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从昆明回北京，是我第一次坐软卧。

昆明站是一个大站，每天中转西南各色人等，火车票颇不好买。硬卧总是最早卖光，为了赶回北京，我只好买了软卧。

走进包厢的时候，包厢里已经有一个男孩了。见我进来，他一蹦从铺位上站起来，挠挠头，朝我笑笑。我看了看手中的票，正是男孩坐的铺位，他也看出来了，向我指指上铺，示意他的铺位在上面。

“不好意思啊，”他笑笑说。

“没事，你坐吧，”我说。

“我帮你放包吧。”他主动伸手来接我的背包。

我将背包卸到地上，他举起来努力想往上铺旁边的行李架上托。我的背包太厚了，他怎么都塞不上去。他试图将他的箱子挪开，我止住了他。我背的是一只45升的登山包，包不算大，但是我将帐篷和冰爪绑在了外面，整体就显得很圆。若想塞上去，得全部拆开。

“算了，”我说，“还是别放上面了，塞在桌子底下就好了。”

他于是帮我把桌子下面的垃圾桶挪开，用脚扫了扫杂物，将我的包塞进去。

这时，包厢门口出现两位约摸四十几岁的大叔。

“这是15包厢吧，”站在前面的一个一边找包厢牌号一边问我们。

“是。”男孩热情地说。

“那就是这儿了，”站在前面的大叔回过头对后面的大叔说。

他们于是拎着箱子走进来，向我们笑笑，脱下外衣扔在右侧铺位上，将行李放上托架。他们的行李不多，一人一个小手提箱，轻轻一托就摆上去了。两个金属色的硬壳小箱子，落在男孩硕大的皮箱旁边，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响声空洞。两个大叔差不多年纪，脸膛都有点黑，一个穿麻质西装，一个穿灰色夹克，里面都是深色短袖。他们坐下来，长出了一口气，一个仰头喝冰水，一个抖着T恤领口，用手扇扇子。

“你们是天津人吗，”我问。

“是啊，”穿暗红色短袖的大叔朝我笑笑，“能听出来？”

“嗯，”我点点头。

“你也是吗？”他问。

“我在天津出生长大的。”

“哟，是吗。那我们也算半个老乡啦，”他温和地笑了笑，“你住哪个区？”

“南开区。”

“哦，我也住南开，古文化街那头。”

“那还挺近的。”

“你还上学呢吧？”

“是。放暑假出来玩。您呢？”我看看他们的装束，不太像旅游人。“做生意吗？”

“是啊，做生意。”他点点头。

“做什么生意？”

“卖点宝石，”他笑笑，“不是什么大买卖。”紧接着他又向我介绍道，“我姓李，他姓王。”

我向姓王的大叔投去目光，他转过头，站起身来，将包厢门关上。

门关上了，包厢里显得有点挤。男孩开始脱鞋，准备上床待着。他仍然显得很欢愉，从我刚上车开始到现在，他一直露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欢愉，整个人似乎都充满节奏地一晃一晃。他充满了攀谈的欲望，一会儿问两个大叔做生意的情况，一会儿问我上什么学校，北京是什么样子。

姓李的大叔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男孩说话，一边说一边俯下身换鞋，他换上包厢给的拖鞋，将自己的皮鞋推到桌子底下，就挨着我的包。和男孩说话的时候，他回答得不多，偶尔自嘲地笑笑。他是个国字脸，皮肤粗糙，鼻子很大，鼻头坑坑洼洼，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模样，一口乡音十分浓重。

姓王的大叔一直没怎么说话。从一开始我就几乎没见到他开口，偶尔说句话，还是低声问姓李的大叔洗脸的毛巾放在哪里了。他稍微瘦一点，但是骨骼很大，浓眉毛，嘴角总是一抽一抽，乍看像在喃喃自语，但仔细一看，不过是略带神经质的不自觉的习惯。他看人的目光倒是温和，还会主动笑笑，只是似乎非常不爱说，凡事都有一点依靠姓李的大叔。

男孩已经爬上了床，双手撑在脑后，黑黑的脸膛时不时咧开一口白牙。

“你们平时上学忙吗，”他问我。

“还可以吧，”我说，“不过下个学期大三就忙了。”

“你肯定学习特好吧？”

“没有啦，现在也不怎么好。”

“那你们学校好啊，这就行啦。”他带着一丝钦羡说。“其实我原来学习也挺好的，我以前的老师都挺喜欢我的，尤其是语文老师，都盼着我能考好学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般都是语文老师喜欢我。我那时候也挺喜欢学习的，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子就没考好，搞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去见我初中语文老师了，那时候她可对我寄予厚望呢。”

“你现在在哪儿上学？”

“我刚刚高考完，还没定下来呢。”

“啊，才刚高考？”

“看着不像是吧？”他憨憨地笑了。“我这人就这样，从小就显老。”

“没有，不是，”我红了一下脸说，“只是觉得你挺能照顾人的。”

“是啊，”他有些自豪了，“从小我妈就说我懂事。”

“你是云南本地人吧？”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

“嗯，是，我是玉溪的。”

“你去北京是去玩？”我问。

“不是，”他笑呵呵地说，“我是想去找找学校，听说北京有好多民办大学挺好，我就想去看看，我爸爸说了，要是我想上，就送我去上。我想去看看哪家好。你知道哪一家好吗？”

“不……不太清楚，”我顿了顿，“只听说过什么吉利大学。”

“没事，我去了自己找吧，顺便去玩玩。”

“嗯。”

我点头赞叹了一下，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不是一个喜欢在旅途中与人攀谈的人，如果别人说我就听着，他们若不说我也不问。我看得出男孩是跃跃欲试想说的，问不问他都会说，所以不用我问。整个车厢差不多都是他的声音。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大叔一直沉默。姓李的大叔听着我们说话，面容沉稳，姓王的大叔则双手直直地撑着膝盖，短袖捋到肩膀上，看着窗外，眉头微皱，像是有点不耐烦。我本以为这个晚上最能说的会是他们，因为天津大叔往往风趣，一般都与陌生人能侃上很久，但是这两位大叔明显不是这个类型，说什么都是几个字，短短一句话，就没了。

火车在某站停下了。姓王的大叔拉开包厢门，下车，过了一会儿回来，带上来两瓶啤酒，一只烧鸡和一份白色塑料盘装着的小菜。两个人掰开一次性筷子，开始吃菜。

“来吃点吗？”姓李的大叔问我和男孩。

“不用了，谢谢。”我笑一下，摇摇头。

男孩大概看我拒绝了，也没好意思接受，摇摇头说不用了。

“这次我去北京，也是想自己闯荡闯荡。”男孩说，“我觉得一个成年男人应该多四处闯荡，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去外地生活过呢。我特别佩服我爸爸，他一个人弄他的企业，现在都做成我们那儿最大的一家了。他总是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我觉得他懂好多事。男人就得勇敢，小时候我们家后山那儿有蛇，咬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上山打蛇，我总是很勇敢。那种蛇，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别看细，可是毒呢。这次我跟我爸说我想一个人去北京，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有个姑妈在北京，不过我觉得我不用去找她，我自己就行。”

“你要是来我们学校那边，我可以带你逛逛。”我说。

“是吗？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看看了。”男孩很高兴，把身子从上铺探出来。“那你一会儿把你电话留给我行吗，我到时候过去找你。”

“嗯，临走时你找我要就行。”我笑笑说。

“一个人出门，还是小心点好，”这时姓李的大叔插话道，“外面什么人都有。”

我们愣了一下，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相互对视了一眼，没有答话。

男孩想了想，又接着说：“以后我不想在云南待着了，上完学，我争取在北京找工作。”

“为什么？”我问，“云南多好啊。”

“好什么啊！”

“多漂亮啊，还有雪山。”

“可是太乱了，”男孩说，“不好。你不知道，社会治安一直稳不下来就是因为太乱了，什么都乱，烟草、毒品、军火，手里过的钱特别多，打架闹事的也特别多。”

“嗯，我也听说了一点，刚才送我来的出租车师傅说，昆明站一年抓住毒贩子一千人，平均一天就有三个，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夸张，是真的，”男孩说，“我爸爸就有朋友是吸毒死的。这边买到很容易的，多数人都吸过一点呢，我爸爸原来也吸过一点，就是不上瘾罢了。好多人吸得没了钱，穷死，不抢劫就贩毒。”

“是，刚才那个师傅也是这么说。我当时是从乡间走到小镇上的，上了车他才告诉我，就我走的那条小路，以前总有一排吸毒的躺在路旁的麦田里，见了单身过来的就扑上来抢，他们倒是不杀人，但是一群人抢一个，有多少钱抢多少。”我说，“我听了真后怕呢。”

“这还不算什么，”姓李的大叔这时插话了，“前些天这边有个案子特别轰动，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博士，在这边贩毒，形成一个特大的团伙。他本来好像就是来旅游，来了看到这钱好挣，就开始挣，后来不仅自己干，还发动了他的对象、亲戚，越干越大，最后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亿，才二十九岁。”

姓李的大叔说到这里顿了顿，给我们两人一个恰到好处的发出叹息的空隙，然后接着说。“出门，”他说，“不比在家。外面陷阱太多，你们还小。一步走不对，后悔都来不及。”他的声音低沉，在夜色中像肺腑之言。他说完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男孩，男孩窘了一下，热情昂扬的气息在他的注视中似乎悄无声息地散了。

姓王的大叔没有理我们，一个人靠着窗户翻车上的铁路杂志。

静了一会儿，男孩又开口了。

“您卖什么宝石啊，”他问大叔。

“什么都卖，红宝石和翡翠，还有祖母绿什么的。”

“啊，我喜欢祖母绿。”我说。

姓李的大叔笑笑，转而问我：“你家在南开什么地方啊？”

“天津大学那边。”

“哦。家里是天大的？”

“不是，就是住那边。”我说，“天津人来南方做生意的还挺少的吧。”

“嗯，不多。”他说。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跑云南的？”

“零零年吧。下岗之后。”

“哦，跟我爸妈差不多。”

“是吗，他们也下岗了？”

“嗯，”我犹豫了一下说，“后来他们就卖煎饼来着。”

大叔点点头，没有继续问。话题有点闷，适宜换一个。我于是开始问男孩他们那边中学管得严不严。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男孩的兴趣，他开始给我讲他们上课的情景，老师怎样管学生，他们怎样逃课去玩，学校后山的小溪里有什么好玩的植物。男孩说话很生动。他长得黑黑的，小眼睛，但是说起话来眼睛闪闪发光，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像某种活泼的动物。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贴着头顶一层，人虽然瘦，但却显得虎头虎脑。

很快就熄灯了。夜行列车，上车正是睡觉时间。我起身洗漱，然后和衣睡下。包厢里很快安静下来。男孩比我睡得更快，我睡着的时候，已经听到他安稳而规律的低低的鼾声。夜慢慢深了。

现在想想，我开始惊讶那夜我为什么睡得如此安稳，什么都没有感觉。软卧的床很舒服，包厢的门关着室内很黑，我一向习惯在火车上安眠，那一天旅途又十分劳顿。这些都是理由，但都不完全是。我想我还是非常安心，那一天，我没有感觉到任何让人不安的地方，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多想。这是我安眠的最重要理由，因为我没有担忧，也没有提防。

那一次去云南，我玩得很好。路上遇到的人多半都热情而诚实。从丽江去大理的长途车上，我睡着了，手机滑到地上，没有发觉。到大理下了车找不到手机，心里顿时一凉。跑回长途车站，发现车子已经返程回丽江了。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打听了司机的手机号，心里几乎不敢期待。电话通了，出乎我意料，司机立刻说是的，有人捡到了。第二天下午同一班车，司机帮我送到大理。我试图感谢，司机挥挥手走了。

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我发现我在外面曾经遇到过如此多的隐形的危机。我总是不知所以然地闯过各种危险，却又总在最后安然无恙，一些东西失而复得，一些人经过身边又擦过去了，一些地带走过去又平安地穿了出来，就像昆明郊外我独自走过的那片田垄。回想起来，这是我的运气，但不完全是运气。在我独自上路之前我不曾想过会是这样。这个世道并不像我起初想象的那样安全，但也不像很多人试图告诉我的那样危险。

那一夜我睡得很安稳，似乎没有做梦，一直沉沉地穿过夜的大陆，穿过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穿过莽撞奔跑的肆意年华。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夜应有呼啸的风。我甚至想象那一夜如果我没有睡着，一夜醒着失眠会是怎样。火车在深夜在山洞里穿入穿出，所有包厢都关着门，连走廊都是黑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阳光明媚，我坐在包厢外的小桌旁看书。

我好奇地看着从另一个车厢走进来的人。他们的着装非常扎眼，车厢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他们穿着制服，淡蓝色的短袖制服，肩膀上有我看不懂的图案。他们从一个包厢走到另一个包厢，熟练而惯例性地扫过每一个包厢，看他们想看的，找他们想找的。从一个包厢到下一个包厢，每一个进去一会儿又出来，就像一阵冷冽的风，吹过的地方一片杂散、睡意全无。他们不说他们的来意，然而谁都能猜出模糊轮廓。他们迅速、寂静、忙碌，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紧张感，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

我的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下，姓李的大叔探出头来，看了看，又把门关上了。他们开始起床穿衣服了。

“身份证。”穿制服的人终于走到我面前了。

我掏出随身的钱包，掏出身份证和学生证给他。

“这是查什么？”我问。

“例行检查。”那人说。

他低头看了看，就还给了我。“名校生啊，”他说，“你住这包厢？”

我点点头。他开始敲门。其他三四个人都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地等着。敲了一会儿，门开了。

接下来的过程漫长而混乱，我看着他们进了我的包厢，例行公事，然后再没有出来。我看着他们简短严肃地要求看每个人的身份证，但是看完不作罢，还要看行李。我看到他们在我的床上坐了下来，三个人坐成一排，对面坐着两个大叔。我看到我上铺的男孩被他们忽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想出来却又不被允许。我看到另外两个人一左一右守在包厢门口，就站在我身旁，还不时意味深长地朝我笑笑。

我也不被允许随意离开。可以去厕所，但是剩下的时间被礼貌地要求守在原地。于是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我是说，在包厢门开着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部分过程。安静的、冰冷的、絮絮低语的、像高墙一寸一寸倒下般的缓慢而恐怖的过程，我看到了绝大部分。五个多小时。来者没有离开。从一问一答像矛与矛干干净净短兵相接，到十问一答如沉默的盾接住攻击，再到有问无答盾千疮百孔矛抵住心尖，一切都进行得如此安静和冰冷。

我看到银色的小箱子打开了，散碎着没有什么东西，有几份文件，几个证件，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东西，有毛巾和药，没有宝石。然后我看到姓王的大叔被带离了包厢，带到两节车厢中间的空处，两个人站在他身边，手搭他肩膀，就像兄弟聊天。我看到留在包厢里的姓李的大叔低头坐着，双手搭在双腿上，坐在他对面的穿制服的人几乎和他头碰着头，反反复复说着几句话。

“想清楚，你明白，”他说，“你还是自己拿出来吧。”

两个大叔的脸从坚硬平静变成面色发青，身子从挺直变软。姓王的大叔在两个车厢之间很快蹲了下去，他身旁的人让他起来，他不起来。他们不让他回到包厢，自从把他带离，他们就没有让他回来。他们也不碰他，只是看着他蹲在地上，进而坐在地上。这边姓李的大叔不说话，额头渗满汗珠，脸一会儿憋得紫红，一会儿又毫无血色。他嗫嚅着嘴唇碰着嘴唇，同一个姿势坐着，像埋头的鸵鸟。他坚持了很久，很久很久。穿制服的人分成两边，最年长的一个来来回回在两边巡视。

“没见过这个吧。”年长者有时会停在我身边。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动静吧？”他问我。

我摇摇头。

“这俩人，有那种关系，”他说得无比平静，“不过量他们在包厢也不敢干什么。”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年人有那种关系。

“不过他们昨晚吸了。”年长者又说。

他说着给我晃了晃手中透明的塑料袋，两支用过的针管和带血的针头赫然在目。

“他们……也吸？”我小心翼翼地问。

“干这个的，大部分都吸。”

“他们是干这个的吗？”

他没有说话，转而问我：“你有没有吃过或喝过他们的什么东西？”

“没有。”我想起前一晚，那烧鸡是真空包，啤酒是新开的。那些食物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谁知道呢。“没有，”我又重复道。

从早晨到下午，太阳划过中天，车呼啸而行，他们就这么僵着，低着头僵着。

姓王的大叔或许早已经崩溃了，姓李的大叔在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的鏖战中也在溃败。他沉默，他摇头，他流汗，他的身子向下塌几乎靠在了对面的制服身上，他面如死灰，他做心理斗争，斗争该不该站起身来，他也许想起来，可是他连站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在他对面，制服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只是重复着的内容加上了一句，就要到站了。

“就要到站了，”那人说，“我们只能把你转送地局了。你知道到了地局是什么样。我们只是火车上的，地局就不一样了。你自己拿吧，那比让我们拿好。”

他一直这样缓缓地说着，姓李的大叔仿佛要哭了。制服叹气起来，似乎在叹息他不懂事。姓李的大叔就像个出着汗的死人一样一直默默地坐着。包厢门时关时开，每一次开门都还是一样的画面。我坐在外面，看得手发凉。整个过程中我都没能和男孩说句话，他留在包厢里，我一直坐在包厢外。只有两次他出来去厕所的时候我们对视了一下，他的脸色也很灰，眼神慌慌地，嘴唇发白。我转过眼睛，因为我怕我也这样。

火车进站了。湖南怀化。制服们终于站起身来，姓李的大叔脸色尽管已经坏到了极点，但还是变了一变，似乎也明白终点到了。他被他们托着胳膊，顺从地站了起来，走出包厢。制服们跟在后面收起所有东西，包厢变得空空如也。

最后一个走出的制服从大叔床头的被子下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两块白色方砖，大大的，方方的，那么大，哪里都藏不下，制服们或许一进包厢就发现了。

“没见过吧，”年长者对我笑笑说，“两公斤海洛因。”

他在我对面坐下，匆匆让我帮他写了目击口供，笑了笑，就跟着其他人出去了。临走时，他又回头。“自己出门小心点，”他说，“外面什么人都有。”

火车越来越慢了，站台看见了，一点一点慢下来，像是趋近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审判的末日。火车停了，我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一行人非常显眼。五个制服，像是簇拥着两个大叔般浩浩荡荡向出站口走去，走得那样慢，慢得好像走不到了似的。

火车又开了。

我进了包厢。包厢变得空得别扭。我和男孩互相对着，说了几句真想不到就再也无话。我突然想下车。气氛怪异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不知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包厢像是仍然笼罩着持续了一天的低声絮语。男孩呆呆地坐着。我也看不进去书。我艰难地熬到下一站，掏出我的包说我想在湖南玩玩，我这就下去了。男孩说好，玩好。我于是站起身。他向我告别。我们没再提留电话的事，我没说，他也没问。

我毫不停留地拿起东西奔下火车，只在从桌下拿包的时候停了片刻。姓李的大叔的皮鞋仍然在原处，就在我的背包旁边。鞋边就是包的拉锁，俯身就能碰到。背包没有上锁，拉锁空空地晃着，一拉就开，就在桌下。什么都能放进去。我看着那地面，停顿了一秒，然后背起包，逃也似的离开了。

开端

我坐在她对面，充满期待地看着她。

餐车已经没有几个人，本来就过了晚餐时间，我们又留下来说话，只有零星几桌有人，做饭的师傅也已经从厨房出来，在一张桌子旁闲坐着，和服务员说笑打趣。我们的桌上还有一碟花生米，其他的碟子已经收回了后厨。

她的声音低略而沙哑，很好听。

你问我怎样开始的？她说。其实呢，也是源自一趟火车，一趟夜行火车，和这趟差不多。

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三十岁出头，看上去比实际更年轻一点。我很早就搜索过她的照片，因此对她的相貌很熟悉。当她穿过我的车厢，我立即发现了，站起来跟上她，跟到餐车，冒昧地坐到她的桌旁。

那次是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她缓慢地说，卧铺的票没有了，我买了软座，心想着平时熬夜也习惯了，早上就到，回家再睡好了。我带了一本小说，断断续续地看着，看一会儿就趴在前座背后的小桌板上睡一会儿，睡不着就又坐起来看书。

那大概是十年前了，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工作不到一年，生活不错，略微有一点无聊，还有一点不甘心。我去上海是去玩，找几个大学时的伙伴吃吃喝喝。回程的时候心情不错，不错得有一点浮躁。

在我旁边坐着一个阿姨，看上去与我妈妈年纪相仿，五十岁上下，穿一件花衬衣，头发烫得卷卷的，不怎么好看，脸有点下垂，而且有点浮肿。因为一直在哭，所以有一点浮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她就是一直在哭，从刚上火车就开始哭。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好容易静下来了，过一会儿，就又开始哭了，就好像是怕自己好起来似的，非要让自己哭不可。一般这种情况都属于心里有怨气的，我很知趣地不去招惹，一直自己看书，只给她递过一次纸巾。

在上海站有几个人送她。她从一上车就开始哭，那几个人在窗外送她，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最前面，敲着窗户，后面有几个年龄更长的人向她挥手，她也无力地挥手，让他们走，两个年轻人还在外面敲窗，她边哭边说走吧走吧，也不管他们能不能听见。到最后她将窗帘都拉上了，把所有人隔绝，只是隔一小会儿撩开一个缝隙，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火车开了。她一直哭。我觉得她注意到我了，有那么一会儿，她会和我说一两句话。她问我上学还是工作，来上海做什么。她问一句我答一句，没有话的时候，她自顾自地哭。我知道自己应该同情一下，可是我看着她哭觉得很陌生，又不愿意装模作样地装作同情。我递给她纸巾，多是出于礼貌。她的纸巾用光了，翻包又翻不到，我于是拿出我的，不想看着她狼狈下去。

她终于开始和我攀谈了。她问我看她是不是特别可笑，我连忙说不是。她叹了口气说她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我说哦是吗，她说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以后再也不来了。她停下来，等着我问为什么。可我不想问。我于是问她送她的是不是她的女儿。她摇了摇头，说不是，那是她的外甥和外甥媳妇。

那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她说，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来参加他们婚礼的。

然后她开始长篇的讲述。她说话的欲望已经被勾起来了，不管我接茬不接茬都是一样。她开始给我讲述她的家族历史，她从小就比她姐姐聪明，上学也上得好，她姐姐嫁到了上海，她嫁在了北京。年轻的时候她在军队，提干提得早，丈夫也是军人，她很早就能往家里拿上百块钱的工资，动辄拿出几十、几百块贴补家用。那个时候，不但她们的爸妈是她来供养，而且她姐姐买的衣服也是她出钱，她姐姐能力不行，一直就是个商店的小职员。她那个时候在家地位可高，家里人都依靠她，以她为骄傲。

可是谁知道，世道轮转，风云突变，这几年军队待遇下降了，她的工资虽然涨了，可是只有每个月三千块。而与此同时，曾经也是小商贩的她的姐夫做了大老板，在上海发大财，买了三层大别墅，又全款送了儿子一套小别墅。她和姐姐的经济地位一下子反了过来，姐姐开始买最好的衣服。她姐姐好几次打电话叫她和她妈妈从北京来看，她妈妈一直想来，她却一直不想来。她说她能感觉到这段时间她姐姐的变化，那种故意的好意，想要显摆一下。

你自己呢，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当初你自己有钱时还不知道怎么显摆呢。

这一次是她姐姐的儿子结婚邀请她。她本来不想来的，可是有两件事改变了她的决定。一个是她的爸爸妈妈想来，她觉得总得有人照顾老人家，另一个是她的外甥，这个男孩对她一直不错，亲自打电话给她，请她过来。

其实你自己潜意识还是想来看看吧。听到这里我想。

为了这次婚礼，她硬着头皮凑了两万块钱。两万块钱对她不是一个小数目，她工资才三千，两万得挣半年，女儿快上高三了，平时要学钢琴花很多钱，还不知道明年上大学需不需要花一笔大数目。她只是觉得不能丢人，既然来了，外甥又对自己好，自己场面上就得过得去。忍痛将两万拿出来了，为此连卧铺都舍不得买，来回都是坐票。

可是来了以后她就感觉不好。她觉得姐姐、姐夫一家明显看不起自己。姐夫家的两个兄弟一个给了十万，一个给了一百万，她的两万在他们看来就是一根毫毛。他们不管是言语还是表情都显得毫不在乎的样子。她来到他们的别墅，有好多人在忙着，她姐姐带她和她妈妈转，言语总是话里有话，很多地方讥刺她，充满着挤对和财大气粗的炫耀。

谁也好不到哪儿去，我那时一边听心里一边暗暗嘲笑，彼此彼此，典型的暴发户和典型的小农。

她在姐姐家总是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小包，那里面是她的生活费，她不能丢，花了这两万之后她得处处省钱。她姐姐就取笑她，两次用言语讽刺，说有什么值钱东西这样小心翼翼的，她觉得尊严受了侮辱，便只说里面是药，得每天吃。面上虽然撑着，可是心里别扭极了。

谁让你不说实话呢，我悄悄想，人家讽刺的多对啊。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她觉得姐姐、姐夫总是提防着她，像防贼一样防着，有几次她在房子里，就觉得她姐夫看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紧紧地盯着她，就好像认定了她会偷东西。她觉得从小到大简直没受过这样大的屈辱，她从不做偷偷摸摸的勾当。在婚礼前一天心情糟到了极点，为了强撑着情绪，不影响大局，就一个人委屈着出去逛，自己劝自己，好不容易好了一点，没想到下午她姐夫当众发起了脾气，先发制人地责问她这几天为什么那么不高兴，让他人也跟着不高兴。她当时就崩溃了，发誓以后再也不来上海了。婚礼当天，她帮着他们拿红包，晚上整理钱的时候，她姐夫有意无意地站到她自己的提包边上，就像要防着她似的。她说她从不依靠别人，从不羡慕钱多，为什么要受这种侮辱。

我一直听她说啊说啊说，心里只是默默地不以为然。我认为她的敏感和受刺激还是因为她自己看不开，这种情况一般自己也很在乎钱。当局者迷。像她姐姐姐夫那样的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理他们做什么呢，理这种俗人说明自己也是个俗人。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对话的大致情形。我之所以这么详细地说，是因为它与我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有关系。

那时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做文案推广，兼做一些平面设计。我大学毕业时野心勃勃，总觉得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又不知道该向哪边走。我从小就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太精通，觉得什么都能做，就是没有想好到底做什么。我原来写文章就不错，可是写小说一直写不好，我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口吻说话，写人物应该抒情还是应该讽刺，我尝试过几回，都没进行下去。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师姐在广告公司招人，我就去应聘了，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可是我仗着小时候学了六年的画画底子和大学看的几本艺术理论，还是自认为比一般人强些。

那段时间是我的一个分界点。关于对他人该羡慕还是鄙视，该抒情还是讽刺的问题，那一年刚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小时候也不是没有过拜金主义，也向往过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穿最好的晚装，戴最好的饰品，走金碧辉煌的大堂，和绅士眉目传情。这种拜金主义既诱人又脆弱，随便什么冲击都能摧毁它，但是也不那么容易彻底根除。在大学最后两年，我走到了反拜金主义的极端，不仅鄙视钱，而且鄙视任何俗世的势利。当时我看了一些书，爱上一些文艺理论，想做一个世外高人，看不上任何的小市民气。我觉得他人的赞许或鄙夷都是不值得计较的，世俗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自己不超脱也是不值得同情的。

就是在那个时段我遇上了那个阿姨。我坐在夜行的列车上听她诉说了一晚上，可是我心里对她没有多少赞许。我对她姐姐、姐夫自然很看不上，但也不站在她这头。我觉得她是庸人自扰，嘴上说着自己不在乎钱，可是实际上在乎。还是自己的问题，我想。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看着我。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们就”下车了。

“然后呢？”

“然后？”她笑了笑，没有马上说话。她拿出烟，想抽，但是点火的一瞬间想起这是火车，便又放下。烟退回盒子，已经擦出火花的打火机合上，发出啪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没有烟的手指显得有点百无聊赖，她侧头看了看窗外，手在嘴边托着下巴，食指和中指仍然微微扬起。

她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我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她。除了我之外，没什么人认出她，她出镜不多，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会去搜索她的照片。我对她算不上崇拜，也不是特别了解，只是很好奇，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写东西写得很不错，但在我看来缺乏创新的锐气，写得过于平淡，没有野心也没有惊人的力量。

我刚刚和她说了我的观点，一坐下就说了。我说中国文坛这么多年一直缺少理论指导探索，缺少超越精神，脱离不了斤斤计较，写来写去都是俗人俗事。我希望她能超越这些，写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我一坐下来就说了这些，因为我想给她留下一个重要的印象。

她静静地听着，听完点点头，说谢谢寄予厚望。

她没有与我讨论的意思，于是我只好转换话题。我问她是怎样开始写作。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她的夜行列车。讲到一半停下来，沉默了片刻，看着窗外像在抽一根虚拟的烟。然后她继续说。

“很多人的转变来自于一个大事件或者决定性的时刻，可是我不是。”她说，“我的转变来自于那段时间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时刻。”

工作第一年，我多半是打杂，给人帮帮忙，到了第二年，终于可以自己出方案做策划了。我开始设计Logo海报和宣传册，也开始自己出一些插画图。出了图，就会投稿，投稿就会受刺激。没有人很拿我当回事。投过几次，都是了无音信。去了一个杂志社问，编辑头也不抬，说他们每天收的画稿太多了，没空理会每个画家。我又给他们三幅稿子，她冷冷地说放那儿吧，就转头跟旁边一个人说一个知名插画家的八卦去了。

这样的次数多了，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才能。我想也许自己把自己骗了，自己根本没有才能，离人家的境界差得还远呢。小时候画画好的人多着了，能画到最后的还剩几个呢。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抑郁，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放弃。我不想放弃，所以心里很急。那时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每次递上一幅稿子，都急切地问评价就像等待生死判决。有时候我也知道每个起步的新人都会受人冷落，可是也许涉及对自己的判断，那段时间我就是非常在乎别人的冷漠与批评。

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学，找一个年轻的美术老师评我的一幅参赛作品。他说我的画幼稚，脱离不了中学习作范儿。他说得也许没错，可是我差点哭了。他把我的画扔在桌子上，开始说他自己，说他的创新和他最近琢磨的先锋理论，神情高傲，把我几个月的努力忽略到墙角。我什么都不想听。我觉得自己很卑微，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只想说求求你别说了，你说的那些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画不好，我就是画不好。那是我第一次不想听那些文艺理论，可是他不停下。当人拥有一些东西，没几个人能抵抗显示的诱惑。我非常抑郁，将寒酸的画捏在手里，没有说告辞就离开了。

出了他的办公室，我慢慢地下楼，边走边自己跟自己说话。走到二楼，我忽然愣住了。我看到了火车上的那个阿姨，坐在楼道里，和一个女孩坐在一起。那个楼是艺术中心，当天是艺术特长生考试时间，那个女孩应该是她的女儿，她是在候场，或者刚考完。那女孩在哭，轻轻地低着头啜泣。那个阿姨在讲话，镇定地讲话。

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她声情并茂地说，自己不是别人评论出来的，你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没用。

我在一旁看着，远远地看着，阿姨没有注意到我，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女孩身上。

那个时候，我忽然破涕为笑了。不是想嘲笑，而是想自嘲地笑。我想起一年前的自己，想起当时自己的高傲。其实我并不确定眼前的阿姨是不是就是火车上的阿姨，一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太记得清她的细节长相，但是我宁愿相信那就是她，因为那个女孩哭泣的样子和记忆中的哭泣非常相似。也和我相似。

我第一次发现，自嘲能够让人快乐很多。

她将她平淡的故事讲到了尾声，就像她的小说一样平淡，我一直等到最后也没等来转折与高潮。我有点失望。

她将杯子里最后一口免费茶喝光，向我笑了笑。“当我对阿姨这样的人不再嘲讽，而是同情，我就开始写小说了。”她说，“我原先觉得阿姨很矛盾，她说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可她在比人穷的时候会哭。那时我觉得这很矛盾，但现在不觉得了。”人什么都懂，可人还是会哭。这就是秘密。这一点都不卑微。这是关于理智和情感的最严肃的秘密。很多人都懂。在我们之前的人懂得和我们一样多的东西，如果他们不超脱，那不是因为不想。

她站起身，礼貌地说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先告辞了。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获得了想要的答案。桌上的花生米还剩下半盘，对面的座椅变得空空荡荡，桌上的两只杯子证明刚才的邂逅不是幻觉，只是气息都已经散掉。窗外开始变得一片漆黑，火车穿入了夜，穿入货真价实的漆黑的夜。

她说的话我一直觉得有点模糊，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是对我做了一段漫长的回应。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恍惚。我不知道她一直这样说话委婉，还是那故事中的夜行列车真的确有其事。

二则写于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