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母亲的生活状况绝和状元搭不上边，南营房那五方杂处的穷困地界更非状元的涉足之处，可偏偏的，毫不搭界的人就搭上了界，用“永星斋”饽饽铺老掌柜的话说是“缘分”。

“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就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饽饽铺又叫“达子饽饽铺”，萨琪玛、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达子饽饽范畴。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庆亲王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这几块匾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材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的，宫廷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两、三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我们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贡，蜜贡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给我母亲挣足了面子。

“永星斋”的具体位置，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在吉市口附近，东岳庙的西边，今天的“永星斋”已无从查找，被现代楼房替代，跟满族饽饽全没了关系。“永星斋”最让我思念的是一种贫民点心“七宝缸炉”，“七宝缸炉”说白了就是点心渣子重新组合烤制的无馅圆饼，火烧一样的，但松软可口，甘美异常，特别是刚出炉的热缸炉，那香味一里地以外都能闻到。“闻香下马”者大有人在，我母亲那位住在东四六条的远房表舅钮七爷就是被“七宝缸炉”的香味勾来，跟饽饽铺的掌柜成了朋友的。“永星斋”离东四六条隔了一道城门几条胡同，“被香味勾来”的说法实属夸张，但事实是常常“永星斋”的缸炉一出炉，七舅爷就掀门帘进了铺子，说是“赶上了”，实则是早算计好了的。七舅爷来了，两个缸炉一碗清茶是必要款待的，七舅爷会说会唱，不招人讨厌，北京城里哪儿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话匣子也不普及，报纸是少数人订的，用现在话说是“传媒业相当落后”，所以钮家七舅爷就显得很重要，铺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长了他不来“永星斋”，大伙还念叨他。

我母亲管钮七爷叫表舅，所以后来我们都随着母亲叫，叫他七舅爷。母亲和七舅爷有着亲戚的名分却没什么实际交往，年节也不走动，只是跟舅爷的闺女大秀在交领补活的时候偶有碰面。我父亲叫七舅爷“牧斋”，在父亲和母亲结亲之前牧斋是我父亲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爱好是京戏，是美食，都是八旗子弟，七舅爷属正白旗，我父亲属镶黄旗。不同的是民国后我父亲有家底，有薪水，七舅爷是坐吃山空，倒驴不倒架，面子上还撑着，其实日子很悲惨，就如同算计“永星斋”的缸炉一样，“秋风”打得自然顺畅，不让别人尴尬，自己也不尴尬。

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注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他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副四扇屏，也拍到了220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面子软，不好意思拒绝求家，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也，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舒朗清秀，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在故宫游览，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划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592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7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满清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政法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青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就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近乎到了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副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幅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最让人糟心的是还是个网虫，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拽出来，压根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这是题外话了，还是回过头来说我的父母，我儿子的姥爷姥姥。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赋闲在家，他的“古典文化学科”专业只能钻故纸堆，没有别的用处。不久，他的师兄刘春霖在北京创办了直隶书局和群玉山房，我父亲将自己所长投入其中，又帮着王国甫办工厂，最终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美术，也算是有了归宿。和我母亲的认识，就是他在北平大学的时候。至于后来父亲在徐悲鸿办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教授，那是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的事了。

母亲说她头次见父亲是在盛夏，荷花池的荷花开得正好。父亲则说是深秋，东岳庙的金桂将要凋谢，香气正浓。母亲说不是金桂的香气，是“永星斋”七宝缸炉的香气，父亲记错了。甭管孰对孰错，他们在“永星斋”饽饽铺见的头一面应该是没错的。

父亲说那天他和牧斋（七舅爷）、润琴（刘春霖）听下午戏出来，时间还早，就到朝阳门外金台看日落。

“金台夕照”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套用的是燕昭王“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的典故，故称“金台”。真正的金台在河北，在易水河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王送别荆柯的地点就是金台，朝阳门外的金台不过是个附会，是京城外的一个高台罢了。就这个金台，在一片底矮灰房顶的旧北京也算是一个值得登临的去处了，有人专门写诗赞颂说

“高台百尺倚城都，斜日苍茫弄晚晴。

千里江山回望迵，万家楼阁入空明。”

在难见高楼的旧北京，登斯台，低回倦顾，亦能给人以千秋灵气之想。但父亲和刘春霖们那天在台上抒发的不是慨古之情，却是婚娶的余韵，他们看的戏是昆曲《钟馗嫁妹》。

70多年前的“金台夕照”是怎样一种景致今人已很难想象，只是今天地铁线还有一站叫做“金台夕照”的地名，沿着滚梯钻上地面，全是高楼，不见台，没有“夕照”的氛围，也谈不上“千里江山”的回望……当年七舅爷能借着戏曲的余韵，在土台上边舞边唱：

摆列着破伞孤灯，乘着这蹇驴儿跂蹬，

似一幅梅花春兴……

权当个冰人系赤绳，权当个月老为盟定，

权当作氤氲使巧撮合，权当作斧柯媒证……

在我的意念中，老舅爷就是在今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舞蹈，时空的叠加常常让人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么绕着圈往前走的，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便踩在了昨天的脚印上。

七舅爷在金台上到位的表演让刘状元再一次领略了八旗子弟的“精彩”，一再地夸赞，“好！好！”

父亲说，不是牧斋唱得好，是《扑灯蛾》词写得好，“俺与他一旦契合，恁与他五百年前石上结三生”，颇有日本松尾芭蕉俳句的韵味，没点儿文字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刘春霖说钟馗也是懂情，做了鬼还没忘记妹妹的婚事，充作冰人，替妹妹了却终身，是个有爱有恨的汉子。父亲说他回去要画幅“钟馗嫁妹”的工笔，那“破伞”和“孤灯”一定是要有的。几个人正陶醉在“嫁妹”的情节中，有浓云飘来，正遮头顶，呼雷闪电中洒下了瓢泼大雨。雨水在土台上砸起一片烟尘，正在舞蹈的七舅爷大叫一声“钟馗寻来也”，领头朝下跑，刘春霖和父亲紧随其后，白雨中三人在朝外大街上跑成了一条线，七舅爷在前头猛蹿，父亲在中间大步流星，胖胖的刘状元远远地落在后头使劲喘……

我对父亲的叙述持怀疑态度，刘春霖从日本回来后当过大总统秘书，当过直隶教育厅长，以这样一个身份不可能在朝阳门外的雨地里奔跑。父亲说不可能的事情多着呢，他们是同学，同学之间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七舅爷轻车熟路，照直奔了“永星斋”，舅爷聪明，他知道，到别的铺子就是避雨，到“永星斋”却是有吃有喝的好招待。三个人水鸡子一样狼狈不堪地进了饽饽铺的门，刘状元埋怨七舅爷跑得太快，七舅爷说他是怕在高台上被雷击着，大家这辈子都没干甚缺德的事，划不来不是。

饽饽铺的冯掌柜见来了巨星级人物，很是有些受宠若惊，招呼伙计赶紧找干净衣裳，在后头东屋摆了茶水点心桌，西屋自然也摆了笔墨纸砚桌。

那会儿母亲正好也在饽饽铺内避雨，她是到吉市口交补活，回来夹着一抱原料遇上了暴雨，躲进了饽饽铺，就这，头发衣裳和一卷纸样也淋湿了。母亲将盘在头顶的湿辫子松下来，那根长长的粗辫子就垂在脚后跟，垂着长辫子的母亲从玻璃后头焦急地望着街面，雨水在街上砸出一片片水泡，檐下的水哗哗地流成了一条线，母亲担心南营房简陋的屋顶能否经得住这场暴雨的肆虐，底矮的门槛怕是挡不住进水；又担心这一卷湿透了的活计，没准得全砸在手里，非但挣不到一个子儿，怕是还要赔钱。至于后来跑进来的我父亲他们一行，则根本没有进入母亲的视野和心中，母亲一如既往地看着外面的雨水发愁。水气朦胧的玻璃，刚出炉的七宝缸炉的香气，母亲苗条的背影，一条长长的辫子，氤氲出“遥望蓬莱，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的意境，父亲看得呆了。我想，父亲在那一刻并不是看上了母亲，而是看上了他意念中泛起的带有古旧温馨色彩的图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画了不少有水气玻璃背景的画作，玻璃的前头有美人背影，当然也有三两个沙果或是一只睡猫，甚至还有一支扭曲的病梅……父亲喜爱的是色彩和氛围。父亲的失态引起了刘春霖的注意，他问掌柜的可认识站在玻璃跟前的女子，未待掌柜的回答，七舅爷说那是他的外甥女，刚才净顾着往里跑，没看见窗户跟前还站着人，原来还是亲戚。七舅爷喊“盘儿”，母亲转过身来，见是舅爷赶紧请安问好，依着旗人的规矩，将七舅爷家的蛐蛐和鸟都问到了。

母亲娇好的面容让父亲惊异，不能忘却，那天他几位应冯掌柜之邀在西屋“留下墨宝”，父亲写的竟是“清素若九秋之菊”，冯掌柜有些迷惑，父亲说他赞的是永星斋的七宝缸炉，其实父亲夸的是母亲，跟人家饽饽铺没一点儿关系。刘春霖喝了半碗茶，坐在八仙桌前默默地动开了心思。后来饱蘸浓墨给饽饽铺提了一幅联

翠烟金台，细品钟馗嫁妹；

白雨永星，和鸣凤凰于飞。

除了“永星”二字，同样跟饽饽铺没关系。

七舅爷懵懵懂懂吃了冯掌柜半盘子新出炉的缸炉，提了两匣子人家送的芙蓉糕和萨其玛，心满意足，坐在太师椅上有些犯困。

雨过天晴，冯掌柜给雇了车，三个人高高兴兴散了。

母亲回到了南营房的家，屋内并没有漏得一塌糊涂，因为屋顶上被老记盖了苫布，母亲自是感激，到53号院里谢了，老记的爹说，你们家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用不着分那么清楚。

其实老老纪的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母亲在喷香的开花豆冲击下，思想防线完全垮塌，她想，如果这个时候老老纪跟她提起纪家老二的婚事，她会一口答应。可偏偏的，那天老老纪错过了这个好机会，老老纪什么也没说。

我舅舅那会儿正在书场听书，听的是《薛里征东》，直到天黑才回来。