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被用作武器由来已久。拜占庭人是始作俑者，在7世纪就开始使用“希腊火”。他们对这种武器的成分守口如瓶，时至今日，学者们还在就它的性质争论不休。我们只能确定，它是液体，用唧筒喷射，主要用作助燃剂在围城战和海战中攻击木质结构。它这个“火力”不具备如推进剂或炸药这类材料的现代意义。尽管它使人闻之色变，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但它其实并未产生特别有效的创新成果。它没有像火药的发明那样，带来战争的革命性变化。

不过，火药与它有关，因为现在普遍认为，“希腊火”的主要成分是巴比伦人称为“石脑油”（naphtha）或“燃烧之物”的东西，那是石油渗透到地表的沉淀物。巴比伦人把它看作无用之物。但是，大约在11世纪时，中国人发现，把从当地地表渗出的包含石脑油的物质和硝石混在一起，产生的混合物有爆炸和燃烧的性能。在那之前，中国人偶然发现，在含硫量高的土上烧火，特别是用木炭烧火时会发生爆炸。当纯化硫和木炭粉以及硝石晶体混合起来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火药。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间在950年前后，最初可能是在道观里用来作法。关于中国人在战争中是否使用火药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末之前做出了火炮（尽管早就做出了烟火）。在那之后不久，欧洲也有了火药，也许是炼金术士在徒劳地孜孜寻求点石成金术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它的秘密，而人一旦发现了它的爆炸性能，马上意识到可以把它用于军事用途。至于后来如何发现如果把火药和弹射体装在管子里，点燃火药后产生的力可以把弹射体向着特定的方向推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准确地知道，获得这个发现的时间是14世纪初，因为1326年的一张图画上画着一个花瓶形状的东西——也许是出自习惯制造此种形状的铸钟工之手——瓶颈处伸出一支大箭，箭头直指着堡垒的大门，炮手正在把火捻凑到火门上去。

到15世纪，制炮技术取得了进步。弹丸代替了箭，炮也变为管状，有时是把熟铁条用铁圈像箍桶一样箍成炮管。不过使用火炮仍然只限于攻城。尽管在阿让库尔战役（1415年）中显然使用了火炮，但它们在战场上除了弄得响声震天、烟雾弥漫以外，没有多大的作为；哪个骑士或箭手若是不巧遇到四处乱飞的流弹只能自认倒霉。然而，40年后，法国人在1450—1453年间终于把英国人赶出诺曼底和阿基坦的那次战役中就用火炮射穿了英方堡垒的厚墙；同一时间，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在用巨型臼炮轰击狄奥多西时代修建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土耳其人特别偏好巨型大炮，有时甚至需要在攻城开始前就地铸造）。1477年，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用火炮攻击勃艮第地区各领主的堡垒，扩大了自己对祖传土地的控制范围。到1478年，法国王室自6个世纪之前的卡洛林王朝以来首次实现了对法国领土的完全控制，并着手建立集权制政府，很快使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而支撑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对付桀骜不驯、拒交税赋的封臣的终极手段就是火炮。

火药与工事

虽然法国国王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用火炮打破了敌人的防御墙，但他们的火炮有严重缺陷，极大地限制了其军事用途——又大又重，而且安装在固定不动的平台上。这样，只有在己方已经控制的土地上才能使用火炮，如法国人在诺曼底乡间以及奥斯曼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水上和陆上。火炮真正要成为作战工具，就必须足够轻便，可以用车拉着随军前行，这样，步兵、马匹和火炮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起在敌人控制区内行动，因此而避免炮兵跟不上大军行进的速度而被敌人连人带炮一起抓获，或撤退时被迫丢弃火炮。

1494年，法国人实现了这方面的突破：

法国的工匠和铸钟匠……到15世纪90年代（早期）……发展出了将在后来的近400年间成为战役和围城战决胜因素的火炮。原来笨重的“组装”臼炮安在木制台子上发射石头弹丸，每次换地方都要抬到车上运走；现在改为青铜铸成的直炮筒，长度不超过8英尺，比例经过仔细的计算，以吸收发射时造成的从炮尾到炮口递减的冲击力。这种炮发射的是熟铁弹丸，比石头弹丸重，因此同一口径的炮发射铁弹丸要比发射石头弹丸的破坏力大两倍。

最为重要的是，火炮可以移动了；因为炮筒是一次性铸成的，所以在炮筒的平衡点稍前的地方可以同时铸上“炮耳”，即突出的小小凸缘，用来架在木制双轮支架上。这样，火炮就能像小车一样行动自如了，如果炮架的“架尾”再挂到另一辆双轮“前车”上，和炮架形成一个整体，可以直接把马套在车轴上拉动，那就比小车还更灵便；炮架还可以做得使人能通过调整炮尾下方垫的楔子来降低或抬高炮口（barrel这个用细长的铁板箍成的“组装”大炮的专用术语一直流传至今）。要把炮从右转向左或从左转向右，只需移动为稳定炮身而安放在地上的炮尾即可。

1494年春，率军自惹内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查理八世下令把40门火炮从法国运到北部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港，他从那里出发向南席卷意大利，要夺取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他途经的城邦和教皇属地听说他的火炮很快就击垮了费里扎诺城堡的护墙，纷纷放弃了抵抗。11月，他征服了佛罗伦萨。第二年2月，他在那不勒斯仅用8个小时攻破了曾在使用传统方法的围城战中坚持了7年的圣乔瓦尼城堡，胜利进入那不勒斯。他行经之处，整个意大利都为之震动。他的火炮给作战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过去使攻城机和攀墙队无可奈何的高墙深垒的城堡在火炮这种新的打击武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当时一个意大利人圭恰迪尼写道，火炮“如此迅速地靠墙安好，发射得如此密集，弹丸飞来的速度如此之快，力量如此之大，几个小时内造成的破坏就等于过去意大利的战斗中几天的破坏。”

查理八世虽然在那不勒斯取得了胜利，但好景不长。他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法使意大利所有的城邦个个自危，于是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组成了反对他的联盟。虽然他在接下来与神圣联盟打的福尔诺沃战役中靠大炮赢得了胜利，但他还是决定放弃意大利回到法国，1498年就去世了。他的炮兵革命却持续了下来。新型火炮达到了攻城者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效果。以前，堡垒的效力主要取决于墙的高度。不过并不全是那样，水也能成为强有力的防御；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提尔苏尔面海的要塞时（公元前332年）就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那场围攻一直持续了7个月才告结束。不过，总的来说，墙越高，攻城队就越不容易攀到墙头，同时墙高也意味着墙厚，使攻城机械难以奏效。压重弹射机（弩炮）投掷的石头打到墙上就滑下去，扭力投掷机虽然可以平射，但力量太小。唯一肯定能弄垮城墙的办法是挖地道，这个办法费力不说，遇到城壕和护城河就无计可施，而且对方也会通过挖对抗地道的办法来破坏。

新型火炮可以迅速靠近城墙投入作战，射出的弹丸还可以较准确地打中预期的目标，因此能产生与挖地道相同的效果。瞄准城墙墙基的一点不断平射，射出的铁弹丸很快就能在墙石上打出一道沟，这种打击的积累性效果也利用了墙体本身的物理原理：墙越高，基础受打击后动摇得就越快，倾塌后破的口子也越大。城墙倒塌下来的瓦砾会自动填满墙脚下的壕沟，正好为攻城部队铺平道路，而且坍塌的城墙可能还会带倒望塔（这正合炮手之意，因为它意味着守军失去了向进攻的一方投掷石块和别的武器的制高点），所以攻破了城墙就等于拿下了堡垒；根据之前的围城战已经确定的惯例，城墙被攻破后守军若是还不投降，攻城的军队就可以对守军大开杀戒，也可以放手抢掠。在火炮时代，这个惯例成为绝对的规矩。

那不勒斯的惨败使所有国家悚然而惊。对许多国家，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一些小国来说，现有的堡垒是第一道防线，它们的建造和维修是国库的一大笔开支。查理八世的火炮如此轻而易举地摧毁了矗立了多少个世纪的城墙，这刺激了工事工程师的好胜心。16世纪上半叶，法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各城邦间不断结盟改盟，在意大利混战不休。那个时期内对旧城墙加固的手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1500年，比萨的工程师在石头城墙后加建了一道土墙和壕沟；法国人及其佛罗伦萨盟友虽然用火炮轰破了一处城墙，但整个城墙仍然屹立不倒。“比萨双层护墙”被广为采用，还有很多城邦在城墙外围又建造起土木结构的护墙和望塔，火炮的铁弹丸至少在攻城的初期无法对它们造成破坏。城邦和堡垒守军的指挥官也很快意识到，即使城墙被打破，也可以部署步兵使用火器顶住来攻的敌人。这种战术的各种有效模式逐渐显现，1523年的克雷莫纳围城战和1524年的马赛之围就是清楚的证明。

然而，临时的修补加固无法使古老的城墙永远顶受得住新式火炮的攻击，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工事体系。令人惊诧的是这种新式工事出现得如此之快，使大炮只享受了半个世纪攻无不克、威风八面的好日子。如果和其他对军事新发明的适应速度相比，50年似乎很长，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盟军为对付希特勒装甲部队的闪电战，彻底对军队进行了重组，大量制造反坦克武器，到1943年即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但这种看法忽视了所涉及的智力概念上的困难和资金问题。首先必须想出反火炮的概念，然后必须找到资金把概念变为现实。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在欧洲大陆各处建造的工事体系本来早已收回了建筑的成本（有些城镇的防护墙虽然在中世纪经过了重建，但最初建立的时间可追溯到罗马时代），但现在却需要把它们全部推倒重来。

机动火炮问世伊始，就有人敏锐地抓住了反制概念的根本。既然火炮最能对高墙造成损毁，所以新城墙就必须造得低。然而，低墙的工事等于是开门揖盗，敌人很容易发动突然袭击，顺着梯子攀过城墙进入工事内部。所以，新的工事体系必须既能够抵御火炮的射击，同时又不让敌人的步兵靠近。达到这种以深度换高度的效果的手段是棱堡，它突出于城墙之外，俯瞰城壕或护城河，可以作为火炮和火器的发射平台，而且非常坚固，不会被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塌。实践证明，最合适的棱堡设计有4面：两面合在一起形成楔子状向外突出，使敌人的炮弹打不到正面，还可以架设己方的大炮；另两面呈直角把突出的楔子连在城墙上，在这两面的雉堞后，守军可以用火炮和火器覆盖城壕和棱堡之间的空地。棱堡用石材建造，不过以砖替代也未尝不可，墙后顶着夯实的泥土，整个棱堡牢固无比，既是坚实的火炮阵地，也是不惧炮击的城防。

在查理八世1494年远征意大利，宣告了堡垒的末日之前的一段时期，工事工程师就已经开始研究试验棱堡，并一直在加厚城墙，使之形成坡度。这样的试验并不普遍，只有零散的几例，但一旦革新成为必需，进行过这种试验的工程师就能立即行动起来。意大利有几个工事“世家”，其中最早确立，也是最重要的世家是朱力亚诺·达圣加诺（Giuliano da Sangallo）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Antonio da Sangllo）两兄弟；朱力亚诺在1487年为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te）的城防画出了棱堡的设计图，就在1494年那年，安东尼奥开始按棱堡的设计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重建在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的要塞。圣加诺兄弟俩坚信棱堡是攻城大炮的克星，很快就为意大利那些出得起建筑费用的城邦建起了一座座棱堡；他们在1501—1503年间为内图诺建了几座棱堡，1515年，安东尼奥又接下了为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iessandro Farnese）红衣主教在卡普拉罗莱建造一座样板碉堡的订单。圣加诺家族的红火生意引得别人也想来分一杯羹，先是圣米凯利（San Micheli），然后是萨沃尔尼亚诺（Savorgnano）、佩鲁齐（Peruzzi）、真加（Genga）和安东内利（Antonelli）几个家族也都进入了碉堡建筑业。

建造工事带来财源滚滚，令人眼红，吸引了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在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gia）手下做工事碉堡检查员；还有米开朗琪罗，他在1545年和安东尼奥·达圣加诺的一次争论中宣称：“我对绘画和雕塑所知不多，但我对造工事很有经验，我已经证明关于工事我比圣加诺家族全加起来都懂得多。”从1527年到1529年，米开朗琪罗为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建造了新的城防，但后来对他造工事技术的问津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算是艺术的一大幸事。

圣加诺和其他工事家族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他们建造工事的地点不仅限于意大利，由于他们大名远扬，各国国王又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动火炮，所以他们也去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琴海和马耳他（医院骑士团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后安顿在了那里）做工程，他们的足迹甚至远至俄国、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自战车工匠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出售技术给在中东作战的贵族以后，工事修建者和他们的对头炮兵是第一批业技专攻的国际雇佣军。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必须设身处地从这些人的角度来想问题。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知道自己有才，自诩为处身于文明程度不如意大利的人群当中的高等人。他们看到自己中间的少数人爬上了高位，感到愤懑不平；他们很容易受优厚条件的诱惑，背井离乡去为遥远的君主服务。然而，他们的情况并不因此有所改善——他们债台高筑、囊中空虚；长途旅行的高额费用迫使他们滞留他乡。他们还得忍受士兵们的轻蔑，因为士兵专看不起行伍中试图把战争的理论和武器相结合的人。

许多作战的士兵自己也是雇佣兵，他们蔑视工程师和工兵，是出于武士的自尊自大，不是因为耗费大量金钱和人工建造的新式碉堡没能达到目的。事实恰恰相反：建有棱堡的要塞恢复了防御对进攻的优势，正如15世纪末火炮占了上风一样迅速。到16世纪末，每一个希望维护自己主权的国家都在边界上最薄弱的地点，如山口、渡口和易于航行的港湾，修建了现代防御工事。国内堡垒的分布也有了改变。内地的“星状碉堡”基本上不见了踪迹，因为国王利用自己垄断的昂贵的大炮击破了不服王权、负隅顽抗的最后一批封建领主的据点，并且不准他们重建有棱堡的城堡。然而，边界上的工事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密集，它们作为设立军事防线的手段和政府管辖范围的标志也比过去有效得多。可以说，欧洲现代的边界基本上是由工事划定的，建造工事时对语言的界线和宗教革命后新的宗教界线做了些微的调整，以保证边界的清晰整齐。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荷兰。在流入北海的莱茵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这3条大河“以北”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统治的荷兰新教教徒于1566年发动叛乱（1519年后他们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国王也都是这个家族的人）。这场战争持续了80年，和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合并为一，还引发了一些连带性的冲突，如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对英国的战争。荷兰人的抵抗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有两个原因：由于荷兰地处海边，还控制着流入中欧的上游河道，所以它已经成了贸易大国，财富直追威尼斯；因为有钱，所以荷兰人造得起坚固的工事作为宣布独立的后盾。西班牙总督雷克森斯的秘书在1573年报告说，“叛乱的城镇地区比比皆是，几乎遍及整个荷兰和泽兰省；在那些岛屿上平叛殊为困难，除非派遣海军。事实是，如果几个城镇顽强死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收复失地。”荷兰的城镇的确十分顽强，在没有石头或砖头堡垒的地方，居民建起了许多土堡。只需几座土堡就足以抗拒西班牙人的进攻，1573年，阿尔克马尔镇和哈勒姆镇坚强的防守消耗了西班牙反攻的全部精力。

攻城战费时费力，因为要想聚集足够的火力打击建有棱堡的堡垒，就必须大量挖土。带棱堡的堡垒是“科学”建筑，它的设计是经过数学计算达成的，精心地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炮弹能够打到的墙面，同时尽可能扩大守军在棱堡上向外射击的火力覆盖面。既然如此，攻城战术也必须“科学”。攻城的工兵很快就找出了相应的办法。需要挖一条与棱堡的一面平行的深沟，把火炮掩藏在里面开炮。在炮火的掩护下，再向堡垒的方向挖“接近”工事，然后在离堡垒较近的位置再挖一条平行的工事，把火炮运过来对堡垒进行近距离炮轰。到17世纪，这种技术在路易十四的围城大师沃邦（Vauban）的手里臻于完善，最终确定需要依次挖3条平行的工事；在最后挖成、最接近堡垒的工事中，足够猛烈的炮火可以把棱堡夷为平地，坍塌的瓦砾正好填满城壕，使集结在最后一道工事里的步兵借以跨过城壕，冲进堡垒被击破的缺口。

不过，无论带棱堡的堡垒遭受了多么大的打击，发动步兵冲锋总是带有奋不顾身的壮烈味道；所有的防御工事都常备着必要的材料，包括叫作堡篮的装满泥土的长篓、桩柱、栏杆和木头挡墙；一旦城墙被冲破，守军马上可以再建起一道防御墙，同时旁边棱堡上的火枪手和炮手会集中猛烈火力打击越过了城壕，甚至冲到了堡垒前的“斜坡”上的攻击部队。但16世纪的步兵不愿意打攻城战的主要理由还不是冲锋时种种可怕的危险。他们不喜欢攻城战是因为要挖工事，特别是在荷兰，挖地两尺就可能会出水。西班牙的一位主将帕尔马无奈只好给挖工事的士兵多付钱——在后来的几世纪内这几乎成为惯例——但他还得“努力克服卡斯蒂利亚人莫名其妙的虚荣心，他们认为在街上乞讨都比出力气干活挣钱有面子”。

尽管如此，在荷兰叛乱的头20年，西班牙人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之间的地区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后来成为比利时的北部领土，那个地区内各城镇的叛乱被西班牙镇压了下去。莱茵河以北、艾瑟尔河以西的地区地下水更加丰富，在这个坐落着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等伟大城市的地区，西班牙人则难做寸进。到1590年，身为荷兰军队统帅的“拿骚的莫里斯”伯爵集中了足够的部队发起了进攻；就是这位莫里斯伯爵和威廉·路易斯以及约翰·路易斯两位堂兄弟一起，借鉴古典文献，重新起用了罗马军团的纪律和操练方法。从1590年到1601年，他把荷兰的边界推至莱茵河以南，把包括布雷达在内的地方永远纳入了荷兰的版图，并为艾恩德霍芬最终落入荷兰之手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时，他也打掉了西班牙在荷兰北部的一些兵营，因此而清出了地方，使未来的荷兰王国得以与讲德语的国家接壤。1601年，莫里斯离开“荷兰碉堡”前往荷兰人的前哨要塞奥斯坦德，被西班牙人盯上缠斗；经过3年的围城，西班牙终于拿下了奥斯坦德；但在随后的战争中，西班牙虽然军力仍余勇可贾，财政却已捉襟见肘，1608年遂表示愿意停战。停战没有按协议规定的持续12年。到1618年，一场更大的战争——三十年战争——在北部欧洲开打，其间火药给参战者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有固定阵地的堡垒战。

火药战的试验期

14世纪的战士发现火药释放的神秘力量太难以掌握，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哪怕是使用原始的火炮，用长长的火捻去点燃火门放炮，也非得特别胆大不可，特别是考虑到早期的火炮经常会经受不住火药的冲击而爆炸。因此，手持的发射性武器使用火药做动力需要克服人的怀疑、担心和实实在在的恐惧这个巨大的障碍。不过，到15世纪中期，一些欧洲的军队即已开始试验这类的武器；到1550年，火器的使用业已相当普遍。

使士兵在心理上对火药从敬而远之过渡到习以为常的武器是十字弓。这是一种机械武器，拧紧弹簧后能积聚很大的力量，扳动扳机即可以高度的准确性把重弩射到很远的地方。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墓葬里就发现了十字弓，但在欧洲，十字弓直到13世纪末才出现，很可能是当地发明的。14世纪期间，十字弓成了战场上常用的有力武器，主要是因为它发出的弩箭能从中等或较近的距离以外穿透铠甲。

十字弓的机械原理和形状很容易适应火药的使用。它的弓座要抵在肩上，而且必须十分坚固，才能经得起弹簧绷开时产生的冲击；于是在十字弓弓座的基础上形成了枪托，上面再安上轻型的枪管；用十字弓射箭扣动扳机时会产生后坐力，所以火药爆炸时对肩窝产生的冲击不会使人惊骇。第一批使用火枪的士兵很可能就是十字弓手。

然而，将领虽然在攻城战中能充分发挥十字弓手的作用，但从未找出如何在战场上对他们人尽其用的办法，对火枪手也是一样。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使用长弓战果显著，但长弓这种武器很难掌握，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学，会使用长弓的人通常都来自偏远的乡下；长弓和复合弓一样，人要有时间反复练习，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威力。长矛用起来非常简单，在像瑞士这种骑士阶级人数很少的地方，健壮而倔强的农夫手持长矛列阵，只要在疾驰而来的骑兵面前保持镇静和勇气，就可以成为阻挡骑兵冲锋的坚强壁垒。瑞士人作为长矛手获得了勇敢无畏的美誉，并因此在15世纪期间从统治他们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赢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另外还由于他们的坚定可靠成为后来300年间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比如，在圣雅各恩比尔的“疯狂战役”（1444年）中，1500名瑞士长矛手冲进30000多人的法军中间奋勇杀敌，直至全部战死。在敌我人数比较相当的和勃艮第人的作战中，包括1476年的格兰森战役和莫拉战役，还有1477年的南锡战役，瑞士人采用了同样奋不顾身的类似方阵战的战术，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永远摧毁了勃艮第的力量。

因此，到16世纪初，事实清楚地显示，长矛兵结合某种射击武器，无论是十字弓、长弓还是火器，是在开阔的战场上对骑兵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比这更好的是骑兵、弓箭手或手枪手，再加上步兵的组合，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就是率领着这样一支军队在1474—1477年间与瑞士人作战的；他战败的原因不是军队缺少哪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是他的资金不足，兵力不及瑞士军队。但无论如何，他军队中不同兵种的比例仍然是试验性的；1471年，他有1 250名披甲骑兵、1250名长矛兵、1250名手枪手和5000名弓箭手。也许这个比例不合适，但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比例。马基雅维利认为，军队中步兵对骑兵的比例应是20比1，但他没有说明步兵应使用何种武器。世纪期间，为研究出这方面的最佳比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手枪手显然至关重要。以贸易为经济命脉，靠军事力量来保护贸易的威尼斯在1490年决定把所有的十字弓都换成使用火药的武器，1508年又给新成立的国家军队装备了火器。然而，在1550年发明了能射穿铠甲的原始火枪之前，手持的火器一直效果不彰。发射火器靠把点燃的火柴凑到毫无遮挡的火门上去点火，若是下雨，火柴和火门就都容易出故障；火器射出的弹丸也比较轻，且射程不远。尽管如此，火器在近距离发射时，还是能吓得步兵和骑兵惊慌失措，有时还能造成伤害。文艺复兴时期的将领因此而开始寻找在战场上的反制手段。火炮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个理由能够解释在拉韦纳（1512年）和马里尼亚讷（1515年）发生的那两次空前绝后的怪异战役。那两次战役都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进行的，两次都是双方说好要打对阵战，战役中双方军队进退所围绕的中心点是匆忙建造起来的大型工事，那是守方安置火药武器的阵地。

在拉韦纳，法军是向前迎击西班牙军队的一方；法军中有一大批德意志雇佣兵，这些人在意大利各城邦间的战争中以受雇打仗为生，和参加过历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老兵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的谋生方式一样。法军有54门火炮，是机动的；西班牙军队的30门火炮则固定在工事里。法军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炮轰，激得西班牙骑兵发起冲锋后再把西班牙骑兵打散，但当德意志雇佣兵向前推进时，在工事那里被对方挡住，接下来是双方惨烈的肉搏。最后，法军把两门火炮调到西班牙阵地的后方开炮，使西班牙军队阵脚大乱，狼狈撤退。

3年后，角色发生了互换。在马里尼亚讷，法军建立了工事据守，进攻的是为西班牙联盟服务的瑞士军队；瑞士人打起仗来悍不畏死是出了名的，他们飞一样地冲过来，在法军的大炮还没来得及发挥威力之前就跳进了法军的工事。法军发动反击，打退了瑞士人，但他们重整旗鼓，第二天一早又卷土重来。（马里尼亚讷战役持续了不止一日，在那个历史时期非常罕见。）这次，法军的大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两军在工事前流血厮杀，演变成进退不得的胶着状态，只有到法国的盟友威尼斯派部队前来增援时，瑞士人才被迫无奈撤退。他们撤退也和进攻一样行动如风，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但他们在战役中遭受的损失实在惨重，所以不久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和谈要求；这次谈判奠定了法国和瑞士关系的基础，后来的250年间，瑞士一直是法军雇佣兵的主要来源。

拉韦纳和马里尼亚讷战役的出奇之处在于交战双方在开放的战场上打的却是临时性的围城战，个中原因似乎是当时带兵的将领除了把大炮安在临时修建的工事里，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使用大炮的办法。他们认识到了炮火击退传统的骑兵和步兵方阵进攻的威力——瑞士人采取的就是传统的阵式——但尚未找出在己方进攻时利用大炮的战术。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在切里尼奥拉（Cerignola）战役中（1503年），西班牙的手枪手开火击退了逼近西班牙阵地的法国军队；在比克卡（Bicocca）战役中（1522年），这一幕再次重演，法方的瑞士雇佣兵向配有强大火力防守的西班牙工事发动毫无意义的进攻，半个小时就死了3000人。尽管瑞士人以在战场上勇猛无畏而著称，但自那一次的经历后，他们再也不敢向掩藏在工事后的手枪手发动攻击了。

不过，作战不能总是躲在工事里静等对方攻击。那就把守军拴在了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敌人却可能会绕过守军的工事去抢劫破坏受守军保护的乡村，或对分散在各地的孤立堡垒各个击破。要打对阵战必须是对方接受挑战才行，如果对方采取机动作战的战术，守军也只得奉陪。因此，在机动作战中使用大炮和火器需要改变文艺复兴时期军队的文化态度。虽然他们把火药技术引进了传统的作战方式，但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火药的逻辑。他们和挥舞着刀剑冲向埃及苏丹手下配备了火器的黑奴军的马穆鲁克一样，仍然遵循着过去的守则，只有骑兵和手持锋利的武器与敌人作战的步兵才得膺武士的称号。对自查理曼时代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战争的披甲戴盔的武士的后代来说，靠躲得远远地打枪放炮来作战向来为他们所不屑。他们想和祖父那一辈的人一样，纵马杀敌，想让配合他们作战的步兵拿出男子汉气魄来，手持长矛迎击冲上前来的敌军骑兵。如果一定要在战场上使用枪炮，就把它们安置在工事后面吧，反正发射性的武器一直是放在那个位置上的。马背上的武士不想看到身强体壮的步兵沦落到那些狡猾的雇佣十字弓手的地步，更不想从马背上下来亲自学习使用火药的邪恶技术。

马背上的贵族对火药革命的抵制有其久远的文化根源。我们前面看到，方阵战时代的希腊人是我们所知较多的最早抛弃了原始战争的躲躲闪闪，选择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武士。部落战争中有作为初步仪式的“勇士之战”，形式各种各样；在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描绘中，这种“勇士之战”是最精彩的部分；但希腊人才不去费那个工夫。古希腊人解决问题采取的是最迅捷直接的办法。共和国早期的罗马人也采取希腊的方法，他们可能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者那里学来的。有一种猜测说，罗马人通过先是和高卢人，然后和莱茵河那边的条顿民族的接触，逐渐把面对面作战的习惯传给了他们。罗马人自己可以证明，来自北方的人用的是这样的战法，他们虽然对北方人各自为战的简单战术嗤之以鼻，却从未否认过他们近身肉搏的勇气。在恺撒率领罗马军团进行的一次战斗中，军团战士投出的投枪扎满了敌人的盾牌；恺撒注意到，“很多（赫尔维西亚）人几次想拔投枪拔不出来，于是干脆扔掉盾牌，在毫无护身之物的情况下接着战斗”。只是在“他们因负伤和战斗而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撤退”。然而，如果哈尔施塔特文化的长剑可以作为凭据的话，高卢人在遇到罗马人之前就已经开始面对面近身作战了；塔西陀因其骁勇善战而赞不绝口的日耳曼人似乎于公元1世纪在莱茵河上初逢罗马人之前也是面对面作战的。鉴于希腊的方阵战是在多利安人到来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果接受多利安人可能来自多瑙河地区这个说法，那么也许就能确定，多瑙河地区是维克托·汉森所谓的“西方的作战方法”的发源地，同时它又是这种战斗方法和大草原及近东和中东流行的避免直接交锋，保持距离的战斗方法的分界线：在大草原以东和黑海东南方，打仗时双方仍保持距离；在大草原以西和黑海西南方，作战者则不再谨慎自保，而是短兵相接。

西方为什么抛弃了原始作战的心理和惯例，而其他地方为什么把它们继续保持了下来，这些问题十分费解。两种战法的分界线与气候、植被和地形的区分吻合得相当紧密，却并不符合语言的分界线：希腊人、罗马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但同属印欧语系的伊朗民族却没有像他们一样抛弃弓箭转用矛或剑，而是继续依靠远距离发射和打了就跑的作战方法。从种族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也站不住脚。19世纪期间，祖鲁人和日本人都学到了西式作战的规矩，先是通过观察西方人的作战，自己也努力向学。只能说，如果有“军事地平线”这回事的话，也有“面对面”作战的界线；西方人传统上位于界线的一边，大部分其他民族则位于另一边。

这种面对面作战的传统力量强大，引发了16世纪的武士危机。享有“无畏无瑕骑士”美誉的拜亚尔对十字弓手的态度众所周知：他把俘虏的十字弓手一律处死，理由是他们的武器是胆小鬼的武器，他们的行为狡猾奸诈。要成为骑士，首先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训练，娴熟掌握武器的使用；使用长矛的步兵需要培养大无畏的勇气；而十字弓手不必经历这些，在自身安全无虞的远处即可置骑士和步兵于死地。手枪手更是如此：他作战的方法和十字弓手一样畏缩可鄙，他的武器又吵又脏，根本不需要花力气。16世纪的武士路易·德·拉·特雷穆耶（Louis de la Tremouille）的传记作者问道：“战斗中使用这种（火药）武器的时候，骑士的武艺，他们的力量、勇敢、纪律和荣誉心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尽管传统的武士阶级激烈反对，但是到16世纪中期时，情况已经非常明朗，火器和火炮站稳了脚跟。火绳枪和较重的火枪都是通过扣动扳机把缓燃引信接到一个装有引火药的小盘上来点燃发射的，它们相当有效，火枪的子弹可以穿透200—240步开外的铠甲。步兵所佩护胸甲的保护性因此而降低，更严重的是，骑士的全身铠甲也不再保险。到16世纪末，骑士不再穿全身的铠甲，骑兵也失去了在战场上决胜的功能。其实这一功能从来就不确定。骑兵冲锋的效果主要是靠来势凶猛而使对方胆怯，不在于战马和骑士的实际威力。一旦骑马的武士遇到像瑞士长矛手那样勇敢无畏、不肯退后的对手，或像火枪那样能够把他从马背上打下地来的武器，骑士阶级就不再理所当然地有权确定军中的等级并保持自己的高级社会地位。在法国和德意志，贵族顶住了要求他们“下马加强步兵素质”的压力，但现实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掌握钱袋子的官员越来越不愿意无谓地浪费，也不支持他们。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传统军人阶级对风向的改变比较敏感，愿意接受火药的新技术，并说服自己相信，徒步作战同样光荣。

西班牙的“贵族”——hidalgo的意思是大人物的儿子——接受火药最积极，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试验期，西班牙正卷入几场大型战争之中。在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战争中，他们发现火炮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意大利的工程师为抵御大炮的攻击修建了许多巧妙的防御工事，不掌握使用火炮这种“低下”的技术就没法打仗；而在水道纵横的荷兰战场，骑兵自动让位于步兵，因为只有步兵才能在运河、河口和筑有高墙的城镇之间狭小的空间行动自如。在荷兰战争中，年轻的西班牙贵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委任去步兵部队做军官，和西班牙正规军的士兵以及来自意大利、勃艮第、德意志和英伦三岛的大批雇佣兵一起作战；他们因此创立了先例，到了18世纪，英国、法国、俄国和普鲁士的步兵兵团成了有志从军的上层阶级青年趋之若鹜的地方。

火药在海战中的使用

陆军在对火药的适应过程中犹豫迟疑、勉强无奈，欧洲的海军却积极开放得多。军需长最发愁的一件事就是在路况糟糕或没有道路的情况下运送沉重的物资，而运输火炮更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海军却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恰恰相反，舰船和火炮可以说是天作之合。船只本来就是为了载重的，火炮的重量根本不算什么，货舱里有的是地方，完全放得下火炮所必需的弹丸和火药。火炮给造船师提出的唯一难题是如何在船只有限的空间内吸收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在陆地上，火炮发射时，后坐力沿炮轮传到地上散开；船上却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如果只是把火炮运到船上架好，发炮时产生的后坐力就会破坏船肋，甚至会在船身上打出洞来，或打断桅杆。所以，必须把火炮固定在船上，或者用掣动闸减轻后坐力，或者使后坐力传到船上阻力最小的部分。

率先把火炮装上船的地中海造船匠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地中海桨帆并用的大木船家系久远，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埃及人和“海民”打海战时使用的划桨船。这种大木船船身狭长，桨手占去了大部分地方，所以火炮只能装在船头或船尾；既然自波斯战争的时代起，造船工就掌握了为冲撞敌船而加固船头的技术，于是他们就把火炮装在了船头。开炮时的后坐力部分地由船只自身吸收，如果当时船只正在行进中，速度只会难以察觉地稍稍减缓；如果当时船只处于停泊状态，就会稍微后退一点儿；后来发现，吸收直接后坐力的较好办法是把安在正中的最大的火炮架在一个平台上，留有一定空间，使它开炮时能向后滑行。

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争夺对东地中海的控制权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装了火炮的桨帆船。奥斯曼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1453年）这一拜占庭曾经广袤的领土唯一硕果仅存的地方后，就把他们无穷的精力转向把过去的东罗马帝国整改为自己的帝国。1439年，奥斯曼把塞尔维亚纳入统治之下；1486年和1499年又分别收服了阿尔巴尼亚和伯罗奔尼撒。接下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问题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扩张，但1512年塞利姆一世苏丹顺利继位后，于1514年痛击萨非王朝统治的波斯；第二年又打败马穆鲁克，征服了埃及。这样，到1515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北起多瑙河，南到尼罗河下游，东抵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大河的源头，西达亚得里亚海，幅员几乎达到了拜占庭在遭到阿拉伯人大举进攻前夕7世纪时的规模。塞利姆的儿子苏莱曼大帝1520年即位后，着手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他从医院骑士团手中抢走了罗得岛（1522年），在对巴尔干半岛的入侵中夺取了贝尔格莱德（1521年），莫哈奇一役（1526年）摧毁了匈牙利王国的武装力量，并于1529年兵临维也纳城下向哈布斯堡帝国挑战，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一次大围城。

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从海上向西进攻基督教的地盘。他们的突袭范围已经深入亚得里亚海，自东面包抄哈布斯堡帝国，并警告威尼斯让它明白，它之所以能够保有在爱琴海的几个岛屿，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基督教起而反击。1532年，热那亚这座贸易名城的海军司令安德烈亚·多里亚袭击了伯罗奔尼撒，当西班牙、威尼斯和教皇辖地在1538年组成第二次神圣联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威胁和法国对意大利的威胁时（法国出于权宜在1536年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结为联盟），多里亚被任命为神圣联盟联合舰队的司令。地中海的战局大起大落。1535年，伟大的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将领海拉丁攻占了突尼斯，虽然他不久即被多里亚赶走，但紧接着在希腊西海岸附近的普雷韦扎海战（1538年）中打败了多里亚。这次胜利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在后来的几年中深入西地中海，远至当时尚不属于法国的尼斯（1543年）和西班牙的梅诺卡岛。基督教军队在反攻北非海岸被穆斯林海盗把持的港口的战斗中取得了几次胜利，主要的有1560年的杰尔巴战役，但是总的来说占上风的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找到了大批为了钱愿意效力的基督徒桨手，而威尼斯和西班牙用的桨手主要是奴隶和罪犯，在人数上难以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竞争。拦阻奥斯曼人利用地中海对欧洲随心所欲发动进攻的屏障最后只剩了马耳他这个岛屿。地处西西里岛和北非交接处的马耳他扼守着把地中海分为东西两边的海峡，医院骑士团把它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坚强堡垒，但他们的人数太少。马耳他在1565年5月遭到围城，但它顶住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海陆两路的攻击，直到9月西班牙的一支舰队前来救援，使奥斯曼人争取完全控制地中海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后，神圣联盟于1571年在伯罗奔尼撒附近海域的勒班陀大胜奥斯曼土耳其舰队，这才解除了威胁，主要原因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复合弓箭手，并不是因为他们损失了战船，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够迅速补上新船。

历史学家约翰·吉尔马丁以他的生花妙笔精彩地证明，地中海的桨帆船海战实质上2000年来一直未变，是两栖的作战；海战只是当时陆上战斗的一种变体，而且也通常是陆上行动的延伸。陆军和舰队尽量沿海岸相伴行动，只有当舰队靠岸的一侧和陆军接上头时才找敌人开战；最好是在岸上有己方要塞的地方，那样要塞的大炮就能为陆军和舰队提供炮火支持。勒班陀是个例外，如果在近海海域的作战能够算作真正的海战的话，勒班陀就是一场海战。然而，它不是靠冲撞敌船或发射炮弹打赢的，而是靠双方的士兵在各自的船上用武器交战。基督教的军队配备了火绳枪和火枪，奥斯曼人用的是传统的土耳其武器——复合弓。奥斯曼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参战的60000人死了30000；勒班陀战役因此而成为地中海战局的转折点。掌握弓箭的技巧需要一辈子的努力，所以奥斯曼一方损失的技术娴熟的海上弓箭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找不到替补的，这“意味着奥斯曼实力黄金时代的结束……勒班陀标志着一种传统就此一蹶不振”。

在地中海以外，军舰在海上的较量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船头安装的火炮和船上战士手中的武器，而是装满了整艘军舰的排炮。在那以前，商船被认为不适合用来作战，因为它们没有桨，即使张着帆航行速度也很慢，体型笨重，在海战中无法和桨帆船配合行动。在有限的水面上，它们只有挨打的份儿，或是被别的船冲撞，或是遭到从它们因风向不对而转不过去的方向发出的炮击。但是，到了无垠的海洋上，优劣顿易。桨帆船船身太长，吃水太浅，无法适应海涌的长浪；而且，船上人员太多，隔不久就必须回港重新补给；这意味着即使天气条件允许，它一次也只能在海上航行几天的时间。在北方水域航行的货船本就是为了应付波涛汹涌的大海，它完全没有桨帆船的不利之处，因为它的船舱很深，可以容载供大批船员吃喝几个月的食物和饮用水。它的不足在另一个方面：如果在船头安装火炮，那么只有逆风时才能使用火炮，所以火炮必须安在船的两侧，通过在船身上开的炮眼发射；这种设计需要相关的技术，即发明掣动机制以吸收后坐力，还需要新的驾船作战的方法。

正如工事建筑师在陆上显示了高超的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造船师几乎立即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15世纪的火炮较小，装在船头和船艏的“炮塔”里。16世纪初出现了“大炮”，它们安装在甲板下面，用索具固定，以防开炮时炮身乱转；炮口面向舷侧，开炮时舷侧的所有大炮“齐放”。一般认为，第一艘如此设计的船是1513年下水的英国“玛丽·罗斯”号；到1545年，像英国的“伟大的哈里”号这样的船在上下两层甲板上都安装了大炮；到1588年，如此装备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打了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战役。

那次战役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败北对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宗教战争的力量对比可说是一锤定音，但它并不能证明载炮风帆船的重要性，这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自15世纪末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前往美洲、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的海上远航。正是去除了对桨的依赖，只靠风帆的力量前进的北欧类型的帆船在1492年把哥伦布带到了美洲，后来又载着西班牙征服者去摧毁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尤卡坦的玛雅文明和秘鲁的印加文明。对西班牙征服者来说，马匹比火炮在征服战中更重要。1517年，科尔特斯运到墨西哥17匹马；1527年，蒙特霍去尤加坦时带了50匹；1531年，皮萨罗带到秘鲁27匹；因为马这个物种在12000年前被西半球最早的狩猎民族杀绝了种，所以当地人见到马惊骇莫名。他们程式性的作战方法无法和欧洲人对抗，因为欧洲人作战是为了赢得胜利，不是为了抓俘虏去做祭献品；但在侵略者的几百人对当地的几千人的作战中，使侵略者占据决定性优势的还是战马。

在世界其他地方，火炮是欧洲人海上冒险活动的关键武器。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来到红海边的吉达，他们发现，与有岸上火力支持的舰队（马穆鲁克的舰队）交战几无胜算，只得放弃阻断向西通往伊斯兰地区的海上香料之路的企图。然而，他们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1507年）——今天海湾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和印度西海岸的第乌（1509年）打的胜仗，已经赢得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很快，他们又继续向东，在东印度群岛（1511年）和中国（1557年）建立了基地，接着开始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到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这两个航海国家在世界各大洋的岸边建起了一座座有火炮防守的要塞，为后来300年间发展壮大的帝国树立了界标。

第一批欧洲航海家所到之处，先是要求贸易权，然后是要土地建造贸易站，最后是要求得到对贸易的垄断权并以军事手段予以实行；对这些要求，当地的社会均无力拒绝。对于非洲沿岸的各个王国，欧洲人因害怕罹患当地的各种疾病而未加染指，使它们得以完好无损地维持到19世纪，但它们也成了欧洲人的帮凶，参与了去内地抢掠人口卖为奴隶这种规模不断扩大，造成极大破坏的奴隶贸易。日本关闭了海上边界，以日本武士的强悍顶住欧洲人的试探，以此保全了他们的传统社会。中国的广袤领土和官僚制度的高度一致性保护了它免于肢解。不过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欧洲人都是予取予求。在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殖民而来。那里的土著人没有有效的抵抗手段，就连反对他们军事力量的思想意识都没有。东印度群岛上的小苏丹国被轻而易举地打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遇到的大多是一些农耕部落。只有印度有比较像样的国家制度，可以拒绝欧洲人插足；然而，就连莫卧儿帝国也无法完全把欧洲人拒之门外，因为莫卧儿帝国征服印度的时间不久，对边缘地区控制得不够严密。而且，莫卧儿王朝没有一个皇帝成功地组建起配备火炮的海上舰队，而那是抗击欧洲国家，保证海岸线安全的唯一手段。

欧洲航海者虽然在奥斯曼帝国的疆界以外没有遭遇多少抵抗，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恰好相反：利之丰厚引起竞逐，他们很快就彼此打作一团，无论是在远海航行的途中，还是刚向着黄金和香料的产地出发，尚未离开本国水域的时候。1601年，荷兰人首先来到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8年后，又来了英国人。很快，它们两家和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动起了刀兵，荷兰人在1624—1629年间还和葡萄牙人在巴西海岸附近交战过。后来，1652—1674年间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的3次大海战中，这一对曾经的盟友又成了对头。它们两国也都为争夺加勒比海的贸易权和西班牙人冲突过，因为加勒比海从加那利群岛引进了甘蔗，并从非洲运来奴隶种植甘蔗，马上就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后来还和法国打过仗。法国是航海的后起之秀，到17世纪中期，在印度和西非都建立了贸易站，在北美的海外帝国也初具雏形。

到1650年，舰队的规模达到70艘战舰，有的甚至更多；军舰两舷安装50门火炮，作战时炮火齐发，这种使用火炮的海战比陆上的堡垒战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大炮的威力。要把一座坚固的堡垒夷为平地，最好的围城工兵队伍也得需要几周的时间；但在英格兰南部海面上的三日海战（1653年）中，荷兰损失了（总数75艘中的）20艘战舰，死了3000人；这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说明海战变得多么激烈，并预示将来还会更加激烈。到18世纪末，最大的风帆船可安装100门大炮；在特拉法尔加海战（1805年）那场仅仅一天的战役中，法西联合舰队损兵折将超过7000人。长矛手和马背上战士的文化移到了海上，水兵炮手身经百战，寸步不离大炮，如方阵战中的希腊重装步兵一样坚定不移。

火药导致的均势

“大船”出现于16世纪初，后来从它直接衍生出了和它酷肖的配有多门大炮的第一线作战军舰，到19世纪中期才被蒸汽铁甲船取代；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欧洲海上炮战的激烈程度和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在陆上，16世纪和17世纪期间，火药武器的能力日新月异，使得战士们疲于适应。火炮的机动性和火力不断加大，到17世纪末，轻型火炮真正在战场上派上了用场。同期，火枪的威力和方便性也大为改进，使用时不再需要撑架，新发明的燧发机比起老式的慢燃引信来也更不易受潮。然而，在步兵的配置中确定火枪和长矛的合适比例，以及把步兵和骑兵的人数配合得恰到好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面对火枪的挑战，骑兵企图通过采用像马穆鲁克的马上作战法那样复杂精湛的骑术来维持他们在战场上的重要性；他们骑着马旋转或半旋，据说这样可以便于在马上打枪（这些步法在维也纳的西班牙骑术学校保留了下来）。不幸，他们的试验并不成功。火枪和马匹非常难以配合，而且步兵也卓有成效地改进了战术，使得骑兵相对于火枪手优势全无。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进入17世纪很多年后，军队中依然保留着长矛兵，和火枪手按一比二的比例配备。长矛手可以挤压挥舞着剑或手枪的敌方骑兵活动的空间，减少骑兵对战线的压力，同时也可掩护火枪手向敌人开枪。

不过，长矛手和火枪手不能同时投入战斗，他们的武器虽然互补，但是功能不同。法国、瑞典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在德意志打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的多次战役就是因此乱作一团；瑞典勇猛善战的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在吕岑阵亡（1632年），正因为他骑着马闯入了骑兵和火枪手的混战中。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17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几乎同一时间都给火枪加上了环式刺刀这个零件；这样一来，火枪即可集长矛和火器的作用于一身了。

但18世纪作战的鲜明特征并非只是火枪和刺刀的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各国普遍实行了步兵操练。操练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种猜测说马其顿人就曾操练过方阵兵，不过方阵战的战术太简单，难以看出操练的效果。古罗马人肯定训练新招募的军团战士掌握使用武器的方法，教他们如何瞄准目标投掷标枪，如何整齐划一地挥矛舞盾。然而，无论是打仗还是平时，罗马军团队形的发展和演变都和手握上了刺刀的火枪的军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罗马人没有练习过齐步走，直到18世纪，政府修建了宽阔平整的阅兵场后，士兵才有可能齐步前进；全凭膂力的作战也无法严格规范，罗马军团似乎鼓励战士自己随便选择掷投枪的目标。

火药时代的操练目的则完全不同。操练最早的起因无疑是火枪手担心在使用武器时自己人会不当心彼此误伤——弓箭手（这是未曾探讨过的一群人）肯定也同此心。弓箭手犯错只会射中身旁的一个人，可彼此挨得紧紧的火枪手却有可能引发一连串误击，特别是在火枪发明初期，火药就散落在点着明火的缓燃引信旁边，因此在给火枪装火药、瞄准、直到最后放枪这一系列动作中，所有人都必须动作一致。自17世纪早期起，开始大量印发火枪手的操练手册，它相当于后来工厂工人的安全须知手册，把火枪手从拿起枪到扣动扳机的一系列动作分解为众多精确的动作——1607年奥兰治的莫里斯（即拿骚的莫里斯——译者注）发布的训练手册规定了47个动作。

尽管如此，17世纪的火枪手仍然是自主的个人。也许他不能做主何时放枪，但他能决定瞄准对方的哪一个人。到18世纪，他逐渐失去了这个自由。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国都成立了皇家军队，比如，创建最早的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的军队各自诞生于1696年、1656年和1662年；皇家军队中的火枪手接受的训练是不瞄准某一个人，而是瞄准整个敌阵。训练士兵的教官手中拿着一杆半截矛，看到端着火枪的前排士兵谁的枪口和别人的不齐就把它敲齐，没想到已经过时了的半截矛派上了这个用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后，至少在理论上所有的子弹都以同样的高度射出，同时对敌方前沿做出全线打击。

士兵自主性的丧失还有许多其他的表现。从17世纪末开始，士兵一律穿制服，和家中的佣人一样。制服的用意的确和男仆穿的号衣同出一辙。它标志着穿它的人是为主人服务的，因此是一个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的人。16世纪战士的服装五花八门，经常是抢来的战利品；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流行把外衣割开一个口子，露出穿在里面的丝绸和天鹅绒，这样做正是为了显示战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好衣服抢去自己穿，谁也管不了。军官对战士放任自流。“一种论点是应该让战士自由选择穿什么衣服……据说那样他们打起仗来会更勇猛、更快乐。”18世纪则不指望战士打仗时快乐，只要求他们尽责从命；为保证纪律，军官对士兵的态度极为严厉，换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自由人长矛手或雇佣兵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些长矛手和雇佣兵可以接受用绞刑或毁容这些专制的手段来惩罚哗变或谋杀的行为，但他们不会接受君主制国家管理国王的军事奴仆所用的某些手段，如军规规定的鞭打或随意殴打。

的确，只有和意大利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中无法无天的雇佣兵截然不同的人才能接受后来的这种新制度。法国17世纪内战中的一大部分士兵是“土匪、游民、窃贼、杀人犯、违背上帝的人、欠债不还的人”，他们当兵是因为他们不肯安分过平民的日子，所以只能参军。当然，并非所有军人都是这样的社会渣滓。西班牙人，特别是瑞典人，通过从村子或农庄里招募正派的人来组建常备军［瑞典人采用的是小农庄分配名额的招兵制度（Indelingsverket）］，但当雇佣兵的通常都是那些“渣滓”。王朝制度的君主国家还有一个兵源，那就是贫穷的大家庭里排行较后的男孩子；他们没有什么像样的就业机会，一有征兵，就会踊跃参加，在法国尤其如此；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农民自17世纪起基本上全是农奴，对他们实行的是强行拉夫。尽管当权者不肯承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军事奴隶制，与奥斯曼帝国的新军有许多相似之处；奥斯曼的新军是强行征召入伍的，纪律十分严苛，几乎完全没有公民权利。他们作战时排成密集的队列，作战方式非常刻板，几乎是机械地重复训练时学会的动作，这正是士兵个性丧失的反映。

皇家军队的军官比起他们真正的或想象出来的骑士祖先来，也交出了大部分个人自由。自17世纪早期开始，“贵族家庭中年轻成员的放纵不羁”促使威尼斯建立起几座军事学院来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给他们教授专门知识；这些年轻人很快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军官阶级”，尽管没有正式得名。拿骚的莫里斯、约翰和威廉进行的改革加速了这个进程。他们悉心研究古典军事著作，有意识地努力恢复罗马军团的精神和组织结构，结果造就出了一批专业军事教官，像工事工程师一样在国际市场上待价而沽；另一个结果是成立了军事院校，用于训练血气方刚的年轻贵族学习列队操演、击剑术和高超的马术，在此过程中使他们受到教育，甚至把他们变成文明人。

拿骚的约翰于1617年在锡根（Siegen）办起了军事学校，但只维持到1623年即关门大吉。普遍认为那是欧洲第一所真正的军事学校，“它的重点在于培养有技术能力的陆军军官”。约翰·黑尔（John Hale）教授又发现了从1570年到1629年间在法国和德意志创立的5所军事学校，它们并未延续至今，因为今天一些身世较为久远的军校，如法国的圣西尔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布雷达的荷兰皇家军事学院、奥地利的特雷西娅军事指挥学院和意大利的摩德纳军事学院，都是到了18世纪或19世纪初才创立起来的。但那些最早的军事学校的创立标志着一个思想的诞生，或者应该说重生。这个思想来自于罗马人，那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指挥官，不仅需要有军事才能，而且需要具有公民的品德。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与它同时出现，意义相对较小的另一个潮流是设立炮兵学校和工兵学校，来训练出身于新兴中产阶级的青年。第一个此类学校是路易十四于1668年在梅斯（Metz）创立的。掌握数学对将来的炮兵和工兵显然至关重要，于是出现了完全另一类的发明：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把古典文献作为考试内容，学得不好可能会被教师用教鞭抽打。这一切意味着做武士只需会放鹰、打猎和格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操练、纪律、战斗中使用机械、科学的火炮射击学，这些使18世纪战争的特点迥然有异于16世纪和17世纪战争那种杂乱无章、东尝西试的风格。到1700年，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定了型，后来的150年间一直未变。步兵的火枪虽然对100码以外的敌人几乎无法造成任何伤害，但众枪齐放，能够在眼前的地方造成极具威胁的死亡区。要想打乱操练有素、坚强稳固的步兵列阵，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日益灵活机动、发射迅速的野战炮；然而，如果骑兵把握时机及时冲锋，就会威胁到对方火炮部署的安全，此时骑兵已越来越安心于这项辅助性的活动，敌人的步兵被炮火打乱阵脚，四散奔逃的时候，就是骑兵大显身手紧紧追击的机会。

在18世纪的战争中，火枪、大炮和骑兵这3个要素互相制约，在阵地战中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均势，结果如拉塞尔·魏格利（Russell Weigley）教授所指出的，从17世纪末最后的荷兰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期内，西欧君主制国家彼此主要为继承权而打的一系列战争一直难分胜负。每一次战斗中，身穿制服的火枪手都先是组成密集的编队，放出排枪，接着被敌人的大炮打得阵脚不稳，但当对方的骑兵冲来时又把他们顶回去，偶尔也会被骑兵冲散；一天的战斗结束时，双方鸣金收兵，实力都没有太大损失，第二天仍然有力再战。布莱尼姆会战（Blenheim，1704年）、丰特努瓦会战（Fontenoy，1745年）和洛伊滕会战（Leuthen，1757年）这几场在王朝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的“大战”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战斗中老实听话的士兵伤亡得太多，而不是因为战斗产生了长久的结果。18世纪的战争都是耗尽了财力和人力，再也打不下去了才结束的，战场上的交锋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整个18世纪期间，欧洲军队为了能在战场上分出胜负，越来越多地招募传统尚武民族的人，希望穿制服的正规军发动进攻时，能借助使用非正规作战方法的异族部队而使攻势更加凌厉。欧洲各国从匈牙利招募马扎尔轻骑兵，从中欧的森林和山地招募神枪手，从奥斯曼的巴尔干地区招募流落在当地的基督徒（统称为“阿尔巴尼亚人”）；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的故事表现了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外来人对欧洲文明的诱惑力。实际上，外族士兵的人数很少，不足以影响战局；而且，虽然军队招募外族人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中个性最张扬的年轻军官都非常向往有机会指挥北非的佐阿夫兵、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兵、蒂罗尔步兵、旁遮普的锡克兵或尼泊尔的廓尔喀兵，但是这些排在正规军侧翼的外族士兵客观上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主要为造成视觉上的效果——佐阿夫兵穿的“土耳其式”服装是19世纪对男装最重要的影响之一。这些异国的非正规军在海外的“小型战争”中最为有用，英国军队中的日耳曼轻步兵在同北美革命军的步枪手的战斗中丝毫不逊于对手，而英国的正规军却在大森林深处被配备了欧洲人武器的美洲土著人，即印第安人，打得丢盔卸甲。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按照欧洲的标准训练出来的军队在和主要由传统的战士组成的军队作战时才能最好地发挥优势。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到17世纪末无法再进行下去，主要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建起了一支与奥斯曼苏丹的新军势均力敌的正规军队。新军（janissarie，也译禁卫军）一词来自土耳其语“新军”，是类似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但与马穆鲁克不同的是，新军是在巴尔干地区强征而来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受训成为步兵。。和西方军队相比，新军起初可能真的是“新军”，但到17世纪末，欧洲的正规军在纪律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方面都赶上了新军，而且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更胜一筹。1683年新军围攻维也纳，使全欧洲为之心惊胆战；25年后，他们却被赶出了南部匈牙利和北部塞尔维亚，他们的主人被迫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奥斯曼帝国自此开始了向君士坦丁堡的大撤退，直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爆发。

在欧洲以外伊斯兰控制的土地上，特别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辖地，没有一支当地的军队比得上新军那样的劲旅。自16世纪初起，印度来了大批土耳其雇佣兵，包括炮兵和围城工兵；土耳其人在贝尔格莱德建造的至今犹存的宏伟碉堡证明，他们的能力和欧洲人不分轩轾。从17世纪开始，雇佣兵的队伍里又多了英国、荷兰、法国和瑞士的火炮专家。到18世纪，莫卧儿人开始想要军事教官，来的大多是法国人。但莫卧儿人扎根于大草原传统的民族特质与教官教授的东西格格不入。莫卧儿王朝的创始人巴布尔（1483—1530年）相信：“如果事先精心部署，骑兵部队不必需要‘核心的’步兵也能打胜仗。”1615年到1619年间任英国驻莫卧儿宫廷大使的托马斯·罗（Thomas Roe）爵士因此而认为，莫卧儿的军队“软弱无力，或可袭扰捣乱，却无法震慑敌人。”他对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同事们说：“这里没有军人，尽管众多人自认为有军人的素质。”莫卧儿王朝的失败正是因为“素质”压倒了“数量”。英国人在18世纪中期开始招募并训练印度人，不受大草原传统态度影响的印度人经过高标准的步兵操练，很快成为一支少而精的军队。在为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的普拉西战役（1757年）中，克莱武率领的1 100名欧洲士兵和2100名印度兵虽然陷入了50000莫卧儿步兵和骑兵的重重包围，但凭借过硬的火枪技术轻而易举地冲散了包围，打得敌人落荒而逃。操练和罗马军团式的组织在普拉西取得了拿骚的两个堂兄弟（拿骚的约翰和威廉）150年前梦寐以求的效果，但那不过是因为对手属于另一种作战传统，对欧洲人的战法毫无准备，无力招架。

政治革命与军事变革

操练及其基本的行为守则在印度大获全胜，哪怕敌军和欧洲人一样，也使用火枪和火炮。普拉西战役以及十几场类似的战役不断被用来作为论据，说明战争中道德因素远比物质因素重要；据拿破仑估计，重要性的比例是三比一，也许更高。在交战双方技术上旗鼓相当的其他海外战争中，尤其在英国对北美殖民者和西班牙对其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在决胜因素的排行上压倒了操练的是完全另一类道德因素：欧洲殖民者打仗为的是争取自我赋税的权利，也就是自决权，因此他们坚信正义在自己一方。北美殖民者对英国的战争启发激励了南美殖民者对西班牙的反抗，是第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战争。它与宗教分歧或合法权利被篡夺这些传统的战争动机没有关系，而是为了争取使抽象的原则得到承认，不仅要获得独立，还要赢得自由，要自主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争取自由的斗争其路漫漫。可能北美的殖民者中只有1／3积极参与，1／3保持中立，剩下1／3仍然忠于旧秩序。革命军开始时力量弱小、武器低劣。它的底子是殖民地的民兵，起初成立是为了保卫殖民地不受美洲原住民的攻击，后来又要抵抗从加拿大来的法国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队很难抵挡英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它之所以打败了英国军队，主要是因为北美战场辽阔，它能在许多地方对英军构成威胁。另外，殖民者大胆自信，抓住一切机会对敌人发动进攻；1775年，他们居然进入加拿大去攻击魁北克的要塞；1779年和1781年，革命军转战内地，足迹远至俄亥俄河和卡罗来纳中部。这个战略迫使英国人分散兵力，剥夺了他们的最大优势，即部署部队打击沿海人口聚居区的能力。英国在欧洲的宿敌西班牙和法国的干预也进一步削弱了英国人的优势。1780年法国向北美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和一支庞大的舰队，此举最终扭转了局势，导致英军主力于1781年10月在约克敦投降。

尽管有外国援助，但独立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是美国人的胜利。他们树立的榜样大大鼓舞了法国立宪派，当1789年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一个已几个世纪没有开过会的三级会议，要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时，他们向他提出了立宪的要求。整个18世纪期间，法国王室征战不休，造成国库入不敷出，财政制度摇摇欲坠；而法国为北美殖民者对英作战提供的海军和陆军支持的费用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除了大草原民族靠抢夺以战养战以外，战争总是耗费巨大的，曾有国家因不堪军费的重负而破产，也有的因此而改朝换代。然而，战争造成的破产威胁从未催生出新的行政理论。可是路易十六召开的三级会议却做到了。三级会议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贵族、僧侣和平民这三级的代表应不论社会地位，一人一票；然后是所有代表都应在一起开会；最后是大会将一直开下去，直到国王把权力托付给民主宪法。路易十六愚蠢地企图用武力恫吓改名为国民公会的三级会议，结果引起了巴黎城里的暴乱，连军队的一些部队，特别是法兰西卫队，都加入了暴乱者的行列。国王和革命妥协了一段时间后试图逃离法国，但形迹败露，被中止了行政权。同时，国民公会向法国的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出警告说，如果它们对于正在组建反革命军队的反共和国的法国逃亡分子继续予以庇护，就将被视为对法国的战争挑衅。1792年4月，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的催促下对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和俄国很快加入战团，和奥地利站在一边；1793年，英国也参战支持奥地利。1792年7月，它们开始入侵法国。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旷日持久，拿破仑·波拿巴于1799年当选为第一执政后更是无休无止，一直持续到1815年。法国人在1790年5月宣布永不发动征服战，他们开始打仗时的确是为了自卫，但很快演变为欧洲历史上最持久、最广大的进攻战。法国人最初的意图是要给邻近的君主制国家带去革命和自由，后来却建立了一个为宣扬国威而不停征战的军事机器。到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已是百万雄师，从西班牙到俄国遍布整个欧洲大陆，他掌握的经济和帝国行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作战的军队提供支持。除俄国以外，欧洲大陆上所有大国都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法国打败过，小国的士兵被直接纳入法军，各地的健康男子或是已在服役，或是提心吊胆地等着被招兵官点中。短短20年内，原来只有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才无奈当兵的欧洲社会自上而下实现了完全的军事化。在那以前，军旅生涯的多姿多彩和令出如山只有少数当兵的人才了解；那些人当兵可能有的是心甘情愿，但更多的人是万般无奈；但是，一代人的时间内，军旅生涯便成了普遍的经历。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法国人并非一开始就要搞“全民皆兵”，他们发动大革命要实现的理想是反武力、讲理性、重法律的。然而，要捍卫理性的力量和公正的法律，革命的国民必须拿起武器；这里公正的法律指的是废除了贵族阶级封建特权的法律，而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正是他们的祖先作为武士赢来的，即使某些贵族的家世纯属编造。15年前，北美的殖民者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他们利用了现成的军事组织，因为他们事前已经有了保卫家园、抵抗印第安人和法国人袭击的民兵，法国人却必须从零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皇家军队政治上不可靠，而且许多有经验的军官为抗议大革命对国王的侮辱都纷纷流亡国外。满怀热情的志愿者组成了国民卫队，保护革命机关不被剩下的保王派军队攻占；但1789—1791年间，立法者还和古希腊城邦的立法者一样，力图规定只有负责任的人，意思是说有财产的人，才有权携带武器。因此，最初的国民卫队人数既不够，又有太多恋家的资产阶级成员，无法成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威胁只限于国内的时候，问题并不大；街上一下子就能临时聚集人群来对抗忠于国王的军队。但1792年7月以后，威胁变成了外国入侵，法国因此急需强大有效的军队。此时，1789年反武力的理想已经被淡忘；美国宪法规定的“携带武器的权利”得到了广泛接受，拥有武器被视为公民自由的保证，必须有财产方可加入国民卫队的资格要求被匆忙废除（7月30日）。7月12日，发出了号召报名参军的通告，要给已有的15万正规军再增加50000人。1793年初又征兵30万，志愿报名者不够就强征，8月23日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男子都随时可能应征入伍；之前下达的另一个命令要求各战斗旅把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按一比二的比例混合编队，用正规军来对志愿者进行传帮带，直到他们学会如何作战。

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执行纪律不靠体罚（虽然给酗酒的醉鬼灌凉水），而是靠由士兵和军官共同组成的军事法庭。军队中的军官和在国民卫队中一样，通过选举产生；与革命志愿者相比，报酬算得上优厚。由于战事紧张，选举军官的做法很快就废除了（1794年），纪律委员会也不再活动（1795年）；但到那时，军队的改革已深入肌理，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几个后来的措施完全不影响大局。正经体面的人最初志愿参军的热情也许有所减退，但军官团的性质比起过去已经是面目全非。1789年，90%以上的军官都是贵族（需要承认，他们大多是小贵族，与较低社会阶层唯一的区别只是他们有家族的徽章），但到1794年，贵族占军官的比例只剩了3%。空出来的位子由平民补上，但更经常的是过去皇家军队中不持委任状的少尉以下的军官，大革命的确为他们提供了“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拿破仑的26位元帅中，奥热罗（Augereau）、勒菲弗尔（Lefebvre）、奈伊（Neg）和苏尔特（Soult）1789年之前都是军士。更出乎意料的是，维克多（Victor）原来是军乐队的成员，茹尔丹（Jourdan）、乌迪诺（Oudinot）和贝纳多特（Bernadotte）3位仅仅是列兵（贝纳多特最后当上了瑞典的国王，成就超过了亚历山大的所有将军）。这一批人才能出众，但是在旧军队中完全没有机会施展；直到1782年，还规定少尉以上军衔只能授予曾祖父一辈是贵族的人。这些平民出身的将领经受过实战的锻炼，1789年的社会解放又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两者加起来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将领。

不过，拿破仑的元帅中也有1789年前即得到委任的少尉以上的军官。马尔蒙（Marmont）和拿破仑一样，是路易十四创立的梅斯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格鲁希（Grouchy）曾在“苏格兰卫队”服役（它最初是波旁王朝宫廷的近卫队）。“人尽其才”明智地包括愿意为革命效劳的前皇家军官，就连那些离开法国移居国外，后又改变主意的前军官也不排斥。到1796年，拿破仑的利剑指向哈布斯堡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时，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已经成为最广义上的混合体：不仅有过去的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的成员，而且也有来自众多其他背景的军官；他们戮力同心，为新的法兰西而战，但也热切地期盼军人生涯带来的好处。晋升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抢掠财物；后来的20年里，晋升和抢掠的机会都数不胜数。与此同时，军队紧迫需要找到办法解决用火枪和刺刀作战久战不决这个问题，给革命力量和旧制度在战场上的较量注入人民推翻君主统治的激情和活力。

有一个办法近在眼前。皇家军队对于不久前的七年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久久难分胜负也很不满意，许多贵族军官，特别是吉贝尔伯爵（ComtedeGuibert），都呼吁改革战术。吉贝尔和他的许多同代军人一样，对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成就深为赞佩；腓特烈的正规军人数不多但十分精悍，许多比普鲁士大得多的国家都被打得落花流水。腓特烈对于作战严格遵守理性，一点儿不打折扣，这恰好符合时代的精神——那个“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已经提出，政府的一切机构都应与人民的精神和愿望相一致”。吉贝尔是典型的贵族理性主义者，他相信，法国军队若是采用普鲁士的操练和训练方法，就会变为国家权力的顺手工具。他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力主放弃过去的战术，即依赖把火枪手排成一排的老式阵法，指望他们一开火就能摧毁敌人的抵抗；他呼吁改用大部队调动的方法，集中力量对敌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在这场被后人称为“横列对纵队”的辩论中，吉贝尔和与他意见一致的军官到1789年时已经稳占上风；但他们都没能把观点付诸实施，因为若是那样，他们就必须同意让士兵在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也学会做国家的主人。吉贝尔骨子里仍然是支持专制政体的。他在理智上倾向于公民—战士的理念，但他的社会偏见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大革命解决了这个矛盾。几乎一夜之间，一支公民军队脱颖而出，它从旧制度内部关于战术的辩论中找到了解决它和旧制度残余军队在战场上作战时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办法。革命军作战时排列成密集的纵队，并有大量机动炮火支持；一种说法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公民—战士没有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所以指挥官不得已才这样组织。后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看得不够远：战术的改变本来就已呼之欲出，革命军的军官不过是积极推动把改变早日付诸实施而已。但是这仍然解释不了这种改变为什么能奏效的原因。自16世纪以来，各国在国界上建起的一系列配备大炮的要塞一直阻碍着军队的行动，使战斗久拖不决，可是在迪穆里埃（Dum Duriez）、茹尔丹和奥什（Hoche）这些将军的手中，这些困难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不见。法国军队攻克了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边界地区，对那些没有望风而逃，尚有一战之力的要塞暂且绕过不理，每次和奥地利或普鲁士的军队遭遇，都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法军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后来所谓的“第五纵队”，比如，许多荷兰人热烈欢迎大革命，北部意大利也有很多同情大革命的人。另一个原因是革命军人多势众，在那个世纪，10万大军已是很了不起，而法军到1793年已有98.3万之众，而且他们的后勤出乎常理；要塞可以阻断来攻敌人的供应线，但当敌军在周围的乡村予取予求的时候，要塞就失去了作用。

最重要的是，法军的成功来自革命军自身的高质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革命军的战士都是真心愿意参军的，都要献身于建立“理性”的国家（即使他们建立的国家的性质使许多经历了“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大为忧惧），指挥官都具有杰出的个人素质。说他们未经训练似乎言不符实。1793—1794年间，新的军官团花了大力气狠抓原属皇家军队的老兵和新入伍的志愿兵的训练。1793年6月，两位革命政府的官员报告说：“士兵们以奋发不懈的热情投入操练……老兵看到我们的志愿兵在队形训练中如此整齐划一，不禁惊叹不已。”同时，法军的炮兵部队由于格里博瓦（Gribeauval）的发明创新已经是欧洲的执牛耳者，革命后仍保留了许多原来的军官和炮手。然而，法军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却还死守着只知绝对服从的习惯和法军已经摆脱了的僵化战术，因此根本不是法军的对手。

到1800年，大革命挫败了外国敌人消灭它的企图，在国内也通过收敛激进的锋芒转向保守而得到了巩固。年轻的波拿巴率军在国外作战屡战屡胜，在同侪中脱颖而出，在1799年11月的雾月政变中给了国内极端分子以致命的打击。政治和军事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他的手中。1802年到1803年，他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这些法国的敌人保持着一种彼此警惕的和平，但之后再次率军踏上征程，开始了12年的闪电式征服战，行动范围越来越大：1805年和1809年出征奥地利；1806年打败了普鲁士；最后是1812年出兵俄国，不过那次征战以惨败告终。只有西班牙久攻不下，1809年到1814年间，法军在那里遇到的是威灵顿麾下不列颠远征军的精锐部队，有西班牙全国各地游击队的支持，还有英国皇家海军源源不断地运送军需（自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之后，英国皇家海军即称霸海上，无人能与之争锋）。波拿巴的“大军”（Grand Army）已经不是当时的革命军了，虽然经过1793—1796年期间的宏大战争后，许多军官和一些士兵仍然留了下来，但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工具，不再为意识形态服务。然而，军队中依然存留了革命时期的特质，使得拿破仑的一系列大捷——奥斯特利茨（Austerlitf，1805年）、耶拿（Jena，1806年）、韦格勒姆（Wagram，1809年）——看起来似乎仍然是革命军旋风的继续。作为普鲁士军人亲身参加了与法国革命军最初的战斗，并幸存下来目击了1815年拿破仑的失败的克劳塞维茨目睹了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理论，即把公众意志与战略目标相结合，可以使“实际的战争”接近于“真正的战争”，并树立了他的信念，即战争归根结底是政治行为。

克劳塞维茨自己也承认，他的思想并非都是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马基雅维利“对军事问题的判断非常扎实”。这样的赞词未免太轻。马基雅维利的《论战争艺术》仅在16世纪期间就印了21版，那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因为它第一次把战争和统治的艺术直接联系到了一起。斐洛、波利比阿和维吉提乌斯这些过去的古典作者仅仅描述了如何最好地管理军事，马基雅维利却显示了一支管理得当的军队——指从治下民众中招募兵员，而不是从雇佣兵市场上雇兵的军队——如何能够实现统治者的目标。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对该书视若珍宝，因为当时货币经济的重兴侵蚀了旧有的封建募兵基础，他们正茫然无绪，不知如何才能建立可靠的军队。然而，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的目的很务实，只是想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富裕城邦中和他一样属于从政阶层的人提出一些实际可行的建议。克劳塞维茨在学术上却是野心勃勃，几至自大狂的程度。他和与他几乎同时期的马克思一样，声称了解到了他所研究问题的根本性的内里。他所做的不是提出建议忠告，而是阐述他坚持认为是不可逃避的真理。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对这一真理视而不见的政府必定会在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政府手中遭到惨败。

这就是他的祖国普鲁士的政府在19世纪中期如此热情接受他的思想的原因。他的思想经由他在军事学院和普军总参谋部的学生和追随者传播开来。《战争论》出版很久以后才得到风行，但到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争霸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普及全军上下，普军在1866年和1870—1871年赢得的胜利更确保了他的思想从此也将指导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接下来，经过一段不可抗拒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他的思想又渗透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到1914年，可以说欧洲大陆的军事观完全皈依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正如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联盟信仰马克思主义一样。

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所决定的，所以战后他被视为在思想上促成这场历史浩劫的元凶；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军事作家B·H·利德尔·哈特（B·H·Liddell Hart）痛批他是“全面战争的倡导者”。时隔多年回头看去，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1914年以前，将领们认为今后要在战场上赢得优势，就必须部署大量的军队，并假设会发生大批伤亡，这无疑是受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结果，欧洲军队每年的征兵人数屡创新高，既要向前线野战军输送兵员，也要增加预备役准备补充部队的伤亡或组编新的部队。但是，如果士兵不想打仗，将军手下不管有多少士兵都没有意义，就连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于事无补。自从国家这个政体出现以来，带兵的将领总是希望兵员多多益善，官僚治理的历史也随处可见徒劳无功或弃置不用的募兵制度。即使国家像1914年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那样，有办法确知国内健康的青年男子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工作地点或住址，但如果他们抵制入伍，并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的话，哪怕是最出色的警察力量都不可能把某个年龄组的人全都抓到军营里去。

事实是，青年人没有抵制征兵，社会也没有支持他们抵制，这说明真实情况与那些认为是克劳塞维茨设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所说的大相径庭。设计师可以建造屋宇，但无法决定人的情绪。他们的作用是反映文化，却不能创造文化。到1914年，欧洲社会弥漫着一种空前的文化情绪，认为当兵是国家对公民的合理要求，也是每一个健康男子的责任；这种情绪认为服兵役是获得公民美德的必要锻炼，拒绝接受自古以来因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原因对武士另眼看待的观念，视其为过时的偏见。

对这种情绪并非没有制约，一个主要的制约是19世纪对良性进步的信念，相信繁荣会日益扩大，开明的宪政制度将得到普及。另一个制约来自宗教感情的强势回归，这是对不肯信仰上帝的革命思想的反弹，也是对同样置上帝于不顾，声称能够解释宇宙的科学的反弹，尽管科学是促成繁荣的重要力量。然而，乐观精神和道德上对暴力的拒斥抵挡不了推动欧洲生活急速军事化的其他力量。

19世纪中期的美国是西方社会中军事化程度最轻的，也是第一个发现这一倾向蕴藏的危险的国家。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双方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它们都匆忙地集结起由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希望在战场上一举取得胜利。双方都没有考虑过要大规模动员人力或工业资源，当然，南方也没有多少工业资源可以动员。随着战争久拖不决，双方都不得不增加兵员，期望以多取胜，实现无法靠英明的战场指挥达到的目标。最终，从战前美国的3200万人口中，南方召集了近100万人当兵，北方的军队人数更是多达200万；这些数字表明参军的比例是10%，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社会在继续保持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最大比例。南方本可以从它的400万黑奴中招兵充实军队，但它打仗就是为了捍卫把黑奴作为私人财产的奴隶制，所以无法利用黑奴打仗。北方的经济资源大大优于南方，海军和商船队的规模更大，铁路网也密集得多，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能对南方实行封锁，也能把军队运到南方军力薄弱的地方去。到1863年，它已经把南方切成两半；1864年，又从西到东把南方经济力量最强的地区一分为二。然而，南方的士兵斗志坚强、艰苦奋战，北方虽然在后勤上占尽优势，但仍无法取胜。因此，1864年的战斗仍然十分惨烈，正如1862—1863年间的战斗；南方士兵守卫他们的腹地和进攻北方的葛底斯堡时同样顽强。这场不断加深的战争给双方造成的代价令人触目惊心。到1865年4月，北方终于成功制服了南方时，共有62万美国人直接因战争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战争的创痛使好几代美国人不再迷惑于军装和军训营那虚假的浪漫。然而，南北战争表明，非职业军人的志愿兵照样可以成为铁军。这鼓励了其他地方想要成为公民—战士的人们踊跃“报名参军”，特别是在英国；它也为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俄国提供了根据，证明它们逐渐扩大由服役期满的士兵组成的预备役以便随时动员入伍是有道理的。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主旨是尚武强军，而它们在海外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成功更助长了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大陆从1815年到1914年战事寥寥，虽然1848—1871年间爆发过国际冲突，还有一些内战，但那个时期仍然被称为“百年和平”；但是欧洲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在印度、非洲和中亚及东南亚十分活跃，他们打赢的战争规模虽小，获得的利益却大得惊人，使他们的国民得意非凡。然而，促使公众支持军事化的最重要的推手也许是军事化过程本身使人感到的兴奋和刺激。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最具吸引力、最令人激动的思想之一是人人平等。在欧洲人内心深处，平等意味着有权携带武器，因此人们相信，当兵能使自己成为更完全的公民。大革命消灭了雇佣兵现象，也废除了过去的武士阶级对军队指挥权的垄断。法国大革命的军队以及后来法兰西帝国的军队被视为促进社会团结，甚至提高社会平等的工具——也许那只是自欺欺人，因为过去的武士阶级一直在顽强地捍卫自己任命指挥官这一硕果仅存的权力。军队中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希望晋升军官，因此而提高社会地位，而所有入伍的年轻人身上穿的军装就是他们被完全接受为社会平等一员的证明。雇佣兵和常备军的招募方式尽管不同，但都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屈从和奴役；相比之下，普遍兵役制给人带来的是体面，甚至是远大的前途。威廉·麦克尼尔写道：“这听起来像是自我矛盾，但放弃自由经常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特别是对于身处千变万化的环境之中，尚未成年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说法暗含的意思是，欧洲狂热的军事化趋势中有一定的幼稚心态，此言或许不虚：“幼稚”（infantilism）和“步兵”（infantry）的词根是一样的。若果真如此的话，幼稚的欧洲就是一个会思想的孩童。聪明人和负责任的政府找出种种理由，长篇大论地说明政府的行为是多么正确。所以，当1905年法国为进一步扩军而大举征兵的时候，法国下议院的报告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理念……必然受到法国大革命崇高思想的激励：一个多世纪过后，当立法者能够要求所有公民，不分财富、文化或教育水平，在没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情况下把同样的一段时间献给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证明民主的精神再次跨越了流逝的时间。

这是欧洲大陆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在光明之城（指巴黎）所说的话，时值建立大规模公民军队的后果显现出来的9年前。1914年8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巴伐利亚各大学的校长联合发出了如下的呼吁：

同学们，缪斯沉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战斗，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奋起保卫德意志文化，它受到了来自东方的野蛮人的威胁；我们必须保卫德意志的价值观，它们引起了西方敌人的嫉妒。条顿之火再次熊熊燃烧。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圣战就此开始。

发出呼吁的这些德国高等教育的领袖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只有德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与之相比。从他们这篇令人惊讶的咆哮中，看得出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五六个半原始，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原始的要素，之前它们一直被掩藏在表面下。理智和学问抛到了一边（“缪斯沉默了！”）。宣扬来自大草原的威胁（“来自东方的野蛮人”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的哥萨克人）。德国自己的野蛮过去突然成为可敬的东西（“条顿之火”摧毁了古典文明，后来还主要是靠德意志的学者重新发现并恢复了古典文献）。圣战的概念是穆斯林的概念，不是基督教的，甚至不是西方的概念，可是这里发出圣战呼吁的那些人无疑认同欧洲普遍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所到之处，唯一的作为就是通过教授《古兰经》来散播腐败和落后。

巴伐利亚——可以说是全德国——的大学生看不到个中矛盾之处。尽管他们从未受过军训（兵役法规定大学生在校期间免服兵役），但几乎所有大学生都报名参军，组成了新的第22和第23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开赴比利时伊普尔附近的前线与英国的正规军交锋。结果这些天真的大学生惨遭屠戮（德国称那次战役为“对孩子的屠杀”），时至今日，那里还矗立着纪念那次战役的惨状的纪念碑。朗厄马克（Langemarck）公墓设有一座神祠，上面雕刻着德国各大学的校徽，公墓中一共葬有36000名年轻人的遗体，全部死于那场历时3周的战役；这个数字几乎等于美国军队在7年越南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和。

火药和普遍兵役制的文化

有一个人逃脱了埋身朗厄马克公墓的命运，在由大学生组成的部队中，他是个异数；因为他脾气暴躁，没能上大学；这个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部队表现良好，尽管几次受伤，但仍继续服役，直到大战结束。他能活下来也是异数。他所属的第16巴伐利亚预备队在伊普尔打了一个月的仗后，原来的3600名士兵中只有611人没有受伤。一年之内，队里的老兵几乎无一幸存。如此严重的伤亡在所有交战的军队中司空见惯。这在两个方面代表着空前的流血死亡：总的伤亡人数与任何战争相比都绝对是最高的；从所占适龄人员的百分比来计算，伤亡率也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口投入过战斗。确切的伤亡人数难以断定，任何军事史学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就像沼泽地，越想找到出路，陷得就越深。在19世纪实行人口普查之前，从来没有准确的平民人口的数字，所以且不说大多数情况中对军力的估计不可靠，即使可靠，也很难确定所报告的——通常也是不可靠的——战死的人数占全国符合当兵条件的总人数的比例。比如，虽然普遍相信罗马共和国在坎尼战役中投入的75000名战士折损了50000名，但我们无从得知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能够参军的总人数是多少，所以无法把那场灾难与公元1世纪条顿堡森林一役的失败相比较。

不过，可以保险地假设，所有国家在普遍兵役制实行之前，军队都只占人口很小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口为2910万，军队人数是15.6万（虽然到1793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队扩大到98.3万人）；我们也知道，战斗中的死亡人数除极少数例外，一般不超过参战部队总数的10%；我们还知道，战争中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多（法兰西共和国从1792年到1800年间，陆上和海上加起来一共打了50场战役，也就是一年6场，按照早年的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数字了）。由此可以认为，19世纪以前，家中接到亲人战死的悲痛消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拿破仑打仗动用的野战军规模庞大，有时相当于旧制度下法国军队的总和，战士死亡的人数亦随之升高。在莫斯科外的博罗季诺一役（Bordino，1812年）中，他胜得极惨，12万大军损失了28000人；而在几乎是首次有精确统计的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72000人大军死了27000人，威灵顿的68000人中有15000人阵亡。

美国南北战争的数字（可靠数字是根据领取抚恤金的阵亡者遗孀的人数算出来的）显示出阵亡人数的上升：4年战争中打了48场大仗，南方军队的130万人死了大约94000人，北方的290万士兵有约11万人阵亡。南方军队比北方的阵亡率高，大约是7%对北方的3%；原因有几个，包括开小差的人较少，军队总人数少，因此战士轮到上战场的机会更多，等等。1860年，美国总人口才3200万；4年的战争造成20万年轻人的死亡，这给美国人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创伤，使他们痛恨战争；战争期间疾病和困苦使另外40万人丧生，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到1914年，过去战争中的主要杀手——疾病——已经不再是军队的克星。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英军打的最后一次战士死于疾病多于死于子弹的战争。但这使得1914—1918年间的伤亡更加令人心碎。从军成了有利健康的生涯；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导致的产量提高，士兵个个身体好，吃得饱；从某个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如此之多，直接反映了前一个世纪期间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平民人均寿命的延长。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人口的增加，结果是大批士兵被派往前线去送死，死亡人数连年剧增。到1915年9月，在马恩河、埃纳河（Aisne）、皮卡第（Picardy）和香槟的几次战役中，法军前线作战的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之众，其中1／3为阵亡。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中，法军有50万人死伤（一般死伤的比例为一比三），德军死伤超过40万；同年7月1日打响的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英军就阵亡20000人，几乎等于整个布尔战争期间由于受伤和疾病致死的总人数。

到1917年，法军已经阵亡了100万人；4月在香槟地区发动了又一次灾难性的进攻后，法军的一半作战部队拒绝执行再次出击的命令。这一事件被含糊地称为哗变，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难以承受的伤亡概率面前的大规模罢战；到大战结束时，法军作战部队中9个人中就有4个或死或伤。1917年底，自1915年5月开始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军队也拒绝再战；他们在阿尔卑斯发动了11次劳而无功的进攻，遭受了100万人的伤亡后，在奥德联军的反攻面前一触即溃，直到停战也没能恢复元气。俄国军队的死伤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但那时俄军士兵也开始，用列宁的话说，“用脚投票支持和平”。若不是俄军在东普鲁士、波兰和乌克兰遭到惨败，无力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回头看去，伤亡率的激增很容易找到技术上的原因。比起火药造成战争“胜负难分”的18世纪，无论是士兵手中的枪支还是辅助作战的机关枪和大炮，火力都增加了几百倍。据统计，死亡人数与发射的子弹的比例（不算大炮）从1／200下降到1／460。但是，火枪手最多每分钟发射3次，对垒的两军军力很少超过50000人；即使如此，几分钟的交火造成的伤亡通常也会引起一方或另一方惊慌后退，指挥作战的将领也正是希望通过造成敌方的惊慌来夺取阵地。到1914年，步兵的步枪每分钟能发射15发子弹，机关枪每分钟发射600发子弹，大炮每分钟能射出20发装满钢珠的炮弹。当步兵掩藏在战壕里的时候，大部分火力都白白浪费掉了，但他们一旦发动冲锋，如此猛烈的火力就有可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消灭整整一个营的1000人。1916年7月1日第一纽芬兰团就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许多其他部队的损失也同样惨重。而且，在这样密集的弹雨中逃无可逃，因为需要经过几百码宽的死亡区才能逃回战壕。因此，士兵被猛烈的火力紧紧地压制在地面上，如果受了伤，经常只能慢慢等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级指挥官想方设法在其他地方采用间接的方法来克服火力在前线造成的僵局，但均告无效。尤其是自60年前铁甲船取代了木制船以来，投入了巨额资金建造海军舰队，但舰队在大战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我们已经看到，木船组建的舰队借助欧洲的火药技术，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耀武扬威。欧洲的海洋大国驾驶着木船舰队征服了远方的民族，那些人即使获得了火药武器，在文化上也不适应面对面地抵抗欧洲人。

在欧洲的近海，各个海洋大国——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英国——不仅建立了对贸易通道和关键战区的长期统治权，而且娴熟掌握了有效支持陆上军队的手法，主要是通过封锁敌方和为己方运输后勤供给。德国就是怀着这个目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和英国展开了建造无畏级战舰的竞赛，结果两国的海军各自增加了几十艘战舰（1914年，英国有28艘无畏级战舰，德国建了18艘），能够在20英里开外互相摧毁。德国海军参谋部希望在北海攻英国海军于不备，给英军以毁灭性打击，以此打通从北海出海的通道，攻击大西洋的贸易航线，破坏英国的商业。德国为此做的努力，特别是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没有成功，自那以后只能在自己的基地附近航行。在使用其迅速扩大的潜艇舰队对英国进行反封锁方面，德国倒是屡屡得手；1917年，德国潜艇击沉商船前连警告都不发，但后来英国海军部恢复了18世纪的做法，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限制了德国潜艇的活动。

英国企图重新起用传统的两栖战略，用海军把远征部队运送到敌人海防薄弱的地方，并从那里给自己的部队补给，可是在它唯一试用此法的地方——土耳其的加利波利（Gallipoli，1915年4月）——却遭到严重败绩。新近和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守军表现出了他们300年前令基督教欧洲闻风丧胆的勇猛，也证明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新的火力技术。在加利波利，岸上的火力打败了海上强国。

在协约国和德国在法国西部战线上的猛烈交火中，海上战略力量最终起到的作用主要是确保美国的增援部队安全渡过大西洋。1918年，美国军队的到来使斗志消沉的法国人和难以支撑的英国人重新燃起了信心，却使德国人大为沮丧，他们那年春夏时分发起的5次“赢得战争”的攻势都被匆忙组织起来的防卫抵挡住了。1918年10月，德国人终于显示出前一年弥漫于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英国人中间的厌战迹象。德军所有的步兵部队和敌人一样，兵员业已换补了两遍，甚至三遍。尽管他们在东方战线上打败了俄军，在其他战线上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击败西方国家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他们不再愿意做更多的、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的牺牲。11月，在士兵无力再战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德军最高指挥部签署了停战协定。

事实上，所有交战国都已师老兵疲。他们的苦难有敌人带来的，也有自找的。1914年大战爆发时，民众都热烈拥护；他们送自己的孩子上前线，相信他们不仅会打胜仗，还能赢得荣誉；相信战士们一定会头戴桂冠凯旋，那将证明他们对普遍兵役制的信任和对战争的投入是多么明智。战争彻底打碎了这个幻想。“全民皆兵”这个作为征兵政策基础的理念其实是建立在对人性潜力的根本性误解之上。

尚武民族也许个个都是战士，但他们作战时非常小心地避免与敌人直接或长时间接触；如遇敌人顽抗，就会脱离战斗或后撤，认为那是可以允许的合理做法；不执迷于展示无谓的勇气；仔细衡量暴力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希腊人表现得更加勇敢，但他们虽然发明了面对面作战的方法，却并没有把作战的道德守则提高到必须达到克劳塞维茨式完胜的程度。后来继承了他们衣钵的欧洲人也对作战的目标有所限制，罗马人作战是为了巩固自己文明的地盘，主要通过确立可以防守的边界——这也是中国人军事思想的实质，而罗马之后的欧洲尽管战事频仍，但基本上是为了争夺在界限分明的领土内部的权力。到了火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仍然以争夺权力为目的，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宗教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宗教上的分歧固然加剧了争斗，但新教徒只是对已经存在的权利提出质疑，并未为自己要求新的权利。另外，在所有的争斗中，交战方从未幻想过要动员起全体男性国民参加战斗。首先，劳动力密集的农业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即使在物质上可以做到，1789年前的社会也一致把当兵视为极少数人的职业。人们正确地认为，打仗这么残酷的事情只有少数人干得了，包括因社会地位决定天生要做武士的人，还有在社会上无法立足，无奈只能从军的人；无论是雇佣军还是常备军，都是无业贫民，甚或不见容于社会的犯罪分子麇集的地方；他们被认为适合当兵，因为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也会遭受同样的困苦。

勤劳肯干、有技术、有学问和有一定财产的人被排除在军队之外，这反映了对于战争对人性影响的一种通达的了解。过惯了舒适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于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受不了战争的严酷。法国大革命在实现平等的狂热中，粗暴地把这一观念扔在一边，要使多数人也能享受之前少数人的特权，即贵族的武士地位所带来的享受充分的法律自由的权利。这样做并不能完全算错。许多正派人的父辈对当兵避之唯恐不及，但他们自己却成了出色的军人，无论是做士兵还是做指挥官：拿破仑手下最大胆敢闯的元帅缪拉（Murat）原来是学习神学，准备做神父的，贝西埃（Bessieres）是医学院的学生，布吕内（Brune）是报纸编辑。不错，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也曾分别做过神学院学生和报纸编辑，但他们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且本身就脾气暴烈。缪拉、贝西埃和布吕内在他们的时代都算是体面的资产者，他们对军旅生活的纪律和危险安之若素，这完全是他们的脾性碰巧使然。即使在拿破仑的军队里，他们也是例外。100年后，他们的情况就很常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里从士兵到将军，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间许多侥幸活下来或没有受伤的人坚韧不拔，毫无怨言地在军中服役了两三年，甚至四年。但是，步兵200%～300%（原文如此，疑有误，当为20%～30%。——编者注）的伤亡率，伤亡人数越过100万大关，这些足以粉碎一个民族的斗志。到1918年11月，4000万人口的法国损失了170万男青年，意大利3600万人口中有60万人丧生沙场，大英帝国战死的军人更是高达100万，其中70万来自英伦三岛上的5000万国民。

战前人口为7000万的德国虽然损失了200多万人，但居然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更加不同寻常。德国也付出了感情上的代价，但和流行于战胜国的情绪迥然不同。对战胜国的人民来说，他们再也不愿意承担如此惨痛的战争代价了。“我不敢相信和平就要到了，”公公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辛西娅·阿斯奎思（Cynthia Asquith）这样写道，“我想恐怕需要比过去更大的勇气……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结束后，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了。”当然，对千百万家庭来说，1918年11月意味着终于不再需要像之前的4年一样，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来敲门的邮差会送来报噩耗的电报，但阿斯奎思的感觉没有错。伤亡数字如此巨大，几乎每一个家庭圈都有或死或伤的人，这种痛苦是终生无法磨灭的。即使在今天，英国报纸的“纪念”栏目里还有回忆近80年前死在战壕里或无人区的父亲或兄弟的文章。如此之深的心理创伤不会随着记忆的模糊而愈合。它们继续在人们的意识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国民意识里化脓溃烂。

法国为了防备痛苦的壕堑战重演，建起了实实在在的高墙，沿法德边界修筑了一道水泥工事——马其诺防线，第一期的造价（30亿法郎）就赶上了英国1906—1913年间建造无畏级军舰计划的总预算。这条防线犹如一组巨大的内陆舰队，是为了阻拦未来的德国军队，使其永远不能踏上法国的领土——根据和平协定，德国当时的军队等于被解散了。英国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对再次打仗反感憎厌，但没有他们那么现实。1919年，在曾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及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推动下，英国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为制定（国防）预算之目的，（应当假设）以任何日期为据，10年内将不打大型战争”，而且这条“十年规则”每年顺延，直到1932年；即使在那以后，尽管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信誓旦旦地要推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但英国在1937年以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重整军备。与此同时，希特勒重新建立了普遍兵役制，开始在新的一代德国青年中重振武士文化。

终极武器

对希特勒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经历”。所有军队里都有和他一样的少数老兵，感到战壕里的刺激令人振奋，就连危险都使他们豪情满怀。希特勒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勋章，也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在维也纳的背巷中过了几年潦倒艺术家的日子后，现在加入了军队中战友的圈子，这更坚定了他关于日耳曼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狂热信念。《凡尔赛和约》割走了德国的领土，把德国陆军减至区区10万人，夺走了海军的现代化军舰，干脆把空军整个取消；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仅仅是因为那时协约国对它进行的海上封锁终于显现出了战时没能产生的效果，使得它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看到《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奇耻大辱，希特勒怒火中烧，许多别的老兵也和他一样愤愤不平；当希特勒在1921年投入极右翼政治的时候，就是这些老兵组成了准军事政党的中坚力量。

20世纪20年代期间，几乎在每个战败国以及认为自己应得的胜利果实被别国骗走了国家中，准军事政党都大行其道。土耳其是个例外：军事领袖阿塔图尔克拯救了土耳其的中心地带，在协约国褫夺了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地盘后，成功地引导好战的土耳其人首次转向温和。在俄国内战中胜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建立一个号称是平等的政权，但其实它比法国大革命极端得多，把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私人生活的大部分都置于上级的指挥之下，辅之以任意的处罚和无孔不入的内部监督告密制度。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代表与他意见一致的人大声疾呼，说虽然意大利人在大战中照样流血牺牲，但胜利后大部分好处都被英法两国拿去了。1923年，他领导的党索性篡夺了政权，那个党的党员身穿军装，模仿军人的举止，把政治对手或流放或监禁，自己建立了民兵，与国家的军队平起平坐。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深为钦佩，一直将他比作尤里乌斯·恺撒；对于墨索里尼采用的一些罗马军团的象征，包括罗马军团的旗帜和“罗马式”敬礼，希特勒领导的革命团体也全盘采纳。然而，尽管德国政府因战败而力量虚弱，但事实证明还是比意大利的政府更顽强。希特勒在1923年企图发起的政变被巴伐利亚警方轻易地粉碎了，那场行动中军队是警方的后盾，因为军队不容许一群身穿拙劣的灰色仿制军装耀武扬威的乌合之众挑战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希特勒坐了16个月的牢，其间他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决定再也不直接对抗军队了。出狱后，他一边努力争取军方领导层的好感，一边着手创办一支强大的穿制服的民兵队伍，叫作“冲锋队”（这支队伍到1931年达到10万人之众，和德国军队的人数一样多）；同时，他决定通过选举爬上权位。1933年1月，他勉强获得了多数票，被任命为总理，立即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旨在恢复德国的军事强国地位；2月8日，他秘密通知内阁，“今后5年内必须集中精力使德国人民再次获得使用武器的能力”。第二年，战时最高统帅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安排要所有士兵宣誓效忠他本人。1935年，他宣布拒绝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把德军人数限制在10万人以内的条款，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下令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1936年，他同英国谈判了一项新的英德海军条约，准许他建造潜艇；同年，他不打招呼，径自派德军重新占领了非军事化的莱茵兰。他已经在建造坦克了，1934年1月，德军的坦克之父古德里安（Guderian）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erf）向希特勒展示了几个法律不允许建造的坦克模型，使他大喜若狂：“我就是需要这个！我就要这个！”1935年，德军开始列装3个坦克师。到1937年，德国陆军有了3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1933年仅有7个步兵师），加上预备役军人，作战兵力达到300万人；4年之内军力增加了30倍。到1938年，新生的德国空军有了3350架战斗机（1933年时为零），并着手训练空降部队作为陆军的空中力量。海军则开始建造一系列超级战舰中的第一艘，还计划要造一艘航空母舰。

重整军备大受欢迎，不仅因为它为失业的青年提供了工作机会，并把莱茵兰收归了德国，到1938年又把奥地利的一小部分和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地区纳入了大德国的版图，而且还因为它使得德国人民重拾民族自豪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打赢战争的代价使人民决心再也不要打仗；在德国，战败的代价似乎只有通过扭转上一次大战的结果才算没有白付。希特勒对此坚信不疑。虽然德意志帝国垮台后，官方努力宣传国际主义理念，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掩藏在漂亮的言辞表面下的民众的怨愤；在他15年的政治煽动蛊惑中，他一直刻意挑动这种怨愤。他指控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人犯了叛国罪，坚称要复仇，这些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法国人加固马其诺防线，英国人坚持拒绝重整军备的同时，年轻的德国人却争先恐后地穿上战壕中穿的灰军服，得意地享受着老百姓投来的钦佩目光；1914年之前的那几十年中，当征兵入伍的军队是象征德意志国家的主要符号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也得到了同样的赞赏；同时他们也因坦克、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这些现代化的装备而兴奋激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愿景是受了“未来派”艺术的启发。在财政窘迫的法西斯意大利，未来只能停留在希望的层面上，但在希特勒的德国，它却成了令人陶醉的现实。到1939年，德国社会不仅重新实现了军事化，而且上下同心，一致坚信德国有能力打败那些只在口头上奢谈“全民皆兵”的衰败邻国，洗刷21年前的耻辱，赢得本应属于它的胜利。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对波兰，因此也就等于对法国和英国作战的时候，明确提到了他在战壕里的经历。他说：“没有德国人比我更坚定地决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报效国家……从现在开始，我只是帝国的一名士兵……我再次穿上了我视为最神圣最宝贵的军装外衣。我会一直穿着它，直到我们取得胜利。不成功便成仁。”此言一语成谶，五年半后，希特勒躲在柏林废墟下的掩体中，头顶敌军倾洒而下的炮弹，饮弹自尽。然而，战争开始时，德国战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希特勒的将领警告说，对波兰也许不能迅速取胜，这是职业军人在把作战计划付诸实施时的共同口径。结果，没有装甲部队的波兰陆军一共40个师，从一开始就陷入德军62个师，包括10个坦克师的重重包围之中，打了5个星期即被制服；波兰空军的935架飞机几乎全部老旧过时，开战第一天就全军覆没。将近100万波兰人被俘虏，其中20万人落入苏联手中；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秘密协定，使德国不必像1914年那样，有两线作战之虞。根据这一协定，一旦战争开打，苏联即从东入侵波兰，吞并该国的东部领土。

德军在波兰之战中显示了它的新战术，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的装备及训练都以执行这一新战术为目的。这种战术叫作“闪电战”，是新闻记者的用语，但非常准确传神。它把坦克师的坦克集中列成进攻的方阵，上有俯冲轰炸机组这种“飞行的大炮”支援。使用这样的组合来攻击防线的薄弱环节时——事实上，任何遭受如此压倒性打击的地方都是薄弱环节——就会打出缺口，突破防线，然后一拥而上，造成敌军阵脚大乱。这个手法由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首创，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用它对付过大流士，拿破仑在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韦格勒姆也使用过。然而，过去作战是骑马冲锋，也靠马传递命令或战报，将领攻击得手后乘胜出击的能力受限于马匹的速度和耐力；闪电战却能够达到过去的将领无力取得的结果。坦克不仅比步兵的速度快得多，而且，只要燃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得到保证，可以连续24小时以30英里，甚至50英里的时速前进；坦克配有无线电台，指挥部因此可以随着行动的发展随时接到情报，发出命令，这在战争中称为“实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曾试验过使用无线电台，但早期电台的电源笨重榔糠，只在海上比较好用。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减少了耗电量，于是坦克和指挥车都安装了可靠的电台，同时，德国人在用机器把电文译成电码方面也大获成功。在无线电台的基础上，军事进攻发生了革命。德国空军将领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在战前一次讨论闪电战术的会议上一语道破天机：“俯冲轰炸机将形成飞行的大炮，通过良好的无线电通信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坦克和飞机都将（由指挥官调动）。真正的秘密是速度——高速通信导致高速进攻。”

形成进攻方式革命的各个因素使希特勒和眼光较远的德军将领相信，德国国防军能够做到打败西边各敌国仍按常规方法组织的军队，同时保证自己基本上毫发无损；另外也可以不必把德国的工业全部投入军需生产，因此而避免难以承受的沉重经济代价。德国军方把1918年协约国的胜利归因于那些国家在“军需战”中略胜一筹；所以，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并未真正被打败。闪电战使用的武器相对便宜，这样德国人民既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又不必做出从前发动全面战争一定会带来的经济上的牺牲。

1940年5月到6月间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斗似乎证明了这一估计的先见之明。德军的坦克师秘密集结在马其诺防线以北的阿登（Ardennes）森林，经过3天的战斗，突破了法军的防线，于5月19日推进至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Abbeville）。此举把同盟国的军队切成了两段：法军和英国远征军的精锐被截在北边，南边只有缺乏机动能力的二流部队防守着法国的腹地。随着英军大部队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德军于6月4日拿下了同盟国军在北边的地盘，此后不久即突破并粉碎了南边的防线。6月17日，法国政府要求停火，自6月25日起开始生效（那时意大利加入了德国一方，所以停火也包括法意之间）。“法国大战结束了，”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写道，“这场仗整整打了26年。”他流露出来的感情和希特勒不谋而合。7月19日，希特勒在柏林举行庆功会，把12位将军晋升为元帅；他已经决定让陆军100个师中的35个师复员，好为工业提供必要的人力，把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

因此，在1940年的夏天，似乎什么好事都让德国占了：战争得胜，经济富足，战士还能复员回家。为防冲突重起，希特勒命令继续生产新式武器；坦克师的数目将翻一番，要增加潜艇的数量，先进战斗机将从模型进展到生产阶段。然而，好像看不到冲突爆发的威胁。苏联按兵不动，正忙着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战前达成的协议中分给它的东部土地吸收入自己的领土，并按照协议规定的条件向德国输送原材料。英国被赶出了欧洲大陆，但英军几乎所有重型装备都扔在了大陆，因此没有发动进攻的手段；它最多只能保卫海上通道或领空。无论怎么看，按常理英国都应该求和。希特勒就是如此认为的，从6月到7月，他一直在等待丘吉尔的恳求。

他没有等到。相反，战局发生了变化。当时希特勒已经开始思考，对于地处德国开阔的边界以东的苏联，是否可以放心地和它相安无事。苏联边界上没有天然屏障，它辽阔的西部大草原适宜坦克驰骋，是打大规模闪电战的绝佳战场；对苏闪电战如果成功，德国将获得巨大的物质和工业资源，使它借此永远成为欧洲无可置疑的霸主。如果英国同意停战，就不会发动这样的闪电战，那就可以避免刺激美国像在1917年那样，插手欧洲的战事以扭转力量平衡。然而，英国人异常顽强，即使在8月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空战，他们仍不肯投降。于是，希特勒一边等着看英国的防空能力还能支持多久，一边决定停止曾在法国作战的部队士兵的复员，作为预防性的举措，开始把坦克部队向东调动。

回想起来，希特勒恐怕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战争领导人，因为他的思想结合了三个可怕的相互契合的信念，这些信念经常有人执其中之一，但从未有人三者皆备。他沉迷于作战技术，因自己掌握所有细节而自鸣得意，并毫不动摇地坚信优越的武器是赢得战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他的信念与德国军队的传统大相径庭，因为德军强调士兵的战斗力和参谋人员的专业技能，相信那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另外，希特勒也相信武士阶级的卓越，在他对德国人民的政治演讲中，他还给武士阶级的概念注入了无情的种族主义的内容。最后，他是个坚定不移的克劳塞维茨主义者，他真心把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甚至不把战争和政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活动。虽然他轻蔑地拒斥马克思提倡的集体主义，因为它要不加区分地帮助所有种族摆脱经济奴役，但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生命就是斗争，因此战争即顺理成章地成为种族政治实现其目标的手段。1934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次大会上对听众大喊：“你们没有一个人读过克劳塞维茨，即使有人读过，也没有学会联系当今的现实。”1945年4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中，当他在柏林的地堡里坐下来撰写给德国人民的政治声明的时候，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来为他曾企图达到的目标辩解，那就是“伟大的克劳塞维茨”。

革命性的武器、武士的道德守则和克劳塞维茨把军事和政治目标合二为一的理念，这三者加起来，使得欧洲1939—1945年的战争在希特勒手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决绝，其程度是此前的任何领导人，无论是亚历山大、穆罕默德、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做梦也想不到的。开始时，希特勒默认了英法两国政府宣布的不对平民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声明。这一禁令一旦被打破，所有的顾忌就全部扔到了九霄云外。打破这个禁令的碰巧是德军，1940年5月10日，德国空军弄错了目标，袭击了德国城市弗赖堡；为了权宜，把责任推到了法国人头上。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早已提出，只靠空中力量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无论巧合与否，意大利是率先为军事目的使用飞机的，在1911—1912年间的战争中，它对利比亚的土耳其人进行了空袭），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方用飞机和飞艇对敌方城市进行的轰炸造成的伤亡很少，破坏也不大，但是希特勒相信他的新式空军拥有的1000架轰炸机如果集中力量给予雷霆一击的话，一定会打败英国皇家空军，粉碎英国民众的斗志。1940年9月7日至今在伦敦仍被称为“轰炸的第一天”，那天，德国空军投下的炸弹把伦敦所有的码头以及泰晤士河两岸城区的大片地方烧成白地；12月31日，德国空军摧毁了伦敦金融区的大部分地方；1941年5月10日，西部战线上发动坦克进攻的一周年，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连下议院在内都被摧毁。德国空军只在1940年一年内就造成13596名伦敦市民丧生，尽管如此，最终遏制德国空军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它自己的损失——8、9两个月内，德军600架轰炸机被击落，迫使它放弃了把“以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杜黑理论付诸实施的努力。从1941到1943年，它只能偶尔在夜间对英国的目标进行空袭。

希特勒企图通过空中轰炸使英国人就范，却没能如愿，遂将注意力转回使用他的另一种革命性武器系统——装甲部队——来争取他梦寐以求的在欧洲战场上的全面胜利。到1941年春，他完成了把装甲师调向东面的预防性部署，下决心进攻苏联，因为苏联拒绝默认希特勒通过外交改组南欧版图的努力。他先对不肯俯首称臣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开战，征服了它们之后，于6月22日命令装甲部队挥师苏联。

在对苏作战的头6个月中，闪电战术的成效如同1940年春天在西方一样令人目眩。1941年12月，德军坦克横扫苏联的农业中心和工业与采矿业重镇乌克兰，兵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当时看来，希特勒使用他热情推崇的革命性军事技术执行他信奉的克劳塞维茨理论似乎达到了目的（不过克劳塞维茨并非唯武器论者，他并不认为武器的优越与否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为希特勒所狂热倡导的武士道德守则也发挥了作用，可以说作用大得过分了。虽然在西方作战时，德军遵循了普遍的战时法律规范，但他们在东方的行为却十分野蛮；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把关于大草原匪帮的民间传说和民众头脑中红色革命獠牙利爪、鲜血淋漓的形象编织在一起，捏造出东方野蛮的印象，这似乎成了德军对红军士兵残忍野蛮的理由，就连战俘都不放过。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包围战后，德军俘获了数十万红军士兵，对他们极尽虐待之能事。德国国防军俘虏的500万苏军士兵中有300万死于虐待和冻馁，多数死亡发生在战争的头两年。

至少在德军于1942年秋在大草原深处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泥足深陷之前，闪电战在陆上一直势如破竹。但在其他地方，希特勒依靠先进武器和极端战略推进的战争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系列阻碍。在海上，他期冀用潜艇封锁英国，完成1917—1918年间德国海军因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做到的事，但1943年，同盟国对跨大西洋商船队的整个航行区实现了远程空中覆盖，用护航的航空母舰为商船队提供局部空中保护，并比德国的密码编制人员技高一筹，破译了德国海军指示潜艇截击商船队的电文，因此改变船队的航线，使潜艇扑空；这一切使得希特勒的期冀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希特勒的敌人正在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德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军工产业只生产在战场上直接产生效果的武器，如坦克、俯冲轰炸机、步兵的自动化武器等等，所以空军没有建立起一支真正的战略力量。即使在战争打响之前，希特勒对闪电战概念的痴迷就已经迫使空军放弃了早先制定的制造大型远程轰炸机的计划。英国和美国的空军政策却恰好相反。事实上，英国政府在战前很费了些力气才迫使皇家空军从制造轰炸机的资金中分出一些来生产战斗机，因为空军的领导人对杜黑关于“通过空中力量赢得战争”的理论坚信不疑。早期的英国轰炸机有战略概念，却没有战略能力，但1942年开始到达英国和皇家空军共同进行对德战略轰炸的美国空军具备了战略能力。它的B－17轰炸机达到了所有要求：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大、精确度高，并可自我保护，抵御战斗机的攻击。

希特勒撕毁了不轰炸平民目标的不成文协定，于是英国在1940年间也开始轰炸德国的城市。那一年和后来一年的空袭没有产生多少效果，但1942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指挥部换了新领导，阿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空军中将抛开了只对可辨认的军事目标进行直接空袭的政策，开启了“区域轰炸”的做法。1903年发明了真正可用的飞机的莱特兄弟曾经预言，飞机将成为使人类大家庭更加亲密的手段；抚今追昔，世事的发展实在太讽刺了。2月14日，英国空军参谋部的一份指示规定，空军行动“现在应集中打击敌国平民，特别是工人的士气”。很快，英军就开始对选定的德国城市倾泻装有高烈度炸药的炸弹，一次投下的炸弹达上千枚之多；在1943年7月24日到30日的夜间空袭中，汉堡80%的建筑被破坏或完全炸毁，30000市民被炸死，街道被4000万吨瓦砾堵得无法通行。美国空军与英军协同作战，在白天继续轰炸。美国空军一旦获得了护航的远程战斗机，轰炸机飞进德国领空即如入无人之境。

同盟国对德国城市的大规模空袭是战争行为的重大发展，几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仗义执言，谴责它是道德的倒退，然而，比起太平洋的两栖空中力量的部署规模来，它却是小巫见大巫。日本名义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它对德宣战，目的是夺取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但在战后分赃中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一份。自1921年起，它把军费的一大部分用来发展世界上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海军。1937年，军人把持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日本舰队中的6艘大型航空母舰没有派上用场，但当1941年，东京面对美国坚持要它停止深入中国腹地，不再向南威胁英国和荷兰（在火药时代乘风帆船征服的）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属地的要求，决定还以颜色的时候，它们就成了至为重要的战略支柱。日本首屈一指的海军战略家山本五十六属于少数对美国有第一手了解的日本人，他对自己指挥的日本舰队力量的相对虚弱提出了警告：“我们可以在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为所欲为，”他这样预言说，但在那以后，“得克萨斯的油井和底特律的工厂”就会为美国提供对日本发动不可避免的决定性反攻的手段。他的异议被多数压倒，在1942年的头半年，日本海军作为陆军的先头部队和护送部队，征服了几乎整个西太平洋和东南亚，把他们战略控制区的边界扩展到澳大利亚北面。按他们的计划，这个战略控制区将维持得牢不可破。

日本人是从哪里得来的武士精神，使他们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军队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点仍和1941年12月7日，日本第一航空队的飞行员把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炸成一排燃烧的空壳的时候一样，是一个谜。日本人一直是尚武的民族，在13世纪，除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突厥人之外，唯有他们抵抗并打跑了来犯的蒙古大军（当然必须承认，一场及时而来的台风帮了日本人的忙）。尽管如此，他们作为武士，“原始”特征非常明显，作战形式高度程式化，把武艺主要视为一种手段，用来确定社会地位，迫使不带剑的人臣服于称为“samurai”的武士。他们就是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等级秩序，17世纪时才在日本各岛禁用火药，还一直抵制外国商人的到来，直到1854年一支美国蒸汽动力的舰队来到日本，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办法已经不管用了。

面对西方技术的挑战，中国的满洲人希望以强韧的传统文化来应对这种挑战造成的不稳定；日本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自1866年起，痛下决心学习西方物质进步的诀窍，用来为自己的民族主义服务。在一场激烈的内战中，抵制改革方案、冥顽不化的日本武士被首次接受平民加入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得胜的政权仍然由封建家族统治，但统治者热切追求必要的改革。政府派考察团去西方，把使西方国家强大的一些制度引进日本：经济引进了工业流水线；公共领域中建立了陆军和海军，实行普遍征兵制，装备最先进的武器，包括1911年日本造船厂开始建造的装甲战舰。

其他非欧洲国家也曾企图赶超西方的军事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和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但均未成功。事实证明，购买西式武器不能自动带来西方的军事文化。但日本却成功地两者兼得。1904—1905年间，它在争夺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其间所有的西方观察家都惊叹于日本普通士兵出类拔萃的战斗力。1941—1945年间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战争中，日本士兵的战斗力再次得到展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始阶段，英军把一些印度历史上历次征服者的后裔招募组成部队，这些被称为“从武之人”的人受训后在英国军官指挥下作战，但他们在战场上面对100年前还根本无权携带武器的日本农民的后代却屡战屡败。

日本军人的个人素质最终仍然抵挡不住山本五十六警告过的实力。美国工业马上“激增”产能，源源不断地把战舰和飞机输往前方，远超日本的产量。但是，这样说绝不是贬低在太平洋战场同日军作战的美军士兵的勇气或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1945年）中的表现充分证明，希特勒蔑视美国人，说他们因物质丰裕而失去了男子汉气概，完全是种族主义的自欺欺人。尽管如此，日本人自始至终表现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塔拉瓦战役（1943年）结束后，日本的5000守军只活下来8人。因此，美国最高指挥部在1945年决定，只要有别的办法，就不会冒险进攻日本本土，因为代价实在太大，估计会有100万伤亡。到1945年中，这个“别的办法”出现了。

美国为了用武力打垮日军的士气，已经采用了众多的先进技术手段。它的航空母舰数目虽然比不上日本，但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两役中充分投入使用，到1942年即恢复了太平洋上海军力量的平衡。自那以后，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规模急剧扩大；1941年到1944年间，美国下水了21艘舰队航母，日本仅有5艘；所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去任何地方都能随心所欲，因为它有强大的辅助舰队，可以在海上连续游弋几周之久。到1944年底，美国的潜艇击沉了日本一半的商船和2／3的油轮；1945年夏，美国战略空军向日本大多是木制房屋的城市大量投掷燃烧弹，把日本60个最大城市60%的城区烧得一干二净。然而，尽管美国空军的将领也许相信轰炸的力量，但仍有人怀疑只靠空中轰炸是否能使日本认输。

战略轰炸并未打败德国。在欧洲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英美联军的空袭炸毁了德国所有的合成炼油厂，那是德国唯一的油料来源，空袭还迫使铁路运输陷入停顿。不过，到那时，1944年6月在法国登陆的英美联军和同时突破了德国国防军在白俄罗斯最后一道防线的苏联红军已经把战场推至德国纵深。他们打的是消耗战：各方军队都增加了坦克，这种装甲武器因此而失去了闪电战在1941年到1942年那段短暂时间内的震慑性效果。此外，从1943年到1944年，空袭行动也经过了相当长的消耗期；每次出任务，机组人员都要损失5%～10%，这有可能摧毁盟军的士气，把德国上空的优势拱手让给德国的战斗机和空防。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作为进攻用的武器十分脆弱，希特勒在1940年对英空战中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对这一点深有体会。这是他大力推动研制无人驾驶飞机的主要原因，德国军方自1937年起即不惜重金资助这方面的研究。1942年10月，德国试射了一枚射程160英里，能运载一吨高烈度炸药的火箭；1943年7月，希特勒宣布这种火箭为“战争的决胜武器”，并下令“必须立即提供（设计者）所需的任何人力或物力资源”。

被盟国称为V2的火箭到1944年9月才服役使用，一共只发射了2600枚，发射的目标先是伦敦（炸死了2500人），然后是英美联军在德国西线作战的主要后勤基地安特卫普。但是，这种武器的潜力显而易见；英国人得此消息后大为震惊担心，他们最初得到这个消息是在1939年11月，一位同情盟国事业的神秘德国人送来了一份报告。这份“奥斯陆报告”成了战争头两年英国技术情报研究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英国的科学情报部门也越来越担心德国可能会试验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

到那时为止，威胁仅是理论上的；科学家尚未成功引发原子裂变的链式反应，而原子只能通过这个过程才可以释放爆炸力，当时也不存在能够引发原子裂变的机器。但是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9年10月11日派人去见罗斯福总统，警告他注意原子弹的危险，总统立即成立了委员会评估这一危险，从这个委员会中发展出了“曼哈顿计划”。英国人也开始聚集必要的人力物力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同时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德国人获得原子弹。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代号为“管道合金”的英国研究小组全班人马来到美国，加入代号同样不知所云的“曼哈顿计划”的人员，和他们共同研究。研究人员争分夺秒地寻找如何把裂变理论变为现实，制造出终极武器的方法，坚决不让德国人赶在他们前面。他们努力的成果在德国战败后才得到展示，盟国派出的各个专家组经过深入无遗的调查后发现，即使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也还远未发现启动链式反应的方法。

1945年7月16日，温斯顿·丘吉尔接到在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中的阿拉莫戈多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时，说了这样带有预言性质的话：“火药算什么？微不足道。电力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雷霆万钧的基督复临！”他这番话是对美国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说的，史汀生当时是美国政府内部一场辩论的中心人物；辩论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用原子弹这么可怕的武器来迫使日本投降，尽管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日军在战斗中的强悍，以及他们对战俘和他们占领下的平民惨无人道的虐待使美国人民对他们毫不同情。辩论很快就有了结果，促成决定的关键因素是预计那时正在集结，预备进攻日本本岛的美军会有100万伤亡这个数字。史汀生自己后来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支持杜鲁门总统命令的大部分人的心声，“我感到，要让日本天皇和他的军事顾问真正投降，必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相信我们有力量摧毁他们的帝国”。1945年8月6日，美国对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打击的目标转向长崎，共造成10.3万人死亡。面对停止抵抗，否则就“等着灾祸从天而降”的迫令，日本天皇在8月15日对全国广播，宣布终战。

法律和战争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原子弹的发明并没有使战争就此销声匿迹，当时没有，后来的几十年内也没有。日本摧毁了欧洲在东方的帝国，当着以前曾是被统治人民的面，对欧洲的总督和住在东方的欧洲人大加侮辱，这意味着1945年后，欧洲人若想在东方恢复殖民统治，就只能使用武力。英国人盘算后决定，在缅甸恢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了，遂于1948年承认了缅甸的独立。同年，马来亚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认识到，要想镇压起义，只能以自治为条件来争取人民支持平叛。荷兰人很快放弃了在东印度群岛恢复殖民统治的努力，那里和缅甸一样，日本人培育的独立运动已成为老百姓的民心所向。只有法国看法不同。印度支那出现了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从日本人手中获得了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法国派遣远征军去强行重建“二战”之前的殖民政权，但是远征军从1946年到达的那一刻，就陷入了游击战的泥淖之中。敌人显示了高超的游击战术和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叫作“越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从中国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被日本占领了8年，也和日本人战斗了8年的贫穷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1949年的内战中迅速夺取了蒋介石政府的权力。毛泽东的军队是靠常规战术打败了蒋介石的，然而，它在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作战哲学，把中国传统的避敌锋锐、等待战机的战略和马克思主义坚信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结合为一。印度支那的地形非常有利于突袭、小型进攻和迅速撤退，越盟在那里应用中国的游击战术打“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的战法起的名字——最终成功地销蚀了法国远征军的抵抗。1955年，法国政府放弃了努力，把权力移交给了越盟。

越盟为残余的欧洲殖民地人民树立了榜样，激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尤其是北非的法国殖民地，但也包括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殖民地和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大国全面败退，即使在仍然风平浪静的殖民地也不战自溃。曾几何时，在火药时代的初始时期，这些欧洲海上强国怀着无比的道德和物质优越感驶向世界，而今反对欧洲统治的“改变之风”劲吹，把它们的自信刮得涓滴无存。

1945年之后的40年内，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大力推行西式的军事化，这和19世纪欧洲非武士阶层的人民拿起武器一样意义重大。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效果应在意料之中，如武器开支过大、迫使平民接受军人价值观、自封的军事精英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诉诸战争，等等。同样不出意料的是，非殖民化进程完成后成立的近100支军队中，大部分作战能力很差。富有的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向穷国出售它们根本买不起的武器，美其名曰“技术转让”，但“技术转让”没有给接受国输入必要的文化，而先进武器在西方人手中之所以成为如此可怕的杀人工具，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1866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只有越南经历了和日本一样的过渡；美国在1965年到1972年间和越南因意识形态打了一场战争，最后却无功而退。但在其他地方，军事化只带来了黩武主义的特权，却没有树立纪律这个军人的美德。

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了许多小型战争，尽管这种情况使原宗主国中思想开明的人忧心如焚，但1945年的战胜国却并不特别担心，因为那些小型战争不会危及它们赢得的和平。它们担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的核武器。最初只有美国掌握制造核武器的秘密，所以人们还比较放心。然而，1949年，世界得知苏联也爆炸了原子弹。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苏两国都开始研发破坏性大得多的氢弹；结果，工业化世界不得不直面它自己造成的这个噩梦的性质。短短500年内，人类战争发生了巨变。战争的危害起初只限于人和动物的肌肉所能造成的破坏，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化学能量取代了人力并增强了战争的破坏力，但并未在心理上超越战争原来的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始料不及的情况：即使战争的目的根据普遍的军事理论是合适正确的，战争结果也会毁灭整个地球。史汀生刚刚听到原子弹的消息时，说它“不仅能造成可怕的破坏……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武器”，此言之确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核武器使人心神不安，它引起的恐惧彻底显露了克劳塞维茨理论的空虚。如果理性政治的终极目标是推进政治实体的福祉，战争怎么可能是政治的继续呢？核武器造成的难题促使勤于思考的人们——政治家、官僚，可能尤其是职业军人——绞尽脑汁寻找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的办法。

一些聪明绝顶的人，包括很多被西方政府网罗到决策机构的学者，为找到对目前困境的调和之道而殚精竭虑；他们提出了一套理论，一步一步地说明克劳塞维茨的逻辑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这种理论说，核武器仍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不是通过实际使用，而只是通过威胁使用即可达到目的。这一“威慑”理论源远流长。过去好几个世纪的军人兴军练兵打出的口号都是罗马人最初提出的：“要和平，先备战。”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思想改头换面，变成了“确保互相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确保有能力“威慑蓄谋的（核）攻击……随时保持清楚无误的能力，即使在遭受了突发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给任何侵略者造成无法承受的沉重打击”。当核弹头和运载它们的飞机及（在德国的V－2火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导弹数目尚且较少的时候，“确保互相毁灭”也许还能勉强被说成是把核打击能力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的办法，特别是因为两个核大国互不信任，顽固地抵抗任何有成效的核裁军措施。到了20世纪80年代，双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均已达到2000枚左右，核弹头更是数以万计，显然必须找到别的更好的维护和平的方法。

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努力通过法律克制战争，用法律来规定何时可以打仗［国际法的用语是“作战的权利”（ius ad bellum）］，以及一旦战争发生什么是可以准许的行为［“作战中的权利”（ius in bellum）］。古时候，只要国家或国家的官员受到侮辱或伤害，为此发动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年）是第一位阐述国家论题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论及想避免犯罪的人是否可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说，只要战争的动机是正义的，作战时怀有惩恶扬善的“正确意图”，并且有既成的权威领导，就可以参加作战。直到宗教革命之前，教会对交战方进行裁定都是依照这三条原则。后来，一些天主教法学家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比如，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toria，1480—1546年）提出，如果一个异教徒在既成权威的领导下作战，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必须尊重他的信念。但最重要的是伟大的荷兰新教徒律师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年）的理论，他除了为“非正义”和“正义”的战争确定定义之外，还建议采取措施来惩罚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元凶。

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格劳秀斯提出的对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无人理会，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大都把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奉为圭臬，认为主权赋予了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力；自宗教革命之后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批驳此一论点，所以它在整个火药时代大行其道。如著名国际法律师W·E·霍尔（W.E.Hall）在1880年所说：

国际法……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无论战争的起因正义与否，打仗完全是交战双方的选择，所以国际法只能努力管控战争的影响。故此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也因而拥有平等的权利。

19世纪末发展出了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结果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觉得这种不分是非的理论十分危险，于是，在1899年和1907年通过的《海牙公约》中，大国商定了一些温和的措施，用以限制它们任意打仗的自由。（作战中的行为已经有了规定，是一系列的《日内瓦公约》，其中第一项是1864年由12个大国签署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态发展使海牙和平运动成了笑话，于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国际联盟（国联）于1918年成立，把海牙和平运动的精神融入了《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家之间出现争端须先经过仲裁，拒绝接受对其不利的仲裁结果的一方将受到国际制裁。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确切地规定了对战争的法律限制，这项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条约”的文件是除《国际联盟盟约》以外，又一项要求签署国承诺今后“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的公约。自那以后，所有战争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美国政府就是因为目睹这条新的国际法原则受到公然践踏，才决心在1945年把反德反日的道义联盟变为联合国这个永久性的组织。主要是在美国人的坚持下，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再次重申了《巴黎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原则，并在国联的仲裁和制裁机制之外加上了一套规定，使联合国能够对违规者使用武力。

美苏之间40年的核对抗使得《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形同虚设，个中原委众所周知，不必赘述。然而，即使在1990年苏联解体，核对抗随之解除之前，两个超级大国就已经商定了核裁军的实质性措施，因为导弹技术的完善造成突然袭击的危险日益加大，使得两国都忧心忡忡。因此而导致的缓和是国际关系领域中自1945年联合国创立以来最令人快慰的发展。

然而，最有希望使沉溺于战争的世界走上和平道路的既不是核裁军，也不是因俄罗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造成的新的和谐气氛，而是苏联在离解体只有几个月的时候，决定支持联合国对1990年秋无故侵犯科威特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无论按照什么标准，伊拉克都违背了《国联盟约》《巴黎非战公约》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正义战争”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条文。在联合国决议授权下出兵惩罚伊拉克并夺回被它非法吞并领土的军队如同疾风扫落叶，击败了伊拉克军队，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这是自17世纪格劳秀斯在三十年战争鏖战方酣之际确立了正义战争的道德指导原则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正义战争的胜利。

除联合国以外，没有更好的缔造和平的工具，但期盼联合国能永久维持和平的人恐怕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希望成真。人先天具有暴力的潜质，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我们承认，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可能会把这一潜质发挥出来。自出现了有组织的军队以来，人类在4000年的历史中学会了找出这些适合当兵的少数人，训练他们，给他们配备武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当多数人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支持他们去作战，并为他们的行为鼓掌欢呼。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没有军队——这里指训练有素、遵纪守法的军队——的世界将会乱得不可收拾。高素质的军队不仅是文明的工具，也是文明的标志；没有它们，人类就只能或者回归“军事地平线”下的原始生活，或者陷入无法无天的未世乱象，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

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族群之间互相仇恨，廉价武器这一工业化世界最可耻的产品充斥社会，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混战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每天都能从电视上看到这种触目惊心的景象。它显示出，如果我们不肯拒斥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政治导致战争是令人智昏的毒酒，那么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苦难。

拒绝接受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不需要像玛格丽特·米德那样，把战争视为人的“臆造”；也不需要想方设法改变我们的基因，那注定不会成功；更不需要摆脱我们的物质环境，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掌握是仅仅两个世纪之前我们最乐观的祖辈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只需认识到，经过4000年的试验和重复，作战业已成为一种习惯。在原始社会中，这个习惯受到程序和仪式的限制。在后原始世界中，人的聪明才智把程式和仪式与作战分离开来，去除了它们对战争的限制，使从事暴力的人得以把战争的暴力程度推至，甚至超过极限。作为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发展到极致的暴力行为”；作为军人的克劳塞维茨没有料到他的哲学理论导致的恐怖结果，但我们却看到了。原始人崇尚克制、外交和谈判，我们应当重拾这样的习惯。除非我们摒弃人类后来养成的习惯，否则我们将难逃毁灭的命运。

[1]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和声明文件的总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