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农业

恺撒在首都的唯一目标固是用警察行动铲除明显的弊端，但要补救经济方面深沉的瓦解则更为困难。其最严重的地方前已提及——就是农业的消失与商业人口的不自然增加。读者当不致忘记意大利农业的败坏状况。虽然用尽种种办法来防止小农的消失，可是在这段时期，意大利不论任何地方——或许亚平宁诸山谷与阿布鲁奇诸山谷除外——农业都不再是主要经济。

至于农庄的经营，在前已述及的加图制度和由瓦罗所告知我们的制度之间，实已没有实质分别——除非是罗马城更为大幅度地走向城市化。“以前，”瓦罗说，“‘农庄上的谷仓’大于地主住宅；现在，相反的情形则经常可见。”在往日拉丁与意大利农民耕种的特拉契纳与巴亚岸边的图斯库姆与台布尔，现在兴起了罗马贵族的辉煌别墅，有些甚至大如一座城镇，别墅内有连绵的花园、沟渠、淡水与咸水池塘，以养殖河鱼与海鱼；有蜗牛与鼻涕虫养殖场，兔子、鹿与野猪的猎场，以及有鹤与孔雀在内的禽类。

但大城市的奢侈也增加了辛勤者的收入，比慈善事业更得以维系穷人的生活。贵族们的养禽场与养鱼池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事业，其范围之大，往往一个鸽舍的鸽子可值十万塞斯特斯。制度化的繁殖与喂养下，鸟粪变成了农业的重要肥料。一个鸟贩可以一次供应五千欧洲田鸫，每个三迪纳里厄斯；一个养鱼者则可以一次供应两千鳗鱼；而鲁西乌斯·卢库卢斯所留下的鱼则卖得四万塞斯特斯。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勤勉从事此类行业的人都可以在首都一本万利。这个时期的一个在法莱里附近的小养蜂者，只有一亩百里香的养蜂场，一年的蜂蜜却卖到一万塞斯特斯。

果树种植的竞争十分严重，以致优美的别墅里的大理石果廊常常变作了餐厅，用钱购得的水果往往充作自家的培植以向人展示。在这段时期，小亚细亚的樱桃与其他异域水果开始在意大利培植。拉丁姆和坎帕尼亚的蔬菜、玫瑰与紫罗兰产量丰富，圣道（Via Sacra）边的“少爷市场”供应的水果、蜂蜜与花冠，在首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般说来，园主制度中所采用的农庄经营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经济水平。列蒂河谷、富奇内湖周围的地区、利里斯和沃尔图诺河地区，实际上说，就是整个意大利中央地区，都处在最繁荣的情况中。甚至与奴隶耕种的农场有关的产业，都由聪明的地主接管，在良好的条件下，小店、纺织厂和砖厂都在农庄上建立起来。意大利产的酒与油不但供应意大利市场，而且也有相当数量的输出。

这个时期的一篇简朴的专业论文，把意大利比之于一片大果园；一个那时的诗人则说他那美丽的乡土是一片灌溉良好的草地，谷物累累，山丘长遍了葡萄藤，而那地上的“饰物”则以种种的笑靥呈现，将片片花圃抱在怀中。这样的描绘显然是诗人日日所见的景象，而这景象正使我们可以缅怀托斯卡纳与“劳动之地”[1]各地区的盛况。

前已述及，畜牧业总是在意大利南部及东南部特别兴旺，但在这段时期一般说来却在退步；可是农业的兴盛也把它向前带动了一些。育种的改良用了很大的心血，为育种而用的驴可以使业者获得六万、十万甚至四十万塞斯特斯的进款。这段时期的意大利农牧业，在业主用心而资本许可的状态下，比旧制度下的小农所可能达到的成果好得太多。农牧业甚至越出了意大利的地域之外，因为意大利农业家也到各行省去养牛，甚至开垦大片土地。

钱庄

与在小农的废墟上繁荣起来的农庄并行的是私人钱庄，由于意大利商人与犹太人在各行省与保护国互相竞争，钱庄大兴。然而为了说明那时所有的资本如何都流向罗马，只用一个例子即足：当时在罗马的钱币市场上，利息定规是六分——而这比古代任何地方都便宜半分。

社会失序

这是一个以土地与商业的大量资本与投机为基础所产生的经济体系，从这个体系中产生了最可怕的贫富不均。“百万富豪与乞丐的国家”这个常见的贬词，用在共和国末期的罗马再适当不过。奴隶制度国的金科玉律乃是，“靠奴隶生活的富人必然是高贵的，靠自力的劳力生活的必定是低贱的”；这种原则在那时的罗马，不论是公私交谊上都是守得最严的。那时的罗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在一个那样充分开发了的奴隶国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阶级存在。表面上看似中产阶级的分子，实际上是那些有钱的商人和地主，他们也许是太没有文化，也许是文化太高了，因此留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圈中，漠然于公共生活。商人阶层里——这一层人不少是解放的奴隶和其他的暴发户，他们死命地想要扮演有教养的样子——有教养的却没有几个。

这个形态的典型是提图斯·彭波尼乌斯，此人是这个时期的文件中常常提及的一个人。他因在意大利和伊庇鲁斯的农庄经营，在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金币交易而致富。但他只做商人，拒绝加入公职，拒绝与国家做金融交易。他既避免贪婪小气，也避免那个时期流行的沉重浪费（例如，他的餐费每天只用一百塞斯特斯），他自自在在地享受着乡间与城市的两种生活的美好，跟罗马与希腊的上流社会交往，并享尽种种文学与艺术的乐趣。

人数更多、地位更巩固的是老式的意大利地主。当时的文学为我们留下一个这样的农村贵人的素描。此人名塞克斯图斯·罗斯西乌斯，公元前81年于剥夺公权时被杀。他的财富计约六十万塞斯特斯，主要投资于十三片农庄；他亲自有计划、热心地治理；他极少至罗马，甚至可能一次未曾去过，而当他去的时候，跟元老院那些讲讲究究的贵人们比起来，他那拙笨的样子，就像他粗鄙的奴隶们跟城中有模有样的家奴们比起来相似。这些乡村贵人和他们的乡居家室，严谨地守着他们祖先的规律，也沿用祖先纯粹而高贵的语言；这是城中的贵人与商人远瞠其后的。

地主阶级被认为是国族的精英。想飞黄腾达的投机者，想获取最终的名望者，都千方百计地买下一块农庄，即使自求不到乡绅的地位，也设法让他的儿子取得。凡有大的政治运动，凡有新的文学动向时，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个地主阶级所留下的痕迹。对新君主制度的反对，地主阶级贡献出最大的力量；瓦罗、卢克莱修和卡图鲁斯出身于这个阶级；而地主生活相当的鲜活性在西塞罗的著述《论法律》第二卷关于阿尔皮努[2]的优美导论中，显示得最为清楚——这是那既空洞又多产的西塞罗所制造的可怕大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穷人

但是若与乞丐和贵族——这是社会的主调——相比，有教养的商人阶级和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则相形见绌。这段时期贫富人口的比例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再度引证早此五十年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说的话。他说，罗马公民中，真正富裕的家庭不超过两千。自那时以后，罗马公民的人口有所改变，但从明显的证据可以看出其贫富人口的比例顶多没有变得更大而已。从谷物配给和从军的情况看来，大众的贫穷是太明显了。而富者益富则可由当时的一个作家之言得证。他说，在马略时期，“依照当时的标准而言，一片两百万塞斯特斯的农庄算得上是财富”；而从个人财富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的说法是正确的。巨富鲁西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向两万士兵许下诺言，从他的私产中给每人四英亩地。庞培的农庄值七千万塞斯特斯，演员伊索普斯的农庄值两千万。富中之富马库斯·克拉苏，在事业之初财产七百万塞斯特斯，最后，在除去大笔花销之后，仍有一亿七千万。

这样的贫富极端，对贫者与富者都造成了经济上与道德上的溃乱，两者外形上固然不同，但溃乱的实质则一。若说一般人是由国家的救助才免于饥饿，那是由于他们首先沉沦于乞丐的懒惰和快活（当然，国家的救助也正助长了他们的懒惰）。罗马的平民喜欢看戏而不喜欢工作，酒家与妓院的生意极为兴隆，以致政治煽动家们特别喜欢争取这种行业的老板。

斗剑比赛是古代道德败坏的表征与豢养者，可以令演出者大赚其钱。到了这时，又有可怕的新花样出现，就是战败的斗剑者之生死不是依决斗法而定，也不是依胜者的好恶而定，却是依观众的任性而定；胜者视观众所发的信号而饶赦匍匐在他面前的败者，或将之一剑戳穿。这种打斗的行业如此兴盛，或说，自由的价值已如此陨落，以至于这个时代在战场上普遍缺乏的勇武却在竞技场中盛行。在竞技场上，规章要求斗剑者被刺杀时默不哼声，不得闪避。事实上，自由人常常将自己卖作斗剑奴隶，以求食宿。公元前三世纪的平民也遭到匮乏与饥荒，但他们并没有出卖他们的自由；而那时的法学家也不将那斗剑士的卖身契视为合法：“在规章要求下，任其自身被枷锁，鞭笞，烧或杀而不做反对。”

贵族

在贵族社会中这种事倒未发生，但从根底上言，却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更坏。在怠惰方面，贵族们放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无产阶级在人行道上横躺竖卧，贵族则在床上睡到日正当中。奢侈既无限又无味。在政治上大手挥霍，在戏院里也是，而两者的腐败当然可以相提并论。执政官的职位是用高得不可置信价格买得的——公元前54年，仅第一选举区就用了一千万塞斯特斯。有教养的人对戏剧的兴趣则完全被装潢狂所破坏。

罗马的房租比乡城的普通高四倍，而首都的一栋房子曾以一千五百万塞斯特斯的价格卖出过。马库斯·雷比达（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的房子，在苏拉死时是罗马最好的，但一个世代之后，却连第一百名都算不上。乡村别墅的华贵我们已经提过，其中一座售价四百万塞斯特斯，主要原因是由于鱼池。现在，一个时髦的大人物至少要有两座别墅，其一在首都附近的萨宾或阿尔巴山区，其二在坎帕尼亚浴场附近；而最好是在罗马城外近处还有一片花园。比这些华宫更没道理的是宫殿式的坟墓，其中有几座到现在还存留，可以证明罗马富翁为了死得时髦，动用了多少石块。

犬马大行其道，一匹为了显给人家看的马购价两万四千塞斯特斯是稀松平常之事。有钱人也醉心于精美的家具，例如非洲柏树做的桌子可以价值百万塞斯特斯；醉心于紫衣料或透明的薄纱（演说家霍腾修斯为了他的一个同事有一次在群众中揉皱了他的衣服而跟他兴讼，要他赔偿损失）；醉心于宝石与珍珠——这些东西于此时期首次取代了那更优美更艺术的金饰。当庞培战胜米特拉达悌时，胜利者的肖像全用珍珠镶拼，而餐厅里的沙发与架子则镶银，甚至厨器都用银造；而这些，那时已算落伍了。

旅行的奢侈也不乏其例。西塞罗在提到西西里总督时写道：“总督旅行当然不是在冬季，而是在初春——不是历书上的春天，而是玫瑰初放的季节——他按照比提尼亚王的习惯，坐在八抬大轿里，坐垫是马耳他的薄纱包着的玫瑰叶，头上一个花圈，颈上一个花圈，鼻侧放一个网眼细麻布的小袋子，里面装以玫瑰；甚至连卧室，他都是这样被人抬着去。”

餐桌

但最为奢侈的莫过于最为粗俗之处——餐桌。别墅生活的整个安排就是围着餐桌在转。不仅冬夏有不同的餐室，而且画廊、水果廊、鸟舍或鹿园中所搭起的平台都可以当作欢宴之处；预先请好的“俄耳甫斯”穿着戏装出现了，吹起了嘹亮的华丽喇叭乐段，训练纯熟的鹿和野猪集合了。这些都是细心的装潢，但实质却不因此而或忘。不仅厨子是烹调的好手，而且主人也常扮演厨师的导师。烤肉老早已被鱼类与牡蛎盖过了，但现在，意大利的河鱼则已在像样的餐桌上见不得人；意大利的酒与珍品几乎已经成为低俗的象征。即使在一般的宴席上，除了意大利的法莱里之外，还得再添三种外国酒——西西里的、莱斯博斯岛的与开俄斯岛的；而只不过一个世代以前，即使在大宴会上，除了法莱里外，顶多再供一巡希腊酒就已足够。在演说家霍腾修斯的地窖中，有一万坛外国酒，每坛三十三夸脱，意大利的酿酒者抱怨希腊群岛的竞争也就无怪了。

没有任何自然学家搜寻海陆的新物种像当时那些吃家们那般热心的。客人宴会后服一剂催吐剂，已属平常之事，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宴会在等着他。淫乐已变成那么时髦、那么有系统的事，以致产生了这一行的教授，以教授贵族青年们如何过这种罪恶的生活为生。

债务

这类乱七八糟的花样繁多无聊，我们用不着细说，何况那缺少原创力的罗马人充其量也不过把希腊、亚洲的奢侈弄得夸张一些，做做愚蠢的翻版而已。但克洛诺斯固然会吞食自已的孩子，普洛托斯[3]也会。这种无聊的时髦的竞争如此的哄抬物价，以致随流同俗者眼看着自己的广大农庄化为乌有，而即使那些只不过加入最必需的行列的人士，也发现他们继承的祖产从根坍毁。贵族家庭的毁灭，最常见的原因是执政官的竞选，但声色犬马，庞大的建筑，以及种种淫乐的追求，也同样令人倾家荡产。

这个时代的大笔财富只有更大笔的借贷足堪相比。公元前62年左右，恺撒在抵债之后，剩下的债务仍有两千五百万塞斯特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二十四岁时债款六百万塞斯特斯，十四年后则增至四千万。库里奥债款六千万，米罗七千万。罗马贵族世界的奢华习惯之专靠借贷维持，可以由一件事实显示出来：数个执政官竞选人为了借贷，使得月利从四分突然跳至八分。宣布无偿还能力本可使债权人适时聚会，至少可以清账，但债务人则往往不肯宣布而尽可能拖延。他不肯变卖自己的产业，尤其是田产，却继续借债，装出富有的样子，一直到垮台垮得更惨的时候，其情况就像米罗的例子一样，结果是债权人只能得了百分之四。

在这种从富有到倾家荡产的快速转变中，在这种一贯性的挥霍中，获利最多的当然是那冷静的放债者，他们懂得何时该放，何时该拒绝。如此，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几乎回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危机最严重时期的情况。债务人对债权人有两种可能的态度：一是卑躬屈膝，惟命是从，甚至在元老院中都得看债主的颜色而发言与表决；另一种则为财产而宣战，以此威胁债权人，用阴谋或内战来铲除他们。辛纳的叛变由此而起，喀提林、科利乌斯与多拉贝拉的起兵更是由此而起，这跟一个世纪之前希腊世界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十分相似。在这样腐败的经济状态下，每一个金融的或政治的危机都可能造成可怕的混乱，乃是意料中事。在内战中常会发生的现象，我们更几乎不用提了，例如资本的抽逃，土地的突然贬值，无以数计的破产和普遍的债务无力偿还现象；这些，是和在社会战争及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一样必然出现的。

不道德

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家庭生活被社会各阶层视为过时之物。穷，不仅是最难堪的耻辱，而且是唯一的罪恶。为了钱，政治家可以卖国，公民可以卖身。官职与法官的表决权都可以用钱购得，而高贵的女人也可以像一般妓女一样为钱献身。假证与伪誓如此普遍，以致当时一位名诗人曾说他那时代的人发誓是为了“搪债”。诚实被忘得如此干净，以致拒绝贿赂不被当做正直，却被当做有意跟行贿者为难。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罪行没有比罗马更想入非非，更可怕，更变态的——奥鲁斯·科伦提乌斯的审讯便暴露了意大利一个乡镇最高贵的家族中此种罪例。

友朋

对于国民生活有害的这种毒液虽然深深浸透了人心，表面的生活却格外显得平滑光亮，用周到的礼貌与遍在的友谊作为粉饰。人人都忙着互相拜会，以至于有头有脸的家庭都必须由主人——有时则由司客——来排定接见顺序表，只有比较有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单独接见，其他的则几个人同时，甚至在会客时间结束时，“集体”接见（据说，为新君主制度铺路的盖乌斯·格拉古，也是这种见客之道的创始人）。问候信满天飞，礼貌拜访遍地走。既无私人关系又无商业来往的人，却互相飘洋过海地交换着“友谊的”书信，而正式的业务信函除了给公司的以外，却极少出现。

同样，请吃饭、送年礼和家中节庆则已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而几乎变作了公共礼节。罗马人即使连死都不能不顾及他那数不清的“邻居”，因为，为了体体面面的死，他必须至少送给每人一份纪念品。当时的罗马也像我们现代某些商业圈一样，真诚的家人亲密关系与友情已完全消失，以致业务与人际的交往完全是矫情。如此，“真情”被那鬼魅一般的“友情”掩杀了，而“友情”在种种的邪恶中位居要津。

女人

跟这个时代的腐败争芳斗妍的是妇女的解放。经济上，妇女们早已取得独立了。在这段时期，甚至有不少律师专为妇女效力，为富孀处理产业及诉讼事件，以他们的商业及法律知识来取得妇女的信任，因而财源滚滚。

但妇女解放的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经济监护，种种的爱情把戏也在不断地进步。舞娘（mimae）之类的人物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情况，比今日略无逊色；像茜赛莉斯[4]这样的首席女歌手，甚至把史页都污染了。但贵族妇女的自由艺术却使她们有执照的行业大受威胁。在第一等家庭中的私通事件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除了特殊的丑闻之外，连谈都没有人愿意谈起了，而法律行为现在几乎被人视为笑料。公元前61年妇女节，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在祭司长家里搞出的古今罕有丑事，若在五十年前早就难逃死罪，但这时却连调查都未曾，更无须说惩罚了。水榭节——四月，当政治活动暂停，显贵们在巴亚和普特奥利[5]举行的节庆——的主要引人之处在于它合法和不合法的关系，同时在平底船或在岸上歌舞奏乐。

然而，女人并不以本有的领域为满足。她们还扮演政客，出席党派会议，用她们的金钱与诡计参与当时的倾轧。在西庇阿和加图的政治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女性的政治家，她们的身边会有一个小白脸——光溜溜的下巴，娘娘腔的声音，轻摇缓步，戴着头饰与颈巾，穿着花边长袍，女人的便鞋，扮作妓女——你不汗毛竖立才怪。

贵族对离婚的看法，可以由他们最佳、最道德的英雄马库斯·加图的行为观之。当他的朋友想娶他的太太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太太让与他，而当这朋友死后，又毫不犹豫地把这太太娶回来。独身和无子女变成稀松平常之事，尤以上层阶级为然。这些人老早就把婚姻视为负担，只为公义才扛在肩上；而加图及其追随者则更主张富有者当保持财富集中，因之不能多生子女——这正是一世纪前波利比乌斯认为的希腊败坏之因。那一度曾为罗马人之荣誉的“生子者”（proletarius）之誉，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意大利人口的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拉丁族的人口在意大利急骤降低，而其行省则一部分布满寄生虫式的移民，一部分荒无人烟。意大利人口大量流向国外。为了维持意大利的行政和保卫整个地中海世界，半岛的人力资源本来就已不敷应用了，尤其因为送往海外的分子往往有去无返。罗马越是走向种族复杂的帝国，身为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便越不把意大利当做家乡；另一方面，军人之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死于连绵的战争，尤其是血腥的内战，另有一部分则由于长年戎马，已与本国远隔，有时甚至二三十年。同样，一部分地主及几乎全部的商人，终生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商人的巡回旅行更是让他们跟祖国与家庭生活生疏。

意大利由这些损失所得的回报，则是解放与未解放的奴隶无产阶级和从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涌进的手艺人和商贩，他们主要聚集在首都，但在奥斯提亚、普特奥利和布林迪西等港市的更多。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和最重要的部分，却连这些杂驳的分子都没有，而只是绝对的人口降低。尤其有几个地区特别严重：如放牧区阿普利亚，被当时的意大利人称为最荒凉的地带；如罗马城周围的地区，一年比一年荒芜，原因是恶性循环的农业衰退与疟疾日益严重；拉比西[6]、伽比与波维莱，原是那么欣欣向荣的乡镇，现在也已朽败不堪，连拉丁节的时候找代表参加都感困难。图斯库姆虽然仍是拉丁姆最受尊重的社团，却几乎仅由住于首都的乡绅家庭组成，只保留了他们图斯库姆的公民权而已；但登记有选举权的公民，数目却连意大利内陆的小社团都不如。这一带能服兵役的人原本是罗马国防力之所寄，但现在却完全消失，以致当大家看到埃奎人和沃尔西人战争的报告时，不禁惊恐，因为这跟最近的事态相比太令人难信了。并不是每个地方情况都如此之坏，尤其是意大利中部及坎帕尼亚较佳。然而仍像瓦罗所说，“曾经人口众多的意大利城镇”一般而言都“普遍荒凉了”。

寡头统治下的意大利

在寡头政府下的这个意大利，确实是一副可怕的景象。乞丐世界与富豪世界之间的强烈对比是无以和缓的。两者的对比感觉越是清楚，财富之高峰与贫穷之深渊的距离越是令人眩晕，就有越多的人向顶峰攀爬，或从顶峰跌入渊底。两者的鸿沟越大，越会联合起来摧毁家庭生活（而家庭则是一切民族的种子与核心），联合起来堕落于怠惰、奢侈、腐败、罪行，为渴望为财富而发起战争。

财富与贫困联合起来把意大利人逐出意大利，而将这半岛用奴隶和沉寂充满。这是可怕的景象，但并不仅意大利如此。在奴隶国，凡是资本家政府发达的，就必然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神的美好世界。河川固然随处映现不同色彩，阴沟却天下一般；因此，西塞罗时代的意大利相似于普布利乌斯时代的希腊，又同样相似于汉尼拔时代的迦太基，同样是首都中全权的统治阶级毁掉了中产阶级，把商业与农庄的经营推到了最繁荣的地步，结果导到伪善的面具下举国的道德与政治腐烂。近代资本对民族与文明的败坏，严重性远逊于古代资本主义城邦，因为自由人尽管贫穷，仍要比奴隶优越得多。只有到了北美的恶种种下之后，世界才又收到了类似的恶果。

恺撒的改革

在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下，这些罪恶最深的本质是无可挽救的，而那能挽救的部分则得靠人与时间。最好的政府，也不过像最好的医生一样，不可能使器官中已经腐败的液体重新新鲜；在根深蒂固的罪恶中，它所能做的只是排除那些妨碍自然复原能力的东西。新政权的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些这样的排除力，因为它割除了一些最坏的赘疣，例如对无产阶级的姑息，对罪犯的失于惩罚与乎官职的购买。但政府所能做的尚不止禁止有害家国之事。尽管突来的潮涌是没有任何堤防可以阻挡的，恺撒却不是因此而拒绝筑堤的人。一个国家及其经济如果能遵循自然的途径，当然是最好，但由于它们已经走出这个自然途径之外，恺撒便运用他的一切力量，以特别的干预来将国民带回他们的家与家庭生活，由法律与命令来改革经济。

限制意大利人离境的措施

为了限制意大利人离弃意大利，为了诱使上流社会与商人阶级以本乡为家，兵役年限缩短；元老级的人，除非为了公务，禁止居住意大利之外；其他的意大利人，凡在适婚年龄者（从二十至四十岁），不得连续三年不在意大利。恺撒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时，曾设立卡普亚殖民区，凡有子女数人者，得先移民。现在，身为统领，他提议给予人口众多的家长以特别的报酬，而对离婚与通奸，他则以最高法官的身份施以无比严厉的处断。

严禁奢靡

对于奢侈行为，他甚至订下详细的法规，例如禁止华贵的墓碑；紫袍与珍珠只限于某些时间、年龄与阶级可用，而成年人则完全禁止；宴席花费订下最高价格；有些奢侈的菜肴则完全禁用。这些规定本身并非新创，但其新颖之处在于这“道德的宗主”严肃地要坚持付诸实行，派监察员监督市场，命令有地位的人宴席接受检查，而禁止的菜肴则予以充公。当然这样温和的警察行动只能使奢侈退入地下，但若伪善算是罪恶对美德的一种敬意，这表面的朴实也总算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改善了。

债务问题

对于规划金钱与农业的关系，恺撒的措施则更具重大的意义，也更有光明的远景。在这个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于金钱的短缺与债务危机的。由于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人手上的金银不得超过六万塞斯特斯；这个法令可能只是为了缓和公众对高利贷者的盲目怀恨。这个法令在公布时加以说明，谓此法只不过是以前的一条法令的加强，这表示恺撒可能耻于此法，而其实行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这个重要得多的是久久悬而未决的债务问题。打着恺撒名字的一派强烈要求债务完全取消。我们已经说过，他并未答应这种要求，但早在公元前49年，他就向债务人做了两个重要的让步。一、未付的利息取消，已付的利息则视为已还的本金的一部分。二、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以动产或不动产抵债，而其价值则以内战以前的估价为准。

后面这个条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债权人在“事实上”被视为那财产的所有者，而这财产又与他放的债相等，则他必然也要因普遍的贬值而遭同样的损失。但取消利息或以利息抵本金，则等于是让债权人不但损失利息，而且还因贬值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的本金，这是片面地取消债权人的权利。高利贷者的行为无论何等恶劣，这样做仍有失允当。

为了了解民主派何以对债权的取消有如此强烈的要求，我们必须回忆一下民主派对利息问题的立场之渊源。早在公元前342年，经由平民的努力，法律上就禁止收利息，但这个法令一直未为贵族理会（贵族借着次执政官而控制民事程序），但从那个时代起，这条法令却一直是有效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民主派，自认在社会权益上是古代的继承人，坚持一切利息均不合法，甚至在马略时代的混乱局面中还曾加强这个原则。

可以确信，在利息的问题上，恺撒跟他那一派的人抱着同样的看法。在他有关债务的纪事中，只提债务人以其财产抵债之事，关于取消利息，则保持缄默，或可视之为一种默然自责。但他也像任何党派领袖一样，不可能直接拒斥他那一派传统的原则——尤其是他在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还未出发前往伊庇鲁斯之前，而非在法萨罗大胜之后。对合法秩序与财产的破坏，可以说只是得到他同意而已，并非由他创始，但取消一切债权，则断然遭他拒绝。结果是债务人比债权人尤为愤怒，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因之掀起不自量力的叛乱，迅遭压服；这件事倒该说是恺撒信誉的证明。

破产的新法律

但恺撒并不限于只对债权人做一时的帮助，他还以立法者的身份来减低资本的可怕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法律公理的宣布：自由不是像财产一样的物品，而是人永恒的权利。这个权利只有国家才有权剥夺犯人的，而债权人则无权剥夺债务人的。在不成文法中加入这个原则或许是受埃及与希腊更为人道的立法所影响，而跟罗马较早时期关于破产的法令完全相反——乃是恺撒的大贡献；自此以后，这个原则便一直保持下去。

依照早期的罗马法律，凡不能还债者，就成为债权人的奴隶。波特利亚法（Poetelian law）曾做了小幅度的改善，就是如果债务人因暂时拮据，而非真正无还债能力，则可将财产让与债权人，由是保持自由。但对真正无偿还能力的人，则基本上五百年来的法律仍然未变。直接以债务人的产业抵债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发生，即债务人死亡，或已放弃其公民权，或失踪。使不能偿债者得以正式地将产业让与债权人了事——而不论是否足以抵债——是恺撒的功劳；而我们现代的破产法规定，就是依此而来。如此，债务人得保持他为人的自由（尽管在名誉与政治权利上有所减损），而开始新的经济生活；以前的债权人只有在不导致他再度经济破产的情况下，才得以向他讨债。

高利贷法

这位伟大的民主派如此从资本的力量中解放了人的自由，然后，他再进一步，用贷款法规来限制资本的过度力量。他并不想否认他对利息的厌恶。为意大利的贷款，他订下一个最大数，每个资本家所能贷的款项与他在意大利的地产成正比例，或许是地产价值的一倍。在此法公布后，若有违犯者，视同罪犯，交由特别陪审委员会处置。

如果这些规定得以实行，则每个意大利商人都被迫成为地主，而以利息维生的资本家阶级势将在意大利完全消失。间接地，无还债能力而实际上为债主经营的地主也减少了，因为债主若想继续放债，则必须买地。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恺撒不是想恢复旧时对利息的禁止，而是允许它在某种限制之内存在。

很可能他的借贷最高额法规并不仅限于意大利，而且也用于各行省；同时，意大利与各行省也都订下最高税率。月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利息不得课利，利息超出本金之后，不得再要利息——这些规定，是由鲁西乌斯·卢库卢斯在小亚细亚省首先规定（可能是以希腊—埃及为模板），他的继任者中较佳的几个则遵行。不久，这种规定也由其他行省的总督采用，最后，在公元前50年，由元老院的命令，各行省共同采用。卢库卢斯的这种法规能够未遭割损而成为帝国法的一部分，并成为罗马与现代关于利息的立法之基础，可能也是恺撒之功。

恢复农业

与限制资本力量并行的是恺撒着力于恢复农业，使之达到对国家最有益的状态。为此目的，必须更优良的警察管理与法律管理。在此之前，意大利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是有保障的。罗马的雇佣兵队长，在他们的一帮人没有帮助首都处理政治问题时，就变成了匪盗，在伊特鲁里亚的森林作奸犯科，或任意搜刮村庄。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农民。恺撒的公共工程也具有类似的用意。例如，从罗马通过亚平宁山脉至亚德里亚海的大道，就是为了刺激意大利内陆的运输，而富奇内湖水位的降低，则为嘉惠马西农夫。除此之外，恺撒还采用了直接使农民受益的措施。例如，意大利的畜牧业主，雇用的牧人至少必须三分之一是自由出身的成年人，由此使盗匪受到限制，而同时，自由身的无产阶级也因之获得一个谋生的职业。

土地分配

由于恺撒在任执政官时就对土地问题有了经验，因之在这方面能比提比利乌斯·格拉古更正确。他并未不计一切代价——包括反财产的革命（而以法律名目为掩饰）——来试图恢复小农的地位。相反的，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把财产——或公众视为财产的东西——的安全视为一切政治箴言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不可破坏的一条；只有在这个箴言的范围之内，他才寻求改善意大利小农的命运；他认为小农的问题也是国族的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许多事待做。每一种私有权，不论是称之为财产，或继承权，不论是起于格拉古或苏拉，都受到他无条件的尊重。另一方面，恺撒恢复了二十人委员会，由此对意大利的土地权做严格的编制（连最小的土地浪费与疏忽都不可），然后，他把意大利所有的公地都标列出来，包括在宗教团体手中，而法律上属国家所有的，而以适合农耕的方式分配。阿普利亚的夏季牧场与撒姆尼的冬季牧场，凡属国有的，一律保留为公地；如果这些土地不足分配，则由公款购买意大利田庄；这个措施，至少也是统领的计划。

在选择新的农民时，自然先为老兵们预留名额；如此，由征兵而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反而变成尽可能有益于国家的措施了，因为恺撒征的兵是来自无产阶级，现在则使他们成为农民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荒芜的社团，如维爱和卡佩纳，似乎优先派遣新殖民）。恺撒规定新的土地所有者在二十年之内不得让渡其所有权；这是一个恰当的中庸办法，因为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买卖权，则大部分分配的土地不久又会回到大资本家之手，而如像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和苏拉那样，规定永远不可出售，则终亦形同具文。

市政制度的改革

政府一方面积极铲除意大利国民生活中的病态因素，并强化健康的因素，另一方面，新的市政制度则试图给新的君主国以适当的社团生活，使国家最优良的分子活跃起来。公元前49年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公元前45年为意大利所颁发的市政命令——后者成为未来的基本法——显然有两种用意：一，清除各社团的一切不道德分子，尽管尚未运用警察的干预；二，彻底禁止集权，在社团中的活动有完全自由，有选举他们自己的行政官之权，对于民事与刑事审判，具有虽然有限但确定的权利。当然，在集会结社的权利上受到限制，而其限制与警察法规有关。

这是恺撒为了改革意大利的经济而颁布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是无法扭动全局的，因为它们还任许多的罪恶继续存在下去，并由于严重地限制了交易的自由而造成种种伤害。再者，意大利的经济疾病实际上已经无药可救了。尽管如此，恺撒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像苏拉一般陷于绝望，仅以形式上的改革了事；我们可以说，恺撒所做的，已是作为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政治家所能做到的极致了。他不可能期望这些措施能够使意大利新生。相反的，他想沿另一条路来拯救国家，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恺撒当时各行省的情况。

行省

行省共有十四，欧洲七个，亚洲五个，非洲两个；欧洲的为近西班牙，远西班牙，阿尔卑斯山北高卢，意大利高卢与伊利里库姆，马其顿与希腊，西西里，萨丁尼亚与科西嘉；亚洲的为比提尼亚，本都，西里西亚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克里特；非洲的为昔兰尼与阿非利加。此外，恺撒又新设了三个行省：卢格杜努姆高卢，比利时，另将伊利里库姆立为独立一省。

寡头政府对行省的管理

寡头政府对这些行省的邪恶统治至少在西方世界史中是无出其右的。当然责任并不全在罗马人。在他们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已被希腊、腓尼基或亚洲的统治者们破坏了，使其早期所传下的是非之感与自由之感惨遭摧毁。省民凡是被告的，在受命之后，都需亲自至罗马为自己辩护；罗马总督恣意干涉附庸社团的司法与行政，宣布死刑，勾销市议会的议事录；在战争期间，他任意对待民兵，而往往是极不名誉的，例如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Pontic Heraclea）被围时，科塔（Cotta）将所有危险的位置都用民兵防守，以便保存意大利兵，当情势危险时，则下令将所有工程人员的首级都排在他足下。罗马的官吏与随员不受任何道德规章与刑法约束；奸淫杀掠，以法律借口或无法律借口而行的，在行省无一日无之。但这些毕竟并非新事。大部分人都老早已惯于被当做奴隶看待了，至于充任地方暴君的究竟是迦太基的监督，是叙利亚的统治者或是罗马总督，在他们来讲是无关重要的。省民唯一仍旧在乎的几乎只有一件事，即是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前述的事件并未造成普遍的干扰，因为这些事件固然常有，受害者只是单独的个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受害最严重的乃是经济的剥削，受害者是每个人，而其严重的程度则超乎已往任何时候。

在这一方面，罗马人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处理的老技巧。罗马人对行省的经济压榨一开始是相当温和而有理性基础的，但越来越严重，越腐败。税捐不平等，税法邪恶。至于驻军所造成的负担，则由罗马政治家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即罗马军的冬营使省民所遭受的摧残，相当于被敌人蹂躏。以往，省民付税，以免除军事防卫的任务，因为军事防卫由罗马人负责；但现在，如萨丁尼亚——卫戍则主要由省民自行担任，甚至在正规军中，除了其他任务外，整个骑兵都落在省民肩上。

特殊的征收——如为首都的贫民食用的谷物（补偿极少，或竟毫无补偿），经常而昂贵的海军装备及海岸防卫（以制御海盗），为罗马人在戏院和打猎方面疯狂的奢侈而提供的艺术品、野兽或其他东西，战争时的军需品——这些都是常有的、无以数计的摩擦。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事情的严重性。在盖乌斯·维勒斯治理西西里的三年中，莱翁蒂尼的农夫数目从84人降到32人，莫突卡的从187人降至86人，赫比塔的从252人降至120人，阿吉里安的从250人降至80人。如此，在西西里四个最肥沃的区域，百分之五十九的地主在这样的政府下，宁可让他们的土地废耕。而这些农夫，由他们数目的少——而且也有明白记载——可以看出，绝不是小农，而是有地位的农场主，甚至大部分还是罗马公民！

保护国

在保护国，其横征暴敛方式略有不同，但负担却唯有更重，因为除却罗马的征收以外，还有当地的统治者们。在卡帕多西亚[7]和埃及，农夫破产，国王也破产，前者因不能满足税务员，后者因不能满足罗马这个债主；还有那些总督的“朋友们”，这些人个个都以为跟总督关系不同，因此回到意大利时个个都已摇身一变。

如此，罗马的寡头政府就如一帮盗匪，他们在各省以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式劫掠。这一帮人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因为他们必须跟律师与陪审员分赃，而他们掠夺的越多，就越安全。劫掠已经越来越是光荣之事了；大强盗看不起小强盗，小强盗看不起小偷。如果有人竟然破天荒地被定罪，则他便大事吹嘘法院曾证明他弄得多少钱。这便是罗马人现在在行省中的行为，而他们的祖先曾惯于在任总督时一文不取，只取得属民的感谢，以及本国人的赞许。

罗马商人对行省的剥削

但比这一切尤坏的是意大利商人对省民的剥削欺凌。行省最肥沃的土地，整个的商业与金融业完全操在他们手中。意大利的大人物们的海外农庄由管理员全权处理，除了打猎之外，主人永不会驾临——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连阿尔卑斯山北的高卢就都已开始出现狩猎园，其范围竟达二十平方英里。

高利贷行业发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在瓦罗时代，伊利里库姆、亚洲与埃及的小地主们实际上就已大部分成了罗马或非罗马的债主们的债奴，正如以前的平民是贵族的奴隶一样。对城区社团的贷款有些月息竟高达四分。有干劲又有影响力的商人有时会得到元老院颁给他的使节名位，或由总督授以官职，而若可能，甚至有一批军队供其指使，以便于他的买卖。据可靠的资料，有一个这样的军事银行家为了执行他对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镇的权益，将市议会的议员封锁在市政厅中，直至五个议员饿死其中。

盗匪和战争的破坏

这两种压迫的每一种都已令人无法忍受，而两者则又相互勾结相互支持；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普遍存在的灾难，而罗马政府至少有间接责任。在种种战争中，资本大量被吸走，而被毁的——有些被蛮族，有些被罗马军——则更多。由于罗马土地的无值，由于战争时期的警察无用，盗贼横行。在萨丁尼亚和小亚细亚内陆，抢劫已经变成了时疫。在非洲和远西班牙，凡在城市之外的建筑，都必须加建城墙与守望塔。当金钱不足或饥馑遍地的时候，罗马总督惯用手法便是禁止黄金谷物从行省出口，然而这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普遍的困境再加上地方性的不安与官吏的欺压，社团生活处处难以为继。

行省的一般状况

这种悲惨的生活境况并非暂时，而是连绵数代，压力越来越重，地区则从塔古斯河直至幼发拉底河。早自公元前70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就曾说道：“所有的社团都被毁了。”西班牙与纳波高卢——比较上说，这两地的经济还算是最勉强过得去的——也情况相似。在小亚细亚，即使是像萨摩斯岛[8]与哈利卡纳苏斯[9]这样的城镇也几乎全空。与自由的省民相比，合法的奴隶似乎是生在天国了；依照罗马政治家的说法，即使坚忍的亚洲人也厌倦了生活。任何想探测人的罪恶、堕落与不公之深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罗马贵人们的罪行以及希腊人、叙利亚人和腓尼基人的不幸。即使是罗马的政治家们也公然承认，罗马之名被希腊人与亚洲人深恶痛绝；有一次，位于黑海的赫拉克里亚的公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把罗马收税员集体处死，这件事所引起的唯一遗憾是发生得太少。

恺撒与行省

当新的主人躬亲去视察他的“农场”时，财主们暗自讪笑。国王一向就成为无能的代名词，现在，确实需要一个有热情有能力的人将这个名称挽救出来了。以前的创伤是要由岁月慢慢抚平的，恺撒小心地任岁月执行它的任务，以免造成新的创伤。

行政系统经过彻底改造了。苏拉手下的总督，在他们任职的行省之内是不受任何控制的。恺撒手下的总督则是严厉的主人之下唯命是从的仆人；而这主人，由于集大权于一身，又为终身任期，比那年年更换的小暴君自然跟属民的关系更好，更自然。总督职当然还是分配予两个退休的执政官和十六个退休的次执政官；但由于统领直接指派的次执政官有八名，而总督的分配则完全由他一人决定，因此事实上总督等于是统领的赐予。

总督的职权也受到实际的限制。司法的监督与社团行政的管理仍操在他们手中，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却瘫痪了，因为所有的军事指挥大权都操在罗马城新的最高司令手中，何况总督身边尚有最高指挥所派下来的副将。可能即使在这时，税收的职责即已实际交由皇家官员执掌，因此总督自此以后受到助理部门的包围，而后者则由军事系统的法规或由更严厉的家法而绝对依赖统领。以前，总督及其会计官似乎是派至行省搜刮的盗匪，而恺撒的行政官则是助弱除强的。以前的护民官不但无用，而且为虎作伥，现在的总督及其部属则必须对公正而绝不宽恕的君主法庭负责。至于横征暴敛，恺撒在首任总督时期即曾严加限制，现在则更为严厉，甚至有超过明文规定之处；而税吏，如果胆敢肆行不公，则依照当时惨酷的家法重新被他们的主人降为奴隶。

公共负担的缩减

特殊的公共负担被缩减为正当的比例，并限于实际的需要，一般的负担则做实质减轻。对于税法，除了前面提及的广泛规定以外，使省民受惠最大的是以下几项：减免税的范围扩充；直接税的普遍降低；十一税的制度限于非洲与萨丁尼亚；在直接税的收取上，完全免除中间人。恺撒是否追随他伟大的民主派先驱塞多留，使属民免于安置驻军的负担，是否坚持军队必须自行建立永久性的兵营，现在无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绝不是那种任属民受军人宰割的人，至少在他从谋位者成为一国之王以后绝不是。他的政策继承人就建立了这样的兵营，这是跟他的精神完全相符的；这些兵营继之成为城镇，在面对蛮族的边界连接成保卫意大利文明的防线。

对罗马资本的限制

要遏制官吏的不法行为固有困难，但要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压榨下解脱出来则更为困难，因为要打破罗马资本的力量，需采取一些措施，而那些措施却可能比罗马资本更为危险。就目前而言，政府只能铲除滥权事件（如禁止为金钱目的而使用政府使节之名位），用一般的惩罚与高利贷法——此法也用之于诸行省——来打击暴虐行为和高利贷。但要想使省民从罗马人的资本下解脱，最根本的办法是用更佳的行政来恢复省民的富裕生活。

为减轻某些省份无还债能力者的压力，以往曾订过数次临时性法规。公元前60年，恺撒任远西班牙总督时，曾划定债务人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债权人，以此还债。鲁西乌斯·卢库卢斯任小亚细亚总督时，也曾直接取消部分利息欠款，因为这利息达到了过分的程度，其余部分则由债务人土地生产的四分之一以及由房租的自然增值或奴隶的劳力偿还。恺撒在内战以后于各行省是否采用类似的还债法，吾人则未有明确资料。但从已述的事实和他在意大利所实施的办法观之，几乎可以确定恺撒会向这个目标努力，或者，至少这会形成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如此，当这个统领以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减轻省民所遭受的罗马行政官与资本家的压迫时，我们也可以确定这具有新生命的政府会吓退边区的蛮族，驱逐海陆的盗匪，正如旭日驱散朝雾一般。旧伤无论仍旧如何痛楚，这些痛楚的人民却因恺撒而见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时代之降临，那是数百年来第一个明智而人道的政府，其和平政策是源于力量，而非源于懦弱。无怪在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灵柩前最痛苦悲愤的，除最好的罗马人外便是这些属民了。

希腊—意大利国度的肇始

但这些腐败滥权的扫除仍并非恺撒省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依照贵族派与民主派人士的看法，行省只不过是罗马人民的农庄（事实也以此称之）。但现在这种看法过去了。作为罗马人农庄的行省要逐渐消失了，以便为新生的希腊—意大利国度准备一个更新、更宽敞的家，整个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部分是为其他部分而存在，而是每一部分均为所有的部分存在，所有的部分也都为每一部分存在。这新生的家之新的存在状态，那更新、更广阔、更灿烂的国家生活，其本身就足以克服举国的悲哀与错误——而这是旧意大利无能为力的。

其实，谁都知道这些观念并不是新的。意大利向各行省移民，数世纪来就在实施（尽管移民者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以便为广阔的意大利铺路。第一个有系统引导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半岛之外定居的人便是盖乌斯·格拉古——罗马民主君主制（民主专制）的创始者，阿尔卑斯山北的征服之构划者，迦太基与纳波殖民地之建立者。第二个罗马民主政治天才昆图斯·塞多留则开始引导西方蛮人接受拉丁文明，教导高阶层的西班牙青年穿罗马服装，敦促他们说拉丁语，在他于奥斯卡所立的训练机关取得较高的意大利文化。当恺撒建立政府之际，各行省与保护国已都有数目相当多的意大利人，只是并不很稳定与集中。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除西班牙的正式意大利城和南高卢之外，塞多留与庞培在西班牙曾召集过多少军团，恺撒在高卢，朱巴在努米底亚，立宪派在非洲、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与克里特又曾召集过多少；拉丁的七弦琴（当然是音质尚差的）早在塞多留战争时，就如何在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手上歌颂着罗马将军；而在恺撒死后出版的希腊诗译作——由最早的非意大利籍著名诗人，阿尔卑斯山北高卢的奥德之普布利乌斯·特伦提乌斯·瓦罗译成——又如何优美，由这些就可知意大利人在各省的人数之多与意大利文化之盛了。

另一方面看，拉丁与希腊文化的交织则与罗马城同样古老。拉丁民族在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之际，消化吸收了所有被征服的民族之特色，唯有希腊除外，因为希腊文化是被依照原样接受的，而非经过混和。凡是罗马军团所到之处，希腊的教师即随之而至，而他们也同样是一种征服者；早期我们就发现著名的希腊语教师定居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而在奥斯卡的教育机关则既教希腊文又教拉丁文。高等的罗马文化不过是用拉丁文宣示的希腊文采与艺术，而罗马人首先选择希腊文化向西方的蛮族灌输，希腊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抗议之意，希腊人（尤其是边区的，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蛮族的威胁，因之民族情感最强最纯）其实业已把罗马视为保护者，为希腊文化雪耻者。事实上，庞培在东方所建立的一些城镇，就是重拾了间断数百年的亚历山大的益世业绩。

两种语言、一种民族性的意大利—希腊帝国，这个观念并非新创，但将它从孤立的计划发展为牢固掌握的概念，从零散的初步努力到铺下坚定的基础，却是罗马的第三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民主派政治家。

两大主要民族　犹太人

要把帝国在政治上化归一致，最首要的条件便是保存并扩张两个主要民族，同时尽快吸收跟他们并存的野蛮民族（或他们所名之为的野蛮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犹太人跟罗马人与希腊人并列，成为第三个民族；这个民族，在那个时代已无处不在，在恺撒的新帝国中也扮演着绝非不重要的角色。这一个民族，让步而又坚持，处处为家而又无处为家，处处有权而又无处有权。大卫与所罗门的继任者，对这些人民而言，其意义也只不过像当时的耶路撒冷对他们的意义了。无疑，那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是这个民族可见的宗教与心智一体性的象征；但这个民族不仅包括它的子民，还包括无数的犹太人团体，这些团体分布在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各地。

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与昔兰尼两城，犹太人形成了特殊的社团，在其组织与地区性上，有类于今日我们城镇中的“犹太区”，但其地位比较自由，由“人民的主人”监督，作为最高法官与治理者。在恺撒的时代以前，罗马的犹太人之多，同胞情谊之厚，从那时一个作家的话看出来；他说，总督如果在其行省触犯了犹太人是危险的，因为他回返首都时，必然要遭受犹太人的嘘声。即使在这个时期，犹太人的主要事业就是从商，犹太商人随着罗马商人到处移动，正如后者随着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样，而各地的资本也都像流入罗马商人之手一样流入犹太商人之手。

在这个时期我们也同样看到西方人对犹太及其观念与习俗的厌恶。犹太及其习俗，尽管在那不可人的民族大混合中并非最可人的成分，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政治家既不可忽视又不可排斥的，而恺撒也像其先驱亚历山大一样，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培植。亚历山大大帝在亚历山大对犹太主义的培植，其重要性几乎和大卫王对于耶路撒冷神殿的计划一般；恺撒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也给予犹太人特别的优惠与特权，保护他们的特殊崇拜，以防罗马与希腊本地的教士的侵害。

这两大统治者当然并未曾设想要使犹太民族与意大利—希腊民族站在平等立场。但犹太人，由于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接受政治组织——这潘多拉的盒子——由于基本上漠然于政治，由于一方面固不愿放弃其民族性，另一方面又随时准备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任何其他民族，因此特别能够适应这新的帝国——这新的帝国，建立在一百个活生生的国家之废墟上，因之从一开始其民族性就有些抽象，有些模糊。即使在古代世界，犹太人就是世界主义的有效酵素，因此，在恺撒的帝国中便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严格地说，他们是世界公民，而其民族性，从最底层言之，乃是人性而已。

希腊主义

但新国家中的主要分子仍然完全是拉丁与希腊人。共和国时期的全然意大利人国家业已结束；但某些谣言则纯系愤怒的贵族因猜疑与恐惧而生，例如，恺撒意图毁灭意大利与罗马城，以便将帝国的中心迁往东方希腊，以伊利昂[10]或亚历山大为首都等等。其实，在恺撒的计划中，拉丁民族始终占着首要地位，这可以从他发布法令所用的文字看出：他的法令全用拉丁文，只有发送到希腊语地区的，才兼用希腊文。一般言之，在他的君主国中，他对两个主要民族之关系的安排，和共和国时期在联合的意大利中所做的安排一样：凡希腊民族存在的地方，予以保护，而意大利民族则视环境之许可尽量扩充；一切民族都要吸收归化为意大利民族。

最后这一步是必需的，因为如果希腊人与罗马人站到完全平等立场，则就可能发生数世纪以后在拜占庭发生的惨况。因为希腊人不仅在智性上明显超乎罗马人，而且大量的文化使者由被迫或自愿已迁入意大利，其影响力是绝不可忽视的。希腊侍从左右了罗马君主，是从君主制之始就存在的现象。这一长串令罗马人嫉恨的人物之中，最早的一个便是庞培的心腹佣人米蒂利尼的塞奥法奈斯，由于他的能力足以驾驭软弱的主人，可能是促成庞培与恺撒的破裂最有力的一人。因此，在他死后，希腊人几乎把他当做神明来敬拜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是他开始了帝国时期的“贴身男仆”（Valetde Chambre）政治。

因此，政府有种种理由，至少在西方不鼓励希腊主义的扩张。若说西西里不仅从什一税（地税）的压力下解放，而且其诸社团都获得了拉丁权利，那是因为这可能表示在适当的时机西西里要得到与意大利完全的平等。恺撒必定有计划将该岛融入意大利国土，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在意大利投机者的统治下，已甚荒芜，由其自然条件使然，注定要成为意大利最佳的省份，而非近邻。但希腊文化凡是存在之处都予以保存与保护。马西利亚（马赛）与亚历山大各为西方与埃及的希腊文明的巨柱，种种政治危机虽曾诱使统领对之加以遏制，却既未摧毁亦未破坏其民族特色。

拉丁化

另一方面，罗马政府透过殖民与拉丁化，在全帝国全力提倡拉丁文明。以前有个原则，凡未由政府特别法令让与社团或私人的行省土地，一律为国有地，而其持有者之所有权任何时候均得取消；无疑，这个原则是起源于法令与暴力之恶劣的结合。但为了迅速处理注定灭亡的诸民族，这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步骤，因之恺撒也把它保留下来，将它从民主派的党派理论提升为君主体制法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山南高卢

高卢当然是罗马民族性扩充的直接竞技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的居民很早以前就有不少人享有了罗马公民权；公元前49年，由波河以北的诸社团之正式许可，山南高卢全部得以加入罗马公民联合会。从事实看，自从四十年前该省获得拉丁权利之后，已经完全拉丁化了。因苏布雷人与维尼蒂人，由于在恺撒军团中战功彪炳，而在罗马广场甚至在元老院赢得一席之地；罗马的排外者或许会嘲笑凯尔特腔的拉丁语土气，带着咕噜咕噜的喉音，或者说，缺了一点“京城的难以言宣的优雅”。然而，山南高卢即使在恺撒的时代之前，却已由稠密的农民，而在意大利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数百年也都是意大利的礼仪与文化的避难所。事实上，拉丁文学的教师，在首都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比山南高卢得到的鼓励与赞美更多。山南高卢是这样与意大利融为一体了。山北省则接续了它原先的情况；此处，由于恺撒的征服，由边区变成了内地行省，而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比任何地方都更适于在适当的时机成为意大利的国土。

在帝国中既非希腊亦非拉丁文化的地区——这些地区距意大利的影响与同化过程尚远——恺撒则只建立若干意大利文明中心，以为将来完全平等化铺路。这些步骤在每个行省都在进行，只有最贫穷又最不重要的萨丁尼亚例外。在北方高卢，拉丁语得到官方承认，尽管公开谈话中尚未完全采用。在莱芒湖[11]边成立的诺维奥杜鲁姆（尼翁）殖民地，是采用意大利建制的最北方城镇。

西班牙

西班牙可能是那时罗马帝国人口最密的地带；恺撒派遣殖民在重要海港镇的依波利亚（原以希腊人与伊比利亚人为主）定居，与原有的居民并存。再者，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若干殖民者可能主要是由首都的无产阶级派往乌尔索（欧苏纳）镇（距安达卢西亚中心的塞维利亚不远），或许还有该省其他几个城镇。古代的富裕商城加迪兹，在恺撒任次执政官的时候曾将其市政制度重新规划，公元前49年则以统领之名赋予完全的意大利自由市的权利，因此地位类如意大利半岛上的图斯库姆，而成为在意大利以外第一个非由罗马建立、却得到完全罗马公民权的社团。数年以后，西班牙的一些其他社团也取得同样的权利，而赐予拉丁权的社团则为数更多。

迦太基

在非洲，盖乌斯·格拉古的计划现在实施了。在罗马人往日的世仇之基地，派遣了三千名殖民者来，另有大量的佃农。罗马的迦太基——名之为“维纳斯殖民区”——由于地理环境无比的良好，繁荣的速度惊人。该省的首府，第一座商业城乌提卡，已经由于拉丁权的赋予而恢复了元气。在新并入帝国版图的努米底亚领土上，归于罗马佣兵队长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及其一帮人的锡尔塔及其他社团，得到了法定的罗马军事殖民区的地位。被疯狂愤怒的朱巴与立宪派陷于绝境的残余分子毁为废墟的壮丽城镇，则恢复得不若毁灭之快，许多荒凉的遗址还使人想到那惨绝人寰的时期。但两个新的朱利安殖民区，迦太基与锡尔塔，则成为非洲—罗马文明的中心。

科林斯　东方

在荒凉的希腊，除了其他的计划——如在布特林特[12]（科孚对面）建立罗马殖民地——之外，恺撒还忙着恢复科林斯。不仅相当多的殖民者定居到此处，而且计划在瓶颈处开一条运河，以避免环绕伯罗奔尼撒的危险航程，使意大利与欧洲的航运可经科林斯—萨罗尼克湾[13]。即使在遥远的希腊东方，恺撒都创设了一些意大利殖民区，例如在黑海边的赫拉克里亚与锡诺普[14]；在这些地方，意大利的殖民者跟原有的居民共住城镇，而在叙利亚海岸的贝鲁特要港，则像锡诺普一样，取得了意大利的建制。甚至在埃及，罗马人也驻守了制御亚历山大港的灯塔岛。

市镇自由权扩展到各行省

由于这些命令，意大利的市镇自由权已经遍布各行省。由完全据有公民权的人组成的社团——也就是阿尔卑斯山南所有的城镇，山北及其他地方的公民殖民区及自由市——在处理其本地的事务上，跟意大利人站在平等地位。但罗马当局——一般而言是各省总督——却碰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正式自治的拉丁社团和其他解放了的社团（包括西西里的和纳波高卢的，以及其他省份的若干社团，因为它们不是公民社团）都具有如此大幅度的市政自由，以致总督除了用他的行政名义以外，无权干预。无疑在总督治下的行省中已有完全具有公民权的人所组成的社团了，诸如阿奎莱亚与纳波；而像山南高卢这样的总督省，则是由意大利建制的社团组成。但现在有一个行省全由罗马公民所居住，而其他行省也将陆续步其后尘，这在政治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意大利与行省渐无区别

意大利与行省之间的重大实际区别就这样消失了。第二个重大的区别——平时在意大利没有驻军——也渐在消失之中。军队现在只驻守需要防守的边界，而凡没有此种驻军的地区，如纳波与西西里，其指挥官则只有名义上的军官。在意大利与行省间的正式对比现在当然还是存在的，因为意大利是民法与执政官和次执政官的地区，而行省则由军法和总督和次总督管理。但民法与军法的程序久来已日渐雷同，而在唯一的一个统领统属之下，行政官名称的不同已无甚重要性。

在这些市政基础与命令中，有着一个明显的体系——对恺撒而言，即使在实行上尚未就绪，但至少在计划上是脉络分明的。意大利原先是属民的女主人，现在则要变成新生的意大利—希腊国所有人民的母亲了。阿尔卑斯山南省跟祖国的完全平等，保证了在恺撒的君主制度下——正如共和国比较健康的时代——每一个拉丁化的地区都有希望跟姐姐们和母亲站在平等地位。邻接的土地，如希腊的西西里和高卢南方，拉丁化得很快，它们即将可以获得充分的拉丁化，充分的政治平等。在准备工作上比较落后的是其他的行省（正如南高卢的纳波在此之前是罗马殖民地），在这些行省中，大城依波利亚，加迪兹，迦太基，科林斯，本都的赫拉克里亚，锡诺普，贝鲁特和亚历山大，现在已变成意大利的或希腊—意大利的社团，成为意大利文明的中心——即使远在希腊东部——与基地，使帝国将来走向民族与政治的平等。

城市罗马社团对地中海沿岸的统治时期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地中海国，而其第一步行动便是补赎城市罗马社团为延存其文明而犯下的两大暴行。迦太基和科林斯这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被毁，标示了罗马态度的转变，就是罗马从保护者的角色堕落为政治上的暴君，经济上的压榨者；而这两个城市迅速而灿烂的复原则打下了基础，表示伟大的新帝国将领导地中海各地区走向一个单一国家，在民族与政治上平等。恺撒把古来名闻遐迩的科林斯加上一个新名称是十分得当的——“尤利乌斯的荣耀”（Honour to Julius）。

新帝国的组织

这新的帝国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性——当然，这无疑是缺乏个性的，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人为产品，而非自然的成长——同时，它也需要制度方面的统一：体制上，行政上，宗教上，法律上，币制上，度量衡上；这些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并非不能与各地本有的制度共存。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只能说还刚刚起步，因为恺撒君主国的工作的完成是务须留待未来的，而他所做的只是为以后数百年奠下基础。但这位伟人所划出的轮廓我们却可以辨认，而追踪他这方面的脉络比追踪他在往日的废墟上所已立下的建筑更为有趣。

帝国人口普查

至于制度与行政，我们已经提过新统一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将主权从罗马市议会转入地中海君主国唯一的统治者手上；将市议会改变为最高的帝国议会，代表意大利与诸行省；更重要的是，以罗马市的城市组织为楷模推广到各省社团的城市。凡是成熟得可以加入这联合的国家的社团，都先获得拉丁权，然后罗马权；这种权利的赋予，渐渐自动地造成了一致的社团组织。

然而有一个方面，是必须立即办理的。帝国需要一个机构，可以一目了然地在政府面前摊开各个社团的人口与财产数——换句话说，就是要改良的人口与财产调查。首先，意大利的调查工作需要改革。依照恺撒的命令，在罗马社团中举行调查的时候，要由每个社团的最高权威注明每个公民的姓名，其父或其解放者，其地区、年龄和财产。这个统计表要尽早交到罗马监察官手上，使他得以适时制成罗马公民与财产的总表。

对于各行省，恺撒也有同类的构想，这可以从他下令全帝国度量衡的规划与普遍调查证之，也可以由事情的安排之性质看出，因为它为中央治理所需的数据提供了普遍性的工具。在这方面，恺撒也显然想要恢复共和国在早些时期的办法，使全帝国都实行他在意大利所行的调查。这种调查是呆滞的贵族阶级最早任其废止的制度之一，因而使得最高统治当局对举国的人力物力没有明确概念，因而也就无法做任何有效控制。种种迹象都显示恺撒毫无问题地准备恢复荒废了数世纪之久的总调查。

帝国的宗教

无需说，在宗教与法律制度上是不可能有彻底平等的。新帝国尽量容忍各地方性的信仰与法规，但它仍需要一个与意大利—希腊的民族性相应的共同宗教，一个超越名个城市法规的总法。这两方面的需要可以由它们“事实上”存在来证明。在宗教方面，数世纪以来，大家就忙着把意大利与希腊的宗教崇拜融为一体，一者是由外在的采用，二者是由内在的调整，使两个民族的神祇概念叠合。由于意大利的神祇形象较有弹性，把朱庇特摄入宙斯、维纳斯摄入阿弗洛狄忒等并不困难。意大利—希腊的宗教实际大致已经存在了。前面提到的瓦罗神学著作，就曾论及罗马人与希腊人“共认”的诸神与罗马社团特有的神之间的区别；这件事可以证明有些人意识到两者的不同。

帝国的法律

至于刑法，由于是政府直接干涉的，又由于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得到全帝国所需的统一性并不困难。民法方面，最早的产生是在商业往来上，而立法只是一个具文，因此联合帝国所需用的规章早已由商业交易的本身发展出来。罗马城市法确实仍旧以十二铜表法中所包含的拉丁民族法为基础。后来的法律在细节上无疑有种种改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废止以前起诉的复杂手续，而代之以首席法官对某一陪审员的一纸指令。但主要说来，民法仍只是在十二铜表法这可敬的基础上久来所累积的一大堆特别法的浑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英格兰的成文法。由于想给它们一个合乎科学的形式与系统，这份努力无疑使那古老的民法勉强可行。但以四百年前的一部城市法，再加上乱七八糟的附文，作为大帝国的法律，其基本的缺陷乃是无可弥补的。

新城市法

商业交易则为其本身自行提供了一个比较彻底的补救。罗马人与非罗马人长久以来的灵活交易已在罗马城发展出一套国际性的私法——这是说，一套公准，特别与商业有关。罗马城的法官以此为判事的根据；当一个案子既不能依据他们自己民族法规也不能依照其他的民族法规来决定时，他们便不得不诉诸一切交易默契的共同是非观。较新的法律便是以此为基础。在罗马城的公民相互之间的交易上，旧有而实际上无用的城市法已在“事实上”被新法所取代，此新法的基本，在本质上是把十二铜表法上的民族法与国际性的法规相妥协、调和而成。在婚姻法、家庭法与遗产法上，基本上遵循前者（当然也做了合乎时代的修改），在财产、所有权与契约方面，则以国际性的法规为标准。

帝国的币制

在钱币与度量衡方面，拉丁与希腊系统早已有了交换标准。商业上不可或缺的度量衡，起自很古的世代；币制上，则在银币开始铸造后不久也就有了公准。但古代的公准仍嫌不够，因为希腊世界中的长度与钱币种类复杂并存。因此把罗马的钱币、度量衡推行到全帝国各地，使之成为正式交易中唯一的官方标准，而非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则只限于地区性的流通，或与罗马的钱币与度量衡换算为固定的比值；这些无疑是恺撒计划的一部分。

罗马币制以两种并相流通的贵金属为基本；两者有固定的关系，黄金依重量为准，白银则铸为银币。但在广泛的国外贸易上，黄金的地位远超过白银。在帝国时代早期，帝国各处罗马银币的适用是否强制执行都成问题。无论如何，未经铸造的黄金确实在罗马帝国领域中担任着主要货币的任务，尤其因为罗马人禁止各行省与保护国铸造金币。因此，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迪纳里厄斯除在意大利之外，也成为阿尔卑斯山南高卢、西西里、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的正式货币。但帝国的铸币始于恺撒。他像亚历山大一样，只准普遍公认的一种金属在铸币上占据首位，以此标示了新君主国包括了文明世界。恺撒当时铸造的金币数量之大，可以以一件事看出：在恺撒去世七年后埋藏的一个宝库中有八万这种金币；当然，这个例子中可能有投机者的影响在内。

银币方面，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早已奠定基础；及至恺撒封闭了西方唯一仍可与罗马竞争的铸币厂——马西利亚的——罗马迪纳里厄斯在西方乃确立了统御的地位。在若干西方社团中，小额银币或铜币的铸造仍获许可；南方高卢的某些拉丁社团仍铸四分之三迪纳里厄斯银币，北方高卢的几个地区仍铸二分之一迪纳里厄斯，西方的一些小社区即使在恺撒时代以后仍铸小额铜币。但这些小额钱币完全依罗马标准铸造，也可能只在地区交易应用。

恺撒像比他早期的政府一样，似乎并不想统一东方的币制；在东方，大批的粗制银币（很多都易于降低成色或破旧）仍在应用，甚至在埃及，一种类如今日纸币的铜币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流通，叙利亚的商城则会因改换币制而遭受严重损失。在东方，我们发现，迪纳里厄斯后来成为合法货币，是官方计算的唯一媒介，而地方硬币则在有限的地区之内流通，可是跟迪纳里厄斯相比，其交换值则较低。这可能并非一时导入，而是恺撒之前就已存在。但无疑它是恺撒的帝国货币的重要补充用品——而恺撒的新金币铸造得几乎和亚历山大的一样重，无疑主要用于东方。

历书的改革

另一个重大改革是日历。奇怪的是共和国的日历仍旧沿用十大执政官时期[15]的历书，这个历书由于无能的数学家和不良的运用之结果，竟至比真正的时间提早六十七天，以致百花节不是在4月28日而是在7月11日。恺撒终于铲除了这个错误，由希腊数学家索斯根尼之助，依据欧多克索斯的埃及历和合理的闰日的加入，而正式制定了意大利农历。以前每年以3月1日为起始，也被废除，而定1月1日——这一日，本是最高行政官交接的日期，因此在人民生活中早已是重要日期——为历书上一年之始。这两项改革均从公元前45年1月1日生效，与之同时开始的是朱利安历的应用；这个历书即使在恺撒的君主体制解体以后仍旧是文明世界的规范，甚至即使到今日仍然如是。为了说明，另外还颁布了一个详细的星辰历，这是由埃及的星相观察而得——尽管并不十分精确——传至意大利，此历注明以历书上各日的名称为名字的星辰之升降。在这一方面，罗马与希腊世界也站于平等立场。

恺撒的功业

这乃是恺撒的地中海世界之基础。在罗马历史中，这是第二次社会问题成为危机，其对立的两派力量确实无法和解。第一次危机时，罗马由于融入意大利而获救，在新而大的家庭中，原有的对立力量失效。现在，罗马的危机再度因地中海各国融入了意大利，或准备融入，而获得解救。意大利的贫富之战，在旧有的意大利中只能导致国家的毁灭，但现在，在横跨三大洲的意大利中，却失去了战场，或说失去了意义。公元前三世纪，贫富之间的鸿沟将要吞灭罗马社团，但拉丁殖民地却把这鸿沟填了起来；而两百年后，更深的鸿沟出现了，填补的乃是盖乌斯·格拉古与尤利乌斯·恺撒的阿尔卑斯山北与海外殖民地。

历史只有对罗马行施过这种奇迹，而且不止一次；这两次的危机，就以罗马本身而言，是无可救治的，但历史因使它新生而救治了它。无疑，在这新生中有许多罪恶。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建立在撒姆尼和伊特鲁里亚民族的废墟上的，同样，地中海帝国则建立在无数原先有生机有活力的国家与部族的废墟之上，但那腐败是一种有新苗从其中生长出来的腐败，其中有些部分到现在依然青葱。被推倒的只是次等的民族，它们是注定要被文明的同化之手摧毁的。

恺撒，凡是他以摧毁者的身份而行动的地方，他所做的只是执行了历史发展所已宣示的命令。但凡是他发现到文化种子的地方，不论是在他自己的本土，或在其姐妹国希腊，他都予以保护。他挽救了罗马文化，并予以新生；同样，他不但保存了希腊文化，而且用他使罗马新生的天才，着手使希腊新生，重拾伟大的亚历山大未竟的工作——而我们可以确信，恺撒的灵魂中自始至终都有亚历山大的影子。他不仅并行地解决了这两个重大的任务，而且是互相为用的。人类文化的两大要素——总体发展和个人发展，或说，国家与文化——曾经在胚芽时期结合在古老的希腊—意大利人生活之中，那时，他们在远离地中海的海岸与岛屿的地方，放牧羊群，过着原始的纯朴生活，但当他们分为意大利人与希腊人，本来结合为一的国家与文化二要素也被分隔了，此后，许许多多世纪都停留在分隔的状态。而现在，特洛伊王之子与拉丁王之女的后裔，从一个没有明显特性文化或世界性的文明之国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文化与国家相遇，产生了至福的成熟果实。

这是恺撒为他的工作所拟定的大纲，依照这个大纲，他努力工作，而后代许多世纪基本上也依照这个大纲而努力——尽管可能并没有他的才智与热力。完成的甚少，而大部分还只是做了起步。至于计划是否完善，那些敢于和这样的伟人同样思考的人自会决定。我们看不出它有任何重大的缺点。这座建筑上的每一块石头都足以使人不朽，而所有的石头却都和谐地构成一个整体。恺撒任罗马之王五年有半，不及亚历山大的二分之一。其间，有七次大战争，因此他留在首都的时间不超过十五个月；然而在这短短的期间他却为当时与日后规划了世界的目标，大至在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立定边界，小至消除首都的雨坑，然而他却仍有时间与从容细心地聆听戏院中的得奖之作，并即兴赋诗与花冠同赠。

他对计划的执行之迅速与准确，证明这些计划即使连细节都早已经过深思熟虑，而执行上的令人惊叹正不亚于计划的本身。新国家的大纲是为未来而设计的，让无尽的来日去完成其建构。在这种意义上，恺撒可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而有时他说他已经“活得够了”，其意义或许在此。但正由于这建筑是无尽的，因此当他活着的时候他便不息地一块石头加一块石头，永远都忙着，用着同样的巧妙，同样的活力，从不推翻已经做的，从不拖延，就似乎他没有明日，只有今天。这样，他工作，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工作者与创造者的身份，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他仍旧活在许多国家民族的记忆中，是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统领恺撒。

我们已来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在五百年的意大利统治和数世纪的地中海统治中，我们业已看到它在政治与道德、宗教与文学上的毁坏，而这并非由于外在的暴力，而是由于内在的腐败；由于这毁坏，为恺撒的新君主体制提供了机运。恺撒发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遗传的贵族，有无穷的荣华，但精神性却很少，风格更低，而最少的是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欢悦。那真是一个陈旧的世界了，即使恺撒那般得天独厚的爱国心都无法使它回春。黎明必待黑暗过去始得回返。但恺撒至少在酷热的正午后，带给疲困的地中海人一个尚可忍受的黄昏。而当最后新的黎明终于到来，新的、自由的国家与民族开始向较新的、较高的目标竞驱时，其中有不少是由恺撒所播的种子萌芽而出的，其民族的特性与独立性当归功于恺撒。

[1]　编注：意大利语为Terra di Lavoro，即“劳动之地”（Land of Work），拉丁语为Liburia，大致在拉齐奥南部、坎帕尼亚北部的区域。

[2]　编注：Arpino，古名Arpinum，西塞罗的故乡。

[3]　编注：Kronos，第一代泰坦十二神的领袖。曾听从母亲的怂恿，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后父亲预言他也将被自己的孩子推翻，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只有宙斯幸免。宙斯成年以后，迫他吐出众兄弟，并率领兄弟推翻以其为首的泰坦诸神。Plutus，财神。

[4]　编注：Cytheris，一个美貌的女娼，维吉尔的《牧歌》中曾提及。

[5]　编注：Puteoli，曾被西塞罗誉为“小罗马”，在意大利南部海滨胜地波佐利之下，是一个城下之城。上层住人、下层商铺的结构与现代城市甚是相似。

[6]　编注：Labici，现名蒙泰孔帕特里（Monte Compatri），位于罗马东南20公里处。

[7]　编注：Cappadocia，小亚细亚东部的古王国。

[8]　编注：Samos，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东部。

[9]　编注：Halicarnassus，卡里亚（Caria）的古城。卡里亚是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在今土耳其境内西南部，其起源即为哈利卡纳苏斯（现在的博德鲁姆），最初由希腊人创立。卡里亚人是著名的雇佣军。

[10]　编注：Ilion，古代特洛伊城的希腊语名。

[11]　编注：Leman，又称日内瓦湖，是西欧的重要湖泊。

[12]　编注：Buthrotum，古阿尔巴尼亚国领土的一部分，位于高山上，为浓密的植被所覆盖，受到了大自然和古代居民所修筑城堡的双重保护。布特林特占据科孚海峡和布特林特湖之间的小半岛，自史前时代就有人类聚居。

[13]　编注：Saronic，爱琴海海湾，位于希腊东南海岸。

[14]　编注：Sinope，自古希腊以来，即为海军要塞，现为土耳其在黑海的港口。

[15]　公元前4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