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奈德、我，还有一大伙人在状况室里活像早期的那些崇拜者一样围着布拉克的录音机。我问奈德：“到底谁是克莱福新结交的美国人呢？”
伦敦的大钟指着六点。维多利亚街还没有开始清晨的怒吼呢！录音机的轮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好像众白头翁聚在一块儿发出的合唱。录音带半个钟头之前才送达我们办公室。带子在快递信差送来以前，先是在邮袋里被送到赫尔辛基，再搭特别班机到诺索特。如果奈德肯接受那些搞技术的同僚诱惑，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一大笔昂贵的邮费。我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兰利的魔术师曾经郑重地发过誓，说他们发明的新玩意可以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传送口头情报而不致机密外泄。但是奈德毕竟是奈德，他有自己的主见。
他坐在桌子后面，一手遮着文件，另一手在上面签字。签完之后，他把文件折叠起来，放在它所属的信封里，再把信封口封好，交给了他的一位助手——个儿高高的艾玛。等了这么久还没回答我的话，我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而这时，他突然开口了。
“他们是专门投机取巧的一帮人。”他说得很急促。
“是兰利派来的？”
“天知道，都是些安全人员。”
“是谁派来的？”我坚持要知道。
他摇了摇头，看他的样子，他实在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是他刚刚签的那份文件惹恼了他，这是那些美国来的滋事分子让他如此不愉快呢！来的共有两个人。从伦敦站来的庄尼正在招呼他们。他们穿着海军的运动上装，蓄着短发，一身摩门教徒般的干净，看了真是让我觉得有点恶心。克莱福站在他们中间，不过鲍勃倒是很坦然地与沃尔特并肩站在房间的另一端。沃尔特看来有点神情憔悴。我初想可能是时间还太早的缘故。即使是庄尼，也不免因在场的人，而显出了一些无精打采的样子。看着这些同事个个面色憔悴，我也立即受到感染。这些个既冷漠又生疏的脸孔跟我们这项任务，尤其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根本扯不上一丁点儿关系。他们就像是一群吊丧的人，在这儿等着为一个他们老早就知道要死的人致哀罢了。但是，他们到底为谁致哀？我再一次看了看沃尔特，我的忧虑更深了。
我又看了一眼那些新来的美国人。多么瘦削，多么整洁，多么没有个性。安全人员，奈德已经说过了。但是，为什么要派他们来？又为什么要现在派他们来？他们为什么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沃尔特一眼？又为什么沃尔特什么人都看，就是不看他们一眼？还有，为什么鲍勃跟他们分开了坐？为什么庄尼不断地看着他的双手？终于，我的思绪被打断了。
我们听到脚步声踏着楼梯而上，布拉克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我们听见当啷一声，又听见巴雷在背碰到窗架时的咒骂声。然后，在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之后，他们攀上了屋顶。
就在他们讲的第一句话传到我的耳中时，我就猜到他们是在“开会”。巴雷和卡佳高高在上地对我们讲话。很快地，我们就忘了在房间里，还伫立着两位一动也不动，表情像刽子手般的陌生人。
奈德是我们当中惟一拥有耳机的人。用耳机听起来就是不同。我后来发现，戴上耳机来听，你可以听到莫斯科的鸽子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以及在卡佳的话语中夹带着急促的呼吸声。经由身体麦克风的录音，也可以听到巴雷心脏的跳动声。
布拉克把屋顶的那一段完全播放完毕之后，奈德喊了声停。全场只有那些新来的美国人无动于衷。他们的棕色眼珠子扫过我们每个人，不知在看些什么。沃尔特的脸红了。
布拉克接着把他们在晚餐时的对话播放了出来。大家仍是屏息静听；没有人叹息，清喉咙，也没有人鼓掌。甚至在他把录音机停下来倒转带子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动静。
奈德拿下了他的耳机。
“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姓不详，物理学家，一九六八年时年三十岁，因此，他一定是在一九三八年出生的。”他边说，边从他面前的那堆纸中拉出一张粉红色调查单，开始在上面写字。“沃尔特，你有什么提议吗？”
沃尔特抖擞了一下精神。他似乎很烦，语调中也欠缺平日的那一份意气风发。“叶弗瑞姆，苏联的科学家，其他的名字不详，他是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的父亲，于一九五二年春一次暴乱之后被枪杀于佛库塔。”他瞄都不瞄手上的拍纸簿一眼，就全数说了出来。“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叫叶弗瑞姆的科学家因为太聪明而被处死，即使在那可恶的斯大林时期也不可能。”他带着感伤的语调又加上了这最后一句。
听来也许荒谬，但我还是想像着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光。也许的确是有人死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又再度地看了一下我们这两位摩门教徒。
“庄尼？”奈德一边写着，一边问道。
“奈德，我想我们要记下波利斯，其他名字不详，鳏夫，六十年代后期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人文学的教授。”庄尼说着，不过仍然看着他的手。
奈德拿起了另外一张调查单，在上面填了一些字，然后顺手丢到他的外送公文盒。那样子就好像他在随兴丢一张钱币。
“帕尔弗莱，要加入吗？”
“帮我查一下列宁格勒的报纸好吗？奈德。”我尽可能地装腔作势，心里想着克莱福的那两名美国人一定又把他们的棕色眼珠子对着我瞧。“我想调查一九五二年数学奥林匹克奖的候选人、创办人以及奖牌得主。”我笑着说，“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不妨连同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的都一起调查了。再者，我们可不可以把他在学业上得到的所有奖牌都一并查个清楚？你难道没听她说：‘他通过科学博士的甄试资格，取得科学博士头衔，他真是无所不能。’我们可不可以做点这方面的调查，谢谢。”
当所有的资料都汇齐了，奈德看了看四周，找艾玛为他把那些调查表格拿到档案室去。但沃尔特似乎觉得不太痛快，突然决定临时轧上一脚。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奈德跟前，伸出手腕在空中挥舞着。
“我要自己查所有的资料。”他的口气似乎是庄严得有些过了分。正说着，就顺手把那捆粉红色的东西抓到胸前，他说：“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不管我们档案室里那些战略专家有多么不可抗拒，也绝对不能留给他们去查。”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些摩门教徒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目送他一直走到门口，然后，就在我们听着他的脚步声咚咚地远去时，这两个人还彼此相望着。不知为什么，随着沃尔特的离去，我的脊骨着着实实地为他发了一阵寒。
一个小时之后，就在我刚回到总部办公室自己的办公桌后不久，奈德打内线电话对我说：“出去呼吸一下乡村的新鲜空气如何，告诉克莱福我需要你。”
“既然他都打了电话来，你最好还是走啰？”克莱福说道，紧接着又与他那些摩门教徒进行密谈。
我们从停车场里借了一辆快速的福特。当奈德开车时，我几次想跟他说话都被他打断。他把档案交给我，叫我读。我们驶入了伯克郡的乡村，他还是一言不发，甚至当车内的电话铃响起，布拉克传来他早先要求查证的一些事情时，他也只是咕噜一声：“请说。”而当对方说完之后，他就又回到他的沉思里去了。
我们开出伦敦已经有四十里了，脚下所经过的，是人类所发现的最肮脏的星球。我们到了一处现代科学的贫民窟，地上的青草永远都是修剪得整整齐齐。古老的门柱各有一个由沙岩雕刻而成、已被侵蚀的狮子把守着。一位身穿棕色运动夹克的人很有礼貌地为奈德开了门，他的一位同事正拿着一个检验器在车底下拨弄着。然后他们很客气地拍了拍我们进行搜身。
“你们要将公文包一起带进去吗？”
“是的。”奈德说。
“可以打开让我们看看吗？”
“不可以。”
“那么，就请把公文包放在这个箱子里，好吗？我想里面应该没有未曝光的底片吧，先生？”
“请便。”我说，“就放在箱子里。”
我们看着他把那一只公文包放在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是煤箱的东西里，然后又把它拿了出来。
“谢谢你们的合作！谢谢！”
那一辆蓝色大货车似乎对我们说“跟我来”。一只大狼狗在后窗对着我们蹙着眉头。用电路启动的大门开了，门后修剪过的草屑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橄榄树的枝叶向着日落方向伸展着。此时，一朵蕈状的云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们进入停车场，一对兀鹰在漫无光彩的天空中盘旋。干草场被高高的铁丝围了起来。不冒烟的砖房在人工的洼谷中若隐若现。一块告示牌警告这块区域中的人在某些地带必须要穿上保护衣。一个骷髅标志下写着：“请务必小心”。那辆货车在前面以一种出殡行列的步调缓慢开着。我们摇晃地绕着弯走，看到空荡的网球场和铝制的高塔。一排排彩色的管子在我们的身旁引领我们到了一群绿色的小屋。在这群小屋的中间（小山丘的顶上）竖着那个核时代以前最后的遗迹。那是一间伯克郡的砖造小屋，大门上镶着一块石板，板子上写着“所长室”。一位身材壮硕的人踏着铺得非常散乱的小径来迎接我们。他穿着一件鲜绿色的运动上衣，领带上有一个金色的网球拍状夹扣，袖口塞着手帕。
“你们是从总部来的。很好。我是奥马拉。你们两位谁是奈德？我曾吩咐他在实验室里等候通知。”
“对的。”奈德说。
奥马拉有一头金灰色的头发，说话时声音模糊成一团，一听就知道嗓子已经被酒精给破坏得差不多了。他的颈子肿胀，运动员的手指上布满红褐色的尼古丁斑点。在我们来访的途中，奈德虽然很少讲话，但还是告诉了我：“奥马拉的手上有一长串长头发科学家的资料。他的身份一半是职员，一半是安全人员，其实都是狗屁。”
一进了绘图室，立时使人觉得室内显现出的整洁，必是拿破仑从战俘里挑选出来的一班佣人细心伺候的结果。连壁炉上方的砖块都被擦得发亮，而砖块间的突出石膏横条也被漆成白色，看来清新可人。我们坐在上面有玫瑰花样的扶手椅上，喝着主人倒给我们的酒。漆黑得发亮的横梁上挂着的铜器向我们闪耀着光芒。
“我刚从美国回来。”奥马拉说着，言语之间好像我们跟他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似的。他抬了抬眼镜，接着又说：“你们常去吗？”
“偶尔。”奈德说。
“不常。”我说，“有任务时才去。”
“事实上，他们向我们借调了一大堆人去那儿。有的在俄克拉何马、内华达和犹他州。大部分被派出去的人都很喜欢那儿，也有些人挺想家的。”他喝了口酒，顿了一下，把口中的酒吞下去。“我曾去加州的利弗莫尔拜访过他们的武器实验室。那儿真是个好地方，有上等的客房，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他们要求我们去参与一个讨论死亡的研讨会。想到这个你就会吓得半死，但是那边的人似乎相信会议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那酒真是太棒了。我想，如果你曾经把一大堆人推下火坑，你可能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在这个时辰，这个小山丘真是够安静的。“我真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曾在这个问题上好好地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上了年纪的人终究是比较神经质一些，他们可以记得起天真无邪的童年，如果他们曾经有过的话。如果你死得快，你的命运也结束得快；死得慢命运结束得也比较和缓。我从未明了，但我觉得可以让人重新想一想身为万物之灵的意义和价值。不过，我们已经进步到第四代了。减少了不少痛苦。你们玩高尔夫球吗？”
“不玩。”奈德说。
“我也不玩，”我说，“我曾学过，但学不出什么名堂来。”
“很棒的高尔夫球场，但是他们要我们租用一堆笨车子，那么就算死了也不会被看到。”他又喝了一口酒，依旧是慢条斯理的。“温特尔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咽了一下口里的酒，向我们解释道，“这些人都很古怪，不过温特尔尤其古怪。他搞过社会主义，搞过基督教。现在则搞打坐，搞太极。他结婚了，感谢主，他上过文法学校，但讲话还算通顺。还有三年退休。”
“你告诉他多少了？”奈德问道。
“他们一直认为他们受到怀疑。我已经告诉他没有这回事，并且要他在事情过去之后把他的笨嘴巴给闭紧了。”
“你想他会吗？”我问道。
奥马拉摇了摇头，“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淡忘这件事，不管我们用多大力气去踢他们。”
有人敲门了，是温特尔。一个五十七岁，看来却像是学生的人。他走了进来，身材虽高，但驼背，一头灰色的头发。他穿着一件无袖的套头毛衣，身上挂着牛津背包，脚上套着鹿皮靴。他坐了下来，两膝合并在一起，手中的雪利酒举得远远的，好像是拿着一个他搞不清内容的化学蒸馏器。
奈德把他的坏脾气搁到一边，板起他那专业的脸孔。“我们现在干的，是跟踪苏联的科学家。”他说，语气尽可能地平淡，“我们是要监视他们在国防建设上的动态，并没有什么非常刺激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干情报的了。”温特尔说，“虽然我先前没有说出口，但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的话让我想到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
“管你自个儿的事吧！”奥马拉脸上挂着笑容提醒他道，“他们是英国人，而且，他们跟你一样，有工作要做。”
奈德从一个卷宗里取出两张打了字的纸，交给温特尔。他把手中的杯子放下来，伸手接过去。他取纸时手势看似要投降，手指弯曲的方式，就像一个跪地求饶的人摆出的。
“我们正在试图把一些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的旧资料拿来物尽其用。”奈德说。在其他时间他是绝少会用这种闲谈的语气说话的。“这是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去了阿卡的格罗多克回来之后所作的汇报资料。你记不记得有一位弗克斯霍尔少校其人？这份资料虽然并不是什么文学名著，但你提到的两三位苏俄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实在是很想作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他们还健在，而你也还记得起来的话，那就太好了。”
温特尔戴上一副看起来格外古怪的钢边眼镜，就好像是要防范有人会拿瓦斯来攻击他似的。
“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在作汇报时所讲的，弗克斯霍尔少校向我保证，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而且都会被当做极机密文件看待。”他正经八百地发出以上宣布，接着又说，“因此，我对于事隔二十五年之后，居然看到我的名字以及我讲过的话公开登载在一份政府部会的列档公文中，觉得十二万分惊讶。”
“这是你老兄能够流芳百世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想我还是闭上嘴巴，在一旁洗耳恭听吧！”奥马拉向他建议道。
此刻，我像是要调解一个原本感情和睦的家庭里的两个好斗者一般地插了进来。我建议温特尔不妨看在我俩老远跑到这儿来请教他的份上，多担待一点。我问他是否可以对我们描绘一下列在最后一页上的那几位苏联科学家，还有，最好是讲一下他参加剑桥队时亲身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他不会介意我们提出一两个抽丝剥茧的问题。
“关于此点我不想使用‘队’这个词，谢谢你。”温特尔像一只骨瘦如柴的兀鹰，抓住了这个字就死不肯放地反驳道，“即使我要用，也不会把它用在英国人身上。‘队’这个词代表了它的成员都怀着同样的目的。如果你说我们是剑桥的一群人，我承认；但若要说我们是剑桥的一个‘队’，我可不赞同了。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出门远游一趟，有的人是想借此机会大大地自我吹嘘一番。我特别是指卡洛教授而言的，他对自己在加速器方面所做的工作夸张得过了头，结果着实被人家给修理了一顿。”他的腔调中带着很浓的伯明翰口音，但我们还不至于听不懂。“这个团体里，有一小撮人也确实是带着意识形态上的动机而去的。他们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而全人类应该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而交换知识。”
“那些蠢货。”奥马拉很帮忙地向我们解释。
“去那儿的有法国人，美国人也不少，此外还有瑞典人、荷兰人，甚至也有一两个德国人。”温特尔似乎没有听到奥马拉的话，继续说，“去的人，就我看来，每个人都带着一些希望，而俄国人更是满怀着热望。是我们英国人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
奥马拉嘴里咕噜咕噜地不知在讲些什么，随后又喝了一口酒。但是奈德的笑容，即使看起来有些做作，还是促使温特尔继续讲了下去。
“那个时候，还是赫鲁晓夫掌权的时代。我想你们一定还记得，这边是肯尼迪，那边是赫鲁晓夫。有些人说，金色的年代正在向我们招手。那个时代的人谈赫鲁晓夫，就像今天的人谈戈尔巴乔夫一样。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但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热心，比起今天大家所谓的热忱，可是既真诚又自动自发得多了。”
奥马拉打了一个呵欠，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看。
“只要我们知道的，对他们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也是如此。”温特尔说着，声音中逐渐凝聚起自信，“我们读我们的报告，他们读他们的。我肯定卡洛根本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什么也不对他讲，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位班森，是搞自动控制的。他为我们争了不少光。除了他以外，我们这边还有我。敝人那场演讲还真的是非常成功呢！虽然这句话是由我自己说出口的。老实说，自从那次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那么热烈的掌声了。就算他们到现在还在谈论那次轰动一时的演讲，我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壁垒倒下来了，倒得非常快，实在是快到简直真的可以听到它们撞在演讲厅上的声音。‘交流，不要划定界限’是我们的标语。其实‘交流’这个词还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情景，尤其是当你看到最后一天晚会上大家畅饮伏特加酒，或是在场的女孩，或是听到大家的交谈声，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克格勃的那伙人一定是在现场监视着大家，这些事情我们全知道。我们在离去以前谈得甚是慷慨激昂，虽然也有人不作此想。但不是我，我是一个爱国的人。不过，谁都拿我们没办法，他们的克格勃不行，我们的人也不行。”他好像是碰到了一个他拿手的话题，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个没完。“我在这儿顺便告诉你们，他们的克格勃，就我看来，是大大地被人误解了。就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他们克格勃可是经常保护苏联最好的知识分子呢！”
“我的天哪！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们没有。”奥马拉说。
“还有，我绝对相信苏联当局的话，无论在任何时候，他们与西方国家交换科学知识时，他们总是稳赚不赔。”温特尔说话时，他的头一下子倒向我这边，一下子倒向奈德那边，活像是铁路信号灯，他的手掌心朝上，苦恼似的抵着他的大腿，“他们也有文化，不过不是你们那种将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的文化；而是那种完人的文艺复兴式梦想。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很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时间。但对有兴趣研究的人，他们的文化一直是在那儿的。当然，我也了解，有人并不赞同我的讲法；不过没关系，我所说的话中，有的只不过是恭维之辞罢了。”
讲到这儿，温特尔需要擤一擤鼻子了。为了擤鼻子，温特尔先把他的手帕摊开放在膝上，再用手指尖顶着它准备开始擤。奈德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赶紧开了口。
“呃，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来看看你给弗克斯霍尔少校的那几个苏联科学家名字。”他说着，把我手中握着的那一束文件拿了过去。
此刻，我们已经进展到来访的真正主题上了。房间里的四个人中，我想也只有温特尔还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我看见奥马拉那泛黄的眼珠子已经抬了起来，带着一种既忧郁又机敏的眼神研究着奈德的脸。
奈德一张一张像发牌似的翻着那束文件。在文件上，他已用绿笔先把名字圈了出来。这些人当中，有两人已经知道是过世的了，另有一人目前被整肃。他在测试温特尔的记忆力，预先提示他哪一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塞吉？温特尔说。老天！对！就是塞吉！但是，他当时有另外一个名字呢？波普夫？波普维奇？对啦！是普洛托波普夫！塞吉·普洛托波普夫。他是燃油工程专家。
奈德耐心地诱导他，已经说出三个名字了，再来试试第四个。他引导着温特尔，再度唤起了他的回忆：“呃，再想一秒钟，想不出来再说不，也还不迟。真的记不得吗？好，我们再来试一试沙维列夫。”
“又来了？”
短短时间内，我注意到温特尔像一般的英国人一样，对俄国人的姓氏并不怎么灵光，但是对于他们的名字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沙维列夫。”奈德重复道。我又再次看见奥马拉的目光盯着他。奈德盯着手中的文件，他的样子让人看来也许是有一些太过于随便。“对，就是沙维列夫。”他念着那份文件，“‘年轻，有理想，健谈，自称是人道主义者。他专攻粒子物理，是在列宁格勒长大的。’这是根据你对弗克斯霍尔所说的，是在许久许久以前说的。我漏掉了什么没有，比方你不输给他？沙维列夫？”
温特尔笑了，笑容中带着讶异。“那么，这的确是他的名字啰？我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叶可夫，你知道吗？”
“非常好，叶可夫·沙维列夫。你还记得他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吗？”
温特尔摇了摇头，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除了对他原始的描述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
我们必须等待。温特尔对时间的观念和我们的不一样。并且，看了他一脸不自然的笑容，我们也知道他的幽默感也和我们不同。
“叶可夫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我们不敢在全体会议上问他问题，而得在会议完后，有点仓促地扯扯衣袖引他注意，才问：‘对不起，先生，能否请教你一点问题？’记住！得是个好问题。他们也说，他是个非常有素养的人，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我听说他在诗朗诵会上大出风头呢，而他的确是有一套。”
温特尔的声音渐渐变小了，我怕他是想要杜撰了。有些人没什么话可讲，但还是想让你继续不停地听他讲下去，就经常会这么做。还好，他只是回到他的记忆里去搜寻搜寻；或者，他只是想用他的手指敲一敲脑袋，把他那尘封已久的记忆给唤回来。
“叶可夫总是在人群之间游荡来游荡去。”他说，脸上还带着那种充满优越感的笑容，令人生厌，“他总是窝在一张椅子边上，很热心地听人家讨论。他的父亲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说他父亲也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后来被枪决了。他们杀人就像杀蚂蚁一样。有一大堆的科学家就是这样被他们杀了，不是吗？我在报纸上读到的。即或他们没有被杀害，也会被关在监牢里了。他们最好的飞机都是像图波列夫、彼特里亚可夫、科罗廖夫这些最伟大的航空技术明星在监牢里设计出来的。雷姆辛是在监牢里研究出一种热引擎用的锅炉。他们最原始的火箭研究计划也是在监牢里面完成的，是由科罗廖夫主持的。”
“老兄，讲得好。”奥马拉说。他又感到不耐烦了。
“给我这一块石头。”温特尔继续说道。
我看到他的那只手，手心向上，再一次放到他的膝盖上，握着那块想像中的礼物打开又闭上。
“石头？”奈德问道，“叶可夫给你的？你说的是摇滚乐吧？不，不是，你说的是一种地质学的样品吧！”
“当我们这些西方人离开了阿卡丹，”温特尔又重新开始说了，就好像为我们和为他自己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说真格的，如果你们曾在最后一天看到我们那一群人的样子，你就会相信我讲的话了。我们让那些俄国籍的主人哭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们把我们又抱又吻，鲜花塞满了整辆车，即使是卡洛教授也哭得涕泪纵横。我们这些西方人把我们所有的物品都卸了下来，包括书本、纸张、钢笔、手表、刮胡刀、牙膏，甚至我们的牙刷等等都给了他们。如果我们带着唱片的话，我们也会给他们的；此外，不用的内衣裤、领带、鞋子、衬衫、袜子，除了那些我们还需要用来让自己回家时像个样儿的行头以外，都全数给了他们。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不约而同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事先讨论过，也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动自发的。当然，有的人给的要比别人多一些，特别是那些美国人，他们比较冲动些。我听说一个人为了带一个想出国想得要死的女孩出去，跟她行了名义上的婚礼。我没有，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是一个爱国的人。”
“但是你也把你的一些好东西给了叶可夫。”奈德一边假装着在日记本子上很费劲地写着，一边说。
“我开始是，是的。我那么做，就像是在公园里把我的宝物拿出来喂小鸟一样。你选了一只没东西吃的小鸟，尽量让他吃得胖一些。此外，我不得不给年轻的叶可夫，他太热情了。”
他的手已经僵硬了，手中空无一物，手指尖正努力想并拢起来。另一只手举到眉毛上，掐了一下肉。
“‘这个给你，叶可夫。’我说，‘抢得慢的人总是会吃亏的。你太害羞了，对自己的健康不好。’那个时候，我有一只刮胡刀，还有电池、变压器，都装在一个质料好的携带盒里。但是他似乎不是那么愿意拿。他把它放在一边，继续不断地讲着。然后，我才了解他要给我一样东西。就是这块石头，是用报纸包起来的。当然，包得并不漂亮。‘这是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把它送给你，谢谢你的演说。’他说。他要我去爱它好的一面，不管有时从它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的不好。他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没他说得好。说实在的，如果你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是有点惭愧。我把这块石头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太太有一年做春季大扫除时才把它丢掉。我有时会想找个时间写信给他，但一直都没写。他有一副傲人的样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我们都认为科学能够统治这个世界，我想现在就是这样了，虽然我确信它统治的方式不对。”
“他有没有写过信给你？”
温特尔想了这个问题想了好一段时间才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不是？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会有什么邮件被卡在半途到不了目的地，或者是被谁卡住的。”
我从公文包里拿了一叠照片递给奈德。奈德在奥马拉的注视之下将它递给了温特尔。温特尔一张一张地看了过去，突然间，他大声呼叫了出来。
“就是他！叶可夫！这就是给我石头的那个人。”他把那张照片递给了奈德，说，“你自己看，看他那对眼睛！你能说他不是一个专会做梦的人吗？”
这张照片是从一九五四年一月五日的列宁格勒晚报上剪下来的，再经过照片组处理之后恢复面貌的。这张照片上，叶可夫·叶弗瑞莫维奇·沙维列夫是一个才不过十几岁的天才。
还有其他的名字。温特尔在奈德的引导下费力地想着。他故意布下一些假的线索来混淆他的思路，一直到他确定沙维列夫在温特尔心目中的意义与其他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为止。
奥马拉手拿着杯子送我们出去到停车的地方。沿途他说：“你们实在是够聪明的，居然把王牌都掌握住了。上次我听见沙维列夫的时候，他还在他们最黑暗的哈萨克主持一个试验场。他那时梦想能有法子在机密绝对不外泄的情况下，研究他们自己的一套遥测系统。他现在做些什么？想把那个地方卖掉吗？”
我很少像现在这样喜欢我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会面地点以及那一处地方让我实在不好过，奥马拉则让我加倍地不好过。而我更是不常在抓住一个人的臂膀之后，又缩回我的手。
“我想你应该已经签过官方秘密文件了吧？”我尽可能小声地问他道。
“事实上，我早就签了那份鬼文件。”奥马拉说道。
“那么，你知道所有由官方提供给你的消息，以及你对这些消息所产生的任何想法，都永远是大英帝国的财产。”我又一次曲解了法律；但是，没关系，我马上又让他宽了心，“所以，如果你喜欢这儿的工作，希望有一天能获得升迁、退休之后还有一份养老金的话，那么我就建议你从此将今天会面，和我们方才所谈论的所有名字都给忘掉。谢谢你的美酒，再见。”
回程的路上，奈德将蓝鸟的身份已经获得证实的消息，借着电话以暗语通知了苏俄司之后，就再度保持沉默。不过，当我们回到维利多亚街的时候，他又突然决定不放我回去。“你还是留在这边。”他命令道，并且要我先他一步走进地下室。
一进入状况室，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欢乐的场面。在正中间的是沃尔特，他的姿势就像是一位艺术家，站在一块和他一般大小的白板面前，用彩色蜡笔在上面写着沙维列夫一生中的点点滴滴。就算他身上再加披一袭罩衫，头顶再加戴一顶宽边帽，也不会比现在看来更为潇洒了。再看他一眼，我不禁回想起那天早上心中升起的一股令我毛骨悚然的忧虑。
在他周围，我是说在他的身后（因为那块白板是钉在墙上时钟的正下方），站着布拉克、鲍勃和我们管密码的职员杰克，以及奈德的女助手艾玛，和一位名叫佩德的在苏俄司档案室担任要职的女职员。他们手中拿着香槟，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含意不同的笑容。不过，鲍勃的笑意中，看得出一些愁绪，似乎他心中压抑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楚。
“一个孤独的决策人物，”正在用朗诵方式演讲的沃尔特，听到我们下来之后，停顿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转过身来，“一位年过半百的成功者，努力抖落中年生命的障碍，心中想着自己已行将入木，而此生仍一无所成，其实，我们之中谁又不是如此呢？”
他退后了一步，然后又突然向前，用粉笔写下一个日期。然后，他就拿起香槟酒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我突然觉得他实在是有点恐怖，好像在死人脸上化妆。
“自从他成人之后，他就生活在他们的秘密中心，对外隔绝。”他继续肆无忌惮地讲着，“但是他保持缄默，作着自己的决定，愿上帝祝福他。他气历史，历史却有可能把他给杀了。”他又为了一个日期，和“奥林匹克”这个词，继续说道，“他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如果生得早一点，他就会被送去洗脑；如果生得晚一些，他就只能找一个狗屁差事糊口而已。”
他又喝了一口酒，仍然是背对我们。我看了看鲍勃，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仍是若有所思地瞪着地板。我又瞥了一下奈德，他的眼睛望着沃尔特，但是他的面部毫无表情。我又看了看沃尔特，发现他的急迫呼吸声中带着挑衅的意味。
“他是我发明的，的确是，”沃尔特宣布，似乎对于四周惊慌景象浑然不觉。“我好几年前就预测到他会这么做了。”他又写了“父被处死”这几个词。“即使在他们征召他之后，他这只可怜的羔羊还是尽力地做好。他没有偷偷摸摸，也不愤世嫉俗。他心中存着疑问，但是就一个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好军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醒了，而且觉悟到自己的天才居然是浪费在无可救药的一班人身上，而且还把这个世界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汗珠从他的太阳穴上流了下来，他用笔狠狠地在白板上写着：“在哈萨克的一〇九试验场罗格夫手下工作。他已经迈入了苏联八十年代的男性更年期革命，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他听过苏联一切的谎言，他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经历过赫鲁晓夫短暂的光明时期和勃列日涅夫长期的黑暗期。但他还是不死心，还想在他有生之年让自己的文章传之于世。而新的口号仍在他耳边响着：从高层开始改头换面，开放、改革、勇气、重建。他甚至还想过要变节。”
虽然他有点儿气喘了，但他的手还是飞快地写着“遥测精确度”，“他们会在哪儿登陆？”他咬文嚼字，不断地喘着气说着，“这么多的飞弹瞄准了这么多的目标发射，会有多少枚命中？什么时候会命中？皮肤的扩张性及温度是多少？地心引力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问题，而蓝鸟知道答案。他知道，因为他是管飞弹发射通讯的人。他能让美国人听不到，这就是他的技术。因为他发明了干扰系统，可以避开美国在土耳其和中国大陆的超级监听装置。远在罗格夫一手遮天，在莫斯科蒙骗他的主子以前，他就已经对所有事情的真相了如指掌了。根据蓝鸟的说法，逢迎拍马正是罗格夫的专长。他说：‘维塔利·罗格夫教授是一个专门舔人屁股的马屁精。’他在笔记本里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一点儿也没有言过其实，罗格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逢迎拍马、见利忘义、一点儿骨气也没有的马屁精，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换取奖章、赢得特权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他的这番话可以让我们想起什么人？当然不是我们亲爱的克莱福。所以蓝鸟打破了禁忌，他向卡佳道出了他的痛苦，而卡佳对他说：‘不要只是坐在这儿啜泣，要起而力行。’老天啊！就这么的，他果真就做了。凡是他能做的，他都写给了我们。皇冠上的珠珍加倍了又再加倍。原先是要用来规避敌人的设备，这下子反而成为助敌的工具。‘遥测’是用明码，回溯式解码可帮助我们把它查出来。如假包换的真实情报，在他还没有粉饰去欺哄莫斯科那些狗屁官员以前，他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们。好，干得好，他这个傻瓜，但，谁又不是呢？谁又比他强了？”他把杯中剩酒一口气喝完了。我看到他的脸涨成了深红色，显出了他的痛苦、羞涩和愤慨。他把手中的酒杯往我手上一推，同我说道：“生活就是这样，一团糟。”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他越过我走上了楼梯。我们听到他开了门，然后反手把门重重地一关，就走到街上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对克莱福发了火。他对我解释道：“沃尔特是一个负担。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稍微异常了点，但是对其他人，他……”说到这儿，他突然停顿了一下，改换了口气说道，“我已经把他交给训练部门。”说到这里，他又恢复了那种漠然的态度，“他惹火了那边的人。”
他的意思是指大西洋对岸的人。
如此，沃尔特，优秀的沃尔特，就这么失踪了。而我也猜对了，我们从此就没有再见到那些摩门教徒，克莱福也绝口不提他们了。他们只是兰利的信差，还是他们到此作裁决，并且坚持要求执行他们要求的惩罚呢？他们是兰利派来的呢，还是奈德对着克莱福抱怨蓝鸟分发的表那件事情的时候，极力反对的那些团体里面的一个呢？或者，他们是奈德恨之入骨的那种人，那种专门对付犯人的精神科医生呢？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制造出来的效果可是让整个苏俄司都感受到了。而沃尔特的消失，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是挨了我们最好的盟友的一记冷枪。鲍勃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为此还很不好意思。即使是面貌坚如铁石的庄尼也表现得局促不安。
“我要你更接近这次的作业核心。”奈德告诉我。
似乎，大家对沃尔特的失踪都感到怅然若失。
当我和汉娜一道走路时，她对我说：“你看起来又坐立难安了！”
是午饭的时候。她的办公室距离摄政公园很近。天气暖和时，我们会在那儿一起吃三明治。有时候我们甚至一起逛动物园。还有些时候她把那个癌症研究所关了起来。我们上床去了。
我问到她的先生德瑞克。我们之间很少谈到他。我问她德瑞克还有没有再发过脾气？他有没有再打过她？有时，当我们整日都泡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是德瑞克促使我们在一起的。但是今天，她并不想谈德瑞克。她想知道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他们解雇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我说，“其实，并不是把他给解雇掉，而是把他打入冷宫了。”
“他做了什么错事？”
“没有什么。他们只是决定以后不想再见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高兴。他们为了满足一些要求，收回了对他的忍耐。”
她想了一想，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是积习未改？”她的语气暗示着像我一样，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为什么老是回去找她，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是去探访犯罪的现场吗，还是第一千次回头寻求她的饶恕呢？或者，我之所以会去找她，就像是重游我们的母校一样，为的只是要去回忆我们年轻时在那儿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汉娜仍然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一点很值得安慰。当然她的头发逐渐灰白，身材也逐渐发胖。当她回眸一笑的时候，我看到她那勇敢而又脆弱的笑容，就跟二十年前一样。我告诉自己她终究是没有被我毁掉：“她还好得很。”看看她，她不是正在笑，而且也毫发无损吗？是德瑞克作践她，不是你。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一点儿都不确定。
那面曾让在克里姆林宫城垛上观望巡视的斯大林怒气难消的大英帝国国旗，正无精打采地飘扬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院中。在它后面的那栋奶油色宫殿，就像是一个等待被人切开的结婚蛋糕，那一条河流温顺地流淌着，清晨的大雨打在它油滑的背上。在那两扇铁门旁，两位苏联警察正在检查巴雷的护照。雨打在护照的油墨上。年轻的那一位抄着他的姓名；年长的那一位则看着他的照片，比对着他落魄的身形。巴雷身穿一件棕色雨衣。他湿透了的头发黏在他的头皮上，看起来比他正常的身高要稍嫌矮一些。
“说老实话，这是什么天气嘛！”穿着一身格子花呢褶裙，等在大厅里的女孩喊叫着说，“哈啰，我是费莉希蒂。你就是斯科特·布莱尔先生是吗？经济参事正等着你呢！”
“我原先以为你们那些管经济事务的先生小姐们都在另一栋大楼上班呢！”
“噢！你说的是商务人员，他们和经济人员是两码事。”
巴雷跟在她摇摇摆摆的发辫后头上了一座古老的楼梯。每次他进入英国政府的办公大厦，总是有种走错路的感觉，今天这种感觉更是强烈到了极点。来自汉普斯德当地的文件递送员吹着走调的口哨。送牛奶的车子在地板上摇摇晃晃地拖行着，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时间是早晨八点，而英国的官场此时还没有正式苏醒过来。那位经济参事是一位留着一头银发，矮胖身材的苏格兰人。他的名字是奎格。
“布莱尔先生！久仰久仰！请坐！你喝茶还是咖啡？不过，它们的味道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正在想办法改进，也许要慢慢来，但也快了。”
他拿了巴雷的雨衣，把它挂在办公室里的一个衣架上。在桌子上方，一个装框的照片中，女王骑马的英姿点缀着整个房间。照片的侧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句警告来客在这房间里讲话是不安全的。费莉希蒂端了茶和饼干进来。奎格谈话时显得精力充沛，似乎是等不及要把心里所知道的一股脑儿全告诉别人。他红润的脸上映出刮过胡子之后的光芒。
“噢，我听说你闪避全苏版权协会的那些盗匪，闪避得真是精彩极了！他们有没有谈些正经的？你和他们谈出些东西没有？还是他们只是给你些莫斯科的法兰绒？这边的工作，都是让人穷忙，连忙些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他们很少跟人交易，交易成功的东西更少。对他们来讲，所谓获利的动机，就跟勤劳一样，是压根儿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他们谈的永远都是些扯也扯不完的东家长西家短。我一再地说，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惰和无法达成的幻想放在一块儿，是永远做不出个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的。大使最近在他的书信中一再引用我的话。我们不用核发信用贷款给人家，也没有人来申请。我问你，以这种建立在懒散、部落意识和隐蔽失业率之下的经济，你让他们怎么可能有所收获？他们什么时候方可从这种桎梏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们真能，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景象呢？要答案，只有上帝才知道。在我看来，这儿的书市就像是他们整个难处的一个小缩影，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停地讲，一直到他似乎认为巴雷和那些麦克风都已经听够了为止。“呃，我们今天早上谈得真是愉快，我可以这么对你说，你已给了我很多可供我参考的东西。我们若失去这儿的消息来源，做起生意来就危机重重了。你想不想四处去看一看？”
他点了点头做命令状，然后就带头走过一个通道，走向一扇装有窥孔的门前。他们走近时，那扇门自动开了，走进去之后，又自动关上。
奎格是你的联络人，奈德已经对他说过了。他虽然很糟，但他会带你去见你的领导。
这个房间给巴雷的第一印象是一间黑暗的病房。再看一眼之后，他倒觉得这里像一间蒸气浴室，因为不但灯光是从地板的一角透射出来的，而且整个房间里还有一种松香味。之后不久他就断定这整个浴室是被悬挂在半空中，因为他觉察出脚底下有些摇晃。
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渐渐地，眼睛能够看清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第一个人的后方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士兵，正在捍卫伦敦桥。第二个人的上方，画有一幅在英国铁路下方的温德米尔湖在暮色中消退的景象。
“干得好！巴雷。”坐在英国士兵下方的那位，操着一口像奈德一样稳重的英国口音大声地说道，“我叫派迪，是帕特里克的缩写。这位是赛伊，他是美国人。”
“嗨！巴雷。”赛伊说。
“我们是驻在本地的传令使者。”派迪向他解释他们的身份，“当然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少。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提供交通工具和人手。奈德特别要我们向你致意，克莱福也是一样。要不是他们在这儿已经是声名狼藉的话，他们也会来和我们一起干这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得面对危险。我看，危险就快要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他讲话的时候，那昏暗的灯光投射在他身上。他的肌肤多毛而柔软，粗粗的眉毛和分开两边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感觉他是个玩命的人。赛伊的皮肤则显得光滑而细嫩，不但看起来是都市人的样子，而且年纪也比派迪年轻个十来岁。他们两人的四只手都搁在一张列宁格勒的街道地图上。派迪的衬衫袖口有些磨损了，赛伊身上穿的则是一件速干衬衫。
“顺便问你要不要继续？”派迪说着，好像在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如果你要退出，那是你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退出吗？你怎么说？”
“萨巴提尼会宰了我的。”巴雷喃喃说着。
“为什么？”
“我是他的客人。他为我付账，为我安排节目。”说着说着，他就把手抬到额头上擦着，好像这样能够把脑子挤一挤，说出他该说的话来，“我该怎么对他说？我不能对他挥手拜拜，只说我要去列宁格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会认为我是疯了。”
“你就对他说是去列宁格勒，不是去伦敦呀？”派迪抱着和善的态度追问道。
“我还没有拿到签证呢！我已经到了莫斯科，我不必去列宁格勒。”
“但就算是多管闲事吧！”
又是一段漫长的迟延时间。
“我需要跟他谈谈。”巴雷说，好像这就是他的解释一样。
“跟谁谈？萨巴提尼？”
“歌德，我必须要去跟他谈谈。”
巴雷习惯性地用右手腕背擦了擦嘴，又瞧瞧手，好像是要看它有没有流血。然后喃喃地说道：“我不会欺骗他的。”
“你即使欺骗他，也不会有什么不对。奈德要的是合伙，不是欺骗。”
“我们也一样。”赛伊插嘴说。
“我是不会对他施诡计的。我要么就对他直说，要么就根本不说。”
“奈德也不希望你对他使诈，”派迪说，“他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给。”
“我们也是。”赛伊说。
“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巴雷，你在美国的新贸易伙伴。”派迪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一份报告，重新换了一种口吻，“这家出版公司的主持人是一位亨西格先生，是吗？”
“是的。”巴雷说。
“你见过他吗？”
巴雷摇摇头，畏缩地说：“只在合约上看过他的名字。”
“你所知道有关于他的，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
“我们在电话上谈过几次。奈德认为，应该让他们听到我们两个在大西洋的越洋电话上通通话，以作掩护。”
“但是，除此以外，你脑子里面就再也没有对他的其他印象了，是吗？”派迪一直追问。他不怕被人视为迂腐，也要问个一清二楚，“对你来说，他不是个在某一方面蛮吸引人注意的人？”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有钱，并且在波士顿有公司的名字。在电话上听起来，他只是一个声音而已。这就是他给我的印象，仅此而已。”
“那么，你和当地第三者的对话中，就拿你和萨巴提尼来讲吧，他们并没有把亨西格当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人物啰？你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亨西格有胡子，或是装了一只义腿，或是在性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怪癖等等。如果人家把他当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一定会想到的某些特征？”
巴雷想了想这个问题，似乎是抓不着脑门儿。
“没有吗？”派迪问道。
“没有。”巴雷说，再次笨笨地摇了摇头。
“所以，假设有一个情况发生了，”派迪说，“波多马克波士顿公司的亨西格先生是既年轻，又富精力，有冲劲，现在正陪着他的太太在欧洲度假。现在是度假的季节。他们此刻正在赫尔辛基的马斯基旅馆。听说过马斯基旅馆吗？”
“我曾经在那儿喝过酒。”巴雷说，他说这句话的样子就好像是羞于启齿。
“亨西格先生也像所有任性冲动的美国人一样，现在正带着太太朝列宁格勒而去。我想，是冲着你去的？是不是呀，赛伊？”
赛伊开颜而笑，满怀好意。他的脸很尖，一旦说起话来就露出一脸生动的聪明样。
“亨西格夫妇要雇请导游来个三日游，巴雷。他们在芬兰的边界申请护照、导游和巴士，整个巴士有九码长。他们是直来直往的正派人物。这儿是苏联，而他们是第一次来。对在波士顿的人而言，‘开放政策’算是挺新鲜的事儿。他已在你身上投资，当他知道你在莫斯科不停地花钱，于是要你放下一切，尽速赶往列宁格勒，带着他的钱袋并且向他报告事情的进程。对年轻的大亨来讲，这是正常的作业程序。你瞧见问题没有？在哪些方面，没有为你设想到？”
巴雷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视野也跟着头脑清晰了。
“不。挺好的。如果你们能让它奏效，我就能够。”
“首先，英国时间的今天早晨，亨西格会从马斯基旅馆打电话给你，他听到你的答录机。他是从不对答录机说话的。”赛伊说，“一个小时之后，他拍电报到萨巴提尼那里给你，副本给了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奎格，要求你这星期五到列宁格勒的埃佛诺卑斯卡亚旅馆，也就是欧洲旅馆和你见面。他的旅行团就留宿在那家旅馆。萨巴提尼接到这个电报之后也许会坐立不安，但由于你是在花亨西格的钱，所以我们预测萨巴提尼除了向市场的力量低头以外，也别无选择了。明白了吗？”
“是的。”巴雷说。
派迪又继续说道：“如果他有常识的话，他就会帮助你把签证换了。如果他不高兴，维克娄可以随时找人帮你办好。依我们的看法，你实在不用觉得对萨巴提尼有太多的亏欠。你不用对萨巴提尼卑躬屈膝或抱歉连连。你应该痛快点，告诉他说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亨西格的家庭是名门望族。”赛伊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公务员，他的太太也是。”
他突然停顿了下来。
巴雷好像是一个仲裁者，一下子看到了一个犯规的人，忙不迭地把手臂伸了出来，指着派迪。
“等一会儿，你们两位！不管他们两位有多么好，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被锁在一辆游览车上在列宁格勒四处游玩，那又有什么用呢？”
派迪立即从刚才的错愕当中恢复过来，说道：“赛伊，你告诉他。”
“巴雷，在他们星期四晚上到达欧洲旅馆时，亨西格太太就会取消许多参观列宁格勒的机会。亨西格先生也不会出游，因为他心爱的太太正因玉体欠佳而卧床不起呢！他会和她一起待在旅馆里，绝无问题。”
派迪把那一盏灯和电瓶放到列宁格勒的地图旁边。卡佳给的三个地点都已被红笔圈了出来。
巴雷快到傍晚时才打电话给卡佳，大约是在他算计好她会把她的回形针藏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睡过午觉，并且喝了几杯威士忌提神。但是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太大了，于是把声音放低了下来。
“呃，哈啰！你顺利到家了吧？”他说着，声音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火车没有变成南瓜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吧？”
“谢谢你，那不是问题。”
“好，太好了，我打电话来只是问问，真的。并且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还有，我要暂时跟你道别了。”
“也谢谢你，昨晚真的是很有收获。”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碰面，你明白吧？我必须赶着去列宁格勒一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必须改变原先的计划。”
一阵冗长的沉默。“那么你就必须坐下来。”她说。
巴雷觉得奇怪，不知他们两人当中是谁的神经出了毛病。“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准备出远门的时候，先要坐下来。你现在坐着吗？”
他可以听得出她愉快的声音，他也感受到了那份快乐。
“其实，我正躺着，这样可以吗？”
“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出远门躺着的。你必须坐在你的行李上或是一张椅子上，稍微叹一口气，然后在你的胸口画一个十字。不过，我想躺着也有相同的效力。”
“说的是。”
“你会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来吗？”
“这一趟不会。我想我会直接从那儿飞回学校去。”
“学校？”
“英国，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笨话。”
“那代表着什么？”
“那代表着负担、不成熟、愚昧无知，都是英国人才有的通病。”
“你有很多负担吗？”
“一整箱。但是我已学会了把这些清理干净。我昨天对别人说我没有负担，结果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不说有？也许他们会更吃惊也不一定。”
“是的，昨晚就是碰到了这个困难，对不对？我没有机会谈我自己。我们谈你，谈各年代的伟大诗人，谈戈尔巴乔夫，谈出版。但是我们遗漏了一个真正重要的话题——我。我会特别再来一趟，再来烦你。”
“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觉得厌烦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能够带给你？”
“你说什么？”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你希望我带些什么给你？电动牙刷？纸发卷？还是简·奥斯丁的其他书？”
一阵沉默的等待。
“我希望你旅途愉快，巴雷。”她说。
和萨巴提尼吃的最后一次中饭，仿佛是个没有尸体的守灵过程。他们有十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全是男人，是在一家尚未完工的新旅馆楼上大厅中惟一的一群客人。侍者摆上食物后，又退到老远去了。萨巴提尼必须差人去找他们才行。没有酒，而且，除非萨巴提尼和巴雷挖空心思挤出一些话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沉默。餐厅里放着五十年代的唱片，音乐中有许多敲击声。
“可是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维克多要把他的萨克斯借给你，我的一位朋友自制了酒，答应送我们六瓶。还有一些疯狂画家和作家会来。所有的材料都已齐备，足足可以让我们痛快地玩上一整晚。而且你还可在周末休息恢复精力。告诉你那美国的波多马克浑蛋去下地狱吧！我们不喜欢你把他看得这么慎重。”
“亚力克，我们的大亨就像你们的官员一样难缠。如果把他们得罪了，我们可有苦头吃了。你们也是一样。”
萨巴提尼笑容里既没热忱亦无宽恕，“我们甚至认为你会被一个莫斯科小美女给迷得魂不守舍。难道那个卡佳都无法把你留下吗？”
“谁是卡佳？”巴雷正想着为什么天花板没有塌下来，却听到自己这么回答。
餐桌的四周引发了一阵嗡嗡的喧闹声。
“这是莫斯科，老兄。”萨巴提尼非常得意地提醒他，“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知识分子的圈圈是很小的。我们虽然都没钱，但是打当地的公用电话是免费的。你和卡佳·奥拉娃在一处餐馆卿卿我我地用餐，隔天早晨就会有至少十五个人知道这件事。”
“那纯粹只是公事。”巴雷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维克娄先生带在身边？”
“他太年轻了。”巴雷说。他这一说，引起在座的客人又是一阵笑闹。
开往列宁格勒的夜车在离午夜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启动了。苏联的火车一向如此，好让那些官僚们能够把第二天的口粮都给算在旅程费内。一个包厢共有四个床位，巴雷和维克娄睡在位于下面的两个床位。后来，来了一位金发的胖女人，她坚持和巴雷对换床位。睡在第四床的那个人一看就知道很有钱。他不常说话，但英语说得很典雅，带着一股忧郁的气息。他起先穿着一套律师式样的黑色西装，继而换上一件可以给小丑当戏服的宽条纹睡衣。不过他的心情始终没有开朗起来，好和他穿的睡衣相称。大家看来都相安无事时，事情又来了。那个女的说，除非同一包厢的三个男士都跑到外头去，否则她连帽子都不脱。三人拗不过这女的，只好从命。不过，当她从走廊召回这三人后，再拿出她在家中烤好的糕饼招待他们以报答他们的殷勤表现时，大家又都笑了。她看着巴雷倒酒，觉得非常稀奇，所以又逼着大家享用她做的香肠，并且不止一次地为撒切尔夫人的健康举杯。
“你是打哪儿来的？”大家一切就绪之后，那位面带哀愁的人隔着中间的走道问巴雷。
“伦敦。”巴雷说。
“是从英国的伦敦，不是从月球，也非从星球来的，而是从英国的伦敦来的。”那位哀愁的人替巴雷证实道。说完话之后，一转头便睡了。不过，就在几个小时之后，火车进站时，他又打开了话匣子。“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吗？”他问话的时候，甚至连弄清楚巴雷是否清醒了都不愿意呢！
“我想我不太清楚。”
“如果安娜·卡列尼娜今晚和我们在一起，并且和我们谈她的事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她抛弃那位挑剔再三的沃仑斯基的所在。”
“真的吗？”巴雷一头雾水地说。他的威士忌已经喝完，但是那位仁兄还有乔治亚白兰地。
“这里以前是沼泽，现在也还是。”那位哀愁的人说，“如果你要研究苏联的毛病，那你就得住在苏联的沼泽中。”
他指的就是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