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五八
爷爷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对父亲是一下子见好：彻底好，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好得我都有点替他难为情。以前爷爷连父亲大名也不大叫的，有事——如果在身边，总是哎或嗨一声；如果不在身边，要叫才叫得应，爷爷是不亲自叫，要让我或旁人叫。爷爷的变化让我心里暖烘烘的，但父亲照旧对爷爷爱理不理，不变。自从鸡奸犯的问题冒出后，父子俩关系仇敌一样的，见面不是互相甩冷眼就是吵架，冷战加嘴仗，家里不是冰冻三尺，就是烽火连天。
爷爷讲：“两人心头都装满恨，一个是羞恨，一个是怨恨。”
现在爷爷的羞恨化为内疚，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是内疚的体现，也是想唤醒父亲的温情，陪他来好好聊场天，化掉父亲的怨恨。有一天就聊了，爷爷把老保长对他讲的，从头到脚对父亲讲一遍。我发现尽管父亲同上校关系好到门，但对上校同“那些号”的事还是知之不多，听了很意外，连着几次讲：
“我怎么不知道呢？”
父亲几乎有些生气，盲目地责怪上校：
“这人真是，连我都瞒。”
爷爷告诉他，老保长肚皮里还藏着不少货色，“往后的事”只字没提。“我估算啊，”爷爷长吁短叹，“那些事也都是你不知晓的。”
于是两人变成战友，一起谋略，怎么样去撬开老保长闭紧的嘴。
一日午后，爷爷拿出私钱，叫我去七阿太小店买两斤烧酒、四包烟。我从小店回来，看见父亲正在装一盘炒花生米，装在一只茶缸里，然后带着烟酒，和爷爷一道出门去。我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去找老保长，用酒把他灌醉，套他讲出“往后的事”。
老保长住在村口，在老虎的尾巴上，一间孤零零的石头屋，以前是地主家存放棺材的寿屋，造得也同棺材一样，只有门，没有窗——仅有两孔窄小的气窗，开在东西两堵侧墙的天花板下，像个狗洞。老保长去上海吃喝嫖赌的下场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从全村最富豪有势的头人，沦为最贫落孤零的贱人，一度如猫狗一样的，吃住在寺庙里，解放后才分到这屋。
爷爷讲：“这是轧姘头最好的地方，四边无耳目，像在棺材里一样安全。”
当然也是谈论机密的好地方，敞开门大呼小叫，都不一定有人听得见。这也是爷爷和父亲所以不在家里，而是专程上门请老保长吃酒的原因，就是要“四边无耳目”。他们一定想不到，其实还有我一副耳目。屋西侧垛着一堆干柴，我爬上柴堆，气窗就在眼前，屋里每句话都送进我耳朵。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那么多事都躲不掉我的耳目，好像我有搞侦探的天才，将来可以去当大特务。
五九
“这是什么。”
“烧酒。”父亲应答老保长，“十足两斤。”
“我当然晓得这是烧酒，你们没进门我就闻到了，我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老保长自问自答，“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巫头已跟你讲了太监的事，然后你们还想听他后事，就想灌醉我，叫我酒后吐真言是吧？”
“不是的，不是的。”爷爷连声否认，感觉满脸堆着笑，“我是来谢你的，这不我下床了，没死，多亏你救我啊。我得的确实是心病，你那场话确实是最好的药水，把我从阎罗王手里要回来，今天是专门来谢你的。”
“谢我是对的。”老保长讲，“给我送酒也是对的，我最爱吃酒。”
“还有烟。”父亲递上烟，几包听不出来，我猜应该是两包。
“送烟也是对的，我也爱吃烟。”老保长讲，“但你们的想法是不对的，你们以为我吃醉酒就什么都会讲？也不想想，我吃了一生世酒，酒醉糊涂的时节多了去，可你们见我跟谁提过太监那些事？那天对你（爷爷）讲是因为看你要死了，救你命，才讲的。这些事我绝对是第一次同人讲，想必你（父亲）也没听过吧。他同你这么好，好得要被人怀疑是鸡奸犯也不对你讲，为什么？因为不能讲啊，以后你们也不能对外讲，要保证！”
“他在上海当军统特务的事有什么不能讲的，”父亲给老保长递烟，点烟，一边讲，“这我早就知道，他都当故事给我讲过。这是替国家做事，杀鬼子，杀汉奸，光荣的，有什么不能讲？窑子里的事他也同我讲过一些，只是那大婊子和女鬼佬绣字的事，我确实没有听他讲过。”
老保长的口气坚决：“你不知晓的事多着呢。”
刚才他们一直站着讲。爷爷大病一场，身体虚弱，拉出凳子先坐下，一边讲：
“所以还是想请你讲一讲啊，我们保证不会对外讲。”
“要讲可以，”老保长也坐下，“但你儿子得先讲。”
“我讲什么？”父亲笑道，“我能讲的你都知道的。”
“有不知道的。”
“哪个方面的？”
“他在哪里？现在！”老保长的口气比刚才更加坚决，给我感觉应该是瞪着眼，用手指着父亲，“你去看过他是不是？必须讲实话！”面对沉默，老保长给父亲打气，“知道就是知道，莫非你还怕我揭发他？我只是也想去看看他。我心里惦记着他呢，他是我活着唯一的惦记呢。”
父亲仍是沉默。
老保长接着讲，感觉蛮动感情的：“这村里人全死光光我都无所谓，只希望他别不得好死。如今这世道真他妈的作孽，把一个大好人糟蹋成这样，拖着老母亲四方流浪，要藏着躲着过日子。这都是小瞎子这畜生害的，要早二十几年我当着保长，必定把这畜生枪毙了。糟蹋一个好人就是罪，活该枪毙。你们不晓得他为国家立过多大功，又受过多少罪？那个罪过啊你们想不到的，生不如死啊！他是个英雄你们知道吧，只是……只是……怎么讲呢，人是有命的，他命苦，总被人糟蹋。这不，到今天还在吃苦，我真替他难过。”声音颤颤的，我怀疑他流泪了，屋里静得可以听到爷爷的喘气声。
过一会儿，老保长的精神头又起来，吊着嗓门叫爷爷：“老巫头，劝劝你儿子，知道就告诉我，我要去看他，哪怕红卫兵要我的命也要去。”
不等爷爷劝，父亲已开口：
“你放心，他都好的。”
声不响，音不高，却震耳欲聋，像雷劈。
我不知道爷爷当时的表情和心情，我是吓坏了，因为我知道这是犯法的，公安四处在寻上校，父亲隐瞒不报，可能还偷偷去看过他，这不是知法犯法吗？上校出走那天夜里，因为来过我家，这成了我们家一个炸弹，导火线就在我手上。我突然后悔来偷听，家里多了一个炸弹，我身上也多了一根导火线。
更气人的是，本来约好的，父亲讲，老保长也讲，临时他却假惺惺当好人，讲起什么狗屁大道理：
“有些事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知道是罪，就让它们烂在我肚皮里吧。”
这不是耍无赖嘛，气得爷爷骂他。
父亲似乎是想搞激将法，对老保长讲：“其实他后来的事我也知道，他一个手下被76号逮捕，受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把他出卖，于是被鬼子抓去湖州长兴战俘营挖煤。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是不是？”
“然后呢？”老保长问，“关键是进了鬼子战俘营怎么出来的。”
“因为他救了一个鬼子大官的命。”父亲讲。
老保长哈哈笑，是嘲笑。“你以为鬼子是新四军啊，医药水平差？告诉你鬼子的医药水平是全天下第一。”老保长讲，“一次我发高烧，连着三天神志不清，讲胡话，那些号都以为我要死了。七号可怜我，去求那大婊子，求到两粒药片，就这么丁点儿大，绿色，扁圆的，像粒被压扁的绿豆。我吃下一颗，不到半个时辰，烧眼看着退下去，像一盆炭火裸在雨天里。那个奇迹啊真像是仙丹，死人都救得活的。你想，鬼子这么好的医药水平，凭什么大官的命要他救？没脑筋的，这种鬼话也要听。”
“那你就同我们讲讲人话吧，”爷爷恶声恶气又是讨好的样相，巴巴地望着老保长，“他究竟是怎么出去的？”
“我敢讲就怕你不敢听，听了是罪知道吧。”老保长振振有词，“刚才你骂我无赖，可我是为你好，你一大家子，有老有小，身上担那么多罪，担得起吗？你比不得我，独孤孤的一人，老不死一个，天大的罪都担得起，大不了一个死，早死早了。我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死之前想去看看他，现在好了，既然你（父亲）知道，有地址，可以去了，礼物也有了。这酒我不会自己吃的，我要送给太监。”
我听着，心里不由害怕起来，像看见父亲领着老保长去看上校，公安在后面悄悄跟着。我讨厌这个棺材屋，这个下午，全是晦气，什么故事都没有听到，反而身上多了一个炸弹，夜里一定又要做噩梦了。
六十
尽管上校的“后事”悬空着，但爷爷的心头是十足踏实了的，几十年的担心、疑心被一扫而空，填进去称心、开心、放心、高兴、庆幸——怎么这么多xin音？我们口音里没有后鼻音的，“心”“兴”“幸”是一个音——总之是一种甜香味，在蜜罐里的样子。兴许是香味太过浓郁，我家屋子太小，装不下，爷爷没守住老保长的告诫，将上校跟那大婊子合配当小爹小妈的下流故事，以及被女鬼佬刺字的悲惨故事，相继一点点掏出来，拿去祠堂、小店、理发店、裁缝铺等地偷偷传。
老保长消息灵，很快找上门，骂爷爷不讲信誉。开始爷爷耍赖皮，否认讲过，后来被老保长有证有据扒下皮，只好承认，并解释他正是“要信誉”才讲的。他们当着我的面争来吵去，一个朝东，一个朝西，面对面，头冲头，像两只斗鸡，伸长脖颈，吵翻天。起初我觉得爷爷讲得有道理，后来又觉得道理在老保长身上。
东讲：“现在我是已经知晓他们不是鸡奸犯，可村里人谁知晓，他们照样在传小瞎子的瞎话。你耳朵聋了，难道没听见？”
西讲：“我就是耳朵聋了也比你听得多，这种话你一家人必定是听得少的。”
东讲：“所以你要允许我讲啊，谁能背得起这种恶名？我做梦都羞死。”
西讲：“你讲顶个屁用，你讲只会叫人笑话，人家背后都讲你在造谣言。”
东讲：“我指明是你讲的。”
西讲：“我不会承认的，我才不情愿为你得罪太监，我跟他有约定，绝对不讲这些事。”
东讲：“可小瞎子讲的是瞎话，你只要指明他在讲瞎话就好了。老保长，”爷爷少见地没叫他老流氓，因为这是恳切相求的大实话，“我们相好了一生世，你就帮帮我吧，把事实讲给大家听，好让我日后死个闭目。人言可畏啊老保长，他们要是把生米煮成熟饭，你让我把脸皮往哪里放嘛？”
“老巫头，不是我不肯帮你，”老保长讲，也是诚实的，“我为救你命都破了跟太监的约定，怎么不帮你？现在是我帮不了你。正因为我们相好一生世，大家都晓得，所以我讲是没用的，人家只会笑我吃了你烟酒，帮你造谣。你满肚子道理，难道不懂这道理？”看爷爷不响，又讲，“老巫头，我劝你把这事情放下，想开点，别管它，别整天喜鹊乌鸦地四处乱叫，叫了只会更难堪，你我都他妈的难堪。有些事你得认命，这恐怕是你命中一个劫，躲不过去就扛着吧。”
爷爷眼巴巴地望着老保长，“你帮我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法子？”
老保长为自己的一番苦心失效而失望，毅然起身走。“法子就是你咽下去！”他边走边骂，“你这人就是自私，总想着要体面，把面子当命根子。他妈的，面子顶个屁用！我当初像狗一样活着，人家太监现在也是一只丧家之犬，小瞎子是废物一个，屙屎连屁股都不会擦，不都照样活着。照你这样想，我们都该去死，就你一个人活着。”
我看到，爷爷呆若木鸡，一脸丢魂落魄的死相，好似面对一泡屎——小瞎子屙的——必须吃下去，没有退路，吓傻了。事后我看他确实是有点傻，傻到家了，有一天居然拎了一篮子玉秫，要我陪他去看瞎佬。
我说：“你不是最恨小瞎子，去他家干吗？”
他讲：“我要同他爹去讲点事。”
时间是选过的，专挑小瞎子出门瞎逛的时段。去到他家，爷爷首先向瞎佬递烟，嘘寒问暖，然后认错，承认当初骂他儿子鸡奸犯是他昏了头，搞得很丢人现眼，叫我替他害臊。我拽他衣服，想拉他走。他不识相，瞪我眼。好在瞎佬什么也看不见，他闻到新摘来的玉秫的清香，像看见一样，夸这玉秫好新鲜。爷爷讲是他早晨刚去地里摘的，一副讨好卖乖的奴才相，我恨不能朝玉秫撒泡尿。
瞎佬比我父亲小两岁，可看上去比我爷爷还老相，半头白发，胡子拉碴，一脸营养不良的菜色，衣服纽扣扣错，拖一双豁嘴的烂布鞋，穿一条沿口脱丝的破大裤衩，可怜是蛮可怜相的，只是并不让我可怜。小瞎子乱造谣，故意害我们一家，我也恨他们一家，看到瞎佬的可怜相，我心里只有高兴。
瞎佬替人算一生世命，讲话是有一套的。“我算你不是来找我算命的。”他讲，白乌珠朝上瞪着，手指头习惯地拨弄着，像在拨弄爷爷的心肠，“你该是来寻我儿子谈事的吧，他出去了，你有什么事谈吧，我回头可以转告他。”
爷爷本来有副好口才，这天却有口无才，讲得含糊其辞，支支吾吾，乱七八糟的。听好久我才明白他讲的意思，是他从多方面听闻上校肚皮上的字不是小瞎子上次用匾写出来的那句话，同时他认为小瞎子必定知晓真正的话是什么，希望瞎佬做做他儿子的工作，叫他把真话写出来。
爷爷讲：“太监从前待你不错的，别埋汰他。”
瞎佬讲：“你凭什么讲那句话不是真话。”
爷爷讲：“因为他不可能是鸡奸犯，有人亲口对我讲的。”
瞎佬讲：“谁讲的？”
我朝爷爷挥手，让他别讲。但爷爷思量一会儿，还是指出是老保长，气得我像瞎佬一样对他翻白眼，气死了。
瞎佬讲：“他嘛，你给他吃两碗烧酒女人都可以让出来，更别讲替人擦屁股。”这话已经带点攻击性，但爷爷仍是不识相，继续做他工作。
爷爷讲：“如果是那句话，太监不会灭你儿子口的。这是毛病，又不是罪行，为什么要封他口？”
瞎佬讲：“你好可笑，既然这不算什么你又干吗操心这事？这事跟你家没关系，你干吗瞎操心？”一边嘿嘿笑。
我听出这是冷笑，也听出这是正话反说，身上起鸡皮疙瘩，又去拽爷爷，要他走。爷爷再次推开我，简直傻到头，人家吐他口水，他仍旧笑颜相待。我气得不行，不管他，索性走掉，晾他去丢人现眼。所以，后来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觉得爷爷让我很丢脸，正如他从前讲过的一句话：这是去讨粪吃，脑筋长到屁眼里了。
果然，后来爷爷回来，一进家门就朝天骂：“个狗日的东西，老天有眼，叫他一辈子做瞎佬。我也真是瞎了眼，去狗嘴里寻象牙。”
我出去想对爷爷说：“你这是去讨粪吃，脑筋长到屁眼里了。”可出来看到爷爷被愤怒放大涨红的脸，吓得我不敢吱声，那样子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是要拼命的。这天我懂了一个新道理：人和兽之间，只隔着一团愤怒，像生死之间只隔着一层纸——后面这话当然是爷爷讲的。
六一
路顺着溪坎修，溪坎弯头多，路也是弯来绕去的。我说的是公路，往山里走，到砚口后路分岔两头，一头可以去到铁匠木匠的老家永康、东阳、义乌、金华，一头可以去萧山、诸暨、绍兴；往江边——富春江——走，可以去镇上、县城，乃至杭州、苏州、上海。县城在江北，我们在江南，要渡船过江。渡船一小时一轮，叫轮渡，像一个篮球场大，可以开吉普车上船。
爷爷讲，以前没有轮渡，也没有公路，这些都是日本佬搞出来的。鬼子打到杭州，当时钱塘江大桥刚修好，炸了，阻止鬼子过江。鬼子沿着江一路逆流而上，找过江的地段。到我们县城，找到了，那儿江面窄，两岸平缓，鬼子搭码头，通轮船。轮船把一辆辆坦克、一队队人马送过江，一路烧杀抢掠，往金华永康方向扑去，那边有新迁的省政府和国民党大部队。大部队打不过小鬼子，一路撤退逃跑，逃得快的去了江西，慢的只好躲进附近山里。前山海一样大，是藏伏人的好地方，几百人散漫在丛山峻岭里，偶尔出来打个伏击，骚乱一下。鬼子摸清情况后——有汉奸嘛——派来飞机，开来坦克，狂轰乱炸，把前山好些个山头烧成瘌痢头。飞机丢了炸弹就走，坦克不走，排成队，停在溪坎边，十几天不走。村里人能逃的都逃走，逃不了的躲进观德寺，求菩萨保佑。菩萨显灵，派出老和尚和鬼子小队长比武，立好规矩，赢退兵，秋毫不能犯，输则杀人烧庙。结果小鬼子输得一塌糊涂，只好退兵，寺院和躲在里面的人总算躲过一劫。
但十几天下来，村子已经被鬼子劫蹋个惨，粮食被吃光，畜生被杀光，值钱的东西被抢光——这就是爷爷时常讲的鬼子的“三光”政策。到老保长嘴里，要加一个“光”：女人被糟蹋光。我听老保长多次讲过，鬼子进村时村里女人跑个精光，但他们从外边抓来十几个女人，关在祠堂里，日里夜里**。鬼子撤走时祠堂里丢着两具女尸，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老太婆，都一丝不挂，一副被活活×死的样子。
老保长讲：“自古有定理，哭不死的孩子，累不死的男人，×不死的女人。但这两个哪是能×的女人哦，一个门还没开，一个门已关死。×这样的女人，指明鬼子不是人，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
爷爷一向不对我讲这些事，大概是怕脏着我吧。爷爷讲公路的起头，其实是鬼子坦克碾出来的，一部坦克十个汽碾子，开到哪里都留下一路辙子，来往几次一条路便成形。早先路面是夯实的泥地，坑坑洼洼，不平整，晴天干燥，人跑过，一路灰尘，雨天泥泞，粘脚板。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后，政府号召大家修路，把路面修平整，又盖一层砾子，至少雨天吸水，不粘脚。砾子是放炮从山上开采下来的，用轧石机碾碎，大小差不多，带各式颜色：大多灰色、褐色，少数白色，少少数是青石板的颜色。下雨天，各种颜色一统消失，褪色，褪成一路湿漉漉的水印子；阳光下，各种颜色被放亮，天上地上都是光，遇到风，阳光被吹淡，光亮也淡了。
爷爷每个月都要上路一次，往山里走，是去大姑、三姑家，往江边走，是去二姑家。以前，爷爷上路的日子，我就可能看到上校来我家；现在，爷爷照旧月月上路，但上校不可能上我家了。他在哪里，村里大概只有父亲一人知道——这是他亲口承认的——我倒不希望他知道。想到父亲知道上校在哪里，而且有一天会领着老保长去寻他，我心里就有一种盲目又茫然的害怕，好像公安随时会来找我审问。
胡司令抄在学校墙上的革命诗，在日晒雨淋和风吹雪打下，失消了当初鲜艳夺目的红，变得淡红而有些脏。脏是皮球印子，上体育课，我们经常把墙上的字当篮筐瞄准，投篮；下雨天，皮球湿的，脏的，嘭一声，墙上便有一个黑印子。大多数印子会被雨水洗掉、阳光晒干；也有些洗不掉，跟字一样牢牢长在墙上，看上去，便是脏。我平时不大想得起胡司令，只有看见这些字时才偶尔会想到。想到他，就会想到上校，想到父亲，想到公安民警，然后生出害怕。
我觉得我的胆量是越来越小了，不像力气，去年还背不动爷爷，现在可以把他背上楼。当然爷爷不需要我背，他也不需要上楼。我是说，我的力气这一年长了许许多，但胆量却不长反而小了，萎了，缩了，像爷爷的身子骨，那场濒临死亡的大病后，整个人小了一轮，穿的衣裤显明宽大了，背后看，衣裤四处里灌进风，飘飘忽忽的，有一种凄凉和孤独。爷爷讲，马瘦毛长，人瘦嘴大。我也发现，他的嘴巴包括眼睛都好似大了一些，似乎在配合他讲的道理的真实。好在瘦是瘦，但精神头还是不错，照旧日日出门，去祠堂门口或小店转转看看，月月上路，去女儿家享享清福，不耽误。
我照旧是天天守着几本功课书和几只兔子撞日子。我已经读初三，成绩不好也不坏，但要上高中是必须要好的、拔尖的。我料定自己上不了高中，最后一年便有些结束前的松懈和放弃，便是撞日子，像和尚撞钟，样子做到算数。甚至样子也做不足，常常编造各种理由迟到早退。进入十月份（阳历），山上的野柿子一天天由青变红，味道也由酸涩向酸甜变，等不到真正蜜甜时，它们将消失得一个不剩。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是体育，我和矮脚虎合谋扮戏，他负责受伤，我负责送他回家。我们扮得十分像，矮脚虎坐在沙坑里，抱着一只脚啊哟啊哟叫，我报告老师，然后背着他回家。一出校门他跑得比我快，我们从老虎尾巴上山，直奔老虎屁股。
村里人有忌惮，老虎屁股摸不得，没人敢去那儿动刀子，那里的树木天长日久养着，野着，原始森林一样的，树大林深，柴藤蔓生蔓长，密不透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是什么树都有。春天，我们来这里摘覆盆子，夏天摘野桃子，这季节就是野山柿。我们爬上树，轻轻摇树枝，掉下来的柿子必是熟的。如果使劲摇，生的也掉下来，这是不道德的。别以为我们是野孩子，不讲道德，祖宗定下的道德是长在我们身上的，像胎记，抹不掉的，人人得讲，尤其在老虎屁股上更要讲。什么是道德？损人利己的事可以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不能做。我们把熟柿子摇下来，吃到肚皮里，这是损人利己，可以的。如果把生柿子摇下来，猪都不要吃，只能烂掉，让苍蝇蚊子吃，这就是损人害己，不道德的。
我们来早了，只掉下来几个柿子，吃了舌头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的麻木，说明它并没有熟透。我们约好过两天再来。回家的路上，在关帝庙附近，我们意外撞到小瞎子，他对我们呜里哇啦一通叫。鬼知道他在叫什么，但从表情看我感觉到他心底很高兴。我心想难道他刚才去关帝庙里认罪，得到关公原谅，答应给他治病了？但又想怎么可能，关公像已被捣毁——正是他带头捣毁的——谁给他治病？他的病只有下到阴曹地府才能治。这是爷爷和老保长一致认定的，两人很少意见统一，对这件事却一口咬定，从不改口，铁铸似的。我最后想，他高兴大概是在庙里捡到了点吃的吧。
爷爷讲：“寺庙嘛，再破总有人去拜的，哪怕叫花子也有三个搭子。”
这一年多来小瞎子家已穷得叮当响，钱都花在他看病上，病看不好，家眼看着败了，一日三顿都凑不齐，经常饿肚皮。肚皮是不要面子的，只要有的吃，管它是什么。现在他经常去观德寺偷祭物吃，谁家挂在窗前檐下的腌肉笋干也要偷，甚至剩菜剩饭也要偷。如果他能爬树，山上的野果子一定轮不到我们。饥肠辘辘的肚皮让他对食物产生了像前山一样海深的感情，如果能在关帝庙捡到一些食物吃，他一定是高兴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这么高兴。
回到家，母亲已经烧好饭菜，端上桌，冒着热气，却没有一个人吃。爷爷坐在东厢房的门前吃烟，父亲低头立在西厢房前，也是吃烟，中间隔着整个天井。我从他们寒风凛冽的脸上看出，感觉到，他们都在吃苦，中间隔着一个苦大仇深的世界，吓得我不敢往前走——踏入天井——好像天井里盛满苦水、血水，刀光剑影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夜里睡觉前才知道，上校被公安抓了！
五八
爷爷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对父亲是一下子见好：彻底好，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好得我都有点替他难为情。以前爷爷连父亲大名也不大叫的，有事——如果在身边，总是哎或嗨一声；如果不在身边，要叫才叫得应，爷爷是不亲自叫，要让我或旁人叫。爷爷的变化让我心里暖烘烘的，但父亲照旧对爷爷爱理不理，不变。自从鸡奸犯的问题冒出后，父子俩关系仇敌一样的，见面不是互相甩冷眼就是吵架，冷战加嘴仗，家里不是冰冻三尺，就是烽火连天。
爷爷讲：“两人心头都装满恨，一个是羞恨，一个是怨恨。”
现在爷爷的羞恨化为内疚，一口口叫父亲的小名，是内疚的体现，也是想唤醒父亲的温情，陪他来好好聊场天，化掉父亲的怨恨。有一天就聊了，爷爷把老保长对他讲的，从头到脚对父亲讲一遍。我发现尽管父亲同上校关系好到门，但对上校同“那些号”的事还是知之不多，听了很意外，连着几次讲：
“我怎么不知道呢？”
父亲几乎有些生气，盲目地责怪上校：
“这人真是，连我都瞒。”
爷爷告诉他，老保长肚皮里还藏着不少货色，“往后的事”只字没提。“我估算啊，”爷爷长吁短叹，“那些事也都是你不知晓的。”
于是两人变成战友，一起谋略，怎么样去撬开老保长闭紧的嘴。
一日午后，爷爷拿出私钱，叫我去七阿太小店买两斤烧酒、四包烟。我从小店回来，看见父亲正在装一盘炒花生米，装在一只茶缸里，然后带着烟酒，和爷爷一道出门去。我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去找老保长，用酒把他灌醉，套他讲出“往后的事”。
老保长住在村口，在老虎的尾巴上，一间孤零零的石头屋，以前是地主家存放棺材的寿屋，造得也同棺材一样，只有门，没有窗——仅有两孔窄小的气窗，开在东西两堵侧墙的天花板下，像个狗洞。老保长去上海吃喝嫖赌的下场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从全村最富豪有势的头人，沦为最贫落孤零的贱人，一度如猫狗一样的，吃住在寺庙里，解放后才分到这屋。
爷爷讲：“这是轧姘头最好的地方，四边无耳目，像在棺材里一样安全。”
当然也是谈论机密的好地方，敞开门大呼小叫，都不一定有人听得见。这也是爷爷和父亲所以不在家里，而是专程上门请老保长吃酒的原因，就是要“四边无耳目”。他们一定想不到，其实还有我一副耳目。屋西侧垛着一堆干柴，我爬上柴堆，气窗就在眼前，屋里每句话都送进我耳朵。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那么多事都躲不掉我的耳目，好像我有搞侦探的天才，将来可以去当大特务。
五九
“这是什么。”
“烧酒。”父亲应答老保长，“十足两斤。”
“我当然晓得这是烧酒，你们没进门我就闻到了，我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老保长自问自答，“我知道什么意思，老巫头已跟你讲了太监的事，然后你们还想听他后事，就想灌醉我，叫我酒后吐真言是吧？”
“不是的，不是的。”爷爷连声否认，感觉满脸堆着笑，“我是来谢你的，这不我下床了，没死，多亏你救我啊。我得的确实是心病，你那场话确实是最好的药水，把我从阎罗王手里要回来，今天是专门来谢你的。”
“谢我是对的。”老保长讲，“给我送酒也是对的，我最爱吃酒。”
“还有烟。”父亲递上烟，几包听不出来，我猜应该是两包。
“送烟也是对的，我也爱吃烟。”老保长讲，“但你们的想法是不对的，你们以为我吃醉酒就什么都会讲？也不想想，我吃了一生世酒，酒醉糊涂的时节多了去，可你们见我跟谁提过太监那些事？那天对你（爷爷）讲是因为看你要死了，救你命，才讲的。这些事我绝对是第一次同人讲，想必你（父亲）也没听过吧。他同你这么好，好得要被人怀疑是鸡奸犯也不对你讲，为什么？因为不能讲啊，以后你们也不能对外讲，要保证！”
“他在上海当军统特务的事有什么不能讲的，”父亲给老保长递烟，点烟，一边讲，“这我早就知道，他都当故事给我讲过。这是替国家做事，杀鬼子，杀汉奸，光荣的，有什么不能讲？窑子里的事他也同我讲过一些，只是那大婊子和女鬼佬绣字的事，我确实没有听他讲过。”
老保长的口气坚决：“你不知晓的事多着呢。”
刚才他们一直站着讲。爷爷大病一场，身体虚弱，拉出凳子先坐下，一边讲：
“所以还是想请你讲一讲啊，我们保证不会对外讲。”
“要讲可以，”老保长也坐下，“但你儿子得先讲。”
“我讲什么？”父亲笑道，“我能讲的你都知道的。”
“有不知道的。”
“哪个方面的？”
“他在哪里？现在！”老保长的口气比刚才更加坚决，给我感觉应该是瞪着眼，用手指着父亲，“你去看过他是不是？必须讲实话！”面对沉默，老保长给父亲打气，“知道就是知道，莫非你还怕我揭发他？我只是也想去看看他。我心里惦记着他呢，他是我活着唯一的惦记呢。”
父亲仍是沉默。
老保长接着讲，感觉蛮动感情的：“这村里人全死光光我都无所谓，只希望他别不得好死。如今这世道真他妈的作孽，把一个大好人糟蹋成这样，拖着老母亲四方流浪，要藏着躲着过日子。这都是小瞎子这畜生害的，要早二十几年我当着保长，必定把这畜生枪毙了。糟蹋一个好人就是罪，活该枪毙。你们不晓得他为国家立过多大功，又受过多少罪？那个罪过啊你们想不到的，生不如死啊！他是个英雄你们知道吧，只是……只是……怎么讲呢，人是有命的，他命苦，总被人糟蹋。这不，到今天还在吃苦，我真替他难过。”声音颤颤的，我怀疑他流泪了，屋里静得可以听到爷爷的喘气声。
过一会儿，老保长的精神头又起来，吊着嗓门叫爷爷：“老巫头，劝劝你儿子，知道就告诉我，我要去看他，哪怕红卫兵要我的命也要去。”
不等爷爷劝，父亲已开口：
“你放心，他都好的。”
声不响，音不高，却震耳欲聋，像雷劈。
我不知道爷爷当时的表情和心情，我是吓坏了，因为我知道这是犯法的，公安四处在寻上校，父亲隐瞒不报，可能还偷偷去看过他，这不是知法犯法吗？上校出走那天夜里，因为来过我家，这成了我们家一个炸弹，导火线就在我手上。我突然后悔来偷听，家里多了一个炸弹，我身上也多了一根导火线。
更气人的是，本来约好的，父亲讲，老保长也讲，临时他却假惺惺当好人，讲起什么狗屁大道理：
“有些事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好，知道是罪，就让它们烂在我肚皮里吧。”
这不是耍无赖嘛，气得爷爷骂他。
父亲似乎是想搞激将法，对老保长讲：“其实他后来的事我也知道，他一个手下被76号逮捕，受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把他出卖，于是被鬼子抓去湖州长兴战俘营挖煤。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是不是？”
“然后呢？”老保长问，“关键是进了鬼子战俘营怎么出来的。”
“因为他救了一个鬼子大官的命。”父亲讲。
老保长哈哈笑，是嘲笑。“你以为鬼子是新四军啊，医药水平差？告诉你鬼子的医药水平是全天下第一。”老保长讲，“一次我发高烧，连着三天神志不清，讲胡话，那些号都以为我要死了。七号可怜我，去求那大婊子，求到两粒药片，就这么丁点儿大，绿色，扁圆的，像粒被压扁的绿豆。我吃下一颗，不到半个时辰，烧眼看着退下去，像一盆炭火裸在雨天里。那个奇迹啊真像是仙丹，死人都救得活的。你想，鬼子这么好的医药水平，凭什么大官的命要他救？没脑筋的，这种鬼话也要听。”
“那你就同我们讲讲人话吧，”爷爷恶声恶气又是讨好的样相，巴巴地望着老保长，“他究竟是怎么出去的？”
“我敢讲就怕你不敢听，听了是罪知道吧。”老保长振振有词，“刚才你骂我无赖，可我是为你好，你一大家子，有老有小，身上担那么多罪，担得起吗？你比不得我，独孤孤的一人，老不死一个，天大的罪都担得起，大不了一个死，早死早了。我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死之前想去看看他，现在好了，既然你（父亲）知道，有地址，可以去了，礼物也有了。这酒我不会自己吃的，我要送给太监。”
我听着，心里不由害怕起来，像看见父亲领着老保长去看上校，公安在后面悄悄跟着。我讨厌这个棺材屋，这个下午，全是晦气，什么故事都没有听到，反而身上多了一个炸弹，夜里一定又要做噩梦了。
六十
尽管上校的“后事”悬空着，但爷爷的心头是十足踏实了的，几十年的担心、疑心被一扫而空，填进去称心、开心、放心、高兴、庆幸——怎么这么多xin音？我们口音里没有后鼻音的，“心”“兴”“幸”是一个音——总之是一种甜香味，在蜜罐里的样子。兴许是香味太过浓郁，我家屋子太小，装不下，爷爷没守住老保长的告诫，将上校跟那大婊子合配当小爹小妈的下流故事，以及被女鬼佬刺字的悲惨故事，相继一点点掏出来，拿去祠堂、小店、理发店、裁缝铺等地偷偷传。
老保长消息灵，很快找上门，骂爷爷不讲信誉。开始爷爷耍赖皮，否认讲过，后来被老保长有证有据扒下皮，只好承认，并解释他正是“要信誉”才讲的。他们当着我的面争来吵去，一个朝东，一个朝西，面对面，头冲头，像两只斗鸡，伸长脖颈，吵翻天。起初我觉得爷爷讲得有道理，后来又觉得道理在老保长身上。
东讲：“现在我是已经知晓他们不是鸡奸犯，可村里人谁知晓，他们照样在传小瞎子的瞎话。你耳朵聋了，难道没听见？”
西讲：“我就是耳朵聋了也比你听得多，这种话你一家人必定是听得少的。”
东讲：“所以你要允许我讲啊，谁能背得起这种恶名？我做梦都羞死。”
西讲：“你讲顶个屁用，你讲只会叫人笑话，人家背后都讲你在造谣言。”
东讲：“我指明是你讲的。”
西讲：“我不会承认的，我才不情愿为你得罪太监，我跟他有约定，绝对不讲这些事。”
东讲：“可小瞎子讲的是瞎话，你只要指明他在讲瞎话就好了。老保长，”爷爷少见地没叫他老流氓，因为这是恳切相求的大实话，“我们相好了一生世，你就帮帮我吧，把事实讲给大家听，好让我日后死个闭目。人言可畏啊老保长，他们要是把生米煮成熟饭，你让我把脸皮往哪里放嘛？”
“老巫头，不是我不肯帮你，”老保长讲，也是诚实的，“我为救你命都破了跟太监的约定，怎么不帮你？现在是我帮不了你。正因为我们相好一生世，大家都晓得，所以我讲是没用的，人家只会笑我吃了你烟酒，帮你造谣。你满肚子道理，难道不懂这道理？”看爷爷不响，又讲，“老巫头，我劝你把这事情放下，想开点，别管它，别整天喜鹊乌鸦地四处乱叫，叫了只会更难堪，你我都他妈的难堪。有些事你得认命，这恐怕是你命中一个劫，躲不过去就扛着吧。”
爷爷眼巴巴地望着老保长，“你帮我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法子？”
老保长为自己的一番苦心失效而失望，毅然起身走。“法子就是你咽下去！”他边走边骂，“你这人就是自私，总想着要体面，把面子当命根子。他妈的，面子顶个屁用！我当初像狗一样活着，人家太监现在也是一只丧家之犬，小瞎子是废物一个，屙屎连屁股都不会擦，不都照样活着。照你这样想，我们都该去死，就你一个人活着。”
我看到，爷爷呆若木鸡，一脸丢魂落魄的死相，好似面对一泡屎——小瞎子屙的——必须吃下去，没有退路，吓傻了。事后我看他确实是有点傻，傻到家了，有一天居然拎了一篮子玉秫，要我陪他去看瞎佬。
我说：“你不是最恨小瞎子，去他家干吗？”
他讲：“我要同他爹去讲点事。”
时间是选过的，专挑小瞎子出门瞎逛的时段。去到他家，爷爷首先向瞎佬递烟，嘘寒问暖，然后认错，承认当初骂他儿子鸡奸犯是他昏了头，搞得很丢人现眼，叫我替他害臊。我拽他衣服，想拉他走。他不识相，瞪我眼。好在瞎佬什么也看不见，他闻到新摘来的玉秫的清香，像看见一样，夸这玉秫好新鲜。爷爷讲是他早晨刚去地里摘的，一副讨好卖乖的奴才相，我恨不能朝玉秫撒泡尿。
瞎佬比我父亲小两岁，可看上去比我爷爷还老相，半头白发，胡子拉碴，一脸营养不良的菜色，衣服纽扣扣错，拖一双豁嘴的烂布鞋，穿一条沿口脱丝的破大裤衩，可怜是蛮可怜相的，只是并不让我可怜。小瞎子乱造谣，故意害我们一家，我也恨他们一家，看到瞎佬的可怜相，我心里只有高兴。
瞎佬替人算一生世命，讲话是有一套的。“我算你不是来找我算命的。”他讲，白乌珠朝上瞪着，手指头习惯地拨弄着，像在拨弄爷爷的心肠，“你该是来寻我儿子谈事的吧，他出去了，你有什么事谈吧，我回头可以转告他。”
爷爷本来有副好口才，这天却有口无才，讲得含糊其辞，支支吾吾，乱七八糟的。听好久我才明白他讲的意思，是他从多方面听闻上校肚皮上的字不是小瞎子上次用匾写出来的那句话，同时他认为小瞎子必定知晓真正的话是什么，希望瞎佬做做他儿子的工作，叫他把真话写出来。
爷爷讲：“太监从前待你不错的，别埋汰他。”
瞎佬讲：“你凭什么讲那句话不是真话。”
爷爷讲：“因为他不可能是鸡奸犯，有人亲口对我讲的。”
瞎佬讲：“谁讲的？”
我朝爷爷挥手，让他别讲。但爷爷思量一会儿，还是指出是老保长，气得我像瞎佬一样对他翻白眼，气死了。
瞎佬讲：“他嘛，你给他吃两碗烧酒女人都可以让出来，更别讲替人擦屁股。”这话已经带点攻击性，但爷爷仍是不识相，继续做他工作。
爷爷讲：“如果是那句话，太监不会灭你儿子口的。这是毛病，又不是罪行，为什么要封他口？”
瞎佬讲：“你好可笑，既然这不算什么你又干吗操心这事？这事跟你家没关系，你干吗瞎操心？”一边嘿嘿笑。
我听出这是冷笑，也听出这是正话反说，身上起鸡皮疙瘩，又去拽爷爷，要他走。爷爷再次推开我，简直傻到头，人家吐他口水，他仍旧笑颜相待。我气得不行，不管他，索性走掉，晾他去丢人现眼。所以，后来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觉得爷爷让我很丢脸，正如他从前讲过的一句话：这是去讨粪吃，脑筋长到屁眼里了。
果然，后来爷爷回来，一进家门就朝天骂：“个狗日的东西，老天有眼，叫他一辈子做瞎佬。我也真是瞎了眼，去狗嘴里寻象牙。”
我出去想对爷爷说：“你这是去讨粪吃，脑筋长到屁眼里了。”可出来看到爷爷被愤怒放大涨红的脸，吓得我不敢吱声，那样子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是要拼命的。这天我懂了一个新道理：人和兽之间，只隔着一团愤怒，像生死之间只隔着一层纸——后面这话当然是爷爷讲的。
六一
路顺着溪坎修，溪坎弯头多，路也是弯来绕去的。我说的是公路，往山里走，到砚口后路分岔两头，一头可以去到铁匠木匠的老家永康、东阳、义乌、金华，一头可以去萧山、诸暨、绍兴；往江边——富春江——走，可以去镇上、县城，乃至杭州、苏州、上海。县城在江北，我们在江南，要渡船过江。渡船一小时一轮，叫轮渡，像一个篮球场大，可以开吉普车上船。
爷爷讲，以前没有轮渡，也没有公路，这些都是日本佬搞出来的。鬼子打到杭州，当时钱塘江大桥刚修好，炸了，阻止鬼子过江。鬼子沿着江一路逆流而上，找过江的地段。到我们县城，找到了，那儿江面窄，两岸平缓，鬼子搭码头，通轮船。轮船把一辆辆坦克、一队队人马送过江，一路烧杀抢掠，往金华永康方向扑去，那边有新迁的省政府和国民党大部队。大部队打不过小鬼子，一路撤退逃跑，逃得快的去了江西，慢的只好躲进附近山里。前山海一样大，是藏伏人的好地方，几百人散漫在丛山峻岭里，偶尔出来打个伏击，骚乱一下。鬼子摸清情况后——有汉奸嘛——派来飞机，开来坦克，狂轰乱炸，把前山好些个山头烧成瘌痢头。飞机丢了炸弹就走，坦克不走，排成队，停在溪坎边，十几天不走。村里人能逃的都逃走，逃不了的躲进观德寺，求菩萨保佑。菩萨显灵，派出老和尚和鬼子小队长比武，立好规矩，赢退兵，秋毫不能犯，输则杀人烧庙。结果小鬼子输得一塌糊涂，只好退兵，寺院和躲在里面的人总算躲过一劫。
但十几天下来，村子已经被鬼子劫蹋个惨，粮食被吃光，畜生被杀光，值钱的东西被抢光——这就是爷爷时常讲的鬼子的“三光”政策。到老保长嘴里，要加一个“光”：女人被糟蹋光。我听老保长多次讲过，鬼子进村时村里女人跑个精光，但他们从外边抓来十几个女人，关在祠堂里，日里夜里**。鬼子撤走时祠堂里丢着两具女尸，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老太婆，都一丝不挂，一副被活活×死的样子。
老保长讲：“自古有定理，哭不死的孩子，累不死的男人，×不死的女人。但这两个哪是能×的女人哦，一个门还没开，一个门已关死。×这样的女人，指明鬼子不是人，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
爷爷一向不对我讲这些事，大概是怕脏着我吧。爷爷讲公路的起头，其实是鬼子坦克碾出来的，一部坦克十个汽碾子，开到哪里都留下一路辙子，来往几次一条路便成形。早先路面是夯实的泥地，坑坑洼洼，不平整，晴天干燥，人跑过，一路灰尘，雨天泥泞，粘脚板。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后，政府号召大家修路，把路面修平整，又盖一层砾子，至少雨天吸水，不粘脚。砾子是放炮从山上开采下来的，用轧石机碾碎，大小差不多，带各式颜色：大多灰色、褐色，少数白色，少少数是青石板的颜色。下雨天，各种颜色一统消失，褪色，褪成一路湿漉漉的水印子；阳光下，各种颜色被放亮，天上地上都是光，遇到风，阳光被吹淡，光亮也淡了。
爷爷每个月都要上路一次，往山里走，是去大姑、三姑家，往江边走，是去二姑家。以前，爷爷上路的日子，我就可能看到上校来我家；现在，爷爷照旧月月上路，但上校不可能上我家了。他在哪里，村里大概只有父亲一人知道——这是他亲口承认的——我倒不希望他知道。想到父亲知道上校在哪里，而且有一天会领着老保长去寻他，我心里就有一种盲目又茫然的害怕，好像公安随时会来找我审问。
胡司令抄在学校墙上的革命诗，在日晒雨淋和风吹雪打下，失消了当初鲜艳夺目的红，变得淡红而有些脏。脏是皮球印子，上体育课，我们经常把墙上的字当篮筐瞄准，投篮；下雨天，皮球湿的，脏的，嘭一声，墙上便有一个黑印子。大多数印子会被雨水洗掉、阳光晒干；也有些洗不掉，跟字一样牢牢长在墙上，看上去，便是脏。我平时不大想得起胡司令，只有看见这些字时才偶尔会想到。想到他，就会想到上校，想到父亲，想到公安民警，然后生出害怕。
我觉得我的胆量是越来越小了，不像力气，去年还背不动爷爷，现在可以把他背上楼。当然爷爷不需要我背，他也不需要上楼。我是说，我的力气这一年长了许许多，但胆量却不长反而小了，萎了，缩了，像爷爷的身子骨，那场濒临死亡的大病后，整个人小了一轮，穿的衣裤显明宽大了，背后看，衣裤四处里灌进风，飘飘忽忽的，有一种凄凉和孤独。爷爷讲，马瘦毛长，人瘦嘴大。我也发现，他的嘴巴包括眼睛都好似大了一些，似乎在配合他讲的道理的真实。好在瘦是瘦，但精神头还是不错，照旧日日出门，去祠堂门口或小店转转看看，月月上路，去女儿家享享清福，不耽误。
我照旧是天天守着几本功课书和几只兔子撞日子。我已经读初三，成绩不好也不坏，但要上高中是必须要好的、拔尖的。我料定自己上不了高中，最后一年便有些结束前的松懈和放弃，便是撞日子，像和尚撞钟，样子做到算数。甚至样子也做不足，常常编造各种理由迟到早退。进入十月份（阳历），山上的野柿子一天天由青变红，味道也由酸涩向酸甜变，等不到真正蜜甜时，它们将消失得一个不剩。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是体育，我和矮脚虎合谋扮戏，他负责受伤，我负责送他回家。我们扮得十分像，矮脚虎坐在沙坑里，抱着一只脚啊哟啊哟叫，我报告老师，然后背着他回家。一出校门他跑得比我快，我们从老虎尾巴上山，直奔老虎屁股。
村里人有忌惮，老虎屁股摸不得，没人敢去那儿动刀子，那里的树木天长日久养着，野着，原始森林一样的，树大林深，柴藤蔓生蔓长，密不透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是什么树都有。春天，我们来这里摘覆盆子，夏天摘野桃子，这季节就是野山柿。我们爬上树，轻轻摇树枝，掉下来的柿子必是熟的。如果使劲摇，生的也掉下来，这是不道德的。别以为我们是野孩子，不讲道德，祖宗定下的道德是长在我们身上的，像胎记，抹不掉的，人人得讲，尤其在老虎屁股上更要讲。什么是道德？损人利己的事可以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不能做。我们把熟柿子摇下来，吃到肚皮里，这是损人利己，可以的。如果把生柿子摇下来，猪都不要吃，只能烂掉，让苍蝇蚊子吃，这就是损人害己，不道德的。
我们来早了，只掉下来几个柿子，吃了舌头像被砂纸磨过一样的麻木，说明它并没有熟透。我们约好过两天再来。回家的路上，在关帝庙附近，我们意外撞到小瞎子，他对我们呜里哇啦一通叫。鬼知道他在叫什么，但从表情看我感觉到他心底很高兴。我心想难道他刚才去关帝庙里认罪，得到关公原谅，答应给他治病了？但又想怎么可能，关公像已被捣毁——正是他带头捣毁的——谁给他治病？他的病只有下到阴曹地府才能治。这是爷爷和老保长一致认定的，两人很少意见统一，对这件事却一口咬定，从不改口，铁铸似的。我最后想，他高兴大概是在庙里捡到了点吃的吧。
爷爷讲：“寺庙嘛，再破总有人去拜的，哪怕叫花子也有三个搭子。”
这一年多来小瞎子家已穷得叮当响，钱都花在他看病上，病看不好，家眼看着败了，一日三顿都凑不齐，经常饿肚皮。肚皮是不要面子的，只要有的吃，管它是什么。现在他经常去观德寺偷祭物吃，谁家挂在窗前檐下的腌肉笋干也要偷，甚至剩菜剩饭也要偷。如果他能爬树，山上的野果子一定轮不到我们。饥肠辘辘的肚皮让他对食物产生了像前山一样海深的感情，如果能在关帝庙捡到一些食物吃，他一定是高兴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这么高兴。
回到家，母亲已经烧好饭菜，端上桌，冒着热气，却没有一个人吃。爷爷坐在东厢房的门前吃烟，父亲低头立在西厢房前，也是吃烟，中间隔着整个天井。我从他们寒风凛冽的脸上看出，感觉到，他们都在吃苦，中间隔着一个苦大仇深的世界，吓得我不敢往前走——踏入天井——好像天井里盛满苦水、血水，刀光剑影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夜里睡觉前才知道，上校被公安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