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六二
从我们村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秦坞的小村庄，我大姑就嫁到那村庄里。从秦坞再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骆村的大村庄，我三姑家就在那儿。每年春节，我都要跟爷爷去几个姑姑家拜年，三姑家是我最不爱去的，因为太远。不爱去也得去，这是礼数。去多了，我对这些村庄都有些了解，比如骆村为什么叫骆村，是村里人都姓骆吗？不是的。骆村跟骆驼有关，意思是这地方缺水，村里人像骆驼一样，要四处寻水吃。这儿没有大源溪，只有两条山涧小溪，经常断流，冬天几乎勺不到一碗水。所以，这儿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挖一个水窖，储水的。
爷爷讲，骆村缺水跟这儿的山矮有关。其实这儿都没有山，只有一支岭，叫蚂蟥岭，意思是它像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好似还可以拉长，上去后一时下不来的，样子和性子都类似蚂蟥。蚂蟥不像蚊虫和其他虫子，叮在身上，人动一下就开溜，警觉得很。蚂蟥是个笨蛋，癞皮狗，叮上身，你扯不下来的，扯下来得有耐心和窍门，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的，它才会松口，溜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岭的当，不吃饱饭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瘪了，还只是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
细长的蚂蟥岭卧在像大海一样的丛山峻岭里，像一条海峡，很合适当边界，岭背便是界线，这边是我们县，那边是邻县萧山。下了山，是萧山的小陈村，捂在山坳里；走出山坳是大陈村，那儿已是杭嘉湖平原散落的一角。平原上的村庄可以无限止扩大，大陈村居然比我们村庄还大一倍，有近万人，大概也是我们省里最大的村庄吧——我不知道，是爷爷这么讲的。
爷爷讲：“人多好藏人，好像树叶藏在树叶里，最难找。”
上校聪明绝顶，怎么可能不懂这道理？他就藏在大陈村，和老母亲一起落脚在当地一个老庙里，庙里的大和尚是他母亲在普陀山修行时相识的。大和尚背上长一个瘤子，活的，年年在长个儿，已经大得像一只老太婆的瘪**，耷拉下来，走路晃荡晃荡的。天大地大，上校哪儿不去，偏投奔这儿，正是得知这情况，他可以帮大和尚驱病消灾，建立交情，然后留下来。
这里，我们的公安管不到，大街上没有通缉他的头像，没人知晓他是罪犯。一年多来，他天天晨早傍晚扫地，白天夜里陪母亲念经，念经的水平已追上大和尚。他甚至已经学会一口地道的萧山话，剃一个光头，穿一身僧服，没人看得清他的来历，也没人去看去想。他在这里像在我们村里，照样是好人缘，大家尊敬，上下欢喜，以致那天我们的公安去抓他们母子俩时，和尚结集起来，拦在门口，不准公安带人走。最后是上校，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劝散和尚，公安才把他们押上吉普车。
吉普车翻过蚂蟥岭，往县城开，中途必经我们村。经过时，公安把车停在祠堂门口，押着上校，许他回家十分钟，拿取即将坐牢必备的东西。那时我正和矮脚虎一起在老虎屁股上摇柿子吃呢，所以没见着，而多数人是见着了，没见着的人也很快听着了。父亲、爷爷、老保长，包括小瞎子都是亲眼见着的。
爷爷讲：“他白了，胖了，光一个头，一身和尚穿扮，看上去真像一个和尚。”
但其实已是一个被抓捕归案的罪犯，双手被手铐铐着，步步被公安押着，不准同任何人讲话，没有一点自由。父亲想凑上去同他讲句话，被公安一把推开；小瞎子跳到他面前，想吐他口水，也被公安挡开并训斥。公安押着他，也保护他，像管着公家的一头水牛。他母亲一直没下车，埋着头，在小心翼翼地抽泣，不敢哭，哭出声，公安就骂，要她闭嘴。你看不到她脸，只看到一头蓬乱的白发和半身黑衣裳，埋伏在前座的靠背后，随着抽泣在索索发抖，像一只关在笼里等着宰杀的白头黑羊。有人看见，她手也是被铐牢的，银色的手铐，从黑的袖子里露出一半，像戴着银手镯。
这天晚上全村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公安是怎么发现上校的？爷爷怀疑是老保长透露的风声，因为父亲带他去看过上校。
爷爷讲：“他这个嘴，吃醉酒，肠子都要吐出来。”
父亲讲：“这我不信，上校身上绣字的事就是例子。”
爷爷讲：“倒也是，二十多年他一个字都没吐过。”
父亲讲：“上校的事你杀他头他都不会松一次口。”
爷爷问：“那你还跟谁讲过？”
父亲嚷：“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爷爷讲：“你嚷什么，怕人家听不见？跟你讲，你还是要装着不知道，公安要知道你知情不报也会把你抓进去的。他妈不就是例子，为什么抓她？她犯的是包庇罪，包庇罪犯也是罪行知道不？”
他们在前堂里讲着，我躺在厢房里的床上听着、想着。尽管他们谁都没提到，尽管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脑海里总浮现一个情景：村里人成群结队从弄堂出来，聚在祠堂门口，把吉普车团团围住，等着上校回来车上……当上校回来时，大家的目光都没看他脸，而是盯着他的小肚皮，希望用目光扒下他裤子……这不是说大家不同情他，要看他笑话，而是大家都首先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自己就是例子，听说公安把他当一头水牛一样押着、管着，我顿时对公安生出一种恨，同时我又想叫公安扒下他裤子，让我看看他肚皮上到底绣着什么字。我徒劳地想着他的肚皮、肚皮，以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窗外，风有气无力地吹着，我被纷乱的空想弄得精疲力尽，以致没有力气睡着。
六三
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公安抓他时比较意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庙里的东西他什么都没带——正因两手空空，他才说服公安准许他回一趟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要趁机给父亲递话，去收养他的猫。但明的不能讲，公安禁止。于是他盘着父亲的心思布局，先埋下暗号，在屋门口随意丢一条专给猫汰浴的毛巾，然后不关院门。他盘算，父亲只要看他家院门没关好，一定会进院门去看看，然后看到毛巾，想到猫。后来临时冒出小瞎子吐他口水的事，他趁机设计，连骂小瞎子几声：“畜生！畜生！”而眼睛死死看着父亲。父亲当即明白，是在提醒他猫的事，回头就去上校屋里看。
开始父亲以为猫已被上校带回家，看到毛巾，看不到猫，知道猫还在庙里。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出发去大陈村，领回两只猫，挑回一担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东西存在上校屋里，猫被父亲带回家里。从此我家又多出两张刁嘴，我吃鱼鲞的机会被大打折扣。如果说上校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首先就是这两只猫，然后才是他神神叨叨的老母亲。不过老太婆倒是怪可怜的，她对观音菩萨这么好，菩萨却不顾念她，不报答她，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让她去坐牢。
猫的事刚平顺，父亲便约老保长陪他去县城看上校。
老保长因为赌博经常进出公安局，反倒认得公安局里一个管后勤的干部，沾点亲故关系的。干部待人客气，请他们到办公室坐沙发，泡茶递烟，礼数周到。但讲到具体事情——要会上校——他一通摇头，老师一样，上课一样，给他们讲一番大道理，大道理扣着铁面无私的纪律，叫他们死透心。两人铩羽而归，一路攒满疲惫和懊丧。我看见父亲进门时脸色青得像一叶菜，回家就上楼睡觉，夜饭都没吃。爷爷留老保长吃夜饭，拿出烧酒，存心要探听情况。
老保长长了见识，要传播，加上烧酒，在饭桌上大肆宣扬，毫无保留。
“今天我当了一回小学生。”老保长开讲，“同样是犯罪，以前我只知晓分轻重，不晓得还分门类。门类分民事和刑事两路，像赌博嫖娼、偷鸡摸狗、腐化堕落，哪怕打架斗殴只要不伤人，不见血，都算民事犯罪。民事犯罪关派出所，有熟人可以探访。太监伤了人，犯的是刑事罪，关的是牢房，判刑前不准任何人探访。加上他伤的人是红卫兵，加上潜逃一年多，加上从前历史问题，罪行一级级加，太监已被列入重犯名单，保不准要判死刑。”
爷爷不是无知识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伤归伤，命归命，一条条数出来跟老保长摆事实，讲道理，认定上校不是死罪。老保长讲，现在是造反派当道保不准的。爷爷讲，死罪必须死人，这是国家保证的。老保长讲，你又不代表国家，能保证个屁。爷爷讲我保证顶多判无期徒刑；老保长讲无期徒刑还不如死；爷爷讲好死不如赖活；老保长讲活在监狱里哪能叫活？那叫活受罪；爷爷讲人生无常苦有常，做人就是活受罪；老保长讲对于我只要有烟抽有酒吃，快活如神仙呢……两人一人一路，话赶话，路岔路，最后不知岔到哪里去。这也是老人容易犯的错误。
爷爷讲：“年轻人容易心碎，老人容易嘴碎。”
但这时节父亲哪受得了他们嘴碎，还快乐如神仙！气得他跳下床，探出窗，往楼下扔鞋子，骂娘。老保长自知理亏，连扇自己两个巴掌，把酒泼在地上，灰溜溜走掉。我看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看到的是他碎掉的心。父亲本是闷葫芦一个，心思重，嘴巴紧，从此变得更闷，几乎不跟人言语，只跟猫讲话。每次看他跟猫讲话，我心里总是辛酸叽叽的，想他是不是心也碎掉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看到祠堂门口聚一堆人在看什么——肯定是大字报。谁写的大字报？我马上想到小瞎子。他会写什么？一定又是关于上校鸡奸什么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在反击他，他也不可能甘心认输，现在上校被抓捕归案，时机大好，趁热打铁，痛打落水狗。这么想着我就不敢往那边走。我不想自讨没趣，虽然我敢肯定他在胡说八道，但大多数人都爱听胡说八道，不爱听真话。谁说的？老师说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爷爷讲：“一个字，一盏灯。”
村里多数人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心里乌漆麻黑。跟这些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所以尽管爷爷反复讲了那么多上校不是鸡奸犯的真事，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这儿：人们爱听瞎话，不爱听真话，正如大家互相不叫名字，爱叫绰号一样。
我埋头走着，恨不得飞过去，却被矮脚虎发现。他兴冲冲朝我跑过来，乌鸦一样，大声向我叫：
“快来看，公安局出通知了，上校是大汉奸，不是鸡奸犯。”
不是鸡奸犯？乌鸦原来是喜鹊。我这才过去看，一张洋白纸，一手黑色毛笔字，每个字我都认得，每句话都写得考究，文绉绉又威风凛凛的：
公告
据悉贵村盛传反革命分子蒋正南（绰号太监）小腹有文身，内容指其为鸡奸犯。现经查明文身系真，内容为假。真实内容指明他是日本鬼子的大走狗！大汉奸！望大家端正视听，勿以讹传讹，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当作一个笑柄，丧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特此公告。
伟大领袖**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下面盖的果然是县公安局的大红图章，落的是前一天的日期。
我从头到脚反复看几遍，感觉每个字都像是被念过咒，有魔力的，吸着我目光，戳着我心尖。我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高兴也有疑惑，甚至有担忧，但总的是高兴、开心、庆幸，压倒性的——又是那么多xin！你知道，鸡奸犯的事害得我们一家人难受死，像得了某种丢人的暗病，说不清道不白：说是越描越黑，沉默不说是承认事实。我因此自卑得不行，像身后拖着一根大尾巴，时刻怕同学来揪、来踩。爷爷给我备一把三角刀，专门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坏蛋，保护我和全家尊严。现在尾巴叫这公告彻底割断，我因羞耻而担惊受怕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啦！
六四
我的心情也是全家人的心情，尤其爷爷，特意杀一只鸡，张罗出一桌酒菜，犒劳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只鸡香喷喷、油汪汪、满当当地盛在陶钵里，大张旗鼓地展示着我们心里那么多的xin。呃，xin就甭提了，满得溢出来，连上校的两只猫都闻得见，尝得到，挺立着尾巴在天井里美美地享受着两份鱼头和鱼尾巴——它们不吃鸡肉，但在这个大喜之日，爷爷怎么会亏待它们？
好啦，别xin啦，说说疑惑吧：上校怎么一下变成大汉奸了？那公告上讲他小腹确有“文身”，那么到底文着什么字？还有，公安干吗要特意来贴这个公告？好像专门要对我们家行好，为什么？
父亲关心前面的问题，但答不了；爷爷关心后面的问题，并一语道破。
爷爷讲：“这不明摆的，是上校（难得不叫太监）在帮你，当然也是帮他自己。你去大陈村看他时一定同他讲过小瞎子贴大字报的事吧？”看父亲点头，接着讲，“这显明对他对你和我们一家人都是泼粪，多污秽！多丢人！哪怕不为你着想，他也得为自个儿想，一定要澄清这事实。怎么澄清？口说无凭，用公告白纸黑字来讲最好。”
父亲问：“公安干吗要听他的？”
爷爷答：“你还不了解他嘛，他是多聪明的人，他要做的事哪有做不了的？再讲这也并非什么难事，要是我也想得到法子，很简单嘛，你公安不是要审问我？好，我讲，什么都可以讲，但有个条件，你们要帮我澄清一个事实。对公安来讲，这不就是写张东西，叫摩托车跑一趟而已，干吗不应他？”
我觉得爷爷讲得有道理。
以我对上校的认识，哪怕不为自己，只为父亲他也笃定会这样做，他们兄弟一生世，他又是那么讲情义的，怎么可能让父亲陪他背这个黑锅？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爷爷是世面上最有见地的老人，父亲——怎么讲？只能讲他的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依然没几句话。相比，爷爷连讲带笑喜洋洋的，配这个喜滋滋的日子，配得合榫合卯，无缝无隙。平时爷爷老眼昏花，眼光是黯淡的，这天却泛出一轮轮光波，把我罩进去又照出来。
天凉好个秋，天高气爽，蚊蝇差不多死光，阴沟里的臭气也收光，天井迎来一年里最好的时光。吃过夜饭，我和爷爷享受着这好时光，坐在天井里聊天，一边剥着玉秫——明早煮粥用的。父亲是不聊天的，至少不跟我们聊天，他给两只猫汰浴：一黑一白，在银亮的月光下，黑的更黑，白的更白，喵喵地叫，有一股妖气和怨气，跟这个夜晚是不配的。玉秫剥落后，空芯子堆起来，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谷物的草香，和这个夜晚是配的。这种日子从前上校是经历过的，以后大概是经历不了了。
爷爷曾认定上校不会判死罪——因为没杀人——但现在，加上一个汉奸罪，奸得什么程度，不知道，就不好下判断。爷爷讲，鬼子投降那年，汉奸是排成队被一批批枪毙的，枪毙作废的子弹壳，在刑场上随地捡。村里有人就拿捡来的子弹壳用锉刀磨一眼孔，做哨子，吹出来的哨音尖锋得很，吓麻雀贼灵光。这季节你去稻田菜地，四处会瞧见稻草人，小丑一样招摇立着，干吗？吓麻雀。
爷爷讲，麻雀灰不溜秋，一副贼相，贪吃，是农民的天敌，赶不尽，杀不绝；燕子一身漆黑，一副忠诚相，是农民的长工，所以家家户户留它们在屋檐下作窠。自古，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长工，所以对长工是要待好的。
六五
自贴出公告后，好似公安局在我们村里凿通一个窗洞，风来雨来，不时传来上校一缕缕音讯，众说纷纭的，如一锅热粥，四处冒泡，稀里糊涂，见不着个底，你不知道信谁不信谁。一种说法，上校骨头刚硬，在铁皮牢屋里被连吊几夜，肋排骨被打断几根，就是死不开口，宁死不屈。一种说法，上校当过军统特务，有本事对付公安，轻松耍花招，把公安蒙在鼓里，根本没挨打。一种说法，公安从省里请来专家，专家带来药，药无色无味，掺进白开水，上校喝下去，不过十分钟换一个人，问什么讲什么，一五一十全交代。种种说法都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没威信。
对上校肚皮上的字也是这样，大家好像猜谜语，什么都不顾忌，乱猜，一下猜出多个底本，诸如：我是皇军一条狗；皇军万岁；皇军大大的好；我是汉奸我该死；太监是假汉奸是真，等等。好像在猜一句鬼话，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种说法，说那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的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图。
爷爷几次约老保长讨教，老保长一律答复：都是胡说八道。
直到一天，村里有人打架，派出所来人处理，聊起上校，撂下一个说法，有权威性，很快传开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压下去，一枝独秀。这说法不关上校有没有挨打或吃药：这是过程，可能也是秘密，人家不讲。人家只讲明结果：上校已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为什么害他？因为他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字；什么字？是一句下流话；什么下流话？这不能讲，因为太下流，开不了口——有些话太脏，毒药似的，人是不能碰的，碰了脏你嘴，毒你心。关键，这个不是下流的问题，而是汉奸的问题：那句下流话像句口号似的，彻头彻尾指明上校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爷爷讲：“收音机里看不见人，玻璃柜里藏不了人。”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讲话要见芯子。
你说话光露一个把子，不露芯子，就别怪人家编鬼话，瞎猜。一时间，村里编出各式各样的下流话，贴在上校肚皮上。那个下流啊，真是下得脱底，流得满地都是，反正不是**杆子就是阴×洞子，精赤赤的，淫荡荡的，不留一片布丝。我每次听到都起鸡皮疙瘩，真正尝到什么是“毒药似的脏”，别说嘴巴子不敢碰，耳朵根也不敢。毕竟我才十六虚岁，用爷爷的话讲：刚出**毛，面皮子薄。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老保长闯进来，喝得醉醺醺的，进门就吆喝，讨烟抽。爷爷递给他烟，取笑他：怎么有人请你吃酒不送你烟？他拍拍裤袋讲，烟在这儿，整包的。爷爷讲，那该你请我抽。他讲，好，那就你来讲故事。爷爷问什么故事，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爷爷一通笑，嘲弄他，“上次送你两斤烧酒你都诓我，毛都没让我见着一根，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该不是又想诓我？”
老保长讲：“上次诓你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不准讲，讲了对他不尊敬。今天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约定就取消了。你没听见嘛，全村人都在讲他的故事，下流得要淹死人，可那都是他妈的瞎扯淡。今天我讲是为了尊敬他，是要叫人别乱嚼舌。”一边冲楼上嚷，叫父亲一起来听，接着对爷爷讲，“今天我讲的事你可以四方八远讲，去堵堵那些烂舌根，叫他们知晓什么是真的。”
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选好位置，摆好凳子。本来这季节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但他们选在前堂，目的是不想吵着人；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事太过那个吧，不合适其他人听，尤其是我。可我是笃定要听的，远远的棺材屋我都要跟去听，何况送上门来的。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老保长喝足酒，嗓门大，兴许母亲和大哥在楼上都听得到。尽管父亲和爷爷多次劝他小声点，可小一会儿又会变大，没用的。
爷爷讲，酒鬼嗓门大，死鬼乌珠大。这话一点不假。
六六
上次讲到哪儿了——在父亲提醒下，老保长从上校被鬼子抓去战俘营开始讲——对，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年我一共去上海四次，最后一次是过完冬至节去的。去了以后就听闻太监出事了，被手下出卖，抓起来，关在湖州长兴的战俘营挖煤。那时间我跟他交情很深，人家落难，我当然要去看他。原想回家中途改个道，从苏州下火车，走太湖去看他。可一打听，去不了，时机不对，大冬天，太湖结冰，轮船不开。走杭州也不行，那时杭州到湖州还没开通火车，也没公交车，主要交通工具是脚：人脚、马脚。我那时手头有钱，包个马车不在话下。但马车也不行，天寒地冻的，马去哪里找草吃？自带干草？那么路远迢迢，车子还不够装草料呢。行不通，只有等来年再讲。
过了年，三月底，春暖花开，田头路边的青草跟庄稼一样盛，马可以上路了，我就出门了。先坐船到杭州，在客栈过一夜，雇好马车，第二天清早上路，天黑赶到长兴县城。战俘营在牛头山一带，从县城过去马车还得几小时，到地方还得寻地点，到地点还得寻人。总之紧赶慢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算熬出头，寻到人。不是太监本人，是管太监的人，牢头。战俘营属鬼子管，其实又没几个鬼子，管事的大多是中国人，汉奸，见钱眼开的。我寻到一个管事的牢头，送他两块银圆，他眼睛亮得！恨不得要造出一个太监给我。
是的，太监走掉啦，就在我去前一个月，春节前，有人开来小轿车把他接走啦。牢头看我是有钱人，对我客气，给我泡茶，陪我在工棚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天。他告诉我，来接他的人一副大派头，穿一身西装革履，戴一顶黑毡帽，拿出来的证件是南京鬼子司令部发的，汽车挂的也是鬼子的军牌照。开始我的想法跟你（父亲）一样，以为太监是被人接去行医，他在上海开过诊所，名声在外，人家慕名而来，是要他去救命——这样的话，太监应该还要回来。牢头讲，这阵势是去天堂的，死了都不会回来了。那天堂在哪里？不知道，去干吗也不知道，总之很机密。牢头是个小喽啰，只管着地狱，天上的事够不着。
后来我到上海，七号告诉我，太监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我问他去北平干吗，她反问我，他还能干吗？除了他那个“狮头核桃壳”。原来那大婊子又把他卖了，当然本意可能也是为他好，想救他。能把一个战俘从牢里救出来，我想得是什么人物啊。七号报了一个人名，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听闻过。我哪儿听过，听过也记不得。我只记得什么号，名字听了也记不牢。日本佬的名字怪，女的都叫什么子，男的都叫什么郎什么村，长长一串难记得很。七号讲她本是中国人，打小过继给日本人，才起个日本名。她继父可是个通天的大人物，汪精卫见了都要对他点头哈腰，端茶递水。就这样，因着继父的权势，加上人聪明漂亮能干，吃得开，吃得香，她在鬼子圈内可以上下通吃，杀人救人都是一两句话，稀松平常得很。
我无法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有一次七号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她照片，长得真蛮漂亮，瓜子脸，水蛇腰，穿扮洋派，面容端正。我想，太监这回沾着了，这模样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个坏人。可实际，是个坏到底的大汉奸、女流氓。七号讲——当然七号也是听那大婊子讲的——她每天都少不得男人，甚至跟干爹、继父都上床，猪狗不如。她玩的男人要用火车装，飞机运，但尝过太监那“核桃壳”的滋味后，其他男人一概不要了。她把太监当宠物养起来，高围墙，大花园，一堆佣工，好吃好喝，什么都有，就是没自由，出门有保镖盯着，回家有狼狗看着。这日子过个十天半月，那是神仙，过久了就是坐牢。关键，她是出名出头的大汉奸，本是太监要除杀的对象，现在却成了她玩物。这是让太监最难过的，日后怎么跟国家交代嘛？
“他应该趁机把她杀了。”爷爷突然冒一句。
“就你聪明。”老保长用一种谴责的口气顶撞爷爷，“人家不是吃素的，人家吃的味精比你吃的盐还多，轮不到你来聪明。她知晓太监以前是军统特务，防着他，一到手就给他盖印章，把自己名字盖在他肚皮上。你们晓得，你家外孙（表哥）就见过，太监肚皮上本是被那些女鬼佬绣过字的，上面是一行大字，下面是一个箭头，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心，她就在空心处添上自己名字，拍好照，照片锁在保险柜里。这样你杀她也没毬用场，照片是证据，他们相好过，你太监×她又杀她，外人多半会想这是情场上的屁事，不会是国家大事。后来太监吃的就是这苦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这是后话。”
话讲回来——老保长吃口茶，接着讲——当时太监还有好的盼头，想有朝一日跟组织接上头，可以利用她搞情报。当初他在上海跟那些女鬼佬鬼混就是这样，利用她们搞情报。现在只要接上组织他就可以打到大老虎，干吗不试试看？人就这样的，往回看什么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但往前看诸葛亮也要被气死。太监想得美好，可下场不好，一年多下来都接头不上组织。他组织在上海，北京人生地不熟，又时刻被人看着管着，哪容易接上组织？接不上组织，做不成事，他就成了那女人私养的一条狗，女人是大汉奸，他就是大汉奸的走狗，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刑，关在北京一座监狱里。
讲到这里老保长停下来，问父亲：“他在北京坐牢这历史你知晓吗？”父亲没出声，大概是在摇头。他接着讲，“是的，这历史污脏，他一向对人瞒着，可这回我听闻他主动对公安交代了，所以我怀疑公安真的给他上了药，否则他死不会讲的。”
“我了解他后来又回国民党部队去当了军医。”父亲讲，“坐牢怎么当军医？”
“照你这么讲他后来又怎么能去当解放军、志愿军呢？”老保长反问父亲，“事情在变的嘛。他妈的他这辈子简直跟牢房结了仇，之前坐过日本佬的牢，之后坐过国民党的牢，马上又要去坐**的牢，不知这一次还能不能出得来。”长叹一口气，带出一个响嗝，“事情就是这样的，日本佬投降后他被判汉奸罪关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是归国民党中统管的监狱。中统军统是对家，也是一家，反正都是特务机关。这些我后来都是搞清爽了的，因为有一天我被军统抓去审问了。”
我本来是靠在床上听的，后来老保长去猪圈撒泡尿回来，入座前拉一下椅子，一下改变朝向，有些话我听不大清楚，只好下床，坐在爷爷的躺椅上听。我把躺椅拉到门背后，再把门稍稍稀开一条缝，比刚才听得更清楚。
这是个月黑之夜，月黑生风，风从门缝里一缕缕切进来，吹到身上已经有些凉意。椅子上搭着一条棉毛薄毯，爷爷有老寒腿，经常拿它捂膝盖和小腿，毯子上附着爷爷的体味和脚气。我是在爷爷的脚气中长大的，小时候我总要抱着爷爷的脚才睡得着，现在抱着毯子，感觉又抱着爷爷的脚，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
六二
从我们村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秦坞的小村庄，我大姑就嫁到那村庄里。从秦坞再往山里走十几里，是一个叫骆村的大村庄，我三姑家就在那儿。每年春节，我都要跟爷爷去几个姑姑家拜年，三姑家是我最不爱去的，因为太远。不爱去也得去，这是礼数。去多了，我对这些村庄都有些了解，比如骆村为什么叫骆村，是村里人都姓骆吗？不是的。骆村跟骆驼有关，意思是这地方缺水，村里人像骆驼一样，要四处寻水吃。这儿没有大源溪，只有两条山涧小溪，经常断流，冬天几乎勺不到一碗水。所以，这儿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挖一个水窖，储水的。
爷爷讲，骆村缺水跟这儿的山矮有关。其实这儿都没有山，只有一支岭，叫蚂蟥岭，意思是它像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好似还可以拉长，上去后一时下不来的，样子和性子都类似蚂蟥。蚂蟥不像蚊虫和其他虫子，叮在身上，人动一下就开溜，警觉得很。蚂蟥是个笨蛋，癞皮狗，叮上身，你扯不下来的，扯下来得有耐心和窍门，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的，它才会松口，溜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岭的当，不吃饱饭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瘪了，还只是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
细长的蚂蟥岭卧在像大海一样的丛山峻岭里，像一条海峡，很合适当边界，岭背便是界线，这边是我们县，那边是邻县萧山。下了山，是萧山的小陈村，捂在山坳里；走出山坳是大陈村，那儿已是杭嘉湖平原散落的一角。平原上的村庄可以无限止扩大，大陈村居然比我们村庄还大一倍，有近万人，大概也是我们省里最大的村庄吧——我不知道，是爷爷这么讲的。
爷爷讲：“人多好藏人，好像树叶藏在树叶里，最难找。”
上校聪明绝顶，怎么可能不懂这道理？他就藏在大陈村，和老母亲一起落脚在当地一个老庙里，庙里的大和尚是他母亲在普陀山修行时相识的。大和尚背上长一个瘤子，活的，年年在长个儿，已经大得像一只老太婆的瘪**，耷拉下来，走路晃荡晃荡的。天大地大，上校哪儿不去，偏投奔这儿，正是得知这情况，他可以帮大和尚驱病消灾，建立交情，然后留下来。
这里，我们的公安管不到，大街上没有通缉他的头像，没人知晓他是罪犯。一年多来，他天天晨早傍晚扫地，白天夜里陪母亲念经，念经的水平已追上大和尚。他甚至已经学会一口地道的萧山话，剃一个光头，穿一身僧服，没人看得清他的来历，也没人去看去想。他在这里像在我们村里，照样是好人缘，大家尊敬，上下欢喜，以致那天我们的公安去抓他们母子俩时，和尚结集起来，拦在门口，不准公安带人走。最后是上校，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劝散和尚，公安才把他们押上吉普车。
吉普车翻过蚂蟥岭，往县城开，中途必经我们村。经过时，公安把车停在祠堂门口，押着上校，许他回家十分钟，拿取即将坐牢必备的东西。那时我正和矮脚虎一起在老虎屁股上摇柿子吃呢，所以没见着，而多数人是见着了，没见着的人也很快听着了。父亲、爷爷、老保长，包括小瞎子都是亲眼见着的。
爷爷讲：“他白了，胖了，光一个头，一身和尚穿扮，看上去真像一个和尚。”
但其实已是一个被抓捕归案的罪犯，双手被手铐铐着，步步被公安押着，不准同任何人讲话，没有一点自由。父亲想凑上去同他讲句话，被公安一把推开；小瞎子跳到他面前，想吐他口水，也被公安挡开并训斥。公安押着他，也保护他，像管着公家的一头水牛。他母亲一直没下车，埋着头，在小心翼翼地抽泣，不敢哭，哭出声，公安就骂，要她闭嘴。你看不到她脸，只看到一头蓬乱的白发和半身黑衣裳，埋伏在前座的靠背后，随着抽泣在索索发抖，像一只关在笼里等着宰杀的白头黑羊。有人看见，她手也是被铐牢的，银色的手铐，从黑的袖子里露出一半，像戴着银手镯。
这天晚上全村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公安是怎么发现上校的？爷爷怀疑是老保长透露的风声，因为父亲带他去看过上校。
爷爷讲：“他这个嘴，吃醉酒，肠子都要吐出来。”
父亲讲：“这我不信，上校身上绣字的事就是例子。”
爷爷讲：“倒也是，二十多年他一个字都没吐过。”
父亲讲：“上校的事你杀他头他都不会松一次口。”
爷爷问：“那你还跟谁讲过？”
父亲嚷：“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
爷爷讲：“你嚷什么，怕人家听不见？跟你讲，你还是要装着不知道，公安要知道你知情不报也会把你抓进去的。他妈不就是例子，为什么抓她？她犯的是包庇罪，包庇罪犯也是罪行知道不？”
他们在前堂里讲着，我躺在厢房里的床上听着、想着。尽管他们谁都没提到，尽管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脑海里总浮现一个情景：村里人成群结队从弄堂出来，聚在祠堂门口，把吉普车团团围住，等着上校回来车上……当上校回来时，大家的目光都没看他脸，而是盯着他的小肚皮，希望用目光扒下他裤子……这不是说大家不同情他，要看他笑话，而是大家都首先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自己就是例子，听说公安把他当一头水牛一样押着、管着，我顿时对公安生出一种恨，同时我又想叫公安扒下他裤子，让我看看他肚皮上到底绣着什么字。我徒劳地想着他的肚皮、肚皮，以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窗外，风有气无力地吹着，我被纷乱的空想弄得精疲力尽，以致没有力气睡着。
六三
上校的聪明体现在四四面面，公安抓他时比较意外，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庙里的东西他什么都没带——正因两手空空，他才说服公安准许他回一趟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要趁机给父亲递话，去收养他的猫。但明的不能讲，公安禁止。于是他盘着父亲的心思布局，先埋下暗号，在屋门口随意丢一条专给猫汰浴的毛巾，然后不关院门。他盘算，父亲只要看他家院门没关好，一定会进院门去看看，然后看到毛巾，想到猫。后来临时冒出小瞎子吐他口水的事，他趁机设计，连骂小瞎子几声：“畜生！畜生！”而眼睛死死看着父亲。父亲当即明白，是在提醒他猫的事，回头就去上校屋里看。
开始父亲以为猫已被上校带回家，看到毛巾，看不到猫，知道猫还在庙里。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出发去大陈村，领回两只猫，挑回一担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东西存在上校屋里，猫被父亲带回家里。从此我家又多出两张刁嘴，我吃鱼鲞的机会被大打折扣。如果说上校有什么东西让我讨厌，首先就是这两只猫，然后才是他神神叨叨的老母亲。不过老太婆倒是怪可怜的，她对观音菩萨这么好，菩萨却不顾念她，不报答她，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让她去坐牢。
猫的事刚平顺，父亲便约老保长陪他去县城看上校。
老保长因为赌博经常进出公安局，反倒认得公安局里一个管后勤的干部，沾点亲故关系的。干部待人客气，请他们到办公室坐沙发，泡茶递烟，礼数周到。但讲到具体事情——要会上校——他一通摇头，老师一样，上课一样，给他们讲一番大道理，大道理扣着铁面无私的纪律，叫他们死透心。两人铩羽而归，一路攒满疲惫和懊丧。我看见父亲进门时脸色青得像一叶菜，回家就上楼睡觉，夜饭都没吃。爷爷留老保长吃夜饭，拿出烧酒，存心要探听情况。
老保长长了见识，要传播，加上烧酒，在饭桌上大肆宣扬，毫无保留。
“今天我当了一回小学生。”老保长开讲，“同样是犯罪，以前我只知晓分轻重，不晓得还分门类。门类分民事和刑事两路，像赌博嫖娼、偷鸡摸狗、腐化堕落，哪怕打架斗殴只要不伤人，不见血，都算民事犯罪。民事犯罪关派出所，有熟人可以探访。太监伤了人，犯的是刑事罪，关的是牢房，判刑前不准任何人探访。加上他伤的人是红卫兵，加上潜逃一年多，加上从前历史问题，罪行一级级加，太监已被列入重犯名单，保不准要判死刑。”
爷爷不是无知识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伤归伤，命归命，一条条数出来跟老保长摆事实，讲道理，认定上校不是死罪。老保长讲，现在是造反派当道保不准的。爷爷讲，死罪必须死人，这是国家保证的。老保长讲，你又不代表国家，能保证个屁。爷爷讲我保证顶多判无期徒刑；老保长讲无期徒刑还不如死；爷爷讲好死不如赖活；老保长讲活在监狱里哪能叫活？那叫活受罪；爷爷讲人生无常苦有常，做人就是活受罪；老保长讲对于我只要有烟抽有酒吃，快活如神仙呢……两人一人一路，话赶话，路岔路，最后不知岔到哪里去。这也是老人容易犯的错误。
爷爷讲：“年轻人容易心碎，老人容易嘴碎。”
但这时节父亲哪受得了他们嘴碎，还快乐如神仙！气得他跳下床，探出窗，往楼下扔鞋子，骂娘。老保长自知理亏，连扇自己两个巴掌，把酒泼在地上，灰溜溜走掉。我看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看到的是他碎掉的心。父亲本是闷葫芦一个，心思重，嘴巴紧，从此变得更闷，几乎不跟人言语，只跟猫讲话。每次看他跟猫讲话，我心里总是辛酸叽叽的，想他是不是心也碎掉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老远看到祠堂门口聚一堆人在看什么——肯定是大字报。谁写的大字报？我马上想到小瞎子。他会写什么？一定又是关于上校鸡奸什么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爷爷在反击他，他也不可能甘心认输，现在上校被抓捕归案，时机大好，趁热打铁，痛打落水狗。这么想着我就不敢往那边走。我不想自讨没趣，虽然我敢肯定他在胡说八道，但大多数人都爱听胡说八道，不爱听真话。谁说的？老师说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
爷爷讲：“一个字，一盏灯。”
村里多数人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心里乌漆麻黑。跟这些人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所以尽管爷爷反复讲了那么多上校不是鸡奸犯的真事，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这儿：人们爱听瞎话，不爱听真话，正如大家互相不叫名字，爱叫绰号一样。
我埋头走着，恨不得飞过去，却被矮脚虎发现。他兴冲冲朝我跑过来，乌鸦一样，大声向我叫：
“快来看，公安局出通知了，上校是大汉奸，不是鸡奸犯。”
不是鸡奸犯？乌鸦原来是喜鹊。我这才过去看，一张洋白纸，一手黑色毛笔字，每个字我都认得，每句话都写得考究，文绉绉又威风凛凛的：
公告
据悉贵村盛传反革命分子蒋正南（绰号太监）小腹有文身，内容指其为鸡奸犯。现经查明文身系真，内容为假。真实内容指明他是日本鬼子的大走狗！大汉奸！望大家端正视听，勿以讹传讹，将一个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当作一个笑柄，丧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特此公告。
伟大领袖**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下面盖的果然是县公安局的大红图章，落的是前一天的日期。
我从头到脚反复看几遍，感觉每个字都像是被念过咒，有魔力的，吸着我目光，戳着我心尖。我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高兴也有疑惑，甚至有担忧，但总的是高兴、开心、庆幸，压倒性的——又是那么多xin！你知道，鸡奸犯的事害得我们一家人难受死，像得了某种丢人的暗病，说不清道不白：说是越描越黑，沉默不说是承认事实。我因此自卑得不行，像身后拖着一根大尾巴，时刻怕同学来揪、来踩。爷爷给我备一把三角刀，专门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坏蛋，保护我和全家尊严。现在尾巴叫这公告彻底割断，我因羞耻而担惊受怕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啦！
六四
我的心情也是全家人的心情，尤其爷爷，特意杀一只鸡，张罗出一桌酒菜，犒劳这个特别的日子。这只鸡香喷喷、油汪汪、满当当地盛在陶钵里，大张旗鼓地展示着我们心里那么多的xin。呃，xin就甭提了，满得溢出来，连上校的两只猫都闻得见，尝得到，挺立着尾巴在天井里美美地享受着两份鱼头和鱼尾巴——它们不吃鸡肉，但在这个大喜之日，爷爷怎么会亏待它们？
好啦，别xin啦，说说疑惑吧：上校怎么一下变成大汉奸了？那公告上讲他小腹确有“文身”，那么到底文着什么字？还有，公安干吗要特意来贴这个公告？好像专门要对我们家行好，为什么？
父亲关心前面的问题，但答不了；爷爷关心后面的问题，并一语道破。
爷爷讲：“这不明摆的，是上校（难得不叫太监）在帮你，当然也是帮他自己。你去大陈村看他时一定同他讲过小瞎子贴大字报的事吧？”看父亲点头，接着讲，“这显明对他对你和我们一家人都是泼粪，多污秽！多丢人！哪怕不为你着想，他也得为自个儿想，一定要澄清这事实。怎么澄清？口说无凭，用公告白纸黑字来讲最好。”
父亲问：“公安干吗要听他的？”
爷爷答：“你还不了解他嘛，他是多聪明的人，他要做的事哪有做不了的？再讲这也并非什么难事，要是我也想得到法子，很简单嘛，你公安不是要审问我？好，我讲，什么都可以讲，但有个条件，你们要帮我澄清一个事实。对公安来讲，这不就是写张东西，叫摩托车跑一趟而已，干吗不应他？”
我觉得爷爷讲得有道理。
以我对上校的认识，哪怕不为自己，只为父亲他也笃定会这样做，他们兄弟一生世，他又是那么讲情义的，怎么可能让父亲陪他背这个黑锅？上校是天底下最有担当的人，爷爷是世面上最有见地的老人，父亲——怎么讲？只能讲他的嘴巴是那个最熬得住声响的，即便在这个喜庆之时，依然没几句话。相比，爷爷连讲带笑喜洋洋的，配这个喜滋滋的日子，配得合榫合卯，无缝无隙。平时爷爷老眼昏花，眼光是黯淡的，这天却泛出一轮轮光波，把我罩进去又照出来。
天凉好个秋，天高气爽，蚊蝇差不多死光，阴沟里的臭气也收光，天井迎来一年里最好的时光。吃过夜饭，我和爷爷享受着这好时光，坐在天井里聊天，一边剥着玉秫——明早煮粥用的。父亲是不聊天的，至少不跟我们聊天，他给两只猫汰浴：一黑一白，在银亮的月光下，黑的更黑，白的更白，喵喵地叫，有一股妖气和怨气，跟这个夜晚是不配的。玉秫剥落后，空芯子堆起来，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谷物的草香，和这个夜晚是配的。这种日子从前上校是经历过的，以后大概是经历不了了。
爷爷曾认定上校不会判死罪——因为没杀人——但现在，加上一个汉奸罪，奸得什么程度，不知道，就不好下判断。爷爷讲，鬼子投降那年，汉奸是排成队被一批批枪毙的，枪毙作废的子弹壳，在刑场上随地捡。村里有人就拿捡来的子弹壳用锉刀磨一眼孔，做哨子，吹出来的哨音尖锋得很，吓麻雀贼灵光。这季节你去稻田菜地，四处会瞧见稻草人，小丑一样招摇立着，干吗？吓麻雀。
爷爷讲，麻雀灰不溜秋，一副贼相，贪吃，是农民的天敌，赶不尽，杀不绝；燕子一身漆黑，一副忠诚相，是农民的长工，所以家家户户留它们在屋檐下作窠。自古，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长工，所以对长工是要待好的。
六五
自贴出公告后，好似公安局在我们村里凿通一个窗洞，风来雨来，不时传来上校一缕缕音讯，众说纷纭的，如一锅热粥，四处冒泡，稀里糊涂，见不着个底，你不知道信谁不信谁。一种说法，上校骨头刚硬，在铁皮牢屋里被连吊几夜，肋排骨被打断几根，就是死不开口，宁死不屈。一种说法，上校当过军统特务，有本事对付公安，轻松耍花招，把公安蒙在鼓里，根本没挨打。一种说法，公安从省里请来专家，专家带来药，药无色无味，掺进白开水，上校喝下去，不过十分钟换一个人，问什么讲什么，一五一十全交代。种种说法都有人信，也有人不信，没威信。
对上校肚皮上的字也是这样，大家好像猜谜语，什么都不顾忌，乱猜，一下猜出多个底本，诸如：我是皇军一条狗；皇军万岁；皇军大大的好；我是汉奸我该死；太监是假汉奸是真，等等。好像在猜一句鬼话，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种说法，说那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的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图。
爷爷几次约老保长讨教，老保长一律答复：都是胡说八道。
直到一天，村里有人打架，派出所来人处理，聊起上校，撂下一个说法，有权威性，很快传开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压下去，一枝独秀。这说法不关上校有没有挨打或吃药：这是过程，可能也是秘密，人家不讲。人家只讲明结果：上校已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为什么害他？因为他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字；什么字？是一句下流话；什么下流话？这不能讲，因为太下流，开不了口——有些话太脏，毒药似的，人是不能碰的，碰了脏你嘴，毒你心。关键，这个不是下流的问题，而是汉奸的问题：那句下流话像句口号似的，彻头彻尾指明上校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爷爷讲：“收音机里看不见人，玻璃柜里藏不了人。”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讲话要见芯子。
你说话光露一个把子，不露芯子，就别怪人家编鬼话，瞎猜。一时间，村里编出各式各样的下流话，贴在上校肚皮上。那个下流啊，真是下得脱底，流得满地都是，反正不是**杆子就是阴×洞子，精赤赤的，淫荡荡的，不留一片布丝。我每次听到都起鸡皮疙瘩，真正尝到什么是“毒药似的脏”，别说嘴巴子不敢碰，耳朵根也不敢。毕竟我才十六虚岁，用爷爷的话讲：刚出**毛，面皮子薄。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老保长闯进来，喝得醉醺醺的，进门就吆喝，讨烟抽。爷爷递给他烟，取笑他：怎么有人请你吃酒不送你烟？他拍拍裤袋讲，烟在这儿，整包的。爷爷讲，那该你请我抽。他讲，好，那就你来讲故事。爷爷问什么故事，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爷爷一通笑，嘲弄他，“上次送你两斤烧酒你都诓我，毛都没让我见着一根，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该不是又想诓我？”
老保长讲：“上次诓你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不准讲，讲了对他不尊敬。今天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约定就取消了。你没听见嘛，全村人都在讲他的故事，下流得要淹死人，可那都是他妈的瞎扯淡。今天我讲是为了尊敬他，是要叫人别乱嚼舌。”一边冲楼上嚷，叫父亲一起来听，接着对爷爷讲，“今天我讲的事你可以四方八远讲，去堵堵那些烂舌根，叫他们知晓什么是真的。”
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选好位置，摆好凳子。本来这季节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但他们选在前堂，目的是不想吵着人；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事太过那个吧，不合适其他人听，尤其是我。可我是笃定要听的，远远的棺材屋我都要跟去听，何况送上门来的。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老保长喝足酒，嗓门大，兴许母亲和大哥在楼上都听得到。尽管父亲和爷爷多次劝他小声点，可小一会儿又会变大，没用的。
爷爷讲，酒鬼嗓门大，死鬼乌珠大。这话一点不假。
六六
上次讲到哪儿了——在父亲提醒下，老保长从上校被鬼子抓去战俘营开始讲——对，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年我一共去上海四次，最后一次是过完冬至节去的。去了以后就听闻太监出事了，被手下出卖，抓起来，关在湖州长兴的战俘营挖煤。那时间我跟他交情很深，人家落难，我当然要去看他。原想回家中途改个道，从苏州下火车，走太湖去看他。可一打听，去不了，时机不对，大冬天，太湖结冰，轮船不开。走杭州也不行，那时杭州到湖州还没开通火车，也没公交车，主要交通工具是脚：人脚、马脚。我那时手头有钱，包个马车不在话下。但马车也不行，天寒地冻的，马去哪里找草吃？自带干草？那么路远迢迢，车子还不够装草料呢。行不通，只有等来年再讲。
过了年，三月底，春暖花开，田头路边的青草跟庄稼一样盛，马可以上路了，我就出门了。先坐船到杭州，在客栈过一夜，雇好马车，第二天清早上路，天黑赶到长兴县城。战俘营在牛头山一带，从县城过去马车还得几小时，到地方还得寻地点，到地点还得寻人。总之紧赶慢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算熬出头，寻到人。不是太监本人，是管太监的人，牢头。战俘营属鬼子管，其实又没几个鬼子，管事的大多是中国人，汉奸，见钱眼开的。我寻到一个管事的牢头，送他两块银圆，他眼睛亮得！恨不得要造出一个太监给我。
是的，太监走掉啦，就在我去前一个月，春节前，有人开来小轿车把他接走啦。牢头看我是有钱人，对我客气，给我泡茶，陪我在工棚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天。他告诉我，来接他的人一副大派头，穿一身西装革履，戴一顶黑毡帽，拿出来的证件是南京鬼子司令部发的，汽车挂的也是鬼子的军牌照。开始我的想法跟你（父亲）一样，以为太监是被人接去行医，他在上海开过诊所，名声在外，人家慕名而来，是要他去救命——这样的话，太监应该还要回来。牢头讲，这阵势是去天堂的，死了都不会回来了。那天堂在哪里？不知道，去干吗也不知道，总之很机密。牢头是个小喽啰，只管着地狱，天上的事够不着。
后来我到上海，七号告诉我，太监去了北京——当时叫北平。我问他去北平干吗，她反问我，他还能干吗？除了他那个“狮头核桃壳”。原来那大婊子又把他卖了，当然本意可能也是为他好，想救他。能把一个战俘从牢里救出来，我想得是什么人物啊。七号报了一个人名，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问我有没有听闻过。我哪儿听过，听过也记不得。我只记得什么号，名字听了也记不牢。日本佬的名字怪，女的都叫什么子，男的都叫什么郎什么村，长长一串难记得很。七号讲她本是中国人，打小过继给日本人，才起个日本名。她继父可是个通天的大人物，汪精卫见了都要对他点头哈腰，端茶递水。就这样，因着继父的权势，加上人聪明漂亮能干，吃得开，吃得香，她在鬼子圈内可以上下通吃，杀人救人都是一两句话，稀松平常得很。
我无法想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有一次七号给我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她照片，长得真蛮漂亮，瓜子脸，水蛇腰，穿扮洋派，面容端正。我想，太监这回沾着了，这模样看上去怎么都不像个坏人。可实际，是个坏到底的大汉奸、女流氓。七号讲——当然七号也是听那大婊子讲的——她每天都少不得男人，甚至跟干爹、继父都上床，猪狗不如。她玩的男人要用火车装，飞机运，但尝过太监那“核桃壳”的滋味后，其他男人一概不要了。她把太监当宠物养起来，高围墙，大花园，一堆佣工，好吃好喝，什么都有，就是没自由，出门有保镖盯着，回家有狼狗看着。这日子过个十天半月，那是神仙，过久了就是坐牢。关键，她是出名出头的大汉奸，本是太监要除杀的对象，现在却成了她玩物。这是让太监最难过的，日后怎么跟国家交代嘛？
“他应该趁机把她杀了。”爷爷突然冒一句。
“就你聪明。”老保长用一种谴责的口气顶撞爷爷，“人家不是吃素的，人家吃的味精比你吃的盐还多，轮不到你来聪明。她知晓太监以前是军统特务，防着他，一到手就给他盖印章，把自己名字盖在他肚皮上。你们晓得，你家外孙（表哥）就见过，太监肚皮上本是被那些女鬼佬绣过字的，上面是一行大字，下面是一个箭头，箭头两边正好有个空心，她就在空心处添上自己名字，拍好照，照片锁在保险柜里。这样你杀她也没毬用场，照片是证据，他们相好过，你太监×她又杀她，外人多半会想这是情场上的屁事，不会是国家大事。后来太监吃的就是这苦头，跳进黄河也说不清。这是后话。”
话讲回来——老保长吃口茶，接着讲——当时太监还有好的盼头，想有朝一日跟组织接上头，可以利用她搞情报。当初他在上海跟那些女鬼佬鬼混就是这样，利用她们搞情报。现在只要接上组织他就可以打到大老虎，干吗不试试看？人就这样的，往回看什么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但往前看诸葛亮也要被气死。太监想得美好，可下场不好，一年多下来都接头不上组织。他组织在上海，北京人生地不熟，又时刻被人看着管着，哪容易接上组织？接不上组织，做不成事，他就成了那女人私养的一条狗，女人是大汉奸，他就是大汉奸的走狗，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刑，关在北京一座监狱里。
讲到这里老保长停下来，问父亲：“他在北京坐牢这历史你知晓吗？”父亲没出声，大概是在摇头。他接着讲，“是的，这历史污脏，他一向对人瞒着，可这回我听闻他主动对公安交代了，所以我怀疑公安真的给他上了药，否则他死不会讲的。”
“我了解他后来又回国民党部队去当了军医。”父亲讲，“坐牢怎么当军医？”
“照你这么讲他后来又怎么能去当解放军、志愿军呢？”老保长反问父亲，“事情在变的嘛。他妈的他这辈子简直跟牢房结了仇，之前坐过日本佬的牢，之后坐过国民党的牢，马上又要去坐**的牢，不知这一次还能不能出得来。”长叹一口气，带出一个响嗝，“事情就是这样的，日本佬投降后他被判汉奸罪关在北京——当时叫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这是归国民党中统管的监狱。中统军统是对家，也是一家，反正都是特务机关。这些我后来都是搞清爽了的，因为有一天我被军统抓去审问了。”
我本来是靠在床上听的，后来老保长去猪圈撒泡尿回来，入座前拉一下椅子，一下改变朝向，有些话我听不大清楚，只好下床，坐在爷爷的躺椅上听。我把躺椅拉到门背后，再把门稍稍稀开一条缝，比刚才听得更清楚。
这是个月黑之夜，月黑生风，风从门缝里一缕缕切进来，吹到身上已经有些凉意。椅子上搭着一条棉毛薄毯，爷爷有老寒腿，经常拿它捂膝盖和小腿，毯子上附着爷爷的体味和脚气。我是在爷爷的脚气中长大的，小时候我总要抱着爷爷的脚才睡得着，现在抱着毯子，感觉又抱着爷爷的脚，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