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父亲自杀后，阿尔文就被送去和奶奶一起生活，尽管爱玛每个礼拜天都确保他跟莱诺拉和自己一起去教堂，但她从没要求他祈祷、唱歌或是在祭坛前下跪。俄亥俄州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跟老太太说了那个恐怖的夏天，男孩在母亲走向死亡期间都忍受了什么，所以她决定除了定时参加礼拜，什么都不强迫他做。爱玛知道塞克斯牧师在吸纳犹豫不决的新人入教方面有时会过于热情，所以阿尔文到了几天后，她去找了他，解释说她孙子会在做好准备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入教。在十字架上悬挂被车撞死的动物、往木头上泼洒鲜血，这些都让老牧师暗自钦佩——毕竟，所有知名的基督教徒都为了自己的信仰发狂，不是吗？——但他还是顺着爱玛，说也许那不是将年轻人引荐给上帝的最佳方式。“我明白你的意思，”塞克斯说，“没必要把他弄得像那两个陶波维尔的傻瓜一样。”他坐在教堂台阶上，用折叠小刀削着一个压坏了的黄苹果。那是9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他穿着体面的西装外套，里面是一条褪了色的背带裤，还有领子开始散架的白衬衫。近来他总是胸口疼，本来克利福德·奥德尔应该开车带他去路易斯堡看新医生，但他到现在还没出现。塞克斯在邦纳的商店里听人说那个医生读了6年大学，所以对跟他见面充满期待。他觉得念过那么多书的人什么病都能治好。

“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尔伯特？”爱玛问。

塞克斯从苹果上抬眼一瞟老太太，发现她正严厉地盯着自己。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满是皱纹的脸尴尬地红了。“对不起，爱玛，”他急忙说，“我不是说威拉德，绝对不是。他是个好人。大好人。天呐，我还记得他得到救赎的那天。”

“没关系，”她说，“没必要恭维死人，阿尔伯特。我清楚自己儿子是什么人。只是别去纠缠他儿子，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莱诺拉则恰恰相反，似乎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爱个没够。无论去哪里她都带着《圣经》，就连去厕所也不例外，就像海伦当年一样。每天早上她比所有人起得都早，要跪在她和爱玛床边开裂的木地板上祈祷一个小时。尽管她对自己的双亲都没有印象了，但这个姑娘的祈祷里让爱玛听得见的部分，大多数都是为了她被谋杀的母亲的灵魂，而多数她没有说出口的祈祷，都是为了得到失踪父亲的一些消息。老太太总是一遍遍跟她说，最好还是把罗伊·拉弗蒂忘掉，但莱诺拉还是忍不住想他。几乎每晚入睡的时候，她都会想着他身穿崭新的黑西服走上门廊，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给了她小小的安慰，因此她允许自己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只要父亲还活着，有一天真的会回来。不管天气如何，她每周总会去墓地几次朗读《圣经》，尤其是《诗篇》，就坐在母亲坟旁的地上。爱玛有一次告诉她，《圣经》中海伦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诗篇了，六年级结束的时候，莱诺拉已经把它们熟记于心了。

警长早就放弃了对罗伊和西奥多的寻找。仿佛他们已经变成了幽灵。没人能找到他们中任何一个的相片或是记录。“见鬼，哪怕饥饿谷的白痴都有出生证。”每次有选民提起这两个失踪人口，他就会拿这句话当借口。他没跟爱玛提起过两人刚失踪时他风闻的传言，说是瘸子爱着罗伊，在牧师娶海伦之前，两人之间可能有些古怪的搞基行为。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好几个人都作证说西奥多曾经愤怒地抱怨那个女人把罗伊的精神讯息削弱了。“那个下流娘们把一个好人给毁了。”据说瘸子喝了几杯之后这么说。“牧师，狗屎，”他又说，“现在满脑子就是干女人。”只要想到这两个死基佬也许在他县里杀了人又跑路，警长就烦得不行，所以他总是反复说着同样的故事，说很可能是杀了米勒斯堡全家的那个疯子杀了海伦，又把罗伊和西奥多砍碎，抛尸于绿蔷薇河。说得多了，有时就连他自己也有些相信。

虽然阿尔文从没给爱玛惹过什么大麻烦，但她很容易从他身上看到威拉德的影子，特别是打架的时候。长到14岁，他已经因为动拳头被踢出学校好几次了。选对你的时机，阿尔文记得父亲跟他说过的话，而且学得很扎实，总是选敌人在洗手间、楼梯间或是操场看台下面不注意落单的时候下手。不过多数时间里他在煤溪都以随和著称，而且值得肯定的是，他打架大部分都是因为莱诺拉，因为总有人欺负她，嘲笑她虔诚的做派、瘦削的脸颊和她坚持要戴的软帽。尽管她只比阿尔文小几个月，可看起来已经干巴了，就像冬天被忘在地里太久了的灰土豆。他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疼爱，但早上她乖乖跟在他脚后跟后面进学校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有点丢人。“她永远也当不上拉拉队员，这是肯定的。”他跟伊尔斯科尔舅爷说。他巴不得奶奶从没给过她那张海伦站在教堂后面苹果树下的黑白照片：身穿毫无曲线可言的长裙，头戴一顶荷叶边软帽。在他看来，莱诺拉已经足够精通怎么把自己打扮得跟可怜的母亲一模一样了。

每次爱玛问他打架的事情，阿尔文总会想到自己的父亲，还有很久以前那个潮湿的秋日，他在“牛栏”停车场捍卫了夏洛特的尊严。尽管那是他记忆中和威拉德共度的最棒的一天，但他却从没跟任何人说过，也没提起过接踵而至的那些倒霉日子。相反，他只会告诉她一句话，伴随着隐约回响在脑中的父亲的声音：“奶奶，混蛋狗杂种可多了。”

“上帝啊，阿尔文，为什么你总是这么说？”

“因为的确如此。”

“唉，那你也许应该试着为他们祈祷，”她建议道，“祈祷总没坏处，对吧？”每到这种时候，她就会后悔跟塞克斯牧师说让男孩按照自己的方式找到通往上帝的路。至少在她看来，阿尔文总是濒临背道而驰的边缘。

他翻了翻眼睛，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这么建议。“算了吧，”他说，“莱诺拉已经把我们两人份的祈祷都做完了，我也没看出来对她有什么好处。”

18

他们和“火烈鸟女士”共用马戏团顶头的一顶帐篷，那女人骨瘦如柴，长着罗伊见过的所有人中最长的鼻子。“她不会真是只鸟吧？”和她初次见面之后，西奥多问他，平日里的大嗓门变得怯生生的，还带着颤音。她奇怪的样子吓到他了。他们以前也和长相奇怪的人共事过，但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

“不是，”罗伊向他保证，“她这样只是为了演出。”

“我看不像，”瘸子说，但知道她不是只真鸟，还是松了口气。他一回头，刚好发现罗伊在她往自己房车走的时候偷看她的屁股。“真不知道那东西是得了什么病。”他又补充了一句，等她走远了听不见他们说话的时候，他又立刻自大起来。“那样的女人，只要给她一两块钱，让她干狗、干驴，干什么都行。”

“火烈鸟女士”不羁的浓发漂染成粉色，肉色比基尼上粘着破破烂烂的鸽子羽毛。她的大多数表演都是单腿站在一个小橡胶游泳池里，里面盛着脏水，用尖尖的鹰钩鼻子梳理羽毛。身后桌上的点唱机播着缓慢、忧伤的小提琴曲，如果哪天她不小心吃多了镇定剂，有时还会跟着哭起来。正如西奥多担心的那样，几个月后他发现罗伊在跟着音乐打拍子，尽管他努力尝试了，但他从来没有真的抓住两人做什么丑事。“那个丑婊子总有一天会孵出个蛋来，”他对罗伊抱怨着，“我愿意拿一块钱赌你一个甜甜圈，那只混蛋小鸡一定长得跟你一模一样。”他有时候在乎，有时候不在乎。这取决于他跟“烙饼小丑”那阵子相处得如何。“烙饼小丑”来找西奥多，想学几个吉他和弦，结果接下来却变成了他为瘸子表演如何“吹箫”。罗伊有一次不小心对表弟指出他和小丑的所作所为在上帝眼里是作恶。西奥多把吉他放在锯末地板上，往纸杯里吐了一口棕色烟汁。最近他开始喜欢嚼烟叶了。虽然胃里有点犯恶心，但“烙饼小丑”喜欢他呼吸里嚼烟的味道。“见鬼，罗伊，说得好像你是个好人似的，你个神经病混蛋。”他说。

“你他妈这话什么意思？我又不是死基佬。”

“也许你不是，但你用螺丝刀杀了你老婆，这可不假吧？你不会连这个都忘了吧？”

“我没忘。”罗伊说。

“那就好，你觉得上帝会觉得我比你更坏吗？”

罗伊在回答前犹豫了片刻。他有一次在救世军庇护所枕头下找到了一本小册子，根据上面的说法，男人和男人睡觉也许和杀害妻子同罪，但罗伊不确定是不是更坏。某些特定罪行孰轻孰重，他有时会算不过来。“不，我不这么认为。”他最终这样说道。

“那我建议你去跟那个粉头发乌鸦或是鹈鹕或是别的什么鬼东西待在一起，别管我和‘烙饼小丑’的闲事。”西奥多说着，从嘴里抠出一块湿漉漉的嚼烟，丢进了“火烈鸟女士”的水池子里。两人听见一声水花轻响。“我们没有伤害别人。”

帐篷外挂着的横幅上写着“先知与弄弦人”。罗伊会做恐怖版本的末世演讲，西奥多弹奏背景音乐。进帐篷要花25美分，想说服人们宗教也很有趣着实困难，因为几码外就有很多更加刺激和不那么严肃的消遣，因此罗伊想到了在布道时生吞昆虫的点子，和他以前的蜘蛛把戏大同小异。每过几分钟，他就暂停布道，从一个旧鱼饵桶里抓出一条蠕虫，或是硬脆的蟑螂、黏糊糊的鼻涕虫，像吃糖一样嚼着。从那以后生意好起来了。根据观众的数量，他们每晚表演四五场，每过45分钟和“火烈鸟女士”轮班一次。每场表演结束的时候，罗伊都飞快地跑下帐篷后面的台阶，把虫子吐个干净。西奥多会坐着轮椅跟出来。在等待下一场表演开场时，他们抽着烟，对着瓶子小口喝酒，有意无意地听着帐篷里的醉汉大呼小叫，哄假鸟脱下她的羽衣。

到了1963年，他们已经跟着这个嘉年华——“比利·布拉福德家庭游乐会”——演出快4年了，从湿热南方的一头到另一头，从早春到深秋，坐在报废了的校巴里，里面塞满了烂糟糟的帆布、折叠椅和金属杆，总是在灰头土脸、猪屎一样的小镇里安营扎寨，当地人觉得几个快塌了的旋转游乐设施、几头满身跳蚤的没牙美洲虎再加上破衣烂衫的怪人秀就是高级娱乐了。光景好的时候，罗伊和西奥多一晚上可以挣二三十美元。除去消磨在酒瓶里和热狗摊上的钱，大多数都进了火烈鸟女士和“烙饼小丑”的腰包。西弗吉尼亚似乎远在百万英里之外，两个逃亡者觉得煤溪的执法者应该鞭长莫及了。距离他们掩埋海伦、逃往南方已经过去了将近14个年头。他们连名字也懒得再改了。

19

阿尔文15岁生日那天，伊尔斯科尔舅爷给了他一把包裹在软布里的手枪，还有一盒落满了灰尘的子弹。“这是你父亲的，”老人告诉他，“是把德国鲁格手枪。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我觉得他会想把枪给你。”手枪对老人来说没什么用处，所以威拉德刚去俄亥俄，他就把枪藏在了熏肉房的一块地板下。只有偶尔擦枪的时候，他才会碰它。看到孩子满面欣喜，他很高兴自己忍住没把它卖掉。他们刚吃过晚饭，桌子中间的盘子里还剩下最后一块油炸兔肉。伊尔斯科尔抉择了一下要不要留着这个兔腿当自己明天的早饭，但还是拿起来一口咬了下去。

阿尔文小心翼翼地打开包布。父亲在家里只放了一把点22口径的来复枪，而且威拉德从不允许他碰，更别提打枪了。而伊尔斯科尔恰恰相反，他刚搬过来和他们住了三四周，就递给男孩一把16号口径的雷明顿霰弹枪，带他进了林子。“在这个家里，你最好知道怎么用枪，如果你不想饿死的话。”老人告诉他。

“但我什么也不想打。”那天阿尔文这么说，当时伊尔斯科尔正停下脚步指给他看山核桃树高处树枝上前后蹦的两只灰松鼠。

“我见你早上不是在吃猪排吗？”

“对啊。”

老人耸了耸肩：“总得有人宰了那头猪，再切成猪排，对吗？”

“我想是的。”

伊尔斯科尔举起自己的霰弹枪开了火。其中一只松鼠掉在地上，老人向它走了过去。“别一枪崩得稀烂，”他回头说，“总得留点什么下锅。”

鲁格手枪表面有层油膜，在房间两头挂着的煤油灯波动的光影里闪耀如新。“我从没听他说起过，”阿尔文说，握住手柄把枪举起来对着窗户，“参军的事儿，我是说。”母亲警告过他有几件事别在父亲面前提起，问他关于参军的事排名尤其靠前。

“嗯，我知道，”伊尔斯科尔说，“我还记得他刚回来的时候，我想让他跟我说说日本兵，但只要我一提起，他就把话头转到你母亲身上。”他啃完了兔肉，把骨头放在盘子上：“见鬼，我想当时他可能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在他回家的路上见到她在餐馆端盘子。”

“木勺子，”阿尔文说，“她生病以后他带我去过一次。”

“我觉得他在岛上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老人说。他看了一圈，想找块抹布，但最后还是在背带裤前襟上擦了擦手：“所以一直没人告诉我他们到底吃不吃自己死去的战友。”

这时，爱玛端着一个小平底锅走进厨房，里面有块光秃秃的黄色蛋糕，当中插着一根孤零零的蜡烛。莱诺拉跟在后面，身上是她通常只有去教堂才会穿的蓝色长裙和软帽。她一手拿着一盒火柴，另一只手里是已经开裂了的皮面《圣经》。“那是什么？”爱玛看见阿尔文拿着鲁格手枪，便问道。

“那是威拉德给我的枪，”伊尔斯科尔说，“我觉得是时候传给这个孩子了。”

“哦，天呐。”爱玛说。她把蛋糕放到桌上，撩起自己的方格围裙，用下摆拭去了泪花。看见这把枪，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还有许多年前自己未能信守的诺言。有时候她忍不住想，如果她劝威拉德留下娶了海伦，他们如今是不是都还活着。

大家沉默了片刻，像是都知道老太太心里在想什么。随后莱诺拉划了根火柴，淡淡地说了句：“生日快乐，阿尔文。”她点着了蜡烛，跟几个月前他们庆贺她14岁生日用的是同一支。

“这玩意儿没多大用处，”伊尔斯科尔接着说，没理会蛋糕，对着枪示意道，“你想打中什么东西，得离得特别近才行。”

“来吧，阿尔文。”莱诺拉说。

“跟扔石头差不多。”老头儿开玩笑说。

“阿尔文？”

“还是霰弹枪好用。”

“许个愿吧，趁蜡烛还没烧完。”爱玛说。

“那种9毫米的子弹，”伊尔斯科尔提醒道，“邦纳店里没有，但可以特别订购。”

“赶紧呀！”莱诺拉叫了起来。

“好啦，好啦，”男孩说着，把枪放回了软布上。他弯腰吹灭了小小的火苗。

“你许了什么愿？”莱诺拉问。她希望这个愿望跟上帝有关，但对阿尔文她不抱什么希望。每晚她都祈祷他一觉醒来心中闪耀着对耶稣基督的爱。她不愿意去想他会像他在广播里听的猫王或是其他罪人一样下地狱。

“你就不该问。”爱玛说。

“没事啦，奶奶，”阿尔文说，“我许的愿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带你们所有人回俄亥俄，让你们看看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很棒，在山上。至少在妈妈生病以前很棒。”

“我跟你们说过我住在辛辛那提的日子吗？”伊尔斯科尔说。

阿尔文看着两个女人，挤了挤眼睛。“没有，”他说，“我想不起来你说过。”

“上帝啊，又来了。”爱玛轻声抱怨着，莱诺拉则暗自一笑，拿起蛋糕上的蜡烛头放进了火柴盒里。

“嗯，有个姑娘跟我一块儿去的，”老人说，“她是狐狸丘人，在莱利家隔壁长大。她们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想去读秘书学校。我当时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

“谁想去读秘书学校？”阿尔文问道，“你还是那个姑娘？”

“哈！是她。”伊尔斯科尔说。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出：“她的名字叫爱丽斯·露易丝·贝里。你记得她，对吧，爱玛？”

“嗯，我记得，伊尔斯科尔。”

“那你干吗不留在那儿？”阿尔文不假思索地问道。虽然故事的各个部分他已经听了上百次，但他从没有问过老人他为什么最后会回到煤溪。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阿尔文学会了不要打探别人的隐私。每个人都有不想谈论的事情，包括他自己。父母离世后的5年间，他一次都没有提起过他对威拉德的恨，他恨他就这样抛下了自己。现在他觉得自己张嘴就问，让老人家难堪，简直就像个混蛋。他开始把枪包回布里。

伊尔斯科尔暗淡、浑浊的双眼凝视着屋子的另一头，像是在花墙纸里寻找着答案，但其实他对个中原因心知肚明。爱丽斯·露易丝·贝里入读吉尔摩·桑德森秘书学校几周之后，就和300多万人一起死于1918年的大流感。如果他们还待在山上，伊尔斯科尔常想，她也许还活着。但爱丽斯总是志向远大，这也是他爱上她的原因之一，而且他很高兴自己没有劝她放弃理想。他确定，在她发烧之前，他们在辛辛那提的高楼大厦间和繁华街道中度过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也是他的。片刻之后，他眨眨眼睛赶走了回忆：“这蛋糕看起来真不错。”

爱玛拿起刀子，把蛋糕一分为四，每人一块。

20

有天放学后阿尔文去找莱诺拉，发现她背靠着校车车库旁边的垃圾焚化炉，被三个男生包围着。他走到他们身后，听见吉恩·丁伍迪跟她说：“妈的，你丑得像鬼一样，我得用袋子套上你的头才能硬得起来。”另外两个人是奥威尔·巴克曼和汤米·马特森，他们笑了起来，又朝她逼近了一些。他们是毕业班学生，留级了一两年，都比阿尔文大。他们在学校多数时间都坐在小卖部里和不正经的工艺美术课老师讲黄笑话，抽号手牌手卷烟。莱诺拉紧闭双眼开始祈祷。泪水从她粉色的脸颊上滚落。阿尔文刚揍了丁伍迪几下，就被其他人摁在地上轮流痛打。他躺在砂石地上，和他平时打架打到一半经常想到的一样，想着那天在厕所外面的泥地上被父亲痛打的猎人。但和那个人不同的是，阿尔文绝不认输。如果不是看门的带着一推车纸箱来烧，他可能会被他们打死。他头疼了一个礼拜，而且好几周都看不清黑板。

尽管花了将近两个月，阿尔文还是想办法挨个找到了他们落单的机会。有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他尾随着奥威尔·巴克曼到了邦纳的商店。他躲在路旁100码开外的树后看着男孩走了出来，大口喝着汽水，吃着最后一点小黛比蛋糕。奥威尔路过他身边的时候，刚好又仰天喝了一口汽水，阿尔文走了出来。他一巴掌拍在百事汽水瓶底上，玻璃瓶颈戳进大男孩喉咙一半深，磕掉了他的两只烂门牙。等到奥威尔意识到什么东西击中了他，这场战役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一记重拳让他昏了过去。一个小时后，他从路边的排水沟里醒了过来，满嘴是血，头上套着纸袋。

几周后，阿尔文开着伊尔斯科尔的旧福特去了煤溪高中生篮球赛。他们的对手来自米勒斯堡，来观战的人总是很多。他坐在车里抽着骆驼牌香烟，看着前门等汤米·马特森出现。那是11月初一个阴冷、漆黑的周五夜晚，下着毛毛细雨。马特森觉得自己是学校的采花大盗，总是吹嘘球赛上他能泡到多少妞，而她们的傻瓜男友还在体育馆球场里跑前跑后地追逐着橡皮球。中场休息之前，就在阿尔文把第二个烟头抛出窗外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目标走了出来，搂着名叫苏西·考克斯的高一女生往停车场后面的一排校巴走去。阿尔文跳下福特车，拿着一根卸轮胎的铁棒跟着他们。他看见马特森打开一辆黄色巴士的后门，帮助苏西爬了进去。几分钟后，阿尔文一扭门把手，车门伴随着刺耳的吱嘎声打开了。“什么声音？”他听见女生说。

“没事，”马特森跟她说，“肯定是我门没关紧。快点，姑娘，把灯笼裤脱下来。”

“除非你把门关上。”她说。

“该死的，”马特森嘟囔着，从她身上爬了下来，“你最好值得我跑一趟。”他沿着车厢狭窄的过道走了过来，一只手提着裤子。

就在他探身抓住门闩把门拉上的时候，阿尔文挥起卸胎棒敲在马特森的膝盖上，他从巴士上跌了下来。“老天！”他叫喊着摔下砂石地，右肩重重地砸在地面上。阿尔文又挥起卸胎棒，砸断了他两根肋骨，接着开始踢他，直到他不再试图爬起来为止。他从夹克衫里掏出一个纸袋，跪在呻吟的男孩身旁。他抓住马特森的卷发，提起他的脑袋。巴士里的姑娘一声也没响。

周一在学校食堂里，吉恩·丁伍迪走到阿尔文面前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纸袋套到我脑袋上，你个狗娘养的。”

阿尔文坐在桌旁，身边是玛丽·珍·特纳，一个新来的姑娘。她父亲在煤溪长大，当了15年商船海员，随后回家继承了爷爷留给他的遗产——一处山坡上的破败农场。这个红头发姑娘逮着机会就会像水手一样骂人，虽然阿尔文不清楚为什么，但他就是迷她这一点，特别是他们亲热的时候。“少来烦我们，你个傻屌。”她不屑地盯着站在他们旁边的高个子男孩说道。阿尔文微微一笑。

吉恩没理她，又说：“拉塞尔，等我干掉你之后，也许会带你的小女朋友好好去兜个风。她虽然算不上选美皇后，但要我说，她还是比你那个老鼠脸妹妹强点。”他站在桌子旁边攥着拳头，等着阿尔文跳起来，好一拳挥过去，但眼见着男孩居然闭上双眼双手合十，他惊呆了。“你他妈开什么玩笑。”吉恩扫视了一眼拥挤的食堂。大块头红胡子体育老师正对他怒目而视，他在周末会去亨廷顿和查尔斯顿摔跤挣外快。学校里风传说没人能打得过他，而他赢了所有的比赛是因为他讨厌西弗吉尼亚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连吉恩也怕他。他俯身压低嗓门对阿尔文说：“别以为祈祷能让你逃得过去，杂种小子。”

吉恩走开后，阿尔文睁开眼睛，喝了一口纸盒装巧克力奶。“你还好吧？”玛丽说。

“好着呢，”他说，“干吗这么问？”

“你刚才真的是在祈祷吗？”

“对，”他点了点头，“祈祷一个合适的时间。”

一周之后，他终于在丁伍迪老爸的车库里逮住了他，当时他正在为他1956年款的雪佛兰汽车换火花塞。那个时候，阿尔文已经攒了一打纸袋。几个小时后吉恩的弟弟发现他时，他的脑袋紧紧地裹在那些纸袋里。医生说他没闷死算走运。“阿尔文·拉塞尔。”吉恩清醒过来以后对警长说。他在医院度过的12小时里，觉得自己就像是印地500赛垫底的车手。那是他这辈子最长的一夜，每次他一踩油门，车子就慢得像爬。从他身边咆哮而过的引擎声还回响在他耳中。

“阿尔文·拉塞尔？”警长的声音里有一丝怀疑，“我知道那孩子是挺喜欢打架的，但是天呐，小子，你的块头是他两倍大。”

“他趁我不备袭击了我。”

“所以你亲眼看见他在你的脑袋上打了个绳结？”警长问道。

“没，”吉恩说，“但肯定是他。”

“你究竟怎么知道的？”

吉恩的父亲靠墙站着，用阴沉、充血的眼睛盯着儿子。隔着房间，男孩都能闻到他老爸身上飘过来的爱尔兰野玫瑰葡萄酒味。卡尔·丁伍迪只喝啤酒的时候还不算太坏，但只要一沾葡萄酒，他就变得危险十足。我要是不小心反而会吃亏，吉恩想。他母亲和拉塞尔家去的是同一座教堂。要是他父亲听说他骚扰了莱诺拉那个小贱人，一定又会把他揍个半死。“我可能搞错了。”吉恩说。

“那你为什么说是拉塞尔家的孩子干的？”警长说。

“不知道。可能是我梦见的。”

角落里吉恩的父亲发出了狗作呕般的声音，说道：“19岁了还混在学校里。你对此怎么看，警长？他就跟公猪的奶头一样没用，不是吗？”

“你说谁？”警长一脸困惑。

“床上那个不中用的家伙，说的就是他。”卡尔说完，转身趔趄着出了门。

警长又看着男孩：“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把纸袋套在你头上的？”

“不，”吉恩说，“一点也不知道。”

21

“你拿的是什么啊？”伊尔斯科尔见阿尔文走上门廊，问道，“我听见你在那边打你的玩具枪来着。”他的白内障一周比一周厉害，像本就幽暗的房间缓缓拉上了脏兮兮的窗帘。只怕再过几个月他就不能开车了。变老是发生在他身上第二糟糕的事情。近来，他越来越想爱丽斯·露易丝·贝里。她死得这么早，他们错过了太多。

阿尔文举起3只红松鼠，裤腰带里别着父亲的手枪。“我们今晚有大餐吃了。”他说。这4天爱玛光给他们吃豆子和炒土豆。每个月底收到她的养老金支票之前，日子总不太好过。他和老爷子都馋肉了。

伊尔斯科尔从椅子上往前探着身子：“肯定不是用那把德国破玩意儿打来的，对吧？”其实他为孩子能用好那把鲁格暗自骄傲，但他还是看不起手枪。他宁愿要一把胡椒喷雾枪或是来复枪。

“这枪不赖，”阿尔文说，“只要你知道该怎么打。”老头儿好一阵子没笑话过这把枪了。

伊尔斯科尔放下看了一早上的工具目录，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刀：“去拿个装肉的东西，我来帮你清理。”

老爷子抓着松鼠的前腿，阿尔文把皮剥了下来。他们在报纸上开膛，切掉头和爪子，把血淋淋的肉放进装着盐水的锅里。干完以后，阿尔文把报纸一卷，拿出去扔到院子边上。等他回到门廊上，伊尔斯科尔从口袋里掏出酒瓶喝了一口。爱玛让他跟孩子谈谈。她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事情，觉得实在没招了。他擦了擦嘴说：“我昨天晚上在老斯图布家车库里打牌来着。”

“你赢了吗？”

“没，不算赢。”伊尔斯科尔说。他伸开两腿，低头看着自己破破烂烂的鞋子。又得想办法修了。“卡尔·丁伍迪也在。”

“怎么了？”

“他看起来不太高兴。”

阿尔文在舅爷对面淘汰的厨房椅子上坐下，椅子吱嘎作响，全靠铁丝绑着。他端详着马路对面灰色的林子，咬了会儿嘴唇。“他是生吉恩那事儿的气吗？”他问。距离他把那个狗杂种的脑袋塞进袋子里已经过去一周了。

“可能有一点吧，但我觉得让他更生气的是要付的医院账单，”伊尔斯科尔低头看着漂浮在锅里的松鼠，“到底出什么事了？”

虽然阿尔文不想把打人的任何细节透露给奶奶，主要是因为他不想让她不开心，但他知道老爷子如果不知道真相是不会满意的。“他捉弄莱诺拉，他和他那几个窝囊废同伙，”他说，“骂她什么的。所以我修理了他一顿。”

“另外几个人呢？”

“一样。”

伊尔斯科尔长叹一声，抓了抓脖子上的胡茬：“你觉不觉得自己下手应该轻一点儿？孩子，我理解你说的那些，但你不能因为别人骂了几句就让他进医院。在人家脑袋上打几个绳结是一回事，但我听说你把人家伤得很重。”

“我不喜欢欺负人的家伙。”

“老天爷啊，阿尔文，你将来还会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人呢。”

“也许吧，但我打赌他肯定不敢再欺负莱诺拉了。”

“听着，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把鲁格手枪放进抽屉，暂时先忘了它。”

“为什么？”

“手枪不是用来打猎的。是用来杀人的。”

“我又没拿枪打那个混蛋，”阿尔文说，“只是揍了他一顿。”

“嗯，我知道。但你可能忍得了一时忍不了一世。”

“那松鼠呢？每一只我都正中脑袋。霰弹枪可办不到。”

“先放一阵子，好吗？想打猎就用来复枪。”

男孩盯着门廊的地板看了一阵子，抬头看着老人，怀疑地眯起眼睛：“他对你嘴巴不干净了？”

“你说卡尔？”伊尔斯科尔问，“没有，他不至于。”他觉得没必要告诉阿尔文昨晚他最后抽了个同花顺，本可以赢到最大一笔赌注，但他没亮出来，所以卡尔才能凭着一对烂牌赢钱回家。虽然他知道这么做是对的，但想到了心里还是不舒服。那一把肯定有200美元。他只希望其中大部分能交到孩子医生的手里。

22

3月一个清朗的周六深夜，阿尔文靠着门廊粗糙的栏杆，看着挂在山头上的星星，它们遥远而神秘，发出清冷的光辉。他和两个最好的兄弟，霍巴特·芬利和达里尔·库恩，傍晚早些时候从饥饿谷的独臂酒贩子“老虎机”那儿买了一罐酒，他还在小口品着。寒风像刀子一样，但威士忌让他暖洋洋的。他听见屋里伊尔斯科尔在睡梦中呻吟、咕哝着什么。天气好的时候，老爷子睡在几年前他搬进来时钉在姐姐屋后的斜顶棚子里，但只要天气转冷，他就躺在木柴炉边的地铺上，身下是扎人的手织毯子，一股煤油和樟脑丸味。山脚下路边伊尔斯科尔的福特车后面停着阿尔文的宝贝，一辆蓝色的1954款雪佛兰贝莱尔，变速器有点松。他花了4年时间，干了一切能找到的活儿——砍木柴、筑篱笆、摘苹果、喂猪——才攒够买车的钱。

那天早些时候，阿尔文开车送莱诺拉去公墓妈妈坟前。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现在他跟她一起去墓地的唯一原因就是希望她能唤起尘封的回忆，想起她父亲或是和他一起逃跑的瘸子。他们失踪的神秘事件让他着了迷。尽管爱玛和绿蔷薇县的很多人一样，似乎都确信这两个人还好端端地活着，但阿尔文很难相信蠢得像罗伊和西奥多一样的两个混蛋能如同传闻所说消失在空气中，从此杳无音讯。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觉得很多人都可以这么做。很多次他都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走了这条路。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我们最终都成了孤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走进公墓后莱诺拉说。她把《圣经》放在附近的墓碑上，把软帽松开一点，往后拉了下来。“发生的一切仿佛就是为了让我们遇见彼此。”她站在母亲坟边，低头看着平躺在地上的方形墓碑——海伦·哈顿·拉弗蒂，1926——1948。墓碑上方两个角落各刻着一个长着翅膀的无脸小天使。阿尔文从齿缝间往外挤着口水，瞥了一眼周围其它墓上去年留下的凋零的花，还有公墓周围丛生的杂草和生锈的铁丝围栏。莱诺拉一这么说话他就不自在，而且她自从16岁以来就经常这么说。他们也许的确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只把她当妹妹，想到其它任何关系都觉得恶心。尽管他意识到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一直希望她能在说出真正的蠢话之前找到个男朋友。

他脚下微微发着飘，从门廊边上走到伊尔斯科尔的摇椅上坐了下来。他开始想念自己的父母，突然喉头一紧，直发干。他爱喝威士忌，但有时酒后深深的悲伤只有睡眠才能缓解。他想哭，但转而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隔壁山上有只狗在叫，他的思绪飘向了杰克，可怜、温顺的狗，他父亲杀它只是为了多得到一些讨厌的血。在他记忆里，那是那个夏天最坏的日子之一，几乎和母亲去世那夜一样糟。阿尔文暗自发誓，不久之后，他就要回祈祷木看看狗骨头是不是还在。他想好好安葬它们，尽力弥补疯狂父亲的所作所为。他发誓，哪怕自己活到100岁，也永远不会忘了杰克。

有时他觉得也许他只是嫉妒莱诺拉，她的父亲可能还活着，可他的已经死了。他把所有已经褪色的报纸都读了一遍，甚至仔细搜索了找到海伦尸体的林子，希望发现一个证据，证明大家都错了：地上浅坑里渐渐显露出两具并排的骸骨，或是无人留意的溪谷里有一部弹痕累累的生锈轮椅。但他唯一的发现就是两发霰弹枪弹壳和箭牌薄荷口香糖包装纸。既然那天早上莱诺拉无视他关于她父亲的问题，自顾自胡扯着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上那些命运和不幸的恋人之类浪漫的鬼话，他意识到自己还不如留在家里修贝莱尔汽车。这车从买来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不对劲。

“该死的，莱诺拉，别说那些废话了，”阿尔文对她说，“还有，你也许根本就不是孤儿。这里每个人都觉得你老爸还好端端地活着。见鬼，说不定哪天他就会活蹦乱跳地从山上冒出来。”

“希望如此，”她说，“每天我都祈祷他会出现。”

“哪怕他真的是杀害你母亲的凶手？”

“我不在乎，”她说，“我已经原谅了他。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你疯了。”

“不，我没有。那你的父亲呢？”

“关他什么事？”

“嗯，如果他回来了——”

“姑娘，闭嘴，”阿尔文往公墓大门走去，“我们都知道那不可能。”

“对不起。”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阿尔文做了一个深呼吸，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有时仿佛她这辈子一半都花在哭泣上。他举起手中的车钥匙：“听着，如果你还想坐车，就快点走。”

到家后，他用铁丝刷子蘸着汽油清理了贝莱尔的汽化器，晚餐过后就又出门去接霍巴特和达里尔了。他低落了一个礼拜，思念着玛丽·珍·特纳，觉得需要好好大醉一场。她父亲没过多久就觉得商船上的日子要比在石头缝里耕地、担心雨水够不够轻松得多，于是上周日一早带着全家奔赴了巴尔的摩的一艘新船。虽然从他们第一次约会起阿尔文就对她穷追猛打，但他现在很高兴玛丽没让他上她的床。现在这样道别已经足够伤心了。“拜托。”她离开的前夜，他们站在她门前，他请求道。她微微一笑踮起脚尖，最后一次在他耳边低语了些脏话。他和霍巴特、达里尔把钱凑到一块儿买了瓶威士忌，还有12听啤酒、几包长红香烟和一罐汽油。随后他们在路易斯堡乏味的街道上开车转到了午夜，听着断断续续的广播，吹着牛皮，说自己高中毕业了要如何如何，直到香烟、威士忌和不着边际的未来计划嘶哑了他们的嗓子。

阿尔文靠在摇椅上，想着现在谁会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想着那个商店售货员是不是还孤身一人住在野营车里，而珍妮·瓦格纳会不会已经被搞大了肚子。“小妹妹。”他喃喃自语道。他又想到他带着名叫博德克的副警长去了祈祷木之后，他把自己锁在了巡逻车后面，像是这个执法人员害怕他，一个脸上粘着蓝莓派的10岁孩子。那天晚上他们把他安置在一间空牢房里，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第二天下午福利部门的女士出现了，带着一些他的衣物和他奶奶的地址。他举起瓶子，看见瓶底还剩大约两英寸高的酒。他把它塞到了椅子下面，留给伊尔斯科尔明早喝。

23

塞克斯牧师轻咳了一声，煤溪圣灵教堂的会众眼看着一缕鲜血从他下巴上流了下来，滴到他衬衣上。然而他还是坚持布道，十分得体地为人们讲完了帮助你的邻居，但接下来结束的时候，他宣布了自己辞职的消息。“只是暂时的，”他说，“等我觉得好点了就回来。”他说他太太在田纳西有个外甥，刚从某所圣经学院毕业。“他说他想为贫困人口工作，”塞克斯说，“我觉得他肯定是个民主党。”他咧了咧嘴，希望听到一点笑声，好缓和一下气氛，却只听见后排门口的几个女人和他太太一起哭了起来。他现在意识到今天应该劝她留在家里的。

他小心地吸了口气，清了清嗓子：“他长大以后我还没见过他，但他母亲说他挺好。他和他妻子应该两周后就会到，就像我说的，他只是来帮一阵子忙。我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但还是尽量请大家对他表示欢迎。”塞克斯打了个晃，赶紧抓住讲坛稳住身子。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兄弟牌空烟盒，高高举了起来：“我会把这个移交给他，以备你们的需要。”一阵剧咳袭来，他弯下了腰，但这一次他用手帕捂住了嘴，藏起了鲜血。等缓过气来，他直起身子环视四周，憋得满脸通红，都是汗水。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自己快要死了。他终于敌不过这些年来与之斗争的发黑的肺叶。按照医生的说法，只要再过几周或是几个月，他就要去见造物主了。塞克斯不能说自己盼着这一天到来，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已经比多数人过得都要好了。毕竟，他不是比那些死于矿难的倒霉家伙多活了42年吗？就是那次事故让他走上了布道之路。是的，他很幸运。他从眼中拭去一滴泪水，把染血的手帕塞进裤袋。“好吧，”他说，“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我的话讲完了。”

24

罗伊抱起轮椅上的西奥多，穿过一片脏兮兮的沙滩。他们在一片公共海滩的北端，位于坦帕市往南一点的圣彼得堡。瘸子的两条废腿像布娃娃一样前后晃着。他浑身尿臊味，罗伊留意到他已经不再用牛奶瓶子接尿了，内急的时候就尿在沤烂了的工装裤上。他放下西奥多休息了好几次，但最后还是把他带到了水边。两个戴着宽边帽的矮胖女人起身朝他们张望了一下，随后迅速卷起毛巾和防晒霜往停车场走去。罗伊回到轮椅那儿拿来了他们的晚餐——两瓶白波特酒和一包煮火腿。这是他们刚被拉橙子的卡车司机放下后，从几个街区外的一间杂货铺偷来的。“有一次我们在这里被关了几天，对吧？”西奥多问道。

罗伊咽下最后一片肉，点了点头：“3天吧，我想是。”那次天黑前警察以流浪罪逮捕了他们。他们当时正在一个街角布道。美国变得像俄国一样糟了，一个消瘦的秃头男人冲他们喊道，当晚他们被押送进牢房的时候经过了他的牢房。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个人没有钱或是住址，警察就能把他扔进监狱？如果这个人就是不想要什么臭钱或是破住址呢？他们吹嘘的自由在哪儿？警察每天早上都会把抗议者带到楼外，让他抱着一摞电话簿楼上楼下跑个一整天。其他犯人说，这个人仅去年一年就因为流浪罪入狱22次，警察已经懒得再喂这个共产主义混蛋了。至少，他们得让他为自己那份博洛尼亚大红肠和玉米糊糊流上点汗。

“我记不清了，”西奥多说，“坐牢是什么滋味？”

“还不赖，”罗伊说，“我记得他们还发咖啡当甜点。”他们坐牢的第二晚，警察带进来一个身大肉沉的大块头，脸上带着刀疤，叫作“吃痘人”。快睡觉的时候，他们把他塞进了走廊尽头共产主义者旁边的牢房里。除了罗伊和西奥多，牢里的每个人都听说过“吃痘人”。他在墨西哥湾岸区上下十分出名。“为什么他们这么叫他？”罗伊问他们隔壁牢房留着八字胡开假支票的人。

“因为这个杂种会把你摁倒，挤你脸上的痘痘，”这人说，他绕着自己打过蜡的黑胡须尖尖，“还是我走运啊，脸蛋总是光溜溜的。”

“他干吗这么做？”

“他喜欢吃痘痘，”走廊对面牢房里的另一个人说，“有人说他是个食人魔，整个佛罗里达到处都有他埋起来的残骸，但我不买账。他只是喜欢被关注，我觉得。”

“天呐，这样的狗杂种一定得被干掉。”西奥多说着，瞟了一眼罗伊脸上的痘疤。

八字胡摇了摇头。“想干掉他可没那么容易，”他说，“你见没见过能扛起一部汽车的智障？有年夏天我在那不勒斯的鳄鱼养殖场干活，那里就有一个。那个混蛋发起疯来你用机关枪都打不倒。‘吃痘人’就是那样的。”随后他们听见走廊尽头传来一阵骚动。很明显，共产主义者并不打算轻言放弃，这让罗伊和西奥多振奋了一点，但几分钟之后传来的就只剩他的哭喊声了。

第二天早上，3个虎背熊腰的白大褂男人带着警棍进来，把“吃痘人”塞进约束衣拖走了，送去了城市另外一边的疯人院。从那以后共产主义者再也没有对法律发过牢骚，一次也没有抱怨过脸上新添的挤压伤痕或是脚上的水泡，只是抱着自己的电话簿上下楼梯，像是很感激他们给了他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西奥多叹了口气，远眺着湛蓝的海湾，那天的水面平静得就像一块玻璃：“听起来真好，有咖啡当甜点。也许我们该让他们把我们抓进去，休息一下。”

“见鬼，西奥多，我可不想在监狱里过夜。”罗伊盯着新轮椅。这是几天前他溜进一个老人家中“借”来的，上一部的轮子彻底废了。他在想他们离开西弗吉尼亚后他推着西奥多走了多少英里。尽管他对数字不太擅长，但他估计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00万左右了。

“我累了，罗伊。”

自从上个夏天西奥多搞黄了他们在嘉年华的工作以后，他就一直不太正常。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吃着纸筒装棉花糖，在罗伊忙着在前台招揽观众时溜达到了帐篷后面。西奥多发誓说孩子只是请他帮忙把裤链拉上，但这话就连罗伊也不相信。几分钟后，比利·布拉福德就把他们塞进他的凯迪拉克，丢到了几英里外的乡下。他们甚至没来得及跟“烙饼小丑”或是“火烈鸟女士”道别。从那以后，尽管他们尝试接洽了几个别的演出团体，但关于瘸子恋童癖和他的吃虫伙伴的风声在嘉年华业主中传得很快。“想让我把吉他给你拿来吗？”罗伊问。

“不用啦，”西奥多说，“我今天没什么音乐细胞。”

“你病了？”

“我不知道，”瘸子说，“像是永远也没法喘口气。”

“想吃个卡车司机给我们的橙子吗？”

“绝对不要。橙子我吃得够多了，都够我撑到审判日了。吃得我直拉稀。”

“我可以把你送到医院去，”罗伊说，“过一两天再来接你。”

“医院，比监狱更糟。”

“想让我为你祈祷吗？”

西奥多笑了起来：“哈。这笑话不错，罗伊。”

“也许这就是你的症结所在。你不再虔诚了。”

“不要再说这种屁话了，”西奥多说，“我尽我所能地侍奉了主。我的腿就是证明。”

“你只是需要休息，”罗伊说，“天黑前我们找棵好树，在树底下好好睡一觉。”

“听起来还是很棒啊。牢里发咖啡当甜点。”

“老天，你要是想喝咖啡，我去给你弄一杯。我们还剩点零钱。”

“我希望我们还跟着那个嘉年华，”西奥多叹了口气，“那是我们最好的一份工作了。”

“是啊，哼，你要是这么觉得，就不该碰那个孩子。”

西奥多捡起一块卵石扔进水里：“真是让人想不明白啊，对吧？”

“想不明白什么？”罗伊问。

“我不知道，”瘸子耸了耸肩，“只是让人想不明白，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