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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司地下室的状况室中，气氛非常紧张，就像是要对敌方发动一个持久性的夜间空袭。奈德坐在他那张发号施令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好几部电话。一有电话响起，他就会拿起话筒，以简洁的语调，一个一个音节地吐出话来。有两位女助手轻轻地把电报散放在他的桌面，并且把“外送公文”盒给清理干净。两个邮局里用的时钟，一个指的是伦敦时间，另一个指的莫斯科时间，好像是双胞胎月亮似的挂在房间墙上。在莫斯科，现在是午夜，在伦敦则是晚上九点钟。他的下属为我打开房门时，奈德连头也没抬起来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么早就得以脱身。整个早晨，我都在财政部的律师事务所里，下午又和从切尔滕纳姆来的律师在一起。晚餐我负责协助招待一个从瑞典来的代表团，直到他们整装出发去赴一个已经排定了的音乐会。
沃尔特和鲍勃弯着腰在看一幅莫斯科市的地图。布拉克正用内线与密码室通话。奈德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一篇看起来似乎是很冗长的目录。他挥手叫我坐在椅子上，并且推了一堆刚刚送来的通讯译码到我面前。这些东西从开头就写得很潦草。
九时五十四分：巴雷打电话到十月公司给卡佳，打通了。他们已经约好二十时十五分在敖得萨旅馆见面。待续。
十三时二十分：不定跟踪者曾跟着卡佳到××街的十四号。她递了一封信到一处我们认为是空屋的房子里去。照片会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时十八分：卡佳已经到达敖得萨旅馆。巴雷和卡佳在餐厅里谈话。维克娄和一名不定跟踪者正在观察。待续。
二十一时五分：卡佳离开敖得萨旅馆。他们谈话的内容摘要随后送到。录音带由包裹尽速寄到。待续。
二十二时整临时报告：卡佳已经答应今晚打电话给巴雷。待续。
二十二时五十分：卡佳到了××医院。维克娄与一名不定跟踪者负责跟踪。待续。
二十三时二十五分：卡佳从一家医院里一部已没人使用的电话，接到一个别人打给她的电话。她讲了三分二十秒。待续。
整个通讯到此突然中断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被拉往极端的常态。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克莱福今晚是否有生意可忙？”奈德问道，好像看到我就让他想起了什么。
我回答他，克莱福今天整晚都会在他的套房里。他今天一整天都被关在美国使馆中。他已经告诉过我，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
我有车，所以我们就一起到了总部。
“你有没有看过这一份鬼文件？”奈德拍拍膝上的档案夹问我。
“那是什么样的鬼文件？”
“是‘蓝鸟’文件的分发表。上面记载着所有阅读过蓝鸟资料的人和他们的主管。”
我很谨慎地不让自己涉入太深。奈德在行动作业中的坏脾气是有名的。克莱福办公室门上的那一盏灯是绿色的，意思是说：有种你就进来。
“这‘必须告知名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克莱福？”奈德一看到他，就挥着那份分发表问他，“我们给了兰利一堆高度敏感、又找不出来源的文件。结果，一夜之间，他们就找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人来。我是说这到底是什么，好莱坞吗？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人在那儿，而另外还有一个投诚的，他现在人在何处我们都不知道，而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了？”
克莱福在那张金黄色的地毯上踱着步子。他有一种习惯，每次在跟奈德辩嘴时，他就会一下子全身像是纸牌一样地转了过来。
“所以你就认为蓝鸟分发表上的阅读名单太长了？”他的口气，妤像是一个手握证据的人。
“是的，你也理应有同样的看法，罗素·薛里顿也该如此。那个五角大楼科学联络组是个什么东西！还有那个白宫学术顾问团又曾在他们的国家里搞过什么玩意儿！”
“你希望我只挑高层人士，并且限制蓝鸟只能给两国之间的情报委员会看啰？只有大头们可以过目，职员和助手都请避开，你要告诉我的是不是这个？”
“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覆水重收的话，是的。”
克莱福假装在忖度此举的得失，但我知道，奈德也知道，克莱福所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得失问题。他所考虑的，是谁赞同什么事情，谁又不赞同，然后他再衡量一下该站在谁的一边。
“第一，我刚才所讲的这些高尚绅士里，没有一位有能力不借着专家的指引，就能够将蓝鸟的所有资料给理出个头绪来。”克莱福恢复了他不带一丝火气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不要让他们拿着这份资料在那儿蛮干，就得允许他们把这些人给加进来，并且甘冒我们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至于防御情报小组，他们的海军、陆军、空军、白宫评估人员等，也都是一样。”
“这是那个罗素·薛里顿讲的，还是你讲的？”奈德问道。
“我们怎么能够在把那么一大堆复杂的资料给他们看的同时，却要求他们不要征召他们的科学小组来参与其中？”克莱福仍然坚持着他的观点，并且干净利落地就想把奈德的问题敷衍过去。“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那么，他们就需要尽他们所能地去帮助了。”
“如果！”奈德回嘴道，口气里带着愠怒，“如果蓝鸟所讲的是真的，我的天哪！克莱福啊！你比他们更差劲。你要知道，有二百四十个人在那张表上，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太、有一个情妇和十五个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还有个第一的时候，克莱福继续说道，“这不是我们的情报机构所能处理的事情；要处理，也得靠兰利的。”他在奈德还没来得及插嘴进来的时候，就把头一转，朝着我说了下去，“帕尔弗莱，你说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们和美国人订的合约里，是不是有规定我们得把所有的战略资料先给兰利过目？”
“在战略资料上，我们是得完全依赖兰利的，”我承认的确是有这么回事，“他给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资料，而相对的，我们得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让他们知道。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次，但条约上就是这么规定的。”
克莱福细心听完，并且表示我说得没错。他在冷漠中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野蛮，让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还有良心，我也要说他的良心不会太好过。他这一整天都在美国大使馆中干些什么？他究竟拿了些什么东西给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单位里，很多人都误解了一点，”克莱福又继续说道，这一次，他是直接对着奈德说，“他们以为我们和美国人是在同一条船上。其实不然，特别是在谈到战略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战略分析家能够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家相提并论。我们是一条小船，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船，而他们是伊丽莎白女王号。我们没有资格告诉他们该如何驾驶他们的船。”
就当我们被克莱福振振有词的说法给震慑住的时候，他的热线电话响了。他迫不及待地跑去接，因为他总是喜欢在下属面前接听热线电话。不过，他运气不好，是布拉克打来找奈德的。
卡佳刚才打电话到敖得萨给巴雷，他们已经同意晚上会面，布拉克说。莫斯科的情报站要求奈德立即同意他们对这次会面所提的行动建议。奈德立刻就离开了。
“你跟那些美国人都在搞些什么？”我问克莱福，但他懒得回答我。
第二天，我整天都在跟那些瑞典人穷聊。苏俄司里，恐怕很难有比现在更生气蓬勃的时候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约四点时，我溜回房间，打了个电话给汉娜。这种事情我偶尔为之。四点钟的时候，她已经从兼职的癌症研究所回来了，而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在七点以前回家过。她告诉我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根本没心在听。我告诉她我儿子亚伦的一些事清：他现在正在伯明翰和一位护士打得火热。那位护士是个好女孩，但配不上亚伦。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她说。
她有时会这么说，但她从来没有打过。
巴雷走在卡佳的身边。他可以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像是紧跟在他自己脚步后的回声一样。在充满狄更斯风味的莫斯科，那些墙壁片片剥落的大厦浸浴在死气沉沉的灰暗灯光中。第一栋大楼的中庭光线昏暗，第二栋大楼则是完全漆黑一片。垃圾堆里，几只猫正瞪着他们。两个留着长发，看模样可能是学生的男孩正隔着一排包装箱打网球。另有一个男孩斜靠在墙壁上。他们的面前有一道门，上面被人信手涂鸦地涂下一些书和一轮新月。“注意看红色的标记。”维克娄已经告诉他了。她的脸色苍白。他心想，也许他自己的脸色也跟她一样苍白，因为如果他的不是，那可真是个活生生的奇迹了。有些凡人是不可能变成英雄的，而有些英雄也不可能倒着回去变作凡人。他想着想着，心里不由得觉得康拉德这句话说得实在有道理。而巴雷·布莱尔呢？也不可能成为英雄的。他抓住了那个门把手，用力地拉了一下。她在后面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她头上戴着一条头巾，身上穿着雨衣。门把手是转了，但门还是纹丝不动。他用两手推了一推，不动。他又使出更大的劲儿。打网球的那几个男孩用俄语对他嚷嚷起来。他立时停了下来，觉得背后好像有火在烧着。
“他们说也许你应该踢门。”卡佳说着，他往后看了看她，令他非常惊讶的是，她居然是笑着说话。
“如果你现在能笑，”他说，“那么你快乐的时候又有多美？”
但是他多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她并没有回答。他踢了踢那扇门，它终于降服了，吱吱嘎嘎地开了。那几个男孩笑了起来，又回头打他们的网球去了。他踏进了黑暗之中，她跟在后面。他按了一个开关，但是灯没亮。门砰的一声关了起来，他摸着黑找门把手，但却找不着。这一下子，他们真的是站在一片漆黑之中。扑鼻而来的，尽是猫、蒜头以及地沟油的味道。除此以外，他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别人家里的音乐声和争吵声。他划了根火柴棒，眼前出现了三级楼梯、半部自行车，然后就是一个入口，通到一个脏兮兮的升降机。然后，他的手指就被烧到头的火柴棒给烧着了。维克娄已经说过：你上到四楼，注意看红色的标记。我在这种黑漆漆的鬼地方怎能看见什么红色的标记！上帝答复了他的问题——楼上亮有一盏微弱的灯光。
“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她礼貌地问了一句。
“这是我一个朋友住的地方，”他说，“他是个画家。”
他推开了那扇升降机的门，又推开了那个铁栅栏。还没等他说“请”，她已经越过他，站在升降机上，向上望着，等着它向上爬升。
“他离开这儿几天。这是一个可以谈话的地方。”他说。
他又注意到她的睫毛和眼中的湿气。他想安慰她，但她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悲伤。
“他是个画家。”他又说了一遍，好像这么说就会使一个朋友变成合法的了。
“是官方的画家吗？”
“不，我想不是，我不知道。”
维克娄为什么没告诉他那位画家是个什么样子的精彩人物？
就在他要伸手按那个按钮时，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女孩手里抱了一个塑料熊在他们身后跳了上来。她说了一句问候辞，卡佳的脸上现出了光彩，也对她说了一句相同的话。升降机不住颤抖地往上爬升，那个按钮在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都会像玩具枪一样跳起。到了三楼时，那个女孩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声再见，而巴雷和卡佳也同声向她道了再见。到了第四层楼，升降机猛然一下停住了，就好像它是碰到天花板一样，或许它果真是的。他扶她出了升降机，并且尾随她跳了出来。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通道，里面充满了婴孩身上的乳臭味，也许那儿有一大堆婴孩吧！就在那个通道的尽头，看上去似乎是一面空白的墙上，一个红色的箭头指示他们左转。他们顺着一个木制楼梯向上攀登。在最后一级楼梯上，维克娄像一个小妖精似的蹲在那儿，借助于一盏机械工用的照明灯，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巴雷和卡佳经过他上楼的时候，他头连抬也没抬起来一下，但是巴雷注意到卡佳一直都在盯着他看。
“怎么啦？看到鬼啦？”他问她。
她听得到他说的话吗？他又听得到他自己说的话吗？他曾经讲过话吗？他们现在到了一间长形的阁楼上。从瓦片之间的裂缝可以望到天空，屋檐上抹满了蝙蝠的排泄物。脚手架工人所用的板子横放在托梁上。巴雷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掌宽而有力，又干燥。这只手交到他手上，仿佛也把她的生命全都托付给他。
他小心翼翼地前进，闻到了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味道，也听到屋外的风拍打着房子的声音。他走在两个水槽之间，看到了一个像实物般大小的纸制海鸥，两个翅膀张开，悬挂在一根横梁上，绕着线在旋转。他把她拉向身后。越过海鸥的后方，挂有一块条纹状的帘布，绑在一根横杆上。如果没有海鸥，就没有聚会，维克娄说过。没有海鸥就意味着流会。那是我的墓志铭，巴雷想。“没有海鸥，他就不用开会了。”他把帘布扯向一边，进入了一间画家的画室，并且再一次把她拉向身后。在那间画室的中间，立着一个画架及一个给模特儿坐的箱子。那是这位画家以前用过的设备，维克娄说过。一个八成是那位画家自己做的天窗嵌进了屋顶。窗框上涂了红色的记号。俄国人是不信任墙壁的，维克娄解释过了，所以她最好是在屋子外头说话。
那一扇天窗打开了，吓走了一群鸽子和麻雀。他点头示意，要她先爬上去。他注意到她在弯腰时那修长身躯流畅的动作。他随着她攀登了上去，一边揉着他的背脊，一边咒骂着。他们站在屋顶两面山墙之间的铅皮槽上，那个槽的宽度仅仅够他们立足。虽然眼睛看不到底下街道上往来的车子，但是脚底下可以感受得到隐隐传过来的震动。她面对着他，而且跟他靠得很近。就让我们待在这儿别走了，他心里这样想着，你的眼睛，我，还有天空。他又在揉搓他的背，紧闭双眼以抵抗疼痛。
“你受伤了？”
“没什么，只是我的脊骨曾伤到过。”
“蹲在楼梯上的那个人是谁？”她说。
“他是为我工作的。他是我的编辑。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负责把风。”
“他昨晚在医院里。”
“什么医院？”
“昨晚，在和你谈完话之后，我必须赶到一个医院去。”
“你生病了吗？不然你为什么去医院？”巴雷停止了揉背，问道。
“那不重要。他在那儿。他看起来胳膊断了。”
“他不可能在那儿的。”巴雷说，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他在你走之后，整晚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俄文书。”
他看到她脸上的疑虑消退了。“我当时一定累了，你得原谅我。”
“让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你认为不好，可以告诉我。我们先谈话，谈完了我就带你去吃晚餐。如果那些人民的监护人昨晚窃听到我们的电话，那么他们就一定已经预知我们会去吃晚餐。这个画室是我一个画家朋友的。他是一个爵士乐迷，就像我一样。我没法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我从来也没有知道过。我曾经想我们可以带一瓶酒给他，看看他画的画，但是他不在。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吃晚餐，谈谈文学和世界的和平。虽然我的名誉不怎么好，但我没敢追求你，我被你的美腿给震慑住了。这样安排，你可满意？”
“很方便。”
他蹲了下来，拿出他为自己预备的半瓶威士忌，旋开了瓶盖，“你喝这玩意儿吗？”
“不喝。”
“我也不喝。”他希望她会蹲在他旁边，但她还是站着。他倒了一小杯酒在盖子里，然后把酒瓶放在他的脚边。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是指那位作者。歌德。他是什么人？”
“那并不重要。”
“他的单位是什么？公司？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职务？他的实验室？他在哪儿工作？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瞎扯。”
“我不知道。”
“他都住在什么地方？你也不会告诉我这个的，是吗？”
“他在许多地方待过。要看他在何处工作而定。”
“你是如何和他碰面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该告诉你些什么。”
“他要你告诉我些什么？”
她支支吾吾地说着，就像是被他抓住了把柄。她蹙着眉头。“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告诉你，我应该信任你的。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这是他的个性。”
“这么说来，是什么让你欲言又止？”没有回答。“你想找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没有回答。“你认为我喜欢在莫斯科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不信任我，为什么要送那些资料给我？”
“是为了他，我才送那些资料的。并不是我选定你的，是他。”她情绪激动地回答着。
“他人现在在何处？在医院里？你如何与他联络的？”他抬头看了看她，等她回答。“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出来，看一看会有什么结果？”他对她建议道，“他是谁，你又是谁？他是靠什么谋生的？”
“我不知道。”
“在那犯罪的夜晚，凌晨三点钟的时候，那位在阳台上的人又是谁？”又没有回答。“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我拖来，蹚这浑水？是你先发动的，不是我。卡佳？是我，我是巴雷·布莱尔。我会开玩笑，我会学鸟叫，我会喝酒，但我也是个朋友。”
他喜欢看她瞪着他的时候，那种一言不发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用眼睛来“听”他说话的神情，和她每次讲话的时候，那种恢复了的友伴之情。
“从来没有什么人犯过罪，”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和职业是什么并不重要。”
巴雷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啜了一口酒，“所以，你平常就是这么为你的朋友服务的？替他们把违法的手稿偷偷地送到西方去？”她除了会用眼睛“听”以外，还会用眼睛“想”，他想。“他有否跟你提过他的手稿里都在谈些什么东西？”
“当然，他绝不会没经我的同意，就让我处于危险中的。”
他察觉到她语气中的保护色，他憎恶这种保护色。“他告诉过你那里面是些什么？”
“那本手稿谈到我国多年以来，都在预备种种可以大量屠杀人类的恶毒武器。它画出了一幅在我国国防工业各层面贪污腐化的图画。它也说出了管理上的种种弊病和道德上的缺失。”
“这是很笼统的。除了这些，你还知道些更详细的细节吗？”
“我对于军事事务并不熟悉。”
“这么说，他是军人啰？”
“不是。”
“那么，他是做什么的呢？”
又是一阵沉默。
“但是你赞同他这么做，把那些东西传递到西方去，是吗？”
“他不是要把它传递到西方去或传递到任何政权去。他尊敬英国，但这也不重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要让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彼此坦诚相待。这对消灭武器竞赛有所帮助。”她仍然防着他。她平淡地把这些话全说了出来，就好像她已把这段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他相信，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应该消除科学的滥用以及应该对此负责的政权。他讲哲理的时候，是用英文讲的。”她又加上这么一句。
而你现在正在听我讲，他想。用你的眼睛听，听英语。在你心中还在想着是不是应该信任我的时候。
“他是不是科学家？”他问道。
“是的。他是科学家。”
“不管什么科学家，我一概都不喜欢。他搞的是哪一门的科学？是搞物理的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的情报来自各方面，精密度、瞄准点、指挥与管制、火箭发动器。他是单单一个人吗？是谁给他那些资料的？他又如何能知道这么多？”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这是很显然的。我的朋友也并不多。他不属于一个集团。也许他也监督其他人的工作。我不知道。”
“他是高高在上的吗？是大主管？他是在莫斯科工作吗？是在总部工作的吗？他干的到底是什么差使？”
她对每一个问题都摇了摇头，“他不在莫斯科工作。我也不曾问他，而他是从来不告诉我的。”
“他测试过很多东西吗？”
“我不知道。他到过很多地方。全苏他都去过。有时他在烈日底下工作，有时他在风雪酷寒之中工作，有时他既晒太阳，又挨冻。我不知道。”
“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在哪个单位工作？”
“没有。”
“他的邮政信箱号码？他的上司名字？他同事或下属的名字？”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些事情的。”
但他相信她。当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相信南就是北，他也会相信小孩子是由一种南美洲的树上长出来的。
她看着他，等着他问下一个问题。
“他明白出版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他问道，“我的意思是，对他来讲？他知不知道，他在玩的东西有多么危险？”
“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行动，并且只有当后果发生的时候才能考虑到后果。”她似乎是在期盼着他讲一些话。但他已经知道了要慢慢地来，“如果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向前走一步。如果我们一次就想达成所有的目标，就什么目标也别想达到。”
“那么你呢？他有没有想过一旦这些东西曝光之后，你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
“他都想过了。”
“那你呢？”
“自然。这也是我的决定。不然的话我为什么会支持他呢？”
“那么，孩子们呢？”
“这么做是为了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好。”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坚定的决心和些微的愠怒。
“还有，对于你们的祖国苏联呢？”
“我们认为宁可让苏联灭亡，也比让全人类灭亡要好得多。最大的负担是过去。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不单单是苏联。我们把自己视为消灭过去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消灭我们的过去，又如何能够建造我们的未来呢？除非我们已经把旧有的想法都给清除干净了，我们是无法建造一个新世界的。为了表达真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反对的使徒。他这段话是引自屠格涅夫。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不会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管那种原则是多么的受人尊敬！”
“那么你呢？”
“我不是虚无主义者。我追求的是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受命要为将来扮演某种角色，我们就应该扮演。”
他在她的声音里搜寻，想看看是否能够找到任何可疑的线索，但是他失败了。她在语气中的表现是完全的自信。
“他谈这种论调有多久了？一直都在讲吗？还是最近才开始这么说呢？”
“他一直都在追求理想，这是他的本性。他永远都是喜欢极端的批评，但都是建设性的批评。有一度他甚至相信那种灭绝人类的武器已经厉害到足以消灭战争的地步。他相信这些武器可以在军事当权派心中产生一种改变。他被那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折服，认为最厉害的武器中也藏有最大的能量，能够促使和平的实现。在这一方面，他极端热衷于美国的战略理论。”
她开始对他发动攻势了。他可以感觉得到，她的心里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她现在苏醒了，并且向他咄咄进逼。在莫斯科的天空下，她，经历过太多的寂寞和剥夺，此时把她所有的不信任都一股脑儿地抛开。
“那么，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
“他亲眼目睹我们军事和官僚体系的颟顸和无能，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看到这成为我们进步的绊脚石。这是他的说法。他受到开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励，但他也不是乌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极派。他知道没有任何事会无中生有。他知道我们的人民受到蒙骗，没有团结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须要由在高位者发动，由知识分子来发动，由艺术家发动，由当政者来发动，由科学家来发动。他希望能遵循我们领导阶层的教训，贡献出他一己百折不挠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苏联的名言：‘如果冰层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说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早已不再需要的时代太久了。只有当这个时代结束时，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而你也同意他的说法了？”
“是的，并且，你也同意，不是吗？”她的眼中充满了热火。她的英语实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里学的，从古典文学里学到的。“他说他听到你用类似的话批评过你的国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节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地方？”巴雷问她，“我的意思是说，他喜欢看电影吗？他喜欢开什么样的车子？”
她把头转了开去，他只能对着那空旷的天空，看着她的侧脸。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说过他可能是个物理学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过训练的物理学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从事的工作范围，要划分出其中的差别是很难的。”
“他是在哪儿受训练的？”
“他在学校就已经被人视为神童。十四岁的时候，他荣获了数学奥林匹克奖。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宁格勒的报纸上。他去了里特莫，后来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巴雷说，但让他警觉的是，她在皱眉头了。
“但你并不讨厌歌德，相反的，你还激发他的灵感。他经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莱尔的话：‘如果出卖国家就会有希望的话，我们都应该出卖我们的国家。’你确实说过这话吗？”
“里特莫是什么？”
“里特莫是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他从大学开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亚，在那儿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罗多克研读。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
他本来想逼她讲出他到底是无所不能些什么东西，但又怕逼她过甚，于是他转了个话题，让她说说她自己的事。“那么，你又是如何与他扯上关系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当时你几岁呢？”
他觉察得出来，她又沉默了下来。然后，她又突然醒转了过来，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状况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处的境况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很聪明。”她说着，脸上绽放出浓浓的笑意。
“当时那位神童几岁？”
“三十岁。”
“我们现在所谈的事发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当时才十六岁的我，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属于大家的科学家居然还需要寻求纯真。他对我解释道，说他在阿卡的格罗多克曾经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而被军方看中。在物理学上，和平与军事用途的研究工作有时是没有什么分界可言的。现在他们什么都愿意提供给他，包括特权、金钱，以供他做研究。但是他仍旧拒绝他们，因为他希望保存精力用在和平研究上。这种态度惹火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征召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为他们工作，而且从来没有人敢拒不从命。因此他又回到了他的老学校，为的就是要回复到他的纯真。他原先想研究理论物理，并且寻找有力的人士赞助他，但他的态度让他们不情愿帮他的忙。他无法获准再住在列宁格勒。他畅所欲言，我们的科学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他也对格罗多克充满了热情。他也谈在那时颇受人瞩目的一些外国人，还有一些从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很有才气的美国人，还提及英国人。他对我们描述了当时在莫斯科被禁止展出，但是在格罗多克却获准的一些画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席话，充满了生气，我们毫无拘束地交换着意见，而且，我相信他和我也互相仰慕着。‘除了苏联以外，什么国家会让著名的指挥家里希特和罗斯托波维奇来特别为科学家们演奏，让奥库兹哈娃来演唱，让沃兹涅先斯基来朗诵他的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为他人贡献心力的世界！’他开着玩笑，而我笑得就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机智，也非常脆弱，和今天的他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有一部分是拒绝长大的。这一部分是他艺术家的一面，也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那时已经对当局的无能口诛笔伐了。他说格罗多克的超市上有这么多的蛋和香肠，顾客们却一窝蜂地从新西伯利亚倾巢而出，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把架子上的货品全都抢购一空了。为什么不让那些蛋巡回叫卖，而非得让人老远去买呢？果真能这么做，不就会好多了吗？他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收垃圾，而且电力老是中断。有时垃圾在街上堆得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他们却称这种鬼地方为科学的天堂！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发表了另一个早熟的意见：‘那就是天堂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说，‘天堂里是没有人会去收垃圾的。’这句话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那时就出尽了风头。他描述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卫努力地想要理解这些新来者脑子里的想法，结果却摇着头走开，像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的农夫一样。没关系，他说，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他说那一列被斯大林给推翻的革命装甲列车最后还不是照常行驶，它的下一站一定是火星。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语带讥刺地插了进来。他觉得叶可夫太聒噪了。他说：‘可是，叶可夫·叶佛瑞莫维奇啊！火星不就是象征战神吗？’叶可夫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就变得沉默了。我那时从未想到一个人会转变得这么快，前一分钟还表现得趾高气昂，下一分钟就变得垂头丧气了。我责怪父亲，对他很是生气。叶可夫努力想振作，但父亲已经让他绝望了。”
“叶可夫有没有跟你谈到他的父亲？”
她跨坐在屋顶上，前脚顶着斜着的屋瓦，她的长腿在她身前伸展开来，衣服紧紧地裹在上面。她身后的天空变得更加深沉了，月亮和星星爬得老高。
“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死于太过聪明。”巴雷解释道。
“他参加集中营里的一场暴乱。他是绝望了。叶可夫在他父亲死后好几年才知道这件事。某天有一位老者去叶可夫家中，说他枪杀了他的父亲。他曾经在那一个集中营里担任过警卫，他受命执行枪毙的任务。有几十个死刑犯就这么地在靠近佛库塔铁路终点站的附近被机关枪扫射而死。叶可夫那时才十四岁，但他还是宽恕了这位老者，并给了他一些伏特加酒。”
我做不到，巴雷心想。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度量。
“他父亲是在哪一年被射杀的？”他问道。要做一只仓鼠。这是现在惟一适合你做的事。
“我想那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吧！由于叶可夫一直都不肯讲话了，在座的人就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谈论起捷克的局势。”她继续用那完美的古典英语说道，“有些人说执政的那一帮人会派坦克去镇压，我父亲非常相信这一点。又有些人说他们若是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父亲说无论此举有无引人非议之处，他们都会这么干的。只要他们高兴，赤色沙皇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就像白色沙皇一样。我们的政权一定会赢，因为这个政权从未输过，因此，这个政权就是我们的诅咒。这是我父亲的断语，后来变成叶可夫的。但是叶可夫当时仍然宁愿相信革命。他希望他自己死的时候能够死得值得。他当时专心地听我父亲讲话，但他后来又变得激进起来。‘他们是不可能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革命万岁！’他用拳头猛捶着桌子。你见过他的手吗？就像钢琴家的手。他一直在喝酒，我父亲也是，他变得很生气。父亲希望别人不要打扰到他，让他独自悲观。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文学家，不喜欢被一位在他眼中傲慢无礼的年轻科学家所顶撞。也许，我父亲是嫉妒他，因为在他们两人发生争吵时，我已彻底地爱上了叶可夫。”
巴雷又啜了一口威士忌。
“你不觉得很震惊吗？”她愤慨地说着，但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一位十六岁的女孩子会爱上一位三十岁经验老到的男人？”
巴雷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她似乎需要他的印证。“我没什么话可说，但大致上，我觉得你们两人都很幸运。”他说。
“酒会结束时，我向父亲要了三个卢布，要和我的友伴到塞佛咖啡店去吃冰激凌。在那次的招待会中，有好几位学术界名人的女儿也参加了，其中有些是我学校的同学。我们成了一个小团体，我邀请叶可夫加入我们。就在我带他过来的途中，我问他住在何处。他告诉我他现住在波普夫教授街。他问我‘波普夫是谁？’我笑了。‘大家都知道波普夫是谁。’我说。波普夫是一位伟大的苏联发明家。他发明收音机。我告诉他，远在马可尼发射电波以前，他就把电波发射出去了。叶可夫并不太清楚。‘也许波普夫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答道，‘也许是共产党发明了这个人，为的就是要拿首先发明某某东西这件事来满足苏联人的幻想。’从这件事上，我知道他仍在为了不知他们将怎样对付捷克而挣扎着。”
巴雷实在不觉得她讲的有什么聪明之处，但还是聪明地点了点头。
“我问他是住在公家宿舍，还是单独的住所？他说他与一位在列宁格勒机械和光学研究所的朋友在外合租一间房子，这位朋友是在特别的夜间实验所工作，所以他们很少会碰得着面。我说：‘那么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一看。我希望知道你住得舒不舒服。’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她简单明了地说，“他极端脆弱，就像我所预料的一样，但他也极为热情。”
“好！”巴雷说，他的声音非常轻，所以，或许她没有听到。
“我和他在一起共逗留了三个小时，最后乘坐最末班地铁回家。父亲一直在等我，当我对他说话时，变得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他家去拜访一样。那一晚我没睡。第二天我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坦克一如父亲所料，已经进入布拉格了，而父亲还是感到很失望。但我关心的不是父亲。我那天没去上学，而跑去看叶可夫。他的室友告诉我说可能在‘西贡’可以找着他。‘西贡’是在涅夫斯基普罗斯别克的一处自助餐馆，是诗人、卖药的小贩们以及投机客聚集的地方，不是教授的女儿们会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但他也已经喝醉了。他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你父亲是对的，这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说，‘我们是以自由之名，行压迫之实。’三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心中非常苦，但他还是回去了。‘这是在潦倒而死，抑或是妥协而亡之间作一抉择。’他说，‘由于不管怎么选择结果都是死，那么我们不如就选择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巴雷问道。
“我很以他为耻。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偶像，但现在他令我太失望了。我一直在读斯汤达的小说，所以我对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主角。不过，我相信他已经作了一个不正当的决定。他已经是一个言行不符的人了。我告诉他，在苏联，许多人也都像他这样。我告诉他除非他改正他不正当的选择，否则我永远不再和他讲话。我提醒他要像我们两人都尊敬的小说家E.M.福斯特一样。我告诉他必须言行一致。自然，我很快便回心转意，而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不再罗曼蒂克；而且，当他有了新的工作时，他写给我的信里头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温馨。我以他为耻，也许也以我自己为耻。”
“所以你就嫁给了弗洛狄亚？”
“是的。”
“而你也还是让叶可夫在你的身旁？”他在话中故意暗示这是非常平常的事。
她的脸立刻就红了。她皱了皱眉，说：“有一阵子，叶可夫和我还暗中维持着关系，但不是常常，只是偶尔而已。他说我们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我们彼此都看着对方，要完成各自的使命。他是对的，但我还是不了解他对我的影响力或是我对他的影响力究竟何者为强。我想如果我们再多见几次，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对方。当我了解了事情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我就停止和他见面。我爱他，但是我拒绝再见他。同时，我也怀了弗洛狄亚的孩子。”
“那么你们俩又是什么时候再碰面的？”
“在上次莫斯科书展结束之后。你是他的催化剂。他那时正在度假，喝酒喝得很凶。他已经写下许多内部文件，也发出许多正式的申诉。他写的，没有一样使当局为之所动。不过，我倒是认为他已经使当局很恼火了。那时你又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你让他在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而他又让文字变成了行动。这对叶可夫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天，他用了一个托词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已经借到了一间朋友的公寓。当时我和弗洛狄亚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虽然我们仍然住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那时正在等待分配到一间公寓。当我们坐在叶可夫朋友的公寓里，他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你已经让他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清楚了。他对我这么说：‘那个英国人已经把这个谜题的解答给了我。从现在起，只有行动，只有牺牲一途了，文字是我们苏联社会的诅咒，是行为的替代品。’叶可夫知道我与西方的出版商时有联络，所以他要我从我们外国访客的名单里寻找你的名字。他立即着手预备一份手稿。为了他，我心里好害怕地问他：‘你如果喝醉了，怎么能写东西？’他回答我说他喝酒是要维持生命。”
巴雷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没有告诉弗洛狄亚有关叶可夫的事？”
“没有。”
“弗洛狄亚发现了吗？”
“没有。”
“那么，谁知道？”
似乎她也一直在问她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就答了出来。
“叶可夫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的朋友，这我能确定。如果那栋公寓是我借的，我会说我借它完全是为私人的用途。在苏联，我们有秘密，会孤独，但是我们不谈私人的事。”
“那你的女性朋友呢？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暗示她们吗？”
“人可不是天使。如果我要求她们帮助，她们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假设。多数时是我在帮助她们。就是这样。”
“那么难道没有人帮助叶可夫编辑他的手稿吗？”
“没有。”
“他的酒友也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
“因为我能肯定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
“你和他在一起快乐吗？”
“能否说清楚一点？”
“你喜欢他吗？爱他吗？他会让你发笑吗？”
“我相信叶可夫是一个伟大而又脆弱的人，没有我他绝对活不下去。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就要像小孩一样天真，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崩溃的。”
“你想他现在崩溃了吗？”
“叶可夫必定会说：哪一种人才是精神健全的？是那种计划要屠杀全人类的人，还是采取步骤防止它发生的人？”
“那么，两种事情都做的人健全吗？”
她没有回答。他是要激怒她，而她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所以他要腐蚀她的信心。
“他结过婚吗？”他问道。
愤怒掠过了她的脸，“我不相信他结过婚，但这并不重要。”
“他有小孩吗？”
“你这个问题是多么荒唐呀！”
“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么荒唐。”
“他说只有人类会拿自己的孩子做牺牲品，而他已经决定绝不制造牺牲品。”
巴雷想，除了你的以外，但他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就投入他的事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把话题又扯回到歌德身上。
“我虽投入，但还是有限，而且也不清楚细节。”
“而从来都不知道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道德问题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拯救全人类，我们先得杀掉多少人？如果我们能拿得出的计划都摆脱不了灭绝人性的战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为和平奋斗呢？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选择目标，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准确度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的为难处。当他告诉我人类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在于苏维埃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而是人类对此产生的错觉时，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质疑。相反的，我鼓励他要言行一致，该拿出勇气时就要拿出勇气。但我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
“罗格夫？他从来没有提过罗格夫这个人吗？阿卡迪·罗格夫教授？”
“我告诉过你，他是不跟我谈他的同僚的。”
“是谁说罗格夫是他的同僚？”
“我是从你的问题中推想出来的。”她激烈地反驳。不过他还是相信她说的。
“你又是如何与他联络的？”他问道，又恢复了刚才和缓的语气。
“那不重要。当他的一位朋友接到通报时，他会通知叶可夫，而叶可夫会打电话给我。”
“他那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份通报是何人所发？”
“他没有理由知道。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所发，仅此而已。”
“叶可夫害怕吗？”
“由于他讲勇气讲了这么多，我想他是害怕的。他会引尼采的话，说：‘至善就是无所惧。’他也会引用巴斯特纳克的话，说：‘美的根本……’”
“那你呢？”
他的目光转了开去。在对街的那几幢房子里，灯光透过窗户照射了出来。
“我必须要为所有的孩子着想，而不能只为我自己的孩子着想。”她说，而他注意到两行热泪已经从她双颊流了下来。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并且哼了几小节的歌。当他再看她时，那两行泪已不见了。
“他谈到那个大谎言。”她说着，好像她才刚刚记起来。
“什么大谎言？”
“事无分大小，都是谎言。甚至连重要性最低的作战武器中的备用零件，都不例外。即使送到莫斯科的结果都是谎言。”
“结果？什么结果？什么东西的结果？”
“我不知道。”
“试验结果？”
她似乎忘了她的否认，“我相信是试验结果。我相信他所说的是试验结果被故意歪曲，为的是要迎合那些将军的命令以及那些官僚们规定的生产需求。也许是他个人把它给歪曲了。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有时他也会谈一些他人拥有，但也引以为耻的种种特权。”
这是张购物清单，沃尔特曾经这样称呼它，其实是张问卷调查表。巴雷带着逐渐减轻的责任感，在心中把最后一项问题删除。“他有没有特别提到某一项计划？”
“没有。”
“他有没有讲过他曾经涉及过什么样的指挥系统？有没有说过现场的指挥官是受谁的控制？”
“没有。”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防止错误的发射，必须采取什么行动？”
“没有。”
“他有没有暗示，他从事资料处理的工作？”
她累了，“没有。”
“他有没有偶尔也获得升迁，或者是奖章之类的奖励？或者是在他一路高升的时候举行过什么盛大的酒会？”
“他除了说那些人都腐化不堪以外，从没有提过升迁之类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他可能太过于喜欢批评那个制度。我不知道。”
她已经开始在回避他。她的脸已被她的头发遮住，看不见了。
“其他的问题，你最好自己去问他。”她说着。她的语气就好像是一个人已收拾好行李，预备要走了。“他希望你能在星期五和他在列宁格勒见面。他那时会在那里的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天边起风了，巴雷感觉到夜晚的一阵寒意。虽然天空还是很黑、很开阔，并且那一轮新月也还挂在天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光辉，但是这阵寒意仍像一朵冰冷的云覆盖着他。
“他建议了三个地方，三个时间。”她继续以她那种平稳的语调说着，“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你都去，一直到他出现为止；如果他办得到，在这三个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里他会赶上一次。他要我代他欢迎你来，他说他爱你。”
她说出了三个地点，看着他把它们全都写在日记本里——用道歉做暗语。然后她等着他好好地打了一个喷嚏，再看着他站起身来，诅咒上帝。
他们像一对精疲力竭的情侣，在地下室里用餐，旁边有一条灰色的狗和一个拿着吉他唱着蓝调的吉卜赛人。到底这个地下室是谁的？谁让它存在那儿？或为什么让它存在？巴雷压根儿也没有想要去研究。他知道的只是曾经在一次现已被人遗忘的书展期间，他和一堆疯狂的波兰出版商到过这儿，并且和他们在此拿着萨克斯吹奏过一曲《祝福这间屋子》。
他们谈得不甚畅快，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也随着谈话在拉长。终于，巴雷了解，在卡佳的心目中，他的地位并非如自己想像的那般重要。他凝视着她，感觉到自己所能给她的，她无一不是已有了十倍之多。要是照他往常的做法，她早已听到他以热情的口吻告诉她，他爱她。想到自己与卡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关系，如今又陷入了这种僵局，巴雷知道如果要打破这种僵局，自己得先采取些非常手段不可，但是面对着卡佳，他又实在找不出什么非常的手段来对抗她。他审视自己的一生，好像就是重复着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复活尝试，一个失败过去了，另一个又接踵而至。他骇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生活在一个讲求物质文明的社会中，他本身很少关心这个社会，更遑论这个社会中充斥的论调了。这一切的种种，在她面前，他更是只字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提起这些，只会破坏他在她心目中的印象；而目前，他除了给她这一点点可怜的印象之外，也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们谈书。他看着她的注意力随着谈话飘走。她的烦躁写在脸上，虽然他唱作俱佳，但是她的心已不知去向。即使她在说话，她的语调也是平淡干涩，言语更是叫人觉得索然无味。突然，他想到他为何不告诉她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由来，并且向她解释那条河和那个城市事实上并不连在一块。上帝到底还是帮了他，他终于做到了。
还不到十一点，餐厅就打烊了。他只好陪着她沿着那条了无生意的街道，一直走到地铁车站。此时，他逐渐领悟到，他到底在她心目中留下了一些鲜明的印象，虽然这一点点的印象还不及她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她挽着他的手臂，手指放在他的前臂上，迈开大步，依循着他的速度行走。电梯门开着迎接她。枝状吊灯在他们的头顶上闪烁着，好像圣诞树一样。他给她一个正式的苏联式拥抱，先是左颊，再是右颊，然后再一次左颊，才和她道别，挥手送她离去。
“巴雷先生，我想看到的就是你！真巧啊！上车吧！我们送你回家！”
巴雷爬进了车子，维克娄以他那活像空中飞人的身段迅速钻进了后座，坐在那儿为巴雷取下他后背上的录音机。
他们把他载回了敖得萨。放他下车之后，他们还有工作要做。旅馆的大厅就像是浓雾中机场的候机室一样。昏暗中，每一张沙发和摇椅上不是坐着就是斜躺着客人。这些人并不是旅馆里的房客，他们只是在这儿花一些钱买个临时的地方栖身而已。巴雷和善地瞟了瞟他们，皱起了眉头。这些人有些穿着紧身连衫裤，有些穿得正式一些。
“嘿！还有人醒着吗？”他叫道，声音挺大的。没有人响应。“有人想喝杯威士忌吗？”他一边问，一边从口袋中搜出他的酒瓶。还剩三分之二呢！他先把酒瓶拿到嘴边大大地喝了一口做个示范，然后递给了第一个伸手向他要的人。
维克娄在约摸两个小时之后找到他时，他就是这个样子——蹲在大厅里，周围有一堆带着感激的心情与他共度夜晚的酩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