心智秉赋

腓尼基人有权在历史上与希腊人和拉丁民族并列，但他们的例子却提供了一个证据——或许是最强的证据——证明古代民族的精力倾向于单方面发展。那些从阿拉姆民族源出的心智创造活动，跟腓尼基人似乎无关。信仰与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属阿拉姆诸族所专有，然后从东方传至印欧，可是就我们所见，腓尼基人不论在宗教、科学或艺术上都没有独特的成就。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是粗鄙的，他们的崇拜犹似只在培育欲望与残忍，而非降服。至少就有史迹可查的范围来看，找不出迹象证明他们的宗教曾对任何民族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证明腓尼基人在建筑与雕塑艺术上有跟意大利相比之处，更不用说那些艺术的本乡。科学观察和其实际应用最早的根据地是巴比伦，或者说是幼发拉底河流域。可能是在这里人类首次研究星辰的轨迹；是在这里人类将语言化为文字并有杰出的成就；是在这里人类开始注意时间与空间以及大自然力量的运作；星相学、年代学、字母和度量衡方面最早的遗迹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证明。腓尼基人无疑取得了巴比伦高度的工艺成就，用于他们的工业和星相观察，以利航海，取得文字与度量衡方面的调整，以利通商，在经过的地方传布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但我们无法证明文字或人类心灵任何巧妙的产品是由他们所创造，而他们传播给希腊人的宗教与科学观念等等，是像鸟类从空中掉落的谷粒，而不像农夫耕耘的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所拥有的那种把邻近有文化的民族同化的力量，是腓尼基人全然缺乏的。在罗马人征服的领域内，伊比利亚和凯尔特语言消失，只有罗马语言留传；但非洲的柏柏尔人却直到目前仍旧说着汉诺（Hannos）和巴尔卡（Barcides）时代同样的语言。

其政治本能

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像阿拉姆其他各族一样，跟印欧人相比缺乏政治生活的本能——自治（self-governed）的高贵观念。在西顿和提尔全盛时期，腓尼基人一直是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强权之间争夺的苹果，有时臣服于亚述人，有时臣服于埃及人。希腊诸城只有一半的国力，却能得到独立；但精明的西顿人却认为，封锁东方的通商道路或埃及的港口，对他们的损失比最重的贡奉还要严重，因此他们准时进贡，或给尼尼微，或给孟斐斯，甚至在无可避免的时候，把他们的船缴给其他的国王，让他们去互相争战。在本乡，他们忍受主人的压迫；在国外，他们也宁可过着和平的商人生活，而不愿从事征服战。他们的殖民地是工厂。在他们看来，跟其他国家做买卖，远比在遥远的地方征服领土、缓慢而艰困地从事殖民工作更为重要。即使跟竞争的对手他们都避免战争：埃及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东部的人排挤他们，他们几乎毫无反抗地忍受；早期在阿拉利亚（公元前537年）和库迈（公元前474年）发生的西地中海争霸战，跟希腊人争战的是伊特鲁里亚人而非腓尼基人。如果对立无可避免，他们就尽可能寻求妥协；腓尼基人从没有要征服卡厄瑞和马西利亚的企图。当然他们更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在早期只有一次他们加入了侵略战，也就是非洲的腓尼基人向西西里的大远征，而结果在希迈拉被叙拉古的基罗战败（公元前480年）；但这一次只由于他们是大帝的属民，为了避免跟东部的希腊人为敌，因此才参加了侵略西部的希腊人之役；这正像同一年他们的叙利亚同族参加波斯之战，而在萨拉米斯跟波斯人同遭败绩一样。

但这并不是由于懦弱。在未知的海洋以武装的船只航行，需要勇敢的心，而这种心是可以在腓尼基人身上找到的；也不是由于缺乏民族感，事实上阿拉姆人不仅以精神武装并且以血肉之躯来保卫其民族特性、防范希腊文明的诱惑以及东西方专制帝王的强横办法，而他们的顽强是任何印欧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有时又似乎不甚合人性。腓尼基人这种政治本能的缺乏，再加上族人之间的密切感，以及对其祖先之城的真挚情感，构成他们明显的特征之一。他们不向往自由，也不追求统治权；如《士师记》说，“他们像西顿人一样安静生活，自在安全而富裕。”

迦太基

在腓尼基人所建立的殖民地中，最安全而繁荣得最快的，无过于提尔人与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区域——这些地方在“大王”（the Great King）的武力所不能够及之处，也可以免于希腊航海家的危险对立，而当地土人对外来者的关系就如美洲印第安人对欧洲人一样。沿这些海岸所建立的繁荣的腓尼基城中最突出的就是“新城”迦太达（Karthada），或如西方人所说，“迦奇顿”（Karchedon）或“迦太基”（Carthago）。此城虽然并非腓尼基人在此带海岸最早的殖民地，而可能是利比亚腓尼基城中最古老的乌提卡城之依附者，却由于其天然优良地位与居民之勤奋而迅速突出于邻近城镇之上。迦太基坐落之处距巴格拉达斯（迈杰尔达）河出海口（以前的）不远之处，而巴格拉达斯则流经北非最富饶的农作区。城址坐落于肥沃的高地，高地有村舍，有橄榄树林，而以斜坡缓缓伸向平原，在北方终止于海岬。其地理位置在北非大港突尼斯湾之中心，美丽的盆地可提供大船最佳的碇泊处，海岸近处有甘美泉水，因之成为最宜于农业、商业与交易之处——其地势如此之得天独厚，以致此提尔殖民地不仅是腓尼基人于此区最早的商业城，甚至在罗马时期，重建之后不久就成为帝国的第三大城，而且在很不利的条件下，在城址选择不智之下，仍然构成了居民十万的繁华城市。一个城市在农、商、工上的这般繁荣不需解释；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这个城市取得了所有其他腓尼基城所没有的政治权势，这是如何发生的？

迦太基向西发展　腓尼基人与希腊人的对立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即使在迦太基，腓尼基人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消极政策。一直到迦太基繁荣之后，迦太基人仍向土著柏柏尔人缴纳该城地租；尽管沙漠与海洋足以保障该城免受东方列强侵扰，迦太基依旧承认大王的权威（虽然只是名分上），偶然也向他进贡，以便确保其与提尔和东方的通商。

然而，尽管他们倾向于屈从与畏缩，环境却逼得他们非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不可。希腊移民不断向西方倾泻；希腊本土与意大利已将迦太基人驱除，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利比亚亦准备效尤。如果腓尼基人不打算被完全压碎，就必须起而对应。而他们所对付的并非大王，而是希腊商人，因此，仅只屈从并不能让他们保持往日的工商状况，这不是只缴税和进贡就可解决的。马西利亚与昔兰尼业已建起，西西里东部已全部落入希腊人手中；是腓尼基人认真抵抗的时候了。迦太基人采取行动；经过了长久而顽强的战争后，他们为昔兰尼人设下了界限，而希腊主义无法在的黎波里沙漠以西立足，复次，由迦太基人之助，在西西里西端殖民之腓尼基人也抗住了希腊人的侵犯，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强大的同族城市之保护。这些发生于罗马纪元二世纪的重要成功，为腓尼基人保住了地中海西南部的区域，使迦太基城奠定霸业的基础，也改变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只是商业城；它的目标在君临利比亚以及地中海的一部分，因为事在必须。这些成功很可能与佣兵制有关。佣兵制约在罗马纪元四世纪中叶风行于希腊，但在东方，尤其是卡里亚人间，则更早，而开其端者则可能是腓尼基人。由于雇佣外族人作战，战争变成了大笔的金钱投机生意，而这跟腓尼基人的性格与习惯是颇为相合的。

腓尼基人在非洲取得统治权

或许是由于海外成功的反射影响，迦太基人改变了他们在非洲居留地的性质：从租用到占有，从容忍到征服。大约在罗马纪元三百年，迦太基商人摆脱了土地的租用状态，不再向当地人缴税。这改变使他们得以大规模农垦。腓尼基人一直就想以地主的身份运用他们的资本，像以商人的身份一样；他们要用奴隶与佣工来大量农耕；由是，大批的犹太人就为提尔的商人—王子做起活来，以收短工的工资。迦太基人现在可以在利比亚的沃土上不受限制地耕种，其方式有若近代的大农场。用锁链连锁的奴隶垦殖田地——我们发现一个公民竟能拥有两万奴隶。不仅如此，周围的农村（农业似乎很早就导入利比亚，也许在腓尼基殖民之前，很可能来自埃及）被武力征服，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为劳工，要以田产四分之一进贡，并受规定之召集，以组成迦太基防卫部队。边界地区常跟游牧民族发生冲突；但连锁式的要塞将领土防护起来，使连锁之内的部分不受骚扰，游牧民族乃逐渐被驱回沙漠或山区，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宗主权，进贡，并提供部队。约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战时期，游牧民族的大镇瑟维斯特（泰贝萨，在迈杰尔达河的发源地）被迦太基人征服。在迦太基“国家条约”中，这些便构成“臣服者之乡镇及部落”；乡镇指利比亚村庄，部落指游牧民族。

利比—腓尼基人

除此之外，在非洲的腓尼基人，或所谓的利比—腓尼基人，也臣服于迦太基。这些人的区域一方面是由迦太基派遣出去，在非洲整个北岸和部分西北岸殖民的小殖民地——这一定并非不重要的，因为只在大西洋沿岸就同时有三万此类殖民者——另一方面，则是旧有的腓尼基殖民区，尤其是在现在的君士坦丁省与突尼斯的贝利克，如希波（即后来所称为的里吉乌斯）、哈德卢密塔姆（苏萨）、小雷普帝斯（在苏萨南方）——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塔普苏斯（在同一区）和大雷普帝斯（的黎波里以西之拉布达）。这些城镇究竟是因寻求保护，以防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人的侵扰，或被迫臣服，现在已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官方文件上，他们也被称作迦太基的属民；他们都把城墙拉倒了，都要向迦太基进贡，向迦太基提供部队。不过他们可能不参加兵役的征集，也不缴纳地租，只是供应定量的人员与金钱。例如小雷普帝斯就每年缴三百六十五塔兰特的巨款（合89843英镑）；再者，在属民与迦太基人之间有法律上的平等，可以以平等条件互通婚姻。只有乌提卡逃脱此种命运，仍保留城墙及独立；或许这并非由于其本身武力，而是由于迦太基人对他们古代的保护者的敬意；事实上，迦太基人对这种关系保有深厚的情感，跟希腊人的冷漠形成明显的对比。即使在跟外国人的交涉上，“迦太基与乌提卡”也经常并列，做联名承诺；当然，这并不排除“新城”对乌提卡的霸权。如此，提尔人的工厂就变作了北非帝国的首都；此帝国从的黎波里沙漠伸向大西洋，在西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采取占领方式，而止于沿岸带状地区，在东方（目前君士坦丁与突尼斯各地区）则伸向内陆，并不断向南拓展其边界。迦太基人，如一位古代作者所说，由提尔人变作利比亚人了；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亚历山大之役以后希腊文明盛行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只是浓度不同。游牧民族的酋长宫廷中，采用腓尼基的语言与文字，其他较为文明的土著也采用腓尼基字母供本身语文之用；但腓尼基人并不想把他们完全腓尼基化，因为这踉腓尼基的民族性格与政策不合。

在迦太基变为利比亚首府的时代，不允许断然的改变，因此其变化无疑是逐渐的。在改革者中我们只提一提汉诺；他只能说是完成了新体制，此体制的实施大约在罗马纪元四世纪和五世纪。

与迦太基的兴起并行的是腓尼基人祖国——西顿，尤其是提尔——诸大城的衰落；这一方面是由内在的骚乱，另一方面是因外来的灾祸，尤其是罗马纪元一、二、五世纪分别为亚述王、尼布甲尼撒和亚历山大所围攻。提尔的高贵家族及古老工厂大部分都迁到安全而繁荣的新城，带去了他们的智慧、资本与传统。在迦太基人跟罗马人接触之际，迦太基已断然成为迦南人的第一大城，正如罗马已是拉丁姆诸社团中的第一社团。

迦太基的海军力量

但利比亚帝国只是迦太基国力的一半；在同一时期，它的海域与殖民势力已经获得了同等成就。

西班牙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主要据点是提尔人在加迪兹的早期殖民地。此外，在此地东西两方，他们有一连串的工厂，内陆则有银矿，因此他们几乎据有现今安达卢西亚与格拉纳达之地，或至少是这些省份的滨海地区。他们并不想同好战的当地人争夺内陆区域，能够拥有矿脉和运销商品、贝壳与其他渔产的根据地，他们已感满足；何况即使这些滨海据点，他们要抵抗邻族的排挤已有困难。这些据点的保有权可能并不在迦太基人手上，而在提尔人手上，而加迪兹进贡的对象也不是迦太基；然而在实际上，加迪兹人也像所有的西部腓尼基人一样，受着迦太基霸权的保护，这可以从迦太基派遣的援军及在加迪兹西边设立的迦太基人商业殖民地看出。再者，即使在很早的时期，伊维萨岛和巴利阿里也已被迦太基人占据；其目的有二，一为渔业，一为对抗马塞利亚人的前进据点，在这些据点，跟彼等常有猛烈冲突。

萨丁尼亚

相同的方式，在罗马纪元二世纪末，迦太基人在萨丁尼亚立足，而此处所遭受的待遇也正跟利比亚相同。本地人向内陆山区撤退，以逃避做农奴的命运，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则在卡拉里斯（卡利亚里）及其他据点建立，而海岸的沃土则在由利比亚迁入的农民手中结实累累。

西西里

在西西里，墨西拿海峡和该岛东半部，早期即落入希腊人之手；但腓尼基人在迦太基人的协助下，一方面保住了邻近的一些小岛，如埃加迪、梅利塔、高罗斯、科西拉（马耳他的殖民区则特别富裕繁荣）；另一方面则保住了西西里西岸和西北岸，从这里，他们早期经由莫提亚跟非洲联系，后来则经由利利俾，跟萨丁尼亚的联系则经由巴勒莫和索伦图姆。该岛内陆，则仍留在伊利米、西坎和西塞尔人之手。在希腊人的进一步推进受到遏止之后，该岛就保持住相对的和平，甚至后来波斯人唆使迦太基人反对岛上的希腊邻居（公元前480），都未能将此和平长期破坏。这和平，整个说来，一直延续到希腊对西西里的远征（公元前415—前413）。两个竞争的民族下定决心互相容忍，大致说来各自以已有的土地为足。

战时的优势　与叙拉古的竞争

这些殖民区与占有的富源本身已有足够的重要性了，但从它能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支柱而言，则更显重要。由于据有了西班牙南部、巴利阿里、萨丁尼亚、西西里西部和梅利塔，由于在西班牙、科西嘉沿岸、在赛耳底区域挡住了希腊殖民，北非海岸的主人乃可以使他们的海域成为合抱式，并把持了西方海峡。只有在第勒尼安海和高卢海，腓尼基人才允许其他民族分享。只要伊特鲁里亚人与希腊人在这些水域中互相牵制，这种状态就可以维持下去；而由于前者危险性较小，腓尼基人甚至与之缔结同盟以对抗希腊人。但是，在伊特鲁里亚人势力衰落（伊特鲁里亚人的失败，像任何这类牵强的联盟一样，迦太基人并未全力相助），而亚西比德的伟大计划失败之后，叙拉古无可争议地成为希腊海军的首要势力，不仅叙拉古的统治者们自然开始要想统治西西里、下意大利、第勒尼安海和亚德里亚海，迦太基人也被迫采取更强的政策。他们跟势均力敌而恶名昭彰的叙拉古之狄奥尼修斯（公元前406—前365）之间长期而顽强的斗争的直接结果，是夹于两者之间西西里诸国的毁灭或削弱——这个结果于他们两边都正中下怀——以及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的分占西西里。该岛最繁华的城市，塞林努斯、希迈拉、阿格里根图姆、吉拉和墨西拿被迦太基人在其不快乐的冲突中夷为平地；狄奥尼修斯这方而，看到希腊主义被摧残或压抑，也不会不快乐；他仰仗的兵力是由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来的外国佣兵，因此断瓦残垣或由军事殖民占领的省份对他来说较易统治。公元前383年，迦太基将军马戈在科尼安战胜后缔结和约，将希腊的色尔密（古代的希迈拉）、塞杰斯塔、小赫拉克里亚、塞林努斯诸城和阿格里根图姆的一部分让于迦太基人，然而双方都认为这只是暂时妥协；双方都在重新备战，以摧残对方。有四个时机——公元前394年，在老狄奥尼修斯时代；公元前344年，在蒂莫莱翁时代；公元前309年，在阿加索克利斯时代；公元前278年，在皮拉斯时代——迦太基人得以主宰西西里直至叙拉古，在叙拉古，才被坚固的城墙挡住；而叙拉古人也几乎有同样的次数——在老狄奥尼修斯、阿加索克利斯和皮拉斯时代——差点把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但优势越来越倾向迦太基一边，因为，他们总是侵略者，尽管不像罗马人那样锲而不舍，他们的攻击却比希腊人的防守更有计策，更有热力。腓尼基人预料不会总是有天灾或外国佣兵把牺牲品从他们手上夺去；就以短时期而言，至少在海域方面，战事已决：皮拉斯重振叙拉古舰队的努力是最后一次。这次失败后，迦太基舰队宰制西地中海，已所向无敌；而它欲占领叙拉古、利基翁和塔伦图姆的企图则显示出其国力之雄厚及目标之所在。与此等陆上企图并行的是此区域海上贸易权的彻底控制，而不惜以外国人及其本身之属民的牺牲为代价；迦太基人，只要有利于其目标的达成，并不因须采用暴力而心软。迦太基之战的一个同代人，地理学之父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前194）曾确言，外国航海者航向萨丁尼亚或加迪兹海蛱，若落在迦太基人之手，一律抛入海洋；公元前348年迦太基所订条约，宣称西班牙、萨丁尼亚和利比亚港口向罗马商船开放，然公元前306年的条约却完全关闭，只剩迦太基港例外。

迦太基的政体　国会　行政官

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开始之前五十年去世的亚里士多德，曾描述迦太基政体，谓其由君主政体变为贵族政体，或倾向于寡头政治的民主政体。国事的行止立即交到元老议会手上；此议会类如斯巴达的长老院（gerusia），由公民每年选出的两个王和二十八个元老组成。国事——例如战争的准备，税务与兵役的规定，指派将军，并向他派定若干名元老（副司令通常由其中选出）——均由元老院议定，而将军之报告则向元老院呈交。在这小议会之外是否另有大议会，无法确定，但即使有，也不占重要地位。国王似乎无特殊影响力；他们主要充作最高裁判，往往也以此为名。将军的权力较大。跟亚里士多德同代而年龄略长的伊索克拉底曾说，迦太基人在家为寡头政体，在战场则为君主政体；因此，罗马作家说迦太基将军是独裁者，可能是对的，尽管，跟随他的元老定然会限制他的权力，并在其卸职后对其弹劾——这是罗马人从不曾想到的一种制度。将军任期并无限定，而由此，他无疑与每年一选的王不同，亚里士多德亦曾表示两者有别。迦太基人数职共集一身并非少见，因此一人兼任将军与裁判并不意外。

百人裁判

但元老和行政官隶属于百零四人团（采其整数，曰百人团），或百人裁判，这乃是迦太基人寡头政治的堡垒。在迦太基的原始体制中并无此种结构，它像斯巴达的民选五长官一样，是起于贵族对政府中的专制分子所做的反抗。由于行政人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少数分子形成最高单位，迦太基单独一个家庭——马戈家族的，在财富与军事声望上均凌驾其他家族——在平时与战时均意图将迦太基举国大权独揽。大约在罗马十人执政团的时期，迦太基人乃改变政体，指定百人团。就我们所知，有检察员之职位者，有资格列为裁判，但候选人得经五人会（Pentarchies）之甄选；裁判虽年年改选，长期甚至终身连任却为常事；为此，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元老”。其行事细节虽为吾人不知，但吾人知之甚确者则为裁判庭为寡头组织，由原任之贵族会员选举之；这件事可由一个孤立而能呈现其性质的实例证明之，即迦太基的裁判浴池系在公民的公共浴池之上方。这些人原先可能是政治仲裁人，在情况需要时，召询“总裁判”和元老，而主要是在将军卸任时召询将军，令其述职，甚至随意处以死刑，而其手法则殊为残忍。当然，在这种例子中，也和其他行政官员隶属于其他单位的控制一样，权力由被控制者手上转移到控制者手上；我们不难了解，后者如何干预一切行政（例如元老先把重要消息告知总裁判，然后再告知人民），另一方面，内部的控制又何等令人生畏，因为它执行赏罚，因而阻碍了迦太基的政治家与将军的行动。

平民

迦太基的人民，尽管不像斯巴达的一样，对国事全然限于消极态度，但影响力也非常轻微。在元老的选举上，公开的腐败已成为定规；将军的提名会征询人民意见，但那只是在由元老会议任命之后才做的样子；其他的问题也是在元老会议认为合宜或不合宜之后才告知人民。发挥司法功能的“国民会议”是迦太基人从没有想到过的。公民的无能可能主要是由政治结构造成；在迦太基的组织法中曾提到“群众协会”，这类似于斯巴达的Pheiditia，可能是寡头政治下的基尔特（guilds，行会、协会）。另外甚至还提到“自由民”与“劳工”的区别，使我们可以推论后者必然地位甚低，或许近于奴隶。

政府特征

从数种元素综观，迦太基的政府显然是资本家的政府；这也是迦太基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富裕的中间阶级，只有无产而勉强维生的众民和大商人、大农场主与贵族统治者。求财致富的政体败坏了贵族，却以属民为其牺牲，派遣贵族为附属社团的税务员与总督——腐败的寡头政治不变的特征——在迦太基是屡见不鲜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迦太基政体得以持久的主因。直到这时，不论从上方或下方，都尚未发生可值一提的革命。群众一直没有领袖，因为执行统治的寡头能够将一切有野心或有能力的贵族收买，以选举的贿赂或其他方式，让他们吃到桌子上掉下来的剩渣。确实，在这样的政府下必然会产生倾向民主的反对力量；但在第一次迦太基之战时，这种倾向尚十分无力。此后一段时期，部分由于战败所致，其政治影响力开始扩大，比同一时期罗马的民主势力成长得更为迅速；人民集会开始对政治问题做最后的决定，打破了迦太基的寡头政治的全能态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结束之际，由汉尼拔建议，百人议会的议员任期不得超过连续两年，由此才导入了完全的民主，而这个，在迦太基当时现存的环境下，乃是唯一可以获救的办法——设若仍有时间可以获救。这个办法受到强烈的爱国心与改革的热情支持，但无可否认，其社会根基却早已腐烂。在见闻广博的希腊人看来，此时的迦太基人有如亚历山大时期的人民，完全是乌合之众，也因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可以问，迦太基的革命又能产生什么好处呢？因为迦太基人自己就是革命之所由起的原因。

迦太基的力量与资本

就金融方面而言，不论从任何角度观察，迦太基都在古代国家位居第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由希腊最早的史学家们证言，迦太基的财力优于希腊所有国家，其国家之岁入可以比之于“大王”的岁入；波利比乌斯称它为世间最富之城。迦太基人经营农业之得宜（也和后来的罗马一样，将军与政治家均参与实施与教育）可以证之于迦太基人马戈的农业论文，此论文后来被希腊与罗马农人视之为合理耕植之基本法典，不但译为希腊文，也由罗马元老院下令编为拉丁本，由官方向意大利地主推荐。腓尼基人的务农与处理资本，有密切关系；腓尼基人务农的首要格言便是“永不可取得超乎能够彻底耕种之地”。利比亚由于游牧农耕，在马、牛、绵羊与山羊的繁殖上可能超过当时任何国家——这是波利比乌斯做过证言的——这使迦太基人得到极大的利益。在土地的耕作上，迦太基人固为罗马人之师，在属民的利用上可能也是。由于这方面的技巧，迦太基人间接地收到“欧洲最佳部分”和北非最富省份的税收。迦太基视之为光荣事业的商务，以及船运与制造业，则一年一度为那里的定居者带来黄金的丰收。此外，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迦太基人不但日渐独占了西地中海的国际商务，而且连内陆的也加以操纵；东方与西方的运输业越来越集中于迦太基这一个港口。

迦太基也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在科学与艺术方面似乎主要依赖希腊的影响，但它对这两方面均不忽视。腓尼基有可敬的文献；在该城被征服后，发现了丰富的艺术品珍藏（确实，并非在迦太基创造，而是从西西里诸神殿运来）和相当多的图书馆。但迦太基人的智力也用于为资本服务；其文献以农业与地理论文占最显要地位，如前面提及的马戈农业论，以及舰队司令汉诺沿西非海岸航行的记录；后者原公开置于迦太基一神庙中，现在仍有译本存在。即使当时普及的某些成绩，尤其是外国语的知识——这方面，此时期的迦太基人几乎跟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可以相提并论——也证明了迦太基人把希腊文化做了彻底务实的运用。要想对这古代伦敦所累积的财富有明确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从几件事可以略窥其大概：迦太基人用在战争上的钱极多，因系佣兵制；在处理国家的财产上既不当心又无信用，然而，其属民的贡奉与关税岁入却可以完全支付所出，因此不需向公民课征直接税；再者，即使在第二次迦太基之战以后，岁出及每年分期摊还罗马的48900镑赔偿费仍可不需抽税即足以付清，只在金融的处理上略紧一些而已，缔约后十四年，迦太基则欲将剩余的三十六期赔偿费直接付清。但证明迦太基经济处理之杰出的尚不止岁入的总额。在古代有相当国势的国家中，我们发现只有迦太基具有后来的、更进步的时期的经济原则。他们向国外贷款；在钱币制度上，除了金条与银条之外（另有金币与银币，原为西西里商业所制），还有代用货币，是钱币本身不具实际价值的——这是古代任何其他地方所无的货币。事实上，如果政治只单纯化作商业，则可说没有任何国家比迦太基把问题解决得更精彩。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经济

现在，让我们将迦太基与罗马的资源做一比较。两者皆为农业与商业城，也止于此而已；两者的艺术与科学基本上都位居次要，也都是实用性的，唯一不同处是迦太基在这两方面都比罗马进步。但在迦太基，钱币的利益高于土地的，在那时候的罗马，土地的利益则高于钱币的；迦太基的农人普遍都是大地主和奴隶主，那时期的罗马，大量的自由民则仍亲自耕种自由的土地。罗马的大多数人民都拥有财产，因此是保守的；迦太基的大多数人民则没有财产，因此既渴望富人的黄金又渴望民主人士的改革呼声。在迦太基，早已遍行着大商业城的富裕生活，而罗马人的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仍遵循往日的严谨与节俭。当迦太基的使者从罗马回来时，曾告诉同事，罗马元老之间的关系之密切超乎一切想象，一套银器就足够整个元老院的元老用，不论使者受邀到哪一位元老家中，出现的都是那同一套银器。这个笑话足以表示两者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同。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政体

两者都是贵族政体；裁判控制迦太基，元老则控制罗马，两者又都采取相同的警察控制制度。迦太基统治局对行政官员严加限制，使他们处于依赖状态，又绝对禁止公民学习希腊语；凡与希腊人交谈，必须由公定翻译人员的传译，这些，都源于罗马政府所采制度的同一精神；但迦太基人的这种残酷而绝对的保护政策已濒于愚蠢，与之相比，罗马的罚款与检察就温和而合理得多。罗马的元老院是向有杰出能力者开放的，真正代表人民，因此能够信任人民，也无需担心官员。迦太基的元老院，却是以对行政单位的猜疑控制为基础，只代表显赫的世家；它的制度之本质就是对上对下的不信任，因此，它既不能相信人民会跟着它的领导前进，又恐惧行政人员的阴谋。因此也就产生了罗马政策的稳定性，从不会在不幸的时候退却一步，也从不因疏忽或冷漠而抛弃良好的机会；迦太基人却不一样，在最后的努力可能会挽救一切的时候，往往厌弃奋斗，倦烦或忘却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义务，任完成一半的大厦倾倒为碎片，只为的是在几年以后重新开始。也因此，一般来说，罗马有能力的官吏跟政府都有良好的谅解；在迦太基，他却往往跟他家中的主子们站在不共戴天的仇视之下；被迫用不合法制的方法来抗拒他们，也常常站在改革派的一边。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对属民的待遇

迦太基与罗马均统治若干同血缘的社团和许多异族社团。但罗马却向一个接一个的地区开放其公民权，使拉丁诸社团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可获得公民地位；迦太基却从最初就保持排外性，甚至不允许依附地区抱着将有一天处于平等立场的希望。罗马让有血缘关系的社团分享胜利成果，尤其是获得的领土以及国家所追求的其他利益上，它分给富人与贵族实质的利益，以此至少争取到于它有益的党派。迦太基则不但把胜利成果完全据为己有，甚至把最有特权的城市都剥夺了通商自由。即使对最低的臣属社团，罗马都不完全剥除其独立性，对任何社团都不课以固定贡金；迦太基则派遣监督者至一切处所，就连腓尼基人的古城也课以重税，而它的臣属部族则实际上已沦为奴隶国。因此，在迦太基—非洲联盟中，除了乌提卡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社团是不因迦太基的陷落而在政治上与实质上受益的；而在罗马—意大利联盟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社团会因背叛罗马而利多于弊的，因为罗马总小心地避免损害到它们的物质利益，而又从不曾用任何极端手腕挑拨政治反对势力以起冲突。如果迦太基政治家们以利比亚人的叛变为更恐怖之事，来说服腓尼基民族的属民，让他们站在迦太基的利益一边，并用代用货币来安抚所有的地主，则他们就错估了人心，因为商场上的计算并不能完全适合于政治。从经验得知，罗马的联邦政体，表面上看来虽似疏松，在抗御皮拉斯时却固若金汤，而迦太基联邦，在敌军登上非洲土地时，却像蛛网一样断为游丝。阿加索克利斯和雷古卢斯登陆时是如此，在佣兵战争中亦是如此；当佣兵发起反迦太基之战时，利比亚的妇人自动把首饰献给佣兵，由这一点可以看出非洲的一般态势。迦太基的统治唯一显得略为温和的地方是西西里，而在这里他们也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他们允许西西里的属民有更多的商业自由，让他们照希腊的办法在岛内商务上用金属货币，而不是用迦太基的那种徒具其名的货币；他们行动的自由也比萨丁尼亚人和利比亚人多得多。如果叙拉古落入迦太基人手中；他们的政策就会立即改变。然而，叙拉古并没有；因此，由于迦太基政府小心经营的温和政策，在西西里就确实有一个对腓尼基人友善的党派；例如，即使在该岛已转入罗马人之手以后，阿格里根图姆的菲力努斯仍写了一部完全腓尼基精神的大战史。不过，整体言之，既为属民又系希腊人的西西里人，对他们腓尼基主子的厌恶必不亚于撒姆尼和塔伦丁人对罗马人的。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金融

从金融观点言之，迦太基国家岁入无疑远超过罗马；但这个优势却被另一些事实抵消了一部分，即迦太基岁入的来源——贡金及关税——枯竭得比罗马快得多（而且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而迦太基人的作战方式又比罗马人贵得多。

迦太基与罗马之比较·军事

罗马与迦太基的军力来源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许多方面都相当势均力敌。在迦太基被征服时，该城仍有公民七十万，包括女人与小孩[3]，可能至少和第五世纪末的人口一样多；在那个世纪，当情况需要时，他们可以发动一支包括四万“自由民”的重甲步兵。在五世纪初，罗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派遣同样强大的自由民军队到战场；在这世纪的罗马联邦大量扩充之后，能荷兵器者必然至少增加两倍。但比兵员数目更重要的是，罗马的自由民军人有效力得多。迦太基政府虽然急于诱导公民参军，却无法让手艺人与制造业者产生农夫的精气，也无法克服腓尼基人厌战的心理。第五世纪，在西西里军中，仍有两千五百名迦太基人的“神圣队伍”做总督的卫戍部队；但到第六世纪，在迦太基军队中——例如驻于西班牙的——除了军官之外，连一个迦太基人也没有。再者，罗马农夫不仅是列入官兵名册而已，而且亲自上阵。两国的同血缘依附社团也是一样；拉丁诸社团所提供的军队不亚于罗马本身的自由民部队，但利比—腓尼基人却像迦太基人一样不娴于战争；很容易料见，他们比迦太基人也更不愿意战争，因此，他们也从军队里消失了；凡被课定派遣部队的城镇，可能都以金钱来代替。如前面所提的西班牙部队，约有一万五千人，只有一团四百五十人的骑兵中有利比—腓尼基人，而且也只占其中一部分。迦太基军队的精英是利比亚人，在干练的军官训练下，利比亚新兵可以成为精良的步兵，而由他们组成的轻骑兵则剽悍无敌。除此之外，多少还可加上利比亚与西班牙的依附部落，以及巴利阿里著名的投石手，他们似乎介于联邦所派的部队和雇佣兵之间；情况必须之际，迦太基还可以从国外雇佣军队。因此，就以人数来说，你几乎可以想要多少就可以找到多少；而军官的能力，对武器的熟悉与勇气方面，亦足以匹敌罗马。然而，佣兵却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召集成可以作战的部队，这段时间十分危险，而罗马的民兵却随时可以上阵，更危险的是——这是关键所在——除了军人的荣誉和自私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把迦太基军队结合在一起，而罗马人却因共同的祖国而有着最紧密的团结。一般的迦太基军官估计他们的佣兵，甚至利比亚农夫，都很像现代人在战场上估计炮弹一样；因此乃有公元前396年希米尔克将军出卖他的利比亚军队的可耻事件，随之发生了危险的利比亚人叛变，以致留下了“迦太基的信用”（Punic faith，背信）的话柄；这件事对迦太基造成不少的伤害。迦太基经验到奴工兵与雇佣兵的一切恶果，不止一次，它发现花钱雇来的奴隶比它的敌人更为危险。

迦太基政府不可能看不出他们军事体系的缺点，也无疑想尽办法以求补救。他们坚持金库与兵库的充盈，使他们得以在任何时候装备佣兵。他们对古代相当于近代之炮兵的事物付以极大心血——如机器的制造，这方面我们发现迦太基人一向比西塞利奥特人（西西里的希腊移民）优越；如象的运用，以此取代战车（迦太基的城防中有三百头大象的厩房）。他们不敢为依附的城市建堡垒，因之使非洲的村镇冒着只要有敌军登陆就遭占领的危险——这跟意大利成彻底的对比，因为大部分向罗马投降的城镇都保留着城墙，因此一连串的罗马堡垒制宰着整个意大利半岛。但在首都的防务上，迦太基人却用尽一切财源与艺术，有若干次，该城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是城墙之功。而罗马城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却如此安全，以致从未遭到过正式的围城。迦太基的主要国家堡垒则是他们的海军，这是他们最大心血投注之处。在船只的建造与处理上，迦太基人均超过希腊；有三层桨以上的船是迦太基最先建造的，而在那个时候，迦太基的战船大部分是五层桨的大划船，挂帆行驶通常也优于希腊船；桨手都是公有奴隶，训练精良，船长则为海战能手，勇敢无畏。在这方面来说，罗马远逊于迦太基，因为罗马的希腊人联邦船只固然不多，罗马本身更少，在无敌于西地中海的迦太基舰队面前根本不敢露面。

当我们把这两个强权的资源互比之后，明智而无偏的希腊判断或许已经出现：当两者开始发生战争时，将势均力敌。但我们不可忽略一点，即迦太基固把一切智慧与财力都用于攻与守的技巧上，它却无法弥补一个基本缺陷，即缺乏它自己的陆军，缺乏基础稳固的联盟。要想真正攻击罗马，必须在意大利行之，要想真正攻击迦太基，则必须在利比亚，这是谁都可看得出的；而迦太基最后难逃此种攻击，也系任何人均可察见。在那个航海业仍处于婴儿期的时代，舰队并不是可以独自长久作战的东西，必须在有树木、铁和水的地方装备。在非洲本身就不止一次证验过，即使海军强国也无法阻止较弱的国家从陆地进攻。阿加索克利斯既指明了通往迦太基的道路，罗马将军便亦自可遵循；在意大利，入侵者登陆只不过是战争的开始，然在利比亚，却可以变成围城，而到了这一步，除非发生特别的意外，再顽强再英勇的城民到最后也只有投降一途。

[1]　编注：康沃尔，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2]　编注：厄尔巴岛，意大利西部岛屿，拿破仑的第一次放逐地。

[3]　学者们对这个数字曾表示怀疑，据推测，依可用的空间而言，至多为二十五万人。然而这种算法是否可靠却成问题，何况该城为商城，房子有许多为六楼；再者，我们当记得，这个数字是政治上的，而非城市的定居居民，这和罗马的人员调查一样；因此，很可能把所有的迦太基人也包括在内，住在城里的、邻区的以及属地及其他地方的。当然，以迦太基而言，身在外地的人一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