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节外生枝，母亲应该嫁给炸开花豆的老纪。

老纪那时候是小纪，上头有个老大，下头有个老三，他娘死了几年了，他爹老老纪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挺不容易。纪家三个儿子中数老纪实诚憨厚，又有内秀，会打算盘会记账，全是自学成材的本事。老纪记的账是真正的“豆账”，戏棚的刘大大，书场的老宋，茶馆的周三，谁拿了多少开花豆全有记录，记录是用小人代替的，小人有的长脸有的圆脸，有的穿黑裤子有的穿坎肩。有一个脸上还点了两个点，那是坛口摆小摊的冯麻子。这些账别人看不明白，老纪和他爸爸却一目了然。老纪的算盘属于“一上一”、“五下一去四”的水平，简单得用手指头都可以代替。老老纪认为他的老二很有文才，是个可以做“文字工作”的材料，属于纪家的重点培养对象。纪家是53号，往南与我母亲家隔了一个门，各家的格局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纪家南屋里并列了三个半截埋在土里的大缸，三个缸里都装着蚕豆，一个是正用水发着的，一个是发好切了口的，再一个是炸好了晾在那里的。小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老纪炸开花豆的热烈壮观的场面，万千的蚕豆倒进油锅，噼啪炸裂，翻滚跳跃，如战场上万千激战的兵。老纪剃着板寸，穿着粗布汗褟儿，青布裤绑着腿带，一双洒鞋，一胳膊腱子肉，挥动着大笊篱，将军一般，和锅中的豆儿混成一体。特别是老纪将笊篱里的开花豆隔着好远抛向墙角的大缸时，一道由豆子们组成的喷香弧线，唰啦啦长了眼睛般，竟然没有一颗出轨的，利落潇洒，就如同《三岔口》里任堂惠和刘利华那场精彩默契的短打，熟练准确，不差一丝一毫。这时候的老纪在我眼里太了不起啦，相比较，我父亲简直不如老纪的一个小手指头。

老纪的爸爸老老纪是个善良人，附近孩子们没有谁没吃过老老纪的开花豆的，老老纪不惟爱孩子，还爱小猫小狗，看到有人扔了的猫狗一准抱回去养着，老老纪跟人不太说话，跟猫狗的话却很多，闲了的时候总是端着一碗“高末”坐在院里跟他的“大白”、“花脸”、“黄毛”聊天。“高末”是茶叶铺子打扫出来的茶叶末子，喝一碗就没色了，便宜实惠，是北京穷人的最爱。“大白”、“黄毛”们是老老纪捡来的“宠物”，有了这些“宠物”就有了看家的，有了拿耗子的，老老纪家没有白吃饭不干活的。

老老纪的大儿子在朝外大街大美理发馆当学徒，理发馆由剃头挑子进化为“馆”就如同现在蹬三轮的开起了“出租”，文明高雅，登上了大雅之堂。民国初年，北京只有大宾馆里才有理发馆，那是为洋人服务的，后来日本人在京城开了几家理发馆，理发馆才渐渐为中国人接受，接受者也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纪家老大在“大美”跟着老板学烫头，那时候女子正兴“飞机头”，两鬓蓬松如机翼，一脑袋小卷，发型爆炸般地张扬。纪家老大聪明勤快，“大美”老板已经将其内定为上门之婿，入赘“大美”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为女性服务多了，老大身上就多了些女气，说话柔声细语，留着长指甲，小分头上总是打着发蜡，身上永远是一股“双妹”牌花露水味儿。这让老老纪不待见，他心里早把这个儿子踢出去了。

老老纪的三儿子是煤铺摇煤球的，地道苦力。在旧北京开煤铺的多是河北定兴人，煤铺的外墙上无一例外用白底黑字写着“块末原煤”，说的是经营煤炭的种类。北京的煤炭大多来自京西门头沟地区，也有大同的。块煤也叫“硬煤”、“钢碳”，禁烧但是价格贵，煤末子贱，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多用煤末子做的煤球，做煤球的任务由煤铺承担。将半湿的煤末子摊平斩成小块，放在筛子里，搁在花盆上用手摇，摇成煤球晾干了论斤卖。摇煤球的一般是外地来的打短工的，北京的爷们儿没谁肯下这个死力。纪家老三其实也没把摇煤球当个永久职业，他的理想是去当兵，摇煤球是为了学着吃苦。老老纪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反对老三去扛枪杆。老三说，咱住在南营房，祖上不是当兵的又是什么？以前能当兵，现在怎就不行啦？

纪家老三到底还是走了，参加了国民二十九军军训团。这一走就跟我的外祖父一样，再没有音讯了。解放以后老纪曾经找过他兄弟，去过民政部门，问过台湾回来的老兵，还在广播电台上广播过，都没结果。老纪说，他兄弟只要活着就忘不了南营房，就必定得找回来，南营房是他兄弟的根！这也是老纪后来不愿搬离南营房的原因之一。

母亲说老纪在纪家三个儿子里是长得最好的，长方脸，浓眉大眼，像戏台上的吕布。吕布的戏我看过叶盛兰的《白门楼》、《辕门射戟》，还有他儿子叶少兰演的《小宴》，吕布穿粉袍，一脑袋粉绒球，挺性感，跟老纪比，风流倜傥有余，泼辣麻利不足。

我后来从舅舅嘴里知道，当时母亲跟老纪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边出面的是老老纪，这边就是我舅舅了。舅舅虽还在无休无止地念初中，但是他知道他姐姐的婚事得他做主。母亲比老纪大了几岁，老老纪不在乎，老老纪欣赏母亲的端庄贤慧，欣赏母亲的勤俭持家，老老纪说，大几岁没什么，女大三，抱金砖，只要母亲从57号搬到53号，纪家、陈家就是一家人了，陈锡元就成了他的老儿子。老纪本人更没意见，母亲的漂亮在南营房是数一数二的，娶个漂亮姐姐，有人疼他，他求之不得。

舅舅为促成这件事两院跑，吃了人家不少开花豆，拿水舀子舀着吃，十八岁的青年，没找着正经职业却已经学会就着开花豆喝酒了。母亲就这事始终没松口，她总觉得心里头缺了点儿什么……

老老纪自然知道母亲的顾虑，知道碟儿的遭遇对母亲的影响，放出话说母亲一过门就当家，把他们爷俩挣的钱都管起来，他们家也真该有个理财的媳妇了，他们家那些沾了油花的钱不是塞袜筒里就是压炕席底下，让耗子拉去都不知道。

纪家没有婆婆压着，这点合乎母亲的标准。

可最终，事儿没成，谁也说不清为什么。

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

差一点儿，我就成了炸开花豆的后代，想想也挺有意思。母亲结婚以后纪家十分失落，尤其是老纪，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媒婆给说合了几个，他老跟我母亲比，闹得老老纪跟他发火说，盘儿现在已经姓叶啦，儿子，你死心吧！

最失落的是我的舅舅，母亲的出嫁宣告了他无节制地吃开花豆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姐夫对南营房淡漠疏离，对他的一切几乎从不过问，与老纪家比，关系差远了。

老纪的后来，我在这儿做个简单交代，老纪最后娶了坛口打烧饼的闺女，闺女叫张金枝。张金枝没带来什么陪嫁，却带来了好手艺，纪家索性在门口支起了吊炉，开花豆之外还卖芝麻烧饼，整得四甲整条胡同都是香喷喷的。舅舅说，他一看见打烧饼的张金枝就想起姐姐来，猛一看，张金枝和母亲还真有点儿像，这大概也是老纪有意挑的。张金枝子孙娘娘一样给老纪生了无数孩子，我跟着母亲回娘家，晚上到老纪家串门，只看见梯子一样挨肩高的一群孩子，在灯光下，围坐成一个圈，挤挤挨挨地正给蚕豆切口。老纪见了我，两手捧了一大捧开花豆让我吃，我很矜持地捏了两个，老纪说，敞开吃，管够！

我只是看那群孩子，都是一个模样，个个长得像老纪。老纪的孩子们远没有老纪热情，孩子们的妈张金枝对我和母亲也爱答不理的。老纪把开花豆搁在锅台上，张金枝说，人家是讲卫生的，说着拿来一块报纸垫在下头，报纸比锅台还脏，不知张金枝的卫生标准是什么。老纪的孩子们冲我挤眉弄眼，甚不友好，他们的脸脏兮兮的，花狸虎一样，拖着鼻涕，趿拉着鞋，我想，我要真成了老纪的孩子难道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概不会，母亲毕竟不是张金枝。

七十年代，我在陕北农村“大有作为”地挣扎的时候，老纪的孩子们则都成了有用的人物，运输公司的司机，副食店的售货员，煤铺的工人，街道办事处的干事……那时候物质贫乏，我往陕北带了一罐子大油，是舅舅走老纪儿子的后门弄来的。我招工以后，那个当司机的还到陕西工厂看过我，舅舅托他给我带了一瓶北京王致和的臭豆腐。

我们活得不如人家。

“改革开放”以后，老纪的儿女们出息更大了，我还在为三十、五十的稿费爬格子，那些人便已经发展到了“非等闲人物”的程度。开车的自己不开了，组织了出租车公司，当起了老板；卖芝麻酱的搞起了外贸，大批地往日本、欧洲出口花生酱；卖煤的弄起了石油钻探，陕北那些产油的井很多是他钻的眼儿；办事处那位到外国当了参赞……

活得都比我精彩！

没当成老纪的孩子我真应该后悔。

鸦窝里出凤凰，粪堆上长灵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

打乱母亲生活轨迹改变母亲命运的是谁呢，就是状元刘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