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亚宁的电话，我对着晨光愣了一会儿。

电话中我劝亚宁不要去，这几乎是不假思索的答案。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这是多难的一个抉择，我说出口之后，又有点后悔。

有些话没有说完，除了我们都回避的话，还有一些话没说。这有点遗憾，但没办法，我该去上班了。在话语穿透海的一小时中，亚宁看着星星爬上天空，我看着太阳爬上来。

没胃口吃东西，我洗洗脸就出门，坐上了车才发现文件拿错了，想回去，却发现钥匙落在了家里。

坐在车上，我想着亚宁的话。电话里的亚宁声音很轻，有让人揪心的坦率的犹豫。我不记得自己都说了什么。其实我不怀疑那个男孩喜欢亚宁。亚宁那么好看，安静，又重情义，毫无疑问最招人喜欢。那个男孩听起来也还不错。本科就在伯克利，现在和亚宁同一个班，比她能更早毕业。应该是好学生，前途很好。这听起来还不错，答应他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有一点和上一次太像了：她需要跟着他走，而不是他为她留下来。我脱口而出不同意，不想让她重蹈覆辙。招人喜欢不一定能导致幸福，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也许这一次真的是幸福也说不定。

上班的时候我开着表格，望向窗外。这是最后一周上班，没有太多正事。自从递了辞呈，我就很难再集中精神。四周没有什么人说话。上午总是办公室最安静的时候。百叶窗半开半闭，阳光笼罩的桌子和办公柜都显得有点漂浮。

从窗口看出去，正好看到楼下的天顶花园。只有三两个人在长椅上坐着，棕榈叶子从大花盆里郁郁葱葱地伸展出来。花园绿色变多了。初夏总是最好的季节。连十二楼的天空都有了大地的错觉。以前这个季节我们总是坐在操场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操场的绿更假，是不会变的塑料草皮。但我们还是喜欢。黄昏的天慢慢变暗，塑胶地留着白天的余温。像人的体温。男生踢完球都倒在地上，歪在假草皮的柔软中，伸开两腿，双手撑在身后，争论刚才的比赛，吵，站起来打架扭成一团再累得一起躺下。爆发出哄笑。咕咚咕咚灌下大瓶冰镇饮料，头发湿成一捋一捋，脸上黑黑花花的一条一条。我们坐着看他们。灰白色的天空一点一点变成暗青色，边缘是黑色和金色，从浑浊变清澈，直到夜晚降临，人脸融进黑夜，变得透明。这样的时候高三就少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问问阿蓉对这件事怎么看，她会怎么选。

但我没有机会开口。阿蓉这天心情很差，吃饭的时候给大家讲她前一天晚上相亲的那个男人有多可笑。她今天穿的比昨天还娇艳，不知道是想证明什么，还是缓解什么。她的声音有些尖利，大概是被可笑男人的某一句轻蔑刺伤了。她很不平，一直在理论。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以一个虚拟情境打断她现实情境的慨叹，于是什么都没问，低下头吃东西。大家陪阿蓉一起议论愤慨，用各种亲身经历和道听途说丰富这原本已很丰富的话题。

阿蓉最近才加入相亲队伍，有几个姐姐已经相过好几年，以过来人的眼光劝她看淡一点。大家开始说《非诚勿扰》，主管王姐对这个节目最热衷。上周有一个男生不错，但他的心动女生到最后也没答应。静静觉得那个女孩是想找感觉，但没心动，其他人都不同意，认为是男生挣得还不够多。由此开始了争论，从是否心动开始跑题，从多少资产够花转移到什么样的资产保值。利雅说她让老公每年给她买一套金首饰，作为硬通货。

谈话很热闹，但我忽然听不见周围的话了。

大一的夏夜，亚宁曾说过一次关于动心的话。大学我们遇到的男生不少，也都有说得过去的好处，可是可以说每个人都让人有点动心，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让人很动心。

亚宁那晚说，她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动心了，记忆中只有一次心里真的微微一动，就是那一次从楼上看大江的时候，动了那么一下。在那之前，她知道年级里有这么个人，但没有注意过。那次是一个下午课间，亚宁和绫子站在四楼的窗台，大江和一个伙伴从校外回来，还没到放学时间，校门不开，他们翻操场边的铁网进学校。大江穿一件紧身白背心，很简单，但露出宽肩瘦腰和好看的肌肉，手臂和肩膀交接的线条柔和又感觉得到硬度，走路散漫，但攀上铁网的时候纵身一跃，协调而迅速，撑开的胸口一紧一松，人就蹬上去了，调整姿态一只手臂撑着转过身，顺着铁网内缘滑下来，双膝一弯缓冲站稳，回头等着后面的伙伴，像俊美越过河又停下的马。那时已接近黄昏，天边有点红，塑胶跑道也是橙红，他站在那儿轻松地笑着，就这样亚宁的心里忽然一动。

说起这些的时候我们站在宿舍的阳台，初夏的夜晚温和甜美。楼下有情侣亲个没完没了，远处是工地，有累了一天的工人坐在墙头吹口哨。微风吹过我们的睡衣，天上难得有星星。亚宁看着楼下，眼睛看到另一个世界，脸上很宁静，没什么情绪。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一段过往，我们当初只知道大江给她打了一夜电话，她就答应他了，却并不知道真正的动心是在那一刻，早在那通电话之前那么久。我们站在阳台上，空气是深蓝的，晚风很清凉。

下午上班时，我决定回家再给亚宁打一个电话。我想收回我的话，支持她选择爱情。虽然说不好感情在最后的关系中应该占几分，但仔细想起来，有感情和没有感情还是不一样。若真是算着哪样划算，哪样不划算，那就永远没有真正划算的时候。很多事情，需要最初的一点动心撑过去。当然，亚宁需要离开美国，跟他去东南亚，这确实对她自己是损失，但若放弃呢，留在美国，最后会如何呢。会不会像王姐那样落得单身，寂寞沙洲冷，高处不胜寒。难得还能有这样一次机会，也许不该放弃。

交了报表，交代了工作，暂时没有什么可做的。我就在底下读书。阿蓉没有兴致，也不张罗组织下班后的活动。利雅急着回家看小孩，静静要上考研班，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跟同事聚。我原本想找个机会跟大家道别，但似乎没有人在意。

或许是心有所系的缘故，读什么都有联系，连平时不信的经典都有了味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说天使的话语，但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毫无意义。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但如果没有爱，我就不算什么。”

回家打电话，但没打通。琢磨了一个晚上，有许多想说。第二天早上继续打，旧金山时间下午四点左右，电话通了，亚宁的声音出现在听筒，轻而急躁，似乎是急着挂掉有事要忙。我问她这几天和他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

“他说过几天放假想回美国，找我去旅行。”

“好啊，那去吧。我改想法了，还是选择感情好一些。”

“是吗？”亚宁迟疑了一下。

“只是觉得……还是试着信任感情吧。”

“好。”亚宁沉默了一下，“等我回来再说吧。”

她匆匆挂了电话，大概有事情要出门。听筒默然，不提供说明。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不知道那一瞬间拉远的距离是事实还是我的错觉。亚宁也许不需要我的话。她的朋友很多，遍布北美，都可以咨询，而自从那一年，我们之间就总有些静而僵的东西，若隐若现。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楼下。路灯照着停着的汽车像沉睡的鸟群，收敛了翅膀，等待清早的翱翔。夜晚没有人打扰。

亚宁最近状态不好。她在第一通电话里说起她找工作的恐慌。周围人都去华尔街，她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她成绩不错，但面试往往不好。她太安静，来不及彰显就被人群淹没。那样的亚宁是什么样子我想不出，想不出她换上正装，努力像美国人一样咄咄逼人的样子。她说她不想找工作，因几次失败而退缩，怀疑自己什么都不行，退缩到被子里，每天不情愿起床，觉得只有被子里有渴望的安全。可是时间又紧迫，不找也不行，夏天必须得到实习，冬天毕业的时候才有可能签到工作。签不到工作，身份就有问题，花很多钱去美国读名校，不能有好工作，她便觉得欠了家里的付出。

亚宁瘦而白净，让人心疼。去年开会时去伯克利看过她一次，清晨在海边，浓雾笼罩着深蓝的海和泊船，她裹着黑色长毛衣，拎一个巨大的包，越发显得孤单而瘦。她在校园里没什么能依靠。临别的时候，她转身去赶公车，背影越变越小，让人越来越揪心。

纽约、华尔街、投行、私募，亚宁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将是自己的生活圈子。她不善于演讲，也不善于工作展示，班里的上台演说她从不参与，那不是她的领域。现在她都需要去学，去应对，她心里恐惧，想坚强。

亚宁很白。白净和坚强的组合让人想起某种易碎的东西，比如瓷器。我不知道现在的亚宁想起小时候是不是觉得恍然如梦，那个在小城街头游逛、玩、滑滚轴、跳街舞、跟身边的大孩子学恋爱与打架的小女孩。生活换了内容，除了某种瓷器般的气质，整个人已经从过去脱胎换骨。

亚宁的初中和我不在一个城市，她在一个小城，高中才来到北京。十三岁的亚宁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那当众撕毁情书的她是什么样子。她读初一时就收到从初一到高三每个年级的情书，她一概不回，如果追她追得紧了，她就当众把那情书撕了。她爸爸管她管得紧，会追查打到家里的电话，警告电话那端的男孩，可即便这样，她家的电话还是没有断过。那个时候的亚宁大约就已经拥有了某种后来贯穿了很多年的性格的核心，她极为认真地看待自己的选择，该怎样选，为什么这样选。她相信自己能做出选择。我见过她的照片。她在照片里像男孩一样骄傲地微笑，梳短头发，还戴红领巾，但已能看出跳舞的好看身形。她跳舞跳得那样好，比周围人都好，身边的大孩子有的不上学了专门跳舞，她就和他们学，街舞的味道比谁都能表达。高二她教大江跳街舞，在学校里演出那么轰动。

十三岁的亚宁在小街上逛，不言不语对追求者很冷，但和大哥大姐学会对朋友义气。她喜欢看男孩抽烟、打架、骑摩托，喜欢大姐姐豪爽、会组织、会照顾，喜欢跟着他们在小城的街上吃烤肉，什么都不操心不烦恼。那些人呵护她，知道她成绩好，早晚和他们会不一样的。

现在想想，那些早年时光是这么重要。她信选一个人就要一辈子。是真的信。高二的夏天像是十三岁的翻版，她在我们的城市重新找到这样一群朋友，在这个更大的都市漫游。大江和他的兄弟们整日打球，亚宁下了课就去看，晚上跟他们出去玩，打台球、吃小龙虾，听他们讲故事。他们散漫而趣味十足，有一个男孩会吐好看的烟圈，有一个男孩和女友总是动手打架，又好得如胶似漆。他们班和我们班不一样，他们几乎不用高考，不属于这个都市。她晚上和他们打车出去，熄灯前才匆匆回来。那短暂的日子只有几个月长。她喜欢打台球，台球厅地下室昏暗而烟味十足，那么让人快活，大江打得好，俯在台球案上会显出肌肉流畅的后背。操场，校园，大排档，便宜而市井的娱乐，月亮，出租车，他终于在车里轻轻地吻了她。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小腿忽然觉得冷了，就转身回屋里。回到房间仍没有睡意。亚宁这几天在等几个纽约的面试和一个洛杉矶的面试，不知道结果如何。这并不容易，高盛以招人严格闻名。也许她刚才急着出门是工作有了消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谈话。如果是这样那最好不过。

次日，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的想法又摇摆了。

明浩是大学隔壁班的同学，与我和亚宁都很熟，和我在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在餐厅碰见就一同坐下，聊着聊着，简要提到了亚宁的困扰。

明浩以最强烈的态度反对亚宁去东南亚，依他的话，这男人是不可靠的，若把她自己的生活都扔了，搭给所谓感情，到时候一定会后悔。我问他为什么这人不可靠，他轻蔑而理所当然地笑了一声，抬了抬手，似乎这个问题毫无必要。

“南方家长花钱送孩子出去读本科的我见多了，”他说，“就没几个好孩子。”

明浩带着不加掩饰的国内名校生的态度，对本科便出国的不以为然，认为不是南方沿海富二代就是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而这两种都意味着不是什么好孩子。他信誓旦旦地让我信他，说他在南方跑了不少地方，见得多了。我低下头吃饭，不作回答，若在往日，我多半会嘲笑他武断，但这个时候，这个判断太重要，我不能不思量。

“还有啊，”他又说，“男人都不会可靠的。尤其是金融圈，这点你也信我。诱惑太多，变心太容易。你让她在美国找个一般城市最好，做个小中产，安安宁宁的。”

我心里忽然疼了一下。男人不可靠，男人受一时欲望推动。他的话和那时他们的话那么像。坦率得似乎无所谓。那时好几个人这么说：大江啊，早就有别的女孩了。

明浩岔开话题，问我辞职的事。我不想说这个，就简单说我想去写歌，他又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让我突然非常窘迫。

下午，算了算时间亚宁应该还没睡，我就跑到走廊又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听筒中一片空茫。

我心不在焉地收拾办公室的东西。最后两个下午几乎没有工作。阿蓉起初说帮我一起，但最后还是因为临时约了另一个相亲，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没有多少东西，有点同情她。阿蓉和亚宁遇到的问题其实是相似的：当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你能否相信他。凭什么相信一个人。她见得越多，越在那一张张面孔中迷失，面孔清晰，可面孔背后的东西保持神秘。

我搬着小小的纸箱，看看空了的桌子，心里也空。高二那年暑假，考完试在亚宁的宿舍住，其他人都已经放假回家了，宿舍清空了，整个空旷的楼道只有三两个人穿梭。我和亚宁躺在床上聊，听她讲大江的好和不好。他好的时候每件小事都能照顾到她心里，当她想喝水，他小心地拿瓶子倒，但当他不好的时候就找不到他的人影，电话也不接。她去网吧找他，他的背影依然俊美，可神色懒散冷淡。他答应给她电话，可事后又忘得干净。

亚宁一个人在闷热的宿舍走来走去，躁动不安，守着电话，什么都无法专心。这部红色带拨号圆盘的老式电话机，最初传递了他一整夜断断续续的表白，这时却像沉默的黑洞，让周围的一切都围绕它盘旋。她在宿舍踱来踱去，没有办法。她不知道他的想法该怎么判断。他总是占取主动的那一方，他表白她同意，他追求她被动，他离开她牵挂。谁在乎得多一些，谁就有了心理劣势。那年的宿舍就这么在记忆里固化，昏黄，燥热，孤独，红色的电话，没有风，床板硬得磨骨头。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亚宁仍相信大江，相信他是心里对她好，相信只是因为两个人的前途差太远，他不想耽误她才故意离开她。

我想问亚宁有多了解这个新的男孩。但再接下来两天都没能联系到她。

电话没有人接，msn也没上线，两三天都是这样。我隐隐约约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似乎什么事都没有，似乎很正常。但我有点不安。

也许是和新男友去旅行了。我想。于是耐心地等。一直上网，一边看新闻一边看老照片。我回忆从前的亚宁为什么那么执著。想来想去，觉得是这样的一种个性：当一件事不能确定是他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她就认为是她的问题。那一年大江借读结束回家乡，不再联络她，她只觉得是自己没有为他打听出路，对他愧疚。大江说要来看她又没有来，她只觉得是自己没有表示足够的肯定才让他退缩，于是去找他。她对自己严格。这样的个性最容易不能忘怀。太重义气，会付出先于考验，太高贵，以至于悲伤。这一次也是一样，她面临选择压力很大，但还是自责自己对那男孩诉苦太多，不够温柔。

我心神不宁，随意在MIT BBS上闲逛，看美国各处的烦恼和欢愉。

忽然，一条转载的消息让我一惊。

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那是一条犯罪报道，在旧金山郊外一辆汽车的后备箱中，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学生的尸体。据报道，女学生瘦而戴眼镜，锁在后备箱中，有被强奸和挣扎的痕迹。而最令人愤慨的是，当地警方初步判定为自杀，让人哭笑不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害怕起来，千方百计想找到那女孩的名字。找不到。因案情正在调查，当事人的信息不能公布。我拼命搜索相关信息，可是始终找不到。从只言片语中，没有任何信息确认我的疑虑，但也没有任何信息反驳。我点击网页的手微微发颤，希望弹出的窗口有用，又怕弹出的窗口有用。口干舌燥，只能强迫自己继续。有可能是她吗，只能说没有不可能。她说过她需要下定决心，这是结果吗。

又错了吗。出了什么事。我焦急，前日里的僵局像冰冻的湖面碎成一片一片。我不敢往下想，怕这世界又一次辜负人的信任。

我眼前看到大二的亚宁，清晰无比，那么美，那么妖娆。她从来没有那样打扮。白净的面庞在夜晚显得苍白，嘴唇涂了玫瑰红，卷了头发，穿着小夹克和超短裙，夹着香烟，说晚上要去clubbing，现在赶时间。她的娇艳显得脆弱。她从大江的家乡回来就发誓要变，几乎愤恨那个穿白色T恤的自己。她在操场上一圈一圈走，表情僵硬，说话带着不流利的脏字，想甩狠话。不就是玩吗，她说，谁不会啊，不就是找帅哥吗，不就是多换几个吗。我跟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劝解得无力而幼稚得可笑。她在塑胶操场上决绝地走，夜色依然温柔，操场好闻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她回头看我，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凝注的东西。我从不知道她会疼得这么深。

我越来越急，却找不到回答。再给亚宁拨电话，她还是没有接。我这时无比希望她出现在线路的另一头，从来没有这么希望过。

心里很难受。回忆盈满。在那个悲伤寒假之前，当她悄悄地问我，她该不该去找大江时，她的声音那么欢愉而充满希望，眼睛那么亮，在嘈杂的饭馆的角落，她的声音和她的眼睛都像不属于周围一切。她低头说着她的计划，说她瞒着家里人，说其他朋友也多半不赞成，只有我一直支持。然后抬起头，她说虽然大江现在没有学上也没有工作，但有一天会娶她的。

这些记忆一并涌出。我怎么能忘记这些记忆。那个寒假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怎么能忘记，当那个寒假过去，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我怎么忘记当周围的男孩都不以为然地说这太正常了，世界都是这样，是你们两个理想化得太久了，我是如何难过，是如何从宿舍的床上深夜坐起来，后悔得无以复加，坐在床上抱着腿不能入睡。整整一夜睡不着。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我永远无法知道在大江家乡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记忆像尖锐的碎玻璃，一直清楚地存在心里。切割心脏，止住呼吸。无能为力。“我们是在温室里待得太久了。”亚宁在夜里这样看着我，“这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和别人也没有不一样。”那一刻，我们之间的世界静而僵。

我继续点着网页，怎么都无法睡着。电话线路对面的忙音一直在屋里响着，一声一声，盘旋在空中，像重复了许久的问题，无人面对。忙音穿过海洋，穿过悬而未落的心，穿过这许多年避而不谈的让我们慌张的记忆。你能否相信这个世界，一拥抱就背叛的世界。我和亚宁后来很长时间不能坦率相对，就像战役失败，同谋瓦解。面孔对面是有情还是无情，海洋对面是阳光还是黑暗。回忆在海上席卷，席卷这许多年来在内心筑造的自我保护的墙，像黑暗中的闪电，逼人面对追问，充满担忧。

电话一直响着，无人应答。

次日清晨，当噩梦过去，门铃清脆响时，我从凌乱的书桌上抬起头来，揉揉惺忪的睡眼。阳光透过窗子，在桌上印出块块散碎的方格。

我披上衣服打开门，充满惊讶地发现，亚宁出现在门口。

“亚宁！”

她放下手中两个装满吃的的袋子，拉住我的手。

“你的身体，”她问，“现在怎么样了？”

“没事，”我很激动，“你怎么回来了？”

“来看你啊。担心死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晚上。太晚了怕你睡了，没给你电话。”

“怎么不早说？”

“我去纽约面试了，从纽约直接飞的。出发前临时定的票，来不及打电话了。”

我于是拉她进屋，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她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手术日期，问现在的身体状况，问大夫的话和透视的具体细节。我几乎来不及问我的话。同事们从来没有这样问这么多，这么细。没有谁这么关心。

“其实只是小事，还让你跑回来。”

她认真地说：“动这么大的手术，怎么能说是小事？”

“你面试怎么样？”

“不知道。”她轻轻地说，“可能不太好。不过无所谓啦。我们这么多年都太顺了，什么都有，老天总会让我们没有一些什么的。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

“你还去东南亚吗？”

“不知道。没想好。”

“他还去找你吗？”

“我让他来这里，既然回国，我就让他也来，让爸妈见见。改天你也见见吧。”

我点点头，我们面对面坐着。因为有太多话想说而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坐在狭窄客厅硬邦邦的长凳上，手拉着手，让冬天的阳光穿透清晨的浓雾，落在我们手上。我问她学校的情况，毕业的情况，作息饮食的情况，她问我辞职的事，休养的事，未来计划的事。

我们絮絮叨叨地相互鼓励，无主题、无重心地相互鼓励，就像散乱的阳光无焦点地散落在每一个角落，就像所有的担忧融化成甜蜜，就像这些年的分离不曾存在。我们坐在阳光里，阳光一丝丝滑动，滑过永无止境的昨日与明天。

写于二〇一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