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军事的是孙中山。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枪杆子的是袁世凯。而最先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是蒋介石。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的特色。蒋介石通过一次一次的事变，屠杀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什么叫枪杆子。

17.解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2001年，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讲了40分钟，然后美国选他们军队的高级军官提问。美军航天司令部的一个上校提问，他说：“你们的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有问题的，政权应该是选票选出来的，你们怎么是枪杆子里出来的？你这个枪杆子出的政权它的合法性在哪里？”

他提这个问题，我是从两个层面回答他的。

第一，我先反问这位美军上校：“据我所知，最初的美国只是美国东部的13个州，今天变成纵贯北美的这样一个美国，由13个州变成50个州。请你告诉我，你的13个州以外的其他那些州，从你第14个州开始，15、16、17、18、19、20……一个一个数下去，你哪个州是选票选出来的？你哪个州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先打印第安人，再打墨西哥人，再打西班牙人，一个一个州打出来，你们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

“当然，你的路易斯安那州是通过钱从法国购买的，拿破仑政权当时急需金钱，所以把路易斯安那州很便宜地卖给你们了。那阿拉斯加州呢？俄国沙皇非常需要硬通货，又把阿拉斯加州非常便宜地卖给你们了。我说你们就是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金钱，你们不是这样吗？”

当时那位美军上校想答也答不出来。

第二，我说：“我们中国人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从我们这个政权里面来看，我们的对手蒋介石，他的枪杆子比我们多得多，如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他那么林立的枪杆子，他有武装，共产党连武装都没有，但我们为什么能出政权呢？

“最关键的还是人民群众用脚杆子完成了他们的选择，脚杆子也是选票，人民群众用脚杆子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小推车推粮食、运弹药，然后接收伤员、掩护部队，这是人民群众自己的选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仅仅靠枪杆子夺得政权，也夺不到。对方的枪杆子比我们多得多，对方运用枪杆子的手段比我们要厉害得多，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终凭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我们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

这是我在美国讲学时遇到的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今天我们再来讲这段历史，那么到底是谁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枪杆子的呢？

答案首先绝不是中国共产党人。

给中国政治带进枪杆子的第一人是袁世凯。

袁世凯最先通过枪杆子的纯熟运用，让不想接纳他的大清王朝最后不得不接纳他。清王朝知道他是一个力量很大的不好控制的大臣，想把他撤职，让他到家乡去休息，但是辛亥革命爆发还不得不把他请回来，让他镇压辛亥革命。后来大清王朝倒了，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孙中山只有把临时大总统让出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袁世凯的枪杆子厉害。

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军事的是孙中山。

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枪杆子的是袁世凯。

而最先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是蒋介石。

一次一次的武装起义、筹款、购买武器、组织会党，然后组成革命团体，艰难地策划与发动，这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一次一次事变，“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次一次驱除、屠杀、围剿共产党人，从一个名声并不大的参谋人员变成国民党的党魁，变成校长、蒋委员长，中国社会首屈一指的独裁人物，这就是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蒋介石。

这就是当时中国真实的革命环境。它意味着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同的特色。我们很少通过议会斗争，大庭广众之下辩论，投票表决，在这点上，枪杆子在里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对枪杆子的认识，可以说是蒋介石教的。

蒋介石通过一次一次的事变，跟共产党人翻脸，屠杀共产党人，电报都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让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什么叫枪杆子。

因此，当八七会议召开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候，实际上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19年之前的毛泽东还比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之后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的创刊宣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他在创刊宣言里写道：

第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

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很显然，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暴力革命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写的创刊宣言里倡导的是呼声革命、面包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如此，我们看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多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从何而来？就是对手教的。对手手把手一步一步教会了共产党人怎么认识枪杆子，这种认识到了7年之后，到了1926年，毛泽东就开始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并最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其间所经历的转变和洗礼，对我们党来说，同样是一个付出巨大、得之不易的珍贵过程。

18.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

为什么说真正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

有这样几个关键的事件：

一个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共产党怎么办？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对蒋介石的忍让实际上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总书记陈独秀十分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是一场幻想，而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苍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无奈，是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深刻认识，没有枪杆子，在枪杆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让步，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到了党的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在发言里面讲：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就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怪，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需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键来源就是他这句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客观存在的条件后提出，我们的主观还要加上这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终找到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那么工农为什么能武装割据？因为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那么怎么样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从反面教会了共产党人认识枪杆子，他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

我们的政权不仅需要主义，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需要对中国社会特质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武装起来，就像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描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一系列历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泽东同志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至关重要。

19.孙中山是否曾选定蒋介石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不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同样，蒋介石也不是孙中山选定的领导人。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重大命题，蒋介石实际上完成了国民党对整个中国政权的控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身上共同的一个特点，他们都不是被他们所谓的上级组织所认定的领导人。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是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1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令’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

孙中山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职务，离不开共产国际这位重要人物鲍罗廷，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给中国近代革命带来很大影响，实际上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革命的总代表鲍罗廷。

前不久我们很多杂志推出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100人，鲍罗廷名列其中。这100人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对鲍罗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这是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鲍罗廷推荐给孙中山，孙中山接受鲍罗廷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孙中山那时候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委任状，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这个教练员跟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教练员完全不一样，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是他一手把蒋介石推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20.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助国民党确立建党模式

在国际上有这样一个比喻，对20世纪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有两位犹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中共党内发现了王明；一是鲍罗廷，鲍罗廷在国民党内发现了蒋介石。当然，鲍罗廷能够认识蒋介石，能够把蒋介石推到高位，与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很有关系的。

鲍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廷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在鲍罗廷来到中国之前或者之后，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孙中山称鲍罗廷为“无与伦比的人”，但这都是后话。

鲍罗廷刚到广州时，孙中山对鲍罗廷这个顾问的认识还不是很深，认为苏共来了个顾问，他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鲍罗廷到广州以后不久，跟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孙中山，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

孙中山非常吃惊，他搞同盟会、兴中会，搞了几十年，搞武装起义搞了几十年，搞政党搞了几十年，鲍罗廷来了告诉他，你这个国民党，你这一摊子事儿，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都无法算做一个政党，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一个成文的章程，而且你没有选举，你没有定期会议，甚至你连有多少党员都是一笔糊涂账。

鲍罗廷之前，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内部组织构建相当混乱。据说党员有30 000名，注册的却只有3000名，缴纳党费的又是6000名。这非常怪异，所有数字都对不上号。当时党员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所以，鲍罗廷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这句话对孙中山刺激太深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领导一个组织，你这个团体不管是同盟会也好，国民党也好，不算个什么玩意儿。孙中山大为震动，下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

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廷。他对鲍罗廷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廷，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廷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亲自起草、共产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廷死去将近40年后，一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记得大约1995年、1996年，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当时全世界都吃了一惊，原来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所具有的地位就是他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他陪孙中山北上，到天津、北京，陪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当时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他在孙中山的周围干了大量事情，与冯玉祥会谈，布置将来的北伐，怎样完成军阀转换。

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鲍罗廷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内他就是顾问，他就是教练员，他提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建议：我建议你们这么做，我建议你们那么做。实际上他的每个建议几乎都是命令国民党人心悦诚服地服从他的命令。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在国民党内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物，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见过鲍罗廷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廷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印象深刻。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廷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孙中山去世，鲍罗廷在广州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才可能把所中意的人物推上主要的领导岗位。那么他最看好的人物是谁呢？

就是蒋介石。

21.鲍罗廷如何将蒋介石推上国民党权力的巅峰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

他看好蒋介石，正因为不看好中国共产党能搞成什么事儿。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

鲍罗廷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即便有鲍罗廷这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蒋介石想要成为国民党内强有力的人物，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蒋介石前面位高权重、资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个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部长廖仲恺。军权、财权、政权全在这三人之手，从一般规律上看，蒋介石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

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廖仲恺被刺之后，谁动了手？怎么办？怎么调查这个事情？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

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被授予政府、军事、警察全权的三个人中，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作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这两个人经常不到特别委员会来，所以主要干事的就成了蒋介石。

我们经常讲人生重要的只有几步，而凡在关键时刻能有特别作为的，必有其长期的准备和异于常人的独特地方。

蒋介石就一直准备着，而他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机的能力非常强。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

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

军事机器立即开动。

第一个对准的人便是掌握军权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

蒋介石利用他在特别委员会中的职务，马上动用黄埔党军，包围了还是军事部部长的许崇智，指责他涉及廖案。许崇智当然扯不清，仓皇逃亡至上海。

一块石头搬倒了。

然后就是胡汉民，第二块石头。

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审查，胡汉民后被迫出使苏联。

如此，廖仲恺光荣体面地下葬，许崇智被赶到上海，胡汉民被迫出使苏联。

一件廖案，蒋介石一石三鸟。

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

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

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却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打击的重点就是中共、苏联顾问团和汪精卫。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蒋介石作为中国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当了得。

22.“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如何排挤共产党人

1926年3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到今天来看都没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蒋介石指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人，他要劫持蒋介石，是个反革命事件。策划这个事件的是中共，是苏联顾问团，是汪精卫。

“中山舰事件”大致的脉络是这样。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是个意外事件，令蒋介石一石三鸟。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是个人为事件，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鸟。

只不过，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后了7个月。

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时间，来消化这些力量。

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炮毕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讲话中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国民党“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